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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恶性循环暴跌导致市场形势的极端化超出了基金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止损能力。
——1999年1月，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秘密备忘录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溃败对合伙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在贪欲的指使下，他们在几个月前迫使外部投资者收回资金，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导致合伙人个人亏损高达19亿美元。刚愎自用的希利布兰德资产曾经高达5亿美元，然而一夜之间变得身无分文。被迫依靠妻子黛博拉的资产度日，他曾以个人破产为由央求里昂信贷银行免除其2400万美元的贷款。其他合伙人也遭遇了90%或更高比例的财富缩水，基本上相当于亏光了对基金的全部投资。在美联储的组织和赫伯特·埃里森的管理下，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被银行顺利接管，大部分合伙人的生活依然比普通人富有得多。金融领域一向只青睐成功者，但是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这个年份，它却奇怪地开始保护失败者。包括希利布兰德在内的合伙人仍然住着豪宅大屋，只不过他们的富豪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从未大手大脚地花过钱，但基金的惨败还是在公众眼中留下了毫无社会责任感和热衷投机的负面形象，华尔街投行的声誉也因此受到累及。不过这件事很快到此截止，没有更多的丑闻爆料出现。他们不过是把投资者和自己的钱亏空了，仅此而已。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经理埃里克·罗森菲尔德把珍藏的名酒整箱拍卖，其中一部分落到了美林银行主管康拉德·弗斯塔德手中。作为基金监管委员会成员，康拉德也顺便接管了罗森菲尔德的个人珍藏。更惨的是，由于这场变故，罗森菲尔德妻子的娘家人（他们并不富有）也为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他似乎战胜了这些挫折。有一次所罗门兄弟债券公司的老同事麦金托什打电话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罗森菲尔德毫无表情地说：“寄钱就行了。”
其他合伙人不是感到懊悔就是死不承认错误。金牌交易员哈贾尼始终无法走出基金快速惨败的阴影，以至于一心想把房子卖了再投进去。哈贾尼的一位朋友称：“这件事成了他的个人悲剧，时时刻刻都在心头萦绕不去。”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惨败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美国，没有一家媒体评论对合伙人表示同情。《时报》称他们是“沦落到一文不名的天才”，认为整件事“令人震惊且愤慨”。一些专题记者甚至专门到格林尼治去采访。《旧金山纪事报》的文章题目满是讥讽——《哥有钱，哥任性》；来自默顿家乡的《波士顿环球报》的报道题目是：《“长期”问题，快速修补》。各大媒体非常关注美联储对华尔街对冲基金的救助，认为这样做很不公平。《费城问询报》质问：“一只对冲基金亏损，全体投资者买单，这样是否公平？”《迈阿密先驱者报》的文章标题是：《亏损越大，援助越多》，把套利交易者直接描述成了被宠坏的富家子弟。1
默顿尤其感到不安，认为基金的失败为其当代金融学理论和学术作品蒙上了阴影。虽然默认这些模型是失败的，但默顿坚称设计更为精密复杂的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问题。2显然，他并不认为依靠数学模型必然会为交易带来风险。
另一位诺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营救行动结束一周后在纽约皮埃尔酒店和旧金山一位律师再婚。不过即使在婚礼现场，斯科尔斯也难以摆脱这件事带来的影响。当时，梅里韦瑟和罗森菲尔德正跑来跑去地接打电话，默顿和新郎官发生了一些小口角，原因是斯科尔斯意识到利用模型预测市场很危险，而默顿不同意这种看法。3至少，心直口快的斯科尔斯还没有失去思考的能力。在婚礼上，这位不愿逃避现实的诺奖获得者宣布，婚后他将跟随妻子的娘家姓。
至于梅里韦瑟，经历这次事件之后他从未公开谈起自己的感受，对于基金惨败这件事也从不多谈。出于对媒体和记者蜂拥而至的恐惧，这位不善社交的交易员对个人悲剧的处理方式和其他人完全不同，他选择彻底沉默。4正如对埃里森所说的那样，梅里韦瑟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或许他在思考，为什么经过一辈子的概率分析和躲避媒体，最终还是落得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的下场？不过按照梅里韦瑟的风格，他应该打消这些念头才对。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搞砸了，其他基金也会搞砸。
