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政策与公众态度是不相关的，而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富人们在管理着这个国家，他们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全民的福利是次要的，有时甚至可以被忽略。

杰出的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曾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基于民意调查数据结果，来探讨公共政策与公众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内容非常明确——政策大家都看得到，而公众意见也都能从广泛的民意调查中了解到。在其一项研究中，他与另一位出色的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一起，研究了1700余项政策决议，将其中公众态度和商业利益的不同影响程度进行对比。我认为他们所展示的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即：政策与公众态度是不相关的，而与商业利益密切相关。吉伦斯还在其他研究中表明，总人口中约70%的人对政策没有丝毫影响力——在美国是这样，在其他国家恐怕也是如此。当收入及财富水平不断增长，你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也随之增长，而富人们则基本上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

民调数据还不够精炼，所以吉伦斯并没有针对人群中最富有的10%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一定的误导，因为权力真正集中在那1%的人之中的一小撮而已。如果研究能深入到这种程度的话，就能非常清楚地发现：富人们能得到一切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基本上是他们在管理着这个国家。

政策与公众利益不符是一个既成事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此事由来已久。政府制定政策是为了执行国家权力意志，也是为了执行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权力意志。在当前形势下，主导群体主要来自于商业界。全民的福利是次要的，有时甚至可以被忽略。这一点全体民众也都知道，这也就是大家对各类机构——其实是所有机构——普遍怀有强烈对立情绪的理由。因此，国会的支持率经常只有个位数的百分点，总统讨人厌，企业招人烦，银行令人憎恶——这种对立情绪扩散至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就连科学都不被人待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科学？”

无名怒火

我们仍能看到不少全民动员和社会运动的现象，但这些活动都朝着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方向前进。它们采取了无名怒火的形式——人与人之间或是针对弱势群体的仇恨与攻击。这是一种相当非理性的态度——民众被动员起来对抗自身利益，毫不夸张地说，对抗的完全就是自己切身的利益。大家还会去支持那些旨在不遗余力伤害民众的政治人物。这些事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无论是电视上还是网络上都能看见，每天都看得见——无名怒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是如此。这一过程中，社会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但这恰恰是权贵阶层的目的所在。他们就是要让民众之间互相仇视、彼此惧怕，“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就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例吧。多年来，我一直用文章和讲演向公众宣扬这样一种危险——一种由诚实而有魅力的思想家的崛起带给美国的危险。这种人充分利用公众的恐惧与愤怒，并将这种原本指向社会痼疾背后实际原因的情绪转移到弱势群体头上。多年来，这种危险一直真实地存在着，而由于特朗普所释放的能量，所导致的危险程度更为严重，即使他本人根本不符合所谓“诚实的思想家”这样的头衔。他除了会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之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体系。

特朗普在那些什么都恨的人中赢得了巨大支持，每次当他发表恶毒的评价——无论针对什么人——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这是一种完全基于仇恨与恐惧而生的局面，我们所见到的现象就是“普遍的愤怒”。这群人中大部分是白种人、都是工人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被弃若敝履。他们经历了一个停滞和衰落的时代，一个民主功能衰退的年代，甚至连亲手选出来的议员都几乎不怎么反映这一群体自身的利益与诉求。他们手中的一切都被剥夺了，自己身上完全看不到经济增长，那只是别人的事情。所有各类机构似乎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而他们也对各种机构极为蔑视，尤其是国会。他们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国家——因为某些“不知是谁的人”会将国家从自己手中夺走。这种把更为脆弱与深受压迫的人群当作替罪羊的做法，这种以为自己被“自由派精英”所宠溺的幻觉，经常伴随着苦涩的结局，这一切都再熟悉不过。但有一点值得牢记于心：真正的恐惧与忧虑，是能通过严肃而有建设性的政策来解决的。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曾在2008年也支持过奥巴马，相信其所传递的“希望与改变”的信息，结果自然是既没看到一丝希望也没看到一毫改变。遗憾的是，当他们刚刚幡然醒悟，就马上又被另一个骗子诱惑，相信其提出的另一个版本的“希望与改变”。显然，当这种意象幻灭，必将导致丑陋的反应。但如果真能实施一个实际而富有意义的项目，以此真正地激发起民众的希望、郑重承诺并实际带来急需的改变，那样的结果将会令人满怀希望。遗憾的是，我们的现实做法却是：针对所有事物的普遍愤怒。

