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十章 贫困国家的厄运
未知
第十章
贫困国家的厄运
尽管很多人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但实际上这往往是运气的功劳而非有意为之的结果。
——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
（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
雅是越南老街村一名26岁的父亲，他的家庭有12位成员。雅的家庭曾经是村里最富的家庭之一，但现在却沦为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最近几年祸不单行。首先，他的父亲两年前去世了，这样家里只剩下两个主要劳力：雅和他40岁的母亲。两年前，雅的一个女儿秀宝得了一场重病，不得不在地区医院和省医院做手术。为了筹集手术费，雅卖掉了四头水牛、一匹马和两头猪。手术花费了几百万越南盾。雅的弟弟，秀森还在上六年级，也不得不辍学帮助养家。雅说“如果秀宝没有病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水牛，我可以为弟弟盖房子，秀森也可以继续上学”。
桑雅是印度格鲁瓦（Geruwa）一名30岁的妇女，她也是4个女孩的母亲，最大的孩子已经7岁了，而最小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她的丈夫以前在一家奶牛厂工作，负责为奶牛打扫卫生。不幸的是灾难从天而降。一年多之前，她的丈夫患上了糖尿病，不能再工作了。为了给丈夫治病，桑雅将房子和地卖给了村里人，尽管实际价值超过2万卢布，她却只能卖1 300卢布。桑雅知道自己卖了低价，但她还是感觉欠了买主的人情，因为人家允许她在房子里保留一个屋子居住。她每隔一天从10公里之外的地方拉煤炭以贴补家用。对于未来，她几乎丧失了希望。她每天的所得仅仅够2公斤大米而已，只能聊以糊口。她的女儿没有上学，她也不敢让她们去。
弗雷达是赞比亚穆钦卡（Muchinka）一位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1998年去世了。埋葬了丈夫之后，她家里的财产就被亲属抢走了，包括家具、丈夫的缝纫机（丈夫是一名裁缝）和存款单。弗雷达一无所有。她的公公还要求她离开这个家庭。幸运的是，丈夫的朋友将她和孩子接走了。她担心自己无力养活孩子，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谋生。弗雷达的父母也是又老又穷。她耕种了父母的土地，可是那些贫瘠的土地根本生产不出太多粮食，因为她没有钱买肥料，还好木薯地和稷地相对要好种一点。她的两个孩子一开始在Mabonde小学上学，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回家。当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家里根本没有东西做午餐。根据弗雷达所说的，他们前一天也没有吃饭，因为她没有卖掉自己的衣服。她的孩子只能吃未熟的芒果充饥[1]。
雅、桑雅和弗雷达都陷入恶性循环：文盲、无技术和家庭灾难导致的贫困。居住在发达国家的人很难想象有多少穷人要受天灾和疾病的折磨。
低收入水平的贫困陷阱使得贫困家庭和经济很容易受外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在一个家庭内部，技术的回报率可能要依赖于互补性的资产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技术水平。使用新技术（比如绿色革命）的能力需要依赖于合理搭配肥料和高质种子的技能。那些拥有足够资源的家庭可以进行技术和技能投资以获得良性循环。贫困的家庭由于缺乏抵押物而无法获得贷款，因此即使在技术和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进行相应的投资。一场灾难就可以卷去一个家庭赖以为生的流动资产，一场灾难就可以把一个家庭送入恶性循环。
灾难经济
整体经济同样容易受到灾难的影响。例如，一个经济体可能具有足够高的技术水平，大家认为进行技术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可以与其他人的技术形成互补和匹配。或者，如果足够的高技能人才存在，引进新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如果一场灾难使得所有高技能的人才丧生，而且幸存者的流动资产也全部失去，那么穷人将无力去获得技术和技能。他们将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有的人都无法获得技术，因为他们只能与低技术水平的人匹配；同时，新的技术也不会被采用，因为国民的技能水平太低，而由于技术落后，国民的技能水平也不会得到提高。
贫困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从1990—1998年，全球发生的568场大型自然灾害中，贫困国家占了94％，在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中，贫困国家占了97％[2]。
从1960—1990年，全球最贫困的1／5国家中，有27％发生过饥荒，而最富裕的1/5国家中则一个都没有。最贫困的1／5国家中，超过1％的人民由于自然灾害成为难民，而最富裕的1／5国家则根本没有人由于自然灾害沦为难民。最贫困的1／5国家中，11％的低风险人群携有HIV病毒，而最富裕的1／5国家中，仅有0.3％的低风险人群携有HIV病毒。
HIV病毒最猖獗的21个国家都分布在非洲撒哈拉地区。艾滋病已经掠去了1 400万非洲人民的生命。在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1／4的成年人感染了HIV病毒。今天，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出生的婴儿，死于艾滋病的概率甚至要超过成活的概率[3]。即使这些儿童不死于艾滋病，他们的父母也有可能。现在非洲有1 100万名艾滋病孤儿[4]。在艾滋病最猖獗的非洲国家，预计2010年的人均寿命要下降17岁：从64岁下降到47岁。[5]1999年，非洲的HIV病毒感染人数上升了400万。艾滋病不仅仅是一场人类灾难，它还使得主要劳动力十分匮乏。在博茨瓦纳，许多公司投了“关键雇员险”以弥补由于主要技术人员死于艾滋病而不得不重新招聘的成本[6]。
