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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的社会为何需要富人
后记
我们的社会为何需要富人
如果富人真的像大众心目中的刻板模式那样无所事事，都是些不愿工作的游手好闲者，将幸运地继承来的财富肆无忌惮地用炫耀性消费挥霍一空，那么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会过得更好。当然，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就像靠不道德甚至犯罪手段发财的人同样存在一样。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陈词滥调远非事实。在五名高财富个人当中，差不多有四个人是企业家或自雇人士。就算是富人中最富的那些人，许多要么是公司的创始人，要么是负责运作其父辈开创的公司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故事你不会陌生：比尔·盖茨，美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微软。霍华德·舒尔茨，在美国一个穷人聚居区长大，父亲是体力劳动者，他通过将星巴克咖啡连锁店发展到全球，赚了超过20亿美元。谷歌公司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关于网上搜索引擎的想法被证明非常了不起，让他们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与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不相上下。这些人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人呢？正如很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指出的，目前存在着认为继承而来的财富不如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财富更受欢迎的倾向：“由个人能力差异或者由此人所积累财富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合理的，或者至少不像由继承而来的财富所导致的差异那么明显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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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能理解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为何会得到与继承而来的财富不同的对待。毕竟，前者是辛苦工作的结果，是值得自豪的东西，而后者则是纯属幸运——是生在富裕家庭的结果。
不过，弗里德曼用来反驳的论点也值得思考：他认为“说一个人有权享有他通过个人能力创造的东西或者他积累的财富成果，但是却没有权利将财富传给子女，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这相当于说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收入过放纵的生活，却不能将财富给予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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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继承而来的财富是世界“不公平”的表现，那么想必有些人继承而来的良好相貌同样“不公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凯瑟琳·哈基姆曾进行过一系列研究，证明良好的相貌在劳动力市场上构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她发现，长相好的人获得的平均工资更高，而且让人感觉更有能力、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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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在法庭上，在其他所有情况都相同时，相貌迷人的被告被认为有罪的可能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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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感资本很宝贵这种观念持有异议的人通常抱怨说，这完全是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能或者不应该有价值。但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天生的，却很容易被赋予价值并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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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配拥有财富的继承人往往会在守住财富方面遇到麻烦。关于这种不够格的继承人的例子多得数不清，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应付继承而来的财富或公司，最终将一切挥霍一空，不过这很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富有并且有声望的商人家族的逐渐没落。在子嗣们被证明不配拥有他们掌握的大笔财富后，“公正”重现。长远来看，只有值得拥有他们所掌握的财富的人才能够守住财富。
许多人对富人怀有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妒忌驱使。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杰出著作（Der Neid. 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中，证明了妒忌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历史时期。妒忌的目的不是通过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来让天平恢复平衡，而是通过确保被妒忌的对象变得比过去糟糕来恢复“公正”。据舍克说，重新分配财富也不能消除妒忌——相反，随着特定社会越来越接近于取得平等，由妒忌助长的对于平等的渴望却变得愈发难以满足。
不过，如果你指责那些抨击“富人”的人是受妒忌驱使，他们会立刻动怒，并言之凿凿地向你保证说“妒忌和这不相干”。当然，受妒忌驱使的人向来都会否认这可能出于妒忌的任何说法。不过正如舍克所言，妒忌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深深植根于人类生物学和存在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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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克还论述了妒忌在围绕财富再分配展开的政治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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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连大力支持极端的累进税政策的人也通常会承认，这种政策给国库带来的额外收入非常有限。就算是这种确凿的事实和计算结果也不大会让他们动摇。相反，他们会觉得必须要表明，增加的收入是次要的，而“象征性作用”才是这些举措的真正意义所在。不过，所有这些表明，这样的政策缓解了有些人的感受，他们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得知“富人”将会有更大一部分收入或财富被拿走的时候，却会产生某种满足感。
舍克还认为，富有的人经常——而且可能是无意识地——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归结为“运气”，试图以此来“消除任何潜在的妒忌他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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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别人更胜一筹的能力而言，人们不大可能怨恨这些人的“好运”。说“我只是比你幸运”听起来要比指出你的成功可能源于你高于常人的精力、创造力或智力更容易让旁人接受，也更四平八稳。