9月29日，周四，营救行动结束的第二天，美联储宣布降低利率。遗憾的是，这一举动并没有为基金及其新股东带来好消息。此时的美国互换价差扩大至96.5个基点，英国暴涨到120个基点。皇家荷兰/壳牌石油交易案的价差，从开始时的8个百分点增至22个百分点。大众汽车两只股票的价差，从基金投资时的40个百分点扩大到60个百分点，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虽然有了36.5亿美元的新资金，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还在暴跌，就像拉开伞的跳伞员一样不可避免地一直下坠。仅仅头两个星期，银行共同体就亏损了7.5亿美元。恐怖的情形再次出现了，这一幕无疑是华尔街投行最怕看到的结果。
10月中旬，华尔街似乎全部染上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制造的疾病。银行共同体中的主要成员如美林、信孚、瑞联银、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高盛和所罗门美邦先后沦陷，总亏损额和格林尼治相比不相上下。这些银行出现股价暴跌，表明市场对这些参与营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机构普遍缺乏信心。营救行动之后，市场投资者一直对华尔街纵容对冲基金的做法感到不满。受此影响，各家银行开始缩小对基金业务的风险敞口。几个月前备受华尔街追捧的对冲基金转眼间成了没人待见的弃儿。
实际上，银行的风险敞口虽然很大，但并没有人们担心的那么可怕，所谓的“第二次溃败”也没有出现。不过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以及其他对冲基金）的确对华尔街造成了腐蚀，各大银行无力抵御其巨大（而短暂的）利润带来的诱惑。由于资金充裕，它们一窝蜂地建立起类似的交易柜台，像对冲基金一样搞起了多样化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失败之后，华尔街投行在债券套利市场、俄罗斯市场和股市衍生品市场也出现了亏损。正所谓近墨者黑，或许这才是这些银行最大的风险敞口。
短短3个月的时间，美林银行的股价跌去了三分之二。虽然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92%的股本亏损相比不算特别严重和难熬，但也足以令人心惊肉跳。科曼斯基和埃里森曾为美林拒绝专属交易深以为傲，现在银行的债券交易员却一下亏损了近10亿美元。由于担心美林的信贷评级会被下调，银行在埃里森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削减成本，一下子解雇了3500名员工，其中大部分来自债券交易部门。10月中旬，不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形势没有好转，其华尔街新股东们也陷入很大的麻烦之中。
萎靡不振的市场形势让艾伦·格林斯潘看不下去了。10月15日，这位美联储主席宣布第二次降息，表明了市场流动性不恢复就绝不罢休的态度。终于，华尔街开始恢复元气了，债券价差回落。经过几个月的暴跌，债券套利业务第一次出现持续盈利了。格林尼治方面的投资组合也在逆转形势，经过6个月的痛苦、惊愕、挣扎和绝望，自4月份以来累计亏损高达50亿美元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终于止损了。市场风暴总算消退了。[1]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溃败对很多相关方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投资者、基金员工、交易对手和华尔街同行，但是其影响力却并不相同。在营救行动中出力最多的赫伯特·埃里森，因为大量裁员很快招致美林银行内部的记恨。当危机过后市场恐慌情绪消退时，埃里森被指责在整件事上反应过度。在得知继任科曼斯基无望之后，埃里森辞职离开美林银行，加入了参议院麦凯恩的总统竞选团队。美林银行风险部主管丹尼尔·拿坡里成了美林银行亏损的替罪羊。被调离岗位之后，他休了很长时间的假。
高盛方面的乔恩·科尔辛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时冷时热，持续了好一阵子。高盛表示只要价格合适，巴菲特依然有兴趣收购这只基金。与此同时，科尔辛还在联系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希望拉他一起搞联合收购。但是10月底基金形势逐渐稳定，银行共同体方面已经不需要高盛的投资了。
1999年5月，高盛重启上市活动。遗憾的是科尔辛这位先后为高盛第一次上市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四处奔走的高管并没有坚持到这一天。当年1月，科尔辛在董事会上被高盛合伙人炒了鱿鱼。
随后，科尔辛和梅里韦瑟进行了最后一次合作。长期以来，他一直都想成为梅里韦瑟的合伙人。离开高盛后，他决定和梅里韦瑟共同募资，把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从银行手中收购回来，由两人一起经营。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后来，科尔辛拿着高盛上市分到的2.3亿美元离开华尔街，积极投入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提名竞选。虽然个性中充满矛盾之处，但科尔辛在钩心斗角的高盛中仍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在唯利是图的华尔街，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遗憾的是，在为亦敌亦友的梅里韦瑟提供完帮助之后，科尔辛的投行职业生涯最终以黯然离场而告终。