除了艾滋病外，还有一些自然和人为灾难。自1969年以来，全球由于自然灾害（如地震、旱灾、洪水、山崩、台风和火山爆发）和人为灾难（如战争、饥荒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420万。其中，2／3的死亡者集中在6个低收入国家：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中国、苏丹、印度和莫桑比克[7]。
贫困国家易受灾难的影响这一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比发达国家要大。1960年最贫困的15个国家在1960—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最低为-2％（扎伊尔），最高为6％（博茨瓦纳），而最富裕的15个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为1.6％（瑞士），最高的为3.2％（意大利）[8]。
在过去几年中，台风导致了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洪水，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土耳其发生了两场地震；印度的奥里萨邦发生了季风引发的洪水；委内瑞拉发生了泥石流；台湾地区发生了地震；中国发生了长江水灾；乌干达发生了恩施山洪灾；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了潮汐波；伯利兹城（洪都拉斯首都）受到台风侵袭；孟加拉国和莫桑比克发生了洪水。就在新千年到来之际，饥荒又袭击了苏丹、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我们可以举一个灾难的例子。1999年12月，委内瑞拉连降了两个星期的暴雨，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大约有3万人丧生，15万人无家可归，瓦加斯（Vargas）州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破坏。估计经济损失在100亿—150亿美元之间，占GDP的10％—15％[9]。下面是国际红十字会自愿者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房屋就像纸一样被撕破。街道看起来就像经历了数天的狂轰乱炸一样。到处散发着死尸的恶臭。放眼望去，遍地都是碎片。街上到处是泥石。汽车和电话亭的残骸满目皆是。很难让人相信这是洪水而不是战争的结果。但是，如果你走进房子、学校和教堂的废墟，穿过走廊，进到被毁坏的厨房或教室，你就会发现罪魁祸首的确是泥石流。房子一部分成了殡仪馆，一部分成了太平间，一部分成了墓地。在小镇拉瓜拉（La Guaira），过去曾经有35 000位居民，可现在只剩下5 000人。
幸存的74岁老人布拉卡说“当我看到泥石流汹涌而来的时候，我根本就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老太太”，她以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速度飞快逃离到一块高地上。
许多罹难者都居住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阿维拉山底的马口铁或木头房子里。几十年来，政府都无视山脚下的这些贫民窟。“我当然知道这里很危险，”当地的一位居民安德烈斯说，“但这是我们生存的地方，只有富人才有选择的余地。” [10]
我在2000年2月曾经访问了加拉加斯，那是泥石流暴发后的一个半月。我被山坡上穷人居住的小屋震惊了，这些灾后的小屋破破烂烂。在山坡上仍然到处是灾难的痕迹。许多碎片还堆积在那里，政府也没有将它们清理走。
运气缘何重要
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对先决因素做出反应。但是，关于知识外溢、匹配和陷阱的新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根本不是先决的。关于技术变化的新观点认为经济中某一领域的技术变化要依赖于其他领域的互补性技术变化。技术和技能的互补性可以导致良性循环，也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这要视经济的起点而定。尽管跨越某些阶段直接进入技术前沿可以使得落后国家追上发达国家，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现有技术或技能过于落后，那么它将不具备跨越条件。
经济增长依赖于初始条件。如果经济的初始条件好，那么这个国家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但如果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历史性的贫困，它就有可能处于某个最低水平之下，因而无法实现经济起飞。经济增长还要依赖于预期。如果所有人都预期经济将取得成功，那么大家将投资于技术和知识，否则大家都不会投资。坏运气会导致坏的激励，好运气会导致好的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对预期的敏感会使一个国家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初始条件的一个意外变化可能会让大家感觉在这个国家投资无利可图。而如果大家都不投资的话，投资就不会产生足够的回报。只要认为别人不会投资于新知识、机器、技术和技能，就足以阻碍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投资。他们缺乏机会让自己对新技术、机器和技能的投资与其他人互相匹配。
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一场战争或者洪水就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从增长型经济沦为衰退型经济。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或进口价格突然发生变化，或者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发生逆转，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拉美在1982年和1994—1995年、亚洲在1997—1998年、俄罗斯在1998年和巴西在1999年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即便是美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遭受了多次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
