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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6+1”变量博弈
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14.2%的新世纪峰值一路下降已有10余年，从2010年10.6%下降也已有8年。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史角度看，近年经济减速不仅是改革开放时代，也是新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历史上的最长下行调整。而经济下行现象并非中国独有，2019年9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2019年、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2.9%、3%，在全球经济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难以有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从何而来？
我国面临导致经济形势下沉的“空头6+1”——去产能、去商能、去红利、环保风暴、第四次金融危机、中美贸易冲突+政策波动。
第一，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开始，行政与市场共同“出清”产能。这一行动持续至今，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速产生了下行影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能“潮涌”，不仅因为世界产能云集中国，还可归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更有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促成，以及“经济人”基于人性使然，这些决定了中国式的一哄而上，使得产能过剩成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难以摆脱的顽疾，中国政府与市场“联手”去产能之路也一波三折。这厢，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早已被“扒皮削筋”，那厢，产能过剩却“按下葫芦浮起瓢”，例如汽车行业如今便“深陷泥潭”。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7.2%，已突破产能利用率的“安全线”（79%～83%）。连代表着新兴产业的新能源车也难以幸免，根据当下已公开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规划，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将超过2000万辆，是《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销量目标（200万辆）的10倍！供求关系已突破临界点，一旦“过剩出清”，势必会使汽车市场哀鸿遍野，相关产业链也将随之动荡。据估算，2016～2020年将去除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占总产能的8.3%～12.5%；去除煤炭产能8亿吨，占总产能的14%。按照这两个行业平均计算，2016～2020年预计削减12%的产能，将拉低GDP增速1～1.5个百分点，如果分摊至5年，则平均每年影响0.2～0.3个百分点。
第二，伴随新经济喷涌而来的还有去商能。一些商业模式、特色小镇、创业工厂、商业地产等在钱“烧”完之后，纷纷成为“从风口掉下来的猪”。典型如共享经济，作为曾被资本热捧的风口，如今全面陷入大溃败，“死走逃亡伤”成为当下共享经济的主基调。又如2016年提出发展特色小镇以来，目前至少有9个特色小镇（共投资110亿元）破产。再如随“万众创业”而红火的众创空间，也面临着过剩平仓的局面。
第三，推动中国经济和企业40多年来迅猛发展的传统红利时代已渐行渐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特有的经济模式可追溯。国家层面，靠对外开放、招商引资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地方政府一手招商引资，一手土地财政，带来地方经济百舸争流、万马奔腾的景象；企业层面，先是靠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完成原始累积，后有商业模式红利、互联网红利叠加，不断裂变出新的应用空间和商业机会。但如今随着发展坐标的改变，过往的发展法宝——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经济模式皆已趋于失灵。对外，“以市场换技术”所带来的外资垄断、技术依赖等负面因素不断凸显，汽车行业即为明证。对内，个别地方为招商引资无所不用其极，引发恶性竞争不说，还埋下了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隐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有15%的县级政府存在债务危机！而随着调控政策深化和棚改退潮，土地财政这个曾经的“万能药”也难再奏效。企业更是步履维艰，不仅各项传统红利消散，就连商业模式红利也成了“过期的兴奋剂”，风口来得快、去得更快。在去红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难免出现不适应性反差。
第四，自2017年开始的环保风暴不同于以往的“一阵风”，呈现长期化、常态化、制度化特征。如环保生态考核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环保督察“回头看”、“打赢蓝天保卫战”等，环保硬约束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再也回不到从前。而对于习惯了粗放式发展的诸多中小企业来说，要补上环保历史欠账、转变发展方式，谈何容易。君不见，近几年环保风暴轮番轰炸，成为无数企业的“催命符”。经济承压之大，可想而知！
第五，从金融过度到去金融化。金融内置“自我膨胀、自我蒸发”的原罪宿命，让它极易陷入“钱生钱”的癫狂阶段。尤其是2008年后，从美联储到欧日央行都铆足了劲儿开动印钞机，以致货币泛滥。金融资本化作危机传导器，借由跨国企业之手在全世界范围内流窜，从外围的资源型国家、新兴市场到中美等核心国家。自2018年起，第四次金融危机已开始不断传导、扩散，中国也难逃此劫。过去几年，由于对金融本质、金融危机本质认识不清，中国的金融业一度疯狂扩张，实体产业的发展资金和空间不断被挤压；高度集聚的金融风险也在不断寻找爆破口，P2P（点对点网络借款）“爆雷”潮所带来的震荡已经有目共睹。因此，中国又开启了金融去杠杆、大出清的“去金融化”阶段。然而，人为挤泡沫又使得杠杆在金融和实体间传导，债务违约泛滥。结果便是：不论是金融过度还是去金融化，危机在传导、转嫁，却从未消失。
