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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环境力量
■华尔街的行为和风俗■很多熟人的进一步冒险经历
■波动是易传染的
华尔街上没有人能快乐很久。在那里工作的人通常不会把工作看作像物理学或医学一样的爱好。相反地，绝大多数投资银行家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致富，然后就退休。因此，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写的那样，所有事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斗争和生存需要。
高盛没有公开上市之前，让人真正富有的途径就是成为公司合伙人，以便能够分到一份公司的利润。那些成功获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通常会保持这种身份10年或以上，然后自愿或被迫退休。很多合伙人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
要成为公司的合伙人，或甚至成为公司合伙人的候选人，你必须对公司的利润有非常明显的贡献。结果就是，绝大部分的合伙人都是来自于销售、交易、投行等部门，这些部门为公司所赚的钱都是数得出来的。信息技术部门或研发部门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合伙人，因为这些部门的贡献尽管很大，但是难以用金钱衡量。即便是费希尔，尽管他看上去是这个规则的一个例外，但据说也是因为他认真研究了某些期货合约定义中大多数交易员都没有发现的数学上的细微之处，而为公司挣了几百万美元。
在管理无序的金融策略小组方面，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能管理好我们部门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高盛的最高奖励，也就是成为合伙人并获得有这种资格所带来的所有待遇。在我旁边卡位的那个自信的年轻小伙子，非常确定“笨蛋”或“蠢材”能获得合伙人资格。“高盛一共有700个人，”他拉长语调说，“其中共有70个合伙人，每100个人当中就有1个合伙人。超过100个人的金融策略小组被他们管理着，因此，他们中的一个肯定会成为合伙人。”
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相反，不断有新的金融策略小组领导和共同领导进入、退出，就像一出法国闹剧里的恋人一样。尽管让金融策略小组修复正常要做多次尝试，最终高盛还是做到了。
第一个是从所罗门兄弟公司债券组合分析小组来的鲍勃·柯普拉许。他在债券组合分析小组中管理着期权研究团队，我的朋友马克·哥尼斯伯格现在主管着这个团队。柯普拉许团队曾写过一些关于固定收益衍生的报告，这些报告质量很高，横跨并贯通了学术和实践两个方面，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最好的报告。在教科书上给出具体的估值方法之前，如果你想理解并对互换和互换期权进行定价，你就要求助于他们所发表的这些报告。所罗门兄弟公司约翰·梅利韦瑟领导的套利团队一个接一个地从柯普拉许的团队中挖走最出色的人马，比如维克多·哈汉哈尼和格雷格·霍金斯，他们后来都与梅利韦瑟一同投奔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当几年后我掌管高盛的量化策略团队时，我总是将柯普拉许团队的工作成果视为我努力追求的典范。现在，华尔街上的量化团队在这类成果上所付出的努力明显少了很多。
在一段时间里，柯普拉许与“笨蛋”和“蠢材”一起，以一种令人非常不舒服的三人联合执政方式管理着我们。这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很快，“笨蛋”就很体面地离开了金融策略小组，去了不用太多量化知识的资产管理领域。后来“蠢材”也离开去了一家规模较大的Saving&Loan公司，就像其他类似的公司一样，这家公司得益于美国联邦储备与贷款保险公司对其贷款提供的担保，从而成为房屋所有人抵押贷款证券化资产的投机者。柯普拉许单独掌管部门几个月后，似乎厌倦了公司里的政治斗争，搬到楼上与期货销售人员合作去了。最终，他离开高盛加入了一家由卢·拉涅利（Lew Ranieri）创办的投资公司。卢以前是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贷款部门前主管，也是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开创者之一。
接下来事情开始发生转机。1987年，鲍勃·鲁宾任命艾德·马基维茨（Ed Markiewicz）管理金融策略小组。艾德非常务实，在高盛长期做会计工作，大概40岁年纪。据说艾德是鲍勃的得力干将，是鲍勃处理困难情况的问题解决专家。艾德对模型、软件、期权交易等知之甚少，但他能将“胡言”和“乱语”区分开来，有这种本事的人也是不多的。在他成为金融策略小组主管的前几个月里，他向每个人提问：“你对……怎么看？”他会关起门来跟你谈话。慢慢地，他弄清楚了谁是懂得有用技巧的，谁只不过是搭便车的。有秩序的样子又出现了：拿着过高薪水的咨询顾问离开了，专业管理人员大幅减少了。认定我是有用人中的一个，他将我从卡座中移到一间办公室，让我负责成立一个固定收益软件小组。我们的任务就是换掉当时已经过时的FORTRAN语言的金融资料库，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后来最终取名为GS-ONE的东西，这是一个面向对象语言编程的统一框架，用来搭建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系统。
