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20世纪70年代，《鲍威尔备忘录》呼吁商业界利用其控制的资源击退民主化浪潮。权贵阶层担心“过剩的民主”正在滋生，希望建立起更好的灌输教化体系来控制舆论，促使民众退回到消极状态中去，只留下“合时宜、识时务”的人。

20世纪70年代，商业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火力密集且步调一致的攻势，试图击退尼克松时代寻求平等主义的努力。

你可以在各个方面体会到这种攻击的力量。从右派方面来说，如著名的《鲍威尔备忘录》（Powell Memorandum），这是由日后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鲍威尔1971年为美国商会（重要的商业游说组织）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告诫他们商业的力量正在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必须采取措施“反击”。[1]

《鲍威尔备忘录》指出：在美国，受迫害最严重的就是资产阶级。那些老板们、富人们，经历着彻头彻尾的迫害。世道正被癫狂的左派分子所控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还有新闻媒体、大学校园。但是我们（商业界）有钱，完全可以任性地反击，当务之急就是利用经济力量来拯救鲍威尔口中所谓的“自由世界”——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权力。

当然，他是用辩护的口吻来描述此事的，宣称“保全我们自己以对抗外部势力”。但仔细审视，这其实是在呼吁商业界利用他们对于资源的控制力，转化为强力攻势以击退民主化浪潮。

过剩的民主

在国际自由主义者那边，也能看到几乎同样的反对浪潮。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于1975年发表的第一份重要的研究报告正是针对这一主题，名为“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三边委员会由国际自由主义者组成，成员来自三个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地区：欧洲、日本和北美。卡特政府的组成人员几乎全部来自这个组织，这一点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性质，这是政治光谱上的另一个极端。[2]

现在，三边委员会同样被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震惊，并认为“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回击”。他们担心，一种所谓“过剩的民主”正在悄然滋生。那些原本逆来顺受和循规蹈矩的群体，例如女性、青年人、老年人以及劳动人民——这些有时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群体正开始组织起来并试图登上政治舞台。三边委员会还担心这种群体给经济体系施加了太多的压力，甚至将导致经济体系在这种压力之下崩塌。因此，必须使这些群体重新回归到原本消极被动的状态，让他们“去政治化”。

三边委员会格外关注发生在年轻人中间的变化，这群年轻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各类事件中冲在最前线，他们过分放任自由、太有主见。用三边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中小学、高校及教堂这类承担“灌输下一代”职责的机构履职不力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必须实行更为“适度的民主”，局面才能有所改观。

三边委员会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出建议举措，以重新建立更好的灌输教化体系来控制舆论，促使民众退回到漠不关心和消极被动的状态，只留下社会中“合时宜、识时务”的民众和团体。在各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实施了多种多样的措施，而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经济上的改变，则为实施这些举措提供了路径和手段。

教育与灌输

虽然很难在教育与灌输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能轻易地发现一种普遍存在的趋势。以灌输教化年轻人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起，就能逐渐看到为控制大学生所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如果你还能回忆起那段光景，那是在入侵柬埔寨之后，美国国内炸开了锅，大学停课，民众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这种控制手段形式多样，就连大学校园里的建筑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那时起，新型的大学建筑格局（这种格局也是国际潮流）就始终是为防止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而设计——将学生们引至幽暗的小巷或是犄角旮旯，而不要再设计出类似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史布罗广场那样的地方，因为这种场所最适合学生们聚集起来掀起波澜。

也正是从70年代起，大学的学费开始不断上涨，至今已高到离谱。而学费上涨这件事，无法在任何文件上找到精心策划的痕迹，但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学费上涨的结果之一就是剥夺了一大批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那些承受得起学费的人，绝大多数最终也深陷还债压力之中。如果一个大学生刚毕业就背上了10万美元的债务，那他就被套住了。同时，他们所面临的其他选择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这种债务事先经过周密的设计安排，导致人们根本无法偿还，也无法像处理商业债券或其他个人债务那样宣布破产。这类债务在有生之年都将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一般，日后还会吞噬个人的社会保障金。于是，你只能向权力俯首称臣。

就连K-12教育[3]也没有逃过这一魔咒。K-12教育的趋势就是将教育日益简化为机械性技能的传授，校园里培育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土壤遭到侵蚀——学生和教师都未能幸免。这也正是“应试教育”里，“不落下一个孩子”“力争上游”这些教育口号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应被视为灌输与控制的具体手段。毫无疑问，要达成这一目的，还有个办法就是简单粗暴地减少乃至消除民众接受免费教育的机会。

