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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创造性破坏：技术的力量
未知
第九章
创造性破坏：技术的力量
我认为可能存在一个容纳5台电脑的世界市场。
——郭士纳，1BM公司总裁，1943
第八章告诉我们，技术力量会产生贫困陷阱。但是，技术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可以为贫困国家的人们带来希望，因为贫困国家对旧知识并不像发达国家那么有兴趣。至少有一些贫困国家可以跨越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技术前沿。然而，要抓住技术跨越的这一机会，需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以前的技术经验和良好的政府政策。
新技术的冲击
当我看到家里的书桌时，我发现上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几年前并不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写书所用的手提电脑在1985年前并不存在，当时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只好在一台现在看来是恐龙式的台式电脑上打字。而就在那之前几年，我还只能在手动打字机上写我的高中和大学论文。即便当我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在1986年获得了第一台手提电脑时，那个家伙还有个不好的习惯，经常将我的一些文件丢失，再也找不到了，我曾经不得不将同一个文件输入4次。
现在，我的手提电脑可以检查拼写和语法错误，它可以与电话线连接，因此可以下载我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高速调制解调器几年前都并不存在。我可以进入互联网，阅读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并且可以访问其他信息站点。为了写作本书，我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我可以在网上获得其他经济学家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我把这些地址和电话存在一个夏普电子存储器内，这个东西在今天与掌上电脑比起来过时多了，但在几年前也是不存在的。
我工作时所喝的咖啡是星巴克的高质量咖啡，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偶尔去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旅行时，才能买到一些好咖啡。否则我只能喝那些在百货店买到的杂牌子了。现在，每一条街区都有星巴克，我在家里用一台便宜的咖啡机就可以带来很大的享受。
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巨大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并不能用投入（如机器设备）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投入之外的“余值”，其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的电脑调制解调器的速度是20年前的22倍[1]。从1991—1998年，一个大型电脑硬盘每一兆字节容量的价格从5美元下降到3美分[2]。在过去20年中，每美元投入的计算能力增长了10 000倍，利用光纤传输数据的成本下降了1 000倍。自1980年以来，美国每一单位GDP的半导体使用量增长了3 500倍。1981年，仅仅有213台电脑联入互联网，而今天则达到了6 000万台[3]。
其实，并非只有技术才获得了如此飞速的发展。从1970—1994年，世界小麦产量翻了一番，谷子和大米产量也分别增长了70％和50％。亚洲的谷物产量增长更快，在过去40年中增加了2倍[4]。
工业生产的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一些新的技术，比如适当库存管理和数控机器等都得到了应用。
健康状况的发展非常引人瞩目。举例来说，随着一些新药如利培酮（Risperdal）和百优解（Prozac）的出现，对精神疾病如抑郁症的治疗也取得了很大发展，给很多患者减轻了痛苦。
关于快速发展的单子还可以一直列下去。技术进步的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新的产品和技术不断产生。然而，技术进步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同时会破坏旧的产品和技术。第八章曾经分析了新知识如何与旧知识形成互补，而那意味着穷国的前景不容乐观。而在本章，我们将指出新知识在有的时候如何对旧知识形成替代，从而为贫困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一些希望。首先，我们需要庆贺新技术的产生可以利用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我们以照明的发展历史为例，利用这个例子来分析投入和产出。
照明的故事
现知人类最早发明的照明物是篝火，这可以追溯到140万年以前[5]。我们的老祖宗南方古猿人是篝火的发明者。所有点过篝火的人都知道，那需要大量的能量却只产生不多的光。大约在17 000—42 000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开始在石灯里点燃动物的脂肪照明。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用这种方式产生光的效率比篝火高22倍。
公元前175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开始用植物油作为燃料来照耀寺庙，这种照明方式的效率比用动物脂肪高出一倍。然后，在希腊和罗马时代，人们发明了蜡烛，这比植物油灯的亮度要高一倍。柏拉图就是利用蜡烛写作的。在此后的1 800年间，照明方式再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人类后来又通过利用鲸来获得更好的照明方式。相对于同样的能量来说，鲸油灯的亮度相当于蜡烛的2倍。19世纪的捕鲸者残忍地猎杀巨鲸以获得鲸油。就当鲸面临绝种之祸时，石油的发现拯救了它们。1859年8月27日，埃德温·德雷克（Edwin L.Drake）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附近挖掘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对于给定的能量来说，煤油灯要比鲸油灯亮20％，而且石油比鲸油要便宜。
后来，爱迪生发明了电灯，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电灯比煤油灯要亮16倍。此后，电灯也经过了不断的发展，今天的荧光灯要比爱迪生时代的白炽灯亮26倍。所以对于给定的能量，今天的电灯要比人类穴居时代的篝火亮143 000倍（见图9.1）。
图9.1 单位能量的亮度
