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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是1984年，那时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还没学过什么中国历史，所以对上海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差别，除了惊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别的感受。只是这几年到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去得越多，反而越对上海的故事着迷：为什么上海这么发达？是什么使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成为1949年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如果这5个城市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是沿海，再有就是它们是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5个自由贸易通商口岸。那么，是自由贸易给它们带来了繁荣吗？假如我的湖南老家、还有中国其他地方也一直能参与自由贸易，那情况会怎样呢？为什么这些其他省市不能参与自由贸易？这些问题当然不只是学术问题，同时还涉及中国开放政策的未来问题，是些永久的话题。
自由贸易优在何处？
我们先看看“沿海”这一特点所带来的差别。在世界各国，沿海地区普遍比内陆发达，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沿海省市，比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还有像湖南洞庭湖周围的县市，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富裕之乡，它们的文化也比不靠海不靠河的地方更发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直到19世纪末铁路进入中国之前，水运和马车是仅有的两种运输手段，从规模上讲，由于马车需要先修马路才能通行，在没有足够广泛的马路网之前，水运是最主要的规模运输手段。
实际上，即使到今天虽然有铁路、公路还有空运，但在成本上还是河运和海运最低。这就是为什么至少从唐宋开始，沿海、湖滨和主要河流旁的乡镇之商业不断发展，它们的运输成本以及运输规模优势使其走在国人之前首先发展贸易，使其商业文化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比如说，去苏南乡镇时，你会看到家家都有一条小河连到其屋边，那当然不是为了审美需要，而是当年各家赖以做贸易的运输“公路”。
相比之下，我的湖南茶陵老家就没有那么幸运，那里没有足够深的水路，那些丘陵山地使陆运也很难，这些交通障碍等于使当地人的跨地区交易成本变得无穷大，所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公路、铁路之前，我的老家人民基本上无法从事有足够规模的跨地区贸易，也就没有新的动力发展当地的生产力，人们的生活状况过去几千年不变，不能从基本的生存挑战中解放出来。
山西位于内陆地区，但为什么晋商在明清时期发展得这么快昵？骆驼和马运规模虽然有限，但正因为山西以及西北其他地区地处中国跟中亚、俄罗斯的贸易要道上，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它们以独特的商机。可是，到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海洋贸易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旋律，低成本、大规模的海运使山西晋商失去其优势，晋商开始走下坡路。
中国各地的经济史是一部部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的历史，贸易机会可以是天然的（如沿海）或者意外出现的（如中国香港），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如选择开放）：交易成本也如此，既能够是天然的（如靠海），也可能是人造的（如贸易保护）。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两者当然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沿海省份跟内陆的经济差别，不是由于沿海人从本质上跟内陆人不一样，而是过去多个世纪里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更自由的贸易机会造就的。
为什么贸易，特别是自由贸易能如此改变社会、促进发展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这种“分工——专业化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斯密式经济增长链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那么，自由贸易制度在促进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范围中的作用在哪里呢？我们可从交易成本和市场竞争两个角度来理解。
在今天，轮船、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已把湖南荣陵以及湖南其他边缘县跟广东、甚至国际市场都便利地连接上了，从运输成本的角度看，这些交通已使跨地区的交易成本降低，斯密式的经济增长链已具备了技术基础。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湖南的一些地方政府在与广东交界的公路上到处设路障，阻止湖南的大米、猪肉等农产品运往或者说“出口”到广东，理由是这些“出口”使湖南的米价、肉价涨得太高，使当地老百姓买不起大米和肉。这种反贸易的政策从根本上增加了交易成本，实质上是对冲了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带来的好处，以软环境抑制硬环境的潜力。
在进口方面，比如香烟等制造品，要么只允许湖南的香烟才能在本地销售，要么重点照顾本地产品并给外地“进口”的产品征税、设置障碍，理由是保护本地同类产业。这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让本地老百姓买不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而且从根本上压制竞争，从而抑制了创新。这类贸易保护不只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于是，北京的出租车就主要是北京的“现代”汽车了。
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等于增加交易成本，抑制竞争和创新，往经济增长链中加沙子，而不是加润滑剂。结果是，过去二十几年广东经济飞速增长，广东人的收入快速上升，本来湖南作为直接的邻省应该能享受广东最多的“外溢效应”，但这些“外溢效应”被贸易保护主义排斥在外。