瑞联银的情况一塌糊涂，一方面是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出现严重亏损；另一方面，拉米·戈尔茨坦的股市衍生品交易部门正每况愈下。马西斯·卡比亚拉维塔这位推动银行大胆进取的前瑞士银行业巨子被迫辞职。瑞联银的收购方，瑞士银行前首席执行官马塞尔·奥斯佩尔开始快速清理门户。基金合伙人的老朋友、瑞联银主管安德鲁·西西利亚诺成了无辜受害者。本来他是第一个对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担保协议提出质疑的人，结果因为没有把问题上报给公司最高层，他也被炒了鱿鱼。
由于大举买入卢布证券，信孚银行在俄罗斯市场出现巨额投资亏损。此外，它在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也遭遇了滑铁卢。似乎是对自命不凡的董事长弗兰克·纽曼的嘲弄，这家银行最终被德意志银行收购。这位几乎搞砸基金营救行动的纽曼，虽然经营信孚失败，却拿到了1亿美元的退休金，显然是捞到了一笔极大的好处。5
斯坦福·韦尔也如愿以偿，花旗和旅行者/所罗门兄弟集团如期合并。雷曼兄弟银行很快打破市场流言，经营状况逐步恢复。在危急时刻多次对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出手相救的大通曼哈顿，最终收回贷款并全身而退。经过营救之后，这只基金不但补上了所有保证金，银行贷款也全部得以还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7年年底被迫退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大部分投资者反而因祸得福。其中38位参与基金初始投资的投资者可谓异常幸运，实现了18%的平均回报率。虽然不如同期主要股票的回报率那么高，但也相当可观了。还有30多位在1998年基金大崩溃之前退出的投资者，他们的回报率甚至更高。
反之，那些“有幸”获得基金同意追加资金的投资者最终都亏了钱。几乎把基金逼上绝路的贝尔斯登银行董事长凯恩就是其中一员。从一开始就参与投资的美林银行董事长科曼斯基也赔得一干二净。约有十几家银行实现了几个百分点的年回报率，另外十几家则出现了亏损，其中包括瑞联银、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和德累斯顿等银行。
尽管有人赚钱有人赔，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掩饰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惨败。即便有前四年的辉煌成绩，但基金最后几个月快速累积的亏损还是令人胆战心惊。1998年4月，投入该基金的1美元变成了4.11美元，增长4倍多。到5个月后接受营救时，这笔钱只剩下33美分了。如果扣除合伙人的管理费，回报率甚至还要更低，即当初投入的1美元，先是增值到2.85美元，然后又缩水到23美分。这只有史以来最大和拥有天才最多的基金，以净值计算亏损了77%的本金。相比之下，普通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至少拿到了一倍以上的回报。
和华尔街很多公司一样，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员工的主要收入是年底发放的奖金。他们的大部分奖金都投入基金中，最后和合伙人的投资一样打了水漂。一位分析员说：“我们全都亏光了。”另一位债券交易员叹了口气：“白白打了几年工。”
10月，基金员工们发起了一场反抗，要求管理者把以后的奖金存放在信托账户，以免再次被挥霍亏空。员工们还渴望得到管理层的认可，承认封锁一切信息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合伙人讳莫如深的习惯已经长期形成，想改也改不掉了。有一次在全体会议上，一位员工质问：“你们倒是说说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跳槽还待在这儿？”一位合伙人回答：“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回头再告诉你。”总之，这些勤奋的员工始终无法赢得管理者们的信任。
营救行动结束一个月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解雇了33位员工，几乎占总员工数的五分之一。6此后，员工便开始持续不断地离职。基金为离职员工提供数目不大的一笔遣散费，不过想拿这点福利也要付出代价。通过连哄带骗，基金让离职员工签订劳动终止协议，其中规定员工不得泄露任何有关基金的信息，就好像合伙人担心他们会四处传播家丑一样。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稳定之后，合伙人发现没有往日的干劲儿了。虽然继续管理着这只基金，但他们已经被华尔街投行死死地捆住了手脚，银行高管们就像小学班主任一样紧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投资新交易根本想都不用想，银行方面唯一的想法是赶快把资金收回。合伙人原来以为可以像以前一样管理基金，现在一个个都对现状失望透顶。在银行方面的指示下，他们开始不断缩小规模、降低头寸和压缩风险。哈贾尼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监管委员会对他很不放心，认为他会消极怠工，于是他们向伦敦专门派出指导人员对其进行监督。