技术的巨大进步和工资的增加意味着我们付出给定数量的劳动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光明。今天，我们付出一小时的劳动可以比南方古猿人多获得840 000倍的光明。即使我们不进行那么长跨度的比较，也可以发现今天付出一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比200年前多获得45 000倍的光明。
技术虽好却非妙方
技术的确是一个好东西，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与其他事物一样，技术本身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假如技术虽然存在但并没有使用它的激励，那么技术是没有用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掌握了蒸汽技术，却只用它来开、关寺庙的大门[6]。他们甚至还发明了投币式自动售卖机，用来出售庙里的圣水。他们发明了收割机、轴承、水力磨粉机和水泵，但并没有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发明了杠杆、螺丝、滑车和齿轮，却将这些东西大部分只应用于战争[7]。
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发明了轮子，但仅仅将它用于儿童玩具[8]。印度的海得拉巴人在世界上最先制造优质钢，并将其出口到中世纪的伊斯兰帝国，后者用其制造兵器进行圣战对付异教徒。
中国的例子更引人注目，这个国家有很多伟大的技术发明，但并未产生相应的人均收入增长。中国人制造铁器的历史比欧洲人要早1 500年。他们曾经建造了钢架桥，这种技术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中国的农业创造了惊人的高产出，中国人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排水。中国的农业使用铁犁、播种机、除草耙、深齿耙、各种肥料、化学和生物除虫剂。到了明代（1368—1644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火药、手推车、纺纱机、水车、印刷术、造纸（他们甚至可以制造高质量的卫生纸）、罗盘和三桅航海船[9]。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利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他们选择了闭关锁国。所以，直到19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方列强则利用这些技术从中国获取利益。（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大陆，结果将会怎样？）
如今，我们可以通过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分析技术进步，所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其实就是经济增长中不能被机器和人口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2％。这几乎可以解释工业国家人均产出的全部增长。但是，即便技术以年均1％—2％的速度增长，我们也很难发现贫困国家从中受益。我们曾经讲过，从1980—1998年，典型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0。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从1960—1992年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90％以上。
一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负增长的情况。例如，哥斯达黎加、乌干达、秘鲁和叙利亚的真实人均GDP从1980—1992年下降了1％以上。而同时其人均资本存量年增长1％以上，教育水平也在提高。我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发生了技术退步，但很明显一些因素阻碍了技术进步。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自动发生的。
就像劳动生产率增长解释了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差异的绝大部分一样，技术水平的差异也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人均产出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0倍。如果中国工人拥有与美国工人相同的技术，美国工人的产出将只相当于中国工人的2倍（这可以由美国工人的高教育水平和人均物质资本所解释）。中美工人之间的人均产出差异主要可以由技术因素解释[10]。尽管先进技术可以广泛获得，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还是落后。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善所有地方人民的生活。
技术进步
当人们具有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愿意在应用新技术的同时牺牲当前消费以换取未来的更大回报时，经济增长才会发生，这会导致生产潜力和人均收入的稳步增长。
在这里，激励与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情形同样重要。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能窃取工人的劳动果实。古代罗马和古代中国都具有高度集权的政府，它们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战争和官僚统治上。罗马帝国认为生产是奴隶的事情，这并不是对待技术进步的正确态度。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具有发达的私有市场，可以对进行新技术投资的人给予回报。而乌干达、哥斯达黎加、秘鲁和叙利亚的政府政策都不鼓励通过技术革新对未来进行投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激励关乎经济增长。
但是，与技术进步有关的激励还具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技术进步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技术进步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旧的技术和产品被淘汰。经济增长并不简单是原有产品数量的增加，它更是一个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的过程。那些生产旧产品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即便是新技术可以产生新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往往不适合新产品的生产。例如，在美国，每3个月就有5％的旧岗位消失，同时又有大约同等数量的新岗位产生[11]。与旧技术交织在一起的利益群体可能就会设法阻碍新技术。