在4月15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你能更加明显地体会到这种情况。4月15日是一种衡量社会民主程度的标尺，因为在这一天你得缴税。如果一个社会真正实现民主，那么4月15日应该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民众聚集起来、决定为政府计划和活动投资，这些计划和活动本身就是由民众来策划并认可的。哪里还会有比这一天更好的日子呢？你应该为之击节叫好。

但在美国却并非如此，这一天就像哀悼日一般。就仿佛某种毫无瓜葛的外星力量此时突然降临地球，把我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偷走——你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这么干。而这居然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在公众意识中——是评估民主是否真正发挥其功能作用的一个标准。这可不是一幅美妙的图景。

我们正在描述的存在于美国社会里的发展趋势，若是不得到彻底改变，将会建构起一个极端丑陋的社会。一个建立在亚当·斯密卑鄙格言——“一切皆归于我，不留锱铢与人”——之上的社会；一个建立在新的时代精神——“许我一人富、他人皆不顾”——之上的社会；一个正常的人类本能及情感——如同情心、团结互助、相互支持——都被驱散殆尽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实在是太过丑陋，我甚至都不知道还会有谁愿意身处其中。就我本人而言，肯定不愿让自己的子孙们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头。

如果一个社会以私人财富的控制为基础，那必将反映出这样的价值观——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对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贪婪和欲求。如果说一个较小规模的社会是基于这种原则的话，那么它尽管丑陋但仍能生存下来；而若是整个全球社会都是基于这样的原则，那世界将必然朝着大面积毁灭的方向前行。

物种的生存

在我看来，未来非常令人沮丧。也就是说，我们正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回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人类面临着切实存在的物种生存危机。人类这个物种能否存续——至少是以某种体面的形式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极为紧要的问题。

2016年11月8日，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将举行一场选举，为自己的未来打上新的烙印。选举的结果将政府全面的控制权——包括行政、国会和最高法院——都交到了共和党手中，使本届政府成为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组织。

上述内容除了最后一句话，都是毫无争议的。将其称为是最危险的组织——这句话或许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甚至是骇人听闻的，但果真如此吗？事实证明这种说法并无不妥。共和党正殚精竭虑地朝着毁灭有组织的人类生活这一目标迅疾飞奔，选取这样一种立场当真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说法是否过于夸张？想想我们刚刚亲眼目睹的一切吧。当选者要求迅速增加包括煤在内的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废除监管规定，拒绝对发展中国家使用可持续能源的转型过程提供帮助。一言以蔽之，就是竭尽所能地朝着悬崖边缘飞奔。

目前，我们已然能看到一些直接的后果。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缔约方会议（COP21）[1]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谈判，目标是编制一份可检验的协定，但结果却是只能勉强接受一种口头承诺式的协定，正是因为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拒绝接受任何有约束力的承诺。随后在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次缔约方会议（COP22）[2]试图填补这个空缺。会议于2016年11月7日开幕。11月8日，恰逢美国选举日，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发表了一则关于全球环境破坏现状的可怕而不祥的报告。随着美国选举结果的消息传来，大会不得不转而考虑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布退出并企图破坏此次会议，那么会议的整个进程还能否继续。这次大会没有形成任何重要议题就宣告散场，这情景令人十分震惊！坚持为人类体面生存保留希望的领头人是中国！而头号破坏者却是几乎孤立的“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对此，人们再一次发现：这个场面令人无言以对。

