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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社会多元化
未知
第十三章
社会多元化
人类具有太强的相互憎恶的倾向，即使一些细微的和想象中的差异就足以导致不友好的行为甚至暴力冲突。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
我曾经有一次乘坐飞机，但由于技术原因航班被取消了。在那次航班预定起飞时间不久后，就有另一个航班飞往同一目的地。我原本要乘坐的航班和下一个航班都接近满员。这样，就产生了两大阵营：被取消航班的乘客和随后航班的乘客，他们都想争取随后航班上固定数量的座位。被取消航班的乘客认为他们具有优先权，因为他们的航班本来是早的，而且被取消是由于航空公司的原因。随后航班的乘客则认为自己具有优先权，因为他们乘坐本航班的权利不应该受到其他航班状况的影响。真是奇妙，两大阵营很快陷入冲突，而且在每一阵营内部都形成了团结，尽管他们互不相识。被取消航班的乘客相互埋怨随后航班的乘客多么不公、好斗和粗鲁，而随后航班的乘客也同样如此。当时的局势几乎酿成暴力冲突。最后，根据航空公司的安排，随后航班的乘客先坐上了飞机。不过，所有人在这场争执中都受到了损失，由于持续的争论，随后航班的起飞也误点了。派别斗争看来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
派别斗争可以部分解释政府政策引起的经济增长差异。为什么政府有激励选择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为什么当从一个增长的经济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时候，政府还会腐败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穷人对未来的投资需要补贴，为什么政府不提供这些补贴？我们将会发现，在一个分散化的社会里，政府面临着重新分配现有财富的激励。在凝聚力更强的社会里，政府则面临着发展经济的激励。在再分配型政府和发展型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差异是社会的分散化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具有很多派别，他们相互之间就会产生争斗，而如果一个社会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强大的中间阶层而凝聚在一起，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增长的共识，经济增长同样可以使穷人受益。
可可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回到加纳的主要出口作物——可可上来。可可的生产主要集中在阿善堤人居住的地区，阿善堤人占加纳人口总数的13％。在前殖民时期，阿善堤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导致了其他种族的怨恨，例如海边的阿坎（Akan）人（占加纳人口总数的30％）。20世纪50年代加纳独立之后，可可取代历史恩怨成为不同种族之间矛盾的原因[1]。
20世纪50年代早期，阿坎族人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从传统的以阿善堤人为基础的独立党中脱离出来。1954年，他通过殖民立法设立了一条法令，压低了可可的价格。在1956年的选举中，一个以阿善堤人为基础的反对党打出了“为可可投票”的选举旗号。阿善堤地区甚至试图在独立之前脱离加纳。但是，由于大多数其他种族集团都支持恩克鲁玛，阿善堤人的努力失败了。
恩克鲁玛继续对可可征收重税，直到20世纪60年代。国营的可可销售局以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可可，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以高价卖出。高黑市汇率溢价意味着农民所获得的价格折合成美元为数甚少。农民们被迫以官方汇率价格出售美元，但只能按照黑市汇率购买美元。
从1969—1971年，科费·布西亚领导了现代史上唯一完全以阿善堤人为基础的政府，他联合海边一些阿坎人群体作为联盟。布西亚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提高可可的价格。1971年，他将本国货币贬值，这在世界市场可可价格下跌的同时，提高了可可的国内货币价格。3天之后，军方将他赶下台并且重新将本国货币升值（虽然并没有恢复到原来水平）。这是阿善堤人能够获得可可的世界市场价格的最后一次机会。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尽管加纳的种族联盟走马灯似地发生变化，它们似乎都同时伴随着对阿善堤人的可可出口实施重税（这是通过严重高估的本币币值进行的，同时外汇黑市汇率溢价非常高）。通过发放以官方汇率进口商品的许可证，政府将可可的利润转移给其政治和种族支持者。这些进口商品可以在黑市上以高价出售。在1982年，黑市汇率溢价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外汇黑市汇率相当于官方汇率的22倍[2]。
1949年，加纳的可可生产者可以获得世界市场价格的89％[3]。到1983年，他们仅仅能够获得6％。1955年，可可出口占加纳GDP的19％，到1983年则下降为3％[4]。加纳可可的情况是一个典型的杀鸡取卵的例子。加纳的故事说明：利益集团从某一商品获取利润的斗争与遏制经济增长的政策有关（比如导致高黑市汇率溢价的本币币值高估）[5]。
政治家也是人
尽管听起来难以相信，但是的确有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在分析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政治因素，他们忽略了加纳这样的经济灾难国家的政治因素。
在回顾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所做的关于20世纪70年代的案例研究时，我们发现了1974年对加纳贸易管制的分析[6]。这项研究对政治因素保持了惊人的沉默，如果看一下对加纳领导人推荐的政策，就会发现它似乎认为加纳的政治家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它指出加纳是由一个腐败的军方集团所统治，其政策受到种族矛盾的破坏。这项研究也没有指出贸易管制仅仅是通过进口许可证的买卖而进行掠夺的托词，这些贸易许可证有时候由军方领导的情人们所获得。
直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政府官员也是人。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政府官员感受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政策的激励，他们就会实施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好的激励，就不会有好的政策。
只有承认政府领导者与其他人一样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我们才能够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如果说一些政府政策，如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高黑市汇率溢价和严重的负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有如此大的破坏作用，那么为什么政府有激励采取这些政策？在这一章，我们将分析为什么政治家有时候存在不合理的激励去破坏经济增长。
错误的答案
为什么政客会破坏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不假思索的回答往往是：他们在任职期间窃取了公众财产。高通货膨胀和高财政赤字可能是由于政府的巨额开支，这些开支中很大一部分又进入了政客们的银行账户。高黑市汇率溢价和严重的负实际利率使得腐败更容易发生。有权者以官方汇率购买外汇，然后以黑市汇率价格卖出。他以严重的负实际利率融资以购买外汇，然后又投资于正实际利率的外汇资产。
如果说这些政策为腐败提供了温床，这一点是可信的，但是对于政治家为何选择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它并没有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一个经济体的平均收入越高，政客们窃取公众财富的机会就越多。他们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中可以窃取到比在穷国更多的财富。所以，政客们采用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是自我削弱的。即便是窃取公众财富的政客们也希望经济增长得更快，这样他们就可以窃取更多。所以，如果政客们同样是对激励做出反应的人，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破坏经济增长的政策呢？
