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

第五章

风险的类型：狗仔队不为人知的生活

梦想，多元化——永远不要错过任何一个角度。

——华特·迪士尼

在华尔街，人们对风险着了迷，他们用高速计算机和高等数学识别风险的不同种类以及如何从中获利。但就在几英里之外，我发现另一场同样精彩的风险调查正在进行。我认识了一名在纽约工作的狗仔队，他的整个生计都有赖于他面临的各种风险。他使用的策略和金融专家用到的类似——虽然技术含量没那么高，都要分离出并管理好他必须面临的各类风险。但哪怕他用了最好的风险策略，也会不断被行骗带来的无所不在的诱惑所破坏。

一个巨大的印有模特吉吉·哈迪德的广告牌挂在纽约最时髦街区的大街上。吉吉的画像俯瞰着吉吉现实生活中的公寓，那是她和男友的爱巢。楼下的街道上，一些中年男子聚集在一起，每人都拿着一台大相机。我们讨论的是吉吉的最新动向。“昨天，她和母亲以及妹妹一起用晚餐，然后肯达尔·詹娜来了，”其中一人说道，“现在她和泽恩在楼上。他们起床已经很久了——你觉得他们在干吗？”

我正在和一群成年男子讨论一位22岁年轻人的日常安排。这似乎很奇怪。但知道吉吉的日程表对狗仔队来说就意味着收入。只拍到吉吉离开她公寓的照片能赚的钱相对较少，可能只有10美元。但因为她生活中交往的人也很有名，所以一张他们的合照可以值几百美元。如果他们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这可能意味着一笔不小的财富。“要是有人抓到她（做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像在巴黎发生的事情那样，我们说的可能是10万美元了。”另一名男子向我解释说。

能不能得到那么特殊的吉吉的照片是不可预测的。好的摄影技术肯定能帮上忙，但通常要靠运气：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这种风险很难控制——如果不是不能控制的话。

吉吉的照片是一种资产，而且价值正在上升。几个月前，狗仔队的主要焦点是吉吉的朋友肯达尔·詹娜。但其中一位摄影师告诉我，那项资产的价值已经下降：“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去拍肯达尔了，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吉吉。”

狗仔队的黄金法则

在吉吉的公寓外，我遇到了圣地亚哥·巴埃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是一名狗仔队。他是纽约近代文化史中一个类似西力那样的角色。他相机在手，见证了纽约大多数名人的婚外情、新生儿、去世、结识新欢和分手，而且他还倾注了感情。我们站在娜奥米·沃茨和列维·施瑞博尔一起居住过的公寓外。当我问起他们的分手时，巴埃斯长叹一声，说道：“那太糟糕了，我对这个结局感到非常难过。我追访他们好多年了，他们都是好人，也有一个好家庭。”

在吉吉公寓外和他见过面的几天后，我和他又碰头了。这次是要找到亚历克·鲍德温和他的太太伊拉里亚。巴埃斯得到线索，说他们要去往汉普顿并计划更改他们的婚礼誓言。如巴埃斯所说，有新闻价值的名人照片比明星出门散步的照片更有利可图。

巴埃斯年轻的妻子——他从未告诉我她的名字（巴埃斯称她为“好太太”）——是他的摄影搭档。她也在场，他们的儿子坐在婴儿车里。当我们开始在鲍德温家外面扎营的时候，一个女人冲出一家冰激凌店，给巴埃斯的儿子带了一个冰激凌甜筒。巴埃斯解释说，与那些在名人家附近工作的人搞好关系很重要，因为他们会让你用他们的洗手间。狗仔队可能要等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周才能拍到照片。

巴埃斯于1981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来到纽约。他做过皮革工和餐馆帮工。他用一本词典自学英语和阅读报纸。他手头很紧，但他很早就用分期预付方式购置了一台售价300美元的相机。他一直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要学这个“要花的钱太多了”，于是他转而开始追求摄影。在他还只是一个不懂英语的餐馆帮工的时候，他记得曾告诉他的理发师，“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他认为我疯了”。