到1988年年初，艾德重建了秩序。当看到这种秩序的重建即使过分也是有限度的时候，大家重新欢欣鼓舞。而且，人们对他能如此高效地完成了扭转局面的任务印象深刻，因为事实上他基本不了解金融策略部门里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但是当别人想要欺骗他时，他会凭直觉察觉出来。短暂的胜利后，在我们看来，他似乎很有可能成为分管我们金融策略小组的合伙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好像就要成功了。他变得更加自信，有时午饭时间去参加健身和壁球俱乐部活动，还在交易大厅花时间与雅各布·戈德菲尔德在一起，那时后者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
在高盛，新的合伙人在每隔一年的11月份选出，有希望被选上的人对各自获胜的可能性各有盘算。经过最后的研究，在新合伙人的名字被对外公布的那天上午，公司的领导会给这些新合伙人打电话，向他们表示祝贺。那些有希望的候选人从那天一大早就在办公桌边坐立不宁，等着电话响起或是不响。1988年高盛宣布新合伙人那天，我已经不在高盛工作了，但朋友们告诉我，当电话最终没有响起时，艾德就离开了办公室，那天再也没有回来过。几个月后，他离开了金融策略小组，接着去解决公司其他领域出现的麻烦去了。
戴维·加贝茨，就是那个在我刚进入高盛时用胳膊夹过我的人，在后来的合伙人竞争中也有他一份。
他曾接受过成为科学家的训练，但现在是高盛的交易员。他总是愿意就期权市场和期权理论与别人展开辩论。上楼到债券期权部门，并与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敢于开玩笑的交易员们一起厮混，是一件令人很兴奋的事。一天，我们一大群人正在交易大厅聊天，话题是几个十几岁青年的自杀，他们表面看起来是在厕所或阁楼上吊死亡的。据报纸报道，这些男孩子是由于自慰缺氧而死亡的，据说在高潮来临的时候，让大脑缺氧会伴随着非常极致的快感。当一群人中有人质疑这种现象的真实性时，戴维很随意地指着部门里个子最高的、刚刚进入公司的那个人说：“这当然是真的，你们为什么认为是不可能（tall）的？”
就像华尔街上的很多人一样，戴维希望得到更快的晋升，控制更多的资源。每隔几个星期，据说他就要向鲁宾汇报一下工作。我进高盛不到一年，他就辞职了，到O’Connor公司做了一名高级期权交易员。O’Connor在芝加哥，是一家非常知名、非常专业的期权交易公司。
戴维野心勃勃，不安于现状，尽管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他并不算非常出类拔萃。他进入O’Connor公司一年后，跟两个在那里认识的软件工程师一起辞职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生产固定收益风险管理软件。他们以芝加哥为基地，将自己的企业称为RMS[1]。这个名字我非常佩服，因为它能让我产生很多联想。
戴维希望建设商用固定收益风险管理系统的想法非常有创造力，领先了那个时代好多年。尽管很多交易公司和包括高盛在内的投资银行都在开发自己的风险管理软件，但那时还没有人想到要将这类产品进行商业化推广。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的斯坦·迪勒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迪勒作为贝尔斯登固定收益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正在开发一个叫AutoBond的系统，这个系统计划先在本公司的交易部门使用，经过完善和调试后，就可以面向客户销售了。迪勒正在追寻着每个宽客都有的梦想：将自己为部门所做的工作转化为能为公司赚到算得出来的金钱，从而消除“不切实际空想”的博士与产生收入的“真正”商务人士之间的差距。
戴维和他的合伙人在芝加哥招募程序员，在那里房租和员工薪水都比纽约低。就在那里，他们开始设计一个精妙的债券与期权风险管理系统，这一系统利用面向对象语言和C++语言编写，在Sun UNIX工作站上运行。那时，绝大多数投资银行的金融软件都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RMS则是惊人的现代化：它有着最新的图表用户界面，界面具有拖放式特征、图表和图标等。直到几年后，才有其他小公司如Renaissance、C-ATS、Infinity、Algorithmics等开发类似风格的系统。在这一商业领域，兼并与收购也是非常快的，现在只有Algorithmics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生存了下来。
接下来，事情发生了迅速变化。戴维返回纽约，并在E.F.Hutton公司找了个交易员的职位。在那里，我听说戴维得到了在公司所有权变更时一个“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2]的承诺。我认为戴维是要用RMS作为他在Hutton公司的交易软件供应商。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他既能因交易工作而获得报酬，RMS又有了可以检测和改进其软件的直接用户。
