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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
未知
全新的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筹划一套经过改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个人和企业管理金融事务时依赖的信息基础工具——不仅是一项很好的政策，也是一项很好的经济活动。根据经济学理论，可以自由获取信息是一件给全体大众带来益处的好事，而且已经出现由私营企业提供的趋势。此外，信息的缺乏会产生系统效应，这种系统效应是政府应该尽力避免的外生性负面影响。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将会对改变导致投机泡沫产生的社会传染和信息串流的发生机制产生根本影响。
政府对已进行根本改进的信息基础架构进行大力推广，将会让我们对最近几年在信息技术和行为金融学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资本化转变。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有前途的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在实际运用中一直不尽如人意，因为它们没有按照合理的人类工程学的原则进行设计。举例来说，被称作金融引擎的金融规划网站的使用情况就相当令人失望。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人们在对重要的金融事务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太可能仅以电脑提供给他们的信息作为依据。在对自己的金融行为进行重大改变之前，他们必须跟某个人面对面交流。行为金融学为信息技术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很多类似的教训。
在本章中，我考虑了6种主要的改进信息基础设施的方式：推广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建立消费者导向的政府金融监管体系，采用那些默认的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惯例及标准，改进有关金融证券的信息披露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经过精心设计的关于个人经济状况的大型数据库，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全面的金融咨询体系
那些取得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的低收入者随时面临利率上调的可能，他们基本上注意不到这类按揭隐藏的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风险。他们对存在的真实风险——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为这些按揭取得再融资——根本没有一点儿概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动力促进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交流渠道提供这方面的信息，因此，这些新加入的住房所有者在不经意间就承受了惊人的风险。
金融咨询类杂志实际上已经对这些风险进行了报道，因此，当那些拥有较高收入的这类杂志的订阅者了解了这些情况，并几乎是一边倒地转向常规的固定利率按揭时，很多低收入人员会被留在个人的悲剧之中。
要想消除公众教育方面的这个失误，第一步是通过制度建设把这种广泛的金融咨询服务推广到能覆盖每个人，这样就可以确保所有人员（而不仅仅只是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士）都能获得这些资讯。大多数金融咨询业者都不重视中等收入及低收入这个范围内的客户，因为金融咨询业者赚钱的方式主要是按照所管理资产的比例收费，或者在证券买卖过程收取佣金。也就是说，只有富有的客户，才能给他们带来期望的收益。为了高效并以赢利为原则管理业务，很多金融咨询业者对他们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必要的瘦身，把自己的业务限制在一定范围，比如资产组合管理咨询和税收策略咨询等。
大多数人都非常需要获得广泛的基本金融咨询服务，而且需要从有资历和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这种服务。很不幸的是，只有富有的人，才有能力购买这种咨询服务。
对于这种状况，解决的方法之一是金融咨询师也采用其他专业人士（比如律师和会计师）的计费方式，按固定小时费的方式收取服务费。全美个人金融咨询师协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它要求它的会员咨询师签署一份信托誓词，保证不在金融产品的销售或推介过程中从第三方获取报酬。但这个组织现在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没有加入该组织的金融咨询师大多都拒绝转向这种方式，其中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目前这一类型的咨询服务需求中能达到他们期望价格的还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留给低收入人群的咨询服务都是有偏差的服务。举例来说，当他们作为住房购买者时，一般是与房地产代理商和按揭经纪人打交道。房地产代理商代表房子的出售方，因此他的动机就是希望房子卖一个好价钱。按揭经纪人的动机当然是希望安排一个较高利率的贷款。此外，按揭经纪人通常会以帮助客户获得最好的按揭利率的面目出现，但客户可能不了解的是，他们会向放款方收取费用。
美国政府一直奉行鼓励金融咨询的政策，规定这项费用可从应缴税额中扣除，但这个扣税政策起到的作用只是鼓励那些高收入人群利用金融咨询，而那些低纳税等级的人本身不大可能从纳税列项扣除中获得什么明显的好处，因此他们通常也不会采用。另外，金融咨询费从应缴税额中的扣除属于杂项扣除，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申报扣税列项的人来说，可扣除的只是这些扣除项下超出已调整的毛收入2%的部分。因此，低收入纳税人在支付金融咨询费用方面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税收方面的动机。
政府需要消除这个偏差，并通过有效的补贴，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种综合、不受控制、按小时付费的模式建立的金融咨询服务。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共同付费安排，比如像已经存在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以及私营的健康保险计划。在这些安排下，从业者可以申请部分费用补贴。类似健康保险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贴切的：我们都需要在动态的基础上得到医疗和金融的咨询服务，当我们的健康——身体上和金融上——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服务，那么损失最终还是会算到整个社会头上的。补贴的另外一种形式可以是将目前金融咨询的税收鼓励方式从分项扣减改为退税额度管理，使纳税人就算是没有选择列项申报，也可以通过所得税的返还申请获得这些好处。
