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社会保障制度是基于团结互助这一基本原则，所以权贵认为民众的“同情心”必须被清除。他们通过撤资让医疗、教育等系统私有化，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遭到破坏。

团结是十分危险的。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人们应该只关心自己而不关心其他任何人。这与主宰者拥戴的英雄亚当·斯密所持的观点相距甚远，亚当·斯密整个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论体系是建立在“同情心是人类的基本特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但是主宰者们竭力试图将这种思想从民众脑子里驱散出去。为自己着想，遵守那条卑鄙的格言——“不用关心他人”。这对权贵阶层倒是没什么，对其他普通民众则是灭顶之灾。将这些基本的人类情感从民众的头脑里清除干净，主宰者们做出了不少努力。[1]

我们在当前的政策规划中就能看出端倪，比方说，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破坏上。有关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危机的说法，实则是子虚乌有。社会保障制度很好地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稳定状态。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政府计划，而且几乎不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即便是数十年前，当这一制度面临潜在危机时，政府马上就出台了简单易行的办法及时解决问题。然而，各类政策辩论始终聚焦在这件事上面，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主宰者们不待见这一制度——他们始终对此怀有敌意，因为该制度旨在惠及全体民众。但实际上，他们憎恨社会保障制度还出于另外一个理由。[2]

社会保障制度基于团结互助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团结的定义就是关爱他人。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意味着：“我支付了工资税，于是城市另一端的某位鳏寡孤独之人能得到救济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大量民众正是以这种方式求得生存。这种制度显然对于巨富阶层毫无用处，因此他们集中力量试图将其废除，尝试之一就是撤销拨款。想要废除某种制度首先要做的就是撤销拨款，该制度会随之自然失效。然后，民众就会怒不可遏，转而去寻求其他解决方案。这就是制度私有化的标准流程。

破坏公共教育

针对公立学校的破坏，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私有化流程，因为公立学校同样基于团结互助这一原则。我家里已经没有学龄儿童，孩子们都已长大，但是团结互助原则告诉我，“我甘心缴税，以便马路对面的小朋友能够上得起学。”这也是正常的人类情感。反对者想方设法将这种情感从人们的头脑中剔除，试图以另外一种想法取而代之：“既然我家中已经没有孩子在读书，凭什么还要我缴税？就让教育私有化好啦。”从幼儿园直至高等教育的整个公共教育体系都遭到严重破坏。而公共教育体系是美国社会难能可贵的财富之一。

再度回首黄金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期，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免费的公共教育体系。二战带来的成果之一就是退伍军人福利法案（the G.I.Bill of Rights）[0]，该法案使退伍老兵能够上大学——当年这个群体在总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要不是因为这一法案，他们无法实现大学梦。法案实施后，老兵们基本上能获得免费教育。我是1945年上的大学——由于年纪尚小、并不是什么老兵——即便如此，上大学也几乎没花什么钱。我就读的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是常春藤联盟名校之一，学费只有100美元，而且还能轻松获取奖学金。[3]

必须指出的是，那一时期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学子都是白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当年很多社会项目一样，都有着深植于国家历史中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这一特点迄今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把这一问题抛开不说，自19世纪起，美国在发展各阶段广泛的大众教育体系方面遥遥领先于他国。

然而，时至今日，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里，州立大学大部分的资金支持都来自于学费收入而非政府拨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对学生来说则是无法承受之重。这意味着，大学生若不是来自富贵之家，基本上在离开校园之时都会身背一笔巨额债务。一旦你背负这样一笔欠款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也许你原本希望成为一名公益律师，然而为了还债不得不进入一家从事公司法业务的律所。经过时间的洗礼，当你融入某种文化之后，将再也没有能力抽身离开。这种情况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

20世纪50年代，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今日，当时的政府仍然能推行实质意义上的全民免费高等教育。而现如今，比当年富强得多的社会居然声称不具备提供免费教育的足够资源，这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以上种种就是对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合乎人性的，而且也是关乎国家和社会繁荣富强和健康发展的根基——的全面破坏。

私有化

而且这种破坏是连绵不绝、无穷无尽的。从某些针对医疗保障制度的议案来看，基本上就是要将医疗保障制度摧毁并将医疗保障私有化。这些议案经由精心设计，一开始就明确对55岁以上的人群免除费用，因为这个人群在总投票人群中占比极大。凡是希望立法机关通过的议案，都必须抓住投票人的心。因此，制定这些议案的人寄希望于“老年人都是邪恶的”——他们愿意惩罚自己的儿孙以换取自身较为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设计上述议案遵循的就是这种原则。