不到一年的时间，E.F.Hutton公司就因一次发票丑闻事件而受到严重影响，被Shearson公司收购。Shearson是另外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后来在与雷曼兄弟公司和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的兼并后消失。重组的结果就是，戴维拿到了金色降落伞协议的补偿。拿着到手的现金，戴维继续向RMS注入资金，维持RMS在芝加哥1988年全年的运营。他后来告诉我，他们差一点就要和Shearson公司交易部门达成一笔购买他们系统的金额可观的交易了。
戴维为了这些可能的结果感到兴奋，在纽约花了大量时间招揽客户。我邀请他来参加犹太新年宴会，他就像上紧了发条一样，在晚宴后围着桌子转来转去，哄得参加宴会的人乐呵呵的；又像俱乐部里的喜剧演员一样，在座位之间与不同的人攀谈，告诉每个人他的事业发展得有多么好，让所有人都觉得很开心。
每年，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都要在纽约举办年会，也会有很多展览专门展示金融软件和硬件。1988年，RMS也租了一个摊位，展示它们的风险管理系统。通过鼠标改变收益率曲线，并观察这种改变对所持有的债券利率或期权组合的影响，这看上去非常棒。
接下来发生了欧里庇得斯式的悲剧。1989年年末的某个时候，我们听说O’Connor公司收到了一份初步禁令，禁止戴维继续销售RMS系统，还听说O’Connor公司宣称RMS系统使用了O’Connor公司的商业秘密。戴维告诉我，他正通过法律手段和他们对抗。他说，O’Connor公司把他提供给RMS系统使用的著名久期对冲技术的所有权想象成是属于他们的，可事实上，这种技术在华尔街是被广泛应用的。
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戴维和泰德·邓格勒拜访了我们家暑假在火岛租住的房子。泰德是戴维的朋友，曾是一名海洋学研究者，当时也是高盛的期权交易员。当我们在一段荒芜的海岸玩飞盘时，我边盯着女儿桑娅边和他们说话。我记得戴维告诉我他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塔克：其人其梦》（Tucker：The Man and His Dream），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20世纪40年代末一位发明家努力想造出一辆好得多的车来与底特律竞争，以及后来底特律如何既抄袭他的设计又怎样把他挤垮的故事。
费用极高的诉讼战和法律禁令让RMS画上了句号。1995年，当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表完演讲后，一位曾在RMS时代在O’Connor公司工作的人过来找我聊天。当我问他是否认识戴维时，他告诉我O’Connor公司一直以来都想让戴维的事业停下来。他说，凭借O’Connor公司雄厚的财力，专门有人整天在RMS文件和O’Connor的编码上运行diff程序（diff程序是UNIX海量工具库中的一个，它使程序员的工作更加简单。diff通过比较两个不同的文本文件，从中找到任何相同的文字串。类似于现在的生物信息学程序的一个更加简单的版本，只不过生物信息学程序是在老鼠和人类基因组中寻找相同的DNA串）。我不知道其中到底有没有相似之处，但即使是不同人编译相同的、著名的算法规则，最后也可能写出大量的差不多类似的编码。
O’Connor公司最终也消失了，被并入瑞士银行，最后瑞士银行（Swiss Bank）本身也与瑞士联合银行（UBS）合并了。从1990年开始，戴维就从金融圈里消失了，转而从事纽约的某些非金融行业。他的老朋友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有人说他已经成了美食家厨师。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还发过一次信息，但都没有联系到他。对此，我并不记恨，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理解离开一个行业的尴尬。泰德告诉我，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个下午，在中央公园撞见过一次戴维，和他说过几句话。
1998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去河滨大道跑步。路上人很多，全是参加年度艾滋病游行的人们。在回公寓的路上，我在第83大道拐角处正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突然模糊地听到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回头看去，在拐角处站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我和他们快速地相互对视了一下。过了不久，我意识到那是戴维，接着我看到他转过身，带着估计是他老婆和孩子沿着第83大道朝百老汇大街方向走去。
