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18章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邪恶工会
第18章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邪恶工会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在20世纪中叶盛行于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它描述了一场由强大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要求提高工资，管理层的应对之道是推高出售给消费者的最终商品的价格，这样他们的利润就不会受损。然后，劳工以物价上涨为由，要求进一步提高工资。这一过程循环反复，导致通胀失去控制。因此，人们将通胀同时归咎于劳方和资方，有些人可能还会将之归咎于任由通胀加剧的货币政策部门。这则叙事与“成本推动型通胀”一词相关，在这个术语里，成本是指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投入。它与另一则流行叙事，即“需求拉动型通胀”形成了对比，后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消费者的需求量大于生产能力。
如图18.1所示，“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流行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两者的流行趋势在1950—1990年间的某个时候尤为强劲。这些流行趋势反映了道德价值观的变化，表明人们对上当受骗和社会深层腐败深感关切。根据这些叙事，工会欺骗性地声称自己代表全部劳工，而实际上它们仅代表了某些内部人员。 [1]
与此同时，政客和中央银行自私地纵容通胀率不断上升，没有强大工会做后盾的真正的劳动人民因此陷入贫困。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对工会的支持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36年的72%下降到了2009年的48%。 [2]
图18.1 1900—2008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在书籍中的出现频率
注：这两次相互关联的流行推动了劳资关系和政府商业监管的重大变化。
资料来源：Google Ngrams，没有进行平滑处理。
一些细节翔实的故事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加强了叙事的影响力。例如，1950年左右，一个让人觉得无比愤慨的故事出现了病毒式传播，这个故事声称工会将根据行驶的英里数而不是工作时间重新制定工资。《纽约时报》在1950年这样介绍此事：
这两个工会要求修改规定，其中一项变更是将客运列车上列车员和售票员的工资基数从150英里或7. 5小时降至100英里或5小时。铁路公司的回应是要求将单日基本工作量增加到200英里……由于近来的技术进步，如更多内燃机车被投入使用，客运列车的速度大大提高，很多客运列车服务人员每天只工作2.5 ~3小时就能拿到一天的工资。将基本日行里程数减少到100英里之后，客运列车员工的里程工资率将提高50%。 [3]
报道接着说，售票员只需工作2.5小时就有机会像乘客一样坐下来休息，而这时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此令人愤慨的要求让这则叙事极具感染力并令人久久难忘，时至今日仍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公众开始将工会与集团犯罪联系在一起。譬如，虽然吉米·霍法（Jimmy Hoffa）在当时遭到了腐败指控，但他还是在1957年接管了国际卡车司机协会，并以绝对独裁的手腕管理着这个工会。有一个流传多年的故事说，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牵头调查他是否从事涉黑帮类活动。霍法后来被判犯有贿赂和欺诈罪，并于1967—1971年入狱。1975年，他在布卢姆菲尔德镇红狐餐厅的停车场神秘失踪。有传言称他被敌对帮派杀害。还有传言称他的尸体“被埋在新泽西州巨人体育场的混凝土中，被碎尸并被扔进佛罗里达州的一片沼泽，或是消失在帮派名下的炼脂厂里”。 [4]
这些绘声绘色的推测让人对霍法的可耻下场形成了生动的视觉化意识图像，从而导致霍法叙事广为传播并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可信度。直到2013年，还有媒体报道在垃圾场、空旷场地和其他场所搜寻其尸体的新闻。这是一个像病毒般传播的故事，它隶属于一个对工会进行负面描述的叙事星座，这个叙事星座让很多人看到了工会的邪恶之处。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折射出了世界各地的实际通胀率，当这种叙事强劲有力时，通胀率往往就会高得异乎寻常。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通胀率在1980年达到最高点，这差不多就是图18.1中“成本推动型通胀”达到高点的时候，在那之后它就基本处于下降趋势。与这些流行同时出现的还有较高的长期利率，这反映了这种叙事引发的通胀预期。如今，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通胀率都比较低，长期利率在这次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流行达到顶点之后也出现了下降。这种全球性叙事流行的动态可以为通胀和利率这两个主要经济变量代表的时代性变化提供最好的解释。
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的终结以货币政策变化和新近出现的流行观点为标志，即独立的中央银行 [5]
和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制。 [6]
成立独立中央银行的目的意在摆脱政治压力，不被劳工团体绑架。通胀目标制旨在将通胀控制置在道德制高点上，而不仅仅是安抚各派政治势力。
这种做法带有很强的道德强制性。从表面上看，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纯粹是机械性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它的起因是劳资双方的贪婪（不道德）行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了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
国家利益必须优先于短期利益，特定的集团可能会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来保全这些短期利益……企业在其定价政策中应当避免不必要的价格上涨，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诸多地区由于需求旺盛出现供给短缺的时候。新的投资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而合理的利润对这些投资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企业负责人必须明智地避免提高那些仅在整个国家有紧急或非常规需求时才可以提高的价格……工资谈判还应认识到，全体民众都有权利分享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7]