突发性事件是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的？我们发现，由于知识外溢和知识匹配，在已经存在大量知识、机器和技术的情况下，人们具有很强的激励投资于新知识、机器和技术。现存的知识会外溢到所有的新发明者。现存的知识、机器和技术会产生将新旧知识、机器和技术进行匹配的机会。如果新技术与旧技术是互补的，那么既有可能产生良性循环，也有可能产生恶性循环。所以，如果技术、机器和技能发生突然的衰退，或者对于它们未来数量的预期发生突然变化（比如说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者类似于亚洲和拉美危机中的资本突然外流），经济增长的激励就会迅速恶化。
运气让我们诚实
我之所以乐于讨论运气，是因为当我们在检验自己最认可的经济增长理论时，运气理论可以让我们保持科学上的诚实。考虑到运气因素是重要的。它提醒我们这些分析者：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现实实际上完全是轻率的无知。它让我们向自己提出质疑：假如经济增长差异的真正原因是运气，那么我们是否会发现在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存在同样的关系。在本章，我将研究运气因素的影响。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进化的例子。我们经常举恐龙灭亡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不适应变化的环境将会导致灭亡。我们经常把那些行动迟缓、面临危机的组织称为“恐龙”（这一说法是非常专横的，因为我们人类生存的历史还不及恐龙的百分之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听起来非常像认为最“适合”的经济在长期内会获得成功的理论。它们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达尔文实际上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受到启发，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从一个分散化的系统（比如市场或生态系统中）选择胜利者。
但是，现在关于恐龙灭绝的原因产生了一些新理论。恐龙本来生活的非常好，但有一天突然地球与一颗小行星相撞。用进化论者的术语讲，是厄运而非不好的基因葬送了恐龙的命运。小行星假说是关于内因与运气之间没完没了争论的一个很好例子。
最后，经济增长就像随机的运气因素一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国家1975—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与1960—1975年的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加蓬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1975年几乎是全球最高的，但1975—1990年却经历了负经济增长。类似的一些在1960—1975年经济增长超过平均水平，但1975—1990年增长水平极低的国家包括伊朗、科特迪瓦、尼加拉瓜、圭亚那、秘鲁和纳米比亚。也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在1960—1975年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但1975—1990年却高出平均水平。过去的经济增长很难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国家之间前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差异仅仅可以解释后来经济增长差异的7％。图10.1显示了4个典型的不稳定国家的人均收入波动。
图10.1 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波动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与经济所遭遇的冲击以及这些国家不同的反应方式有关。贫困国家可能更接近于知识和技术投资回报率的最低要求水平，这一最低要求水平是它们陷入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分水岭。如果一场灾难使得技术工人或者资产化为乌有，那么这个国家的知识和技术投资回报率就会低于最低要求水平，因此陷入恶性循环。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回报率可能远远高于最低要求水平。
只有4个国家（地区）在1960—1975年和1975—1990年两个阶段都经历了高经济增长。由于它们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人们称之为“四小龙”。但即便是不同阶段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弱相关性也不排除一些国家由于运气而始终保持高经济增长。但好运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可以考虑一下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
有时候，经济增长的大幅逆转是政府政策改变的结果，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并非如此。与经济增长不同，一个国家前10年的政府政策可以很好地预测这个国家后10年的政府政策。前10年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解释后10年通货膨胀率的25％—56％的部分。前10年的开放度（贸易份额）可以解释后10年开放度的81％。前10年的金融发展程度（货币量与GDP之比）可以解释后10年金融发展程度的60％—90％部分。而政策与经济增长相比更具有持续性，因此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对资本决定论者以致命性打击，无论他们强调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二者都包括。物质资本（厂房和设备）的投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都保持持续性，前10年的投资可以解释后10年投资差异的77％。教育投资也类似。前10年的基础教育入学率可以解释后10年基础教育入学率差异的78％。前10年的中学入学率可以解释后10年中学入学率差异的85％。然而，前10年的经济增长几乎不能解释后10年的经济增长差异[11]。
