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经济学

第17章

杯葛、奸商和邪恶企业

对企业的愤怒会随着时间变化。当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时，人们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企业是邪恶的。叙事将价格上涨归咎于企业的盛气凌人；在通胀结束之后，如果公众认为价格仍然过高的话，那公众的愤怒就有可能会持续下去。愤怒也有可能在企业削减工资的时候被激化。这种愤怒既有可能导致有组织的杯葛（即抵制）活动，也有可能导致民众自发地将消费推迟至价格降低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从道德层面审视自己的支出决定，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愤怒叙事也可能会与一些自私自利的想法——比如将消费推迟至价格下降之后——交织在一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类愤怒叙事在重大经济事件中的影响，如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1920—1921年的萧条、大萧条和1974—1975年的衰退。现如今我们偶尔会瞥见这样的愤怒，在将来也许会看到它再次崛起。

杯葛叙事

“杯葛”这个词从1880年起开始进入全球大多数主要语言的词典（不同语言会稍做变动）。查尔斯·杯葛（Charles C.Boycott）之所以声名远播，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杯葛，而是因为他是最著名的杯葛受害人。杯葛是爱尔兰一个外居地主的土地管理人。由于1880年的农作物歉收，他提出将承租农民的租金削减10%，但租户要求削减25%。他拒绝了这一要求。爱尔兰一个土地承租人组织随后呼吁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反对杯葛。1880年10月，杯葛致信《伦敦时报》的编辑，描述了自己的悲惨处境：

9月22日，一名传票员在17名警察的护送下，退回到我家中寻求保护，叫嚣的人群跟在后面，冲着我的家人大喊大叫。第二天，即9月23日，人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我的农场上，大概有近百人来到我家，要求农场上所有的工人、劳力和马夫都离开这里，永远别再为我工作，不然后果自负……他们警告商店老板不得再向我家供应任何物品……我找不到工人做任何工作，而且“土地联盟”已经公开宣称将我的这片废墟列为他们的目标，除非我放弃一切，离开这个国家。 [1]

这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但它为什么会像病毒般传遍全世界呢？首先，它带有争议性。一方面，针对杯葛本人的行动似乎冒犯了人类的情感，但另一方面，它触及了不平等加剧以及财富和权力集中的显著问题。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这一次人们开始觉得，以整个社群发动杯葛的形式寻求道德支持可能会是一种有力的工具。的确，杯葛对劳工来说似乎是一种更胜一筹的新策略，因为它涉及整个社群，而社群本身并没有直接从中受益。这似乎可以证明这样的行为是出于道义，而不是自私自利。这一想法极具传播力，并广为传播。

“杯葛”最终将成为它构成的经济叙事的核心。像其他一些叙事一样，它以情感反应为中心，此处指的是对商人的愤怒。杯葛叙事会让人产生阴谋无处不在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由愤怒生成的。我们将在本章看到，杯葛叙事和该叙事星座中的其他叙事往往会在社会上出现大规模责难暗流的情况下重新现身，而且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消费意愿和妥协意愿。

杯葛叙事的病毒式传播

劳工历史学家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在《美国工会的杯葛行动》（1916年）中写道：

几乎没有任何警示，杯葛行动就在1880年突然出现，并成为接下来10~15年里最有效的武器。没有哪件事物鄙俗到能够逃脱它的影响，也没有哪个人高贵到能够逃脱它的影响。 [2]

杯葛叙事在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公众开始对连续不断的杯葛感到厌倦。当大多数人开始对杯葛感到怀疑和厌烦时，杯葛的道德力量就消失了。正如沃尔曼所说的那样：

美国劳工联合会发挥影响力，促使其会员在行使杯葛手段时更加克制。事实上，从1893年到1908年，它的绝大部分立法行动都旨在控制对杯葛手段的频繁使用。在1894年的大会上，执行理事会坦言“过多批准此类申请是不切实际的。精力会过于分散，无法达到最佳效果”。此后，每隔几年就会有新规出台，以限制杯葛行动的批准门槛。 [3]

但是杯葛行动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整个现代经济史中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每一次，只有在其背后的叙事强劲有力的情况下，杯葛行动才能持续。一旦背后的叙事减弱，杯葛行动最终也就土崩瓦解。

