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反对工会的情绪异常强烈。工会和劳工组织之所以会被打压，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他们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为其他普通民众争取权益而不懈努力。这扰乱了特权阶层的美梦。

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有序的力量，尽管还存在瑕疵，但历来都冲锋在改善普通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前线——这种力量就是劳工组织，这一力量也是对抗导致公司暴政的恶性循环的唯一阻力。

工会和劳工组织之所以会遭受近乎疯狂的集中攻击，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股民主化的力量。他们在保障工人权益的同时，也为其他普通民众争取利益而不懈努力。这扰乱了那些管理并掌控着社会的权贵们的美梦。

在美国，精英阶层中反对工会的情绪异常强烈，以至于就连基本的自由结盟权在美国境内都不被认可。而这种结盟权既是工人权益的核心基础，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据此推论，组建工会的权利自然也是从未被认可，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也许是全球所有重要国家里仅有的异类。这种权利被认为是远在美国政治光谱之外的内容，因而几乎从未被人提及或考虑过。

商业阶级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而日益崛起的大众权力总是会引发商业阶级和教养人群内心深层而实在的忧虑。他们始终认为“过度的民主”是个严重的问题。与其他同类型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漫长而血腥的工人运动史。工人运动曾经非常强势，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今天的情况倒有点儿相似——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制造的红色恐慌（red scare）[1]中，加之其他因素的诱发，工人运动遭遇灭顶之灾。［杰出的劳工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在其主要代表作之一《劳工团体的没落》（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er）一书中描述了这段历史。］

此后，工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几乎处于完全蛰伏的状态，到了30年代中期终于开始复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组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吸引了大量民众投身其中。联合会的出现还激励并带动了其他类型社会活动的发展，包括民权运动、劳工组织、社会及政治运动等等。在这其中，还有一种我们今天不能说的、所有各类社会活动中的先锋部队——共产党。[2]

罗斯福新政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非常赞成以惠及全体民众为目的进行改革式立法，但是首先得想办法使这些法案获得国会通过。于是，他示意那些工人运动领袖及相关人士，“逼我就范吧，如果你们有能力逼我就范，我将欣然推动此事。”他所表达的意思是，工人领袖应该进入公众视野、举行示威，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抗议、罢工，使工人运动发展壮大起来。当民众施加的压力足够充分时，他作为美国总统就能推动那些符合工人意愿的立法获得通过。这届政府既富有同情心——愿意带领民众走出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时期本就是由金融危机所引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深重灾难——也能够制定普惠性的法规。

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商业界的确产生了分歧。全球市场导向的高科技企业支持新政，他们并不反对工人获得权益和体面的收入，同时也对新政时期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国际化倾向颇有好感。而美国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及其会员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内市场导向，它们自然会对新政强烈抵制。这样一来，“人类主宰者”内部便开始分化。例如，通用电气公司的负责人就是罗斯福的忠实拥趸。正是由于这些大企业的支持，加上大规模的民众暴动，罗斯福的新政立法工作才能取得全面胜利。这场胜利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态势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消弭了大萧条时期遗留下来的最负面的影响。然而失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一问题直至二战时期都持续存在。[3]

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有同情心的政府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存于世。既有罢工运动风生水起，又有静坐示威活动，令工厂主们惊慌失措。必须认识到，静坐示威的下一步就是说出“我们不需要老板，完全可以自主运营工厂”这样的话。生意受此打击自然是一落千丈。30年代末期的商业新闻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报道“实业家所面临的危险来自于正在崛起的群众性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被镇压；我们必须加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战争中”去，与“向民众灌输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搏斗。这听起来有点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实则是商业阶级为了打赢这场阶级斗争，披上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而已。30年代的商业界文献资料的确颇有几分“鲍威尔备忘录”的风格和语调：“我们失败了，一切正在走向毁灭。”实际上，商业界开始研究出一种当时所谓的破坏罢工的科学方法。既然暴力已然无法解决罢工问题，不如采取一些更加复杂而精妙的办法来削弱工人运动的能量。

大萧条的余威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政府主导了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继而引发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几乎翻了两番——使得大量人口重返工作岗位。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资源投入，也为战后美国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个人电脑、因特网，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玩意儿，若是追溯其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新兴技术其实都是在国家经济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出来的，绝大多数高科技经济都是通过同样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商业攻势