咨询师想要取得补贴资格认定必须签署一份声明，表示他不会为了客户的同一个业务从第三方接受其他报酬，以保证提供咨询服务的公正性。我们当然需要那些通过出售金融产品收取佣金的专业人士提供有实际帮助的服务，否则，很多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就无法进入它们预定的目标市场。但是这些专业人士的佣金收入——以及当前以资本利得基础计算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数——应该对他们追求的以佣金为基础的销售模式具有足够的推动力，因而不需要政府再对他们的收费进行补贴。
如果在次贷危机酝酿期间准备购买住房的这些低收入者已经得到那些值得信赖的金融咨询师一对一、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咨询服务，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在住房泡沫的量级和范围或许还没有把它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多数金融咨询师至少会有感觉，觉得住房市场的繁荣不会持续太久。当一个低收入家庭正在经受可调利率按揭贷款或者一份对他们的收入来说显然过于庞大的按揭可能带来的风险威胁的时候，合格的金融咨询师的心里肯定应该非常清楚即将出现什么后果。
泡沫破裂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同样说明了这种纯粹出于帮助客户的动机，并且只按所花费时间计费的金融咨询服务的必要性。今天，随着住房价格的下跌，很多需要得到照顾和特别服务的老人打算推迟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心里无法接受现在出售住房而面临的价值损失。一般情况下，在搬入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前，他们必须卖掉自己的住房，以便支付入住的门槛费，但是由于考虑到住房价格下跌，因此只能推迟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安排。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因此耽误很多年，因为他们满心期待以一个更好的价格卖掉自己的住房，这种趋势已经通过持续关怀退休社区出现了很高的空置率的情况反映出来。因此，这些老年房主可能将会有很多年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常常处于孤独和寂寞中。老人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位让人信赖的专注于老年金融服务的顾问、专家，他通过收取小时费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为老人们做通盘考虑——健康需求及税收后果——把所有问题直观化。比如或许在一个疲软的市场上尽快出手一套住房，表面上看少赚三万美元，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综合考虑他们的其他需求后，也许是最正确的选择。
当然，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算成本大幅下降，金融咨询又能给人们带来多少好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有在补贴到位后才能知道答案。如果我们通过补贴为新的金融咨询行业提供动力，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它的从业人员将会设计新的市场策略、新的咨询渠道，以及将他们的咨询与其他产品和服务捆绑的新模式——这是为吸引那些从未购买咨询服务的人尝试使用个性化的金融咨询服务而设计的策略。
如果政府通过既经济又切实可行地为这种实用而且公平的咨询服务提供补贴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这个行业很可能会进行一些必要的投资，以一个非常宏大的规模配置新的信息技术。以低成本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的原则可能会很自然地成为对这类技术进行选择的标准。那些金融引擎网站会被改造，使它们能以引导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咨询师精心准备的个人建议，并按这个模式为大多数人提供有效的服务。这些网站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基础模式进入更广泛的领域，让人们可以方便地与其他人（包括各类专家）分享金融信息。
如果我们对现行的税收政策进行必要的改革，直接补贴这种收费模式的服务，那么那些综合性的金融咨询师和金融咨询技术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一个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民主、成熟的新金融时代。
新的金融监管
弥补现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的第二步，正如伊丽莎白·瓦伦认为的，应该是由政府设立一个被她称为“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模式类似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是保护金融消费者，起到调查员和律师的作用，为金融产品的安全提供信息来源，制定规则以确保这种安全的最终实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况是，在今天的美国，这种对金融产品安全的监管居然没有被列入任何一家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职责范围。
全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管理着高速公路和汽车安全及事故统计的相关数据。同样，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取得授权的政府机构，收集并管理人们与金融产品之间各种实际情况的数据，包括出现的“事故”，无论这些“事故”是罕见的还是平常的，但一定是实际发生在人们中间的。与此同时，这些政府机构的另一只眼睛应该投向更远的未来，防止同一类事故再次发生。
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3月发布的关于金融监管机构调整的“蓝图”提到一个业务管理型的监管机构，与瓦伦的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理念有些类似。但这个议案强调，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应该按照它们具体目标设定。这样的话，消费者保护的功能在这样一个完全独立的监管机构里实际上也就被淡化了。