几年后，巴埃斯得到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他开始带着相机参加各种盛典，拍照后卖给当地的报纸。1991年，在一次颁奖活动场外，巴埃斯认识了一位比他年长的法国狗仔队。此人通过出售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的照片而发了一笔小财。他告诉巴埃斯应该辞掉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的狗仔队。这位老摄影师将巴埃斯置于他的羽翼之下，将年轻的巴埃斯介绍给自己的摄影经纪人和中介——他们会将照片出售给那些光鲜的杂志。他教授巴埃斯拍摄技巧，教他站在哪里、如何用相机瞄准、如何隐藏、用什么镜头，以及名人摄影的黄金法则：第一，不要让他看到你；第二，如果他确实看到了你，那么除非他先和你说话，否则不要跟他说话。

在鲍德温的公寓外，巴埃斯向我展示了如何使用这样的技能——如果鲍德温离开公寓，那么应该站在哪个位置，相机用什么角度加以把握。我们按照狗仔队摄影第一规则行动起来，寻找垃圾桶后或街角处可以藏身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想让鲍德温看到我们。一旦名人看向镜头，就会打破偷拍的意境。最好的照片是在名人不知道被拍的情况下拍摄的照片。照片必须没有阻挡，显示鲍德温的脸，而不包括其他人。我们可能只有几秒的时间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

巴埃斯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名人各自都住在纽约何处的知识，还有一个司机、商店和餐厅工作人员网络。只要名人出现在附近，这些人就会给他打电话，给他线索。通常这些线索来自名人自己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消息：为了有人追随，他们向公众（主要是针对那些摄影师）透露自己的动态。有时，巴埃斯的摄影经纪人会告诉他要去哪里。如果一个名人想被拍照，他的公关人员就会致电一家机构，他们会派遣巴埃斯前往。

一些摄影师专注于某些名人。例如，巴埃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追随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和小约翰·肯尼迪。专业化会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你得到了你拍摄目标的日程安排，增加了拍到好照片的机会。你也可以控制这位名人照片的市场供应，不要一下子流出太多的照片。不过某个名人照片的市场可能会消失，就像帕丽斯·希尔顿那样，而了解她的日程安排也就失去了价值。

大多数照片都不值钱，但如果是一张新生婴儿、某个名人吻了新情人、婚礼的好照片，那就可以发一笔财。而这主要归结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运气和时机的因素意味着一个狗仔队的收入有极大的风险，因为这实在变化多端且不可预测。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某天他们没能拍到任何照片，而另一天他们可能撞上某名人与新欢共进早餐。狗仔队有各种方法来管理这些风险，但即便是最好的策略也会被内斗和行业的变化破坏。

既然最好的照片来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于是摄影师经常组成团队或联盟分享线索，有时也会分享特许使用费来增加他们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机会或收益。2003年，巴埃斯成立了一个名为PACO的团队，结合了“paparazzi”（狗仔队）和“company”（公司）这两个单词。

PACO由10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组成。他们交换某些名人何时出现在何地的线索。于是，如果巴埃斯发现某个名人在一家时髦的餐厅吃午餐，他就会提醒其他的PACO成员。他自豪地说：“我们现身的那天，其他人会说：‘哦，不！PACO的人来了。’因为我们是最棒的。”

但对联盟进行欺骗、独吞一条特别好的线索或不公平地分享收入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这意味着任何联盟都如同名人的婚姻一般脆弱。毕竟，拍到别人都没拍到的照片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如果某个狗仔队是唯一得到能改变命运的摄影机会的人，那么他就有动机欺骗联盟，并进而招致其他摄影师的怨恨。PACO存在了10年，在名人摄影界那就是一辈子了。

“名人摄影师毫无忠诚度可言。”巴埃斯愤愤道，他对因欺骗联盟而导致友情破裂仍然感到失望。

内斗和欺骗带来的好处破坏了狗仔队降低错过好作品的风险，增加了丧失大好机会的可能。最近他们面临着另一个风险，一个更难管理的风险。

狗仔队的淘金热

狗仔队拍摄的照片的价格由一小帮人决定，比如彼得·格罗斯曼，他是《美国周刊》2003—2017年的照片编辑。格罗斯曼不和狗仔队直接合作。像巴埃斯这样的摄影师将照片卖给一个代理机构，而该机构和像格罗斯曼这样的照片编辑进行联系。狗仔队的收入占照片版税收入的20%~70%，具体比例取决于摄影师以及摄影师和机构谈成的交易。更资深、技术更好、更有才华的狗仔队可以要求更好的条件，通常包括向一家机构独家出售他们的照片。但这种排他性往往会被狗仔队打破，方法是通过以不同的名字出售照片而作弊。

