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富人被课以重税。比起现在来说，企业税和红利税都要高得多。如今的税收制度只依据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而不是依据红利等只有富人独有的收入来收税。富人缴税少了，却加重了劳苦大众的负担。

和其他理想类似，美国梦既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也有其现实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正经历着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增长期，即“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那基本上是一种符合平等主义的增长，因为当时处于最底层5%的群体生活质量改善的幅度与最顶层5%群体几乎是相近的。同时还实施了一些推进福利制度的具体举措，使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改善。举例来说，一名黑人工人在一家汽车工厂从事体面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轿车，子女可以上学——这一切对任何人来说都有可能实现。

当美国主要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时，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顾及本国消费者的利益。最负盛名的例子是，亨利·福特给工人加薪，目的是使他们能买得起车。[1]

富豪经济体与朝不保夕阶级

近期，全球最大银行之一的花旗集团（Citigroup）发行了一本出版物，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创造了一个新词“富豪经济体”（plutonomy），用以识别世界上出现的拥有巨额财富的新群体。富豪经济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核心消费群体，同时也吸引了全部的财富。为此，花旗集团特地推出所谓的“富豪经济体投资组合”。这项服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就被推向市场，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推行着“使富人更富、让其他人受苦”的政策。花旗集团指出，他们的这项“富豪经济体投资组合”以遥遥领先的姿态跑赢了大市，继而极力催促投资者将资金汇聚到富豪经济体这个焦点上来。全球人口中的极小一部分聚拢在一起，他们手中的财富不断增长——这就是你应该关注的人群。至于其他人，你就别放在心上。[2]

当你关注国际视野内的富豪经济体时，发生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的事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他们不会来消费你生产的产品，至少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受众。你的目标只是下一季度的利润而已，尽管这利润也许来自金融操纵手段，高薪、大额分红，如有需要可以把生产外包出去，为当地以及海外（主要是英语文化圈内的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富豪阶级制造产品。对富豪经济体而言，处处皆市场，他们能把苹果手机销往世界各地。因此，对于美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心已经大幅减弱了。60年前，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曾经说过，“对通用有利的事情即是对国家有利”，这句话说得不错，反之亦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也对通用有利。”在虚拟经济和海外经济日益盛行的今天，这种话的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3]

他们当然一直都很关心自己的薪酬，但如今这种关心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取代了原先对企业发展态势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自20世纪70年代出现某些显著的变化以来，这一趋势就始终存在。再重复一遍，这些显著变化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包含投机买卖、复杂金融工具和货币操纵等手段的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趋势；二是离岸外包（offshoring）趋势。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国家的长远未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是社会中始终掌握特权的某个群体。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对研发工作进行补贴资助；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在你遭遇困境时提供保护并助你脱离苦海；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拥有强大的军队以控制全世界。这些都是显著的影响因子。然而，若是当总人口中四分之三的人都在走下坡路并在低谷滞留，而国家对此置若罔闻，那么请面对现实吧，下一代人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更是无人问津。

很显然，富豪经济体恪守着亚当·斯密的卑鄙格言：“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那富豪经济体之外的其他人呢？同样有一个术语来形容他们，那就是：朝不保夕阶级（precariat），意即生活极不稳定的无产阶级，这部分劳动人民，他们过着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日子。朝不保夕阶级过着毫无保障和稳定可言的生活，勉强度日甚至是度日如年，其中许多人都深陷穷困苦不堪言。此时，花旗集团（关于花旗，照理说这个集团应该已经归全民所有了，因为我们大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从火坑里救出来，但它倒是活得逍遥自在，比以往更富有）居然建议投资者把目光聚焦到富豪经济体上来。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因为我们正朝着悬崖边缘走去。但是站在“人类主宰者”的立场上来看，这些事都不重要——“只要我们仍然有利可图、赚得盆满钵满，就算子孙后代无立锥之地，那又如何？”这种想法与其对待这个国家的态度是紧密关联的。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有的已经逐渐发生细微的改变。以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国家——巴西——为例，在过去的10年里，巴西一直都在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试图去解决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贫穷与饥荒等重大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在很大程度上，花旗集团的分析是极为精准的：富豪经济体富得流油，其他人则勉强过活——如果还活得下去的话。