为什么人们往往不像妒忌成功的企业家和高管那样妒忌成功的运动员和流行歌星？虽然顶尖运动员经常拥有比企业家或高管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得到的是赞赏而不是妒忌。2013年，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马丁·温特科恩1500万欧元的年收入成为当时所有DAX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中收入最高的，不过与利昂内尔·梅西（2013年年收入：4100万欧元）或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2013年年收入：3950万欧元）相比，显得逊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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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问的是，与领导着一家在2014年生产了1000多万辆汽车并雇用了50多万人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做的工作相比，C罗在绿茵场上的球技是否真值得让他拿到2.5倍于前者的收入。不过，公众妒忌温特科恩拿1500万欧元的可能性似乎要比妒忌C罗拿3950万欧元的可能性大得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因为相对于高管赚取高薪的工作而言，运动员的表现更容易获得认可和评估。不管怎样，“公正”在体育界定义起来非常简单：取得多大成绩就拿多少工资。谁能把足球踢得像利昂内尔·梅西或者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那么好，也可以拿到同样高的报酬。这会对常说的“社会公正”的概念有何影响尚不清楚。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称社会公正为“海市蜃楼”，更多的是“破坏了个人自由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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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向高管支付高工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工资背后的计算方法。如果收入是基于工作的辛苦程度，那么护士赚得比高管少的确是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在计算薪酬时主要基于员工所花费力气的大小。相反，薪酬主要基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有多么稀缺以及他或她被取代的难度有多大。在顶尖经理人的国际就业市场上，薪酬是由同样的供需法则来决定的。
当然，监事会有时会犯错误，聘请到的高管被证明不配获得向他们支付的高薪酬。出现这种情况时，承担损失的是公司所有者或者股东，而不是公众。同样，一名足球运动员最终的表现可能配不上他新加入的俱乐部为他支付的转会费，因为他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损失是俱乐部的，而不是公众的。
时不时地就会有人提议，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收入最低的员工的薪酬差距应该有一个法定上限。瑞士甚至就这一问题举行过公投，不过瑞士人非常明智，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
还是以足球为例，这一做法的后果立刻显而易见。我们假设拜仁慕尼黑队收入最高的球员的工资不能超过收入最低球员的20倍。为了保持竞争力，这家俱乐部要么将收入最低者的工资提高到自己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的地步，要么拜仁慕尼黑队就只能凑合着起用三四流的球员，因此在欧洲冠军联赛连一场胜利都拿不下。强制要求一家公司付给高管的薪酬不能超过勤杂工的20倍也会产生类似的灾难性后果。
顺便说一句，没有证据表明引入这种上限真的会满足公众对于平等的渴望。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怀疑：“给工资设定一个低水平的上限对于解决如何让收入分配真正实现公平的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正相反：上限定得越低，各个级别的收入之间越是相近，一些人就越是纠缠并妒忌余下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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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高管和企业家更是经常被迫为自己的富有辩解。或许这就是要“对社会有所回馈”的理念的由来，这种想法似乎不仅受公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富人自己的认可。针对《德国的财富》所做的研究表明，2/3的富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富人和不富裕的人相比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应该捐出更多的钱，比如为了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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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的德国富人为社会事业捐款，43%的德国富人为危机和救灾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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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起了“捐赠誓言”行动，全世界最富裕的100人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动，其中包括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CNN创始人特德·特纳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们都承诺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捐赠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让富人处置自己的钱并支持他们自己选择的事业是不民主的。在这些支持政府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人看来，确保“公平”的唯一办法是以税收的形式拿走富人的大部分财富，然后让政客来决定拿这些钱做什么。
无论如何，捐赠都不是富人如何造福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并不主要在于他们的慈善活动，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创并运作的公司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开发的产品和科技让我们大家生活得更美好。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会拥有微软公司开发的软件，用谷歌在网上搜索。他们还很可能时不时地去星巴克喝咖啡，并且通过脸书与朋友保持联系。
成立了这些公司的人不完全是为了追逐金钱而这样做，不过金钱的确发挥了奖励的作用，奖励他们开发出造福我们大家的实用产品并承担自主创业的商业风险。
大多数人对于富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德国5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一半的人会承认富人为创造财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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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71%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在生活中享受着不公平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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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受访者将富人的财富归结于“经济体系的失衡”，还有52%的受访者提到“不诚实”是财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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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学者往往对财富和资本主义制度怀有疑虑。几百年来，学者一直梦想着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或更少。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乌托邦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平与财富——恰恰相反：只要有人试图将它们变为现实，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人类的遭殃。
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威廉·J.H.伯切尔牧师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十诫》的小册子中告诫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不能通过阻止富足来实现繁荣。
不能通过弱化强者来强化弱者。