奸商故事通过一战使杯葛叙事重获生机

新兴的奸商叙事与杯葛有所关联。图17.1显示了“奸商”一词的传播力，这个新词反映了人们对商人的愤怒。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912年。它在一战期间及战后那段时间被频繁提及，其使用频率在1920—1921年的萧条期间达到高峰。“奸商”模仿了较早的“私掠船”（privateer）一词，后者是指在政府的支持下劫掠外国敌方船只的海盗船。这种生动的意识图像增强了奸商一词的传播力。当时与之相关的表述有“超额利润”，还有我们前文所说的“杯葛”。

图17.1 “奸商”一词在书籍(1900—2008年）及新闻和报纸(1900—2019年）中的出现频率

注：“奸商”一词经历了一次短暂但强劲的流行，这次流行始于一战，但是直到1920—1921年的萧条期才达到最高峰。

资料来源： Google Ngrams（没有进行平滑处理）和作者根据ProQuest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1918年，即一战的最后一年，《纽约论坛报》刊出了一则这样的叙事：

据《克利夫兰老实人报》报道，当地有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两个男人在有轨电车上谈论这场大战，其中一个人说：“对我的工厂来说，战争简直是天赐之福。”另一个人笑着回答说：“如果再打上两年仗，我就能过上逍遥快活的日子啦。”故事接着说道，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站起来，用雨伞狠狠地抽打那两个男人，一边打一边说：“如果战争对你们来说意味着那些，那么你们说的话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这个！” [4]

这则叙事给人留下愤怒女子把雨伞当作武器的强烈视觉影像，极具感染力。这则叙事和类似的叙事在战后经久不衰，在之后的数年里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企业的态度。

1920—1921年的萧条是自现代统计学问世以来美国历史上最急剧的萧条（意指最快的衰落和复苏）。当时，人们将这次萧条称为“战后萧条”，此外也出现了不带连字符、明确指代一战的战后（postwar）一词，因为一战被视为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转折点。将一战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说法在一战期间和战后风靡一时。数十年后的二战使一战黯然失色，战后一词的含义也改为指称二战之后的时期。其结果就是，1920—1921年的萧条失去了一个独有的名字。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在2014年的一本著作中建议称之为“被遗忘的经济衰退”，这也正是他这本著作的名称。

话虽如此，1920—1921年的萧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仍是一则很有影响力的叙事。前一次萧条为后一次萧条提供了部分脚本。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萧条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每一起重要事件都被放置在了“战前”或“战后”的情境之下。譬如，从一战中幸存下来的20来岁的士兵到了1933年的时候已经年过30，他们仍然维持着战友之间的情谊，很多人也还在默默舔舐战争留下的创伤。两次萧条也都引起了公众对企业的愤怒之情，那个愤怒的女子用雨伞抽打两个商人的故事就反映了这一点。

恢复“常态”

一战结束之后，在战后通胀率总计达到100%的情况下，通货紧缩叙事在1920年开始传播。声称消费者价格将大幅下跌的报道极具传播力，因为它是与奸商叙事相关的。在1920—1921年的萧条时期，有上千条新闻报道指称某些价格已经降至战前1913年或1914年的水平。报纸撰稿人和编辑知道，这样的报道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旦战争结束，价格自然而然就会回归到原来的水平：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够感知的“回归常态”，它最终有可能会鼓励消费者购买新房或新车，但前提是价格完全降下来。

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种种言论进一步让人觉得价格将会跌至战前水平。总统候选人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频频使用“常态”一词描述一战之前的全球局势，并承诺将会让一切恢复如初。“常态”一词在1920年之前的使用情况也有据可查，这个词并不是哈定发明的，但它在1920年之前很少出现，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是哈定创造了这个词。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并频繁使用“大大地”（bigly）和“巨大的”（yuge）等词，而哈定使用“常态”一词的频繁程度与之不相上下。无论是在哈定还是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都有一些词句为叙事提供了具体含义，这些经常被人拿来谈笑的词句基本都成了相关叙事的名称。对哈定来说，“常态”一词反映出一种将1920年的萧条与战争留下的未愈创伤混为一谈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一则感情强烈的时代叙事。

哈定在1921年3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总结了他在1920年竞选过程中强调的观点：