例如，在照明发展史上，那些高成本照明工具会被低成本的照明工具所取代。例如，蜡烛被鲸油灯所取代，鲸油灯被煤油灯所取代，煤油灯被电灯所取代。蜡烛制造者、猎鲸者和煤油提炼者纷纷由于新的技术而失去工作。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的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精髓”。[12]
经济学家菲利浦·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最近的研究中强调了这种经济增长路径[13]。他们指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使得创新的激励复杂化。他们分析了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的技术革新率会非常低。技术革新者不能获得其全部收益，因为社会上其他人可以进行模仿（苹果不能获得其用户界面创新的全部好处，因为微软会模仿它）。因为技术革新的社会回报率高于个人回报率，因此私人进行技术创新的速度要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人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解决这个问题，但专利保护是一个并不完善的机制，它并不能包括那些所有从技术革新者那里外溢的收益（苹果公司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技术革新的“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上一章所讲的知识外溢）。
阿吉翁和豪伊特还指出了另一个不广为人知的阻碍技术革新的机制。今天的技术革新者非常清楚新技术将使得旧技木过时，这会降低今天发明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今天的革新。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因为明天的发明是建立在今天的发明基础之上的，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说我能够看得更远，那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4]
今天的革新者不会考虑他们的技术革新将会对社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他们只考虑在“新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可以获得的回报。这又一次意味着私人回报率低于社会回报率。极端的情况是所有人都不去进行革新，因为大家都害怕新的技术出现。就像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经说过有一个饭店“没有人去，因为那里太拥挤了”。
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被掠夺性”和过时性，技术革新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是很少的。这一负面激励可能非常强烈，因此会没有革新、没有经济增长。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对研发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补助、鼓励高科技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由政府出面进行一些研发、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使得投资者可以保持其技术革新的利润，从而形成良好的激励。
旧知识的“负担”
“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另一个观点是旧技术的“负担”（deadweight）会限制新技术的收益。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放慢，原因之一可能是现有知识的潜力耗尽而又未能足够快地创造出新知识来。向电子技术的不完全转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业国家经济增长的放慢，虽然电子技术的增长前景可观[15]（我刚刚在网上浪费了两个小时，却没有成功地订到机票，所以我最终不得不通过传统的旅游代理公司完成了这一任务。电子革命是伟大的，但是也伴随着增长的痛苦）。
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有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献（我刚刚在网上查到，但花费了大量时间），其中描述了旧知识在新技术产生早期的阻碍作用[16]。电力机器代替了蒸汽机器，但电力机器逐步应用的过程伴随着美国和英国经济增长的放慢。在1910年，只有25％的美国工业使用了电力，尽管爱迪生早在1881年就发明了中央电力发电站。电机的应用非常缓慢，因为它需要重新布置工厂的场地以适应电力机器的要求。对于蒸汽机来说，固定成本非常高，所以蒸汽机被安放在厂房中央，其动力通过轴带传输到所有的机器上去。电机的优点是可以单独安装在每一台机器上，不需要安装一台中央机器。这样就减少了通过轴带传输导致的能量损耗。同时，它还可以节约厂房设备投资，因为不再需要安装轴带及其沉重的支持设施。一旦生产机器距离能源的远近无关紧要，工厂中的整个生产系统就可以达到最优装置。多能源的工厂还不容易受故障的影响。如果蒸汽机或者轴带出现问题，那么在维修期间，整个工厂都要瘫痪。而如果电机出现故障，受影响的仅仅是它所在的那台机器。
然而，电机的这些好处不会立即实现，因为工厂已经在轴带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开始引入电机的时候，它可以替代蒸汽机。仅仅当旧的机器已经折旧完毕，新机器重新建立的时候，电机的好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技术（蒸汽机）可能成为新技术（电机）的挡路石。落后国家在实施新技术过程中可能享有优势，因为它们不会受到旧知识的阻拦。
而且，单个工厂决定是否采用电机要取决于其他工厂的决策。只有当许多工厂都使用电机的时候，建设一个发电站才是值得的。如果周围的工厂都不使用电机的话，那么单个工厂使用电机就不划算了。这一网络效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开始电力化的程度非常低，而后又突然大规模采用电力。到1930年，80％的美国工厂已经实现了电气化。