政府中的多元化集团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并非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个体。政府是由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客组成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才导致了破坏经济增长政策的产生。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比喻中受到启发。假设有一个地下油井跨越你我两人的土地。法律规定拥有油井的地上土地者有权开采石油。所以，我们两人都有权开采这一油井。由于技术特征，油井被开采的速度越快，油井的总收益率越低。那么，是否我们两人不会快速地开采这一油井以保持其生产潜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两人都会争取在对方之前获得尽可能多的石油。因为我们开采的速度过快，油井的收益率将会低于其潜在收益率。一些学者可以说我们贪得无厌，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过快，然而我们两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理性的。这一现象便是所谓的“公共品悲剧”。
我们可以将其与油井只在我一个人的土地之下的情况进行对比。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科学地安排开采速度，使得油井发挥最大潜力。而在前面的例子中，由于两个人对同一口油井都具有要求权，这导致了我们两个人的境况都变坏。
这就是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关键问题：按照自己利益行事的多重利益集团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一体化的社会更容易产生恶劣的政府政策。任何孕育着多元化的因素都会恶化政府政策，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例如，在加纳，多种族联盟中的各利益集团可能达成了以下妥协：每一利益集团的代表将负责某一政策。一个利益集团代表（官员甲）决定黑市汇率溢价，一个利益集团代表（官员乙）决定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一个利益集团代表（官员丙）决定预算赤字，另一个利益集团代表（官员丁）决定负实际利率。
在这一妥协下，每一利益集团代表都将选择能使自己（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政策，而不考虑对其他利益群体的影响。例如，官员丁所选择的负实际利率使得人们有动力将存款转移到国外。例如，加纳的出口商会低报出口收入，将差额资金存放在国外。这就会降低官员甲的利益，因为他的收入基础来自于外汇的买卖差价，外汇收入必须按照官方汇率卖给政府，而官员甲又可以在外汇黑市上以高价卖出。如果来自出口商的外汇收入很少，官员甲的利润就会减少。
官员乙的利益同样会受到损害，因为保留在本国的货币越多，增发货币的收益就越大。由于许多货币存放在国外，“通货膨胀税”就会降低。官员丙也不能维持很高的财政赤字，因为财政赤字的国内融资来自于国内的金融资产。官员丁设置了很低的实际利率以从贷款中获取利益，他并未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官员甲、官员乙和官员丙的影响。所以，与考虑到自己行为对他人影响的情况相比而言，官员丁所设置的实际利率水平更低。
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官员甲在决定黑市汇率溢价时同样没有考虑自己行为对官员丁的影响。在存在高黑市汇率溢价的情况下，出口商存在激励将部分产品偷偷出售，而将销售收入存在国外。这意味着国内银行的存款减少，官员丁可获得的廉价贷款将减少。与考虑到自己行为对官员丁影响的情况相比而言，官员甲所决定的黑市汇率溢价将更高。所有的这些官员都是从公共品中获取利益，而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如果加纳领导人非常强势而利益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情况将会怎样？这个领导人将同时控制黑市汇率溢价、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负实际利率。他将考虑到某一项政策的整体影响，因为他要考虑自己的整体收入。他将选择比上面4个官员情况下更低的黑市汇率溢价、更低的通货膨胀、更低的财政赤字和相对较高的实际利率。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产生了多重政治代表，他们会选择比只有一个政治代表情况下更差的政策。
不过，也不要得出独裁统治是经济发展的最好体制的结论。独裁可能会与民主一样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民主还是腐败（没有证据表明二者哪一个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真正的区别在于中央政府是一个多元化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还是由具有共识的支持者组成的强权政府。
弱政府中的利益多元化可以解释为什么政府常常会杀鸡取卵。这一多元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加纳的可可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19％下降到80年代的3％。政府中的每一利益主体都向可可的出口商征税，而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其他集团的影响。可能是某个利益集团设立了可可贸易局，决定可可的生产者可以获得的价格。假设另一个利益集团控制了黑市汇率溢价，决定了生产者可以获得的价格的硬货币价值。如果这两个集团各行其是，那么他们对可可生产者所征收的税收之和就要高于只有一个官方机构情况下的征税。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加纳政府对可可的扼杀是上文开采油井故事的现实版本。
午餐的故事
一个类似的故事可以解释在一个多元化国家财政预算赤字是如何失控的。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假设我们6个人一起去吃午餐，事前我们决定平摊开支。点菜时，我知道不管点什么菜自己都将只承担1/6。如果我点一个24美元的龙虾而不是12美元的馄饨，我只需要多付2美元。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结果是最后每个人的平均开销要大于自己一个人吃饭时的开销。这是公共品悲剧的另一个版本。我只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本人预算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对集体的影响。
当由多个利益主体决定国家预算时，类似的情况就会发生。如果有6个同等规模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提议某个项目的时候，每个利益集团考虑到自己仅仅承担总成本的1／6。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会这么考虑，所以预算支出就会很高，预算赤字将超过由单个利益主体决定预算开支的情况。每个利益主体都是根据激励行事，但最后的结果很糟糕。
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
哈佛大学的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马里兰大学的艾伦·德拉泽恩（Allan Drazen）指出了多重利益主体可以导致恶劣政策的另一种渠道。他们的观点是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摩擦。
如果一个经济体存在高通货膨胀，将会破坏经济增长。假设有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你和我两人分别领导这两个集团。只要放弃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为自己的项目融资，我们两人都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我们两个人会这么做吗？不一定。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放弃项目来降低通货膨胀，这样自己既可以享受低通货膨胀的好处，又可以保留自己的项目。我们两个人就会陷入摩擦之中，希望对方先放弃自己的项目。