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一个国家在前60年（1870—1930年）与后62年（1930—1992年）的人均收入增长排名，结果发现在这两个时期存在很大差异。举例来说，在1870—1930年可获得数据的27个国家中，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最高，但在1930—1992年却下降到了最底层。而另一个国家正好相反。意大利在1870—1930年排在第15名，但1930—1992年却上升到第2名。
均值回归
如果经济增长仅仅是运气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就不可能去预测经济增长。然而，即使真的是运气决定一切，你仍然有办法假装做出预测。这其实就是一个小把戏。你可以向朋友宣称国家X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同时，宣称国家Y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即便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随机的，你也几乎确定是正确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很简单，只要允许你选择对哪些国家做出评论。你可以选择当年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作为X（经济增长率将要下降的国家），选择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作为Y（经济增长率将要上升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是随机的，那么国家Y的极端坏情况不可能重复。因此，国家Y的经济增长率将上升。同样，国家X的极端好情况也不可能重复，因此，国家X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这就是均值回归（mean reversion）。
我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用这一小把戏来预测“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下跌。其实，我并不了解它们的银行体系、国际资本流动、汇率以及其他引发1997—1998年东亚危机的因素。我只知道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迟早要回到平均水平。
轮盘赌
为了理解均值回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轮盘赌。假设我们有1 000个人在玩轮盘赌，每个人玩20把，猜红或者黑。我们可以认为当轮盘转动的时候，每个人赢的概率是50％。
那么，在玩的这20把之中，我们1 000个人每个人赢的比例在多大的范围之内？由于这么多人玩，这一范围非常大。平均来说，在1 000人中，最幸运的人会赢17次（85％的胜率），最不幸运的人会赢3次（15％的胜率）。最幸运者可能吹嘘自己的第六感官多么厉害，而最不幸运者可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如果让最幸运者和最不幸运者继续玩下去，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只有50％的胜率。50％相对最不幸运者的胜率来说要高，而相对最幸运者的胜率来说要低。所以，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安全的：最不幸运者将要有起色了，而最幸运者要走下坡路了。
如果一些能力因素影响结果而运气仅仅起一部分作用，这个小把戏同样有效。最好的结果往往是高能力与好运气的结合，而最坏的结果往往是低能力与坏运气的结果。能力是不变的，但极端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不太可能持续发生，所以表现最好的会有所下降，表现最差的会有所上升。做出这样一个预测仍然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均值回归原理是普遍规律。要发现很明显的均值回归现象，在运气起作用的情况下，需要选择那些在前一阶段表现非常良好的对象。均值回归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联赛的“年度新星”在第二年的表现会不尽人意（也就是所谓的“二年级霉运”，当年的新星在第二年会下降到平均水平），为什么美国国家足球联盟（NFL）“超级杯”得主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当然这个球队只是回到平均水平而已），为什么作家的第二部小说会令人失望（仅仅当他的第一部小说非常优秀的时候我们才关注第二本），为什么电影续集通常不如第一部电影精彩（仅仅当一部电影取得极大成功后才会去拍续集，而极大的成功不太可能再次发生），为什么股评家在准确地做出预测之后便失去追捧（他靠好运气做出准确的预测，然后就回到平均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均值回归可以解释为什么前10年的高经济增长在后10年难以为继，它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前10年的低增长不会在后10年再次发生。
均值回归常常被误解为另一个理论“成功乃失败之母”。一些喜欢说教的体育记者常常描写年度新星是如何失去桂冠的，他们如何在宴会而非训练场上花费大量时间，如何由于与名模约会而分心。这些记者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便新星所有训练外的时间都在教堂度过，他们第二年的成绩也会下滑。
发展经济学家似乎是一些不懂得均值复归的人。在推断一些极端成功国家的继续成功时，我们实际上相当于在预测一个已经赢了20次的最幸运的人会继续在轮盘赌上获胜。
预测