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
革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三步是建立标准化默认选项的金融规划，当人们出现疏忽，未能在出现问题时及时采取行动的时候，它也能正常运行。默认选项是当某个人没能在可选项里做出主观选择时，它会自动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说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很多人根本没注意到那些风险的存在，因为他们不清楚或者不明白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掉进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当心不在焉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接受金融合同中预先准备的看上去好像是标准或者惯例的任何条件。因此，设计一份包括审慎的默认选项的标准合同，应该成为政府和商界现在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大量严肃认真的研究揭示了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人们认为的标准条款对他们的影响力多么巨大。
经济学家布瑞吉特·玛德瑞安和她的同事研究了个人在参与雇主资助退休储蓄计划时的选择情况。他们发现，在这一计划中采用雇员自动登记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参与率，尽管雇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自由地选择放弃这个计划，所需要做的只是简单地提出他选择退出即可。此外，加入这些计划的雇员基本上都接受了计划中默认的缴费费率和分配方案。
我在前面提到，大萧条时住房市场危机中出现的一个伟大创新就是把按揭期限从当时很常见的5年延长到15年甚至更长，使借款人能有更长的缓冲期偿还按揭。这个创新是由住房房主贷款公司于1933年推出的，在这个政府主办的企业不复存在以后，它的这份“遗产”今天依然以长期按揭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私营行业自己不对此做出调整呢？答案很显然，如果得不到早先买家的首肯，在一个已经约定俗成的市场上很难推出新产品。推出一种新形式的按揭所需要的公众教育成本应该归于公益范畴，如果由一个私营企业承担，它或许永远也无法全部收回这部分成本，因为这个付出带来的收益将被所有选择提供这种新按揭的公司分享。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常见的合同（比如按揭合同）新标准提供权威的解释。如果由那些被大家公认的专家提出，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标准合同，而且一般情况下，就算没有这样的权威解释，他们也不会自己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一家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可以（像我们在下面将要讨论的）通过接受那些具备了新特点的按揭合同作为对按揭放款人的担保，把改进后的按揭合同作为标准合同进行推广。新的住房房主贷款公司制定这类新标准的行动反过来又会推动一系列金融创新，比如针对收入风险和住房价格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开发。
在这次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中，很多按揭借款人非常顺从地接受了别人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按揭条款，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些条款应该经过了专家的审定，尽管是在目前这种没有任何消费者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对标准按揭合同进行改进可以极大地推进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通过对这个领域进行改革，会促进政府和商界专家团结协作，共同研究决定其他类别的金融咨询以及改进后的按揭产品的具体内容，这些改进的新内容最后可以变成针对大多数人的标准化合同，并推进金融民主化进程，使消费者可以更自由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当然也应该继续研发推出其他按揭产品，因为有的借款人肯定不会仅满足于这些默认选项。
另外一种默认选择可以是要求每一个按揭借款人必须得到一位民事公证人的帮助。这种公证在很多国家都有，但是美国没有。举个例子，在德国，民事公证人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士，他在见证双方签字之前要朗读合同并做解释，同时为双方提供法律建议。这种安排对那些在合同订立前没有能够得到经过认证的客观公正的法律建议的人来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有这样一位由政府指定的人士参与按揭借款的过程，肯定会给那些浑水摸鱼的放款人增加作弊的难度，这些人通常会误导他的客户去找那些与他熟悉的律师，而这些律师不会把借款人可能面临的风险原原本本地告知借款人。
改进金融信息披露方式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四步是改进那些与人们的金融及经济生活有关的信息披露方式。很显然，几乎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对2001年最终导致安然公司倒闭的那些资产负债表中会计处理以外的信息进行研究性挖掘和交流。同样，也没有人会有这种经济敏感性，揭示始于2007年的银行对用来抹去其资产负债表上某些风险的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过度依赖。所有这些公开的报告从来就没有以对广大公众有所帮助的形式出现过。
那些购买了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人在这方面的遭遇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们在购买债券时所能得到的信息不会超出由评级机构提供给他们的评级报告上的内容，而评级机构发布的信息也只是评定的等级，并不包括那些让其他人可以进行审核的支持性数据，以及报告上附带的几句警示性话语。