我和格罗斯曼在一家位于布鲁克林的小饭店见过几次面，并讨论了这个行业。我们的谈话往往偏离主题。他在一线那么多年，积累的八卦故事我永远都听不够，虽然名人图片背后的经济学也一样有趣。

格罗斯曼告诉我，他的最大热门之一是女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一系列照片。克里斯汀当时正和演员罗伯特·帕丁森约会，却被拍到和鲁伯特·桑德斯——《白雪公主与猎人》的导演（已婚，克里斯汀出演了他拍的电影）——激情相拥。2012年的一天，一群狗仔队拍到克里斯汀离开了她在洛杉矶的健身房，这些都是不怎么值钱的一般照片。她上车后，众人都离开了，但有一位摄影师决定跟着她。他注意到她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开进停车场和一个不是她男朋友的男人见面。摄影师拍下照片后就知道他挖到了金矿。他的经纪人非常兴奋，半夜打电话叫醒了格罗斯曼。他在电话中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收获。格罗斯曼说他付了“好几十万美元”。这样的照片“一代人中也只会出现一次”。

格罗斯曼是“就和我们一样”（Just Like Us）照片系列兴起的幕后人物。2002年4月1日，《美国周刊》首先刊登了“明星——就和我们一样”的每周系列，发布了明星完成日常琐事——比如倒咖啡、给汽车加油——的照片。在这之前，日常生活照不值钱，但《美国周刊》通过呈现明星看起来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展示了这些人的人性。人们喜欢这样的照片，很快众多媒体都开始放出这种类型的照片，引发了该行业为人熟知的淘金热，而此时恰逢帕丽斯·希尔顿、布兰妮·斯皮尔斯和林赛·罗韩的鼎盛时期。

格罗斯曼描述道，在淘金热的日子里，他为一张照片支付的价格取决于名人所做的事情以及是否“独家”——也就是某个名人在做某件事情的唯一一张照片。在淘金热的高峰期，一张独家“就和我们一样”的照片通常要花5 000~15 000美元。

淘金热时代带来了淘金热的心态，有许多新的摄影师蜂拥到这个行业。他们敢于违犯法律，让狗仔队本来就不好的名声变得更糟，因为他们太过分了，对名人甚至他们的孩子进行骚扰。格罗斯曼受够了。他学习《教父》里的做法，召开了一次晚宴，只不过邀请的不是犯罪家族里的头目，而是顶级编辑、摄影机构负责人和最好的摄影师。他敦促大家协调一致，都退一步，少付一些购买照片的费用，不做违法的事，也不让自己或其他人在拍照时有危险。但这没有用。由于合作在名人照片生意中总是会失败，这使该行业无法降低风险。

大萧条和网络媒体的崛起终于扼杀了淘金热。数字媒体增加了对名人照片的需求，但降低了媒体公司愿意支付的价格。照片代理行业开始整合或停业，而剩下的几家公司改变了商业模式。它们不再要求杂志为每张照片付费，而是开始提供订阅服务：出版商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使用尽可能多的照片去满足对较便宜的照片的更大需求。因此，狗仔队的收入是订阅费的一小部分，至于有多少则取决于他们的照片每个月有多少用量。这意味着一张独家的“就和我们一样”的照片在以前要花5 000~15 000美元，而现在只需支付5美元或者10美元就行了。

狗仔队的生活艰难，而且越来越难。许多狗仔队向往的6位数收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拍到那种“白鲸”照片——又一张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情事的照片——是赚大钱所必需的。