战争引起的动荡也在企业界得到了反映，而企业界则流动着我们物质生存的血脉。经济机制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不正常的需求、信贷膨胀和价格飞涨，不免会导致冲击和震荡，使经济机制深受困扰。正常的平衡受到损害，分配的渠道遭到堵塞，劳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对此我们必须细心而又大胆地设法加以调整。我们的人民应当既有付出又有所收获。战时活动的热潮正在消退，物价也应当随之趋于平稳正常。过去的工资水平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战争照例要引起薪酬的调整，而且人们的生活所需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变化，但我们必须争取恢复常态，以期实现稳定。 [5]

买还是不买

在20世纪20年代伤痕累累的情感氛围中，对于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无论是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实际操作，等待价格下跌以后再购买非必需品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策略。但是，推迟购买的做法促成了萧条。一位观察人士在1920年写道：

公众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所以拒绝用战时价格购买商品。东西摆在货架上动也不动，因为人们根本不去购物。 [6]

民众的怒火不断上涨，并对牟取暴利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发起了抗议。这些抗议活动旨在让一条基本经济原理发挥作用：

如果人们决定只购买必需的食品或其他东西，那么无情的供需法则就会自动运转起来，让一切回到更加正常的状态。 [7]

因此，在人们等待价格回归到1913年“正常”水平的时候，节俭成为一种新的美德。

为什么是1913年呢？在1920—1921年的萧条之前，美国劳工统计局于1919年发布了权威的零售价格指数，这也是现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前身。该指数使用的历史数据始于1913年，即一战爆发之前一切都还安宁祥和的那一年。 [8]

从这一指数可以看出，价格在1913年之后出现了大幅上涨。因此，1913年成了价格比较的基准，消费者打算等价格降回到1913年的水平后再去购物。劳工统计专员罗伊尔·米克尔（Royal Meeker）在1920年1月表示：“我们在1913年嫌弃过的价格现在成了理想价格。” [9]

他指出，所谓的理想价格是错误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在1913年的基点为9.8。到1920年时，它已经翻了一番以上，变成20.9，到1921年中它又跌到了17.3。要想重新回到9.8，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在通货紧缩的极端情况下，添油加醋的通货紧缩叙事攒起了足够的情感传播力并像病毒般传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购买量就会锐减；消费者会报复性地推迟购物，直至价格再次回到合理水平。愤怒取决于叙事；因此，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时期的通货紧缩和衰退萧条之间并没有持续的强相关性。 [10]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叙事营造了一种浓厚的等待价格下跌的氛围。叙事声称，推迟购物不但是明智的决策，也是合乎道德的、负责任的做法。

牟取暴利和公平工资叙事

战争结束至1920年的价格上涨被普遍视为商人的过错，他们的身上被贴上了当时流行起来的“奸商”标签。之前的战争中也有过一些词被用来批评那些从战争中获利的人（鹰身女妖、敲诈犯、剥削者、黑市贩子、吸血虫、吸血鬼、窃贼），但似乎没有哪个词像“奸商”这样具有传播力，这个词让人想到在战时英雄的白骨上累积起来的战争财富。奸商让人想到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大公司，而不是小规模的个体投机者，因此让人觉得有必要采取强力杯葛之类的集体行动。从当时的美国来看，杯葛还有一个附加好处，那就是它们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联。

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奸商”一词出现在很多叙事中，并不仅限于商业专栏的报道。战争期间的教堂布道开始抨击走高的食品价格，批评商人的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苦难，这些商人没有表现出什么悲悯或敬畏之心。 [11]

还有一些叙事声称有律师收集了在战争中失去家庭成员的美国家庭的名称和地址。这些律师撒谎说，阵亡士兵的家人需要律师出面才能申请政府福利，他们让这些家庭签署一份合同，承诺把20%的政府福利金付给这些律师，然后才肯带领他们走完申领政府福利的各种手续。 [12]

看了这样的叙事，就很容易理解这种牟取暴利的行为为什么会引发极端强烈的反应。

战争在1918年结束，但奸商叙事并没有随之停止。在战后通胀时期，即1920年和1921年，下面这样的叙事传播开来：过高的价格让消费者怒火高涨，他们痛斥奶店，并告诉肉店他们要集体罢购，以求泄愤。经济学家知道战争时期的通胀为什么会一直持续至1920年（负债累累的政府既要面对饱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烂摊子，又不想提高税收或提高利率，这导致赤字进一步扩大），但是广大民众不知道。公众开始将战时经历和战后经历视为善与恶之间的战斗。知名作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在1920年写道：