尤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在其1978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如何运转的》（The way the world works）中对科特迪瓦的成功表示了欣赏。在他看来，科特迪瓦是非洲的一颗明星[12]。作为供给学派的追随者，万尼斯基认为，科特迪瓦的经济成功是由于采取了低法定税率（在他的故事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小问题。第一，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与税率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第二，这些税赋适用于正式的私有部门，而其雇员人数仅仅占全国人口的1.4％）[13]。
万尼斯基所认为的明星国家（英语国家现在将其称为科特迪瓦，而法国人仍称其为象牙海岸）发生了世界上自1978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见上文图10.1），而税率仅仅有小幅上升[14]。现在，科特迪瓦人民的生活水平几乎仅仅相当于1978年万尼斯基对其感到振奋时的一半[15]。
由于随机因素的巨大影响，预测经济增长是一件难事。韩国的经济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很差。世界银行60年代初期派往韩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如此评价韩国政府制订的GDP年增长7.1％的计划：“毫无疑问，这一发展规划远远超过了韩国的经济潜力。”但实际情况是在预测期内韩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3％，而且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增长地更快。
霍利斯·钱纳里和艾伦·斯特劳特在20世纪60年代认为，1962—1976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将超过韩国。但实际情况是在此期间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于印度的4倍。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期在“经济文化”和“人口压力”方面将东亚排在非洲撒哈拉国家后面。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后来成为经济明星的新加坡“具有潜在的爆发性问题”（包括快速的人口增长，这将会“导致严重的就业问题”）。[16]而实际上真正发生“爆发性”的是新加坡的GDP。
追求卓越
经济学对均值回归的忽视不仅在研究国家经济上如此，在研究其他问题上同样存在。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合著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分析了1982年36家非常成功的美国公司。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的一些行业巨头，如IBM、Digital、通用汽车、王安电脑和三角航空公司等。判断标准是公司在1961—1980年的股权收益率是否超过平均水平[17]。
对于彼得斯和沃特曼来说，这些公司成功的原因是“独特的企业文化”、“重视客户服务”和“注意细节”。[18]他们认为，由于坚持这些价值观念，三角航空公司等保持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例如，一个被调查者说他的妻子由于技术原因而没有订上一张廉价机票，她向公司抱怨，三角航空公司的总裁亲自在门口送给她一张新票[19]（我对此却有些怀疑，因为我自己经常受到航空公司不合理的对待）。一家纽约投资公司华尔街伯恩斯坦公司（Sanford Bernstein ＆ Co.）考察了这35家成功公司后来的表现，但结果发现许多公司（包括三角航空公司）都在股票市场上一路走低。从1980—1994年，这36家公司中将近2／3的股票收益率低于股市平均水平[20]。看来，商业领域的预测者也没有认识到平均值逆转。
总体而言，当成功的背后存在难以明了和不可观察的因素时，做出预测是十分困难的。
18世纪维也纳的作曲家中，谁的作品将流传到几个世纪之后？当时，也许你不会选择莫扎特，因为他在当时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中仅仅排名第八。
谁是萨姆·博维？没有人听说过他？我也没有。但是在1984年的NBA联赛中，他的排名比迈克尔·乔丹靠前[21]。
政治家如何悲叹对手的成功？“就我而言，对雄心的追逐是一场失败，而对他来说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他的名字妇孺皆知。即使在国外也不乏了解者。”这是亚伯拉罕·林肯对斯蒂芬的评价[22]。因此说，在体育、音乐和政治领域都很难预测谁是成功者，经济领域同样如此。
警惕：一些价格是无法自主决定的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出口品与进口品价格之比）的变化高度敏感，这一事实也表明运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贸易品的价格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贫困国家几乎无法对其加以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贸易条件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在出现极坏冲击（如石油出口国面临的出口油价下跌）的国家中，有1／4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恶劣的冲击使得他们的GDP损失了1％，人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而那些面临有利贸易条件变化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上升了1％。由于贸易条件变化每引起GDP损失1％，GDP增长速度就下降1％[23]。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毛里求斯和委内瑞拉的情况。国际金融组织喜欢将毛里求斯视为一个由于采取良好经济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国家。经济政策的确与毛里求斯的经济成功有关。但在20世纪80年代，毛里求斯经历了非常有利的贸易条件变化。