我们可以看一个实际例子：越南战争。在一开始，战争受到美国选民的欢迎，而南越和北越都同样坚持自己的立场。随着战争的持续以及衡量胜利的标准变成敌我双方死亡人数的比例，交战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逐渐凸显。即使死亡人数很多，北越和越共也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新战士送上战场，而在美国则不同了，大量战士阵亡导致国内反战呼声日益强烈，公众强烈反对将美国青年送到战场送死。胡志明对这一点比林登·约翰逊理解得要早。当两人离职之后，美越双方意识到北越可以比美国更能承受消耗战，于是双方回到谈判桌上，达成了美军撤军协议。
在冲突之中，我们都会得到彼此的信息。如果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年，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轻易放弃。最终会达到一个状态，两人之中有一个人意识到对方将比自己坚持的时间更长。如果一个人受通货膨胀之苦更甚或者对自己项目的价值评价相对较低，那么他就有可能先放弃，冲突结束。
然而，要注意到，在冲突结束之前，经济体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破坏经济增长的通货膨胀时期。冲突的产生是由于多重利益主体的存在。当通货膨胀对社会的总体成本超过收益时，单一化的政府会尽快采取措施降低通货膨胀率。多重利益集团冲突的故事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政策对社会造成了非常明显的损失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现状的维持
在存在多重利益主体的情况下，一项恶劣的政策会持续很长时间，尽管改革对大多数人的好处显而易见，对此，纽约大学的拉克尔·费尔南德斯（Raquel Fernandez）和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解释。假设存在两个利益集团。我的利益集团代表了40％的总人口，我们肯定会从恶劣政策的改善中获益，你的利益集团代表了60％的总人口，其中1／3肯定会从政策的改善中获益。如果采取多数投票制，我的利益集团与你的利益集团中的1/3人口将会结成联盟，总共有60％的人将支持政策改革。
但是，假设你的利益集团中每个人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属于那1/3的受益人群，那么每个人都将认为自己从改革中受益的概率只是1/3，因此，你的利益集团中所有人都将投票反对政策改革。这样，改革的反对率上升到60％，而支持率只有40％。尽管最终60％的人将会在改革中受益，但政策改革还是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由于不能确定谁将从改革中获益，现状就得以维持。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从改革中的获益不同，这一不确定性导致了恶劣的后果。
不平等和经济增长
当存在多个利益群体的时候，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便会发生扭曲。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产生多重利益主体？综观全世界，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社会多元化现象：阶层差异和种族冲突。
首先来看收入的不平等。假设一个社会存在两个阶层：占多数的穷人和占少数的富人，穷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而富人则拥有更多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假设这个社会采取民主投票制，或者至少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在一个接近民主的社会里，穷人将决定政策选择，因为他们是多数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向富人征税可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政策。
什么因素决定了政策的吸引力？在这里，存在两个方面的效应。第一，对富人征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这会对资本家和工人都造成损害（前文曾发现法定税率并不能决定经济增长率，但在这里，我用“税收”代表所有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如黑市汇率溢价等）。第二，对富人征税会使得财富从富人流向穷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大，财富再分配的潜力也就越大。很大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向资本征税的潜力很大，而这对穷人来说会抵消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损失。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占多数的穷人将投票赞成对富人大量征税，通过牺牲经济增长来获取收入的再分配。即使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政府及其支持者也会试图对富裕阶层实行掠夺而不充分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证据：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往往具有高黑市汇率溢价、对金融系统的严重抑制、高通货膨胀率和对出口商不利的汇率。
一个当代的例子是委内瑞拉。2000年年末，一个民选的人民党领袖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公开向支持自己的穷人许诺对寡头的财产进行再分配。在委内瑞拉，石油大亨们建造了摩天大厦，然而周围都是破旧的小屋，一些屋子还在最近的暴雨中被冲走了。尽管在过去30多年中石油业累计了2 660亿美元的利润，并且新的石油储备不断发现，委内瑞拉人现在的人均收入却比20世纪70年代下降了22％。
不平等的情况在加纳也同样存在，种族联盟对相对富裕的阿善堤人的可可生产征收重税。在更平等的社会里，占多数的穷人将会投票对富人征收低税，因为从财富再分配中获得的收益要低于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这个故事可以说明高度的不平等往往伴随着经济的低增长。
研究者的发现证实了上述推测。我们可以看一下土地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基尼系数的取值从0（所有的人平等拥有土地）到1（一个人拥有全部土地）。土地平等程度排名前1/4的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45）的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最高。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所有样本国家和地区中，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最高，土地平等程度也最高）。土地平等程度排名后1／4的国家（平均基尼系数为0.85）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最低。这些国家包括一些发生经济灾难的国家如阿根廷、秘鲁和委内瑞拉[7]。例如，在阿根廷，由于胡安·庇隆和爱娃·庇隆的再分配财富政策，经济呈现螺旋式下降。乌戈·查韦斯可以被视为委内瑞拉今日的胡安·庇隆。
注意，这里所说的再分配不同于前面所讲的对穷人的补贴，后者对于帮助穷人走出贫困陷阱来说是必需的。对穷人的补贴应该基于其未来的收入创造。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再分配财富将对消费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高度不平等情况下，几乎没有激励在未来进行投资，包括穷人也是如此。
对于东亚和拉美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解释是前者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比后者要高。那么，拉美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
政治寡头的选择
在经济增长、民主、教育和平等程度之间存在一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动态联系。假设一个富有的社会精英拥有排他性权力，可以限制通过投票对富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安排在19世纪早期的美国、19世纪后期的许多欧洲国家和20世纪的拉美国家非常普遍。现在，问题是政治寡头是否会支持实行全面教育？平等程度会对此产生什么影响？