类似的，电脑的生产率收益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因为使用电脑的过程意味着要对原有的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在我的办公室里，书和论文所占的空间还是要远远大于电脑。这是因为电脑的发展程度还不是足够得高，还无法完全取代书和论文。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预料到有一天电脑会完全取代书，所有的商业和专业文件都可以放到网上。但是，这一天尚未到来，因为还有大量的人在运用传统的纸墨写作方式。当这一天确实到来的时候，它将如滔滔洪水，势不可挡。也许这一趋势现在已经开始。1997年，在美国，每23个人才有一台联网电脑，但此后联网电脑的数目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17]。在许多贫困国家，互联网的发展速度甚至更快，它们可以跨越一些中间阶段而直接进入技术前沿。墨西哥共有36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其中有一个在最落后的恰帕斯州。
既得利益集团与创造性破坏
创造性破坏的另一个隐含意义是在经济增长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随着经济的增长，旧的行业消亡，新的行业产生。经济增长导致了巨变，农场变成了快食店和工厂。由于经济增长同时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所以很容易发现即使不考虑到环保因素，为什么还会有许多反对经济增长的声音。
在网上有一个组织，他们呼吁要“停止经济增长”[18]。1999年的一项研究警告说“城市的发展已经恶化了美国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状况”。[19]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经济变化“就像战争和运动会一样”，“通常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经济增长使得一些人受益，但同时“使得另一些人受损”。[20]在图书馆，我发现很多书的题目都表明了类似态度，如《只有放弃增长才可能维持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恶化》、《走向死亡》、《贫困的繁荣》、《经济增长的代价》、《增长幻觉：经济增长让少数人变富、让多数人变穷、让地球陷入危机》[21]。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巴拉圭召开2000年年会的时候，示威者扔掷石块表示他们的不满。
阻止“创造性破坏”增长最明显的既得利益集团是那些使用旧技术从事工作的人。我拒绝使用新的掌上电脑是因为我的所有电话号码都存在一个今天看来过时的夏普电子存储器上。更一般地，使用旧技术的公司和工人会结成联盟，阻碍新技术的应用。当新技术是来自国外的时候，这就演变成为要求进行进口保护，阻止使用新的、更有效的技术生产的国外产品。政府领袖同样可能是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官僚可能认为新技术会威胁他们的统治。中国明朝的闭关锁国和当前某些政府试图控制互联网的使用都可能有这个考虑。这些利益群体的力量可能非常大，足以放慢经济增长。
经济史学家莫克尔（Joel Mokyr）认为，英国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革命最初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但由此产生的利益群体却在后来成为新技术的桎梏，因此英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不得不让位于美国。英国的公立学校致力于提供职业精英，而非科技人才。而与此相反，德国设立了技术学校[22]。美国纺纱业由于采用了新型的环状纺纱机而发展迅速，而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纱业则由于沿用旧的走锭精纺机而停滞不前[23]。在19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三次工人罢工之后，英国禁止将缝纫机引入北安普敦郡的制鞋业。伯明翰的造枪工人成功地阻挡了零件方面重大突破技术的采用。英国工人还阻止了地毯制造、玻璃制造和金属制造行业新机器的采用[24]。
然后，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同样在美国身上发生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被日本夺去。而现在，日本经济又陷入停滞，美国重新获得领先地位，尽管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要低于几十年前。
我们可以将旧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代际冲突。老人是指那些接受过旧技术训练的工人，他们的技能只适合特定的旧技术，因此他们具有反对新技术的激励。新人是接受过前沿技术的工人，他们有动力采用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技术。所以，技术是否会持续进步取决于新人和老人的力量对比。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这要取决于人口结构：是否老人所占比重大，谁是多数者。而这又依赖于人口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迅速，新人所占的比重就大；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龄化，老人所占的比重就[25]。贫困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因此新人所占比重会相应较大。
这可以解释最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事实。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恰好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20多年的电子革命没有取得预期的回报：老年人会抵制个人电脑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的母亲就强烈抵制电子邮件，仍然用那台可能是美国最古老的打字机给我写信）。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工业化国家来说可能更有活力，因为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人口的年轻化程度较高（部分是由于移民的影响）。
这一观点还可以解释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的失败。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接近于零，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在抛弃了计划经济之后，它们仍然难以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原因就是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仍然具有很强的势力。老的公司经理抵制西方新技术的采用，因为这些新技术会使得新工人获得相对于老工人的优势。