接下来，当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并逐渐老去，孙辈自然而然地接替上来，遭受由这些计划所带来的医疗救助服务的大幅削减。这种设计基于所谓的“日落原则”（sunset principle），确保主要的投票群体心甘情愿地赞同附和。一旦正式通过立法程序，那么剩下的那部分人——他们的儿孙们——就将被迫接受用亿万美元换取医疗保健服务的现实。

在所有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当中，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体系完全基于几乎不受管制的私营医疗保健手段，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耗资巨大。以这种方式出现的各种行政成本、官僚体制、监督程序乃至简单的计费程序，在那些合理的医疗保障体系中都是不存在的。这里所说的并非什么乌托邦式的幻想，几乎所有其他现代工业化社会都有成功案例，他们采取的方式无论是在成效产出还是成本控制方面都要比美国有效得多。上述种种已经算得上是丑闻了，更何况，此外还有数百万人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他们更加缺乏安全感。

这种现状背后的驱动力并不只是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还有医药企业。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不能依法与市场协商药品定价的政府。美国国防部可以为了铅笔与厂家讨价还价，而美国政府却不能就医疗保障制度或医疗补助制度中的药品价格事宜进行协商。有个例外是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他们有资格将药品价格协商至极低的水平——也只不过是国际标准水平而已。但是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无法享受这种较低的药价，这种规定显然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所谓“自由贸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并未落实到政策层面。

事实上，退伍军人管理局运转得非常高效，药品价格也极其低廉，在整体运行成本极低的情况下却产生更好的成效。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本身其实也是十分高效的，其行政运营成本远低于私人保险机构。请记住，这两者都是政府主导的医疗计划。如今医疗保障制度成本呈直线上升的态势，仅仅因为这一制度必须通过私有的、无序的保险体系才能运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不乏成功的案例。但你却无法撼动现状，因为这些私有化机构在经济上过于强势。这些都很少被提及，探究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如纽约时报所言，有时这种情况会被称为“政治上不可能实现”或是“缺乏政治基础”，但实际上，大部分民众对此期望已久。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当奥巴马开始制定平价医疗法案（the Affordable Care Act）时，起初谈的是一个“公共选择”（public option）问题，也就是全国性的医疗保障制度。这一法案得到了几乎三分之二民众的支持，但仍旧未获通过——甚至都未经讨论。再往前回顾，里根时代后期，70%的民众认为全国医疗保障制度应该是一项宪法保障的权利，实际上甚至有40%的民众认为这已然是一项宪法保障的权利。但民众的想法并不代表政治上的支持，只有得到高盛、摩根大通等这些大企业的支持才算是得到所谓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如果实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医疗保障系统，就不会面临财政赤字，或许还能有结余。

消灭政府

在美国，一些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辩论令人震惊，同样的辩论也发生在欧洲。辩论谈及人类最主要问题并非财政赤字而是失业，宣称失业会对社会造成毁灭性影响。一方面，失业的人们及其家庭将承受失业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另一方面，失业同样在经济层面造成糟糕影响，因为人力资源得不到使用、被浪费，而这种人力资源本可以用来推动经济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会显得有点不人道——尤其是“人力成本”的概念。但从直白的经济学视角来看，人不去工作就好像决定以某种方式让工厂停工一样。试着去欧洲、日本甚至是中国旅行一次吧，然后再返回美国。此时，第一时间给你带来强烈冲击的情境就是，你会发现美国正在分崩离析，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回到了某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这里，基础设施建设已土崩瓦解，医疗保障制度只剩下残垣断壁，教育系统也被破坏得体无完肤，拥有如此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却一事无成。让民众面对这种现实而坐视不管，这需要多么“卓有成效”的宣传攻势啊。现状大致如此：一群劳动大军极其渴望能参加工作，而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各领域百废待兴。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力量参与建设。