因此，每个角落都有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在谴责这个肮脏世界的暴行和劫掠。屠夫对鞋商的牟取暴利感到震惊；鞋商对戏票倒卖商的厚颜无耻感到震惊；戏票倒卖商又对房东的霸道专横感到震惊；煤炭工人提出的要求让房东无语问天；而屠夫索要的价格又让煤炭工人崩溃。 [13]

我们可能会问：这些人应当被称为奸商吗？他们唯一的罪行似乎就是在通胀时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品。欧文·费雪在1922年访问了德国，在那里，战后的通胀持续了更长时间并最终发展成恶性通胀。他回想起自己与一位“非常睿智”的女士的对话，这位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她卖给费雪一件衬衫。在通胀率不断攀升的形势下，这件衬衫的价格显得异常低廉。

她害怕被人视为奸商，她说：“我卖给你的那件衬衫，我要是想再进货就得花掉我找你要的那么多钱。”我还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以这么低的价格卖掉它，她就继续说道：“但我已经赚到了，因为我当时的进价更低。” [14]

随后，费雪极力指出，战前的价格或“1913年的美元”并没有任何道德含义或特别之处。德国人对暴利的不满和抱怨与美国民众在1920年的不满和抱怨很相似：从一战停战到1920年6月的那19个月里，消费者价格上涨了28%：

锡拉丘兹（纽约州）,6月2日：尤蒂卡市服装经销商约翰·罗伯茨公司被判在11项商品上存在牟取暴利行为，联邦法官哈兰德·霍伊（Harland B.Howe）今日对其下发了55 000美元的罚单……政府表示，公司存在以下销售行为：进价16.75美元的连衣裙，售价是35美元……进价6.50美元的围巾，售价是25美元。 [15]

由于高通胀率，这家服装经销商使人产生了高额利润的错觉。经济学家试着对其中一些运行机制做出解释：

但是，高昂的价格会导致另一种不公正现象，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商人——制造商、承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能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在价格飞速上涨的时期，他们几乎可以说是不得不接受这种利润。在过去这五年里，商人们只要在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的时候把商品摆在货架上存放起来，就可以发家致富。这才是“暴利”的真实原因。这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商业领域的恶习，也不会因为将人关进监狱就能被制止。这是疾病的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 [16]

这种说法可能只说服了少数一些完全不懂通胀对公司利润真正影响的人。相反，大多数人都有可能被奸商叙事的流行裹挟，认为商业领域已经养成了价格欺诈的“恶习”。直到消费者价格开始下跌之后，民众对暴利的关注才开始减退，但关注的减退并没有与价格的下跌完全重合，因为愤怒叙事的流行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

美国的通胀在1920年6月结束，尽管消费者价格再也没有回到1913年的水平，但价格还是迅速回落。在那之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一直都很高涨。有人在1920年一封给报纸编辑的信中写道：

超额利润恰如其名，它是暴利的果实，是高利盘剥；要说这世上有什么东西应当被征税，那无疑非它莫属。事实上，应该对之处以监禁乃至更严厉的惩罚。 [17]

政府非常重视这样的情绪。1917年，在一战期间，美国对超过1911—1913年水平的利润征收了60%的超额利润税。超额利润税直到1921年10月才被取消，因为民众对企业的愤怒情绪在战争结束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消退。超额利润税加剧了1920—1921年的萧条，因为公司纷纷等到这个税目被取消之后才开始盈利。同时，人们之所以推迟购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自私自利的奸商感到愤怒，还因为人们认为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有机会从推迟购买中获益。

也许我们应该将1920—1921年的萧条视为一次由于消费者杯葛导致的萧条。1920年1月，美国参议员亚瑟·卡珀（Arthur Capper）称“奸商比极端分子还要危险”，并敦促消费者“拒绝购买高价商品，抵制那些牟利的猪”。 [18]

如果用当时的另一种说法来表述，也许这次萧条其实是“1920—1921年的买家罢工”，这也正是“杯葛”这个词的核心要义。

在1920—1921年的萧条时期，人们也非常关注自己是否拿到了“公平工资”。某些公司削减员工工资的做法有时会火上浇油，进一步加剧人们对所谓奸商的愤怒。这些公司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指出，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他们无力继续支付高工资。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应该看出，减薪在有些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有关减薪必要性的解释并没有形成具有传播力的叙事。工会代表往往没有意愿向成员解释雇主的困境。相反，他们发现，让那些宣扬邪恶管理层的故事保持活力，更有利于他们自己。