信息披露在1934年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立取得了巨大进步。这种披露效率在2000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公平披露规则》，要求相关公司的声明必须通过电子方式即时发布，因此，使这些重要信息对所有投资者——无论是大投资者还是小投资者——都同时公开。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主办了一个网站，提供详细的公开发行的证券以及发行这些证券的公司的相关信息，这个网站还包括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历史数据的实时访问功能。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公众数据共享方面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但它提供的也只是关于那些公开发行的证券的一般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仅针对特定类别的证券以及这些证券所处的特定状况。对于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比如住宅按揭支撑类债券，相关的信息就少得可怜。因此，没有人能够对次级抵押贷款的住宅按揭支撑债券的可靠性进行评估，因为置身于评级机构以外的人无法“看到它们内部的情况”，也无法对这些债券基于的按揭的可靠性进行实际检验。因此，这个舞台是搭建给那些肆无忌惮的按揭贷款发起人的，让他们可以顺利地把钱借给那些可能无法履约的低收入者。这个舞台同时也是搭建给那些按揭债券商的，让他们把这些很快就会出问题的按揭出售给那些没有起半点儿疑心的投资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它的网站上提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关于扩大信息披露范围的建议，这些是不值一提的。现在应该是政府精心策划、强制要求提高金融活动信息透明度的时候。当然，这样的要求也不应该过分增加那些被要求提交报告的企业的披露成本。不过应该说，由于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信息的成本在持续下降，因此，在成本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信息公布的范围一般来说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那些被要求披露信息的企业在一般情况下都会对这些新增加的要求产生抵触情绪，但一个设计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事实上符合它们的利益，因为它们不断披露信息，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度也会随之提高。
另外，应该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网站进行改造，以便它能持续不断地报道全球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的所有证券的相关信息。
在卡斯·桑斯坦于2001年出版的《公开.com》一书中，这位法律学者提出，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模式进行信息披露的电子发布要求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展，覆盖更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活动有可能对我们的信息交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仅仅这样一个对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活动进行披露的小小的要求，有时就足以让这些活动在问题产生的过程中停止。桑斯坦在谈到民主共和的社会在广大范围内披露信息的重要意义时写道：“请放心，这样的一个系统依靠的是限制官方对不同政见及意见进行审查，但它依靠的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依靠某些公共领域，在这些领域，各种各样的发言者有机会接触不同类型的公众，也可以接触特殊的机构和活动，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找到提出异议的更多机会。”
在这个通信手段电子化的时代，对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切实可行。在金融交易的背景下，要求按揭放款人及其他与大众有关的金融企业在互联网上公布可能存在问题的全部活动——如果有谁拒不公布，严格来说就是违法——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将其置于公众的严密监视之下。
改进金融数据库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第五步，是由政府补贴，建立一个大型经济数据库，囊括个人及所有公司的全部信息，该数据库的建设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这些信息必须完全可以在开发风险管理合同的过程中使用，与此同时，又要确保个人的隐私得到完全保护。
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很多正在进行开发的关于收入和经济活动信息的大型私人数据库，但这些数据库是不连贯的，而且也很少被用于对公众有益的经济目的。这些数据库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反映金融系统的全貌，从里面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独立的信息碎片。因此，我们需要开发一个能在这些数据库中进行信息交流的协议，以便能把这些完全孤立的信息源连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池子。这个扩张后的数据池的后台应用应该能给所有人带来益处，比如为消费者和住房拥有者提供更多真实的财务状况信息。这个扩大的信息库应该允许金融网站为它的客户提供定制的、实时的信息——那些真实反映他们具体经济状况的信息。
建立可供公众使用而且个人隐私又能受到保护的大型个人收入数据库是切实可行的，因为现在个人所得税大部分都通过电子网络申报。在美国，个人可以通过提交4506–T表将自己的纳税情况提供给金融交易活动的另一方。政府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使受到身份保护的更多信息能被合理广泛地应用于公众利益方面。同时，其他的数据库应该可以与收入数据库相互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举个例子，就使推出收入指数成为可能。这个收入指数应该是实时更新的，具体到个人，并且按照职业、人口统计和健康状况进行分类。这些数据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提供基础保障，比如用于为个人量身定做风险管理合同（像我们在下文将要提到的生计保险）。这样，风险管理引擎就有可能把我们带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国民经济的美好愿景——那种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的高度透明的状态。这样，一个崭新的风险管理世界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改进后的数据库也将使开发应用于按揭设计过程中的更好的还款能力测算方法成为可能。在信息技术持续进步和金融数据库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看到在帮助实现这个目标的计量经济学方面出现的突破。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20年，基于信用历史记录的还款能力测算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也就是著名的FICO评分法，已经成为借贷行业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但FICO评分法并不针对一般的经济条件，也不用来作为还款进度调整的依据。同时，支撑FICO评分法的数据库现有的覆盖范围也对它造成了根本性的限制。崭新的适用于经过民主化改造后的金融合同体系的测算方法一定可以开发出来，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