寡头面临着选择。一方面，实施全民教育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教育将会促进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的生产潜力得以发挥。另一方面，全民教育会促进政治参与热情，接受了教育的穷人将会争取投票权。穷人将会投票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最终的结果取决于最初的不平等程度。
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寡头将会阻止全民教育。此外，除了社会精英阶层外，其他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很低。所以，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将持续地不平等和不民主。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测：更不平等的国家的确更不民主和拥有更少的公民自由[8]。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社会精英将会赞成全民教育。他们确信新的受教育民众不会要求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尽管他们会要求投票权，原因是他们从再分配中获得的利益要低于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所有人都将从教育水平提高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我们的确发现那些中产阶层比重更高的国家拥有更高的入学率。
经济史学家肯·索科洛夫（Ken Sokoloff）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认为上面的理论可以解释北美和南美之间的发展差异。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量的土地供给支持了家庭农场的产生，大量的农场主组成的中产阶层保证了北美的收入平等相对较高（我是从小在俄亥俄州的农场周围长大的，我几乎从不怀疑这些农场主是我们美国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而在南美，财富来自于采矿和糖作物种植业。寡头们利用奴隶和不识字的农民开采矿藏和种植糖作物。从一开始，矿藏和糖作物的所有权就集中在少数寡头的手中（由于王室的安排，这是不可避免的）。直到现在，那些主要依靠采矿和种植业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不平等。
所以，北美逐渐富裕起来，普通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教育和民主权利。而在南美，除了少数社会精英阶层外，大量的人口仍处于贫困之中，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教育的普及程度很低（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善），只有少数社会精英享受政治权利。
在第三世界，南美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在巴基斯坦农村，识字率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率是世界最低的。有人曾经指出，“统治阶层发现维持高的文盲率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文盲的比例越高，统治者被取代的概率就越低。”[9]
可以总结一下，由于不平等造成的社会差异是一个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或者是人民党政府寻求将财富再分配给其支持者，或者精英阶层将压制民主和教育普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政府将在人民主义的民主和寡头独裁统治之间转换，政策的可预测性遭到破坏（这本身也会破坏经济增长）。数据表明，不平等的国家政治更不稳定，会发生更多的革命和起义[10]。而具有更大比例中产阶层的社会有激励达成协调，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民主。
种族仇恨和经济增长
收入差异并不是导致社会分化的唯一因素。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种族多元化。加纳的故事可以说明多元化的种族可能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对立而产生恶劣的政府政策。尽管种族冲突在历史上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但经济学家对此几乎视而不见。当政治经济学开始考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时，这一忽视就显得更加奇怪了。还有比种族多元化更符合多元利益群体的定义吗？
种族冲突的最明显例子是流血事件。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到科索沃，种族之间的战争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种族清洗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古罗马人既是清洗者，又是被清洗者。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占领了希腊的科林斯湾，他们将那里夷为平地，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强暴了许多妇女，所有幸存的科林斯人被卖为奴隶。几十年后，同样的悲剧发生在罗马人身上。公元前88年，本都[11]国王密斯瑞德斯六世侵入小亚细亚的罗马领土，他鼓励那里的小亚细亚债务人屠杀罗马债权人，在这场大屠杀中，有8万名罗马人惨遭杀害[12]。
种族屠杀的例子不胜枚举。自罗马人被屠杀以后，在种族冲突中被屠杀的无辜者包括：1002年英格兰的丹麦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096—1099年）的欧洲犹太人，1282年西西里的法国人，1302年比利时布鲁日的法国人，1381年英格兰的佛兰芒人，1391年伊比利亚的犹太人，1507年葡萄牙改变信仰的犹太人，1572年法国的雨格诺教徒，1631年马格德堡的新教徒，1648—1654年乌克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的土著，19世纪俄国的犹太人，1804年海地的法国人，1841年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教徒，1895—1896年和1915—1916年的土耳其亚美尼亚人，1915—1916年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教徒、詹姆斯二世党人和马龙派教徒，1922年土耳其士麦那的希腊人，1936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海地人，1933—1945年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1941年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1946—1947年英属殖民地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和1974年及至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人，1967—1970年尼日利亚的伊博人，1970—1978年柬埔寨的越南人，1971年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1956—1965年、1972年、1993—1994年卢旺达的图西族人，1958年、1971年、1977年、1981年以及1983年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1990年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1992年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1998—2000年科索沃的科索沃人和塞尔维亚人[13]。上面所列出的还不是全部。政治学家特德·格尔（Ted Gurr）统计过，仅仅在1993—1994年，就发生了50起种族暴力冲突事件[14]。
人类刚刚进入新千年，不幸的种族战争便发生了。2000年2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刚果的种族冲突：
