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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世外智慧
■双城家庭■人生新阶段的思考■因果循环■物理学，再见
1979年的波尔得市区是由一些足有六个街区长、几个街区宽的步行商业街组成的，到处都是卖时髦服装和旅行设备的商店，还有卖天然食物的小餐馆。夏天的天气又热又干燥，与潮湿的纽约不同，在这里你只要躲到树荫下就可以立刻感到凉爽。冬天是干冷的。山谷从市里绵延而出直到落基山脉的山脚下，吸引着周末来登山的人们。弗兰克·舒尔特的商店则是长跑者们必去的地方。（尽管在城郊结合部有些不错的跑步场地，但波尔得的所有地方都没有塑胶跑道。）我在加莫夫物理楼里有一间干净的白色办公室。穿过校园，下山走几步路就到了住的地方，这是一栋楼层不高的黑色公寓，房间里面墙上有深色木板，地面上铺着油地毡；公寓已经非常陈旧，尘土很多，但这已经足够好了。
波尔得也是那洛巴学院所在地。这个学院由秋阳·创巴仁波切领导，是美国藏传佛教的中心。秋阳·创巴仁波切名字中最后一个称谓“仁波切”表达的意思类似于“尊者”。每年夏天，艾伦·金斯堡来这里为杰克·克鲁雅克诗歌学院讲课。同时，城市里的小街道上会充斥着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信徒和他们的领袖。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宗教领袖吉·玛哈拉吉招募教众的地方看到，这位12岁的圣人看上去洋洋自得，还戴着劳力士手表。莫·西格尔当时已经开发出“红色精神”（Red Zinger）这种饮料，还在波尔得成立了Celestial Seasonings茶叶公司。这是在当地嬉皮士中取得商业成功的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这家公司最终在2000年3月被Hain公司用3.8亿美元收购了。校园公告牌和当地报纸上充斥着介绍个人信息的广告：邻家男按摩师、自救、亚历山大技巧及各种各样满足人们愿望的自我修炼机构的宣传。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些。
在搬来波尔得之前，我已经获得了能源部颁发的高能物理研究领域青年研究人员奖。因此，那年我没有教学任务，只有一些本科生的习题课需要辅导。我习惯于晚起，可波尔得的时间表比其他地方的要早。很多餐馆只提供早餐和午餐，下午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关门了，这种情况我在纽约从来没有遇见过。每周二早上，我必须从8点钟就开始上课，同样的习题课要一节接一节地连上4个小时。这种工作安排打乱了我那超脱世外的生物钟。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晚睡晚起的人，我从来没有能够在周三前一晚成功早睡过，而为了能够回到我正常的工作时间上来，我每个周三都是或多或少带着疲惫浪费掉了。
其他时间里，我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尽力研究我那些模型的各种拓展形式。但因为我与家人和朋友分开，特别是痛苦地把约书亚留在纽约，所以我是在心情沉重地工作着。白天在系里没人跟我说太多话，研究生们都忙着自己的事，而系里的老师们大多数都已经结婚了，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努力工作，然后回家。随着时间流逝，我在所研究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而系里又没有对这个课题同样感兴趣的同事能够跟我进行思想碰撞。连续几个月，每次试图攻关的新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我最最需要的是希望。如果某天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可能解决我问题的方法，我就会立即放下工作回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将失望再推后一天。我宁愿在一段时间内什么也不做，躺在床上，尽情享受一下这个新办法在明天可能会奏效所带来的一线希望。通常情况下，我的快乐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每种新方法都很快被证明行不通。