不能通过贬低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
不能通过扳倒发工资的人来扶助挣工资的人。
不能通过摧毁富人来帮助穷人。
不能用借来的钱建立健全的保障。
不能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手足之情。
不能通过入不敷出来让自己免除麻烦。
不能通过消灭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培养性格与勇气。”
就算是对我们的经济制度并不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许多人也批评所谓的“社会不公”，也就是富人拥有的东西远比穷人要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将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真的带来了更多的不公正吗？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近50年来，在降低全球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之前500年的成就都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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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饥荒和苦难，而且谁也不该漠视这些。不过，和常见的一种误解正好相反的是，备受污蔑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倡导者——“富人”——并非是痛苦与苦难的原因。饥荒依然盛行的非洲国家是因为缺乏经济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过度而受苦受难。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比之前的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更大程度地改善了地球上的生活。1820年，全球85%的人口每天靠着不到1美元生活，如今，这一比例降至20%。在过去的10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65岁，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预期寿命还在以每年增加几个月的速度保持着增长。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的影响绝对是积极的。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全球化让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受影响最大的是发达国家中没有一技之长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人。对他们而言，必须要承认全球化转化成了收入上的损失，因为它推动了国际竞争。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雇主的成本大为降低。不过，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不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唯一的受害者。发达国家的一些中产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同样的影响。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论调从伦理的角度讲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认为，他们的批评“事实上不过是富裕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采取的防御策略，他们担心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让自己的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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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支持反全球化运动的往往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一向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又一个应予以谴责的形式。当然，关于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的穷人与富人、输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与赢家（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德国或美国工人的角度讲，痛批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正当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会怎样？德国或美国有一个中产人士成为因全球化和全球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向下流动趋势的受害者，中国或印度就会有三四个人摆脱贫困，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超富》一书中援引了美国某技术供应商首席财务官的话，此人说：“我们对薪资水平的要求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高。当然如果你要提出10倍的薪资要求，你就需要提供10倍的价值。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或许中产人士有必要做出接受降薪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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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富人的许多流传甚广的陈词滥调都是基于偏见。毕竟，大多数人所认识的熟人中，没有称得上百万富翁的人，更别说亿万富翁了。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拥有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或者欧元？
大多数人通过媒体上的报道形成了对富人的看法，而这些报道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炒作了一些很少见的情况：高管在让公司濒临破产后，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丰厚遣散费，企业家在纳税上欺骗政府数百万。这些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金融界精英从整体到个人都很贪婪的陈词滥调。
我想再用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的一段话来反驳这样的陈词滥调：“贪婪绝不是拿着高工资的人所独有的领地。它影响着各个社会层次的人，不管他们是低级别的雇员还是首席执行官，是失业的工人还是百万富翁。并不是所有未能在生活中创造财富的人都对贪婪有免疫力，也不是财富会自动让人变得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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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徒职业伦理联系在一起。他强调贪婪一直都是存在的。正如韦伯所言：“中国官吏、古罗马贵族或是现代农民的贪婪能够比得上任何贪婪之辈。”
[21]
相反，是新教徒的勤劳、节俭与节制、绝对可靠和诚实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
虽然媒体对于“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的报道暗示着这种精神的彻底丧失，但我在第六章中引用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它仍然好好地存在于德国以及美国大批金融界精英的身上。
“富人”究竟在用他们那么多的钱做什么？他们的财富规模越大，用于再投资的数额往往就越大，比如投在股票或其他形式的公司股份上。这样一来，他们让整个经济有急需的资金可以使用。当然，富人做这些投资，是因为他们渴望自己的利益扩大、财富增加，而不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不过，社会从这样的结果当中获得了好处。
