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12章 身心俱疲
■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麻烦不断的一年■对抵押贷款建模
■所罗门兄弟公司利用数量化分析进行市场营销的技巧
■幸运的裁员
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我陷入了黑暗之中。每天我都能感到地面迎面向我扑来，就像是一个可怕的坠机梦，最终都是以惊醒而告终。从1988年10月到1989年感恩节，我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年里，是我所经历的最差的一年。对于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来说，我自己犯了很多错，但公司里的人也和我一样犯了同样多的错误。绝大部分时间里，我就是觉得不能胜任。我一直以为或许我最终能够调整好并适应这份工作，尽管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没有做到。
我在抵押贷款研究小组的新上司是迈克·沃德曼，他从研究生院退学，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华尔街了，属于宽客里很早的一批。我很快发现，尽管迈克有着反应迅速、机敏灵活、效率极高的头脑，但与之相配的却是一种粗暴无礼的态度和一些奇怪的习惯，让人很难适应。每个周一一大早，我把桑娅送到幼儿园后，就赶紧去参加我们抵押贷款小组的早间例会。在这个会上，迈克会带着大家讨论所有手头上的建模项目。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早餐去参会。在会议开头的时候，迈克会花几分钟时间在他切开的每半个百吉饼里各挖出一个圆形城壕样的凹槽，把面包芯扔掉，剩下空出来的半个百吉饼面包壳，可以在里面涂抹黄油或是果酱。这种操作手法让人看起来非常恐怖。一天早上小组里另一位同事问他：“这样吃起来味道会好一点吗？”这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我作为迈克的助手，主要负责利率可调整抵押贷款（简称ARMs）方面的研究。当我进入公司的时候，我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抵押贷款市场的正规教育，突然进入这个领域，还要领导那些比我更熟悉这个领域的人，所以我开始阅读所罗门兄弟公司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论文。
我了解到，美国的抵押贷款市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与国债市场规模相当。在个人层面，遍布全国的储蓄银行向房屋所有者贷款，房屋所有人需要这些贷款来满足购房需求。作为交换，房屋所有人与银行签合同，约定每月分期偿付等额的贷款利息和本金，用15年或30年的时间还完全部贷款。ARMs就是利率可调整的抵押款，比如每隔6个月调整一次，根据某个约定的公式与短期国债利率做出大致同步的调整，或者上浮或者下调。相应地，每隔6个月，房屋所有人每月的还款金额也要做出调整。
ARMs有着各种各样的附加技巧。它们通常在第一年里提供一个较低的、非常有诱惑力的利率，为银行招揽生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利率的调整，贷款利率会有一个上限即上浮的最高点，还有一个下限即下调的最低点。最终，尽管抵押贷款的名义期限可能是15年或30年，但房屋所有人可能会选择提前还贷来提前终止贷款合同。如果利率已经大幅下降，有其他银行提供贷款利率更低的抵押贷款，贷款人这么做就是非常划算的。
借钱给房屋所有人的银行拥有这笔抵押贷款，也就是拥有对房屋所有人未来每月支付的要求权。银行会定期将所拥有的抵押贷款转手卖给吉利美（GNMA）、房地美（FNMA）和房利美（FHLMC），这些都是政府下属机构，充当金融中介的角色，将大量相似但并不相同的抵押贷款汇聚在一起，并将其转化为更加标准化的证券产品。然后它们把这些标准化的证券产品再次销售给大型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类似机构，它们需求的是有利息收入的投资。这种资产获得、汇聚成资产池、标准化、然后出售的流程解放了储蓄银行，为它们提供了流动性，以便它们能够发放更多贷款。结果就是美国拥有自主产权住房的居民比例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高。
尽管只要具备高中数学知识，再细心一点就能算出如果用15年的时间还清贷款，每个月应该还多少钱，但抵押贷款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简单的计算只是个开始。关于利率可调整抵押贷款池的所有事情，如利率支付、本金偿还等，都随着未来利率水平高低而变化，因此，每个ARMs其实都是一个支付随基准利率变化的复杂期权。