“公平工资”一词的出现频率走势图遵循的模式与“奸商”一词的模式极为相似。不过，从19世纪末开始蔓延的“公平工资”一词在涨势上更为迅猛。在书籍中，“公平工资”一词的出现频率大约在1920—1921年的萧条时期达到最高点。在ProQuest上，这个词被提及的频率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达到最高点。

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Janet L.Yellen,1990）提出的“公平工资—努力程度”假说认为，如果员工认为自己没有拿到公平的工资，他们往往就会报复性地放慢工作速度。阿克洛夫和耶伦在提出这一理论时，似乎认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一样适用，但现在看来，不断变化的叙事可以提高人们对公平工资的关注程度。

结束1920—1921年急剧衰退的叙事

似乎并没有什么一目了然的理由可以解释1920—1921年的萧条为何戛然而止以及公众对暴利的关注为何会减退。推测起来，想必是当时出现了一些现今已经难觅踪迹的流行叙事，使人们不再那么期待价格的下跌，对高昂的价格也不再那么愤怒。

1920年的夏秋两季有很好的收成，虽然这可能算不上一个可靠的先行指标，但在很多人的眼里：

我们今年种了很多庄稼，而大丰收必然意味着好光景。战争并没有破坏自然法则。 [19]

1920年末，加拿大著名银行家埃德蒙·沃克爵士（Sir Edmond Walker）提出了一个理论来解释价格为什么不会跌回到1913年的水平：

（消费者价格远高于战前水平的）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而且，只要战争债务的沉重负担带来异常沉重的税收和高昂的租金，这种情况就必然会持续下去。 [20]

到1921年4月，开始有说法称“价格慢慢稳定在了和平时期的水平，暴利活动减少了”。 [21]

据称，很多农民在1921年时已经将大部分农产品恢复到1913年的价格水平。 [22]

因此，到了那个时候，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理由再把购买推迟到价格下降之后。而且，企业——以及财富——已经不再那么邪恶，人们也就不再有更多的抵制冲动。民众越来越愿意支出。据称，到1921年的时候，女性开始佩戴更为显眼的珠宝首饰。 [23]

孩子们带着钱而不是午餐袋去上学，他们会为自己购买昂贵的午餐。一种“顺势前行的精神”在1921年下半年显现：

每个人都比以往更为悠然自在，他们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街道上的车来车往就是明证。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货币支出。 [24]

1921年的快速复苏可能要归因于这些新的叙事，而不是政府为重振经济采取的刺激措施。

1920—1921年萧条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比较

劳工历史学家发现，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在1920—1921年萧条时期，劳工更能够接受因价格下跌而减薪的理由。 [25]

在前一个时期，工会数量较少，力量偏弱，因此工会宣传也就没有那么强大的传播力。因此，雇主在1920—1921年就能够更有效地证明，由于通货紧缩，他们必须削减工资；他们指出，由于产品定价下降，他们拿来支付工资的收入减少了。詹姆斯·格兰特在《被遗忘的经济衰退》（2014）一书中指出，这种工资灵活性是1920—1921年萧条相对较快结束的原因所在。

相反，20世纪30年代的叙事将雇主削减工资的理由描述成纯粹的贪婪和谎言。一些神职人员采取了与商人对立的政治立场，因而受到了批评：

一些神职人员以为自己被赋予了宣讲经济学而不是宗教教义的特殊权力，于是投身于工资问题，全凭意气用事。他们满怀激情地敦促实行最低工资和最短工时，而且有理有据地站在人道主义的制高点上，使得那些同样有理有据地站在人道主义制高点上反对监管的人发现，自己跟血汗工厂老板一起，被列为人类进步的敌人。 [26]

在这样的言论下，雇主很难通过削减工资来避免裁员，也很难在公众眼里保留好印象。此外，正如第13章所述，1933年6月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规定企业不得减薪，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政策也加大了企业减薪的难度，即使在最高法院于1935年5月裁定该法案违宪之后也还是如此。 [27]