特许学校[4]体系的崛起是另一种十分露骨的试图毁灭公立学校体系的伪装手段。特许学校是公共基金流入私人机构的一种渠道，这种流动削弱了公共教育体系的根基。公立学校占尽优势却没有良好表现，这种现象遍及全国，那就只能把公立学校全部取消。

《纽约时报》曾经刊载过一篇报道，一些医生对贫困地区的儿童使用药物治疗手段以提升其学习成绩，而医生们明明知道：孩子们的身体并无问题，只是我们的社会已病入膏肓。用报道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决定不去改良社会，而是去改良儿童。这些孩子都是来自于贫困地区经费拮据的学校，他们学业表现不好，因此我们得给他们下药。其实做出这些决定的并非构成整个社会的我们，而是那些控制这个社会的当权者。

谴责反对者

“反美”这一概念十分有趣，这本应是极权主义语境下的专用名词，不应该存在于自由社会里。在意大利，如果有人抨击贝卢斯科尼或是意大利政府的贪腐问题，他们并不会被称为“反意分子”。事实上，真要冠之以“反意分子”的名头的话，罗马或米兰街头的群众都能笑破肚子。而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称呼是常见的。如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反苏分子”——这不啻为最严厉的谴责。在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巴西，那些反对者也被称为“反巴分子”。但这类概念或称谓只会存在于那种社会、文化、人民都和国家同一的政治文化之中。因而，在这种情境下，当你抨击国家权力时——这里的“国家权力”既包括政府权力也包括国有企业的权力——当你在抨击集权时，就是在对抗整个社会、对抗全体人民。让人震惊的是这种概念居然在美国出现，据我所知，我们身处的美国社会是仅存的民主尚未沦为笑柄的社会。这也表现出了精英文化中的那些丑恶面。

现如今，无法否认的是，反对者无论在哪个社会都会受到污蔑或虐待，只是形式会因社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别。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反对者可能会被关进监狱；而在同时期的萨尔瓦多，反对者则会被美国“国营”恐怖组织爆头。在另外一些国家，反对者可能仅仅受到谴责而已，遭受各种污蔑和言语中伤。我认为这很正常，是预料之中的事。在美国，“反美”就是一种辱骂性的语言，类似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等字眼。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度极高的国家。我们几乎能对任何事情提出反对意见，这恰恰证明：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尽管也存在约束，但你和周遭绝大多数人一样，都还是享有相对特权的，也拥有较高的自由度。就算你被某些政治神经敏感的人污蔑，又有谁会特别在意呢？你还是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

国家利益

对持右翼立场的鲍威尔来说，“我们有钱，我们是受托人，我们就是要推行纪律。”自由主义者们虽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但也还是殊途同归。实际上，三边委员会确实提出过“媒体失控论”，指出如果媒体继续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为了让他们守规矩，政府管控是完全必要的。只要看看媒体上的各种报道就会清楚，他们现在顺从得让人难堪。尽管如此，媒体偶尔还是会发布一些自由主义者们不喜欢的报道，让他们难以接受。

如果仔细研读一下他们的研究报告，有一类利益集团从未被提及——那就是私营企业。这不难理解，因为从定义上而言，私营企业本来就不是什么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代表着国家利益。所以，他们采取任何行动都是被许可的，比如指使政治说客、花钱操控选举、安插自己的人在政府行政机关、做出决策等等。这倒不要紧，但是剩下的人们——那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只得默不作声。

这就是整体情况，可以视为强烈抵制民主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比起这个层面来，更主要的抵制方式就是直接改造经济模式。

延伸阅读

《鲍威尔备忘录》节选

1.攻击的维度

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深知美国经济体系正遭受广泛的攻击。这种攻击的强度、范围、所应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可辨识度是不同的……

2.攻击的来源

攻击的来源多元化且分散。不出意料的是，这些攻击主体主要包括：共产主义者、新左翼分子以及那些试图摧毁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改革派分子。较之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目前这批左翼极端分子无论是在人数规模上还是在资金支持上都处于巅峰期，社会方方面面给予他们的欢迎、支持与鼓励也越来越多。然而，他们仍然是少数派，目前还不是需要担心的主要原因。