为了估计出一个抵押贷款池的到底是价值多少，你必须依靠一个关于未来利率水平的模型，这种模型事实上有点像我以前研究的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然后你要利用这个模型所生成的上千种利率情景，对结果求平均，从而模拟出贷款池未来的现金流。你要尽可能真实地表示出长期和短期利率的未来变化，然后对于每个未来的情景，都要计算出对于浮动的利率可调整贷款来说，一个贷款人未来每月还款额的变化值。你还要根据以往的经验，试着估计出每种情形下房屋所有人在利率变化后，提前还贷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提前还贷行为也会改变贷款池的现金流。这种蒙特卡罗模拟模型的计算结果就是抵押贷款池的现值。
抵押贷款估值模型涉及专业人士假设出的收益率曲线的移动及房屋所有人如何对此做出反应，但这些假设都没有得到过很好的检验。如果房屋所有人获得了抵押贷款池的金融支持，那么即使是房屋所有人的邮政编码都非常重要。因为根据社会经济学分类，某些区域的人会比其他区域的人具有更强烈的提前还款倾向。我听说有的投资者真的自己跑去做调查，问问所投资的抵押贷款池提供金融支持社区的情况。与物理学的严谨性和可预见性相比或与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简约相比，抵押贷款估值非常令人反感。曾经有一次我将这种观点与斯蒂芬·罗斯交流，他拥有自己的投资公司——Roll&Ross资产管理公司，专门从事抵押贷款业务。他反驳道：“无论何时我看到投资领域里有些复杂和令人困惑的事情时，我就看到了凭借我的聪明而能获得超额收益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也可能就是事实，但我还是觉得抵押贷款对我毫无吸引力。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干净、简洁，就像是有关氢原子的理论一样。抵押贷款建模则复杂棘手，我们对其只能近似地模糊计算，这更像是试图解释出铀同位素U238能量层级的结构。我更习惯干净、利落的问题，但抵押贷款是我签了合同要来研究的。
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个糟糕的地方。我开始工作后最先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开会时每个人都迟到。级别最高的人来得最晚，他们每个人都开门探头看是否其他所有人都已经到齐了。如果没有，他们就会扭头走掉。而级别比较低的人，则利用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迟到氛围而习惯性迟到。每个人都下定决心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而这种集体性选择的结果就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这种现象在高盛是不会出现的。
弥漫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的紧张气氛也是非常明显的。我有些想要离开这家公司的朋友们都快成妄想症患者了，他们担心上司会发现他们在面试其他公司，然后在他们离开之前先把他们开除。我从来没有听高盛的任何人讲过这种事。尽管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但绝大多数高盛工作人员从来不会想象出，行使自己的权力寻找另外的工作机会必然导致被解雇。
所罗门兄弟公司“赶尽杀绝”（take-no-prisoners）的文化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20世纪80年代，债券组合分析小组曾经给客户写过一系列非常知名的、关于互换和其他新出现的衍生品合约定价的报告。每份报告的封皮都是淡棕色的，并用深棕色打印出作者的名字。几年过去了，随着这些报告的最初作者一个一个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而转投其他银行或交易公司，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就会重新打印这些报告，并将已经离开的作者名字去掉。最终，很多以前写的但还是很受欢迎且仍在发行的报告上，在封皮上连一个作者的名字都见不到了。这种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Orwellian）、改写历史的做法使我震惊，让我觉得特别小气，也毫无作用，是对学术理念的公然侮辱。
在高盛，敌人是与你竞争的公司，而在所罗门兄弟，敌人是与你竞争的同事。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被花旗集团收购前不久，我遇到了还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的老朋友，我就问他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一个很知名的熟人被所罗门兄弟公司裁员了。“哦，他呀，”我的朋友说，“让人家发现他连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编码都不会！”现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是如此的基础和普及，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骗人的。但更有意思的是，我问到，人们是怎样知道我们的朋友不能对这个模型进行编码的呢？又是谁让他接受检查的呢？
