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为了防止形成“多数人暴政”式的民主，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应该倾向于将权力交到富人手中。所以美国宪政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防范民主权力的扩张。

纵观美国历史，会发现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与张力：一方面，是底层民众为获得更多自由与民主而施加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上层社会为维持其精英掌控与统治而进行的努力。这种冲突自建国伊始就存在。

一小撮富人

詹姆斯·麦迪逊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民主精神的忠实信徒。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在设计美国的制度体系时，应该倾向于将权力交到富人手中。因为富人更有责任感，他们心中有公共利益的概念，不会太狭隘。麦迪逊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经他倡议，美国当时的制度体系就是依照这种理念设计的。

因此，在美国正式的宪政制度结构中，参议院掌握的权力是最大的。当年的参议院并非由选举产生——事实上，直到一个世纪前都是如此。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任命的，任期较长且均从富人中挑选。他们就是麦迪逊所谓的“更具责任感的人”，他们更容易对产权人及其利益感同身受，而这种利益是必须得到保护的。

参议院拥有最大的权力，同时也是离民众最遥远的部门。众议院更加贴近群众，却弱势得多。而行政机关——也就是总统——在当时只不过是管理者，担负着一些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责任，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

摆在眼前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真正的民主产生。这一问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只字未提，但却在制宪会议的辩论中非常深刻地探讨过。毕竟文集有宣传工具的性质，而制宪会议中的那些辩论倒的确值得细细玩味。在这些辩论中，麦迪逊指出：每一个公正的社会，都应重点关注“保护富人”，这种言论自然遭致各种非议。[0]

麦迪逊注意到，他心目中的模板——自然是英格兰——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国家，拥有最优的政治社会形态。他表示，假如在英格兰，人人都享有自由的投票权，那么大部分贫困人口就会团结并组织起来占有富人的财产。他们会实施今天所谓的土地改革：把大量土地分割，分配给民众，将不久前因为圈地运动丧失的土地抢回来。换句话说，他们会投票将曾经的公产占为己有。

麦迪逊还说，若真是如此，那将是不公正的，当然不能实行这样的做法。所以说，在设计宪政制度的结构时，务必要防止形成这种“多数人暴政”式的民主，同时必须确保富裕阶层的财产权不被侵害。

这就是所谓宪政制度的结构，其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防范民主所带来的威胁。当然，若是为麦迪逊辩解的话，我们应该称其为前资本主义者。他假定，国家里的富人们，就好像神话故事中的罗马诸神那样，都是些开化的贵族，慈眉善目、辛勤劳作，为了全民福祉奉献自己。虽然这仅是麦迪逊的一己之见，却也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标准”观点，否则麦迪逊的那套宪政制度就不可能付诸现实。

必须补充的是，等到18世纪90年代，随着股票经纪人和各类投机分子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摧毁了整个体系并控制了局面，就连麦迪逊都开始严厉谴责自己所创制的这套腐朽堕落的体系。

贵族与民主主义者

与此同时，杰出的民主主义理论家杰斐逊描绘了另一种情景，起码是在口头上，也有一部分体现在信仰中。虽然并未体现在自身的行为上，但他用生动且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在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画出了一道明确的分水岭。

大致来说，贵族的观点是：权力必须归属于某个格外尊贵的特权阶层，因为这些人能够做出决定并做出正确的事情。而民主主义者则坚信权力应该掌握在民众手中，因为归根结底，民众才是最适合掌握决策制定过程和理智行为的群体，无论是否赞同他们的决策，都理应支持他们。杰斐逊支持的是民主主义者，而非贵族。这种观点与麦迪逊派的观点截然相反。诚然，如前文所述，麦迪逊没过多久便发现了自己设计的制度存在弊端，但这两种观点间的分歧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直至今日。[1]

减少不平等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争辩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最早出现于古典希腊时期第一部关于政治民主的著作中。这部论及政治体制的开山巨作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是一部调查研究了多种不同政治体制的鸿篇巨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的结论是：民主制度是所有政治体制中的最优方案。尽管如此，他也和麦迪逊所见略同，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缺陷。亚里士多德当时所言并非针对“国家”，而是古代雅典的“城邦”。同时，他口中的民主只针对当时的自由民——和麦迪逊一样——他们俩所谓的民主都只针对自由民，不包括女人，更别提奴隶了。[2]

麦迪逊发现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早就注意到了。假设雅典的自由民都享有民主，那么穷人就会联合起来夺走富人的财产。面对同样的两难境地，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却截然相反。麦迪逊的方案是削减民主权力，即制订相应的制度体系，使权力落到富人手中；同时以各种手段分化民众，使其没有联合并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能从富人手中夺权。亚里士多德的办法恰恰相反，他当时的提议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福利制度”。他提出的是尽力减少不平等现象，通过提供公共餐饮等适合于城邦的各类公共服务来减少不平等现象。同一个问题，两条背道而驰的解决之道。一条是通过减少不平等现象来解决问题；另一条则是削减民主权力。正是在这些互相冲突的诉求中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3]