后来，在2000年10月，我被授予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IAFE）年度金融工程师的称号，并在年度晚宴上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我感谢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戴维。这篇演讲词后来被挂到了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网站上，戴维的某位朋友在2002年年初网上搜索戴维的时候，还找到了我的演讲词。沉寂了超过12年以后，戴维突然给我打电话。现在他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了，对数学教育非常感兴趣，当时正在致力于劝说他的祖国以色列，采纳一个更加严格的学校数学课程安排。他希望我也加入。后来我们见过一两次面。他那时已经是老戴维了，自信而又精力充沛。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纽约，周末就回到他们在纽约北部的农场。他似乎过上了所有人看来都算美满的生活。
尽管是迅速发展的债券期权业务部门的负责人，皮特·弗洛伊德也没能在高盛待很久。我进入高盛约18个月的时候，他离开高盛转投Bankers Trust公司，在那里启动他们的信用衍生品业务。现在，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信用衍生品行业的奠基人之一。
戴夫·里斯沃德曾在高盛利用我的模型为皮特的团队创建了新的期权交易系统，后来跟随皮特去Bankers Trust公司，成了一名软件咨询师。在那里，戴夫发明了另一种面向对象语言，他将其称之为Seymour，是“C++”英语发音的双关语。后来，戴夫又接连创立了几家小公司，其中大多数公司的业务都是集中在他热爱的广义的计算机语言上，特别是Smalltalk语言。这些新创公司的最后一个——Animorphic，利用它在Smalltalk语言上的特长，开发出一个非常快速的Java解释程序。1997年，Animorphic被Sun Microsystems公司收购了。估计收购给戴夫带来的收入足够让他财务自由，从而继续追求他的真正爱好了。
就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许多华尔街公司一样，当我开始工作时，Bankers Trust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公司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为涉入奥兰治县和宝洁公司的两次衍生品交易丑闻而无法继续生存，最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
雅各布·戈德菲尔德是我进入高盛时债券期权交易部门的神童，是那时皮特的交易员中唯一一个最后成为高盛合伙人的人，而且他非常快地做到了这一点。
雅各布有着一种早慧的交易天才的灵气，这种灵气还被他那显而易见的与众不同而放大。那时几乎每一个新进入华尔街的人都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而雅各布却每天都用一个运动背包装他的东西。他的脸上带着没刮净的胡子茬，面色苍白，毫无表情。他只穿袜子，横穿过交易大厅，坐着电梯在百老汇大街85号上上下下，就像是蒙克（Munch）绘画作品中一个不能说话的人物。我现在仍能遇见在20世纪80年代末拜访高盛的人，尽管他们不记得雅各布的名字，但还向我打听那个不穿鞋的交易员。
雅各布沉默寡言，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交易员特质。他的电子邮件风格令人恐怖，极其简洁——邮件开头没有“亲爱的”或“Hi”等，邮件结尾没有“感谢”，没有标点符号、语法和大写字母，也没有不必要的连接词或谈话中的开场白和告别语，就像一个晦涩的句子或问题，整个被压缩后放在电子邮件的标题上，就没有下面的正文了。我猜测，这就是超前于时代而出现的即时消息的形式。“对××××一事你怎么看？”（“What do u think about××××？”）一封电子邮件的主题可能就是这么写的。而我会回复以精心思考过的一段文字，然后就会收到只有三个字母“Thx”（“谢谢”）标题的电子邮件。我最后总是觉得自己是个不受约束的胡言乱语之人。
1986年或1987年的某一天，雅各布从交易大厅打电话到我在金融策略小组的办公室，让我去面试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经鲍勃·鲁宾太太的一个朋友介绍到高盛来的。我上楼去了鲁宾在高盛管理层的办公室。被面试的是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年纪在19岁或20岁。这个年轻人说，他在14岁时就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直接进入医学院学习；几年后，他决定放弃医学，改为去巴黎大学（Sorbonne）学习物理。现在，他到了纽约。鲍勃·鲁宾曾让雅各布跟这个年轻人聊聊，雅各布又把这个任务推给了我。
当我问他为什么对在高盛工作感兴趣时，他回答说人们告诉他，他这么聪明就应该“去搞期权”。这一点并没有打动我，我一直就对智力在解决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我们聊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的故事中的几件事情似乎有些不符合逻辑，令人起疑。对于能在14岁就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来说，医学并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我发现很难想象一个15岁的孩子能够沉着、冷静地解剖尸体，还能通过妇产科考试。还有，为什么要走那么远从以色列到巴黎大学去学物理呢？