我被告知，所罗门宽客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重新编写自己的计算机编码，即便是那些其他人可能已经做过了的最简单的事情，因为那些已经独立创造完成一些东西的人中，没人愿意与他人分享。这跟高盛的情况完全相反，在高盛你会因为这类阴谋诡计而没有生存空间，所以软件都是共享的。在高盛，发现某人连给一个简单的模型编码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梅利韦瑟的团队和公司其他人之间的那堵墙是最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偶尔会远远看上几眼那个套利团队。梅利韦瑟、哈格汉尼、霍金斯、科拉斯克和他们的同事都一起坐在交易大厅的中心，这是一个远离他人的世界，一小块波斯地毯就标识出了他们享有特权的领地，这个圈子里的人个个兴奋异常，使所有人敬畏，他们自己也对此一清二楚。他们有着自己的不可侵犯的秘密模型、自己的不可触及的数据、自己的计算机系统和系统管理员，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独享。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他们有权获得债券组合分析小组里最好的模型和想法。但这种沟通是单方向的，只会利于他们。他们是精英部队，是一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宪兵。公司里所有人对他们都半是羡慕，半是怨恨。他们拥有一切，包括知识、独立、特权以及大把的金钱。
我将这些所罗门兄弟和高盛之间的文化差异归因于上市公司和私人合伙制企业之间组织架构上的差异。那时高盛还是私有制企业，运转流畅是因为由合伙人负责运营，而合伙人是按统一标准从全公司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合伙人作为日常监督者，不拥有可以随时变现的股票，因此他们的长期利益就取决于公司的整体利益。结果就是，任何过分的自我膨胀都会很快被压制下去，因为管理公司的那个人，尽管他想打赢某场特定的战争，但他知道这样会伤害整个公司的利益。高盛人总是告诉你，高盛人容易相处，工作起来更加团结，没有太多的公司政治。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但不断这样讲有助于让预想中的事情自我实现。不管合伙人如何自私自利，他们的长期利益总是与整个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仅仅只是他们自己的那一小部分。
用著名的高盛前合伙人加斯·列维的话说，高盛是一个着眼于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小便宜的贪婪者。我想，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每个人都是人人为我，因此“上帝”要惩罚他们。
我们研究小组的关键职责是支持ARMs的交易商，他们与套利小组不同，更感兴趣的是为客户提供服务赚取价差，而不是执行真正的自营交易。我们通过撰写短小的量化市场分析报告的方式支持他们，这些报告提供了一般来说是真实的论据，供销售人员使用。当交易部门收购了某些新的抵押贷款池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些贷款池应用我们的模型，试着解释它们的价值是多少。
我们有一整套不同的模型和相应的测度体系用来评估贷款池的价值。最简单的测度方法就是假设未来利率保持不变，计算贷款池未来有效期内所能产生的所有收益。最复杂的方法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期权调整后价差模型（option-adjusted spread model），这个模型类似于我在高盛帮助开发出来的布莱克-德曼-托伊类型的利率模拟模型，可以算出贷款池在未来所有利率水平下能够产生超过国债收益的价差的平均值。
我们每天都将这些模型应用到交易部门持有的贷款池上，并将评估结果向他们汇报。不同的客户喜欢不同的测度方法，这取决于他们的老练程度、所使用的会计准则、受到的监管要求等。我们也做一些长期的、以客户为关注点的研究，如针对房屋所有者支付开发改进后的统计模型，针对越来越流行的、更加奇异的、以ARMs为基础的结构化产品开发估值程序。
交易部门的交易员使用期权调整价差模型来决定该对新上市的ARMs贷款池报出什么样的价格。模型的计算过程则是非常费劲的。每个贷款池都由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组成，每个抵押贷款都由不同的票息和不同的服务费标准。期权调整价差是对上千种未来情景求平均计算出来的，每一种情景又涉及上百个月份，每个月份都要模拟出利率的变化。由于贷款池每个月收到的还款数量和次数是按一种复杂的、路径依赖式的方式随基准利率调整而变化，因此在1989年的时候，即使是在计算速度最快的电脑上，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计算，从而得到模型给出的建议报价。