在刚果，大部分非洲人卷入了战争，没有人可以控制住混乱的局势。1999年以来，有7000人在战争中丧生，15万人被迫背井离乡，离开他们在刚果东北部艾伯特湖边的村庄。伦都部落的人带着弯刀和弓箭闯入了一个个村庄，烧杀淫掠。农耕部落伦都和游牧部落赫马之间的冲突是刚果种族冲突的一个缩影，种族内战从1996年就开始了。
2000年2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冲突中，大量的人被杀害[15]。北部地区的穆斯林要求在当地实行穆斯林法律，而来自南方的基督教徒则强烈反对。自从独立之后，南北冲突就一直是尼日利亚的老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北方的穆斯林掌握政权。1967年，南部的比夫拉地区曾经想脱离尼日利亚，但是没有成功。在1999年2月的民主选举中，一位南方的基督教徒当选为总统，但种族冲突仍然在继续：自选举之后，已经有几千人被杀害。
2000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互相残杀。在雅加达的穆斯林青年组织了讨伐异教徒组织，代表穆斯林进行斗争。
仅仅当种族冲突演化为流血事件之后，历史学家和记者才对其加以注意。但是，几乎在所有存在不同种族的国家，种族对抗和歧视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例如，在保加利亚，吉卜赛人（罗马人）就受到经济歧视。季米特洛沃城拥有还不错的基础设施，贫民区尤其是吉卜赛人居住的地区却无法享受。吉卜赛人的生活根本不在官方考虑的范围之内。吉卜赛人居住的地区既没有大路，又没有电话，许多房子根本不通电，每3个小时才有一趟公共汽车。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罗马人居住的地区同其他种族居住的地区完全不同。那里没有排污设施，饮用水又脏又臭，没有垃圾收集和其他社区服务。这些被隔离的罗马人感觉很耻辱，认为自己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自己的境况就像一条狗一样。
在埃塞俄比亚的迪卡迪贝（Dibdibe Watju），东正教教徒根本不与居住在农村的新教徒打交道。他们不允许新教徒死后埋葬在东正教教堂墓地。新教徒死后的尸体要被运送到城镇，在那里有单独的埋葬地。东正教教徒不会去参加新教徒的葬礼。
在厄瓜多尔，一位土著居民抱怨说老师对他的孩子有歧视。老师们会告诉那些功课吃力的孩子“你是一头驴，这就是你为什么功课不好的原因。你是一个畜生”。这些土著居民的孩子费力地学习非母语，他们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都受到了阻碍[16]。
其他一些种族集团也遭受了很严重的歧视，如巴基斯坦的印度人、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下层、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越南的高棉人，另外还有很多很多。正如《科学美国》1998年9月的一篇文章所言：“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源于我们有5 000个种族而只有190个国家。”
社会科学家记录了在种族多元化情况下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许多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对种族多元化这一概念做出衡量。社会科学家们使用了一种基于语言差异的衡量方法，他们考虑同一国家中两个不同的人讲不同语言的概率。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越多的种族（语言），种族之间的规模越接近，这一概率就越高。为了计算这一概率，我们需要每个国家中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数。
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的一些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报告搜集了这样的数据。不知道是处于什么原因（冷战需要或者其他），他们环游世界，搜集了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数据来计算一个国家中两个人讲不同语言的概率。
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用这一概率衡量的种族多元化程度最高，在那里，每个国家都拥有很多的小部落。而在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用这一概率衡量的种族多元化程度最低，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讲同一种语言，除了来访的美国学生。
种族（语言）多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种族冲突、暴力或其他。它仅仅反映出存在冲突的可能，如果机会主义的政治家试图利用种族差异来维护统治，冲突就有可能发生。很明显，这样的机会主义很常见。从表13.1可以看出，高度的种族多元化可以很好地预测内战和种族屠杀。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种族多元化程度最高的1/4国家与最低的1/4国家相比，前者的内战危险是后者的2.5倍，前者的种族屠杀危险是后者的3倍。
表13.1 1960—1989年的种族多元化程度、暴力和公共服务
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同时拥有较差的公共服务。表13.1表明，种族多元化程度最高的1/4国家与最低的1/4国家相比，前者的工人受教育年限是后者的一半，人均电话拥有数是后者的1/13，电力系统失灵是后者的几乎2倍，道路铺砌的比例是后者的不到一半。所有以上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为什么种族多元化程度高的社会其公共服务水平很低？
如果政府要提供一项公共服务，不同的利益集团需要就提供何种公共服务达成协议。即便是对于不太重要的道路修筑来说，不同地区的种族群体也都希望道路修在自己所在的地区，而对于在别的地区修建的道路没有兴趣，因为他们感觉自己享受不到利益。如果不同的种族集团之间没有很多联系，那么跨区域的旅行将很少。由于所有的集团都对全国性的道路网络没有很大兴趣，政治家们就不会像在一个种族差异很少的国家那样对道路进行大量投资。
对于学校教育这样的公共服务来说，不同的种族都希望学校用自己种族的语言教学。他们有时可能会达成妥协，采用一种混用语种比如说前殖民地领主的语言。但是，这一妥协相对于用自己种族的语言来说仍然是并不令人满意的。因此，在种族多元化的社会里，教育所受到的支持要弱于在一个种族差异小的社会。
经济增长的新理论可能强调对学校教育支持的缺失。假设人们仅仅和讲同样语言的本族人发生联系，而不与外族人交往。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知识仅仅当他们与你属于同一种族时才有价值。知识在种族内部而不在种族之间发生外溢。所以，你会支持对自己种族集团有利的学校，因为这样可以享受到知识外溢的好处，而不会去支持对其他种族集团有利的学校。每一群体都是这么认为的。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所有的人对于普及教育的支持都要弱于在种族差异小的社会。一项关于肯尼亚西部农村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种族多元化的地区相比种族差异小的地区基础教育资金更少、学校设施更落后[17]。
类似的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公共服务，在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受到限制。作为公共服务落后的一个间接反映，在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初生婴儿体重、卫生状况、饮用水质量等指标都非常落后[18]。
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某项改革而发生冲突。基于种族的利益集团更容易陷入冲突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对于种族暴力给予大量关注，但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基于种族的政策争论更为普遍。
如果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富裕，那么其他种族就存在财富再分配的欲望。我们在前一章就发现在全世界存在种族商业精英。在政策制定中，存在着权衡。一方面，诸如负实际利率、高黑市汇率溢价这样的政策将商业精英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当权者。另一方面，这些坏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因为它们恶化了投资激励。当权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取决于当权的种族联盟与商业精英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同时存在种族多元化和种族间巨大的收入差别，那么阻碍经济增长的政策就有可能出现。例如，由非洲人占主体的东非政府就对富裕的印度商业经营者课以重税。