这些法规折射出了大萧条时期的叙事，即削减工资是邪恶的做法。即使没有这些法规，企业也很难通过削减工资来应对价格下降。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回归常态”的叙事并不那么突出，但也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寂。人们对1920—1921年萧条的认知与对大萧条的认知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他们眼里，前一次萧条只是战后回归常态的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一次流感般的流行。但是，人们在解读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和价格下跌时则是通过另外一些叙事的透镜，这些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颇为流行，如信心叙事（第10章）、节俭叙事（第11章）、技术性失业叙事（第13章）和1929年的股市崩盘叙事（第16章）。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杯葛和奸商

在1929年10月28—29日的股市崩盘中，人们开始提到1920—1921年的萧条。 [28]

在人们的心目中，上一次重大危机总会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类故事依靠人们的记忆增强传播力。尽管在大萧条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叙事认为当前的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是1920—1921年事件的重演，但更大范围的大萧条叙事必然会有某些基本的不同之处。20世纪20年代的叙事强调了一战造成的苦难，但在10年后的30年代，这种叙事不再那么盛行。但是，通货紧缩的情况却基本一样。1920—1921年的消费者价格下跌似乎是最大幅度的下跌。在1929年之后，很多人都预计价格会像1920—1921年那样大幅下跌，因此他们选择推迟购买，等价格下跌到底再说。

1929年10月28日至29日的股市崩盘过了大约一个月之后，新闻媒体大肆报道称，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购物季期间，美国零售销售出现了疲软迹象。新闻报道称圣诞节购物情况一如往常，但奢侈品购买出现疲软。购物情况之所以一如往常，完全是因为降价销售的缘故。这种变化要归因于“股市崩盘带来的心理影响”。 [29]

经济学家预计这次收缩会像1920—1921年那次一样短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胡佛总统等人会在1930年自信地表示，始于1929年的这次萧条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公众并不大相信胡佛总统。当大萧条在1932年接近谷底时，有一种叙事坚持认为，消费者价格最终将在1933年跌至1913年或1914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价格还要再降20%，超出当时所知的消费者价格的最低水平。 [30]

这则叙事为人们推迟购买消费品提供了理由。凯瑟琳·哈克特在1932年写道：

我看了经济学家的很多预测，这些预测足以说服我相信，我对未来价格趋势的看法和大家的看法一样，很有道理。家庭主妇在商品市场价格下跌时的操作就和投资者在股市下跌时的操作一样；她会坐等价格稳定下来，在那之前，除了必需品之外，她不会购买任何其他商品。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也知道，如果2 000万家庭主妇都这样做，那么商业复苏将会被无限期推迟。 [31]

这段话揭示了消费者行为的一些重要之处。哈克特将消费者行为比作股市投机者的行为，后者不相信专家的意见，在预测个股价格时感情用事、自以为是。她也提到，这类猜测叙事广为流传。主妇在言谈之间肯定就像投机者一样，相互交流她们在变化莫测的消费者价格变动中所做的明智决策和失误操作，并交流成功和失败的购物经验。即使普通购物者预期会出现（非负数）通胀，但是，如果声称价格有望下跌的情绪高涨的叙事有着更高的传播力，那最后的结果将是消费者支出大幅净减。

奇怪的是，经济学家没有更多地通过女性的言谈来了解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萧条时期的购物模式。根据那个时代的性别分工，男人可能负责股票操作，女人则负责购物，有鉴于此，女人肯定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讨论自己根据直觉制定的购物策略。书写历史的男性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因于男性总统、银行家和商业领袖的重要决策，但造成萧条的关键决策（即推迟购买的决策）可能更多来自女性。事实上，在1932年大萧条跌入谷底的时候，据说有一位查尔斯·福斯特夫人这样告诉一个女性团体：

当今美国女性手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其巨大的购买力。我们得知，美国收入的85%是从她们手上花出去的。如果想更好地推动舆论，推动人们像往常一样支出，有什么比她们亲身示范来得更有效呢？ [32]

同时，就像1920—1921年的萧条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出现了很多杯葛行动：杯葛德国和日本商品，杯葛与犹太人有关的商品。德国人开始杯葛西方商品。所有这些杯葛行动都必然产生经济影响。

“现在就买”运动

在大萧条初期，美国曾经尝试过建立起一种道德责任感，以此来应对议价热潮，这种热潮导致了消费者的推迟购买决策。 [33]

