叙事经济学

第2章

知识融通之旅

对我来说，思考叙事经济学一直是一场知识融通的发现之旅。“知识融通”这个词是在1840年由科学哲学家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提出来的，在1994年由生物学家威尔逊（E.O.Wilson）予以了普及。它指的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统一，尤其是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知识统一。在探究经济的真实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化时，所有这些学习知识的方法都是紧密相关的。只要一个人意识到经济是由有意识的、活着的人构成的，这些人会根据带有情感和观点的故事审视自己的行为，那他就会发现自己需要多种不同的视角。因此，叙事经济学需要用上大多数大学院系的理论概念。

不幸的是，现在各个学科往往都变得比较孤立。研究人员无法做到无所不知，所以人们在冲动之下会觉得一个人必须从事专门研究，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做到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在一个狭义的主题上掌握了所有相关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研究人员只能接受这种现实。但是这种冲动有时会走向极端，而且往往会导致过度专业化。

经济学家在尝试弄明白历史重大经济事件的时候很少会关注与这些事件相伴的重要叙事。如图2.1所示，经济学远不如其他大多数学科那样关注叙事的重要性。所有学科都越来越重视叙事，但是，即使偶尔有人呼吁采取更全面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经济学和金融学也还是处于落后地位。 [1]

图2.1 提及“叙事”一词的论文在所有学科论文中的占比

注：近年来，所有领域都越来越关注叙事，但经济学和金融学相对落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JSTOR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也没有兴趣拿他们在工作中所用的书面文字数据库来研究叙事。当他们确实在出版作品中用到这个词时，通常是随意而离题地用这个词指代一个在他们眼里应该受到批判的传统观点。此外，他们很少记录叙事的受欢迎程度，讲述它们那些充满人文趣味的故事或考量其受欢迎程度对经济的影响。最后，“叙事”这个词往往出现在标新立异或普及推广类经济学期刊上。然而，初具雏形的叙事经济学理论有望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重大经济事件，就这一点来说，经济学家可以而且应该更多地了解叙事并收集本章所说这些领域的学者的见解。本章可以说是一次知识融通的练习。它总结了各个领域的学者如何利用叙事拓展学科内和跨学科知识；同时，它也奠定了一个基础，经济学家可以基于此，对叙事展开更具想象力的思考。

流行病学和叙事

近百年来，医学院一直在对流行病的传播构建数学模型，因此这个领域发展得非常完善，其中很多成果都有望应用于经济学。流行病学生成的可不止一种模型，而是多个可以应用于不同环境的不同模型；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这一点对本书来说非常关键。如果有人想要详细研究这些数学模型，可以参见书末附录，了解这些模型的概况及其有可能应用于经济叙事的地方。

历史和叙事

历史学家一直都对叙事欣赏有加。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拉姆齐·麦克马伦（Ramsay MacMullen,2003）在《感受历史：古代与现代》中指出的那样，要想深刻理解历史，就需要推断出那些历史创造者的想法，也就是说，他们的叙事是什么样的。他并没有从字面上强调叙事的概念；他曾告诉我，他想用一个词表达“促成某些情绪反应的刺激因素，可是没有这样的词”。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弄懂人们的行为，就得研究“那些带有激励作用的术语和形象”。比如，他认为，要想真正弄明白美国为什么会爆发内战，就得深入研究那些绘声绘色的故事，比如1837年一则新闻报道了愤怒的暴徒在伊利诺伊州奥尔顿枪杀主张废奴的报纸编辑洛夫乔伊（E.P.Lovejoy）一事。这个带有煽动性的故事将北方的反奴隶制情绪推向了持续多年的狂怒。除非我们将相关叙事的情感力量纳入考量，否则，有关美国内战在何种程度上因奴隶制而起的学术讨论就不可能得出确凿的结论。

已故经济史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在2005年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认同了麦克马伦的这一看法。这本书着重强调了人类意向在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意向基本上以叙事的形式展现。

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心理分析和宗教研究领域的见解

在社会科学领域，重视流行叙事研究的学派在过去半个世纪纷纷兴起。这些研究被命名为叙事心理学 [2]

、叙事社会学 [3]

、叙事心理分析 [4]

、宗教研究叙事法 [5]

、叙事犯罪学 [6]

、民俗研究 [7]

、口碑营销 [8]

等。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让人们解释他们的生活目标或人生观，那么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一旦给他们一个讲述个人故事的机会，那他们就会两眼放光，而这些故事也揭示了他们的价值观。 [9]

譬如，我们发现，在采访监狱囚犯时，当我们请受访者讲述其他囚犯的故事时，一般会得到较好的回应，而这些故事表达的往往不是道德缺失感，而是道德变化感。

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学家威廉·奥巴尔（William M.O'Barr）和经济学家约翰·康利（John M.Conley）采访了一些投资经理并请他们谈谈自己的业务，结果发现公司员工普遍倾向于讲述有关公司成立及其价值观的故事。 [10]