在这场批评声浪中，最使人不安的声音恰恰来自社会中最受尊敬的那些群体或领域：大学校园、教堂讲坛、新闻媒体、知识分子、文学期刊、文艺界、科学界和政治家们。尽管在绝大多数上述群体里，参与到这场反对现有体系的运动中去的人都是少数分子，但他们也正是最善于表达、最直言不讳的一群人，他们在文字上和语言上都创造了最多的“作品”。

3.攻击的基调

……在所有针对美国商业的反对者中，展现出最大影响力的一位应该是拉尔夫·纳德，这主要得益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使他成为其身处时代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千百万美国人民的偶像。最近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纳德的：“纳德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而支配他的那种激情，试图将他所仇恨的对象砸个稀巴烂，而这一对象正是企业权力……”

4.商业的冷漠与缺席

……美国商业明显地陷入困境；对于外界广泛的质疑，回应显得苍白无力且有姑息让步之嫌；现在是时候将美国商业体系中的智慧、技巧和资源集结起来以对抗那些试图摧毁它的人，尽管这一天的确是姗姗来迟。

5.企业管理者的责任

……对于企业家们而言，压倒一切的首要需求就是要认清终极命题：让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存续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给美国带来力量和繁荣发展，才能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

6.更激进的态度

在各个历史阶段，美国商业界曾经都充分展现了自身在生产及影响消费者决策方面的强大能力，现在是时候将这种能力与才干充分发挥并应用于保全自身的努力上来了。

《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

三边委员会的报告》节选

1.美国民主制度的活力与治理能力

20世纪60年代，我们见证了美国民主精神的伟大复兴。那段时期的主流趋势包括：挑战已有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增加民众在这些制度中的参与感与控制度，对政府行政部门集权的强烈抵制行为，支持对国会、国家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申，重申对知识分子及其他精英所提出的平权概念的承诺，为公共利益进行政治游说的团体大量涌现，更多人关注为少数族裔、女性提供参与政治活动及经济生产的机会及权益，那些拥有——甚至只是被视为可能拥有——过剩的权力及财产的人遭到漫天遍地的批判。抗议之风盛行，平权主张四起，普天之下充溢着揭穿及纠偏不公平现象的强大动力。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杰克逊式民主、揭发黑幕以求进步，其蕴含的理念与信仰深植于美国历史传统之中，但是像那样牢牢控制着人们强烈的激情承诺的情形并不多见。在那段日子里，我们见证了民主理念的蓬勃生机，那是民主思潮甚嚣尘上、重申民主平等主义的10年……

20世纪60年代，我们自然也就看到了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活动明显上升，主要形式包括示威游行、抗议活动以及各类“事业”型组织的兴起（这些组织包括“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0]、由拉尔夫·纳德发起组建的各种团体、其他一些环保类组织等）。这种全社会范围内参与群体的不断扩展表现为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白人少数族裔、学生和妇女等群体的自我意识均显著增强，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动员和组织起来以求得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的应有地位和社会红利中的应得份额……那些曾经属于民众中消极被动且无组织的群体开始投身到争取他们机会、地位、社会红利及权益的共同行动中来，而这一切他们以往都认为事不关己……

2.政府权威的衰减

……20世纪60年代刮起的民主旋风，全面挑战了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既有的权力体系。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这种挑战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合：家庭、大学校园、商业界、公共或私人机构、政界、官僚体制及军队。人们不再被迫听命于那些在年龄、级别、社会地位、专业技能、名誉或才华上高于自己的人……那个时代的权力体系明显有悖于同时出现的民主及平等主义之风，因此，构建起这一权力体系的三块基石——层级体系、专业技能、财富水平——无一例外地受到严重抨击。

3.结论：通向民主权力平衡之路

阿尔·史密斯（Al Smith）曾经表示，“对抗民主之流弊的唯一解药就是更民主。”我们的分析则表明：若是在当下服下这一帖良药，很有可能会火上浇油、适得其反。当前美国某些治理方面的问题反而是由过剩的民主所滋生——当年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在谈到杰克逊式民主革命加速了南北战争的进程时用到了“过剩的民主”一词，两处语义并无二致。因此，现在需要的是更为缓和和节制的民主。

[1]参见第27页，《鲍威尔备忘录》节选。

[2]参见第29页，《民主的危机：就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写给三边委员会的报告》节选。

[3]K-12教育：指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教育，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译者注

[4]特许学校：自1990年以来，在美国兴起的众多公办民营学校之中的一种学校类型。——译者注

[0]共同事业组织：由约翰·威廉·加德纳于1970年创建的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政治游说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在35个州设有分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