而让这些复杂工作如此令人不快的，是在交易部门紧急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过时的计算机模型。通常，我们只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为贷款池报价。而我们用来计算期权调整价差的FORTRAN程序是很多年前编写的，太过时了，非常不好用。为了给贷款池估值，这个程序需要相关要素的变量值：贷款池中包括了几个抵押贷款组合、每个组合的利息和到期期限是多少、利率浮动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其他参数。你必须把这些数字敲入到一个提前设定好次序的文件中，在每个数字间还要准确无误地加上空格。然后这个程序才能在专门为此购入的功能强大的超级计算机上运行。
在典型的一天中，当交易部门收到储蓄信贷机构的一整页传真，上面有贷款池的相关各种参数的时候，发令枪就响起了。然后，我们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将这些变量值敲入到程序输入文件中去，并将其提交给超级计算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超级计算机要用约10分钟的时间完成相关计算。因此，交易部门不耐烦的交易员每过10分钟就会打电话来催要计算结果。
可不幸的是，这个程序不容忍任何输入错误：哪怕输入的空格数量多一个或少一个，程序就会一声不响地卡住，然后就陷入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漫无目的地在读不出来的数据上绕来绕去，就是出不来一个结果。结果就是，在第一个10分钟或15分钟里，你要坐在那里非常紧张地等待着程序结束并在屏幕上显示计算结果。这段时间里，你会担心是超级计算机运行得稍微有点慢，你已经输错了空格数量，还是计算机已经陷入了死循环。如果15分钟过去了，屏幕上没有出现结果，你就可以认定你已经犯了输入错误，就需要关掉程序并重新来过。这是令人非常痛苦的过程！
这种贷款池估值的时间安排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总要有人值班，而且值班人的敲字速度需要足够快。当要迅速给出报价的时候，看着我们小组里一个打字很慢的人像小鸡啄米一样地在键盘上点来点去，会让人疯掉的。如果你离开自己办公桌一会儿，你必须告诉秘书你去哪里，在哪儿才能找到你。没人会想过去休超过一个星期的假。当我在1989年夏天休了两个星期假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迈克对我缺少敬业精神非常不满意。
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S、T、R的早间晨会，一个表面上很乐观的销售经理喜欢用这三个字母代表销售、交易和研究，将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为的是给予研究部门同等的地位。我偶尔需要向销售人员做简短的、两分钟的演示，介绍我们已经购买的新ARMs贷款池最吸引人的地方。我第一次做这种演示的时候，还有些惶恐不安，吃不准抵押贷款的特征。于是一个顾问被带进来，教我怎样根据一份文稿讲话，同时要让人看不出来我是在念这份文稿。他的方法是使用特大号字体，这样你就能可以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迅速浏览一下，并记住你要说的内容，同时与你的听众保持明显的眼神交流。尽管经过演练并录像下来有点降低身份，但这就是他们显示自己专业化的一个例子。
给我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利用量化研究来促进商业业务发展的专业化方式。我将金融研究视为一种科学活动，我是带着业余爱好者的热情喜欢上金融研究的。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他们都是商务人士：他们把金融建模视为一种市场推广工具，以商人的视角来应用这一工具。他们擅长把模型当作标尺来对证券估值，并据此将证券进行排序，然后熟练地利用这些排序向客户们推介这些证券产品。
我不擅长，也不喜欢市场营销，但我在那一年里学到了很多。我也逐渐了解到使用模型当作销售工具背后的逻辑。事实是，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证券，有如此多的股票，任何人要知道哪一类里哪一只证券能够带来最大收益是非常困难的。模型能为你提供一种理念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价值；它能把一个有关债券价格的离散世界投影到一个一维的直线上，并且按照价值的大小将它们排列出来。