同样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在关于这场盛大“选举秀”的海量报道中，气候变化大会的事宜被提及时顶多也就是一笔带过——这令人震惊。对于这种情况，至少我是茫然四顾且无言以对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正走向一个连孙辈们甚至都可能无法生存的世界。我们一步步走近万劫不复的环境灾难——说“走”还不恰当——应该说是在朝着灾难狂奔。迫于商业界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美国正成为加速这种危险的“排头兵”和“先行者”。随手翻阅一下新闻头条就能略知一二。《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对北极冰盖（the Arctic ice cap）的测量结果进行了披露。简而言之，事实证明其融化的速度要远远超出曾经参照某种复杂的计算模型做出的预期。北极冰盖的融化将会对整体气候状况带来极其重大的影响。

情况每况愈下，因为当冰盖融化，地表所能反射的太阳能量就会减少，相应的也就有更多的太阳能量进入到大气层，从而制造出一种完全失控且逐渐恶化的非线性过程。文章同时还报道了政府及企业的反应，它们满心欢喜。因为冰盖融化能产生新的可供挖掘开采化石燃料的区域，也就能够加速这一毁灭性进程，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这真是“棒极了”。

我们的后代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好吧，来吧，就让我们肆无忌惮地加速这种进程吧——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海平面上升，孟加拉国的亿万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而类似的后果也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这也就证明：要么是对我们的孙辈及其他类似群体明显漠不关心，要么是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切同样明显地视若无睹。

另外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就是核战争，这种威胁影响人类生活已长达70余年，而且还在进一步加剧。1955年前后，伯特兰·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世界人民发起强烈请愿，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这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选择：即大家——全体人类——必须决定是放弃战争还是走向自我毁灭？历史上，人类曾经有数次都离自我毁灭咫尺之遥。《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杂志设立了一个名为“世界末日钟”（Doomsday Clock）的装置，这一装置自1947年起开始运行，正好在人类首次使用原子弹之后不久。末日钟测量着我们距离“午夜”的距离——午夜也就意味着人类灭绝之时。就在两年前，末日钟的时间被调整为离午夜又近了2分钟——也就是距离午夜只有3分钟的时间[3]。调整的理由是核战争及环境灾难的威胁都在激增。政策制定者们还在不断增强这些威胁，我们不仅正在创造这样的未来，还正使这种毁灭进程加速袭来。

权威结构无法自证

我们的智慧不足以详细描绘出一个完全公正、自由的社会该有的样子。但也许我们能制定出一些指导方针或行动纲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发问，如何才能朝着这种理想状态进步。20世纪末期杰出的社会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只有当生产、商业、传媒等各类机构都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tic）的控制下，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功能健全的民主社会。他说，“政策是商业利益投射到社会之上的阴影”，这句话基本没错。

任何一种权威、统治与等级制度的结构体系——就是指一些人发号施令而另外一部分人遵从指令——都是无法自我验证的。这种结构体系必须想办法去验证其自身的合理性，即担负着所谓的举证责任。如果你仔细探查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种体系通常是无法自证其合理性的。既然无法证明，那我们理应废止这些体系——通过废除不合法的权力表现形式来努力拓展自由与公正的影响范围。对于组织有序、坚定的、全身心投入的民众而言，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对这种权威结构进行监管，同时还要质疑其存在的理由。这直接源自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论元素，这些元素既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原则，却也是民主制的表现。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两者之间都并非对立关系。这只是看待同一类问题的不同方式，而这个问题就是：受群众欢迎的决策制定过程是否掌握在那些关注决策及其影响力的人手中。实际上，这些年的进步——我们都非常庆幸地认识到这是一种进步——正是如此。

改变

我此生耗费了不少精力在社会运动上，视之为一项完整事业。这不是一件抛头露面的事，我也并非格外擅长此道……也不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者。之所以局面有所改变，完全是因为有许多人长期以来致力于此。他们在其所在社区、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甚至是任何他们恰好经过的地方都不遗余力地为之付出，因此也就奠定了群众运动的基础，这种运动将会为我们带来改变。这也正是历史上任何事件发生的通用规律。

