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经济金融化和离岸外包是造成财富和权力集中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诱因。美国制造业领域内的失业率几乎与大萧条时期持平，工人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大环境下更容易被控制，这也是格林斯潘解释的他掌管下美国经济运行顺利的原因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主宰者”——社会的掌控者们——从两个关键方面着手为重塑经济模式而齐心协力。其一就是，提高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地位。截至2007年——就是距今最近的那一场金融危机之前，金融机构的公司利润率高达40%，这一数字是前所未见的。

金融机构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在那个年代，美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金融机构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它们的作用仅仅是将银行存款等闲置资产进行配置，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这就是金融机构对整体经济所作出的贡献。监管体系建成后，银行首先被监管起来，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那些有可能损害个人客户利益的风险投资行为同时被缩减。回忆一下，罗斯福新政期间从未有过任何金融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情况才开始改变。

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联合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才结束其历史使命，构建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和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该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译者注，主要依靠的是节制资本、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等手段。这样一来，货币投机行为就丧失了生存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于各国政府在资本输出方面的管控持许可乃至支持的态度。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对各国官方的开发项目也给予资金支持。上述这些情况均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都不复存在了。货币管控措施被取消时，不出所料，货币投机行为立即死灰复燃。

经济金融化

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利润率也呈下降趋势，尽管利润仍算是丰厚，但是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投机资本则开始获得巨大增长——天文数字般的涨幅。而从传统的银行到新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从复杂的金融工具到操纵资金等等，金融机构的方方面面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渐渐地，工业生产不再是这个国家关心的事，至少在美国本土不再是，这一点就算从企业管理层的人选上都能看出端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些主要企业的董事们大多是工程师出身，可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主修工业管理专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阶层都有这样一种意识，就是要关注社会的本质，哪些是劳动力，哪里是市场，如何保证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这种情况日渐式微。

特别是最近以来，企业的董事会及高管职位被商学院的毕业生占据，他们学的是名目繁多的金融诡计。企业的态度和领导风格随之改变。管理层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更重视自身利益。如今，想要在一家大公司里出人头地，就必须在下一季度里展现出上佳的工作业绩。决定工资、奖金的只是下一季度能做出什么结果，而不是对企业未来发展所能够带来的长远贡献。所以，既然现存商业惯例就是为了短期效益而设计的，自然可以放心大胆地赚够钱，等企业一垮就走——金钱和黄金降落伞[0]二者皆可得。这一切非常显著地改变了人们对待企业的心态与方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通过货币游戏赚取的利润已经高于其国内工业生产的利润。今天的通用电气公司基本上已经是一家金融机构，一半利润来自复杂的资本运作。但它的所作所为是否为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丝毫利益，这俨然已成难解之谜。现在的局面就是：金融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相应的是国内制造业地位的明显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的金融化现象。同时，伴随这种现象产生的还有生产的离岸外包现象。

离岸外包

将国内生产能力掏空，把产品制造转移到那些劳动力成本低廉、健康及安全生产标准较低、对工作场所环境条件没有要求的地方去——如墨西哥北部地区、越南等地，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做法。生产商仍旧可以赚取足够的利润，只是不在本土生产而已。这种做法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自然也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股东而言，但却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以苹果公司为例，这家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就非常乐意把生产离岸外包到位于中国大陆的某个台湾人开办的血汗工厂。中国大陆在其中主要扮演了一个组装工厂的角色。这家台企就是富士康，选址在中国大陆西南部地区，将那些从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韩国等周边工业区及美国发送过来的零部件组装成整机。尽管主要利润都归各零部件产地，但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这是传统的第三世界景象。

事实上，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根本无关乎自由贸易。改造贸易框架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让全球范围内的劳动人民互相竞争，造成的后果是劳动者应得的份额面临缩水。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发生，只不过在美国格外显著——美国工人将与遭受过度剥削的其他国家的工人竞争。

顺便提一句，在中国，不平等现象也正在加剧。在不平等这件事上，中国和美国不相上下且均“名列前茅”。不少中国工人试图去改变这一现状，但在严格的管制下谈何容易，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同类事件也在全球各地发生着。美国输出的价值观是所谓的实际价值——集中财富、向劳动人民收税、剥夺权利、剥削劳力等等——这一切都是美国出口的做法。设计贸易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保护富人和特权阶层。