特殊风险和系统风险

我必须承认，与狗仔队一起跟踪名人真的很好玩。我和巴埃斯出去过几次，他会安排一些小事让我做：在他给小明星拍照的时候，我在角落里看看谁来了或提供掩护。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执行任务的间谍。当看到某个名人时，我们总是很匆忙，因为通常都要看机会。这正是巴埃斯收入波动如此之大的部分原因。不出意料的是，巴埃斯在他的工作中采用的风险策略与人们在金融市场中使用的类似。

金融经济学家将风险分为两大类。首先是特殊风险，或特定资产特有的风险。假如脸书更换了管理层，那么公司的未来就不明朗，股票价格就可能会因脸书独有的、不影响其他股票的因素而下跌。

狗仔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风险。吉吉今天会做什么——她会和她A列表里的朋友还是D列表里的朋友在一起，她从后门或者前门离开餐馆时狗仔队是不是能抓拍到她，她是穿一件黑色小礼服还是汗衫——决定了他们那个星期能赚多少钱。如果不再有人对吉吉感兴趣或者她不再受欢迎，这些图片的价值就会降低。吉吉的照片就像一只股票：它们的价值根据吉吉特有的因素，以及某个特定的摄影师在正确的时间拍下了正确的照片而变化。

其次是系统风险，或影响更大的系统而不是单个资产的风险。系统风险就是由于整个市场飙升或崩盘（就像2008年那样），所有股价都上涨或下跌。因为经济衰退带来重大经济混乱，或者人们认为某次选举结果会影响经济，系统风险事件经常发生。系统风险比特殊风险更难管理，而且带来的负面结果的影响更广泛。如果整个股票市场陷入崩溃，你就有在股票投资组合上亏钱的风险以及失去工作的风险。

你可以看到系统风险是怎么玩弄狗仔队的，比如淘金热那些年的繁荣，再比如崩盘时人们都不会花5美元去购买小报。狗仔队系统性风险的负面影响在最后10年变得更加严重。所有人都很难赚钱，许多狗仔队离开了这个行业。拍摄名人照片将近30年后，巴埃斯于2018年和妻儿一起，带着悲伤回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寻找新的工作。

事实上，狗仔队对这两种类型风险的体验程度要比大多数人在工作中体验的程度更高。他们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例证，说明应如何发现特殊风险和系统风险并试着加以管理。在工作中、关系中甚至在选择吃什么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处理不同类型的风险。

假设你决定试试一家新的本地寿司餐厅。特殊风险是，这家特定餐厅里的鱼是坏的，会让你生病。系统风险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对金枪鱼造成感染的寄生虫。

能够发现差异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什么是最好的风险策略（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个问题）。例如，当你想买房时，价格可能由特殊风险驱动（比如在厨房里用水泥工作台面这样的时髦特征），也可能由系统风险驱动（整个市场火爆而推升了价格）。识别不同类型的风险可以让你知道是否多花了钱，或者现在是不是采购的最佳时机。

区分风险很有用

管理金融中特殊风险的方法是购买大量股票。持有许多公司的股票意味着无须担心一家你持有股票的公司因管理不善而破产，因为你的风险分散在许多公司中。你不应该持有你工作的公司的股票，因为你将面对巨大的你的雇主特有的风险。比方说，如果你曾在安然公司工作并持有它的股票，那么一旦一个重大的会计丑闻导致其破产，你就会失去工作、收入和退休储蓄，而这一切都是由某一事件引起的。

当组成联盟或组队工作时，狗仔队也通过分散风险来管理他们的特殊风险。根据当天的幸运程度，每位摄影师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他在公共场合拍到某名人和新欢在一起，如果该名人通过后门离开时尚餐厅而摄影师恰好站在那里。狗仔队联盟将好运分享，减少他们的特殊风险。这意味着更稳定的收入，因为这增加了拍到好照片的机会。然而，行骗带来的好处不断破坏狗仔队降低特殊风险的能力。巴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创建新的联盟，也知道自己最终会受伤，但这是降低他所面对的特殊风险的唯一方法，这么做是值得的。

系统风险更难以管理。要评估系统风险，财务专业人士要看股票的历史价格，以及一只股票的价格相较于市场里的其他股票会波动多少。根据这一相关性会生成一个数字，称为“市场β值”。