相反的例子是委内瑞拉。自1980年以来，委内瑞拉的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零。而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恰好暴跌。恶劣的政府政策对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产生了影响，但运气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现在，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委內瑞拉经济有所恢复，尽管执政党仍然采取了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
贸易条件改善还是恶化
在经济学中，关于贫困国家贸易条件变化的争论由来已久。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推测其贸易条件将逐渐恶化。他们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世界经济对于初级产品如石油和和铜的需求会下降。这一观点似乎支持贫困国家实行多样化生产而不是集中于初级产品。
在20世纪70年代，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这些“增长限制论”者警告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如石油和铜的储量在下降。尽管他们很少强调初级产品的短缺对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穷国的潜在收益（随着短缺商品的价格上升，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他们警告说，如果初级产品耗尽的话，工业国家的末日也就来临。
到底谁对谁错？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改善还是恶化？在我看来，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左派经济学家常常既警告贫困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又警告原材料的逐渐短缺（这将会改善贫困国家的贸易条件）。例如，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警告说贫困国家将面临“不利的价格趋势”。但他们接着又指出，石油的生产主要集中于贫困国家，随着供应量的逐渐降低，价格将会上升[24]。
经济学家们对商品价格的长期趋势进行了研究。当前的研究结果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初级产品价格必然上升或下降。在考虑到制成品的质量提高因素之后，初级品与制成品的相对价格平均来说不会下降[25]。
战争
贸易条件的恶化仅仅是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重大冲击之一。经济政策制定者不能控制的另一个冲击是战争。很显然，战争产生了经济增长的负向激励。如果面临着来自军队的毁坏威胁，没有人愿意去建造工厂。
在那些发生战争的国家，不会有好的结果，而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不论是与外国的战争还是内战）其年人均经济增长率为1％，而处于和平的国家其年人均经济增长率为1.8％。例如，自1971年的独立战争以来，孟加拉国经济萎缩了22％。在1974—1992年的内战期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了27％。在北部伊斯兰与南部基督教的第一次内战期间（1963—1973年），苏丹的人均收入下降了26％，当战争于1984年再度爆发时，其人均收入又下降了23％，而且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注意到所有的这些战争灾难都发生在那些已经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
而且，上面的计算可能低估了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战争不仅影响了经济，而且影响了统计机构。苏丹在1991年停止公布GDP数值，而战争仍然在继续。阿富汗、利比里亚和索马里正在经历战争，它们也停止发布GDP数据。因此，我们并没有掌握那些最糟糕的战争时期的数据。但大量证据可以表明这些国家并没有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
旷日持久的内战可以解释一些国家为什么发展缓慢。哥伦比亚拥有高质量的职业化公务员群体和堪称模范的经济管理。然而，自从独立之后，哥伦比亚就饱受内战和暴乱的困扰：1839—1842年、1851年、1859—1862年、1876年、1885年、1895年、1899—1902年、1930年、1946—1957年、1979年至今。在小说《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加西亚曾经虚构了一个名叫奧雷连诺·布恩蒂亚的人物。这个家伙不停地发动内战。
哥伦比亚现在的情况可不能用喜剧来形容（伍迪·艾伦曾经说过“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全副武装的民兵控制了相当于瑞士领土面积的地区，他们与毒枭有密切的联系，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右翼警察与民兵经常交火。1999年，共有32 000人死于武装冲突。
我曾多次去哥伦比亚访问，有一次炸弹就在我居住的宾馆附近爆炸，我亲眼目睹了一次谋杀，还有一次无意走进两派反政府武装的对峙之中。有一次访问的时候，一位政府部长很友好地送我和同事回宾馆。我们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一个月前，当地民兵曾经试图在他的汽车下面装上炸弹，但是没有成功。不过，出于礼貌，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尽管无法估计这些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对哥伦比亚经济的影响，但它们极有可能与该国的贫困有着密切关系。
