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权力

被监管的企业实际上是监管机构的实际控制者。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贿赂，提供工作机会或是其他，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顺应权贵阶层的意愿有利可图，最终导致了理论上所谓的“规制俘虏”的局面。

回顾监管制度的历史——包括铁路监管、金融监管等——就会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这些监管制度要么是由被监管的经济集聚体发起的，要么就是由它们支持的。背后的理由是因为这个群体知道，自己迟早能够取代监管者，进而在实际上进行监管。他们提供形式多样的贿赂，比如提供工作机会或是其他什么，而对于监管者而言，顺应权贵阶层的意愿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这种情况以多种形式出现，最终导致了理论上所谓的“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1]局面。被监管的企业成了监管机构的实际掌控者。银行及其说客们实际制定了金融监管法规——就有这么夸张。在历史上，这类事情并不罕见，研究一下权力分配机制，就能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趋势。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大萧条时期，政府制订了一条监管法规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区分开来，商业银行的存款受到联邦政府担保和保护，而投资银行的资金没有联邦政府担保且要自行承担市场风险。这就是所谓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2]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经济计划基本上都是经由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他的同僚们运作的，他们来自金融行业，希望能推翻这条诞生于30年代的法案。1999年在右翼共和党人菲尔·格兰姆（Phil Gramm）等人的协同努力下，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止。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投资银行的高风险操作最终将由政府担保托底。这种行为将带来的后续影响可以预料——这种影响也的确发生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废止了（金融）衍生品监管条例——衍生品是新奇的金融工具——也就是说，这类金融衍生品可以不受监管地投放市场。现在，只要确信政府一定会出手相助，那么做什么都是十分安全的。

旋转门

事实上，目标达成后罗伯特·鲁宾就辞职去花旗集团担任董事了。花旗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同时也是新法规的受益者。鲁宾帮助花旗集团兼并了一家大型保险公司，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却面临倒闭。他卷走自己应得的巨款，出任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接着政府出手救市，帮助花旗集团脱离困境。实际上，政府救市的做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由来已久。参议员、众议员、政府顾问们，从政府部门离开后进入工商界（如今主要是金融界）——理论上讲，都是他们曾经监管的对象。因此，即便是从简单的因果关系来看，发生“规制俘虏”现象也不足为奇。工商界遍布着他们的老熟人和合作伙伴，工商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心之所属。因此，在政商两界自由出入，也就意味着他们与这些领域都有着密切的互动往来——这也就是“旋转门”现象的一个侧面。你起初是监管者，之后变身为政治说客，而以说客的身份和立场，必然希望去控制相关立法进程。

政治游说

20世纪70年代，当商业界突然转向试图控制立法进程时，政治游说的势力范围急剧扩张。当时，政治说客们甚至费尽周章地试图直接制订法律。商业界对于60年代公共福利的进步——尤其是对理查德·尼克松——十分忐忑。这不太容易理解，但尼克松终究是最后一任坚持罗斯福新政的总统，商业界将其行为视作对整个阶级的背信弃义。

尼克松执政期间，通过了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监管的消费者安全法案和由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监管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条例，还成立了美国环保署（EPA）。商业界对这一系列举措极为反感，他们既不喜欢高涨的税费，也不喜欢各种监管条例。于是，他们联合各路力量，试图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具体举措包括：政治游说活动急剧增加；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新兴智库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试图控制意识形态体系；政治竞选花费也大幅攀升——部分原因是因为电视的出现；金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在上述行为的助推下，要求去监管化的呼吁如狂风暴雨般袭来。

去监管化及金融危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发生过一起金融危机，因为罗斯福新政所设置的监管机构尚在运行。在政商两界不断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监管机构逐渐面临解体。于是，从70年代去监管化之风开始盛行，到80年代金融危机粉墨登场，越来越多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这种形势随着时间不断发酵。

里根在1984年对银行业采取救市行动，而不是让银行自己买单，其中就包括为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实施了当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救市行为。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正经历大萧条时期之后最深重的一次经济衰退期，依靠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才勉强渡过难关。紧接着，1987年又出现了另一场金融危机——黑色星期一（Black Monday）。里根实际上正是伴随着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储贷危机（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0]——结束其总统任期，这一次，政府还是选择介入并采取了救市措施。

大而不入狱

储贷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点差别，因为在储贷危机中，肇事者都被带到法庭受审，通过审判公众得以了解他们所采取的欺诈手段、鬼把戏、骗局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而现在权力集中进入新的境界——那些大型银行已经不再是“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是某位经济学家口中所谓的“大而不入狱”（too big to jail）。针对2008年危机所采取的刑事调查仅限于内线交易而已，指的是当犯罪行为已经危及其他商业领域——只有对于这种行为才能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至于他们对民众财产的肆意掠夺，一概免于惩罚。