表13.2表明在种族多元化程度与两个政策变量：黑市汇率溢价、广义货币/GDP（反映是否存在可能抑制人们持有货币的负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加上表13.1所表明的暴力、公共服务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种族多元化程度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要比种族差异小的国家低2个百分点。
表13.2 1960—1989年的的种族多元化程度与政策后果
注：a.银行体系总资产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种族多元化与公共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统计所采用的方式将美国人口分为几个种族：白人、黑人、亚裔、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种族多元化程度的衡量标准是两个随机个体属于不同种族的概率。
我们发现，在种族多元化程度比较高的县，核心公共服务开支（如道路和教育）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较低。这一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19]。由于几乎在所有的县里，白人都占有多数投票权，所以逻辑上的解释是当需要与其他种族的人分享公共服务时，具有种族歧视的白人不愿意花费很多的公共资金。
那么，向穷人提供的补贴情况如何呢？要知道，这些补贴对于消除贫困陷阱来说是必需的。不幸的是，在美国的县和大城市，高度的种族多元化同时也伴随着较低的福利开支份额[20]。
另一项研究发现，当成人和学龄儿童属于不同的种族集团时，成人们对于公共教育的支持比较低[21]。一个类似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主要集中于“种族和宗教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22]。一项更早的研究将美国和西欧的社会服务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比后者要差，作者将其归因于美国“历史性的种族对抗”[23]。非洲裔美国人之所以不能逃脱贫困陷阱与种族冲突有着很大关系。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所言，“许多美国白人反对那些他们认为将仅仅使少数族裔受益的项目……公共服务主要由黑人享受，而白人主要享受私人服务……公共服务白人纳税者认为自己被迫纳税以支付许多他们自己不能享受的医疗和法律服务。”[24]
外国援助和种族冲突
援助者对于种族多元化具有惊人的健忘。他们没有充分地监督援助资金的合理分配，资金可能被不合理地多分配给特定的种族群体，从而恶化了种族关系。
对斯里兰卡的一个案例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在斯里兰卡，占人口多数的僧伽罗人和占人口少数的泰米尔人之间存在长期的冲突。1977年，由僧伽罗人统治的新政府启动了一项大型的灌溉和能源项目——马哈威里（Mahaweli）项目。世界银行和双边援助机构对此给予大量的资金援助，在1978—1980年间，每年的援助金额相对于1970—1977年增加了6倍。[25]但是，援助机构忽视了这一点：马哈威里项目主要在僧伽罗人居住的地区，收益者主要是僧伽罗人。从1977—1982年，贾夫纳的泰米尔没有一个外国援助项目。本来计划服务于泰米尔北部地区的运河支流也在项目的早期就被取消了。更恶劣的是，这个项目计划将一些僧伽罗农民迁居到泰米尔人占多数的地区，稀释泰米尔人的数量，削弱他们影响地方政府的能力。
马哈威里项目具有代表性。它试图复兴僧伽罗佛教徒国王的水利文明，这一文明在中世纪被泰米尔入侵者所破坏。
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了种族冲突，甚至引发了1983年的内战。从那之后，内战和恐怖事件时有发生。2000年3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起发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共有20人死亡、64人受伤。报道说，“军方官员指责泰米尔分裂主义者应该为此负责，爆炸事件时，议会正在讨论在斯里兰卡北部地区扩展紧急条例，该条例允许军队和警察在对付泰米尔叛军时拥有更多权力。”
种族和阶层多元化
对于政策制定和政治自由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不平等和种族多元化同时存在。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1994年1月1日爆发了萨帕塔起义。起义者主要是土著居民，他们占领了当地的七座城市，包括著名的圣克里—莫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墨西哥军队（非当地土著）动用了25 000人的武装进行镇压，起义者1月2日被迫撤退。军队处死了一些被抓获的起义者，并且轰炸了圣克里—莫斯托瓦尔南部的山岭。
1995年2月，墨西哥政府下令对萨帕塔起义者发动新的进攻。很多报告说墨西哥军队烧杀淫掠。由于墨西哥人内部的呼吁，政府最终停止了对起义者的镇压。
起义之后的几年间，在萨帕塔起义者和墨西哥军队、准军队之间发生了一些“肮脏战争”。1997年12月22日，在恰帕斯州的阿克蒂奥，准军队联合白人地主袭击和残杀了45名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其中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警察就在附近，但他们并没有进行干预。
在恰帕斯，人们曾经多次争取和平，但都没有成功。作为对争取和平行动的反应，2000年1月，墨西哥政府驱逐了在恰帕斯的43名国际人权主义观察员。[26]
萨帕塔起义仅仅是恰帕斯地主（通常是白人）和农民（通常是印第安人）之间长期冲突的一个近期例子。恰帕斯总督阿布萨隆·喀斯特利亚诺斯·多明格斯（Absalón Castellanos Domínguez）在1982年曾经说过：“我们没有中间阶层；只有富得流油的富人和非常贫困的穷人。”阿布萨隆·喀斯特利亚诺斯·多明格斯本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富裕的地主家庭，并且作为军人参加了1980年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所以他说出这番话更加令人痛苦[27]。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地主、政客、军队和警察之间的“肮脏关系”，他们都赞成使用暴力来剥夺印第安农民的权利（例如，剥夺印第安人在法律上应该拥有的土地）。国际特赦组织指出：在墨西哥，对独立农民组织领导人和支持者的政治谋杀司空见惯。农民组织人民之家（Casa del Pueblo）的4任领导人前后被谋杀[28]。
恰帕斯并非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唯一地方。在印度的比哈尔，上层地主利用谋杀等手段对依附于其土地的农民实行恐怖统治。在斯里兰卡的萨马拉库兰姆（Samalankulam），穷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劳役来偿债：他们从富人手中借钱，然后提供免费劳动以还债。在斯里兰卡农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封建关系”[29]。
恰帕斯、危地马拉、塞拉利昂和赞比亚的发展失败是种族和阶级仇恨双重作用的结果。与之相反，丹麦、日本和韩国的成功受益于其高度的社会统一、平等和种族单一化。
美国的种族悲剧
在美国，也并非没有种族和阶级仇恨。据说，黑人、白人收入差距最悬殊也是种族差异最大的南方地区，在历史上经济也是最落后的。
在南方地区，可怕的私刑传统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曾经有这么一段对于私刑的描述：“1899年4月，黑人劳工萨姆·豪斯在自卫中杀死了自己的白人老板。于是，有人诬陷他强奸了老板的妻子，他在2 000名看热闹的白人面前被痛殴，然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被活活烧死。他的尸体被割成小块出售给纪念品收藏者，一个亚特兰大杂货店曾经将他的关节摆在前窗上展览了一个星期。”[30]