虽然1957年只稍微冒了一点通胀的苗头，从1956年零以下的水平涨到了1957年的峰值3.7%，这要远远低于1920年的23.6%，但还是激起了人们的情绪反应，因为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道德说教叙事。《洛杉矶时报》1957年的一篇社论就是这种反应的一个例子：
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悄然而至的通胀就像大坝或堤坝中的小裂缝，在渗水的作用下它会令人不安地越变越大。贪婪使国民经济的裂缝不断扩大——这种贪婪来自一些大型企业和劳工领袖，他们不断地推高物价和工资并相互指责，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我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如果我们现在不设法稳定物价和工资，经济崩溃将不可避免。现在可能为时已晚。 [8]
这些叙事中的道德说教出自各国的总统或首相之口，记者对之进行报道并做出点评。这样的道德说教赋予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以道德权力，使它们敢于冒着衰退风险猛踩经济刹车。于是它们就这样做了，逐渐收紧货币政策，直至贴现率在1957年10月达到峰值。1957年，刚刚退休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艾伦·斯普鲁尔（Allan Sproul）哀叹，作为“整个社会的经济警察”，美联储处境艰难。他提到了美联储在政策收紧之前因通胀受到的责难：
实际上，有些时候，联邦储备系统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处境：不管有多不情愿，还是不得不支持上涨的成本和价格，从而给公众的愚蠢和个人的贪婪放行。 [9]
不公正和不道德叙事星座中的通胀
在通胀率走高的时候，很多评论人士都将它视为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从1935年开始，盖洛普民意调查一再向美国受访者询问下面这个问题：“你认为本国（或本地区）如今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美国通胀率达到最高点的时期，即1973—1981年，通常有50%以上的受访者回答说“通胀”或“高昂的生活成本”。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人们好像都有过这样的感觉。经济学家欧文·弗里德曼（Irving Friedman）在1973年的《通货膨胀：世界性灾难》一书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在书中指出，通胀率上升正在“向全世界”发出“恐慌信号”。他认为，通胀危机是一个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一样严重的问题。 [10]
通胀正在“侵蚀现代社会的结构”，并“威胁所有为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分裂做出的努力。” [11]
这番话似乎想将通胀的责任归咎于某些社会阶层，要么是劳工，要么是企业。知名专栏作家西德尼·哈里斯（Sydney J.Harris）在1975年写道：
这类事情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很难判定罪魁祸首——如果真有罪魁祸首的话……
要么是有人在撒谎，要么就是整个经济过程都不合情理。
如果劳动力变得“过剩”，那为什么大多数工薪家庭都在努力维持生计？
如果杂货商在“牟取暴利”，那为什么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愁容满面？
价格会停在哪里？没人知道。每个阶层都将恶性螺旋式上升归咎于其他阶层，每个阶层都在解释说自己的商业成本在不断增长，因此自己的提价是合理的。
虽然消费减少了，但价格还在继续走高，在这种时候，市场似乎已经无法再控制价格。
某种奇怪的、扭曲的规则似乎取代了“自由市场”这一经典定律，并开始发挥作用。
我对经济学的了解程度不足以使我看明白当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大多数民众也是如此。 [12]
与20世纪20年代和上一章形成对比的是，现在引发通胀的可能有很多种邪恶的根源，不仅涉及各种邪恶的企业，还涉及邪恶的劳工。
1997年我对美国、德国和巴西的通胀危机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当时最严重的通胀已经消退，但人们仍对通胀心有余悸。我对普通民众和大学里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对比调查。这次调查揭示了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叙事差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都不认为通胀是什么大问题，这一立场与欧文·弗里德曼不同，欧文的文章是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写的。与此同时，虽然美国消费者在通胀的起因上各执己见，但他们无一例外都对通胀感到愤怒。当被问及通胀的原因时，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贪婪”，其次是“人们借贷过多”。在列明让他们感到愤怒的目标时，美国受访者依次列出了“政府”、“制造商”、“商店老板”、“全体企业”、“批发商”、“高管”、“美国国会”、“贪婪的人”、“机构”、“经济学家”、“零售商”、“分销商”、“中间商”、“联合企业”、“美国总统”、“民主党”、“有钱人”、“商店雇员”（因为提出工资要求，结果导致价格上涨）、他们的“雇主”（因为不肯提高他们的工资）和“自己”（因为在很多事情上都很无知）。 [13]
此外，与经济学家不同，普通民众相信“工资滞后假说”，即工资增长永远滞后于物价上涨，因此通胀对生活水平产生了直接而长久的负面影响。简言之，只要劳工的强烈需求持续推动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这种上升就会给人带来经济状况螺旋式下降的几何心理意象。
从某些方面来说，1957—1958年的衰退与早期的衰退有很大不同。它并不像大萧条那样具有买方罢工这个特点。实际上，奢侈品的销量依然一路走高。人们的愤怒并不怎么针对“奸商”，一掷千金也不会让人觉得羞愧。关于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危言耸听并没有将怒火集中在富人身上。相反，非急需式日常购买遭受了更大的损失。 [14]
与此同时，民众感到没有可行的政府政策可以阻止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1949年、1953年和1957年的衰退使通胀率略有下降，但也只是暂时现象。余波犹存的大萧条叙事让民众明白，如果想以更严重的衰退控制通胀，可能会有太大的风险。在普通民众对工资—物价螺旋模式的认知中，国家应该将所有经济决策都建立在通胀会越来越严重的假设之上。