在美国，制造业领域内的失业率几乎与大萧条时期持平，与大萧条时期不同的是：至少在现有的计划模式内，这些失去的工作是不会重现的。除非社会政策改变，否则这些制造业的工作是不会再出现的。因为那些掌控社会的人——所谓的“人类主宰者”——再度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无意让大规模制造业重返美国本土，因为将生产转移到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没有严格的环境要求的地区，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享受高薪待遇的专业人士却得到很好的保护。他们并没有置身于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个斗兽场，而是躲得远远的。此外，资本完全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工人们则没有行动自由，劳动力不能流通而资本可以流动。不妨再来看看亚当·斯密是怎么说的。他指出，“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是所有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但工人们却深陷困境。富人和特权阶层都受到保护，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被认可，而且还被称颂。[1]

工人的不安全感

制订政策就是为了增加不安全感。参加国会听证会时，艾伦·格林斯潘解释在他掌管下美国经济顺利运行的原因时，提到了所谓的“工人巨大的不安全感”。工人们时刻保持这种安全毫无保障的感觉，就会更容易被控制。他们既无暇争取合理的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也不会要求组建自由联盟——即组建工会——的机会。只要工人有危机感，就不会提过多的要求。他们怎样都会觉得愉快——甚至必须委身于糟糕的工作中也不会在意，他们不会要求加薪，不会提出改善工作环境的诉求，也不会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按某种理论来说，这恰恰是经济态势良性发展该有的样子。

在过去的30年里，虽说整体经济不景气，但美国人民基本都还能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原因之一就是更长的人均工作时间。美国的人均工作时间目前已经比欧洲的人均工作时间长得多，但是福利却不断走低，人们基本上都是靠负债勉强度日。当经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强时，为了维持生活，人们就会陷入更加深重的债务之中。四处借贷、购买毫无价值的资产、不断抬高房价……这一切都给人造成一种富有的假象：我有钱消费，有钱留作未来的储备金，也能负担子女教育费用，但这终究只是假象。[2]

与同类国家相比，美国当前的人均工作时间要长得多，这造成了纪律上的影响：自由少了、休闲时光少了、独立思考的时间也少了，更遵守规矩了——这种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以双职工家庭为例，这种家庭正面临分崩离析，因为美国并没有像类似的国家那样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假如目前这种社会与经济的运行趋势延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孙辈们中间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人员——继续把工作外包发往中国西南部地区——因为这毕竟是充满机会的职业领域。但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基本上就只剩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比如去麦当劳打工。

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这都不是问题，他们依然坐收渔利。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现实就是一部灾难片。经济金融化以及离岸外包是造成财富及权力集中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诱因。生产者还是一如既往地赚大钱，只不过是挪到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去赚而已。那些主要的美国企业，在海外所赚取的收益在总利润中占绝大多数，同时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机会，从而将维持社会稳定的重担转移至普通民众身上。

反击力量

现在，政府开始重拾一些监管措施，如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01]。但是商界也在为创造出某些无视规则的例外情形而极力游说，如影子银行系统[02]（shadow-banking system）就是迫于商界游说压力之下产生的游走在规则之外的产物。可以确知的是，现存权力系统为了不受约束地继续扩张其权力范围、维护既得利益，还将持续不断地施加压力。而唯一的反击力量就是你。当公众反击力量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体系，不但能管制各大银行，还能坚决要求银行表明其行为的合法性。这种质疑可以向金融体系内的各类机构广泛施压。这是组织起来的笃信且投入的民众的另一项任务，不仅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且对其何以走到这一步进行质询。

要知道，美国没有自己的制造业，这并不是什么自然规律。管理层为何必须做出这样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为何不是由那些我们称其为利益相关者的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来制定？为何不是由大家来决定钢铁产业如何发展？为何不是由劳动者来运营钢铁产业？这都是些具体而实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不断看到这种现象：一旦民众动员到位且拥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就能打造一个能制造合适产品的高效能产业。让我来举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几乎掌管了整个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实际上已然实现国有化，落到了政府手中，也就是落到民众手里。这意味着公众应该能在该产业的各项事务上行使决策权。前提是如果存在一个有组织且积极行动的“公众”的话，那样大家就能为汽车产业该如何发展进行集体决策。遗憾的是，全民动员与组织的水平都还没到那种程度，因此事情仍是自然而然地朝着对权贵阶层有利的方向发展。汽车产业基本上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利益却又回到了原先那些银行或金融机构的拥有者手中，其生产的产品自然也没有任何变化：家用轿车。