我逐渐意识到，开发成功的金融模型不仅仅是一场寻找事实真相的战争，还是一场争夺使用者信任和体验的战争。当正确的模型、正确的概念能够让人更容易地思考价值的时候，这些正确的模型和正确的概念就能占领世界。当公司的客户开始依赖公司的模型所计算出来的结果时，这家公司就能占领市场。这就是发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期权调整价差概念上的事实：当所罗门将这个概念开发出来不久，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开始编译这个模型的自己的版本，用来做同样的分析，就是因为客户需要这种模型。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人开展量化分析业务要比高盛早，他们会出于本能地这样考虑研究工作。当我到了所罗门后，我发现他们的销售人员和宽客都在使用一些快速的、大量的对数字进行简短分析的方法，这些分析方法比较债券之间的到期收益率或值，其熟练程度令人惊讶。所有的新雇员，不论是交易员还是销售人员，甚至是宽客，都要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入职培训。这里我所说的“甚至是宽客”是带有敬佩含义的，因为那时的高盛认为将宽客派去接受培训是对稀缺资源的极大浪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固定收益培训更是特别，课程是由交易员、销售人员和宽客讲授，这些人的讲授内容涵盖了市场惯例、量化概念和量化工具的使用。培训中还要定期测验，接受培训的人最终会变成债券领域的数学专家。每个人还要学习霍马（Homer）和利伯维兹（Leibowitz）的经典论文《收益率曲线的奥秘》（Inside the Yield Curve）。所有受训人员结束培训时，都对收益率、远期利率和久期有一种深刻的体会。
让我敬佩的是，很明显，所罗门兄弟公司里的有些人已经意识到，在全公司范围内对所有模型采用统一界面的优势所在。1989年，公司里所有人使用的销售工具和模型都是在一种过时的、笨重的Quotron终端上运行的。这种终端是20世纪70年代在富有远见的迈克尔·布隆博格（Michael Bloomberg）的领导下建设的一种基础设施。尽管不好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所有人都要学习如何熟练地使用Quotron终端，以便于获取内部和外部的信息，这种方式就像10多年以后的人们使用Web浏览器那样。1989年，布隆博格已经不在所罗门兄弟公司，而成为他那家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信息和建模工具王国的领导人。那时他为客户提供的彭博终端就远比Quotron要先进得多。几年后，我很高心地看到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在他的终端上也能找到了。
1989年全年，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事实上，我还有点业余，不像身边那些资深人士那样对销售领域非常熟悉。我的朋友马克·格尼斯伯格和艾蒙德·塔迪沃锡安（Armand Tatevossian）还在拿我给出的一个关于波动率期限结构的愚蠢答案取笑我，这个问题是在一次债券组合分析小组例会上迈克非逼着我回答的。我只能承认答案不对。这并没能阻止马克公开地开我玩笑，说他都能想象得出来我加入债券组合分析小组时公司承诺给我的报酬是多少。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咬紧牙关试着坚持下去。有时我想，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能够融入团队中去。但绝大部分时间里，我渴望离开，而我的雇用合同里包括了1988年的分红和1989年全年的报酬，我又不愿意放弃，因此我只能挣扎着工作下去。
即使是那些犯错比我少的人，为迈克工作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喜欢掌控一切。1990年年初的某个时候，数量金融学的著名先驱、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教授费利穆·鲍意尔（Phelim Boyle）邀请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一次关于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的演讲，那时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刚刚公开发表。迈克拒绝我去参加学术会议的申请，也拒绝我谈论自己以前公开发表的成果，即使是在我自己的时间里。当我问到为什么时，他笑了笑说，我们不应该做促进竞争的事。就像华尔街上的很多上司一样，他认为他拥有为他工作的员工。我想我当时也觉得这是对的。我拒绝了邀请。
在抵押贷款小组中，我也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开心的人。最后，我注意到那些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商业界曾经享受过独立人生的人，都不能忍受迈克对他们的压制。那一年中加入小组的一些资深人士，一年后都离开了。像我这样的一些人，离开是因为与迈克差异太大；我认识的另外一些人，如从花旗转投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拉维·默图（Ravi Mattu）等，是因为所拥有的技能与迈克太过相似，感到受到了压抑。只有那些新来的年轻雇员，在知道还有其他生活方式之前就不知不觉陷入被奴役状态，也只有他们能够忍受这种永无休止的控制。最终，几年后，我听说迈克自己也不得不离开。