华盛顿特区商会在1930年发起了一场运动，口号是“现在就买，共创繁荣”。一个“繁荣委员会”要求所有教派的牧师参与进来，“通过布道宣讲繁荣”，从而“刺激生产，缓解失业状况”。 [34]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发起了自己的“现在就买”运动，要求爱国公民克服等待更低价格的念头，尽一份力推动经济发展。 [35]

1933年8月，一场名为“8月购买季”的运动请求爱国人士专门在8月份购买零售产品，这是一年中零售业销量最低的月份。消费者被告知，8月是很多水果和蔬菜的“装罐季”，因此正是购买它们的大好时机。这场运动大力宣传消费者价格的季节性，暗示价格日后将会上涨，明智的消费者这时就应当出手购买。 [36]

很显然，“现在就买”运动的开展是为了应对已经流行起来的“价格即将下跌”叙事。

后来的杯葛叙事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经历了1920—1921年萧条及杯葛行动的再次上演。但是，政府当局这一次回想起了1920—1921年的叙事并以此指导他们的回应措施。在战争于1945年结束之后，美国当局继续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战时价格管制，以防止一战后的通胀再次重演。1945年4月至10月之间出现了一次与军人复员相关的非常短暂但相当急剧的衰退，根据评估，在这次衰退中，价格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在美国政府解除管制之后，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到1949年，价格已经比1945年高出约30%。有关消费者杯葛和消费者罢工的言论再次甚嚣尘上，1949年出现了一次与1920年那次相似的萧条。报纸再次报道说，消费者在等价格下跌以后再购买可推迟购买的商品。

1973—1975年的严重衰退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次贸易禁运，这是一次卖方杯葛行动。阿拉伯石油禁运始于1973年10月的阿拉伯—以色列（赎罪日）战争期间。在这次禁运中，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限制了石油供应，该组织同情袭击以色列并即将战败的阿拉伯国家，而美国则站在以色列一边。这次禁运是一次由原则或情感推动的事件，虽然战争在它开始的当月就宣告结束，但禁运却持续了很久。这是对阿拉伯国家的道义支持宣言——虽然在参战的五个阿拉伯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伊拉克）来自由11个成员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围绕1973—1975年经济衰退的很多叙事都源于民众的愤怒。关于这场衰退，最常被人提及的原因，即石油输出国组织抗议美国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石油价格突然涨到原来的4倍，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引起了消费者的愤怒，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在处理石油配给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报道，如汽油的单双号配给。（如果车牌号末位是奇数，车主就只能在奇数日加油；如果车牌号末位是偶数，车主就只能在偶数日加油。）较高的油价导致了较高的电费，很多人开始关掉大部分灯，让屋子陷入一片黑暗，以此表示抗议，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眼中的不公正现象感到愤怒。 [37]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失去控制的时期，很多人将通胀视为美国最严重的问题。一位观察人士在1974年7月写道：“对抗通胀就像扑灭森林大火，需要勇气、团队合作和协同牺牲。” [38]

当时，美国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2%，如果不算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段时期，这个数字创下了新高。

扑火比喻带有道德暗示，这种暗示可能导致了人们减少支出。1973年4月，也就是1973—1975年的严重衰退刚刚开始之际，曾经有过一次“杯葛肉类行动”，消费者以此抗议肉类价格过高。据报道，这次杯葛行动造成美国肉类行业2万名工人失业。 [39]

同年8月还出现过一次为期一天的杯葛行动，即“什么都不买日”。 [40]

第二年的1974年1月，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时候，愤怒的消费者再次发起了杯葛肉类的行动，并扩大了杯葛范围，将谷物也涵盖在内。 [41]

杯葛情绪在消费者脑海中持续了一段时间，造成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量下降，引发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加剧了这次经济衰退。

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见诸报端的有数千起杯葛行动，包括对抵押贷款机构和汽油的杯葛，但是这些杯葛和暴利似乎没有显示出早期同类事件具有的重大经济影响力。话虽如此，引发愤怒杯葛行动的叙事以后仍有可能出现，就像以前一样。新兴企业和工会给人留下的观感是好是坏，这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个话题。

[1] Charles C.Boycott,“The State of Ireland,”Times （London）,1880年10月18日，第6版。

[2] Wolman（1916），第24页。

[3] Wolman（1916），第34页。

[4] “Who Is a Profiteer,and What Shall Be Done with Him?”New York Tribune ,1918年6月16日，第D3版。

[5]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harding.asp.