工业化国家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同样会受到北美、西欧和太平洋沿岸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达国家一打喷嚏，发展中国家就要感冒。统计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要下降一到两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从1960—1979年到1980—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从1960—1979年的2.5％下降到1980—1998年间的0[26]。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发达国家掌握了技术前沿而发展中国家则只有追随的可能。新技术进步速度的放慢会同时降低技术创新者和追随者的经济增长速度。
无论如何，在过去20多年中，工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坏运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开始改善政府政策，但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仅仅为零。这可能反映了惩罚贫困国家的收益递增因素，或者是恶劣的世界经济环境，也可能两者都有。如果像某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发达国家由于电子革命而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在下个10年将发生变化。
不要闭门造车
我们可以假想如果经济增长仅仅取决于运气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来考虑两个国家，我将其分别称为“威纳米比亚”（Venambia）和“新加湾”（Singawan）。在1960—2000年，前者的人均收入增长了50％，而后者则增长了2倍（见图10.2）。在新加湾的经济奇迹和威纳米比亚的缓慢增长背后，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许多专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进行分析。他们可能指出，这些因素包括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或者不同的政府政策。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预，可能是由于放任自流，也可能是二者的结合。
可能的确是这些因素在起作用，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威纳米比亚和新加湾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区别？我利用了随机数字产生器来获得了这些数据。我让125个模拟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每年在-2％—6％之间随机波动，然后我选择了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国家，前者称为新加湾，后者称为威纳米比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取得了突破式进展，而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国家则表现平平。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完全是随机因素造成的。
图10.2 两个假设的国家
数学家指出，随机数字常常是与直觉相反的。例如，如果你重复地抛硬币并且记住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很有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正面或者反面的次数更多。此外，如果你抛足够多次，很有可能发生多次连续正面（或者反面）的情况。例如，在新加湾和威纳米比亚的例子中，前者连续22年没有发生经济衰退。赌徒很明白这一“手气”因素。篮球运动员也是如此，当他们多次投球得中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手气好的时候。但我们知道这其实完全是随机现象。在现实中，研究显示篮球运动员在多次得中和多次不中之后成功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同的。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经济学家发现最好的国家和最差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源于随机因素，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上述小小的例子应该让所有自命不凡的经济学家对自己的分析能力不再那么自负。
我们忘记了在讨论经济增长奇迹和增长灾难时自己是有选择性的。当试图分析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时，人们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慢的国家上。但是，如果存在随机因素，我们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和最慢国家之间的差异。概率理论确保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至少有一些好运气，而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至少有一些坏运气。很强的随机性可以解释为什么很难预测哪个国家将成功，哪个国家将失败，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小结
罗马人信奉幸运之神福尔图讷（Fortuna），她是木星的大女儿。在绘画中，她通常手持象征繁荣和富裕羊角，同时她还有一个舵，象征主宰着命运。福尔图讷庙中的神职人员根据摇签的结果给敬神者一些预测。在她的画像中，有时还有一个命运之轮。