各家公司的故事都有一些共同特征，类似于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始部落用来讲述自身起源的创世神话。这样的故事往往聚焦于一位男性（极少数情况下是一位女性），这个人在创建部落——或者说，在此处应该是创建公司——的时候展现了非凡的远见或勇气。这样的叙事倾向于回归到创始人的故事，从而让很多讲述公司现状的故事更具说服力。

文学研究和叙事

有关经济叙事的思考将经济学家带到了一个他们通常不大熟悉的大学角落——文学系。一些文学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原型” [11]

和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幻想” [12]

等心理分析的启发，他们发现，虽然故事里的名字和环境因故事而异，但某些基本的故事结构反复被人使用，这表明人类的大脑可能带有针对某些故事的内置接收器。约翰·卡维提（John G.Cawelti,1976）将他所说的“公式故事”分类为“冷面侦探故事”或“哥特式浪漫故事”。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1984）发现所有民间故事里都出现了31种“功能”，它们的名字非常抽象，如“违背禁令”和“罪行与缺乏”。罗纳德·托比亚斯（Ronald B.Tobias,1999）认为，所有小说都不外乎20种经典情节：“探寻、探险、追逐、解救、逃跑、复仇、推理故事、对手戏、落魄之人、诱惑、变形记、转变、成长、爱情故事、不伦之恋、牺牲、自我发现之旅、可悲的无节制行为、盛衰沉浮。”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 Booker,2004）则认为故事只有7种基本情节：“斩妖除魔、白手起家、探险、远行回归、喜剧、悲剧和重生。”

文学理论家玛丽·克拉格斯（Mary Klages,2006）表示，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这些列举所有基本故事架构的做法属于“过度还原、去个性化”。 [13]

虽然她驳斥了其他学者的基本情节列表，但她也表示：“结构论者认为，将片段和规则组织成有意义体系的机制来自人类的思想本身。” [14]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1992）认为，叙事学应该关注“叙事如何影响身为读者的我们创造理解模式，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和想要这样的塑造秩序”。 [15]

布鲁克斯认为，结构良好的叙事会“激活意义构建过程”并实现“对意义的热忱追求”, [16]

而对叙事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心理分析。

俄罗斯文学家加利·索尔·默森（Gary Saul Morson）近来与经济学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合作推出了著作《金钱与情感》（2017），他们在书中指出，如果能够更好地欣赏伟大的小说作品，将有助于改进对经济生活的建模，因为这些作品能够带领我们贴近人生经历的本质。

神经科学、神经语言学和叙事

叙事是词语的排列组合，因此语言学与之息息相关。除了隐喻用法之外，词语既有简单直接的含义，也有内在含义。现代神经语言学研究了支撑叙事的大脑结构和组织。 [17]

传播性叙事通常像隐喻一样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暗含了一些故事中根本没有提及的观点、机制或目的，实际上，它只是借故事之名而已。人类大脑喜欢围绕着隐喻运转。比如，我们会在讲话中随意地加入战争隐喻。我们会说某个论点“一败涂地”或“无力防守”。人类的大脑注意到了这些词语与战争叙事的关联，只不过这种关联并不全都是有意识的关联。这种关联暗示了其他可能性，从而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因此，当我们说到股市“崩盘”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1929年的股市崩盘及其后果。语言学家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和哲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2003）认为，这种隐喻不仅是绘声绘色的写作方式和说话方式，而且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结论。神经科学家奥辛·瓦塔尼安（Oshin Vartanian,2012）指出，从人类大脑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来看，类比和隐喻会始终如一地“准确激活”同样的大脑区域。也就是说，人类大脑在构造上似乎会对那些导致类比联想的故事做出反应。

知识融通需要协同研究

本章简要总结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解叙事传播的方法，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专家之间的协同研究将有望革新经济学。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流行病学家的观点和见解，他们的模型成功地预测了流行病的未来发展轨迹，并解释了如何抵御这些流行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经济学家可以借鉴这些流行病学模型改进自己的模型和预测。经济学和流行病学的结合将是本书的第一个知识融通示例。

[1] 例如，人们在呼吁采取更全面的经济研究方法时，要求研究“社会动态”和“大众模型”（Shiller,1984）,“文化学”（Michel et al.,2011）或“文化组学”（McCloskey,2016）；或更多的“叙述性”（Morson and Schapiro,2017）或“虚构的期望”（Beckert and Bronk,2018）或“诊断性期望”（Gennaioli and Shleifer,2018）、“政策传奇和民俗主义者”（Fine and O'Neill,2010）或者将“预期变化”转变为“经济波动直接驱动因素”的新闻时面临的“信息处理困难”（Beaudry and Portier,2014）。

[2] Sarbin（1986）.

[3] Berger and Quinney（2004）.

[4] Rashkin（1997）.

[5] Ganzevoort et al.（2013）.

[6] Presser and Sandberg（2015）.

[7] Bettelheim（1975）.

[8] Kozinets et al.（2010）.

[9] O'Connor（2000）.

[10] O'Barr and Conley（1992）.

[11] Jung（1919）.

[12] Klein（1921）.

[13] Klages（2006），第33页。

[14] Klages（2006），第33页。

[15] Brooks（1992）,location 74.

[16] Brooks（1992）,location 749.

[17] 有关神经语言学，请参见Kemmerer（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