乔治·吉尔德在他的大作《财富与贫穷》中认定，富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无任何负担、不带官僚色彩的现金。事实上，大批富人的确扮演了这一角色。他们只有一小部分钱是被消费掉的。大部分钱流向了雇用劳动力并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生产机构。富人仍然是经济中可自由支配资本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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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富人的确会花钱购买实用性值得怀疑的奢侈品。但是想想这一点：许多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用品也曾被当成不必要的奢侈品。以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为例，它们在19世纪时仍被视为奢侈享受。直到1940年时，德国所有的工人阶级家庭中，还有14%没有用上电，此外，将近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96%的家庭没有浴室。如今，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基本的必需品，甚至连社会上比较贫困的人士也用得起电视和手机。
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加强乘客安全性的安全气囊或自动刹车系统被认为是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如今，所有汽车都配备了这样的东西，如此一来，驾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变得更加安全。从这方面来讲，就算是有些富人所沉迷的炫耀性消费也惠及所有人，因为这推动了这些在刚进入市场时超出大多数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商品的生产。由于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上的进步，许多商品后来成为公众也可以使用的东西。
“起初只有极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的东西成为巨富的身份象征，因此似乎也是其他人所向往的。接着，一度让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价格上出现了下降，如今成了有意无意努力模仿金融精英的中产阶层可以承受的东西。富人现在需要新的身份象征，因为旧的身份象征早就已经大众化，不再有效。于是这样的循环又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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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公众围绕财富和再分配展开的讨论往往忽视了这些因素。政客们喜欢通过建议增加高收入者的纳税额来讨好选民，因为“是他们最终要做点贡献的时候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累进税制，富人做出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公平的份额。以德国为例，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41.8%是由收入最高的5%的人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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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变得对歧视少数派的做法非常敏感，也理应如此。不过，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说了“我不喜欢富人”这样的话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设想一下，如果一名政治领导人承认不喜欢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派会激起多少合情合理的愤慨！在当今世界，“富人”、“高管”或“银行家”或许是唯一一个任何人仍可以尽情歧视的少数派。事实上，公开声明歧视他们会让你受邀上谈话节目，并让你赢得公众的支持而非愤怒。
当亿万富翁及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制造商路易威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宣布他有意成为比利时公民时，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上的大标题是《滚吧，有钱的混蛋！》（Casse-toi riche con ）。和阿尔诺一样，在奥朗德将针对收入最高的人群的税率提高到75%以后，法国许多最有钱的公民有遭到排斥、不受欢迎的感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考虑离开这个国家。有些人真的离开了，给法国经济造成了伤害。
乔治·吉尔德说：“在富人当中，既有资本主义的化身，也有它的缩影；既有它的英雄人物，也有最恰如其分的恶魔；既有这一制度对抱负的关注，也有进取心的来源；既有它变幻莫测的力量，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富人得到怎样的对待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只是富人还是也是财富的承载者——是衡量资本主义经济健康与否的关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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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富人对于他们遭到误解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他们没有参与公开讨论从而确保公众认识到他们为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与好处，因此没有给自己帮上任何忙。只要富人受到自我怀疑情绪的困扰——“必须对社会有所回馈”的理念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该惊讶于其他社会成员对他们缺乏理解与赞赏。
我的观点是，“回馈社会”的想法暗示着富人先从社会拿走了什么。这种思维是基于一种简单但完全被误导的观点，即我们的经济是一场零和博弈，就因为穷人是穷人，富人才得以成为富人。
在人类历史上，向来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以后也会永远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当今世界，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成为富人。就在30年前，像脸书、谷歌或亚马逊这些将自己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和杰夫·贝索斯在短短几年里变成亿万富翁的初创企业还不可能存在。全球化和互联网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敞开了机遇之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已经变成了创新中心，投资者和年轻的企业家与风险投资人及来自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学者在这里接触。类似的情况现在也正出现在柏林这座我生活了将近30年的城市中，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风险投资人与拥有好点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生机勃勃的创业场面。这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些开路先锋已经赚到了数亿欧元，其中包括Zalando网上电子商城和火箭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及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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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在几年之后还会剩下多少仍有待观察。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驱使这些年轻人放手一搏、自主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激情和热情。
当然，他们的行动除了由好奇心和创新冲动所驱使外，也是因为要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和个人的财富。毕竟，最后决定一个想法或创业计划是否可行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或失败。而决定一家企业在商业上是否成功的是消费者，也就是我们大家。简单来讲：像Zalando这样的公司能否从长远来看取得成功，取决于通过其网站来购买鞋子和衣服的女士。
正如自由派思想家汉斯·森霍尔茨所言：“企业家的影响力来自于消费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所得到的支持不是基于继承来的特权、习惯与传统，而是完全靠他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消费者的能力。不管他的财富和影响力看起来可能有多么雄厚，企业家都必须屈从于买主的突发奇想和心中所愿。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失败。”
[27]
[1] Friedman，Milton，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1962，p.164.