我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很欣赏那里的街边生活和美食，并将其视为治疗孤独的良药。在夜晚的任何时候，当你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无目的行走在人流中时，总能看到有人朝你走来：有活力四射说着西班牙语的人、流浪者，还有愤怒地诅咒自己的人。而波尔得并不是那么十分生动、有趣，除了我来到这里第一晚发现的那条商业街。那里到处是学生和当地人，当时还没有后来出现的那么多的高档连锁商店，有一种小规模的本地化的商业氛围。背着背包和睡袋的嬉皮士就睡在室外小公园里。商业街每个街区中都是一群一群的人，围绕着表演业余魔术的、唱民歌的、弹吉他的、跳肚皮舞的、变戏法的以及表演杂技的，所有表演都到晚上10点钟或11点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里，一个人沿着大街不停地来回闲逛，中间有时停下来吃些小吃，或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或观看那些表演。多数时候，我喜欢挤在人群中，看一个聪明伶俐、留着胡子、非常幽默、矮小黝黑的汉子表演杂耍、吞火、吃宝剑，他喜欢用“咒语”这个词。他每次都把我逗得十分高兴。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跑完步或看完一场电影后，我总是再回到商业街上，以至于后来，我开始尴尬于一次又一次地被同一个店主或是服务员看到。我总是形单影只，总是读着一本书。我没有别的选择。
在整个一周里，我很少与系里的其他人说话。从周一到周三或周四，我能做一些物理研究。接下来当周五临近时，我开始变得不安，忧心于又一个只有自己形影相伴的周末；当我开始浏览当地的报纸，为当天每个时段准备干什么做计划——先在“美好地球”餐厅的公用中心圆桌上吃点薄煎饼，然后跑步、做些工作，去商业街转转，晚上再看场外国电影时，我的工作热情也越来越少。
我形单影只的个人生活强化了理论物理学家和学者研究工作的孤独感。为了进行持续的研究或计算，你可能老是拿脑袋往墙上撞，试图压制需要人陪伴的想法。我厌恶独处，并羡慕那些日常工作中可以和其他人打交道的人。多年以后，我发现宽客的日常生活十分富足且不像学者生活得那么孤单。可以想象得出作为宽客每天的工作：要与其他宽客讨论，阅读理论，与交易员交流，进行软件编程，与客户谈话，向聪明但不懂数学的交易员讲解复杂的概念。直到我经历了这种生活，我才开始相信投资银行比大学还像大学。
到达波尔得后不久，我去了那洛巴学院。自从我对史代纳《更高世界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ds）产生兴趣后，我将其当作法宝一样带在身边，时不时读读其中的片段，偶尔做做书中建议的精神练习。我以前从来没能真正认真按照书中的建议行事，但我慢慢认识到需要一个环境和一所学校来让人全心全意地投入进去。因此，我决定参加由一所名为“法界”的学校提供的一些藏传佛教入门课程。
这些课程由仁波切的一些信徒讲授，他们根本未得真传，只是照本宣科，稀松平常。他们背诵一般滔滔不绝的讲课内容中有些部分是说，他们的实践行为是与“入世”而非“出世”相一致的。据我所理解，这种冥想需要盘腿而坐，然后观察内心深处想法的膨胀过程，就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观察电影里的人物一样。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观察自己的幻想、困扰、烦恼、欲望、激情、失望，超然于听到其他人的问题。我喜欢这种做法，但非常难以实现：你会立刻发现自己其实是在焦虑、在谋划，而不是在内省。如果你发现自己这样做了，并不需要为此伤心或是试图抵抗，而是只需将分心本身作为应被观察到的另一种烦恼。我参加“法界”学校课程后就开始在周日早上冥想，尽我所能地长时间打坐。常规课程的打坐时间是三个小时，有些人无声地在装修华丽的藏式风格的房间里环绕走动，一声不响地纠正某些偶尔出现的姿势错误。每过一小时，会响一声锣，每个人都会随着老师起身，默默地绕着房间走几分钟，以便放松麻木的肌肉。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手表，时间在别人手上。
老师警告过，在冥想过程中，有时会看到奇怪的幻象或经历骇人的超自然感觉。一旦这些现象出现，你不应对它们过分关注，也不应该将这些幻象视为精神提升的标志。相反，你应该将这些现象当作自然产生的事物，就像涌入你脑海的其他想法或感觉。然而，事实上有时房间的墙壁看上去好像是在发光，对着我一闪一闪的，我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和得意，这时就顾不上老师的提醒了。
在一次入门课程上，我听到教师前排的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这让我想起我看过的史代纳的观点。这个人的名字叫罗伊·赫尔希，他同我一样刚刚来到波尔得。罗伊·赫尔希曾在欧洲跟随一名人智学者学习园艺，这名人智学者同史代纳本人一样，将植物视为有生命的地球上生长起来的有生命的头发。我很罗伊很投契，有时偶尔在一起吃饭。他消瘦而精神饱满，不像我那些研究物理的同事，他不是事业狂。罗伊吃东西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慢，不慌不忙，不会受到心急火燎的服务员的干扰，也不会对此抱有歉意，一盘意大利面他都能轻松吃上一个钟头。有时他会向我大谈买来食材自己准备食物而非去餐馆吃饭的精神享受，但大多数的晚上我都不能抵挡诱惑，宁愿去餐馆里边吃晚饭边看书，也不愿独自一人回到住的地方。一天晚上，我邀请罗伊来我这里，学着皮埃尔·弗朗伊的《60分钟成为美食家》（Sixty-Minute Gourmet）上的烹饪方法一起做橙汁猪排。然后我们坐在我的地毯上冥想了半个小时。罗伊说他与一大群人合住一所房子，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每天都要进行冥想。我羡慕他有那么多空闲时间，我认识他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没有工作。