对通胀的愤怒
纵观历史，失去控制的消费者价格上涨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而且总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丧失购买力是一件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但问题是：公众应该对谁发泄怒火？关于通胀的愤怒叙事反映了每次通胀时期的不同情况。通过研究这些叙事，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
最极端的通胀往往发生在战争期间。政府陷入困境时，可能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收取税款以支付战争费用，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采取让印钞厂发行更多钞票的手段。但是这些故事可能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民众可能不知道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在战争期间，将通胀归咎于政府的说法可能不具有传播力。相反，人们更有可能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那些在其他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安然躲在后方的商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叙事针对的目标。
在第17章，我们看到了“奸商”一词在一战期间及战后时期的风行一时。人们对部分商人大发战争财感到异常愤怒，这种愤怒促成了超额利润税的实施（不只是一战期间，二战期间也是如此）。这种愤怒是一种长期叙事，并不限于20世纪。例如，在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人们对那些从战争中获利的人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针对的并不是制造通胀以牟取暴利的商业大亨。那是一种不同的叙事。譬如，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第一公理会教堂的乔治·理查兹（George Richards）牧师在1863年2月22日的布道：
办公室内外那些贪婪的投机者，他们像饿狼一样，潜行在我们的屠宰场周围，偷走他们能够拿到的一切，劫掠国库、盗窃营地补给箱、从医院的伤员那里顺手牵羊、霸占为临终者准备的些微慰藉，就差去剥削死人了。 [15]
在1917—1923年的德国恶性通胀期间，通胀率达到了天文数字，而且没有任何战争可以怪罪。以马克标记的价格上涨了近万亿倍。但是，很多人都无法确定造成通胀的始作俑者。当时正在德国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发现，德国人并没有责怪过度印钞的德国政府。费雪写道：
德国人认为大宗商品在涨价，美国金元在涨价。他们认为我们（美国）以某种方式垄断了全球黄金，然后漫天要价。 [16]
在本书撰写之际，有一些迹象表明，美国工会的力量正在复苏，公众的支持度也在回升。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叙事似乎没有重新出现的迹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通胀显得异常温和。但是，如果通胀率再度上升的话，叙事就有可能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公众在不断地购买商品，因此他们都会密切关注消费者价格。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叙事，或者这一主题的某种变体，可能会再次使经济主体产生强烈的想要跑赢通胀的冲动。它会引入道德维度，指出通胀的罪魁祸首并代入某些名人或某些阶层，从而赋予人们新的热情。
长期叙事：总结
本书第三篇的九个叙事星座让我们得以一窥那些推动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叙事力量。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条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叙事图景的极端复杂性。没有哪一个单项民意指数，如消费者信心指数，可以概括经济的“力量”。用生物学做一个类比的话，在各种时期登上舞台的各种叙事都有很多细胞受体和信号分子。现代通信手段意味着新的不同种类的流行成为可能，经济预测需要密切关注多种不同的叙事。我们在第四篇将会说到，未来的经济预测需要对可用数据投以新的关注。
[1] Lindbeck and Snower（2001）.
[2] https://news.gallup.com/poll/12751/labor-unions.aspx.盖洛普记录的美国公众对工会的支持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上涨并在2018年达到了62%。
[3] J.H.Carmical,“Railroads Facing New Labor Crisis,”New York Times ,1950年3月12日，第F1版。
[4] Joe Edwards,“Transcripts Cite Hoffa Allies'Plot against FBI,”Boston Globe ,2009年7月25日，第A10版。
[5] Blinder（2004）.
[6] Bernanke et al.（1998）.
[7] Eisenhower,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1957年1月10日，https://www.eisenhower.archives.gov/all_about_ike/speeches/1957_state_of_the_union.pdf.
[8] Virgil P.Pownall,“Greed Blamed for Inflation,”Los Angeles Times ,1957年8月26日，第B4版。
[9] “Our Price Policeman,”New York Times ,1957年6月18日，第32版。
[10] Friedman（1973），第ix页。
[11] Friedman（1973），第xi页。
[12] Sydney J.Harris,“Nothing about our Current Wage-Price Spiral Makes Sense,”Arizona Republic ,1975年10月8日，第7版。
[13] Shiller（1997），第16页。
[14] Donald I.Rogers,“Cause of Recession?No One Really Knows:It Came Like a Sudden Shower and Is the Oddest in History,”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958年3月31日，第1版。
[15] Richards（1863），第12页。
[16] Fisher（1928），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