不妨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美国社会所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是世界上首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言论自由并未在《权利法案》和宪法中得到真正的保障。20世纪早期，言论自由问题才在最高法院被提及，而对这一问题最主要的贡献则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其中的关键事件是发生在民权运动中的一则案例，随后才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人们争取权利、拒绝让步。在这种背景下，最高法院才为言论自由设定了非常高的标准。或是以女性权利为例，女性同样也是通过先识别出压迫性组织体系的存在，继而拒绝接受这种体系并引导其他民众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来。这就是赢得权利必经的路径。

实际上，并不存在通用的解决方案，针对某个特定问题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法，至少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针对所有问题的通用解决方法并不存在。我们所享有的权利正是这群热衷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努力争取来的。他们不仅仅只是通过被动接受信息来执行政策，同时还主动促成政策与民众间的相互理解。请记住，这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当你尝试去做某些事情，同时就能学习、领会到整个世界运转的规律，从而更好地理解应该如何继续做好这些事。[4][5][6]

民众学习的方式就是通过互动交流，这种学习形式即便是在先进的科学领域都是有效的。当你前往一个科学实验室实地观察，人们互相沟通交流、互相挑战，他们提出一个点子，然后从同事或学生那里得到反馈，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如果你是孤立的，那么即便是个天才，想要靠自己苦思冥想来研究出一些成果也相当不易。因为缺乏资源、缺少支持，缺少那种支撑你去努力发现自我、探索世界、思索从何入手研究问题的鼓励。

工会代表着一种极富教育意义的力量，不仅能为工人的权益努力抗争，同时也使工人接受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因此，当社会中有如同工会那般运行良好、影响重大的组织时，你就能学会从何处入手解决问题，能与其他人互相鼓励、互通有无，观点或想法就能在接受挑战中不断改进。接下来，你就有能力克服意料之中的来自精英机构的阻力——那种将你阻隔在他们不希望让你了解的事务之外的阻力。这与其他方面发生的事情一样，就是与权力阶层进行持续的斗争。

“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期间，在开罗解放广场抗议活动早期阶段，政府施加了非常明显的压力。大量组织活动的行为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渠道，因此，穆巴拉克总统做出关闭因特网的决定，试图阻止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来的抗议活动。而由此带来的后果又如何呢？群众运动的数量反倒是增长了，因为人们回归到了真正重要且有效的沟通形式——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展开了真正的对话。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直接的人际交往收效明显，包括：直接将人们组织起来，将主张亲口说给他们听并聆听他们的诉求等。社交媒体很有效，所有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者们都在使用，但这效果远不如亲身加入一场直接与人们面对面的讨论中去。我们是血肉之躯，不是机器人——务必牢记这句话。

那么，对于“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只要是自主选择去做，什么事都行。事实真相是，从相较之下的标准来看，我们算是生活在一个自由度极大的国家里。这种状态并非来自上苍的恩赐，目前所享有的自由都是前人通过艰苦卓绝、苦难深重、勇敢无畏的群众斗争得来的，而现实就是我们已经拥有自由。我们拥有的这份遗产，是其他人斗争换取来的一笔巨大财富。因而也就赋予我们大量机会——从诸多方面看，我们身处的社会仍然是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地方。政府实施强迫行为的能力极为有限，商业社会即使想要采取强制手段，也并不具备相应的机制。因此，只要大家能组织起来，像过去那样为争取自身权益而抗争，我们就能实现很多事情，取得许多胜利。

我认为我们在社会、文化层面以及在制度上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缺点与瑕疵——这些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在常规公认的框架体系之外着手运作才能改正这些问题。同时，人们必须寻求新的政治行动方式。改变已经悄然发生，主要是在年轻的人群中间——年轻人历来是改变发端的地方。而这些改变将走向何处？这取决于你，方向就是由每一位像你这样的普通民众来决定的。