不平等会带来多种后果。首先，不平等本身就代表着极端的不公正；其次，不平等给社会整体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在健康方面都是如此。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在这方面做过出色的研究，表明社会越是不平等，身处其中的人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项健康指标越是糟糕。没错，就连富人也一样。真正的不平等现象会对社会关系、社会意识、人们的生活造成腐蚀性的有害影响，各式各样的负面后果也随之产生。所以，这一现象理应被克服。亚里士多德无疑是正确的，解决民主悖论的方法应该是减少不平等现象，而不是削减民主权力。

美国社会的原罪

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放眼所及的未来都是不断增长的财富、不断扩大的自由、日新月异的成就以及不断增长的权力，前提是你不去关注这一进程中的受害者。美国是一个移民殖民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最为残暴的一种形式。人们对诸多现象都视而不见：我们所享受的更加富足与更自由的生活，背后的代价是大批土著居民的惨死——这是美国社会的第一宗原罪；而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进行大规模的奴役则是第二宗原罪（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两宗罪的影响之中）；人们忽视的还有被残酷剥削的劳工、持续不断的海外征战等等。只要选择性忽略这些“细微的”现实，我们就能坦然“拥抱”自己的理想生活。而我们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真正的民主产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18世纪末期，宪法制定之初，关于如何构建并组织美国这样一个新世界有过互相抵触的意见。其中一个核心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来自蓄奴州的巨大影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大诱因也正是奴隶制度。1770年，英国的法官们——如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某个著名的案例中——已经公开表示奴隶制是令人无法容忍的道德败坏的行为，美国的奴隶主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殖民地继续沿用英国的法律体系的话，用不了多久奴隶制就将被定性为非法的。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预兆成为蓄奴州爆发起义的重要诱因，尤以弗吉尼亚州为甚。抵抗奴隶制的活动在东北部地区肇始，然而星星之火未能燎原，最终成型的宪法就是明证。[4]

抗衡趋势

翻开美国历史，这两股趋势长期进行着持续的争斗。民主化趋势来自于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压力，这一趋势赢得了不少胜利。以妇女为例——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的确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投票权。但别高兴得太早，在同一时期，就连阿富汗女性的权利也获得显著提升。

表面看来，奴隶们早已被解放，而实际上则不然。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最终获得迟到的自由，即便如此，他们仍面临诸多限制。事实上，尽管19世纪时个人财务状况对于投票和参政的影响已经减少，但奴隶制的残留影响依然大量存在于现代体制内。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劳工组织，他们也打了不少胜仗。

于是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场持久战：一个阶段的败退与撤离伴随着另一个阶段的进步与胜利。以20世纪60年代为例，那是民主化进程成效显著的一个时段。那时，就连那些原本消极而冷漠的人群也开始组织起来主动出击、直言自己的主张，他们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和能动性都逐渐增强。那是一个开教化之先的年代，我想这也就是人们称其为“动荡年代”的理由。这个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许多方面的思想认识：对少数族群权利、女性权利的争取，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对侵犯的抵制，对人的关心等等。

这些都是教化带来的影响，自然也就引发了强烈的恐慌情绪……

尽管我应该有心理准备，但实际上这种力量之强大是在我意料之外的。我没有想到对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恐慌反应具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没想到这种用经济手段来施压，以及运用惩戒手段及强烈抵制的行为竟然如此强有力。[5]

延伸阅读

《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秘密议程及辩论》节选

凡此种种对于人生的不同追求，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必然导致公众利益产生分化。有债务人就会有债权人，贫富不均定会引发政府内部不同观点与目的的交锋。这正是贵族制的基础所在，从古到今，冲突的观点在每一个政府里都融合共存。即便财产没了，贵族头衔还在，我们总能发现那些高贵的乞丐，傲慢而不可一世。

那些拥有财富的人们，懒洋洋地蜷在沙发上，在自己的马车里嬉笑，如何能理解散工的需求和感受。我们打算构建一个基业长青的政府。眼下的土地权益是盛行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我们与欧洲的国家或王国日益趋同时，当地主的数量变得相对少的时候，经由形形色色的贸易和生产，土地权益的优势是否会通过选举而被削弱？除非明智地采取防范手段，否则届时组成我们政府的又将会是什么？在今日之英格兰，若是选举对全部阶层开放，土地所有者们的财产将难以保全，土地法将迅速出现。如果这些观察是合理的，我们的政府面临新生事物时必须力保国家的长久利益。土地所有者必须在政府中拥有一席之地，以支撑这些非常宝贵的利益，从而求得与其他利益的制衡。政府必须应用这种构成方式，才能在与公众的对峙下保全少数富人的利益。参议院就是为此而设置的部门，为了迎合这些诉求，参议院必须有其持久性与稳定性，目前外界有多种多样的主张，但我的意见是，参议院在整个国家体系中越是持久，这些诉求与观点得到呼应的可能性越大。

