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生产力，中国逐渐成为“世弊工厂”——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也让中国满足自己的吃住行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再为温饱而担忧。在这时，中国也在从生产制造型国家向财富型国家转变。
那么，什么是财富型国家？难道还会有非生产型的“财富型国家”？当然，我们这里不谈靠抢劫、掠夺“发财“的国家，那是非正义、不道德的情况，那些自然不是我们要谈的范例。
人类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价值。不管价值的创造方式是靠苦力，靠资本，还是靠无形的管理技能．靠“投机倒把”跨地运输，靠独到的“投机取巧”理念……这些都是道德的、受正面欢迎的致富方式。只不过，在农耕社会甚至工业社会里，人们对价值只有狭义的定义，把价值只跟温饱、衣食住行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即在此。也就是说，只跟有形的“东两”联系在一起，任何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不能行的自然就没价值。所以，只有创造出“来西”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价值的话动。正是出于这种农耕价值观，“投机倒把”的商人就成了“剥削者”，因为他们只是把“东西”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没有再生新的“东西”；知识分子也没有创造价值，因为他们也没有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所以才有“臭老九”之称。
这种狭义的价值观不只是在中国传统中，而且在世界历史上至近代之前，也一直占主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了几千年，由于生产能力所限．一直没有产生足够的剩余，主流社会中的大众当然就没有太多物质消费之外的奢望。按照著名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公元元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50美元，平均一天1.2美元左右，在那种收入条件下，当然只有“生产”才是价值创造。到l500年后的明朝中期，仍然处干农耕社会的中国，生产能力稍有增长，人均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00美元。然后，从公元l5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l820年，中国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仍为600美元。经过近l00年的折腾，到l913年时，人均收人降到552美元。
只要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2～3美元，人的诉求就很难超出物质或者说“东西”，社会对价值的典型定义当然离不开“东西”。连温饱都很难保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自然就没有太多财富可言。
从财富载体的变迁中，我们也能看出这一历史进程。生产收入有了剩余，亦即，有了“财富”积累之后，财富以什么形式保值并升值呢？以前，由于几千年、几万年人类生产能力有限，财富积累微不足道，即使有一些剩余，财富的载体无非是最为原始的土地、房屋和贵重金属，还有就是少量的信贷。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里，连财富的载体也是以耐久性强的“东西”为主，一种“东西”越耐久，它作为财富载体的吸引力就越强，而像金融契约、证券、基金等这些“非东西”的财富载体只是在近代才发展起采。换言之，从需求的角度讲，在过去人们总在为温饱生存而挣扎、没有收入剩余，人们自然没兴趣在耐久“东西”之外寻找更方便、流动性更好的财富载体了。所以，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之前都还没有股票，债券等金融证券，就不奇怪了。
在西方，简单的金融证券最早出现在13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但开始发展得很慢。到l5世纪末时，佛罗伦萨的富裕家庭的财富组合中，大约1/3的财富投资在土地，l/3在企业所有权，剩下的l/3在金融票据和证券中，那可能是人类最早以“非东西”形式承载这么多财富的地方了。l6世纪后期，股票、债券在荷兰、英国出现新的发展，人类财富载体品种从“东西”进一步向契约产权迈进，越来越金融契约化、票据化。
但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财富载体，使财富载体金融化的程度大规模上升，还是178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事情，机械化生产大大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不仅使穿、住、行所用到的东西供应量大增，而且使食物类东西的生产供应很快不成问题，农业也逐渐机械化了。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温饱问题不再是一种挑战。按照Angus Maddison的估算，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700年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l024美元，1820年工业革命初期时为l232美元，但到l913年时翻了两倍，上升到3473美元。这些说明，在西方社会，财富快速跳跃的时期开始于19世纪，一下子人类的生产剩余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财富积累猛增。随着财富规模的膨胀，人们越来越感到土地、资源．耐用品作为财富载体的局限性太大，既没有流通性，增值空间又有限。对流通性更好的金融投资品种的需求自然就产生并快速增长了。特别是，到20世纪，一方面，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从1913年的3473美元上升到20世纪末的2.5万美元左右；另一方面，一场金融革命发生在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这场金融革命被推广到其他众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