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征可以用旧技术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来解释。他分析了为什么在经历过重大战争或其他社会革命之后，一个国家会有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如二战之后的日本、德国和法国。奥尔森的解释是战争和革命摧毁了旧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生力量走上舞台。如果将奥尔森的分析加以扩展，我们可以认为战争和革命驱逐了旧的一代，使新的、愿意接受新技术的一代起到主导作用。
日本和美国二战之后钢铁工业的发展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别：日本诞生了新的领导，采用了新的技术，但美国却由于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而无法采用新技术。美国对日本的战后占领摧毁了战前的重工业领导，一个名叫西山弥太郎（Nishiyama Yotaro）的年轻工程师成为川崎钢铁公司的总裁，他是日本钢铁行业的技术领袖[26]。
1952年，两家奥地利公司发明了氧气顶吹转炉，这种新技术可以替代以前钢铁制造中的平炉。他们试图将这项技术出售给日本和美国。当时，美国的钢产量相当于日本的10倍，并且已经在平炉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正是由于这项技术，他们超越了英国，后者使用的是相对落后的贝西默酸性转炉钢技术）[27]，因此美国公司拒绝采用这项新技术。而日本的西山弥太郎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采用了这项技术，随后其他一些日本公司也纷纷仿效。随着氧气顶吹转炉技术的不断完善，生产成本比旧的平炉技术下降了10％—20％，而且提炼时间下降为原来的1／10。此外，采用一项新技术会诱发另外的技术应用。连铸法使得精炼钢生产可以直接进入厚平板钢生产，这一新技术于20世纪50年代在日本得以应用，而美国却沿用了以前的老技术，精炼钢需要先冷却为锭铁，然后进行重新加热制成厚平板钢。由于不需要先冷却再加热，连铸法比原有技术更加节约能源。
连铸法是与氧气顶吹转炉技术相联系的，如果没有氧气顶吹转炉技术，在连铸法生产技术上就会产生衔接问题。连铸法又进而引发了整个炼钢过程的计算机控制技术，这一新技术是日本在1962年首先采用的，日本因此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全球炼钢行业的领头羊[28]。从1957—1993年，日本炼钢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一倍，而美国炼钢行业则几乎没有变化[29]。在过去40年中，日本的钢铁产量增长了3倍，而美国仅增长了13％[30]。从1960—1996年，日本占世界钢材市场的份额增长了1倍，而美国则下降了一半。但后来，日本的市场份额又由于新的竞争者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进入而有所下降[31]。
正如日本炼钢业的发展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代表新旧知识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可能会使落后国家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在现有技术上存在很大利益，工人们所接受的训练是基于现有技术，他们更愿意采用旧的技术而非新技术[32]。而反观落后国家，并不存在与旧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工人，因为落后国家可能根本不存在某一行业或者这一行业在战争中被摧毁了。落后国家会发现，如果要进入某一行业最好直接采用新技术，这样就可以超越发达国家。日本在二战之后超越了美国就是一个例证。前一章我们分析了落后国家的劣势，而这里我们发现落后国家同样也存在优势。
但是我们并不能对落后国家的优势过分乐观，需要注意的是前一章所指出的制约力量仍然存在。尽管落后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可以帮助一个国家直接进入前沿技术，但是落后同样存在不利之处，那些太落后的国家可能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配套条件（互补品）。例如，要在炼钢过程中使用计算机控制技术就要求必须熟悉电脑的使用。而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说，能源的供应必须得以保证，而这需要完善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所以，一个国家可能由于“过于落后”而不能直接进入技术前沿。落后国家的这一不利之处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可以超越美国而乍得却不能。我们发现落后国家并不存在赶超发达国家的总体趋势，相反，平均来说，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贫困国家的技术模仿
贫困国家不可能创造新技术，但是她们也并不需要产生自己的托马斯·爱迪生和比尔·盖茨。她们可以通过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发明来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
前一章中，孟加拉国制衣厂的故事告诉我们：贫困国家可以通过向工业国家学习而进入技术前沿。在韩国实习期间，孟加拉国的制衣厂工人向当地工人学习生产技术，而管理人员则向当地同行学习管理经验。学习和模仿的结果是孟加拉国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成衣出口。
先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贫困国家的一个可能机制是外国直接投资，这一点在孟加拉国制衣厂的例子中也得到体现。如果韩国的大宇没有决定在孟加拉国进行投资，孟加拉国制衣行业的飞速技术进步也不可能发生。
间接的证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一些经验分析发现，较高的外国直接投资与GDP比例会提高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这可能反映了通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3]。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的一项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人均产出高于国内企业，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提高了国内企业的人均产出，这可能是由于模仿的原因[34]。