在南方的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黑人们不但要面对私刑的威胁，而且还要受无尽的羞辱。他们有专门的、质量低下的学校、饮用水源、游泳池、火车车厢、餐桌和旅馆。在路上，黑人如果遇见白人就必须为他们让路。在黑人和白人都可以进入的商店，黑人必须等白人买完后才能购买自己的物品。一些恃强凌弱的白人会羞辱黑人，逼他们喝威士忌和跳舞[31]。20世纪60年代，人权运动爆发，歧视黑人的吉姆·克劳法被废除，同时，“新南部”开始追上了北部，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
从总体上来说，美国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具有种族仇恨的悲惨历史，另一方面，她取得了繁荣。这可能是由于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的著名开篇语中，托克维尔说：“在我居住美国期间，所有吸引我的新奇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对我的震撼更强烈。”当然，他所针对的只是美国的白人。
美国的事实表明，一个社会的种族和阶层分化程度越高，繁荣就越容易姗姗来迟。尽管美国的种族多元化程度很高，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可能要归因于其制度上的稳定性。
应对多元化
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治疗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需要长时间——也许几十年才能克服其差异、形成经济增长共识。例如，在阿根廷，不同利益集团关于高通货膨胀的冲突持续了20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才最终将通货膨胀率降低。在非洲，许多国家在独立40多年后，仍然没有解开利益集团相互冲突的死结。
不过，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制度安排，试图产生激励让政府实施良好的政策。
其中，独立的中央银行对于那些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最有用的。我们知道，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会使得通货膨胀的时间延长。一个不属于任何集团的中央银行更容易抵制住利益集团的压力、控制信用，这将会抑制通货膨胀。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更容易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分担稳定化的成本。
要实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一个方法是制定法律，限制向政府贷款和设立独立的行长委员会。另一个更实用的方法与中央银行行长的任期有关。如果行长被频繁调换，这意味着他很难抵制政府的压力。研究者的确发现独立的中央银行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相联系。对工业化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些研究结果是基于中央银行法律上的独立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基于中央银行实际上的独立性[32]。
一个独立的预算制定当局可以解决导致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公共品问题。如果一个具有强执行力的财政大臣独自决定预算规模，那么就可以防止某一利益集团点菜而让大家买单的情况。在这里，预算制定的过程也很重要。最好的制度安排是由财政大臣首先设定总预算规模，然后由立法机构（由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组成）决定预算的分配[33]。
好的制度
更一般地，制度制约会削弱种族或阶层利益集团无限制地掠夺公众利益的能力。
好的制度（如前面的章里所描述的）可以直接缓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如果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具有好的制度，那么它就有可能远离与种族冲突有联系的暴力、贫困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民主同样有助于减少种族对立。相对于种族单一化的民主来说，种族多元化的民主在发展经济方面不见得处于劣势[34]。
不管种族多元化程度如何，具有非常良好制度的国家没有高的黑市汇率溢价、低的金融发展、低的教育水平和战争。好的制度同时可以消除最极端的种族暴力形式：种族屠杀。在制度质量排名前1/3的国家，没有种族屠杀，而在制度质量排名后1/3和种族多元化程度排名前1/3的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屠杀。发生种族屠杀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乌干达和扎伊尔[35]。
良好的制度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解决阻碍经济增长的种族冲突问题。在一个种族多元化或阶层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很难产生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的财政部长和良好的制度。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将这样的国家的政府官员所面临的激励作为恶劣政策的根源。这对于片面地鼓吹贫困国家改变政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知道，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对贫困国家有所帮助，尽管这本身并非一味仙丹妙药。假如法治、民主、独立的中央银行、独立的财政部长以及其他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那么坏政策和低经济增长的无尽循环将会结束。
中产阶层的认同
公元前306年，亚里士多德曾经精辟地指出：“很显然，最好的政治集合体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那些中产阶级很强大的国家会得到很好的管理……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地方，最不容易产生纷争。”
当两种最常见的社会分化形式——阶级冲突和种族冲突都不存在的时候，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更容易发生。我们可以把中产阶层在所有收入中占有高比例和高度的种族融合这一情况称为中产阶级认同。具有中产阶级认同的社会更容易有良好的政策、制度和高经济增长率。具有高度的中产阶级认同和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和葡萄牙等。而种族和阶层分化程度很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赞比亚）的经济增长率都很低。
图13.1 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
图13.1表明了一个一般模式：那些中产阶层占比高、种族分化程度（用语言标准衡量）低的国家比较富裕，而中产阶层占比低、种族分化程度高的国家比较贫困。
当我们观察不同国家的数据时，就会发现，具有高度中产阶级认同的国家更容易有高质量的教育、高免疫率、低婴儿死亡率、密集的电话网、好的卫生条件、好的政府政策、民主和稳定的政府，所有这些条件使得它们可以产生高经济增长和发展。正如中产阶级认同可以解释北美和南美的经济发展一样，它也可以解释全球不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东欧和苏联国家之所以发生经济衰退，一个原因是旧的中产阶层消失而新的中产阶层尚未形成。米兰诺维奇（Milanovic）曾经描述了旧中产阶层的“空洞”。在这些国家，由于存在大量的少数民族，对经济增长的认同难以取得。