[6] “General Drop in Prices Forecast:Bankers and Traders Expect a Material Reduction in Practically All Lines—Say Era of Extravagance Has Passe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20年9月25日，第4版。

[7] “Women Fight High Prices,”Globe ,1920年9月4日，第6版。

[8]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onthly Labor Review ,September 2014,https://www.bls.gov/opub/mlr/2014/article/the-first-hundred-years-of-the-consumer-price-index.htm.

[9] “Sees High Prices for Several Years,”Boston Daily Globe ,1920年1月5日，第13版。

[10] Atkeson and Kehoe（2004）提出了100年来17个国家的五年通胀率和五年经济增长率数据。他们认为，除1929—1934年的大萧条之外，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11] “Attacks Profiteers in Immorality,”Boston Daily Globe ,1919年5月5日，第2版。

[12] Mortimer Fishel,“Lawyers Who Feed on Soldiers'Kin,”New York Times ,1918年8月11日，第41版。

[13] Henry Hazlitt,“Profiteers as Public Benefactors,”New York Times ,1920年3月21日，第XXX10版。

[14] Fisher（1928），第7页。

[15] “Federal Judge Whacks Profiteers Hard Blow,”Los Angeles Times ,1920年6月3日，第11版。

[16] Jacob H.Hollander,Ph.D.,“How Inflation Touches Every Man's Pocket book,”1920年5月2日，第XX1版。

[17] “Letters from the People:Excess Profits Tax,M.Hartley a Veteran of the Uncivil War,”St .Louis Post-Dispatch ,1920年12月29日，第28版。

[18] “Profiteers Are Incubators for‘Reds'—Capper,”Chicago Daily Tribune ,1920年1月25日，第A9版。

[19] “No Time for Pessimism,”Baltimore Sun ,1920年12月27日，第8版。

[20] “Prices Will Never Reach 1914 Level,”Globe and Mail ,1920年8月27日，第7版。

[21] “Trade Revival Coming,Hoover Tells Business,”New York Tribune ,1921年4月29日，第9版。

[22] “Disjointed Prices,”Nashville Tennessean ,1921年9月26日，第4版。

[23] “Summer Jewelry Is Conspicuous,”St .Louis Post-Dispatch ,1921年7月23日，第13版。

[24] “Children Nowadays Are Spending Money as If It Grew on Bushes,”Boston Daily Globe ,1921年10月23日，第E6版。

[25] Mitchell（1985）.

[26] Samuel Crowther,“Fixing Wages,”Philadelphia Inquirer ,1936年6月8日，第7版。

[27] Cole and Ohanian（2004）.

[28] “Favorable Conditions in Industry Cited,”Detroit Free Press ,1929年10月29日，第25版。

[29] Claude A.Jagger,“Large Holiday Retail Sales Add Impetus to Business,”Atlanta Constitution ,1929年12月23日，第15版。

[30] “If Deflation‘Runs Its Cours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32年4月22日，第16版。

[31] Catherine Hackett,“Why We Women Won't Buy,”Forum and Century ,1932年12月。

[32] “Jersey Clubwomen Urged to Arouse Public Opinion in Favor of Spending,”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32年2月7日，第E11版。

[33] “What Is a Bargain?”Jewish Advocate ,1932年10月4日，第3版。

[34] “Buy-Now Campaign Started in Capital,”Washington Post ,1930年10月25日，第7版。

[35] “The Buy Now Campaign,”Hartford Courant ,1933年10月16日，第8版。

[36] Arthur Brisbane,“Buy in August Campaign Will Help City Merchants,”Austin States man ,1933年8月2日，第4版。

[37] “Angry Americans Lead Charge on Big Energy Bills,”Boston Globe ,1975年3月9日，第2版

[38] Richard L.Strout,“Fighting Back at Inflation:Will Nixon Be Able to Put Out Flame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74年7月11日，第1版。

[39] Lawrence Van Gelder,“Some Prices Cut by Meat Boycott,”New York Times ,1973年4月5日，第1版。

[40] “A Boycott Fizzle—Little There to Boycott,”Atlanta Constitution ,1973年8月8日，第26E版。

[41] “High Meat Prices:House wives to Mobilize Again,”Los Angeles Times ,1974年2月20日；“Nationwide Meat,Grain Boycott Launched by Consumer Group,”Los Angeles Times ,1974年1月24日，第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