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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未知
结语
要想取得长期经济的成功，关键是对市场信心的正确把握，而泡沫的出现则是由于把市场信心放错了地方。
本书提出的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长期和短期的各种不同方式，都是设计出来帮助我们把市场信心放到正确位置上的，使这些市场及其相关的风险管理机制能按照最理想的状态运行，并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在这里提出来的这些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的短期部分是最急迫的。对这些创伤的痛苦记忆将会严重损害我们过去多年来形成的对这些已经建立的市场的信心和信任，这种情形与大萧条时期如出一辙。时间在一天天过去，美国社会组织遭受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次贷危机解决方案中的长期部分对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也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们必须抓住现在面临的难得的机遇进行必要的改革，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对美好未来的共同建设。经济进步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正在从目前的这场危机中学习，我们现在将要做出的这些改革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永远追求进步的美好世界。
我在这里提出的长期解决方案可能会由于大大出乎一些人的意料而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审视这里提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并把它们彻底解放出来，以便更好地放手工作的建议，会让有些人觉得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似乎是在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有这么一些人总是觉得对次贷危机的解决应该在更多的救市行动、更多的监管、更多的规则、更多的惩罚和监禁判决中找到答案。
我一直认为，从短期来看，救市行动确实在我们对危机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任何时候，当人们发现经济体系没能为公众提供合理保障的时候，救市行动都是我们相互间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
我们相互间的这种信任感本身就是人类以前在采取相互救助行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想想马歇尔计划，感觉上就是美国送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那些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一份大礼，完全是凯恩斯一个世纪前在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提出的原则的具体体现。这是人类对欧洲在战后身处极度糟糕的险境所做出的一个自然反应。在阿莫斯·欧兹于2005年出版的《怎样治疗极端狂热症》一书中，这位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声称：“是马歇尔计划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不是激光武器和星球大战计划，尽管这个胜利的取得花费了我们30年或者是40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不是罗纳德·里根，而是哈里·杜鲁门采用马歇尔计划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只是在目前这场危机中能再次看到那些正在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能够被同样慷慨对待。
但这种把特别救市行为作为我们保护人类未来经济及社会福利的机制不可能走得太远。作为今天救市基础的同样的道德假设，要求我们立即着手建立系统的程序，对未来类似的危机提前做出反应。
我们对这些遭遇不幸的人的大度必须制度化，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我们必须建立风险管理的合同机制。这种做法是我们这个社会200多年来形成的一种趋势的自然延伸，这种趋势就是用以保险为基础的机制代替现有的大部分慈善机制。
当人们收到的钱从一种慈善救助变成一份保险单的赔付款时，人们的感激之情是不是会减少？也许是的，但感恩不是我们在这里追求的目标。越接近感恩的本源，人们就越能感觉到一种羞愧和个人的失败。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所有人都能得到公平和富有同情心的对待，那么这样的氛围将极大地增强我们社会的稳定，并让我们万众一心，尽管这种机制在发挥这样的作用时，并不需要任何人产生自发的冲动慷慨解囊。
现在人们对怎样处理次贷危机的后果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对那些作恶者联手所做的坏事进行一番指责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这种做法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对指责的过分热衷可能会使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
当然，社会上确实一直存在作恶者。每一次金融泡沫都会为我们中间的那些亡命之徒创造机会，这些机会让他们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隐身在集体的纱幔后面，这使得他们在真相曝光之后更加令人不齿。在次贷危机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让人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总是鼓吹住房市场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论调，每个月都在不断重复地说下个月就将见底之类的话。因此，当事件终于有了结果之后，大家不会对这类人产生任何怜悯之心。
看到那些像庞然大物一样的投资银行和经纪交易商的主要领导者一个接一个地被炒掉，一点儿也不会让人觉得惊奇。仅仅为了让人们有希望看到一个新的开始，作为一种表态，请以前的掌舵人离开是一种通常的做法。但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对惩罚的要求超出这个限度，使制度本身以及相关的原则都一并受到惩罚。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影响以及因此引发的萧条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情绪，产生了惩罚金融市场的强烈要求。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它使欧洲大陆金融体系进一步萧条。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对1929年金融危机做出的反应是尽力巩固已有的金融体系，而不是惩罚它。欧洲对发挥稳定机制的金融市场充满敌意的错误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排解和完全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希望今天再重复那样的错误。
另外一个与此相关并且平行发展的情况使得这个局面变得更为复杂：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存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情况，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也都存在。在过去的每一年中，持续恶化的不平等进一步降低了大多数公众对那些在金融市场上赚取巨额财富的人的接受程度。
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对创造出这些财富的技术进行惩罚的理由，因为金融确实是一种非常惊人的技术，而且它可以使我们每个人变得更富有，甚至还可以利用它减少经济的不平等状况。在当今世界上，大量的经济不平等的产生是由于一直未能对风险进行更好的管理，而金融技术是非常适合用来处理这些风险的手段。
不平等情况越来越严重的部分原因是公司董事会要留住高级经理，但是我们无法把这种情况当成导致经济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而且我们当然也不认为对金融界的精英发动薪资战争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
有人说在金融帝国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并不是富有同情心的人，至少他们正处于自己人生中比较缺乏同情心的阶段。我认为这种说法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正确的。由于身处残酷的金融游戏，他们不得不拼命追赶，因而过于具有竞争精神，而且由于过于忙碌，他们无暇更多地考虑别人的需求。很显然，他们不是护士，也不是幼儿园的老师。但就算是用公共政策让他们变得更有同情心，对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无济于事。
在目前公众对金融市场存在强烈不满的氛围下，如果政治人物承诺扩大和发展金融市场，会使得他们在选战中处于不利位置。但是，这确实是我们现在应对次贷危机，并且防止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