二战期间，一切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一旦战事结束、百废待兴，来自商业界的攻击波便席卷而来。比如，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he Taft-Hartley Act）[4]和[5]就在大量企业进行宣传攻势时被奉作金科玉律。这种攻势旨在打击工会组织、强占并控制教育系统和体育联赛、渗透教堂，蔓延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此事，有诸多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商业界的另外一招就是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一种更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必须诱导民众，对理应是潜在民意工具的政府心怀憎恨及恐惧，而私营企业却置身事外，从而滋生出某种形式的暴政。在富人和权贵阶层看来，企业拥有的权力越大、政府的权力越小，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简而言之，就是诱导民众憎恨政府。而另一方面，民众又必须支持政府，因为私营经济在各方面都极其依赖政府的支持，包括：支持高科技经济、对企业提供紧急援助以及提供国际武力支持等等——范围很广。

在里根执政时期，商业界的攻击势头变本加厉、尤为猛烈。里根几乎是直言不讳地向商业界宣布：“你们如果想要以非法手段去打击工人们有组织的行动、破坏罢工，那就放手去干吧。”实际上，非法破坏罢工行动的数量一路飙升，而非法解雇工人的数量也增至原来的三倍。甚至在里根执政之前的1978年，汽车工人联合会（the United Auto Workers）主席道格·弗雷泽（Doug Fraser）就对这种情况表示哀叹，他说，“商业界向工人阶级挑起了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等到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更是发展到了极致。而现如今，私营产业工人中仅有不到7%的人归属于工会组织，这绝非工人们没有组建或加入工会的意愿——民调显示他们极其渴望组建工会——而是他们不被允许这么做。[6]

几年前，在威斯康星州的首府麦迪逊市以及其他州，我们看到了民众支持工会组织的鲜活案例。2011年，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及其富豪支持者科赫兄弟联手共和党立法机关，对工人运动力量的最后残余进行绞杀，这一行为遭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麦迪逊市，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并“占领”州议会大厦，此举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民调显示，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这些抗议人群。尽管上述做法并不能直接阻止立法进程，但这种局面若是持续下去的话，极有可能引发政府富有同情心的回应，进而实施相应政策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金融机构所关注的问题）。战后来自商业界攻击波的影响就是：阶级意识强烈的商业阶级施加了诸多暴行，但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反击。

新的时代精神

如果你是有权有势之人，就一定会想要维护自身的阶级意识，同时把其他所有人的阶级意识磨灭得一干二净。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早期的美国，劳动者有着极强的阶级意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受雇佣的劳工在本质上与奴隶大同小异，唯一的差异只是劳工是临时奴隶罢了。实际上，这种想法如此普遍，甚至都成了共和党的口号。受这种想法驱使，北方的工人们参与到南北战争的战事中去，希望消灭南方的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和北方的薪资奴隶制（wage slavery）。“劳动人民理应接管工厂”是当时一些大规模劳工组织提出来的口号。

这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其原因耐人寻味。150年前，在工业革命早期的美国，新闻出版享有极大的自由度。举例而言，劳动者可以在工厂或是其他地方自行办报，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0]东部地区。在这类报纸上面，有一些常见的主题。例如，对于当时工业制度的强烈抨击，认为这种制度把自由的美国人民都基本上变成了奴隶。受雇佣的劳工被视作与奴隶毫无二致的群体。然而最令人震惊的主题是对于某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批判，引用其原话来说，这种精神就是“许我一人富、他人皆不顾”。这是发生在19世纪中叶，150年前的“新精神”——你闷声发财，把其他人抛诸脑后。对此的批判体现了极其敏锐的阶级意识。出于权力与特权阶层利益的考虑，将这种阶级意识从民众脑海中清除干净是明智之举，绝对不能让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受压迫阶级。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应该都清楚了吧：“阶级”已经成了禁忌字眼，是不能说出口的。[7]