波尔得有很多精神团体一起“做功课”。罗伊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这个团体每周聚会一次，由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卡的30多岁、安静而强悍的女人组织。聚会地点就在弗朗西斯卡家里，她向每个人收取10美元或15美元的费用。罗伊邀请我去参加，尽管心存怀疑，我还是决定独自去试试看。
在允许我参加之前，弗朗西斯卡要求我先去她那里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在约定的下午，我离开办公室去她家里，回答了她的问题，并向她倾诉了离开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困难，也谈到了我的那些不满与痛恨。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加入她召集的这个团体。
这个团体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从大学生到辍学者，再到中年已婚男人，很明显到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因为遇到了某些生活上的苦恼。弗朗西斯卡并不富有，她看上去很漂亮，但皮肤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嫩黄色，她自己解释说这是由于在饮食方面食用了过多的自制胡萝卜汁。在她召集的聚会上，她谈到人生态度，给我们读励志图书，启发讨论，并在聚会的最后播放舒缓的磁带，以便使大家放松下来。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但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对于快乐而言，我发现无论是谙于世故之辈还是天真、幼稚之人都需要相同的简单帮助。让人讲授那些看上去十分拙劣的平装励志书［我记得其中一本的题目是《通往宇宙力量的神秘之路》（The Mystic Path to Cosmic Power）］，自己又能看穿书里那些老掉牙的把戏——用《圣经》般的语言把简单的道理再说一遍，这种感觉真是让人惭愧。弗朗西斯卡在别人身上花了很大功夫。她将她所知道的你所有的隐私事务在聚会上当着每个人的面公开，强迫你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那些不快乐的问题，并回答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做了些什么。她采取的这种方式是对抗性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不能分辨她是否是享受这种挑起别人尴尬的过程，抑或是她真的认为这种做法对别人有好处。这让我想起了布莱克《天真的预言》（Auguries of Innocence）中的一句诗——“出于恶意所说的事实更甚于你能想象的所有谎言”。有的时候，聚会的夜晚就在某人对她所说的某些内容感觉非常不好之中结束了，她就会提出与这个人彻夜谈论这些内容。
我们对弗朗西斯卡的私人生活知之甚少。据罗伊所说，在1980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她跟着一个男人——可能是为了结婚吧——离开了波尔得，聚会因此就停止了。在她离开之前不久，我跟她在一个素食餐厅里吃了一次不愉快的午餐。与往常一样，她很积极但又充满杀伤力。“一名物理学家的生活是怎样的？”她问道。我开始抱怨满怀抱负的难处、圈子里的众多聪明人、那些错综复杂的争斗、不得不来回换地方以及疲惫感。“不，不要跟我说你的抱怨，告诉我一些好的事情，那些积极的部分！”她坚持地说。这是有益的。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从1979年9月开始的学术年过得飞快。在那年的10月末，埃娃的母亲休了一个星期的假来帮我们，并将约书亚带来看我。约书亚已经两岁零两个月大了，我极其感激岳母带着约书亚的到访。与往常一样，我很愚蠢地怕让约书亚失望，很快就向他解释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探访，他必须在一个星期以后离开。就像从前那样，约书亚好像全部都听懂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我们去游乐场游玩，还去了美妙的大兔子玩具店。在约书亚在波尔得的最后一天，我给他买了一个突击队员小人儿玩具，在外婆带着他离开波尔得上飞机时，我把这个小人儿作为礼物（也是为了让他分一下心）送给他。接下来，我又是孤单一个人了。当她们回到了纽约的时候，埃娃的母亲知道我会对她们的离去感到不安，就打电话给我报平安。
