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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每月1 000美元
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带走了匹兹堡（Pittsburgh）、底特律、加里（Gary）、托莱多（Toledo）和南本德（South Bend）等地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双赢的。通过贸易，美国这样富有的、工资高的国家可以获得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还能获得更多劳动力和资本用于价值更高的投资。像越南这样贫穷的、工资低的国家可以获得就业岗位、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从近年的情况来看，贸易却并未达到双赢。“铁锈地带”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和调整“极度缓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等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如预期的那样，如果一个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来自进口的竞争，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就会下降，但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尚不足以抵消这种下降。”一些好的工作岗位完全消失了，不会再出现。
“铁锈地带”带来的经济、心理和政治影响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认识，这场冲击导致了许多现象，包括政治分化和结婚率下降等。越来越多学历较低的老年白人已经提前“绝望而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现，尽管经济在增长，医疗保健也不断提升，但死亡率实际上却在上升。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盛时期之后，高中教育水平的白人工薪阶层逐渐衰败，伴随着这种衰败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
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促使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减少，这成了另一个导致工资水平停滞和低劣工作增多的原因。（在底特律和匹兹堡的工厂，很多员工都加入了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加入了工会，工会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更多的家庭假期和病假、更好的工作条件等。而现在，每20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是工会成员。如果2013年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比例像1979年一样高，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将增加2 704美元。
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直接影响着工会成员的工资，还因为工会对劳动力整体有着间接的影响。如果企业A提供工会工作岗位，时薪15美元并提供福利，那么企业B无论提供的是不是工会工作岗位，为了吸引劳动力，也要给出与企业A差不多的待遇。参加工会的工人减少，使私营部门、处于非工会岗位的员工每年损失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工资，这也是导致这些员工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作用占到了1/3。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现，工会成员减少可能是导致男性中等收入者工资停滞和工资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当然，女性也不能免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她们每年因此损失了大约240亿美元的工资，在工资不平等加剧这个问题上，工会工作岗位的消失所起的推动作用占到了1/5。
还有一种趋势主要影响着女性，那就是最低工资的价值在下降。通常而言，工资最低的劳动力是女性。截至2017年底，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标准比1967年时低8%左右。如果再考虑到飞涨的医疗保健、儿童护理费用和住房成本，这个标准实在不足以让工薪家庭摆脱贫困，奥尔蒂斯一家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对于收入处于第50百分位和第10百分位——相当于现在每周工资750~1800美元——的女性劳动力而言，在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中，最低工资标准价值的流失占到了2/3，对所有劳动力来说，这个比重大约为50%。
过去的几年，许多州和城市纷纷采取措施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争取15美元”的运动引发了更广泛的、两党联立为工人加薪的行动。抗议、集会、长篇故事、晚间新闻报道和国会山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的关注。经济复苏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各州、各城市开始采取行动。参与这项运动的活跃人士、田纳西州（Tennessee）的医护工作者塞皮亚·科尔曼（Sepia Coleman）告诉我：“工作时间不是问题，工资才是。”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生活十分艰难。“我做不到一周工作120个小时！如果工资不够，谈时间也没有意义。”2017年，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400万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上涨。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华盛顿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5美元/小时。即便如此，大约300万人仍然领着联邦最低工资，在许多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极低，生活成本却很高。
工资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不明显、没有被充分理解的原因。处于垄断地位或者有买方垄断优势的大企业的主导性日益增强，面对的市场竞争者越来越少。在20世纪上半叶，政府将垄断视作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迫使母贝尔公司（Ma Bell）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分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8年向国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如果人民容忍私权增长，让它比民主国家本身还要强大，那么民主的自由就陷入了危险。这从本质上看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当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了中国时，政府对垄断威胁的看法开始改变。曾经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在他1978年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 ）中指出，企业并购对消费者有利，能够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公司效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了竞争而保障竞争，而应该关注如何才能造福消费者。
华盛顿认同了这种观点，企业渐渐地能更容易地买下供应链和竞争对手。由于这些法律的变化，以及资金充裕、唯利是图的华尔街的兴起，医院、农业、电信、运输、保险、航空、银行、能源等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经历了明显的整合。甚至连比萨行业都逐渐被少数大品牌主导，必胜客（Pizza Hut）、达美乐（Domino）、小凯撒（Little Caesars）和棒！约翰（Papa John）占据了美国超过1/3的市场份额。
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停滞的原因之一，虽然可能影响并不明显。需要员工的公司越少，愿意用更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的雇主就越少，再加上许多行业——甚至包括工资偏低、工作内容枯燥的快餐业——都有竞业限制合同（Noncompetition Agreement），工作机会变得更少。此外，整合后的行业往往由历史更悠久的公司主导，它们吞并了更年轻、更具活力的竞争对手。由于老企业扩张相对缓慢，人员比新企业更加稳定，因此整合之后劳动者的“流动性”会下降。劳动者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提出更高的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这种“流动性”是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大企业的发展壮大对这种促进工资增长的来源产生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