我开始测试他的物理学知识，发现他知道的那些都是些半通俗化的物理知识。当我问他都读过哪些书，他提到了卡普拉（Capra）的《物理之道》（The Tao of Physics），这是一本轻松、时髦的关于量子动力学和佛教神秘物理主义的书籍。尽管他知道一点期权的定义，但他对于如何对期权进行估值的理论一点都不了解。我将这些相互矛盾之处向雅各布指出，告诉他我不会雇用这个人。
几个月之后，我正坐在办公桌旁，电话铃响起，我接起来后听到雅各布在电话那边，又是从鲍勃·鲁宾的办公室打来的。他还是用他那让人听不出任何信息的语调，质问我说：“告诉我，你还记得你面试过的那个以色列男孩吗？那时我们给了什么样的结论？”电话里传出的回声表明电话那头儿使用了免提功能，我的声音可以被那边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见。
我非常小心地做了回答。
“我认为他的一些事情有些可疑，”我说，“他似乎对于他应该很擅长的东西知之甚少。对于一个声称搞过物理的人来说，他知道的不够多。你怎么问起这个？”
“他几天前在贝尔斯登的埃斯·格林伯格的办公室里给抓住了，他是找借口溜进去的。”雅各布回答说，只是比平时稍稍健谈了些。我觉得他是想让鲍勃·鲁宾听到他和我曾经做了一个多么好的决定。
自从皮特·弗洛伊德离开高盛后，雅各布很快成为债券期权部门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为高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最终负责运营整个互换部门。他在2000年离开高盛，从事自己的投资事业，最近成为索罗斯（Soros）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
亲眼目睹这些人才的流动也对我自己产生了影响。到了1988年的时候，我只在金融策略小组工作了两年半，就开始对这种持续的不稳定感到厌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为四位金融策略小组的领导工作过了，而第五位马基维茨即将被替换也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也开始意识到缺少正式的经济学背景对我自己很不利。在完成布莱克-德曼-托伊和GS-ONE项目我所负责的部分后，我开始考虑新的项目。当我告诉艾德·马基维茨，我想研究一个更好的模型，用来对嵌入国债期货中的交割期权进行估值时，他说我应该跟“专家小组”（brains trust）商量一下，看看这个想法是否合理。
“专家小组”是雅各布给鲍勃·利德曼、何塞·沙因克曼和拉里·魏斯所起的雅号。这三位都是在金融策略小组工作的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博士。现在，已经为公司赚了很多钱的雅各布，开始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们，而艾德由于非常钦佩雅各布，也开始使用这个称呼。尽管鲍勃、拉里和何塞名副其实，但因为我受到更多思想上的约束，还是感到不舒服。
最后是报酬问题，这也永远是每个人最介意的。在那时的高盛，员工每年的分红会在感恩节前与员工沟通，然后在12月中旬支付。高盛陈旧的工资管理系统不能开出超过10万美元的支票。如果那年的分红在12月份发到你手上时，假如你的分红是100万美元，那么你就会收到10张支票，每张都用单独的信封封好，整齐地摞成一捆用橡皮筋捆好。分红都是同一天发放的，管理人员会在办公室里将成捆的支票发放到每位员工手中。因此，尽管分红的数量是保密的，公司也鼓励大家对其保密，但你仍能通过他们一摞支票的厚度猜出他们年终奖的数量级。即使是只有两张支票的一小捆和一张支票也能立即被区别出来。有些交易员收到了很厚的一捆，有些还在四处炫耀。一名收入颇丰的年轻交易员有个习惯，就是手拿着他那一摞支票，一声不吭地像洗牌一样，小心翼翼地一张一张数着信封数量，而这一切都被他的同事一览无余。现在，高盛的工资管理系统不再有支票限额问题了，或者更实在点说，我的奖金总算不会被公开了。
高盛非常谨慎也非常保守，薪水增长非常缓慢。只要你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你未来的分红就取决于你过去的工作。无论是收入好年头儿里的分红上涨，还是收入差年头儿里的分红下降，都要参考你前一年的分红水平，并据此确定一个百分比。这种做法对你的报酬来说会起到降低增长幅度或是缓解下降幅度的作用。报酬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并不容易。很多为我工作的人都很厌恶这种平滑收入的做法，激愤地争辩道每年都应该按照“你到底值多少”来领薪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排斥这种做法，但在研究领域里，谁能对你的贡献给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呢？
除了薪酬外，我还在乎要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如果有人让我成为主管后勤服务部门的信息技术部的高盛合伙人，我还是会拒绝。尽管如此，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即使是我也开始对我在金融策略小组未来的报酬前景感到不满了。