我们可以将中产阶层的缺乏作为古罗马、中国明代（1368—1644年）和印度莫卧尔王朝（1526—1707年）工业化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些国家当时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罗马人可以建造大型的工程项目（如公路），但是这些工程都是为精英阶层和军队而修建的，而当时罗马1/3的人口是奴隶[36]。明朝曾经花费了200年的时间来修复长城。莫卧尔王朝则留下了泰姬陵，这是为精英阶层所修建的[37]。这就像现代社会中一些国家将收入用于为精英阶层修建纪念碑一样，在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强大的中层阶级。例如，已故的科特迪瓦总统在他的家乡亚马索科洛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工业化之前的帝国实行的是独裁主义，在精英阶层之外几乎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人们通常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前工业化国家比工业化国家更加平等（这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这一假说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不平等程度首先恶化，然后改善）。对于前工业化国家的观察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近期的证据表明不平等程度随着工业化而稳步下降[38]。更一般地，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随着社会革命废除了奴隶、封建主义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工业革命发生了，这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中产阶级。在那些奴隶主义或封建主义废除比较晚的地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也较晚。在一些落后地区，如墨西哥的恰帕斯，巴基斯坦部分农村地区、印度的比哈尔，现在仍然存在某种形式的封建主义。
小结
我和朋友曼尼曾参观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我们被图特国王坟墓中3 000年前的精巧金制品所震惊，在此之前，修建于5 000年前的金字塔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来开罗是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贫困。开罗本身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在建造金字塔4 000年后埃及还如此贫困？为什么在法老统治期间埃及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一个粗略的分析可以提供答案：收入的分配。法老拥有一切财富，而受压迫的穷人一无所有。富裕的精英阶层可以利用穷人的劳动力为自己修建纪念碑。正如在其他独裁统治国家一样，埃及的精英阶层试图保持下层民众的贫困和无知。所以，少数人的繁荣可以持续几千年，而大多数人的繁荣还是虚无缥缈。
小插曲：百年恩怨
38岁的托尼奥居住在菲律宾东南部棉兰老岛一个名叫图龙塘的村子里。图龙塘濒临海滨，房子四周种植着九重葛。这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一到雨季遍地泥泞。山上曾经郁郁葱葱满是树林，但是砍伐使得林子逐渐消失。托尼奥从现住大城市的一位教师手里租了2英亩半田地，种稻谷谋生。他的妻子玛利亚·艾琳娜在村子学校里教书。交租金和养三个孩子就用去了托尼奧的绝大部分收入。
托尼奥的收入不仅不够用，还要靠天吃饭。他第一次种的是新型的“奇迹稻”，收了6吨，但是这种庄稼容易招虫子，托尼奥又买不起必需的杀虫剂。第二年，黏虫等各种各样的害虫使得收成减到了3.5吨。这时，一个政府项目为农民们提供了贷款，用以购买种子、农药和化肥。托尼奥贷了172美元，买了新型的“奇迹稻”以及农药和化肥。他这一次收获了6吨，天公作美，粮价还上涨了50％，总算挣到了钱。用这些钱，他还了贷款，买了打谷机，买了3头猪，就是这年娶了玛利亚·艾琳娜。但是，好景并不长。化肥、农药的价格涨得比粮食价格快得多，托尼奥被迫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收成又减到了3.5吨。
庄稼收成并非托尼奥面临的唯一不确定性因素。棉兰老岛的居民分为穆斯林教和基督教。穆斯林教和基督教的恐怖分子在图龙塘附近的乡村展开械斗。两派在图龙塘附近争斗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尽管目前图龙塘并未陷入暴乱，托尼奥还是觉得和平的生活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断。
托尼奥自己信仰的宗教，是天主教和一部分异教信仰的结合。在他遇到不顺时，能给他慰藉，还能解释为何会遇到不顺。比如，托尼奥发烧时，就觉得是一个化身为美女的侏儒鬼作祟。当他被蛊惑时，就会变得狂乱。最终，他都会到村里的一位老妇那里寻求帮助。她把托尼奥绑起来，用草药和神火来给他治病[39]。
从很多方面来看，托尼奧在图龙塘的生活都是现代和传统的混合。高脚楼给人一种百年如一日、没有丝毫变化的感觉。但是，晶体管收音机里却不停地播放着美国风格的流行音乐。托尼奥本人对菲律宾一项传统运动充满了痴迷，那就是斗鸡。他一度拥有一只从美国得克萨斯州进口的公鸡。托尼奥用从父亲和叔叔那里借来的钱进行斗鸡赌博，他的公鸡赢了8次。到第九次的时候，他的公鸡被对手咬断了脖子。就算这样，托尼奧也不后悔，他的公鸡已经为他在斗鸡一族里赢得了荣誉。
托尼奧逐渐也理解了生活变迁的无常，“这个地方的一切都越来越糟糕，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老天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
[1] Mikell，1989。
[2] Wetzel，1995，第197页。
[3] Bates，1981。
[4] Frimpong-Ansah,1991，第95页。
[5] 关于加纳的故事，可参考Easterly和Levine，1997。
[6] Leith，1974。
[7] 平等程度的衡量指标是基尼系数。土地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来自Deininger和Squire（1998）。其他发现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联系的研究包括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Perotti（1996）和Clarke（1995）。Forbes（1998，2000）发现如果使用固定效应消除国家之间的均值，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不过，Deininger和Olinto（2000）发现，即使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土地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仍存在负向联系。
[8] Easterly，1999b。这一结果来自于用中产阶级比重和种族差异程度对民主（用Gastil指数衡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回归。
[9] Husain，1999，第359页。
[10] Easterly，1999b，2000b。
[11] 黑海南岸古王国（译者注）
[12] Bell-Fialkoff，1996，第10—11页。
[13] Bell-Fialkoff，1996，第10—11页。
[14] Gurr，1994。
[15] 《纽约时报》，2000年2月22日。
[16] 资料来源：Narayan，2000b。
[17] Miguel，1999。
[18] Easterly，1999b。
[19] Alesina、Baqir和Easterly，1999。他们的样本是人口超过25 000的1 397个县。
[20] Alesina、Baqir和Easterly，1999。同时，可参见Luttmer（1997）。
[21] Poterba，1998。
[22] Goldin和Katz，1998。
[23] Gould和Palmer，1988,第427页。
[24] Wilson，1996，第193页、第202页。
[25] Athukorala和Jayasuriya，1994。
[26] http：//flag.blackened.net/rèvolt/mexico/reports/five_years.html.
[27] Benjamin，1996,第246—247页。
[28] Benjamin，1996，第223页、第242页和249页。
[29] Talbot，1998，第24页。
[30] Litwack，1999，第281页、第286页。
[31] Litwack,1999。
[32] Alesina和Summers，1993；Cukierman、Webb和Neyapti，1992。
[33] Alesina。1996。
[34] Easterly，2000b。
[35] Easterly，1999b，12月。
[36] http：//www.ucd.ie/％7Eclassics／96／Madden96.html.
[37] http：//www.sscnet.ucla.edu／southasia／History／Mughals/mughals.html和http：//pasture.ecn.purdue.edu／—agenhtml／agenmc／china／scengw.html.
[38] Anand和Kanbur，1993；Ravallion，1997。
[39] Critchfield，1981，第5章，第5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