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夏普和约翰·林特纳研究得出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β值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只股票的回报会超过另外一只。只要持有大量不同的股票——可以是任意股票——就可以轻松地降低特殊风险。但是，降低系统风险的股票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更罕见且具有降低整个投资组合风险的能力。某只股票如果和市场其他股票波动方向相反或者波动不那么剧烈，则具有低β值，这会降低你的系统风险并使你更安全，因此给出较低的预期回报率。相反，如果一只股票对其他股票敏感，那么在市场其他股票仅上涨5%的时候，它会上涨15%，就有很高的β值。它会放大你的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所以只有在你愿意承担更多风险并需要高回报的时候才应该购买这只股票。它应该向你许诺更高的回报。如果你想降低投资组合中的风险，就需要低β值的股票；如果你想获得更高的回报，并且能坦然面对众多不可分散的风险，那么你要的是高β值的股票。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高风险的决定。想象一下，你要确定哪条路线回家最快。你可以走小路，也可以走主线高速公路。小路会造成特殊风险：你会被一辆慢车堵在前面。主线高速公路可能更快，但它有更多系统风险，因为在繁忙时期——比如高峰时段——你会碰到交通拥堵。再比如说，你从事建筑工作，这个工作有很高的β值。因为经济蓬勃发展时，建筑工作的收入会很好，但如果经济衰退，建筑工人会是第一批失业的人。

明星——“就和我们一样”照片系列的回报会带来更多的系统风险，因为它们对市场特别敏感。如果名人照片市场蓬勃发展，媒体机构就愿意为这些照片支付数千美元。但如果市场崩溃，或者数字媒体超越了印刷媒体，这些照片的价格就会暴跌至几美元。不过这些照片仍然很受欢迎，因为它们相对便宜且易于获得——大部分时间里，名人实际上就和我们一样。考虑到时间和精力后，这些照片比起其他在市场上不那么敏感的照片来说，相对回报还算是高的。

比如说，一张独家婴儿照片可以在任何市场获得回报，但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拍到一张好的婴儿照片。（巴埃斯告诉我，他有时不得不花费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就像基金经理一样，狗仔队必须平衡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以决定哪些照片值得他投资时间。

我们其实和狗仔队一样

狗仔队的工作比大多数工作都要危险。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特殊风险和系统风险，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摄影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假设你想要跳出安全、有固定薪水的支持角色而从事以佣金为基础的销售工作，那么你有机会比你的定薪工作赚得更多。因为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你将面临两种类型的风险。第一，从事具有特殊风险的高β值工作；比方说，你的收入将取决于你的销售技巧和客户的行为（你可以通过在一个团队中工作并有很多客户来管理这种风险）。第二，你将面临系统风险，因为销售业绩取决于经济状况。

系统风险尤其危险。在经济低迷时期，你的收入可能会减少或完全消失，可能会更难找到另一份工作，你的资产可能会缩水，你的伴侣的收入可能也有风险。与你的工作相关的系统风险越大，你就越暴露在风险之下。

为了找出那些美国人面临的最大的系统收入风险，经济学家衡量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起伏时美国人的收入趋势，并且使用了社会保障记录。他们注意到收入和系统风险呈现出U形曲线的关系，这表明系统性风险对收入非常低和收入非常高的员工的影响更为严重，而收入一般的人面临的风险较小。

一旦经济陷入低迷，最低收入者也是最脆弱的人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他们在高β值的行业——比如零售业——中工作，这些行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往往会崩溃。一个一般规则是，你赚得越多，你就越安全。

但有一个例外：在涉及最高收入者时，这一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在金融业工作的人赚的钱多到让人感到荒谬，但在经济衰退时，他们也经常会失去工作（你承担的系统风险越大，你的预期收益就越高）。当然，很少有人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的收入非常高，所以可以承担被裁员的后果。相比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他们生活在一张薪水支票和下一张薪水支票之间，而且还有在经济低迷期被裁员的风险——前者的日子要好过多了。不过，金融业的高薪至少有一部分是对如下事实的补偿：业内员工的收入对经济情况更加敏感。

如果你在政府工作，你收入的β值就很低；无论经济状况如何，收入都相当稳定。在政府工作的高技能人士通常比同样高技能但在私人领域工作的人收入少。这是用更小的系统性收入风险做出的交换。

