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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币权转移：从政府向数字世界
2019年6月18日，Facebook（脸书）正式推出加密数字货币Libra，让币圈沸腾。不料，美国政府以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为由，发信公开呼吁Facebook暂停Libra项目的开发，并对Libra举行国会听证。有议员直指“Libra对美国的伤害堪比‘9·11’”。面对Libra这一新物种及其一波三折的发币进程，是阴谋，还是阳谋，自然众说纷纭：“密码朋克” [7]
大谈数字货币战争论，将其视为主流社会接纳加密货币的里程碑事件，认为终结法币统治指日可待；阴谋论拥护者直指美国意图以Libra无国界货币及银行体系，击溃他国法定货币体系、外汇及金融市场，掌控数字时代的货币霸权，其心可诛；保守观点斥责数字货币欺诈，Libra与比特币等一众数字货币皆为泡沫、骗局，“新瓶装旧酒”只为割韭菜；传统金融机构战战兢兢，唯恐超大体量数字货币流动，恐扰乱金融秩序；吃瓜群众调侃扎克伯格野心论，认为Libra只不过是垄断巨头攫取“铸币税”的工具……拨开舆论的纷纷扰扰，Libra究竟是什么？为何惹得国家机器如此紧张？
Libra本质上是“中心化的钱包+联盟链的支付架构+国际化的货币”。尽管同为搭载在区块链技术上发行的数字货币，但区别于比特币、莱特币等“空心币”，Libra理论上锚定多国法定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且是一个100%备付金的货币。也就是说，产生多少Libra币，就必须有多少稳定的等价资产进行兑换储备。Libra也因此被视为区块链思想的落地与延伸，是迄今将数字货币引入主流社会的最大胆尝试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机器打击Libra正在于数字货币的通病。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洗钱是当下跨国金融犯罪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数字货币无疑是互联网洗钱的最佳工具。数字货币没有发行银行，没有用户注册信息，没有账户及余额，甚至连发行数量也由平台后台特殊的计算模型所支配，加之点对点交易模式且跨境转移极为便利的特性，无法被有效纳入监管网络，反倒成为逃税、漏税活动的重要通道，甚至还为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的跨境资金活动创造了便利。
另一方面，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愈发生猛的发展势头，也让众多国家难以淡定地袖手旁观。此前，比特币就已让我们见识过“异常金融领域的混乱”，从2009年的单价0.003美元（1万个比特币才能买两个比萨），到2017年年末一度接近2万美元，8年暴涨666万倍以上，让一切投机黯然失色。类似的故事也在莱特币、以太币等领域换个马甲上演。只可惜加密货币的基础设施其实都与其以指数级速度增长的市值越来越不匹配，如投资者需要平均支付28美元才能进行一单比特币交易，且需要平均78分钟来确认一次交易，十足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金融投机性远超其实际价值。当数字货币游离于监管机制之外，并让整个市场处于金融游戏中，政府岂能置之不理？
而追根究底，打击Libra是国家对数字货币呈现脱离国家监管趋势的应激反应。要知道，古时货币作为国家统治的一种手段，国民只能被动接受。而在近现代，尽管封建王权已被颠覆，但国家仍牢牢掌控着货币的发行权。1844年，《皮尔条例》规定不再增加私人发币银行，现存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受到限制，成为近现代国家介入货币发行的关键节点，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央行地位被确认，即“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而1971年之后，美元率先挣脱黄金束缚，成为完全基于国家信用的纯粹纸币。这个先河一开，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法币的空前解放，货币彻底实现了“国家化”，自此，国家（政府）获得对法币制造、发行和流通的绝对垄断地位。国家也在这种“唯我独尊”的地位中上瘾。毕竟，货币是金融体系的基石，而谁掌握金融，谁就掌握世界。典型如美国，用金融经济把实体经济变成自己的奴婢，也使整个世界匍匐在了美元的脚下，一手美元贬值的伎俩就能让手握美债的全球帮美国还债，一手美元升值回流全球资本就能断了新兴市场的生机。
但不料IT精英与数学高知们自立门户，携数字货币滚滚而来。10年之前比特币网络第一个区块被挖出时，中本聪嵌入文本，“《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站在第二次救助银行的边缘”。 [8]
10年之后，Libra白皮书开篇霸气侧漏：“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显然，数字货币直奔取代法币地位而来，难免招致国家机器忌惮。于是乎，俄罗斯加紧推出法案，禁止加密货币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结算和支付的行为；印度政府已开始就一项禁止加密资产的法案草案进行部际磋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议，将禁止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工具……
然而无论政府如何严防死守，都不过是最后挣扎——发币权从政府向数字世界转移才是大势所趋。首先，若遵循第一性原则，回归货币本质而言，货币并不属于国家特权。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源于普通商品，属于一般等价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推导“货币价值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而非由国家决定；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组合约，是一群市场主体共同协商的一种解决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以菲利克斯·马汀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则认为，货币的本质就是信任，这种信任不取决于它的发行方是国家还是个人。可见，主流经济学派对货币的论述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否认了国家机器发币的唯一性。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任何个人、社区和经济实体都可以发币的历史阶段，且即使在法定货币时代，也存在大量的非法定货币作为补充。如《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一书中就讲述了大萧条之后，美国华盛顿州特奈诺集镇协商用木片充当货币的故事。 [9]
其次，现行发币机制、货币体系不仅让全球陷入滔天货币洪水，也导致金融资源失衡积重难返。当政府控制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一方面就使不受约束地发行货币成为可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的货币供给均呈现加速状态，单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10年里，中美两国就投放了27万亿美元左右的纸币。而大开印钞机最直接的负面效应就集中表现在第四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危机2018年已率先在新兴市场国家登陆，2019年则蔓延至核心国家中美两国。另一方面，美元霸权下货币资源严重失衡，美国GDP占世界GDP之比约24%，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高达61%以上；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及地区占世界GDP比重约一半，但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不到6%。在这样的货币金融生态之下，其他金融资产又岂能独善其身？事实上，全球目前有17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占全球总人口的31%。而这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为了参与社会金融，每个月要付出4美元以上的手续费。概言之，无论是避免为了一国之私滥印纸币，还是为了对偏态金融生态的纠偏，发币权重新分配都有其必然性。
最后，数字经济体发币也有其内在逻辑。从经济形态的内在需求看，在数字世界，货币形态必须是数字化的，在一个跨国平台上，必须有超越国家标志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是经济社会形态演变的集中体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往往会催生相应的货币形态与其适应和匹配。数字化与超越国家形态的货币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正是数字世界与跨国平台成长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从交易成本的维度看，在数字世界用数字货币承担支付功能简单便捷。当下，线上支付流程战线冗长，至少包括：客户提交支付信息—商家服务器把客户支付信息转发给支付网关—银行后台服务器确认—银行将资金转拨至商家银行账号。若由数字货币承担此功能，仅客户支付、商家即时收款，一步就能搞定。此外，数字经济体发币也有其私心。如Libra关于货币发放的管控问题由百人（法人）委员会（目前已经公布名单的有29家）集体决定，以区别央行、将注册地选在著名的中立国瑞士等，显然怀揣着一颗“走向世界”的野心。
席美尔在《货币哲学》中谈道：“货币经济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体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这一席话已经预判了在货币金融领域，绝对垄断状态将逐渐被改变的趋势。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币的“一统天下”正在解构，货币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比特币早期不过是“星星之火”，如今摩根大通的摩根币、Facebook的Libra等正成气候。随着更多的变量加入，构成“燎原之势”，不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