我开始时不时地同情比尔·托伊了。他也是前物理学家，是我在布莱克-德曼-托伊项目上的合作者。比尔比我还先到高盛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早已是“牢骚满腹”了。不知怎么，他竟颇为认同交易部门和销售部门将宽客视为不谙世事的空想家的观点，认为到如今自己因为拥有博士学位这一污名而遭人鄙视，几近于自取其辱。尽管他希望成为“他们”——那些处于前台一线部门的“商务人士”中的一员，但对这些商务人士而言，他仍不过是一名宽客。
每周一次，我们都会与拉米内·罗哈尼共度午餐。拉米内一直在与费希尔研究组合保险理论，后来这种交易策略在1987年股灾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我们会在威廉姆大街的Italian Alps餐馆吃一顿便宜的午餐，这家餐馆已经关门很久了。在那里，我听他们两个兴奋异常地、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对自己角色的不满，慢慢地，我变得也有点意志消沉，甚至越来越被腐蚀。拉米内和比尔总是打算成为“商务人士”的一分子，并总是计划着路线，以便逃到高盛中更接近“业务”的部门去。
“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比尔会重复说这句话好几次，慢慢将他的脑袋从一边摇到另一边，并用他的右手背擦着眉毛。几年里，比尔和我一直在相互同情，偶尔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重复那句咒语：“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了。”每当我这么做时，比尔总是鄙视地对我说“你永远没有胆量离开！”
拉米内在一年内就离开了高盛，现在负责法国银行CDC IXIS纽约分部的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比尔则坚持留在高盛，成为结构性权益衍生产品领域内的法律、监管和金融工程等方面的真正专家，还以此为主题与人合著了一本书。最后，又经过了很多次共进午餐，就像我们以前一起吃的午餐差不多，比尔毫无悬念地在1999年去CDC银行加入了拉米内的部门。
当然，我有时喜欢做一个不同意见者。最近，当我读到埃尔文·查戈夫（Erwin Chargaff）的自传时，感受到了极大的认可。埃尔文·查戈夫生于维也纳，是以其名字命名的碱基配对查戈夫规则的发现者，这一发现最终也为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奠定了基础。查戈夫讨厌那种充满想象的、盲目的、好像理论物理学一样的风格，而这正是沃森和克里克用来建立模型的方法。当被问到为什么没能发现暗含在他所提出规则中的结果时，查戈夫就变得有点酸酸的。他在自传里写道：“大多数人都很聪明，欢迎那些不可避免的东西；可我不知为什么，就是喜欢站在失败者一边。”
沿着这一状态，我在1988年的时候到了某个临界点，开始参加投资银行职位的面试。那时，走出高盛的办公室而不被发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有人跟我提起过，如果你将你的夹克留在你的办公桌上离开，都没有人会注意到，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快，一个猎头将我介绍给J.P.摩根（现在的J.P.摩根大通）的固定收益团队。他们距离高盛只有一两个街区，于是我就定期走过去参加一系列冗长的面试。面试我的那些银行的人，都在等待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时代的结束，这样他们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投资银行业务中去了。这多少有点让人沮丧：大多数面试我的人更有兴趣问我在高盛的工作，而不是评估我的专业能力。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另外一个猎头把我介绍给Shearson公司，他们提供给我的职位是在斯坦·乔纳斯领导下，主管一个为债券期货交易提供支持的小团队。那时，高盛只有非常简单的层级，头衔有分析员、主管、副总经理和合伙人。我发现几乎难以理解Shearson提供给我的副总经理的头衔，搞不清楚这个职位背后的等级差别；Shearson公司的科层体系似乎更复杂，更接近贝尔实验室的科层体系。一个在Shearson公司的朋友跟我解释说，有部门层面的副总经理和公司层面的副总经理，而公司层面副总经理要比部门副总经理级别要高。[3]我非常喜欢斯坦，并对他对理论和实践的深刻理解而印象深刻，但我仍没有为离开高盛做好准备。
后来，在1988年年初的时候，那时RMS的负责人戴维·加贝茨（David Garbasz）将我介绍给汤姆·科拉夫基（Tom Klaffky），科拉夫基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团队的主管。尽管所罗门兄弟公司作为一个有着粗俗、野蛮文化的地方，其名声让人可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有着世界上最棒的固定收益交易公司，而且债券组合分析小组里有着华尔街最好的宽客团队。我对去那里工作非常感兴趣。