去监管化之风一直刮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上台之时，正值高科技热潮汹涌——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又一个泡沫破灭了，那就是互联网泡沫。1999年，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区分开来的规定不复存在。布什上任之后迎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令人惊讶的是，政策经济学家们居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他们有意忽略了——一个与实际住房成本毫无关联的高达8万亿美元巨资的房产泡沫正在形成。这一泡沫在2007年破裂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数以万亿计的资本化为乌有，虚假繁荣就此破灭。这也导致了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布什和奥巴马的救市举措，实则是进一步对权势在握的机构——同样也是危机的肇事者——进行重建，而让其他所有人流离失所。民众深受其害，经历着失去住所、就业机会减少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这就是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金融危机制造者们都取得了豁免权，正朝着下一场危机进发。

保姆式国家

每一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纳税人都被要求为肇事者脱离困境买单，而那些主要的金融机构正日益成为危机制造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会出现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会淘汰高风险投资行为。所以富人及权贵阶层不希望政府采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一旦陷入困境，他们可以满怀希望地奔向“保姆式国家”，有纳税人帮他们抽身。他们享受着政府保险政策，无论他们多么频繁地冒险赌上一切，一旦遇到险阻，政府及民众就会把他们解救出来，因为他们“大而不能倒”，这种情节反复上演。

他们手握无上的权力，乃至于任何想要对付他们的企图都被一一击退。这类举措中有温和的尝试，比如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提出的监管建议，但在实施阶段由于说客的施压而威力骤减——虽说法案本身也并没有针对核心问题。个中原因也很好理解。其实对于这种现象表示强烈不满的大有人在，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等，然而在制订解决方案时没人去联系或咨询这些专家。处理危机的与制造危机的是同一拨人或同一批机构，如罗伯特·鲁宾团伙和高盛帮。最初是他们制造了危机，如今他们比以往更为强大。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当然不是，一开始请的就是这帮家伙来制订经济计划，还能指望发生什么？

最近的这次救市行为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企业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存活下来，如果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他们无疑将会面临灭顶之灾。问题就是我们现行的并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商业界不会接受这种体制，而且有足够的权力来阻止其实现——因此，公众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交到那些败落的企业手中养活他们。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都是千真万确的。关于救市措施，学术界有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两位知名经济学家通过对财富榜百强企业长达数年的研究，发现大约25%的企业都是由于在某个时间点上获得了政府补助才得以存活，而其他百强企业也是政府补助的受益者。尽管这次救市行为规模空前，但这种行为本身一点儿也不新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场金融危机之后。

外部效应及系统性风险

金融体系与市场体系非常相似——的确，金融界就像是一个市场，而不像生产体系，因为在生产体系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推动或干预行为来维持其运转。市场体系则有诸多众所周知的内生性问题，即交易双方仅关注自身的问题，对交易双方之外的其他方面漠不关心。比方说你卖给我一辆车，你会尽可能地赚取利润，而我则会尽力获取一辆好车。此时，我们根本不会关心这一交易行为对外界及他人所带来的影响：环境问题、交通拥堵问题、油价蹿升问题等。这些问题分开来看也许都是小事一桩，但汇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这在经济学术语里被称为“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3]。

现在，像高盛这种大型投资银行，在操作一笔投资或放贷行为时，会精心计算自身在其中面临的风险——而当他们知道自己“大而不能倒”，并会及时得到政府救助时，投资和放贷行为都不过是小菜一碟。那些被他们忽略不计的就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4]。这种风险意味着当他们的投资崩盘之日，也会是整个体系坍塌之时。这也正是曾发生过、反复不断发生且仍将继续发生的故事。这种情况在去监管化狂潮和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加剧，而这些所谓的金融工具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实际贡献，反而可能会以复杂的形式带来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危机（the mortgage crisis）[01]发生时就是如此。抵押贷款的卖方向人们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明知这些人是绝无可能还清的，银行再把这些购买者视作拥有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02]。当然他们用不着担心，因为的确是有“担保”的——银行把购买者的贷款切分成小块，转移给其他人作为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03]。接下来，那些投资者常常搞不清楚他们买进的是什么，与此同时，那种允许买入的金融工具基本上就是应付投资失败时的保险。从技术层面上说，这种金融工具的目的是减少风险。而实际上，当系统出问题时，反而使风险增加——正如房地产危机时的表现那样，后续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此时，纳税人再一次被要求投入救市行动——不仅是把银行救出来，而是把美联储和财政部数以千亿美元的资金取出来，用以提供低息贷款。

这些事情了无新意，其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我们的预期并无二致。如果人们允许这一进程继续，它只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直至下一次危机。而下一次危机的来临不会太久，因为信贷机构在对企业现状进行评估时，正在把下一次危机爆发时企业是否会获得纳税人的救市行为作为一个变量进行整体测算。这也就意味着，这种信用评级体系的受益者——如大型银行——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借款，同时也能将其他规模较小的竞争者挤出竞技场，你就能看到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现象。

在任何领域，政策都是以这种方式制定的，因而任何人对于发生的这一切都不会感到惊讶。当你把权力交到一小撮聚敛财富的人手中时，如你所料：他们一定会致力于为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

