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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关注风险的新市场
未知
真正关注风险的新市场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金融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市场范围一直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交易时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对冲这些风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应该鼓励以一种真正民主化的方式进一步推动市场发展，换句话说，也就是让市场可以完全覆盖那些与个人有根本性关系的具体风险。
面向房地产行业的新市场
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是为房地产提供一个能让它真正流动起来的市场，特别对那些住房是最大单一资产，而且只拥有一处房产的家庭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共同奋斗20年，一起致力于为房地产市场探索创新型市场。我们取得的比较大的突破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采用我和卡尔·凯斯共同开发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建立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市场。这样的市场——由山姆·玛苏奇通过我们共同成立的宏观市场公司充当先锋——于2006年5月启动，为10个美国城市提供“综合美国指数”，是当今世界上仅有的真正的住房价格期货市场。遗憾的是目前这样的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很低，还处于拼命想站稳脚跟的阶段，但我对它充满信心。
这样的衍生品市场具备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潜力。没有这些市场的话，投资者无法对房地产做空。那些警觉的投资人在看到泡沫正在变大时没有办法在市场上表达他们的看法，除非他们退出市场，也就是将他们的住房出手，这当然是非常过激也非常艰难的一步。
如果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都建立这样一个流动性很好的房地产期货市场，那么世界上所有持怀疑态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其在交易市场上的行动为一个城市的泡沫减压，因为这样的泡沫对于看空的人来说意味着赢利机会。如果市场被广泛关注，那么住房建筑商就会看到市场反映的住房价格在下降，这样他们就会削减自己的投资规模，因此就会避免我们刚刚在美国见证的这种建筑泛滥的情况。如果住房建筑商能采用更明智的手段，在他们的住房还在建设期间就对这些住房进行保值，那么在他们开工建设前就能察觉到损失。
过去几年，有人表达过对这种情况的担心，他们认为衍生市场的建立或许有可能增加而不是降低价格的波动幅度。然而，金融经济学家斯图尔特·梅休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说：“经验证据表明，衍生产品的引入不会导致基础市场的不稳定——要么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要么对价格波动有抑制作用——而且衍生产品的导入提升了市场的流动性，也增加了市场信息量。”
目前，我们对为住房提供服务的市场中的这些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还不完全清楚，住房类的不动产市场的流动性特别差，它的价格对于大众来说还是太显而易见。然而，我认为，这些情况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把期货概念和专业人士引入住房市场将会改进它的功能。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贸易专业人士会帮助稳定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他们扰乱市场（高买低卖），就是在跟钱过不去。这样的策略不可能让他们的业务持续下去。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的价格从2006年5月开市伊始就预示美国住房价格已经处于跌势。如果这些市场能出现得更早一点儿、成熟得更早一点儿，至少不晚于2006年，而且如果它们能被广泛地认识并被深刻了解，那么建筑市场的泡沫——这些泡沫产生的后果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建筑商们可能早就看到由这些市场产生的以权威形式发布的各种价格预告。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住房期货市场需要那些全身心投入而且实力雄厚的市场参与者进入市场，并能充满自信地对那些大型机构的订单进行报价交易。但遗憾的是，很多潜在的投资人在看到市场缺乏流动性，并因此导致在这些市场里的交易成本偏高的现实后，都很无奈地退出了。
这些衣着考究的资本家虽然愿意一掷千金地进入抵押债券市场，支持那些破产的按揭发起人，但一直到现在，他们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帮助如此重要的一个新的衍生资产市场的开发。其实，这个市场所需的资金投入相对不大，而且它极有可能把现有的金融体制转变成更完善的方式。
其他宏观房地产风险市场种类还包括期权、掉期、远期合约以及相关的衍生工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2006年基于标准普尔/凯斯–席勒住房价格指数启动了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权市场，同时还启动了单一住房家庭住房价格期货交易。
一旦将这些潜在的机会变成现实，这些房地产市场的总体规模会比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股票市场的总和还要大。事实上，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局的估计，美国家庭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的市场价值超出美国国内公司全部市值的30%（2007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因此，如果有人说住房类地产价格的衍生产品市场的成长将使整个股票市场的重要性降低，我们相信这样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商业地产业也开始看到类似的市场发展趋势。美国商业地产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IPD指数）已经让我们看到接近150亿英镑的名义市值的源头。这个金额与美国商业地产的总市值相比仍然非常小，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开始。
其他的新市场
我在这本书里之所以如此强调地产市场，是因为地产市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大，特别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更是如此。但在我们迈向一个更完善、更成熟的金融环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而且也能够建立很多类型的新市场。
这些市场中，最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对收入——个人收入、职业收入、地区收入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债权。这些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是生计风险，这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风险。针对职业收入市场——期货、远期合约、掉期和交易所交易票据——最终将使人们对他们一生中的收入风险进行对冲成为可能，而且这些市场对联动型按揭的发行人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深入讨论。
国民收入，有时候用GDP衡量，也应该拥有自己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可能事实上已经存在，因为GDP的统计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数据都早已经是现成的了。
主权政府应该将国债的发行与本国的GDP数字挂钩。最简单的方式是发行永续债券，按GDP的比例派发红利。我在约克大学的同事马克·康姆斯特拉一直与我共同致力于在加拿大推广这种类型的政府债券，他建议将这种债券称作“兆券”（trills），因为基本上是每份债券派发一年GDP值的一兆分之一。这就意味着每一份加拿大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加元，一份美国兆券按现值派发的年红利大约是15美元。
在不同的时期，这些红利有可能多一些，也有可能少一些，主要是参照该国的经济水平。目前一份加拿大兆券的市场价格为30加元左右，一份美国兆券的市场价格为300美元左右。兆券的价格会随着对该国经济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就像公司的股票价格会随着对该公司未来展望的各种信息出现波动一样。这样看来，应该会有对这些兆券有兴趣的、活跃而且很有意思的市场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兆券市场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对冲该国国民经济的风险成为可能。如果美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发行了兆券，而且国债的组成主要是兆券，那么美国政府现在就会发现它释放了充足的资源，让政府快速应对那些紧急状况，比如次贷危机。当经济减速的时候，政府会发现国债的利息压力非常有效地降低到远低于它们预期的水平。这样的话，它们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应对危机。这是一个应用于全国范围的根本性的危机管理方式。
当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政府发行兆券，但是已经有一些与GDP挂钩的债券，比较有名的是阿根廷在2005年发行的GDP权证。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利息与GDP挂钩的债券，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发行的一些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