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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同样的恶劣待遇
事实证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往往在划时代的经济变革时期盛行。它的首次出现似乎是在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时期，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取代。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农民一直在地方领主或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公地（Common Land）上辛苦劳作，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称作“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到了15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领主将土地圈占起来，禁止农奴放牧、种植农作物或建设小型农宅，而雇用农奴放牧绵羊、加工羊毛。过去供养着多个家庭的土地现在成了私人的牧场。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了领工资的劳动力，后来往往沦为乞丐或者流浪汉。
历史巨著《都铎王朝的经济问题》（Tudor Economic Problems ）引用了16世纪一个英国人说过的话，他抱怨道：“如果养绵羊能带来如此大的收益，谁还会维持对每个县来说必不可少的农牧业呢？当穷人可以通过养羊获得更大的利润时，谁还会在自己家里养十几只奶牛，挤牛奶、做奶酪，把这些产品推向市场？谁不愿意为了鼓鼓的钱袋子放弃农牧业？”
圈地行为的扩张意味着公共物品私有化，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贵族阶层更加富裕，流浪汉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经济体系的剧变。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的领主和王族亏欠了民众什么？1516年，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觉得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在他充满哲学意味的著作《乌托邦》（Utopia ）中，莫尔与一个虚构的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希腊语“胡说者”的意思）的旅行者展开了对话。希斯拉德描述了英国的犯罪和贫困问题，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绵羊的祸害。他说那些温顺的动物要来“吃掉”人类，农民的生活因圈地运动而苦不堪言。希斯拉德还说英国会把小偷吊死，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种惩罚小偷的方式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公共利益，因为如果盗窃行为很严重，那么吊死也没用；如果是简单的盗窃行为，那也不至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方法的人而言，无论多么严重的惩罚都无法阻止他们盗窃……对盗窃的严重惩罚已经存在，但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制定措施为所有人提供谋生的方法，让他们不必铤而走险去盗窃，甚至因此付出生命。
这种“谋生的方法”是指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这是最早的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类似政策的观点之一。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在工业革命时期再度浮现，往往出现在关于食利者、贫困、权利以及再分配的哲学性对话中。比如，1797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指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为自然遗产的损失而得到补偿，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在21岁的时候）引入土地产权制度”，并实施养老金制度，让人们从50岁直至去世都可以领取补助。全民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的历史记录指出，在19世纪中期，被马克思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激进人士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认为，“文明”应当保障所有人的最低生存，包括为人们提供可口的一日三餐和豪华的酒店房间。后来，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肯定。
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新机器时代的前夕，也是重要的转型时期，妇女和有色人种开始要求进入并充分参与白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再次出现，经历了“短暂的活跃”。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议推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以此来提升所有家庭的收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呼吁采取基本收入和其他激进、普遍的政策来促进种族事业的发展，维护经济正义。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民主党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翰（Daniel Patrick Moynihan）都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但这些努力并未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试点研究错误地认为某些形式的支持可能会使离婚率上升。很快，这个激进的想法就被遗忘了。
而现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正处于鼎盛时期，这得益于科技泡沫资金的支持、对失业的担忧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和风险资本家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说道：“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将基本需求和工作的必要性分离开来……几百年来，整个世界都建立在工作的必要性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不是对经济稍微做出调整，而是像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一样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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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人工智能问世，尽管存在对人类就业前景的担忧，在我看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来防止科技失业的提议仍然过于夸张，至少尚不成熟。
如果技术迅速改进，并造成大量劳动力失业，这在国家统计数据中很容易就能显现出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有时也被称作“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的这个指标就能反映出这种变化。如果一个工厂购买了新的部件生产设备，这个工厂生产的部件量应当会增多。如果工厂雇用更多工人，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工厂的产量应该也会增加。假设在不购买新设备或不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条件下，工厂工人想出办法，提高了部件产量，这时就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着创造力和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活力的最好标准。
如果无人驾驶汽车代替了卡车司机，人工智能淘汰了翻译，机器人取代了医生，我们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急剧上升，即使就业率会因此下降，经济增长也会放缓，整个国家会以更少的人力完成更多的工作。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这是一个深刻但很少讨论到的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保持1948—1973年的水平，那么平均家庭年收入将增加30 000美元。另外，如果不平等状况保持在1973年的水平，平均家庭年收入只会增加9 000美元。
面对着惨淡的就业市场、迅猛的科技进步，我们对机器末日深感恐惧，而美国国家统计数据却显示美国经济的创造力正被逐渐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期的脱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