让市场做主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让市场支配一切。”也就是说，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把政府排除在外，除非是为了让政府支持市场活动。其实没有人把这句话当真。这些只是适用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措施，并不是针对自己。这种事情自17世纪起就有，贯穿整个现代经济史，只是当时并未被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

北美十三州[5]刚刚迎来解放之时，亚当·斯密，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为北美十三州提供的建议本质上与如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给贫困国家和美国国内穷人的建议是一致的。他说，北美十三州应该集中精力在自己所擅长的事情上面——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04]——出口初级产品，如农作物、鱼、动物皮毛，同时进口优质的英国商品。此外，不要试图垄断本国的资源。当时最主要的资源就是棉花，其重要性不亚于工业革命时代早期的燃料。他还对北美十三州指出，这么做能改善总体经济产品质量。[6]

当时的北美十三州都已经获得解放，当然可以自由地选择完全无视这种所谓的“正统经济学”理论。他们通过施加高额关税的方式阻止优质的英国商品流入——一开始针对的是纺织品，随后是钢材以及其他商品——这样一来，北美十三州区域内的本地工业生产得以发展。他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实际上几乎实现了对棉花的垄断——包括征服得克萨斯州和半个墨西哥的行为，也基本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这么做的理由显而易见，一位杰克逊派的总统表示只要我们能垄断棉花，就能让英国佬屈服。一旦我们能控制住他们急需的主要进口商品，他们将无法生存。因此，用不着深究细节，就能发现北美十三州的所作所为与新自由主义给出的指示截然相反（顺便说一句，英国在后期发展中也同样这么做）。与此同时，那些穷苦和受压迫的人们，却被迫接受这些原则。在例如印度、埃及、爱尔兰等国家，面临去工业化和衰退局面，这种情况延续至今。[7]

上述种种情况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深入美国内部来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必须遵循“让市场做主”的原则。民众应得的权益被缩减，社会保障金被缩减乃至完全消失，本就有限的医疗保健服务被削弱或减少——就让市场掌管一切吧。而对富人来说，则要求国家必须强势，得时刻准备着在他们陷入困境时及时拯救。以里根为例，他是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旗帜性人物，也是整个二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极端的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总统。他重重加固了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竭力保护无能的美国经营者们，以对抗日本制造的优质产品。同样的，他对银行采取政府救市行为，而不是让银行自身付出代价。实际上，里根执政时期，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政府倒是呈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需要补充的是，在对商业界进行的公开宣传中，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倡议，SDI）[8]被包装成一种政府的刺激手段，是能从中获利的摇钱树。然而这一计划或摇钱树仅仅针对富人们，与此同时，对于穷人而言，就让市场做主吧，不要指望政府会给予任何形式的救助。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并非解决方案。这大致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概貌，它有着极强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在经济史上久已有之。一套规则专供富人享受，而另一套截然相反的规则才适用于穷人。

延伸阅读

《国富论》节选

美国采取合作或暴力手段阻止欧洲商品进口，使本国人民获得垄断权并开始在本土生产类似的商品，同时将所有资本都投入到本土制造业上来。假使采取上述做法的话，其结果并不能进一步提高本土制造业的年产量，反而会使其发展面临停滞；同时也并不能使国家在通往真正富强伟大的道路上前进，反而会面临阻碍。而一旦阻止进口的类似做法扩展至对本国整体出口贸易全面垄断的话，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1850年4月17日前美国总统约翰·泰勒

写给儿子泰勒上校的一封信节选

我曾经在一封简短的回信中，让他关注得克萨斯州吞并领土的有关事宜。我对于此事的意见是，要摒弃狭隘、本土化和偏执的思路，欣然接受这个新兴的国家，始终关切国家利益。这次对于棉花的垄断是极其重要的，这种垄断局面目前已经稳定下来，将使其他国家都臣服在我们脚下。仅仅需要实施一年时间的禁运令，欧洲就会像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战争那般痛苦不堪。我十分怀疑，大不列颠王国是否经受得起这种震动。

[1]规制俘虏：规制俘虏理论描述了一种政治腐败或政府行政失败的现象。它指政府制定出的某种公共政策损害公众利益，使少数人的利益团体受益。——译者注

[2]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在1930年代大危机后的美国立法，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译者注。

[0]储贷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爆发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是金融监管失败的典型案例。——译者注

[3]外部效应：又称为外部性、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经济，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译者注

[4]系统性风险：指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或交易所在的整个系统因外部因素的冲击或内部因素的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危机或瘫痪，使单个金融机构不能幸免，从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译者注

[01]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指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译者注

[02]抵押担保证券：是资产支持证券的一种，其偿付给投资者的现金流来自由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资产池产生的本金和利息。——译者注

[03]债务抵押债券：是债务债券抵押产品，把所有的抵押打包在一起，并且进行重新包装，再以产品的形式推放到市场。——译者注

[5]北美十三州：英国于1607年至1733年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时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04]比较优势：即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译者注

[6]参见第95页，《国富论》节选。

[7]参见第95页，1850年4月17日前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写给儿子泰勒上校的一封信节选。

[8]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星球大战（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一个反弹道导弹军事战略计划。——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