金融机构不喜欢财政赤字这个概念，甚至不想要政府。这种想法在像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曾要求所有共和党人签署保证书——他们的确签了——保证永不增税以及缩减政府权力。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他想要从根本上把政府消灭。从人类主宰者的立场来看，诺奎斯特的这种立场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从民众利益出发且由民众来决定，才能使民主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也正是民主的真正内涵。人类主宰者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全面掌控局势，不受公众干扰。因此，他们乐于看到政府消亡——不过得附加两个注意事项。其一，他们希望确保有强大的国家可以动员纳税人救市并使他们更加富足。其二，他们希望保留主要的军事力量，以控制世界。

对于人类主宰者而言，国家只需要处理好上述两件事即可，而老人是否能得到医疗保障、鳏寡孤独或残障人士能否得到生存必需的救济，国家都用不着管。这些事情既不是他们关心的，同时也不符合其所信奉的卑鄙格言，于是他们就只关注财政赤字问题。而对于公众来说，失业自然是重要得多的问题。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就如保罗·克鲁格曼之流，他认为公共讨论的议题依然关注于赤字主题。

在极大程度上，这种讨论是由人类主宰者掌控的：“盯着财政赤字问题就行，其他事情不妨都忘了吧。”即便如此，就算我们关注并审视赤字问题，同样会很震惊地看到他们对于产生赤字的原因只字不提。产生赤字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巨额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军费支出总额。而军队并非为了国家安全而存在（此事我们日后再表），而是为了主宰者们掌握世界及其利益。像军费开支这种事情，几乎是难以撼动的。

重归团结

如何使人们能负担得起高等教育的费用呢？简单得很，把费用降低乃至免费就行了。将世界和美国作个比较，应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在各类教育成就评价指标体系下，芬兰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的，在芬兰读大学的费用是多少呢？一分钱也不用，是免费的。再看德国，另一个拥有成功的教育体系的发达国家，他们那里的学费又是多少呢？基本上也是免费。我们的近邻墨西哥，相对贫穷一点的国家，同样拥有不错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当地的所见所闻让我印象深刻。墨西哥是一个穷国，因此工资收入水平极低，但是那里的学费如何呢？照样还是免费。

为什么不能向全民提供免费教育呢？这一问题在经济层面是找不到任何理由的，有的只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原因。但那也仅仅是社会与政治上的决策罢了。实际上，假如更多人能通过高等教育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并为社会做出贡献，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更好。

延伸阅读

《道德情操论》节选

无论你认为人类是多么自私，却依然能明显看到其本质上遵循的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使得人们会关注他人的好运，并对其幸福欢欣感同身受，尽管从中毫无实际获益，然而仅仅作为旁观者就足以自悦。这种基本原则就是同情心或怜悯，无论亲眼目睹还是通过脑海中活灵活现的想象，我们都会对他人的苦难深表同情。他人的不幸能生发出自己的悲悯，显而易见，这种情感是实际存在且无需任何事例来证明的。因为这种情操和蕴藏在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其他原始情感一样，人皆有之，而绝非局限于仁德之士，只不过仁德之士拥有最为细腻精致的感受罢了。即便是最残暴的恶棍、最顽固不化的不法分子，也并非完全丧失同情心之人。

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节选

此法案旨在构建联邦养老金体系以提供普遍福利，先行在部分州启动为部分群体或政府项目提供更为充足的供给，包括老年人、盲人、受抚养儿童和残疾儿童等群体和母婴福利保障、公共卫生保健、失业救济法等政府项目或计划。同时，本法案的目标还有设立社会保障委员会、增加财政收入等。

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节选

本法案中所提及的教育或培训机构涵盖了所有公立或私立的基础、中级或其他提供成人教育的学校，其中包括工商学校或商学院、科研机构、学院、技校、初级学院、高等师范院校、师范专科学校[4]、职业学校、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同时，还应包括那些提供在职培训或学徒工作的企业或相关机构，主要指在被政府认可的学院、大学或各州教育局监督下的机构，或是州学徒工作社、州职业教育委员会、州学徒教育委员会、联邦学徒培训服务中心等符合公众需求且依据第75届国会第308号议案规定的各类机构。此外，任何由联邦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其他法律授权监督下的提供此类培训的机构也包括在内。

[1]参见第76页，《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1759年）节选。

[2]参见第76页，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节选。

[0]退伍军人福利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或G.I.Bill，是美国国会于1944年颁布的一个法案，旨在帮助退伍军人在二战后更好地适应平民生活。——译者注

[3]参见第77页，1944年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节选。

[4]师范专科学校：normal school，一般为两年制的以培训小学教师为主的师范学校。——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