我自己的离去很快就来到了。1989年年末，由于市场环境不好，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裁员。在公司里，裁员（layoffs）总是比解雇（firings）更方便。因为不利的经济环境而让人离开远比因为能力不足而让人离开要容易，后面一种做法容易招致对簿公堂。公司并不会公开裁员名单，事情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你会听到一些谣言，说公司要裁员了。然后，你就开始听到一两个人突然从公司消失了。最后，你会注意到一些平常经常与你交往的人开始避开你。后来，你会意识到他们是提前知道消息的。悲哀的事实是，当你知道朋友或同事即将被裁员时，你对此无能为力，也只好躲着他们。
一天，迈克和我一起下楼，走到楼层之间的楼梯间时，迈克鼓励我要跟为我工作的那个年轻人解释清楚，我在我的ARMs提前还款率的回归模型上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要尽快把年轻一代培养起来！”他令人怀疑地笑着，其实他是想确保我离开后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我还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继续以为我能坚持住，直到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我还没有真正去找工作。
后来，在1989年感恩节那周周初的某天下午，我在办公桌旁收到迈克的电话，他让我下几层楼去一个办公室见他。我感到心脏一下子往下坠。我赶紧给埃娃打电话，告诉他我觉得“那件事”就要发生了。她温柔地安慰我不要过于担心。然后，我离开我的办公室下楼去。
当我敲那间我被传唤的、不熟悉的办公室的门时，迈克来开的门。里面坐着雇我来的汤姆·科拉夫基、负责整个债券组合分析小组团队的马蒂·利伯维兹，还有一些来自人力部或法律部的同事，他们在这里是为了确保所有的事情都运行得比较合适。我坐下来，说一些我现在回忆不起来的话，他们告诉我我被裁员了，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仍会继续拿到薪水（薪水水平降低了，没有分红）。他们让我把手边项目的进展向为我工作的员工交接一下，然后离开这幢大楼。
当你被告知要离开时，你会觉得做了什么亏心事，只好偷偷溜走。我花了一点时间跟为我工作的年轻人交接了工作，他明显已经提前被告知了即将发生的事。然后，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再见，起身离开去找我的妻子和女儿桑娅，他们预约了一位小儿科医师。幸好有了件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最终，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几天后，我们和几位朋友一起在纽约北部庆祝感恩节。然后，在节日放假的那个星期天，我早上7点钟开车去所罗门公司的办公室，这么早去是为了确保没人会看到我，我用箱子把书打包以便运走。几天后，我收到了马克和艾蒙德打来的充满困惑的电话，他们还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上班了。
最重要的是，事情并没有那么坏。我乐于认为有一种“业”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没有离开金融策略小组去所罗门兄弟公司，如果那年我没有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经历那种因为某种不足而带来的羞辱，最终我也不会回到高盛，找到一个如此适合我的专业和性格的职位。
我再也没有见过迈克·沃德曼，尽管之后的一年里，我总是想象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会谈些什么。6年后，固定收益分析师协会把已经故去的费希尔·布莱克列入该协会名人纪念堂。在那次会议上，我应邀做了一个关于费希尔的演讲。在答谢午宴上，我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安排在贵宾席，紧挨着马蒂·利伯维兹。那时，他是TIAA-CREF（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高校退休股票基金）的首席投资官。1989年11月的一天，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作为沃德曼上司的上司，他宣读了对我的判决。而这一次，他态度诚恳、热情，我们谁也没有提起我们上一次交谈时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