那年感恩节，我回纽约过长周末。一到那里，我就向约书亚解释我三天后就要再次离开。我们雇的照顾孩子的保姆海尔格每天都照顾约书亚，她告诉我有时她推着婴儿车带着约书亚走在大街上，他会指着路上某个长得非常像我的人问道“那个人是我爸爸吗？”我完全不了解约书亚的内心世界，但我痛心地意识到，在那个世界里我可能就住在他的附近，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
圣诞节的时候，我回到纽约过紧张的寒假。1月的时候，我飞回波尔得。由于需要独自照顾约书亚，埃娃过于劳累而害了背痛病，不得不在医院的床上趴了一个星期。在波尔得的周末，我开始阅读斯宾诺莎，从他对生命不幸的逻辑所进行的冷酷和不带丝毫感情的审视中获得某种安慰。1980年5月，我回到纽约过暑假。在我为秋季即将开始的课程进行备课的同时，我也开始考虑是否还要回到那里。
那时埃娃、约书亚和我还住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后公寓中，而且那年暑假也非常感谢洛克菲勒大学给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我考虑过在纽约地区附近申请助理教授的教职，但这种机会太少了，而且我一想到找工作的烦琐就感到疲惫。当暑假过去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无意于返回波尔得，不想像刚刚煎熬过去的一年那样再熬上一年。
根据托尔斯泰的说法，“业”是指有着因果关系的对罪孽的赎罪行为，就在那时我想我明白了“业”的含义。命运要你放弃虚荣、野心和傲慢，来信奉“上帝”。心甘情愿地主动做这件事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没有，那么“业”，也就是命运日常的运行方式，就会慢慢地、固执地磨平你的虚荣，剥掉你虚荣与自以为是的外衣，就像自动削皮机中的土豆一样，直到你听命为止。
那么我该做什么工作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推高了利率，拉低了国债和企业债的价值，而两者一直以来就是投资组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定收益圈子中的投资者渴望旧日价格稳定的产品。投资银行投其所好在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一场金融产品创新的浪潮——国债期货、债券期权、抵押担保债券、掉期、掉期期权等。这些产品越来越需要更复杂的数学，因此为物理学家在金融领域内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如果我在1984年离开波尔得和物理学研究，华尔街肯定会雇用我。
但在能源危机早期的1980年，面对漂泊于博士后职位之间的疲惫的物理学家唱歌的海上女妖塞壬[1]，是一些能源和电信公司，如位于纽华克的埃克森石油公司实验室、位于康涅狄格州奇菲尔德的斯伦贝谢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戈登的太阳能研究所（SERI）以及遍布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物理学界来说就是“华尔街”。
对我而言，纯物理学研究职业生涯转变最小的就是应用物理学相关的工作，如在太阳能研究所、埃克森石油公司或是斯伦贝谢，从事石油提炼或太阳能加热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但我对离开物理学界又感到失望和惭愧，而且对于物理学的子领域又自命不凡。“如果我不能做纯物理学研究”，我心里想“做应用物理研究，我会受到诅咒的！”如果将我驱逐出修道院，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不再信奉“上帝”，我宁可永远不再有宗教信仰。
回过头来看，那时我明显是错误的（尽管最后命运不管怎样还是眷顾了我）。当你认真检视一件事物，足以将其“质”和“量”统一起来时，任何事情都是很有趣的。当你对某个领域的细微之处足够熟悉，而且开始尝试着将它的形式和它的应用连接起来时，任何领域都是很吸引人的。应用物理学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任务，提供一个长期理论问题和短期现实问题的组合，提供一个理论指导实践并从中得到乐趣的机会。简而言之，它能够使人在独自研究的执着境界和与人接触的鲜活世界之间随时更新，从容往来。
叔本华在他的《随笔和箴言集》（Essays and Aphorisms）中写道：“你能做你想要的，但你不能想要你想要的。”当时我正开始阅读这本书，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我已经不能再像以前喜欢研究物理那样想要去研究物理了。在自我挣扎的过程中，我开始体会到叔本华那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了，所有这些内容都用凝练的短语表达得如此漂亮，读起来就像诗一样。我永远忘不了。叔本华愤世嫉俗的分析与优雅的方式远远胜过史代纳那种对真理不加解释而做出的拙朴的表述，而且这种分析与方式又给人一种更加冷静、客观的慰藉。