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浏览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业市场风险较小。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25%的美国工人就业不到一年。即使就业市场紧张，这个数字如今也徘徊在20%左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岗位上待的时间更长了，因为技术使我们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岗位，减少了工作失配的特殊风险。但是从系统风险的角度来看，我们面临更难以管理的、更严重的工作风险。

经济焦虑无处不在

普通狗仔队的生计受到出版业发生重大变化的威胁。通过形成不稳定的联盟，摄影师管理了特殊风险。但是更大的、可能消灭他们工作的系统风险更难以管理。他们可以组成一个工会，要求各机构提供更好的条款。但从历史上看，他们很难做到相互合作。担心自己所在的行业不再做得下去的人太多太多，狗仔队更不是唯一的。

相较以往，人们似乎更担心自己经济前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感受到了更多的系统风险。几十年前，大多数就业风险都是特殊风险：与老板发生冲突，职位不合适，公司管理一团糟。如果你丢了这份工作，你很有可能会找到另一份类似的工作。工人组成工会联合起来，要求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福利，确信他们的技能是市场所需的。就业市场起伏不定，但风险似乎相对容易管理。

在当今经济体系中，系统风险更加严重。很有可能的是，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接管你的岗位，或至少需要你具备一些你现在没有的技能。如果你在经济衰退期失去了工作，就有可能永远找不到类似的工作。

在狗仔队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对所有人形成威胁的、更大潮流中的一部分。

巴埃斯和我花了几个小时寻找鲍德温夫妇。但一直没找到他们。我们得到的线索并不准确，这对夫妇已经离家前往汉普顿了。这是狗仔队的生活方式：虽然工作了几小时但没有拍到一张可以出售的照片。这是一项风险很高的业务，而且风险越来越高，报酬却越来越少。

我能理解为什么巴埃斯喜欢这项工作，而且在离开这个行业时满怀悲伤。很难描述那种兴奋：你等了好几个小时后，名人终于出现，身材玲珑，光彩照人，戴着巨大的太阳镜，穿着田径服。迎接她的是相机闪光灯的阵阵频闪。狗仔队会追随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随着吉吉走上人行道时，每一步都充满了肾上腺素。他们满意地笑着——只不过大到能遮住他们脸的相机将笑容挡住了，使你几乎看不到。

规则2

赌注很高时，如何保持理性

我们想要相信自己是理性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理性的。但要见证我们的非理性，最明显的场合就是在我们做出冒险决定的时候。这是人性在作怪。有时我们做出了选择，但随后就会懊恼。不要害怕，你可以了解非理性起作用的基础，什么可能会触发它，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陷阱，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

我们对损失与收益的感觉会让我们做出在经济学家看来是非理性的决定。例如，如果我们赌博时输了钱，我们应该转身就走。但我们不愿意接受损失，于是我们继续赌博。每天都赌博的人——职业赌徒和交易员——已经学会了克服对损失的厌恶。在第六章中，我们将探讨他们的行为。

在第七章中，我们将研究如何看待风险。我们很少被冷冰冰的理性数据打动。风险认知最终取决于数据如何呈现给我们。这对我们做出的决策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让商家和政策制定者拥有巨大的力量，对我们如何表现、如何承担风险加以操纵。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风险，能让我们在任何经济交易中都有更强大的力量。

通过了解自己如何评估风险，以及你对潜在损失的自然反应，你可以做出更好的风险决策。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西力这一人物出自伍迪·艾伦1983年的电影《变色龙》，他因能适应各种各样相去甚远的交际圈，并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后，身上就会迅速体现出那个环境的特征而为人所知。——译者注

我最近听说的是，目前有一个强大的联盟（但巴埃斯不是其成员），名为“鲍厄里男孩”（Bowery Boys），因为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驻留在纽约鲍厄里酒店门前。这个名字和19世纪的那个本土主义团伙或者20世纪40—50年代的演员无关。

和机构的关系非常关键，哪怕在一个所有人都有拍照手机的年代，也只有狗仔队才可以出售照片，因为他们和机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