各位应该都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第一段，就是关于屠夫、面包师那段，人人携手共同努力以及劳动分工是多么美妙。但能坚持看到第450页的人应该为数不多，作者在这一部分严厉谴责了劳动分工，他说劳动分工把人变成了最愚蠢无知的一种生物，因为人们被驱使着去完成简单而程式化的任务，才智与创造力完全得不到锻炼与发展。因此，他大声疾呼：在每一个文明社会里，政府都应该出手干预，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不是机器人，埋首工作但依然是活生生的人。身而为人，就意味着我们能从丰厚的文化传统积淀中——不仅是本族群的传统也包括其他族群的传统——获得滋养，从中获取的不仅仅是技能而已，还有智慧。也应该成为能够思考——能够创造性地思考、独立思考并上下求索——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内涵特质，那么的确很有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若是想要构建一个值得你我拥有的社会，这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还有一个不能说出口的潜台词是“利益”。政客说“我们必须创造就业机会”，可以理解为“我们必须得到利益”。他们对就业机会毫不关心，那些说“我们必须创造就业机会”的人非常乐于将就业机会转移至墨西哥或中国，因为这同样能增加收益——这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这些修辞手法上的花招就是竭力想阻止人们看到真实发生的景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也完全预料得到有权势的人会这么做，但是我们必须识破他们的诡计。

阶级意识

事实上，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不如其他同类型工业发达国家，但只要你开始谈论阶级这个字眼，就会引发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现实中，我的一位朋友的确是这么做的。她在一所州立学院讲授历史学导论，在学生们进入课堂之初，她就请他们识别自己的阶级背景，得到了两类标准答案：如果自己的父亲是“阶下囚”，那这个学生就是下层阶级；如果父亲是“看门人”，那这个学生就是中产阶级。这似乎是仅有的两个类别，要么是下层阶级，要么是中产阶级。而当我们谈到劳动者时，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把他们当作中产阶级。正如前文所述，这种语境下的独一无二的美国特色中产阶级正遭受严重打击。

我们所身处的美国，是这样一个极为罕见的国家，在这里，人们不能谈论“阶级”一词。最近一次的人口普查甚至都没有将人群按阶级区分或排序。实际上，阶级的概念非常简单：是哪些人在发号施令？又是哪些人在遵从指令？这一组问题基本上就给阶级下了定义。尽管阶级的内涵更为微妙和复杂，但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

从基因上来看，我们与上世纪30年代的人们毫无差别，因此，当年的人们能做到的事，如今也同样能够实现。当年的民众取得了成功，尽管经历了一段与今天类似的时期——严重的不平等、残暴的镇压、工人运动被摧毁，而且当时的国家远比今日贫困，当时的民众能获得的机会更少。我们完全可以重拾这种传统，扭转当前的发展形势。事在人为，但这种转变绝对不会自行发生，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延伸阅读

《福特公司人员击溃产联组织者；八万钢铁工人罢工；

16人在争斗中受伤》节选

在突发的暴力事件中，工会代表挨了揍之后被赶走，那一天，汽车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尝试将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联合并组织起来。

理查德·T.弗兰肯斯汀（Richard T.Frankensteen）以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汽车业分会代表的身份，组织了一场新会员招募活动，汽车工人联合会西部分会主席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也参与其中，另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陪同他们来监督工会传单的分发事宜。在位于迪尔伯恩的福特红河工厂4号门，他们惨遭毒打，被一次次地打倒在地、被蹬踹，尽管弗兰肯斯汀拼命与暴徒抗争，但最终他们4人还是被暴力驱逐出工厂大门。

工会在声明中指出：在后续的暴力冲突中，福特公司的打手们将那些过来分发传单的工会代表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共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7人是女性。

“这是我有生以来遭遇的最残暴的一次殴打，”弗兰肯斯汀声称，“我们正走在一座人行天桥上，他们扑上来把我们摁倒在水泥台阶上，把我们打倒，然后拎起来再次打倒。”

弗兰肯斯汀、鲁瑟及其他几位受害者，均得到了医生的及时治疗。

1948年9月30日哈里·杜鲁门在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演讲节选

我们十分清楚美国制造商协会是如何精心策划这场针对美国消费者的阴谋的。协会的某位官员对此感到无比骄傲，故而不小心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把故事泄露出来，这次访问内容在取消价格管制后得以发表。现在，请各位都仔细听好了。