在戴维的建议下，我给科拉夫基寄出了我的简历。几天以后，我沿着百老汇大街85号走到纽约第一广场去见他。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成名的原因是，他参与了创设了基于国债的零息国库券条子（Treasury Strips）。他现在在马蒂·利博维兹的领导下，掌管着债券组合分析小组，下面还分几个小组。这些小组包括以前由鲍勃·柯普拉许主管的、现在由詹尼特·肖尔斯主管的期权研究小组，还有由迈克·沃德曼主管的抵押贷款研究小组。
我在1988年年中的时候，在几个不同场合又见过汤姆几次，每一次他都对我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表现出一阵极大的兴趣，但接下来就没什么消息了。当事情的进展放缓的时候，戴维·加贝茨就会鼓励我向前推进，而我则会给汤姆再写一封信，对于如何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做贡献列出我的想法。然后，我会秘密地走过街去，把我的信送到纽约第一广场去。
把信件送过去还是需要一定技巧的。我的朋友马克·哥尼斯伯格在为詹尼特·肖尔斯工作，所以我一直很小心，以防在纽约第一广场大堂撞见他。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正在那里参加面试。一次午饭时间，我走过去给在纽约第一广场43楼办公的科拉夫基送一个便条，我在底楼要进电梯的时候，正好碰到马克从电梯里走出来。慌乱之中，我告诉他我来这里是要去地下一层的理发店理发，结果他立即将我送下楼，告诉我理发店在什么位置。我还不得不赶紧编出一些理由，以避免接受一次根本不需要的理发。
与我的天性相悖，与这个不熟悉的、非学术的、以金钱为中心的世界打交道，我慢慢变得胆子大了些。我告诉汤姆（在信中，而非谈话中——谈话中讲这个需要更多的厚面皮，已经超出我所具备的程度）多高的薪水才值得我换公司。当时我能这么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仍能感受到我母亲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但可以清晰传达出来的观点，那就是一个人要为了喜欢和兴趣工作，谈钱是可耻的。
当科拉夫基问我在高盛赚多少钱时，我稍稍夸大了一点。结果是，几个月后我加入所罗门兄弟公司时，年薪大约翻了一番。在那些日子里，恐怕对自己的薪水和分红情况撒谎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将关于过去报酬的问题视为对隐私的侵犯，这些问题也不需要非常诚实的回答。我认识的很多人事实上将这个问题等同于你“想”在下一份工作中赚多少钱的问题。现在，公司都会在新雇员开始工作之前，花钱请外部公司对新雇员的背景进行调查，简历中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地方被查明与事实不相符的人，都不可能被录用的。
科拉夫基似乎不确定到底应该将我安置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什么位置，最后安排我与约翰·梅利韦瑟的团队共进午餐。这个团队是久负盛名的套利小组，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核心。肯定是我和费希尔的合作才使他们同意来见我，可我担心我知道的要比他们想象中的少得多。就像很多交易员一样，加贝茨能说会道，敢吓唬人，他试着粗略地教了教我关于赛马赌博的技巧，据他说这是那个套利小组成员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当我想到那天我最后走过去在纽约第一广场高层的餐厅与他们吃午饭的情景，我现在还有点哆嗦。
我记不清那次究竟有哪些人一起吃午餐了。我记得大概是8个人，里面有拉里·希里布兰德、约翰·梅利韦瑟、维克多·哈格汉尼、比尔·克拉斯克、格雷格·霍金斯，还有一些资历不深的团队成员。相比之下，我还是个新手，满打满算我在华尔街的全部经历也只有两年时间。我与费希尔和比尔·托伊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和实用性，后来也成为一个市场标准。但是，我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理论方面的；相反，梅利韦瑟小组的成员比我曾见过的任何人都要精明、强干，他们既懂理论也懂实践。
我的午餐面试官们自始至终都彬彬有礼。我记得他们问了我一些有关我与费希尔合作的一般性问题。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是想确定，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费希尔在智力上有过合作。这很难回答，据我所知，在金融领域中没有人能展现出费希尔那样不带任何成见地研究一个问题、独立思考得出结论的决心。他们还提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要求比较一个亚式期权和欧式期权的相对价值，我给出了一个后来知道是错误的答案。他们对我的回答点了点头，但却没有纠正我。几天后，科拉夫基告诉我他们不想让我加入他们的团队，但认为对于其他小组来说，我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十几年之后，1999年的某个上午，我与这个团队中的某些人共同参加了一个电话会议。那时我在高盛，他们则是在已经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正在接受由挽救他们的投资银行组成的财团的监视。在高盛量化策略小组时，我和同事科拉斯米尔·德米特菲、迈克·卡莫尔和邹乔一起，曾写过一篇关于波动率互换的说明性论文，波动率互换是一种新的场外交易工具，可以让零售客户将“波动率”本身作为一种资产来进行交易。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对买入波动率互换感兴趣，以对冲部分还未平仓头寸的波动率风险，而这些头寸最终成了这家公司垮掉的原因之一。