公元1100年左右，万那·怀特（Vanna White）的中世纪版本在法国诺曼底费康（Fécamp）的本尼狄克修道院被发现：
我看到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轮子不停地旋转，时而上升，时而下降……命运之轮将我们多次推入深渊，但是它又多次将我们送上巅峰，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应该了解命运的轮转。[27]
对于穷人来说，命运带来的是悲剧，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在加纳，饥荒每年都会在某些地区发生，而且还会一直持续五六个月，这要取决于不确定性的雨水。在饥荒时期，人们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在赞比亚，在庄稼收割之前，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最大的，而那时由于青黄不接和疟疾的影响，农民的身体很糟糕。在尼日利亚，灾荒季节的粮食价格很高，农民被迫以很高的利率借款，而在他们卖粮还钱的时候，粮食的价格又非常低[28]。
不管我们是否看到经济学家试图解释随机因素和穷人的悲惨命运，运气的确是一个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当然，我并不认为经济增长完全是随机因素。我希望本书其他部分的证据可以让读者相信政府政策和其他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联系。运气导致经济增长围绕着长期趋势上下波动，而长期趋势是由基本因素决定的。认识运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使我们不必过分关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因素，这也让我们更有理由善待那些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恶劣的政府政策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影响因素，但坏运气同样如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政府政策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小插曲：贫民生活素描
卡罗琳娜今年27岁，住在皮米多，巴西萨尔瓦多市最差的贫民区之一。她在巴西东北部瓜皮亚拉的一个村子里长大，一家八口住在一个泥巴和篱笆搭成的小棚子里，屋顶是棕榈树叶。他们的一日三餐就是黑豆、大米和木薯粉。饮用水里有时还有引发血吸虫病的虫子，泥巴墙上到处爬的蟑螂也携带有致命的查格斯病菌。最近的医生也在16公里之外。毫不奇怪，村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信，尽管他们也向圣乔治祈祷。他们相信上帝会把罪人变成狼人，相信田地的收成由月亮决定，相信月经期间的女人踏进田地会给庄稼带来诅咒。
卡罗琳娜一长大就搬进了萨尔瓦多市，给一个富人家做女佣。但是卡罗琳娜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却不那么好走。她一怀孕，主人家就辞了她。接着，她孩子的父亲，一个叫阿弗罗迪齐奥德的码头工人遗弃了她。她只好搬到皮末多一个朋友的棚屋里，靠给别人洗衣服来养活自己和孩子，每个月挣大约20美元[29]。
[1] 前面的这些故事都来自Narayan等，2000a。
[2]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征求意见稿，第624页。
[3] http：／／www.worldbank.org／html／today／archives／html／sep13-17-99.htm#9-14.
[4] http：//www.worldbank.org／aids-econ/africa/fire.htm.
[5] http：//www.worldbank.org/aids-econ／africa/fire.htm.
[6] UNAIDS，1999。
[7] 国际红十字会，1995，第99页、第104页。
[8] 人均收入数据来自Summers和Heston（1999），人均经济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上数据。
[9] http：//wb.eiu.com／search_view.asp?from_page=composite&doc_id=EI541397&topicid=VE.
[10] 《纽约时报》，1999年12月20日。
[11] Easterly等，1993，第468—469页。
[12] Wanniski，1998，第255页、第260页。
[13] 见Slemrod，1995；Easterly和Rebelo，1993。关于正式部门的情况，见Chamley和Ghanem，1995。
[14] Dunn和Pelecchio（1990）显示该国1986年的最高税率为40％，Wanniski认为是37％。Gwartney和Lawson（1995）的数据是从1979—1989年为45％。
[15] 1979—1994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国民账户统计。
[16] 引自Easterly（1995）。
[17] Peters和Waterman，1982，第23页。
[18] Peters和Waterman，1982，第26页、第318页。
[19] Peters和Waterman，1982，第21页。
[20]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95年10月2日。
[21] 另一个人是Akeem Olajuwon。他的确是一个明星运动员，但他的球队只获得一次冠军，而乔丹的公牛队却获得了六次冠军。
[22] 林肯（Lincoln），1989，第384页。
[23] 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损失计算如下：出口价格的百分比变化“×”（出口/GDP）-进口价格变化的百分比“×”（进口/GDP）。
[24] Brundtland Commission，1987，第67页、第131页。
[25] Lipsey，1994。
[26] Easterly,2000。
[27] Rescher，1995，第8—9页。
[28] Narayan等，2000b。
[29] Critchfield，1981，第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