第六，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让中国外贸、科技、制造等企业承受了“原形毕露”之苦楚。自2018年3月22日起，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贸易调查”，打响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枪，这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商战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还看不到尽头。至今，中美贸易摩擦已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前前后后经历了12轮磋商。关税也在层层加码，从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步步紧逼。直接出口下行、产业链转移、投资和就业受影响等问题随之而来。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的同时，“多头6+1”——二次城市化、大交通、大消费、大通信、大文化、金融大发展+外部空间，让中国经济孕育、积蓄并释放着新的上行动力。
第一，如果说一次城市化将乡村变成城市，那么二次城市化则是将城市变成都市，二次城市化浪潮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8年年末的59.6%，近6.6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几乎所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大干快上”，城市化进入“超车道”，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底色。如今中国进入二次城市化阶段，从特大城市外围到大型城市功能迭代，从县市区域联动到特色小镇以点带面，从湾区经济大行其道到超级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二次城市化将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二，到“十三五”末，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5万公里，并将建成500个以上通航机场，新增沿海港口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约180个……大交通最能彰显中国“基建狂魔”本色，撬动GDP增长也最为“简单粗暴有效”。
第三，大消费时代来临。2013～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的年均贡献率为56.2%，2018年，消费对GDP贡献率则达到了76.2%。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首。不仅如此，消费还将改变中国——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实现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转变，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加速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大通信“弯道超车”。鉴于在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基站、产业链、编码领域的标准立项等方面，中国都胜出一筹，中国抢占全球5G主导权的胜算颇大。而5G网络的横空出世不仅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还将推动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时代。物联网、云计算、AI、VR、AR等新技术和5G相结合，将催生更多新应用、新业务，革新各行各业。
第五，文化将成为21世纪国家战略。进入21世纪，文化的重要性又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需求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时代已过，转向精神至上。从供给角度来看，传统工业经济似乎到头了，文化产业兴起是后工业社会的客观需要。从国际竞争来看，文化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一边是文化产业化，另一边是产业文化化，各行各业被文化格式化，大文化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六，金融大发展，金融大开放。中国已引爆“第四次金融大爆炸”，但“十二五”末的“8·11”汇改 [2]
、“人造牛市”、互联网金融“冒进”等，制造了一系列金融乱象。不过以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去杠杆”，给伪市场金融戴上枷锁，矫正了中国金融业此前“脱实入虚”的发展方向，避免中国金融走上华尔街的道路。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及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等，都为中国经济打开了未来外部发展空间。
经济下行六大压力，既有国际上的，也有中国特有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时代发展的不适应症，而且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带来叠加效应与复合效应，这使得单一领域的经济提振政策总是很难奏效。2020年或是空头与多头的对峙和相持时期，进入倾斜与破局还需时日。但新经济进入动能释放期、新技术产生爆炸效应、新模式层出不穷、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等“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经济依然处于相对较高增长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也正是因为拉动经济下行的“6+1”种变量和推动经济向上走的“6+1”种力量相互交织、叠加，加剧和放大了2020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复杂多变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