引进技术的另一个渠道是设备进口。贫困国家的人们实际上很容易进入技术前沿：只要买一台装有微软软件的戴尔电脑就会让你受益匪浅。最近的研究发现，机器设备的进口的确会促进经济增长[35]。如果一个愚蠢的政府禁止进口，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例如，巴西的计算机化进程之所以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为了扶持国内计算机企业的发展而对计算机进口实行限制，这是一个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技术进步的例子。
总体而言，模仿与创新同样面临着激励问题。政府应该对技术模仿提供补贴，因为技术模仿可以导致模仿者之外的其他企业也受益。当然，国内的商业环境（包括企业家状况）也应该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和机器进口。
班加罗尔的故事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她是一个内陆高原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是许多新婚夫妻和退休老人向往的地方[36]。
但花园式的环境并非如今班加罗尔声名鹊起的原因。人们将其誉为印度的硅谷、第三世界的软件行业集中地。在班加罗尔市中心教会街的“NASA”和“Pubworld”酒吧，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一起聚会，交换行业信息。当地软件公司的客户包括花旗银行、联邦快递、通用电气和锐步等[37]。德州仪器、Sun、Novell、英特尔、IBM和惠普都在班加罗尔设有办事处。当地有名的企业包括Wipro、塔塔（Tata）、Satyam、Baysoft和Infosys。一些当地企业还与国外企业建立合资公司（如Wipro与英特尔，塔塔与IBM）。猎头公司到教会街为硅谷的企业招募软件工程师。在印度22亿美元总产值的软件行业中，班加罗尔占据了很大比重。班加罗尔是落后地区跨入技术前沿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硅谷”都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同其他地方一样，班加罗尔软件业崛起的初期，政府的介入和大学的力量功不可没。印度科学学院对于班加罗尔的作用，就像斯坦福大学对硅谷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对128号公路地区一样。
1909年，印度的实业家贾姆谢特吉·塔塔（Jamsetji Nasarwanji Tata）在班加罗尔创建了印度科学学院，这是印度著名的科技大学。与其他很多人一样，他是被那里怡人的气候吸引而来的。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之后，许多国防设施、航天以及电子机构都设在班加罗尔：如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Bharat电子公司、印度空间研究所、国家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软件企业被吸引到这里来。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软件工程师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其他软件工程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软件行业都集中在如此密集的地方？
我曾经认为技术创新是创新者的一种有意识活动，创新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而这一激励常常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加强。但是，在技术创造方面通常还存在一种无意识的因素，这就是路径依赖。一个创新者无法预期某一创新就会产生什么后果。在1909年，贾姆谢特吉·塔塔不会预期到他创办的大学会对班加罗尔计算机行业的集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时计算机尚未发明）。
路径依赖和运气
一个单独的创新者通常无法预料他的特定发明能否导致一系列后续发明。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特别差，他们采用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可能在当时起到作用，但没有提供后续创新的潜力。而另外有些国家的运气可能很好，它们在一开始采用的技术后来证明会产生丰厚的回报，进而又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技术。这就是路径依赖。一个国家未来的成功要取决于它过去所走的道路。例如，由于英国有大量的煤炭储备，18世纪的英国非常关心采矿技术。英国人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矿井中的积水排出。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采矿者“致力于发展更好的水泵，这为更精密的钻孔机和其他工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工具有助于蒸汽机和现代水力机器的产生。采矿需要冶金学、化学、机械学、土木工程等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学科知识的融合导致了更大的技术进步”。18世纪英国许多伟大的发明家都出自采矿业[38]。
另外一个例子是西方国家在交通运输中对轮子的应用。从手推车过渡到马车、公共马车、铁路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在中东和北非，自从公元前100年骆驼鞍发明之后，骆驼便取代了有轮车。利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从经济上看是合理的，因为不需要在沙漠中修建道路，但是技术的发展也因此走入了死胡同。正如默克所言，“骆驼节省了资源……但它们不能促进铁路的诞生”。[39]
一个更近的例子是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发明模拟高清晰电视。在高清电视方面，日本曾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在1989年建立了第一个高清电视电视台，但是后来其领先地位却被美国和欧洲所取代，他们发现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是数字电视。美国于1998年建立了第一个数字电视台[40]。在技术上，很难预期什么是突破性的技术道路。有时候，你需要经历一段时期之后才发现自己判断错误。
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
一个类似的观点是新技术是相互补充的，一项发明可以提高另一项发明的收益率。这与我们在本章浓墨重笔所讨论的替代效应（新技术会导致对旧知识的摧毁）正好相反。互补效应与前一章所讨论的技术匹配具有一些同样的影响。究竟是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占据优势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历史。