曲折的自由贸易之路
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当然荒唐，因为一个省、一个地区往往在经济上难以自给自足。那么，在国家层面呢？难道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也荒唐吗？加上民族主义情结后，其讨论可能更加难以理性。让我们先看看其他国家的经历。
历史上的古罗马以自由贸易而兴盛。但在罗马帝国衰败之后，欧洲进入封镇为王的中世纪，各城邦限制彼此间的贸易，重点保护自己的经济。首先走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城邦应该是尼德兰（今日荷兰的前身之一），尼德兰国家很小，12世纪时人口不到100万，资源非常有限，它必须靠跨国贸易而生存。但这并没阻挡当地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使用武力把外来的竞争排斥在外，起初，他们只要一发现别人要模仿荷兰人的毛纺技术。就将其摧毁。
而到12世纪末，尼德兰基本上己把其市场权面开放，欢迎竞争。到14世纪，尼德兰已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其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活跃的商品交易与金融中心，也是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重要港口，相当于欧洲当年的“香港”。自由贸易让荷兰很快变成欧洲的经济强国，到17世纪中叶已是世界人均最富的国家。
只是到17世纪末，荷兰开始增加关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贸易额下降、国内物价上涨，这也促使工资上升，以对冲上涨的物价。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迫使荷兰最终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到18世纪中叶，其经济强国地位已让步给英国。荷兰靠自由贸易起家，最后以贸易保护主义结束了它的帝国地位。
由于受到荷兰自由贸易的影响，16世纪上半叶，英国取消了多种关税，解禁了一些产品的进出口限制。但是，这些自由贸易举措寿命很短，在16世纪下半叶，许多贸易保护政策重新上台。
到1604年，随着之前的经济危机的结束，英国再次推出自出贸易，取消关税。但是，到17世纪末，英国又重新启动关税，特别是从1690年到1704年，其进口关税上涨4倍，那次提高关税的原因部分是英国政府需要增收，部分是出于报复同期法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为什么自由贸易政策总那么脆弱呢？从朴素的逻辑看，不管是那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美国和中国，自由贸易总是一个在社会政治层面难以维持的政策状态，因为一般人很难看到自由贸易的好处，但却很容易看到贸易保护的表面好处。比如，眼睁睁看着外国进口货挤满、冲击国内市场，或者看着外资吞并国内企业，外国人似乎正在夺走那么多就业机会、夺走或挤掉那么多“自主”品牌，你说，不去给外国人、外资设限，那能行吗？即使学者觉得贸易保护主义会毁灭本国的创新竞争力、迫使老百姓花更高的价格买更次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大众也不一定能理解这种逻辑，因为“创新竞争力”等太抽象。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从一个全新的高度对自由贸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那时碰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到1800年，英国的机械制造、特别是机器纺织能力已经特别强，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棉纺生产力很快过剩。这随即带来两方面的挑战：第一，当时的英国人口不到2000万，生产这么多的衣服、布料后卖给谁？第二，机器纺织业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尽管英国有足够的煤炭储藏量，但棉花从哪里来？本来，英国可以依靠它在北美的13块殖民地生产棉花，然后运到英国，但是，1776年美国独立了，之后进行了好几年的独立战争使英国无法再对美国这一货源放心。
在选种背景下，英国于1820年再次推动自由贸易，1846年废弃《谷物法》，结束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和关税，1849年废弃《航海法》。不再要求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外贸运输必须由英国船队运送，结束英国海运公司的垄断，使英国进入全面零关税时期，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贸易。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是非常成功的，1760年时英国占世界制造业1.9%的份额，到1830年上升至9.5%，1860年则高达19.9%，其贸易额占全欧洲的20%，其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的2/3，让只占世界人口2.5%的英国成为主宰世界的帝国。
英国的自由贸易致策一直维系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次政策转变也同时标志着大英帝国衰败的开始。
美国的贸易政策也是几经波折。自1776年美国独立之后，它自然地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要求排除外国势力影响的情绪很高。1789年，国会通过第一项关税法案，单项关税在5%～15%之间，平均为8.5%。1816年，关税普遍上调到25%～30%，特别是对各类制造品征收重税。到1828年，贸易保护主义达到顶峰，平均关税升至49%。自1846年开始，国会通过一系列立法降低关税，到1857年下降到20%左右。
但是，1890年、1913年、1922年、1930年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后3次是对欧洲贸易保护主义的报复行为，但其效果是把美国关税推到历史新高。许多学者认为，那些关税大大加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带头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此后的WT0，构建世界自由贸易架构。随后的60多年，美国基本遵照自由贸易原则建立相应的国际秩序。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的强盛，特别是等到90年代末期中国制造强盛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在美国抬头。这次的结局如何还难以断定。
中国要学贸易保护吗？