很多人发现，要完全搞清楚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非常富有挑战性。为了能向他们提供帮助，政府有必要建立新的经济度量单位体系。次贷危机解决方案的这一部分是真正革命性的，其重要性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后创立的公制体系相提并论。这样一个体系可以帮助人们在进行经济思考时不再出现人为错误，而这种人为错误往往会引发很多经济问题，它也是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
度量的单位可以选为很多常见的经济指标，比如收入、利润和薪资，但最为重要的部分应该是能对通货膨胀进行度量的新的度量单位。
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连续讲了很多年，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采用与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的账户单位，比如由智利政府在1967年建立，并且之后被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效仿的发展单位（UF），帮助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思维混乱。
UF其实只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篮子的每日价格，用等值的智利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它由政府挑选出来，作为代替货币的商业账户单位公开发布。智利人已经很普遍地用UF报价，尽管他们在实际付款时还是用比索（通过比索对UF汇率换算后支付，汇率可以很容易被查到，特别是通过互联网）。通过给账户单位一个简单的命名，鼓励人们把它作为商务活动的一个标准值来使用，并且让人们养成按指数形式进行思考的习惯。智利政府已经成功地把智利变成世界上对通货膨胀最为敏感的国家。
相反，全世界的国家采用的传统货币单位是一种很粗糙的价值度量方法，因为它的购买力在某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变化。用比索和美元度量价值就像用一根某年间不断增长而某年间又不断缩短的尺子测量长度一样。工程技术人员如果使用一根总在不断变化的量杆进行设计，他们会觉得设计工作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种情况对于那些与货币打交道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总会面临不知所措的状况。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保持交易媒介和价值度量单位目前的这种状况。
我建议给这种通货膨胀指数型的单位一个简单的名字——篮子，表明它代表的是计算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货物和服务市场篮子的价值。如果卖方以篮子报价，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按真实的货物及服务所反映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条件出售他们的产品——收到的报酬是实际的价值，而不是不稳定的货币。当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词语描述通货膨胀指数的量级的时候，甚至很小的孩子都会学着将通货膨胀指数化，其实他要做的仅仅是使用这个词语而已。
政府应该用“篮子”而不是美元编写税则，一方面是对税务系统的全面指数化，同时也是强制人们学习新的单位。信用卡销售终端和其他电子支付系统也可以重新编程，接受“篮子”进行支付。
如果人们之前能早一点儿习惯于这种指数型度量单位，最近的住房市场虚假繁荣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最近几十年，影响住房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一部分民众没有搞清楚通货膨胀的情况。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差不多连续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而且身处某一阶层的公众普遍都会使用这些指数。但对通货膨胀的无知仍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并且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失误。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人们基本上不可能用普通的按揭购买住房，因为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利率通常接近每年20%，而且购买一套价值接近三年总收入的住房将使人们把接近60%的收入用来还按揭。由于通货膨胀在继续，按揭还款的真实还款额最终可能会大幅下降，但是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出现。在那些年里，很少有人付得起前期的贷款，因此买房成为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住房价格最终降了下来，尽管下降的幅度受到由于高利率造成的供应偏紧所产生的限制：住房投资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到3.2%，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值。实际上，人们只需采用通货膨胀指数型的按揭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问题，但公众似乎并不能理解这个概念。其实，只要他们习惯于用“篮子”进行交易，就会十分自然地这样做。