对于铁路来说，蒸汽机的发明产生了互补作用。（如果用马来做动力，“火车”能跑多快？）个人电脑的产生对互联网也产生了互补作用（我们很难想象使用大型主机来上网）。
如果技术发明的互补效应超过了技术的替代效应，那么结果将会类似于前一章所讲的边际收益递增。
首先，发明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密集性。比如英国1750—1830年的内陆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硅谷和最近印度的班加罗尔。如果周围有其他发明者的话，发明者的创造活动就会受到更大激发。至于创造发明集中在什么地方则要依赖于一些偶然因素，如高校的位置。
其次，在技术已经发达的地方，创造发明更容易发生（这一效应冲抵了前面所讲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模仿而进入技术前沿的优势。由于技术发明的互补效应，落后国家存在劣势）。如果有已有的发明可供利用，那么新的发明就可能发生。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
再次，有时候，新的发明可以让旧技术重获生机，这与本章前面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效应相反[41]。当然，这并不是说创造性破坏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两个效应可以同时存在。一些技术可能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消失，而另一些技术可能由于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而永葆活力。
最后，技术进步可能会加速进行。如果新技术与旧技术是互补的，那么随着技术进步，技术的收益率会越来越高，意味着更快的技术进步。这可以由实践所证实。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000年，一些偶然的发明比如说马颈轭就可以认为是重大新闻。1869年，蒸汽机为美国工业提供了120万马力的动力，到1939年则提高到4 500万马力，在70年中增长了近40倍。而在最近40年中，1960年，电脑的数目为2 000台，其平均的处理能力为每秒钟执行1万条指令，现在电脑的数目增加到2亿台，平均处理能力也增加到每秒钟执行10万条指令，信息处理能力增长了100万倍[42]。
技术发明之间的互补性意味着历史和预期非常重要。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那么就为未来的发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预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人们预期其他人将进行互补性的发明，那么技术发明的收益率将提高。电脑公司之所以聚集到班加罗尔，是因为他们预期其他的电脑公司也会到那里去。
这与创造性破坏理论的预期相反，根据创造性破坏理论，预期的未来发明将挫伤发明的积极性，因为现在的发明很快就将过时。我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两个理论适用于不同的情况：有些发明会使得原有技术过时，而有些发明则会提高现有技术的收益率。
某一项技术可能同时具有两种效应。例如，微软的Windows可能会取代苹果的图画用户界面，而另一方面，Windows提高了许多基于Windows的软件的收益率。如果没有Windows，我现在使用的文字处理程序也不会存在。由于预期到其他创造者会编写一些互补性的程序，微软发明和改善Windows的动力就很强（有时候，这些编程者也是微软公司的员工。如果微软可以在一个公司内部包括所有的互补型发明，那么它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这也正是美国司法部所关注的）。
技术还可以与技能形成互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随着最近几十年电子革命的发展，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回报率不断提高，这可以解释许多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高中毕业生被电子时代无情地抛弃，而大学毕业生则可以利用他们的技能获得高额报酬。
技术和技能之间的互补性会产生类似于我们上一章所讲过的匹配性。在存在高科技的情况下，人们会愿意积累高技能，而在存在高技能的情况下，也会对新技术进行投资。这将产生与上一章所讲的匹配性或者与本章所讲的互补性同样的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发明对于历史和预期的依赖性提高了运气的作用，正如上一章里我们所讲的一样。一些发明者可能偶然地聚集到某些地方，比如说印度的班加罗尔，然后他们会吸引更多的发明者到来。罗马和中国尽管有良好的初始条件，却没有在技术发明方面形成优势，原因可能是由于它们缺乏一些必要的互补性发明。最后，运气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我将在下一章专门讨论运气的影响。
贫困国家的未来
当前的电子革命给贫困国家带来的创造和破坏有多大？这实际上相当于问：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二者哪一个将起支配作用？技术落后既可能是优势，又可能是劣势。劣势是由于使用新技术需要依赖于对旧知识的熟悉（新技术与旧知识是互补的）。同时，低技能会降低贫困国家的技术收益率。贫困国家的上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万分之一，这对它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我们也发现了新技术的产生会摧毁旧技术（新技术可以替代旧技术）。在这种情况下，贫困国家的技术匮乏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它们可以直接跨入到技术前沿。对于到发展中国家旅行的外国人来说，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移动电话的高普及率。由于国有的电话公司以前从未提供过这一产品，使用者可以跨越中间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手机时代。
而且，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可以为贫困国家提供向发达国家学习技术和知识的机会。电子革命的分散化特征对于贫困国家来说是一个好处。只要有电源、电话线和电脑，就可以在网上获得大量的知识。世界银行正在大力推行远程教学，华盛顿的演讲者可以通过远程会议的形式向贫困国家的受众讲课，这一教学是双向的过程。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使得与主要市场的距离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以前，南半球的国家与北半球国家相比在与主要市场距离上存在劣势，因此竞争力较弱。如果不是由于距离成本的降低，班加罗尔的软件业也不会获得如此大的发展。随着电子革命的继续，我们可以预见将会产生新的班加罗尔。