[2] Friedman，Milton，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1962，p.196.
[3] Hakim，Catherine，Erotic Capital：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New York 2011，p.144.
[4] Hakim，Catherine，Erotic Capital：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New York 2011，p.138.
[5] Hakim，Catherine，Erotic Capital：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New York 2011，p.159.
[6] Schoeck，Helmut，Der Neid. 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 t，Freiburg/Munich 1966，S.379，cf.37，253.
[7] Schoeck，Helmut，Der Neid. 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 t，Freiburg/Munich 1966，S.353.
[8] Schoeck，Helmut，Der Neid. 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 t，Freiburg/Munich 1966，S.263.
[9] 足球球员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赞助协议所带来的收入。法国杂志《法国足球》发布顶尖足球球员总收入的年度排名。
[10]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quoted in Habermann，Gerd，Freiheit oder Knechtschaft？Ein Handlexikon für liberale Streiter ，München 2011，S.184.
[11] Schoeck，Helmut，Das Recht auf Ungleichheit ，Frankfurt/M.1988，S.73.
[12] Sehity，Tarek el；Schor-Tschudnowskaja，Anna，“Vermögende in Deutschland. Die Perspektiven der Vermögensforschung，” in：Lauterbach u.a.，S.164.
[13] Sehity，Tarek el；Schor-Tschudnowskaja，Anna，“Vermögende in Deutschland. Die Perspektiven der Vermögensforschung，” in：Lauterbach u.a.，S.119.
[14] Glatzer，Wolfgang；Nüchter，Oliver；Beck，Jens；Bieräugel，Roland；Hallein-Benze，Gerladine；Schmid，Alfons，Reichtum im Urteil der Bevölkerung. Legitimationsprobleme und Spannungspotentiale in Deutschland ，Opladen/Farmington Hills 2009，S.65.
[15] Glatzer，Wolfgang；Nüchter，Oliver；Beck，Jens；Bieräugel，Roland；Hallein-Benze，Gerladine；Schmid，Alfons，Reichtum im Urteil der Bevölkerung. Legitimationsprobleme und Spannungspotentiale in Deutschland ，Opladen/Farmington Hills 2009，S.77.
[16] Glatzer，Wolfgang；Nüchter，Oliver；Beck，Jens；Bieräugel，Roland；Hallein-Benze，Gerladine；Schmid，Alfons，Reichtum im Urteil der Bevölkerung. Legitimationsprobleme und Spannungspotentiale in Deutschland ，Opladen/Farmington Hills 2009，S.65.
[17] Chiwitt，Ulrich，Kapitalismus. Eine Liebeserklärung. Warum die Marktwirtschaft uns allen nützt ，Weinheim 2012，S.168-169.
[18] Chiwitt，Ulrich，Kapitalismus. Eine Liebeserklärung. Warum die Marktwirtschaft uns allen nützt ，Weinheim 2012，S.173.
[19] Freeland，Chrystia，Plutocrats：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 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Canada：Anchor，2012，p.272.
[20] Chiwitt，Ulrich，Kapitalismus. Eine Liebeserklärung. Warum die Marktwirtschaft uns allen nützt ，Weinheim 2012，S.192.
[21] Weber，Max，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Boston 1930，p.57.
[22] Gilder，Georg，Reichtum und Armut ，Berlin 1981，S.93.
[23] Rickens，Christian，Ganz oben. Wie Deutschlands Millionäre wirklich leben ，Köln 2012，S.114.
[24] 联邦统计局：《2010年德国个人所得税统计数据》，发布于2014年7月28日。
[25] Gilder，Georg，Reichtum und Armut ，Berlin 1981，S.78.
[26] 这一主题参见约埃尔·卡奇马雷克关于扎姆韦尔三兄弟的大作《互联网教父》。
[27] Sennholz，Hans F.，“Über den Abbau von Armut und Ungleichheit，” in：Baader，S.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