20世纪80年代初的股票市场市值很低，所对应的实际情况就是名义利率很高，尽管实际（经过通货膨胀修正后的）利率并不高。这个发现被称为莫迪利安尼–科恩效应，这个名称源于经济学家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理查德·科恩，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在文章中描述了这种情况（已故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是价格水平浮动按揭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及一部分文章的合作者，也是本书灵感的源泉）。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的好转，股票市场开始牛气冲天。如果账户单位采用的是“篮子”，股票市场的这次过激行动应该也可以避免，因为采用“篮子”，可以使公众不被所谓的货币假象迷惑，但事实上，他们往往会趋向于用货币的名义价值而不是实际价值进行思考。
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住房市场繁荣同样也是部分公众不能正确理解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我们之所以能记得很多年前的住房价格，是因为购买住房在我们所有的购买行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过去的住房价格与现在的住房价格之间的差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远远超过当时一块面包的价格与现在一块面包的价格存在的差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感觉住房投资对我们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大事，然而，它们价值的增长，事实上如果用“篮子”来衡量（尽管历经几十年），一般来说几乎是零——至少到最近的住房市场繁荣期间。
2008年，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开展了一次耗资4000万美元的公益宣传运动，名为“住房的价值”。该项运动计划在广播、电视，以及平面媒体、公告牌和公共汽车车体投放数以千计的宣传广告。这些广告不断重复的口号是“住房价值平均每10年翻一番”。该协会声称，这个说法来自它过去30年的数据。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根本不足为奇，因为在过去30年间，消费者价格指数几乎翻了两番，而我们目前正处于引起实际价值翻一番的住房价格泡沫的末期，这就充分说明，过去30年翻番的都是名义价值。使用这些数据说明住房投资如此赚钱是一种高度欺骗性的行为，但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现在还可以自圆其说，因为公众对通货膨胀的了解还很有限。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与通货膨胀有密切关系。正如本·伯南克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大萧条》一书中指出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在20世纪30年代，当价格总体出现下降的时候，实际的薪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薪资）水平很高，可以说，受失业率冲击越严重的国家，实际的薪资水平越高。
一个关于大萧条的简单事例是，雇主不能通过降低工人的名义工资来保持真实的工资水平不变，因为降低名义工资可能会让雇员和工会产生误解，把这种行为当成对他们的严重侮辱，并因此引发抗争。结果是，如果让所有的劳动力就业，这些企业就不可能保持赢利：它们收入下降的速度超过成本下降的速度。假如当时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能比较到位，大萧条的后果肯定就不会像当时实际产生的情况那么严重。
如果人们在大萧条前就习惯于用“篮子”报价，雇员就有可能看到自己真实的工资在上涨，就有可能不会对名义工资的下降感到恼怒，而雇主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关闭工厂保持赢利。
如果从1890年起我们就一直习惯于用“篮子”对住房进行报价，那么人们会发现住房价格在过去的100年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一直到最近的泡沫产生），也就不会有那种在21世纪早期产生的认为住房价格总在不断上涨的想法。
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度量单位系统还会产生其他无数有益的效果。在本书前面讨论的主题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放任通货膨胀（因为同时收入也增长了）侵蚀一些重要的金融保护措施，然而这些措施是我们在过去数年金融启蒙过程中得出的重要成果。
当FDIC在1934年创立的时候，规定的承保限额是5000美元——这是当时一个人12年的个人收入。针对通货膨胀和收入增加的现实，这个限制最近一次提高是在1980年，限额提高到10万美元，但10万美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人三年的个人收入。
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是在经纪公司倒闭时为消费者提供保护的企业，它的保额限制最近一次提高也是在1980年。到现在为止，它的保额限制仍然是现金账户10万美元，证券账户50万美元——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并不够，在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根本不足以应付经纪公司客户数额巨大的恐慌性提款。
对这些重要保护措施的侵蚀已经对经济体系自我修复造成威胁。用名义货币价值规定FDIC和SIPC的承保限额已经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设计错误，而用“篮子”规定限额会好一些——如果能用另外一个与名义个人收入而不是通货膨胀挂钩的账户单位指数，效果会更好。
尽管美国国会时不时会表现出对经济体系进行适当修补的某些倾向，2005年还通过了《联邦存款保险改革法》，但由于这些措施缺乏连惯性，整个体系仍然面临严重的危险。只有通过采用一套新的经济度量体系——目的是使正确地说明一个数量级变得像说一句话这样简单明了——我们才有可能在以后避免犯此类错误。
把上述6个步骤组合在一起，可以充分释放那些有效信息的力量，并且帮助我们从一开始就避免类似目前正在经历的这次次贷危机。一旦我们对发展更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经济及政府的激励措施，一旦这个基础设施能保持运营若干年，这个体系就会被主流社会及企业界接受，从而把我们推上探索未知信息世界的征程。我们将见证利益驱动型的全新信息提供模式的出现，包括那些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也包括那些以人工服务为基础的，而这一切将相互交融，共同促进改进后的个人和企业金融决策体系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