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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1962年出生于湖南株洲茶陵县，1983年获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1998年创办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就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了我要去看世界！”有幸的是，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那种愿望真的实现了，我们看到了花花世界，看到了高楼大厦。可是，在那表面花花世界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今天的世界？这些问题可以按我们习惯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也可以完全换个角度去理解。但不管怎样，一些基本的事实是不会变的，比如，从民族情结层面看，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
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推出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两者加在一起，的确标志着中国更进一步面向世界了。从元朝开始的海禁，虽然在不同朝政时期有过放松，但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是对外封闭的。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开放，但在清代结束之前，那种开放从没情愿过，主流中国社会几乎没正面看过洋人，除了不得不承认西“器”的厉害之外，也根本没把外国人接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力，中国逐渐成为“世弊工厂”——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也让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在这时，中国也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那么，什么是财富型国家？难道还会有非生产型的“财富型国家”？当然，我们这里不谈靠抢劫、掠夺“发财“的国家，那是非正义、不道德的情况，那些自然不是我们要谈的范例。 人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到了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当然，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
在《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中我们谈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已经不再是其天赋的自然资源，而是其良性的制度机制，是其有利干金融创新与市场交易的制度环境。这里我们不妨再问：为什么“地大物博”已不再是一国财富的决定因素？难道一国天生得来的金矿、银矿、油田、土地资源不再是“福”而是“祸”吗？这话怎么说呢？ 历史的演变 其实，“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是决定一国财富的根本因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首先让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也是只允许国企。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
“三农”问题时下讨论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的起源大致来自以下这些数据：第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在1978年时为2.57，到1995年为2.8，但到2002年时则为3.1，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在扩大。第二，在过去几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9%左右，而同期农民纯收入年增长率平均不到5%。特别是，这些年里农民收入的增长全部来自非农，而
进去几十年亚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题材很多。这些经历给我们上了许多经济课，其中最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一课可能是：外贸加开放是财富增长的最有力的催化剂。比如说，如果我们按1973～1998年间的出口增长率把亚太地区最大的16个国家与地区分成两等份组，那么外贸增长多的国家与地区，其人均GDP平均年增长5％，而外贸增长较少的国
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84年，那时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还没学过什么中国历史，所以对上海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差别，除了惊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别的感受。只是这几年到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去得越多，反而越对上海的故事着迷：为什么上海这么发达？是什么使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1949年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这5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80%。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20
杨小凯的去世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极大损失，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具有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良知的学者。杨小凯的社会经济思想很多，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关于产权保护所必需的宪政制度的观点。 2004年7月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杨小凯追悼会上，周其仁教授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
本来以为“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早已达成共识，没想到这个问题又成热点。因此，对这场辩论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关于“国退民进”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缺乏监督、缺乏实质性制约的体系下不发生问题反而怪了，要不然我们所熟悉的腐败现象怎么会这么多，连大学和中小学、医院、福利机构、银行、法院等都时常发生腐败，你说“国退民进”中有这样
——收入机会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很多人说是。他们认为：要想减少贫富差距，中国就应该停止国企民营化和其他一些市场化改革。本文将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不是回到过去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民主政治。 传统上，我们总把资源配置应该由政府还是由市场主导的问题跟选择公平还是效率的问题
为什么产投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最近讲，从飞机上拍下的北京、杭州等很多中国城市的照片来看，近50多年对景物的破坏远甚于过去5000年的破坏。他的结论非常引人深思，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种史无前例的破坏之所以发生，当然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原因，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财产与土地产权都不明晰。相比之下，过去5000
现在讨论农村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时，大家都喜欢以“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出问题”来判断方案可不可取，所以，总拿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方案作为参照系。 土地所有权明晰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获益最多的不是承包土地的农民，而是行政权力和资本，
在有关“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讨论中，各方的注意力几乎全放在效益上：哪种产权形式让企业“更好”，就选择哪种。评判我们到底应选择哪种所有制形式的时候，效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但它不是判断产权要私有还是公有的唯一标准。产权的国有还是私人所有，其差别和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人人“有所有"与“以人为本” 比如，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方针和目标，是与“以
说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可能没有几个人不慷慨激昂的。热烈的讨论中似乎有两点共识：其一是要限制房产交易，甚至不惜代价地制止交易；其二是要制约房地产商，最好是给他们设置障碍，让他们的生意无法做下去。于是，从各相关部委到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组合拳”。一方面，明确禁止某些房产交易（如期房交易），或者为房产交易设置障碍，比如，要求卖方先还清按揭贷款，否则房产证不可转让，由于
对许多事情而言，虽然那些从表面得到的结论听起来、看起来很朴实易懂，但时常会颠倒是非。以前在教科书中针对高利贷问题的论述就属此类。那时我们学到，高利贷问题是纯属放贷者的剥削所致，于是，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自然是打倒放贷者，要限制他们的行为，要尽量让他们的放贷业务做不下去。那些结论以及所开药方当然朴素，也符合阶级感情，但太过感情用事，经不起起码的理性推敲。试想，
根据2004年11月中国与阿根廷签署的协议，中国在未来10年内要向阿根廷投资2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曾表示计划于未来10年向拉美国家投资1000亿美元。这些海外投资计划如果成功实施，那将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变迁，将标志中国企业完全加入了世界跨国公司行列。 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当把中国资本投到一个个受主权保护的国家之后，这些海外资产由什么来保护呢？以前我
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离开过世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没断开过，只是在诸如海禁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
中国公司“走出去”一直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之后，石油与能源公司如何调整其运作策略并进一步走出国门，这是涉及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的重大课题和挑战。那么，中国应如何开展海外石油战略？我们的跨国公司到底如何“跨”出去？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战术上又有哪些选择？ 从历史上看，中国企业以往都是“内向型”的，习惯于在国内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规则
中国公司如何跨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走出国界后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政治与法律环境，而且往往是不同的文化。这个话题涉及的问题太多，我们不妨讨论其中的两个简单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什么投资结构安排来确保海外投资安全、规避海外投资风险？这里讲的“投资安全”更多指的是财产权会不会被剥夺、被直接或间接地侵蚀，而不是通常所指的“行业风险”、“市场供求风险”等较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范围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记得几年前，媒体一提到海外利益这个词，几乎所有人就会想到美国今天的所作所为，或者100多年前英国的全球扩张。但今天为了经济和资源利益，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使中国从历来的跨国公司受授者换个角度变成了跨国公司经营者。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如何在海外拓展？海外利益究竟如何保护？中国的
本书收集了我在2007年中期之前写的相关文章，其中一些从表面看与“财富创造”不相关，但细看它们都很相关，这也是现代财富观的特征。各篇文章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读，也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基本没有能够一一列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谅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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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1962年出生于湖南株洲茶陵县，1983年获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1995年获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1996年担任终身教授。1998年创办Value Engine（价值引擎）公司，2001年与两个合伙人创办了Zebra对冲基金公司。
目前为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奖励。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评出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