在这段访问中，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公关总监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1946年耗费300万美元巨资击垮美国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在报纸广告上耗资150万美元，派遣发言人去往各种妇女俱乐部、公民组织、教师团体等处，共举行了千余场演讲，此外还面向15000名神职人员、35000名农场领袖、40000名妇女俱乐部组织者举行了多场演讲。同时，印有协会宣传文案的传单被发往7500家周报及2500位专栏作家和社论作家。

如此恶毒且精心策划的误导、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攻势，实乃前所未有。

1978年7月17日道格拉斯·弗雷泽致

劳工管理组织的辞呈节选

各位亲爱的劳工管理组织同仁们：

……我极不情愿地发表这样一句结语：我在劳工管理组织的日子到头了。在此，我正式宣布本人将于7月19日从组织辞职……

我认为，参与到这种会议中来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或价值了——无论对我个人还是作为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所代表的150万工人们来说都是如此。我相信，商业社会的领袖们——除极个别人以外——已经决定挑起一场一边倒的战争。这是一场针对劳动者和失业者的战争、这是一场以穷困人民和少数族裔为敌的战争、这是一场欺老害幼的战争，即便是我们社会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也未能幸免。在过去那段见证发展与进步的日子里，曾经存在着某种脆弱且未成文的契约，如今已经被美国工业、商业及金融业的领袖们破坏并废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商界领导及工人领袖们同时来到劳工管理组织的谈判桌前坐下，承认双方既存的差异，去寻找可能存在共识的地方。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美国商业界成功地倡导了一种对疑似良性资本主义的忠诚，这种资本主义强调私人财产、独立自主、自我监管的重要性，同时也拥护自由的民主政治。

很显然，这一体系所体现的效果在“既得利益群体”身上要远远大于在“一无所有者”身上。这种体系得以存续的部分原因是某种不成文的依据：当社会中的某部分群体境遇足够惨淡时，商界翘楚们就会“施舍”一点，以使得政府或利益团体能够稍微改善一下这部分群体的生存环境。而这种“施舍”往往只是发生在一段持久的斗争之后，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运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

我们与商业界的关系又一次破裂，最近的这回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商业界挑起了一场针对劳动法改革议案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工人运动30余年来遭受到的最为凶残和不公的一次攻击……劳动法改革本身根本召集不起来一个工人，确切地说，无良雇主拖延执行或公然违反现有劳动法的能力，将在劳动法改革开始后受到限制，这种拖延或违反使得工人们无法自主选择被工会代表……

跨国企业在崛起过程中，只顾自身利益而毫无爱国主义或道德准则可言，责任心更是荡然无存。在几乎任何一个层级，我都能觉察到企业对于一个温顺的政府的期待和对无制约的公司个人主义的需求。企业曾经盼望工会能听话，现如今，他们希望工会彻底消失。

1845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女工的工厂传单内容节选

当你售出产品时，自己的人格得以保留。但当你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时，卖出去的就是自己。作为一个自由民的权益完全丧失，而沦为富有的贵族阶级所掌控的庞大机构的奴隶，任何人要是胆敢质疑这些贵族手中奴役与压迫的权力，都将受到死亡威胁。纺织厂的工人们理应拥有自由与权力，而不是像专制者所操控的机器一样，这些专制者通过使自由、权益、文明、健康、道德和理智等趋向没落，从而在民主的土地上牢固确立君主制原则，建立新商业封建主义。

[1]红色恐慌：又名红色恐怖，是指在美国兴起的反共产主义风潮。——译者注

[2]参见第122页，《福特公司人员击溃产联组织者；八万钢铁工人罢工；16人在争斗中受伤》（《纽约时报》，1937年5月26日）节选。

[3]参见第123页，1948年9月30日哈里·杜鲁门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演讲节选。

[4]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限制公会权利的法案。这项法案企图从根本上修改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译者注

[5]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排外运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译者注

[6]参见第124页，1978年7月17日道格拉斯·弗雷泽致劳工管理组织的辞呈节选。

[0]新英格兰：位于美国本土的东北部地区，包括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译者注

[7]参见第126页，1845年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纺织女工的工厂传单内容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