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在2006年为2042美元，首次超过2000美元。每天的人均收入超过5美元之后，解决吃穿住行的基本物质需求之后，中国人的剩余收入已经越来越多。现代工业技术加全球化了的贸易市场体系，使我们的温饱已不再有问题，具备这种生产、制造“东西”的能力之后，以“制造东西”、“种植粮食”为核心的传统意义土的“生产”活动已不再是价值创造的主旋律了，但这绝不是说传统的“生产”活动不需要了，这些“生产”当然是基础性的，是经济存量；我说的意思是，今后中国经济的价值增量不会再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是来自金融交易、财富投资管理、医疗健康、文化艺术、体闲养心等“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生产型国家”里，物质生存还是一种挑战，“东西”的“生产”是主要的价值创造途径，在“财富型国家”里，物质生存不再是一种挑战，机械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已超出人生活需要的“东西”，如果再扩大生产，就会创造“负价值”。在这种社会里，新的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来自提供更好的金融安排、把人们各种未来风险规避好，让财富由更好的保值增值载体来承载、提供更多扩展人生体验的途径，等等。
从表西上看，这些话太抽象，也似乎是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在实现从“生产型国家”到“财富型国家”的转变之前，中国社会普先需要转变“价值”观念，改变只认“生产”才是创造“价值”的农耕时代观念，改变过时的劳动价值论，否则中国社会很难在价值链上有实质性的升华。
如何理解这些话呢？就以金融服务为例。本来，在完全解决了今天的物质消费需要之后，人们自然会把经济决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退休养老、天灾人祸、病残等未来需求以及意外风险的规避上，今天的生活需要解决了，人自然会立即想到把明天的需要也安排好，解决好自己一生一世的经济需要，这是人之常情。那么，金融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理财产品、消费信贷等各类金融契约与证券，它们的作用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养老、保险和理财需求。在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提供这些金融交易服务的时候，它们当然在创造价值，因为它们让社会大众的生活过得更安全、更潇洒、更自由，人们也愿意为这些金融服务付费；可是，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你很难这么说，因为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东西”。正因为这种传绕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越采越多的中国人会难以接受金融从业者所赚取的高收人。而如果没有金融行业的根本性发展，中国难以过渡到“财富型国家”行列。
还有就是以敌意收购公司为主业的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不仅在中国，即使在美国，人们也很难承认这些基金经理在创造价值。美国的KKR私人股权基金公司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该基金专门寻找那些坐拥许多优良资产但不怎么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上市公司，找到之后出高价把公司收购过来，一方面把与该公司主业无关的资产卖掉，另一方面对公司管理层做重组，这种重组过程一般会持续两年左右。重组好之后，再让公司重新上市。整个过程走下来，KKR私人基金往往能获得几倍的投资回报。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创造了价值没有呢？是不是他们在剥削呢？按照“生产东西才创造价值”的观念，这些基金经理的确没有产生出新“东西”，甚至可能还毁掉一些“东西”。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私人基金的运作，不仅基金的投资者赚到高回报，从而获得更高的价值，而且给美国各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逼着他们去把自己管理的上市公司做好，否则，如果他们坐在许多资产上但不创造价值，他们可能会被私人股权基金赶走。换句话说，私人股权基金给社会创造的价值，在于逼着各资产的掌权者去最大化回报，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
所以，在“生产型国家”里，价值主要靠“生产”东西而创造，在“财富型国家”里，新的价值主要通过提高资产的配置效率、提高个人和家庭一生一世的经济安全、拓展个人的人生体验来创造，这些活动都不生产“东西”，但在后工业社会里，这些“非东西”却比“东西”更有价值。说到底，一天只有24小时，谁需要无穷无尽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