减轻税负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更早的那段经济腾飞时期，富人被课以重税。比起现在来说，企业税高得多、红利税也高得多——总而言之就是，富人应缴的税额比现在高得多。然而，这一现象已经得到修正，目前的转变就是减轻富人的税负。修订后的税收制度使富人缴税少了，而相应的，加重了劳苦大众的税负。如今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于只依据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来收税——也就是人人都得缴税——而不是依据红利等只有富人独有的收入来收税。税负的重大转移，从数字上来看十分令人震惊。

对此现象的借口是——借口总比办法多，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税制变化带来了投资额的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这句话。如果希望增加工作岗位、提升投资额，那理应要扩大需求。只要存在需求，投资者一定会投钱来满足这种需求。如果希望投资额增长，就把钱分给穷人或劳动人民，让他们去消费——不是把钱花在奢侈的游艇或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上——而是花在实物消费上。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必须把赚来的钱都花出去。这样一来，就能刺激生产、刺激投资，进而带来就业率上升等等。

如果你是信奉人类主宰者的人，必然会演绎出一套截然相反的说辞，即便这种说辞毫无根据，即便这种说辞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完全站不住脚。就目前来看，这种说辞是极其荒谬的——企业富得流油、钞票都溢出口袋了，它们一点儿也不缺钱。身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之一的高盛集团，如今可谓是富可敌国，这应归功于政府的救市措施——其实也就是纳税人买单，今天的高盛足以应付下一场危机，压根就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将金钱源源不断地送到这种公司，根本不可能拉动投资或创造就业岗位——这些都只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大大增强了这类企业财富的集中程度，同时使其他民众生活在经济萧条之中。当你把权力交到那些信奉卑鄙格言的家伙们手中，发生上述这种现象就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们追求的就是将自己的收益和权力最大化——“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

事实上，通用电气用不着缴纳一毫一厘税款，却能赚取巨额利润。现行税制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把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或是延迟获取利润等手段来避免缴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这些举足轻重的美国企业就这样把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担成功转移至普通民众的肩上。

将负担转移回去

向富人增税的议题受到普遍支持，甚至包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例外，为特朗普投票的人们颇有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心态。“打倒政府，但是对教育、医疗、抚养子女的女性等领域和群体要加大投入。”这里谈论的并非政府福利，“福利”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如果你对罗纳德·里根的故事还有印象的话——福利意味着某些黑人从政府的办公室里把你的血汗钱偷走。没人希望这样的“福利”，然而政府福利实际上能做到的事情却又是广大民众所支持和拥护的。

不妨来解读一下2016年伯尼·桑德斯的竞选活动——从全局来看，他的观点及立场赢得了大量的民众支持——甚至有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不久以前他的这些观点还是很主流的。如他所呼吁的“政治革命”，肯定不会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感到特别意外。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变化快，在右倾政治思想占上风的今天，原先那些既符合民意且又是主流思潮的想法，如今显得激进而极端。现在，是否能将潮流倒转并回归到从前，取决于我们的努力。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人更像是曾经被冠之以“温和派共和党人”的那群人，又名“纳尔逊·洛克菲勒式共和党人”（Nelson Rockefeller Republicans）。这就是当前美国民主党内的主流群体，而共和党更是基本要从政治舞台上谢幕了——他们甚至已经算不上是一个政党。

共和党人在一条为富人和商业界的利益而“献身”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以至于压根就不指望通过那些实实在在的政府计划来吸引选票。同时，他们还转而动员一些存在已久但却组织松散的政治力量联盟：如福音派教徒、本土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全球化的牺牲者等。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就是使世界各地的劳动者互相倾轧，同时保护特权阶级。这种惯用伎俩削弱了法律及其他为劳动者提供保护的措施，并用各种途径影响紧密相连的公共部门及私营领域决策的制定过程，特别是对于有效运转的工会组织的影响。