我在差不多20年前开始进入物理学界，现在却要离开它，而我并不孤单，我只是潮流的追随者，也是客观环境的奴隶。除去自由选择的个人感觉不谈，我曾是1965年开普敦大学史上人数最多的物理专业毕业生中的一员，也是1966年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系入校生人数最多的一届学生中的一员。同样地，现在我又成为离开物理界大潮中的一个。我曾认识的几位物理学学生或博士后早已离开了物理学界，当时已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另外，埃娃有个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熟人，叫露西·夏皮罗，她丈夫哈里·麦克亚当斯就在位于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工作。露西向埃娃建议，我应该去见一下她丈夫。我就利用暑假很勉强地去了一次，在那待了一天。我用一个半小时介绍了规范理论及我以往做过的研究，尽力讲得定性一点并尽可能讲得有趣一点，很快我就得到了他们提供的工作机会。据我未来的朋友马克·格尼斯伯格讲，贝尔实验室的人非常喜欢我。马克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应用数学家，他已经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只是我面试那天他不在公司。马克喜欢运用科学隐喻。在以后的很多年中，他都喜欢开我的玩笑，拿我打趣。因为我在面试时表现得比其他人都要好，后来我就被戏称为“千分之一人”（milliDermans）。
在仔细考虑他们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后，我决定回到那里了解更多一些。因此，在1980年夏天晚些时候，我从第22大道驶上新泽西高速公路，再一次向西驶去。哈里是设在默里山的商业分析系统中心的一个部门总监，这个中心有一群真正的前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在贝尔实验室不再提供空间科学研究经费后，为了能够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改行从事商业分析工作。哈里有着广泛的兴趣，并喜欢那里的工作。他告诉我，这里能给你机会去深入研究在其他地方永远也不可能学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个人而言，我对为了学习而学习并不感兴趣，我仍对取得成就野心勃勃。
尽管这份工作的报酬远高于科罗拉多大学，但我对物理学研究充满向往。我问哈里，我能否每周工作三天，按劳取酬，剩下的两天我仍在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物理。哈里拒绝了，他审慎地向我解释道，我所提议的这种工作安排对于他们而言，并不是真正在为贝尔实验室工作。最终，我带着深深的疑虑和负罪感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正在背叛我曾经许下的诺言。
当我告诉一位南非的物理学家朋友，我将去AT&T的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无情地提醒我，11年前的1969年，就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物理学家年会上，我们曾一起上街游行抗议AT&T正在建造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他指责我，现在我竟然要去为他们工作了。
我给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系系主任写了一封信，向我不再回去教书而道歉。几个星期后，在夏天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埃娃、约书亚和我飞到波尔得，取走我所有的东西。埃娃也许是怕我将自己的处境怪到她的头上，就与粒子物理学组一位试图让我改变想法而留下来的资深教授谈了一次话。但我已经走得太远，甚至不能想象还可以为当年秋天的粒子物理学教学而备课了。我们在科罗拉多温泉度过了一个短暂而又紧张的假期，在那看了一场真正的马术表演，约书亚看得非常高兴。之后我们就返回纽约。10月，我带约书亚回到开普敦看家人，紧接着在11月初返回美国，开始了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
[1] 源自希腊神话，海上女妖塞壬(Sirens)是半人半鸟的海妖，常用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礁毁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