在过去200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贫困国家。然而，未来的情况却是难以预料的。技术特征的变化以及贫困国家政府促进技术应用的激励可能会改变目前的状况。电脑革命的结果还难以判断。
小结
技术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是经济增长的精髓，理解这一点将对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一些新的洞见。经验表明，技术进步和研发应该得到补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却恰恰相反：联邦研发开支占GDP的比重如今仅仅为0.8％，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为1.5％。
旧技术有它的拥护者，如果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克服这一不利因素。那些旧技术的拥护者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以保护他们的竞争优势。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来看，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商人和企业家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贫困国家来说，现在是打开电灯的时候了——要知道，电灯的光要比木材的火光亮10万倍。新的电子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也许会令那些技术落后、技能不足、企业环境不利的贫困国家进一步落后，但也可能意味着生产的非集中化，一些贫困国家因此可以获得跨越式发展。
将本章和前一章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贫困国家经济停滞、仅仅个别国家会赶超发达国家。某一个国家究竟会发生经济停滞还是经济起飞要依赖于运气因素和政府政策。我们下一章先分析运气因素。
小插曲：牙买加的一次小事故
牙买加鲍尔银行的一个女储户有8个孩子。孩子们的父亲在美国，进了监狱之后就不能再给家里汇款了。
年仅14岁的女儿“从头到胸到腿都被开水烫伤。那是1999年2月2日的晚上，因为没钱买东西做饭，我去城里借了点钱，好给他们买东西吃。我女儿弯腰，从炉子旁边端起锅，满满一锅滚烫的开水就倒在了自己身上。我带她去医院，却没钱交住院费。我求了好心人给钱交了住院费，才住进医院。我还欠医院10 500美元，这钱我哪里有啊！女儿的手还是抬不起来，胳膊也伸不直，她还是回家治了，因为医院说我不交钱就不让她住”。[43]
[1] http：／／econ 161.berkeley.edu／E_Sidebars/E-conomy_figures2.html.
[2] http：／／www.duke.edu／—mccann／q-tech.htm#Death of Distance.
[3] http：／／econ 161.berkeley.edu／OpEd／virtual/technet／An_E-conomy.
[4]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8—1999，第3—5页、第57页。
[5] 下面有关照明的历史参考了Nordhaus（1994）。
[6] Jovanovic，2000和Mokyr，1990，第22页。
[7] Mokyr（1990），第21—22页、第29页。
[8] Mokyr（1990），第161页。
[9] 关于中国古代帝国的发展可以参见Jones（1999）。他发现中国宋朝取得了很大的技术进步而且人均收入从10世纪到13世纪获得了很大增长，但在明朝之后，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也可参见Young，1993）。Mokyr（1990）对中国高超的技术水平进行了一个总体描述。
[10] Hall和Jones，1999。
[11] Davis和Haltiwanger，1998，图6。
[12] Schumpeter，1942，第82页。
[13] Aghion和Howitt，1992，1999。
[14] http：／／www-groups.dcs.st-and.ac.uk／—history／Quotations／Newton.html.
[15]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8。
[16] David，1990。
[17] http：//econ161.berkeley.edu／E_Sidebars／E-conomy_figures2.html.
[18] http：//www.preservenet.com/endgrowth／EndGrowth.html.
[19] Benfield，Raim和Chen，1999。
[20] Kennedy,1993，第13页、第15页。
[21] Daly，1992；Zolotas，1981；Douthwaite，1992;Trainer，1989、Wachtel，1983、Mishan,1967。
[22] Mokyr，1990，第263页。
[23] Mokyr，1990，第142—143页。
[24] Mokyr，1990，第263—265页。
[25] 大本节基于Aghion和Howitt，1999，第313—316页。
[26] Yonekura，1994，第207页。
[27] Mokyr，1990，第118页。
[28] Yonekura，1994，第219—222页。
[29] Lieberman和Johnson，1999。
[30] UNIDO，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中的工业统计。
[31] D’Costa，1999，第3页。
[32] Jovanovic和Nyarko，1996。“后发优势”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
[33] Borensztein，de Gregorio和Lee，1998；Blomstrm，Lipsey和Zejan，1994。
[34] Blomstrm和Sjholm，1998。
[35] Lee，1995。
[36]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4.02／bangalore_pr.html.
[37] Stremlau,1996。
[38] Mokyr，1990，第162页。
[39] Mokyr,1990，第164页。
[40] http：／／www.teleport.com／—samc／hdtv/.
[41] 扬（Young）在1993年的时候提到了这种可能性。
[42] Brad DeLong,http：／／econ161.berkeley.edu／E_Sidebars/E-conomy_figures2.html.
[43] Critchfield，1981，第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