1825年托马斯·杰斐逊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节选

人们根据其所遵循的宪法和所处的环境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中分为两类人：一类是辉格党人、自由党人、民主党人，尽管称呼各异但实质相同；另一类是保守党人、奴才派、贵族政治论者等等。后一类对民众心存恐惧，寄希望于把所有权力都转移到社会的上层阶级手中；而前一类人则视民众为最适合寄存权力的保险箱，他们从本质上珍视民众，因而希望民众拥有并能在其能力范围内行使一切权力。这即是当今美国存在着的分歧观点。

《政治学》第三卷第八章节选

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真正差异就是贫富之别。无论统治者人数多少，凡其权力来自财富，就是寡头政体；而只要是穷人掌权，则一定是民主政体。一般情况下，如果统治者是通过财富而获取的权力，他们一定是少数；而当穷人掌权时，他们就是多数。因为一个城邦组织内的全部公民都是自由民，而富人则只是极少数，自由与财富就是穷人和富人争取统治权力的根本理由。

并非只要是多数人掌权就能称其为民主政体，也并不是少数派掌控政权体系就称其为寡头政体。若是城邦中的大多数人是富人且把控权力，没人会称之为民主政体。基于此理，假如一小撮穷人统治着一大群富人，这也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寡头政体。更确切地说，当所有自由公民皆享有权力时才是民主政体，而只是富人拥有权力时就是寡头政体。

民主政体就是大多数贫穷和自由的人拥有统治权，相应地，寡头政体就是只有人群中少数富有和出身高贵的人才享有权力。

《政治学》第六卷第五章节选

贫困是民主缺陷的一大诱因。所以，应该有一些措施来保证城邦维持长期繁荣富强。这些措施着眼于所有阶级的利益，也包括了本就富足的群体。因此，恰当的政策是，把剩余收益积储成基金，然后以补贴的形式发放给贫民。理想的分配方式是，这笔补贴应使得穷人足以用来购置一块土地；即便是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态，补贴的金额也至少能使穷人经商或务农。

1772年5月14日萨默塞特与斯图尔特案

英国王室法院判决书节选

奴隶制的本质是这样的，这一主题无法借由单纯的推理或是任何自然法则、政治原则而引入法院，它必须在成文法的体系内发起讨论，奴隶制的起源在任何国度和时代均无从追溯，只有成文法中依旧保存着古老的惯例。奴隶制的缘由、权威性及最初出现的年代均已无法考证。在本案中，奴隶制看起来是那样可憎，奴隶受到如此严厉的对待，使奴隶主声称对返回英国的奴隶享有占有权的判决在本法院是无效的。任何一个主人都不能因为奴隶在服务期间逃离或者其他任何原因，就使用武力强夺奴隶并将其贩卖至海外。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规定下，此判决所依据的动机是不被允许或承认的。因此，此案中的黑人必须被释放。

1970年4月22日盖洛德·尼尔森地球日演讲节选

我为大家感到高兴，今天能来到现场就证明了你们对这个议题的关切与投入，这个议题涵盖的不仅是生存，而是如何生存——这才是更为关键的核心问题。

显而易见，地球日所引发的全国性广泛关注是跨越不同世代和意识形态的。地球日很有可能成为新老两代人之间不同价值观与关注焦点进行沟通交流的新渠道。

要利用好这种新形成的广泛共识，不要轻言退出。组建一个全国联盟，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将国民素质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提到同等高度。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选举出一个“生态国会”作为第92届国会。这个国会将在公民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搭建起桥梁，而不是建造更多的公路与堤坝、制造新型武器系统以升级军备竞赛。

地球日能够、也必须要更为有效地解决那些意在撕裂我们社会结构的威胁……如种族问题、战争问题、贫困问题、当代制度问题。

[0]参见第12页，《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秘密议程及辩论》节选。

[1]参见第13页，1825年托马斯·杰斐逊给威廉·肖特的一封信节选。

[2]参见第13页，《政治学》第三卷第八章节选。

[3]参见第14页，《政治学》第六卷第五章节选。

[4]参见第15页，1772年5月14日萨默塞特与斯图尔特案英国王室法院判决书节选。

[5]参见第15页，1970年4月22日盖洛德·尼尔森地球日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