我的多年至交、已故的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曾经这样说道，“真正重要的往往是由不知名的人们所做的数不胜数的小事，正是这些人为那些足以载入史册的重要事件的发生打下基础。”是他们，用行动在过往的岁月中留下足迹；依然是他们，还将继续用行动在未来的日子里镌刻印迹。

延伸阅读

1969年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上诉人，三K党（Ku Klux Klan）头目，根据俄亥俄州刑事工团主义法，因“鼓吹以犯罪、破坏、暴力或非法的恐怖主义手段为途径的责任、必要性和规矩，以达到产业改革或政治改革的目的”和“主动与相关社群、团体或人群集结起来去讲授或鼓吹犯罪工团主义的信条”而被定罪。

无论是起诉书中还是初审法官做出的指示里，都未能澄清法令中关于此项犯罪的定义，因为仅仅用“鼓吹”来表达，是无法区分究竟仅仅是煽动还是犯下了实际迫近的非法行为。

兹决议：此法令无论从字面上还是实际应用中，都号称要对仅仅停留在鼓吹阶段的行为或是与他人集会结社仅仅是鼓吹所描述类型的行为而进行惩罚和禁止，违者将被处以刑事处罚。然而这些处罚都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谴责的行为。言论和新闻自由并未允许任何一个州禁止人们鼓吹使用暴力或使用违法手段，除非这类鼓动的目的在于煽动或制造危急的非法行为，并有可能煽动或制造这类行为。故推翻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美国判例汇编，第274卷，第357页）一案的判决意见。

1963年2月25日爱德华兹诉南卡罗来纳州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我们政府体制下的言论自由具备招致质疑的功能。而实现此一至高目标恰恰需要诱发一种动荡的状态，制造对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激起民众的怒火。言论本身就常常是富于煽动性的、具有挑衅意味的。言论自由会攻击偏见与成见，当说服人们接纳某种观点时更是会产生极其令人不安的效果。这也正是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审查或惩罚的原因，除非这种言论表现出容易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一种会导致严重的实质性罪行，一种远不止于引发民众不便、烦恼及不安的危险……在现行宪法制度下，更为限制性的观点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因为，如无言论自由，则会导致立法机关、法院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集团拥有了强制统一思想的权力。

1964年3月9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被告人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位民选官员，向州法庭提起诉讼。声称自己被上诉企业报纸所刊载的一则广告所诽谤，广告中的文字由四位上诉人及其他人所撰写。广告中的部分声明是虚假的，如关于警方疑似针对参加公民权利示威的学生和民权运动领袖采取的行动。被告人表示，该声明提到的是他——因为他当时的工作职能中包括对警察部门的监督。初审法官指示陪审团这种声明属于“自成诽谤”，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侵害已暗含其中，无须证明其遭受实际损失。只要该声明是由上诉人刊登了涉及调查对象的内容，那么基于补偿性赔偿的目的与恶意推定原则，就应该处罚上诉方支付赔偿金。至于惩罚性赔偿方面，法官指示单纯的过失行为不能作为实际恶意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惩罚性赔偿金的合理性；法官拒绝指示实际的伤害或鲁莽意图必须在支付惩罚性补偿赔偿之前，或是对被告进行裁决时应区分开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陪审团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裁决，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兹决议：任何一个州，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公务员都不能因行使公职时所受的诽谤谎言而获得损害赔偿，除非其能证实这种诽谤具有“实际恶意”——即这种诽谤的声明完全是在明知是错误或罔顾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做出的。

[1]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会议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也称巴黎世界气候大会。——译者注

[2]第22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2次缔约方会议，会议时间为2016年11月7日至11月18日，也称马拉喀什世界气候大会。——译者注

[3]在作者此段文字落笔之后，世界末日钟于2017年1月26日又发生过一次调整，距离“象征世界灾难末日的”午夜时分仅剩两分半钟，这也意味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上升到冷战结束后的最高水平。——译者注

[4]参见第160页，1969年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5]参见第161页，1963年2月25日爱德华兹诉南卡罗来纳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

[6]参见第161页，1964年3月9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书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