其实，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产业若是交由整个社会及广大劳动者来管理，那么民众就能够为产业发展进行民主决策。他们的决策——我希望至少是由他们来做决策——也许是让汽车产业服从于国家目前面临的最迫切需要：即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我们大家的现实利益，构造高效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而不是继续增加马路上的私家车数量。如果民众希望这个世界更宜居的话，发展家用轿车这条路一定是死胡同，必须大力发展高效公共交通运输体系。为了走正确的道路而重整工厂生产线，其耗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关键是此举将对产业发展有利，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利，对未来有利。这是一种可能性。类似的事情一直在持续发生。

美国是地球上极少数没有高速运输系统的国家之一，如果以发达国家为标准则更是极个别。你能乘坐高速列车从北京到哈萨克斯坦，但却没办法以同样的方式从纽约到波士顿。我住在波士顿，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居民每天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耗时长达三四个小时，这时间浪费得太离谱。而这个问题通过构建合理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就能解决，与此同时，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破坏这类重大问题也能得到显著改善。这只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中的一件，还有其他各类大大小小的事情也都能以同样方式处理。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本土生产对民众无益、对本国的劳动者无益、对国内消费者无益、对全球未来发展无益。想要做到有益完全是可行的。

延伸阅读

《国富论》节选

欧洲所实行的政策是并不追求绝对自由，从而导致了其他更重要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第一，遏制某些工种里的竞争规模，将一些原本会倾向于加入竞争的人们拒之门外；第二，在另外一些工种里，人为提高竞争程度，使之超出其应有的状态；第三，阻止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无论这种流动是发生在不同工种之间还是不同地域之间……

第三，欧洲的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从事不同工种所带来的各种有利及不利条件，导致了令人困扰的不平等现象。

《学徒法》（The Statute of Apprenticeship）规定，即便是在同一地区，劳动者不能从一个工种自由转换到另一个工种。公司的专属特权规定，即便是从事同一工种，也不能从这个地方自由转移至另外一个地方……

阻止劳动者在工种间自由流动的因素同样导致了资本无法自由流通。某一行业所能承载的资本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行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不过，相较于对劳动力的限制而言，公司法对于资本在不同地域之间自由流通的限制程度倒是小一些。无论何地，一位富有的商人想在城镇企业里取得贸易权总是相对容易的，相较之下，一位贫穷的工匠试图在这家企业中谋求岗位则要难得多。

公司法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明令禁止，我想这事在欧洲各个角落都是十分常见的。据我所知，在英国，《济贫法》（the Poor Laws）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作出了奇特的规定。实施《济贫法》之后，凡是在自身所属教区之外，穷人想要找到住所尚且不易，想要从事自己原本的工种则更是被明令禁止。公司法阻止的仅仅是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生产者的自由流动，《济贫法》带来的住处难觅问题甚至使一般劳工都无处谋生。这种无序状态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甚的，值得我们对其源起、发展及现状详加描述。

1997年2月有26日艾伦·格林斯潘在银行、

住房及城市事务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节选

劳动报酬上——特别是在工资组成部分——微不足道的增长，在过去一年内显得尤为明显。但是收入增加率远不如通过分析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历史关系所得出的预计那样高。典型的对报酬增长的限制逐渐显现出来，至今已经有数年之久，这似乎是工人巨大不安全感的后续反应。1991年，经济衰退至谷底之时，一份由国际调查研究公司（Inter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orporation）发布的针对大型企业员工的调研报告中指出，25%的人害怕被裁员，而等到1996年时，同一家公司得出的调研结果是46%的人害怕被裁员。

员工在离职寻求新的工作计划一事上畏葸不前，而劳动力市场收紧更是加剧了这种忧虑，于是人们都倾向于签订更长时间的工会合同。以往数十年，合同期最长都不超过3年，而时至今日，更多的是那些强调工作稳定性的5年或6年的长约，其中提到的工资增长幅度则很小。近年来，员工停工或罢工的现象相对少见，也证明了员工对工作稳定性和安全感的重视。

因此，这些年来，员工变得非常愿意接受工资的小幅增长来换取更大的工作稳定性，这种现象是绝对经得起考证的。

[0]黄金降落伞：指资深主管被解雇时获得大笔补偿金的协议。——译者注

[1]参见第46页，《国富论》（亚当·斯密，1776年）节选。

[2]参见第47页，1997年2月26日艾伦·格林斯潘在银行、住房及城市事务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讲话节选。

[01]多德-弗兰克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核心内容就是在金融系统当中保护消费者。——译者注

[02]影子银行系统：又称影子金融系统，是指银行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交易到资本市场，房地产行业传统上由银行系统承担的融资功能逐渐被投资所替代，属于银行的证券化活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