那天上午，高盛的管理人让一些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合伙人给我们打电话，讨论这些互换定价中的一些详细问题。在那次简短的谈话中，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他们对于理论微妙之处的快速理解，远比我们所认识的那些高盛交易员向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更有洞察力，也更复杂。在量化分析和交易世界里都有着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尽管他们如此老到，却仍将公司带入了灾难，每念及此不禁让人唏嘘。
由于套利小组没有位置给我，科拉夫基转而求助于他自己的领地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并将我介绍给负责抵押贷款研究的主管迈克·沃德曼，他当时正需要一个人领导正在组建的新的利率可调整抵押贷款（adjusted rate mortagage，ARM）小组。在几个星期之内，我就得到了为迈克工作的录用通知。
在我与科拉夫基见面讨论我的录用通知时，科拉夫基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我，我突然有一种不祥之感。
“我听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都比高盛的人更加强硬，更讲求实际，”我说道，“是这样吗？”
“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他对我说，“我认为在某种角度上有点像鲨鱼。你知道，鲨鱼要一直保持游动，必须时刻不停地动来动去，否则它们就要死去。这种状态或多或少就是所罗门的样子。”
为了缓解我的恐惧，他将他的公司比作鲨鱼，当时我还觉得有点奇怪。我忽略了这个类比，也忽略了很多熟人、猎头和前所罗门兄弟公司雇员的建议，他们都警告我说迈克是一个非常难打交道的上司。当我被招揽的时候，他表现得还是相当友善的。我总是谨慎小心，经过了1988年整个夏天的思想斗争与挣扎，最终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那年秋天开始的时候，我告诉艾德·马基维茨我要离开高盛而去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了，他也转告了费希尔和雅各布。当我告诉他所罗门许诺给我的报酬是多少时，我并没有得到高盛给我报出的挽留条件。尽管我对自己的薪酬快速上涨感到高兴，但对他们都没有试图挽留我而感到有些失望。
在高盛的最后一天，当我完成离职谈话，上交我的员工卡，最后一次走出85号大门时，我接到了高盛抵押贷款研究负责人斯科特·皮科斯的电话。斯科特试图劝说我留在高盛，继续研究如何将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应用于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上。但他从这份工作的软件端开始谈起，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把我视为一个物理学家转行成为程序员的人，而不是金融模型开发者。无论如何，现在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有些太晚了。我在加勒比海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几周后就开始了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工作。
[1] RMS是“风险管理系统”(risk management system)和“平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共同的缩写。波动率是关于风险的重要测度，被定义为股价每日收益率平方的平均值再开平方的结果，或者在统计用语中被称为“平均方根”。平均方根还让人想起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布朗运动描述的是股价随机围绕初始价格变化的过程，这种价格变化的平均值与所耗用的时问成反比。
[2] 金色降落伞是指在公司面临收购时，由于被收购公司原高管有可能被撤换，为了保证原公司高管不受到并购重组的影响，管理层可与公司签订一个“金色降落伞”协议，如果公司高管不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离开公司，都可以领到一笔巨额的离职补偿。——译者注
[3] 几年后，一位理发师小姐一边为我理发一边问我的职位。当我说我是高盛的副总经理时，她恭喜我，说在我之上只有一位上司。她没能弄清楚的是，我只是高盛大约3000个副总经理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