这样一来，摆在眼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全民动员的模式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并拓展，从而形成一股行之有效的力量，对造成国家当前难堪局面的颓势进行强有力的还击？

延伸阅读

“亨利·福特谈为何将工人原有最低工资翻倍”

“老板、雇员和消费者其实是一体的，除非一个产业能保持良性运行到一种境界，始终保持雇员高收入且产品低价格，否则该产业就是在限制消费者的数量并走向末路。自己的雇员理应成为本公司最忠实的消费者。”

“为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以低价格售出产品的办法来提升购买力——这一想法正是这个国家繁荣富足的一大原因。”

《富豪经济体：购买奢侈品，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节选

这世界正分化为两大集团：其一是富豪经济体，驱动经济增长和消耗增长成果是同一拨人——占人群中极小比例的富人；其二就是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富豪经济体现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过：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镀金时代及20世纪咆哮的20年代的美国。富豪经济体共同的驱动力大致有：颠覆性技术驱动型产业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充满想象力的金融创新，亲资本主义的合作型政府，国际层面的移民及海外征伐为财富创造过程注入活力，法治，专利发明。通常，这种财富浪潮总是错综复杂的，最能有效利用这种机遇的都是当时的富人和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

……我们预计富豪经济体（主要指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经济体系中获取更为可观且不成比例的利润份额，同时从亲资本主义的政府、技术驱动型产业所带来的更大生产力以及全球化等环境下受益。从而，使现有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

在富豪经济体中，并不存在“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俄罗斯消费者”的分类，存在的只是富有的消费者，为数不多，却在收入和消费两端占据着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份额。而剩下的人——“非富”阶层，尽管人数众多，但仅仅能在国民经济这张大饼上分得一小块……

此外，来自新兴市场的企业家和富豪们（包括俄罗斯寡头、中国房地产及制造业大亨、印度软件业巨头、拉丁美洲石油及农业大王），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并合乎逻辑地分散投资到发达国家政治经济体的各个资本市场……正如不幸之人乐于见到旁人也不幸，我们推断富豪们也喜欢聚在一起玩耍。

是否有强烈抵制？

……财富与消费同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样的现象或许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那么会有哪些因素导致这根橡皮筋反弹呢？……

其中一个威胁来自潜在的社会抵制……无形之手停止运转。社会之所以允许富豪经济体的存在，原因之一可能是有足够数量的选民认为自己能有机会在富豪经济体中分一杯羹。当你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扼杀它？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美国梦”的实际体现。反过来说，假如选民们觉得自己无法参与到富豪经济体中，他们就会更倾向于瓜分财富馅饼，而不是渴望自己成为巨富之人。

如果这种梦想破灭，如果社会上足够多的人认为自己无法参与其中，那么富豪经济体是否就走到尽头了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我们的整体结论就是：在某个时刻，极有可能发生对富豪经济体的强烈抵制现象，然而，这个时刻并不是现在。

1953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提名通用汽车

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为国防部部长人选的听证会记录节选

参议员亨德里克森：那么，我现在很想知道，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比如你需要做出不利于你所持股票或是与通用汽车公司利益相左的决定，或者说为了美国政府的利益而做出严重损害通用汽车或是其他公司利益的决定，你会怎么做？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吗？

威尔逊先生：是的，阁下，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无法想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长年以来，我始终坚信，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即是对通用有利，反之亦然。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利益分歧。

[1]参见第59页，“亨利·福特谈为何将工人原有最低工资翻倍”。

[2]参见第59页，《富豪经济体：购买奢侈品，解释全球发展不平衡》（花旗集团，2005年10月16日）节选。

[3]参见第61页，1953年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提名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为国防部部长人选的听证会记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