现在轮到中国做选择了，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
回等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理解清楚荷兰、英国、美国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所在的时期。尼德兰或者说荷兰在13世纪、14世纪的人口不到100万，又没有资源，所以如果没有贸易，它难以靠自身单独发展，就像中国的地区、市、县难以自身独立发展一样。
英国在1700年后人口超过1000万，比当年的荷兰大许多倍，作为岛国的资源也比荷兰丰富。但是，它跟当年荷兰的不同在于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使英国不得不从国外找资源进口，并同时在国外找出口市场，因为英国的人口太少，无法消费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棉织品。只有放开市场，才能保持其持续增长。
美国的情况跟荷兰、英国都不同，它的国土和方方面面的资源都极其丰富、幅员辽阔，尽管令天的人口接近3亿，其人均土地还是位于世界前列。它历来开放的移民政策使其人口不断增长，这直接保证了19世纪、20世纪美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张，为其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需求。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第一，在国内经济制度上，美国从一开始就继承了英国的自由市场传统，美国独立之时恰巧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年，自由竞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加上美国的法治、个人自由和私有制所提供的创业创新激励，这种自由竞争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推动着美国一波接一波的科技革命，这些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在有无外来竞争压力下都能有充分的增长原动力。
第二，美国自19世纪初开始领先世界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银行借贷、保险、证券、股票市场等的发展，为美国家庭规避未来各类风险提供了相应的金融工具，让美国人在不用担忧未来的状况下能够大胆消费，不用太多储蓄，美国人的消费行为给美国经济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需求，这种内需水平是其他国家直到今天还无法跟上的。因此，美国国内一直具备最有利于斯密式经济增长链的制度架构，充分的市场竞争，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支持内需增长的金融保险体系——这些特点使美国在早期发展中即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其经济也能强劲增长。
中国的工业经过了几十年的保护发展，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完全没有外来竞争，被完权保护起来，按理说，那已经给了中国工商业最高的保护。1979年后开始逐步面对国内、国外的竞争，在这些竞争下中国的多数行业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中国经济的崛起本身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再需要保护。
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上面讲到的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呢？显然不像荷兰，因为中国太大。本来，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其国内市场巨大，至少可以像美国一样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内需，这样即使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经济或许照样能增长。可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架构与19世纪的美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国采用的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私有经济，它有着内在的激励创业创新、产生旺盛内需的经济体制，这些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政府管制为特色的中国经济所不具有的，内需不足与市场竞争不充分依然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因此，无论贸易保护主义在19世纪是帮了美国还是害了美国，中国今天的局面跟美国都截然不同。
从以下几方面看，今天中国面对的挑战跟1800年英国面对的一样：一方面需要从国外进口各种资源，另一方面要继续开发海外出口市场。再就是，中国跟当年的英国一样，也已经织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面对新的国际竞争。不同的是，当年英国的出口压力是由于新的机械化大生产所致，而中国是由于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仅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保证有极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也必须通过外资继续引入外来竞争压力，改变国有垄断的局面。
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已经是世界经济老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需要做的是守住其经济地位，甚至可以在某些行业或企业中采用贸易保护效策。这也不一定对其经济有太多伤害；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有了目前的实力之后，更应该希望其他国家都开放，自己当然要坚持开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进一步增长，也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磨炼出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并在国内进一步推动有利于市场持续发展的制度变革。最坏的政策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主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