营救行动中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谈判终于为合伙人带来了回报，作为补偿，他们为基金服务一年平均可以拿到50万美元的奖金。否则就只能像普通员工一样工作，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合伙人和银行方面如果出现不同意见，一律按有利于银行的角度处理。没办法，谁让它们现在是老大呢？银行方面可不想让这些交易员惹麻烦，它们甚至开始监督起基金的对外形象。在令人羞辱的角色转换中，它们命令合伙人清除有关新管理层的公开表述，暗示现在是这群合伙人无法令人信任。
更烦人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只逃税手法巧妙的基金很快被美国国税局盯上了，对其管理公司和旗下资产全面审计了一番。这次审计检查的是1996年和1997年的逃税情况，没有涉及基金崩溃之后的18个月。审计结果表明，基金合伙人存在巨额的欠缴税款。
经历这次危机之后，合伙人高度团结的小圈子开始分裂了。一些合伙人认为，如果为基金着想，必须让希利布兰德和哈贾尼离开。他们不但让基金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太过独断专行，和谁都无法共事。霍金斯、麦肯蒂、莫迪斯特和马林斯等人都向梅里韦瑟抱怨过这两个人，但他始终没有任何行动。梅里韦瑟曾几次开会安抚反对者的情绪，但不知是袒护心理还是不愿生事，他从没有当面斥责过这两位头牌交易员。直到最后，霍金斯终于忍无可忍，他跑到领导面前宣布：“有他（希利布兰德）没我，有我没他。”梅里韦瑟听到后淡淡说了句“祝你好运”，然后便离开了办公室。
营救行动之后的第二年，失意的合伙人（在银行方面的允许下）逐渐离开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依靠昔日的人脉关系，他们大部分投入新的工作生活中。那些耻辱的经历逐渐随风而逝，华尔街就像政治舞台一样又开始歌舞升平了。就像选举或经济发展周期一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结束了。
依旧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的斯科尔斯，和妻子回到了旧金山湾区。从事写作之余，他也偶尔到斯坦福大学搞讲座。后来，斯科尔斯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东京办事处前主管黄奇辅受聘于得克萨斯巴氏投资公司，为其进行资金管理。默顿仍在哈佛大学教书，营救行动一年之后，凭借在风险控制方面丰富的直接经验，默顿被J.P.摩根银行聘为风险管理顾问。
市场模型设计师莫迪斯特，后来成为摩根士丹利股票业务部总经理。美联储前官员马林斯离开基金后决定再次转型，为几家从事互联网金融的初创公司提供管理咨询服务。霍金斯和麦肯蒂计划成立一只新的投资基金。除了快人快语的斯科尔斯毫不隐瞒自己的个人看法（他对基金溃败事件有详细的个人记录）外，其他离任合伙人全都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梅里韦瑟一直觉得可以和老部下们东山再起，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实际上，营救协议签订不久之后，梅里韦瑟等人就开始不断地向银行方面找茬。他们一再要求监管方允许其募集新的资金。此外，梅里韦瑟对埃里森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位美林高管说过的对自己放行的承诺不算数，就好像银行方面的救援是欠了自己的人情一样。
1998年年底到1999年年初，合伙人们开始行动了，表面上是说明基金为何会惨败，实际上是为以后的募资奠定基础。得知消息后，埃里森非常震惊，想不到梅里韦瑟竟然会借此机会接触欧洲投资者，为东山再起做好宣传准备。很快，银行方面命令他停止这一做法。
银行方面的一位高管对此很不解：“难道这帮人真以为还能翻身？”显然，基金合伙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在被监管方封杀之前，他们曾在一次公开访谈中自诩为超级理性的投资者，只可惜运气不好，被非理性和唯利是图的市场算计了一把。7
合伙人表面上似乎承担了基金失败的责任，称自己在很多场合都诚挚地道歉，但实际上他们从未明确表达究竟为了什么过错道歉。基本上，梅里韦瑟等人并不认为投资交易过高的杠杆率是造成惨败的主要原因。他们甚至不承认其基本投资策略存在问题。8反正，每次开会时合伙人都会抱怨其他交易者的非理性和唯利是图。在他们看来，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是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受害者。具体而言，这些事件包括8月份市场流动性的缺乏以及9月份内幕交易的围攻。
在美联储这场历史性营救活动一周年之际，迈伦·斯科尔斯在纽约世界之窗餐厅发表了一次令人信服的演说，称低评级债券的价差已经扩大到单靠违约风险已无法解释的过高水平。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价差无疑是“流动性价差”，是指投资者愿意为高流动性债券支付的溢价。这种观点很快得到支持，当价格下跌时，人们自然会抱怨市场中缺少买方，导致流动性匮乏。正如斯科尔斯指出的那样，市场中存在真实潜在的令买方惊慌四散的事件。也就是说，投资者一直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救助发展中国家，但问题是这家机构不可能立刻提供保护。斯科尔斯称：
举例来说，这就像一位父亲有好几个儿子，每个儿子都觉得遇到困难时父亲会及时提供帮助。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儿子需要帮助，父亲用以资助和帮助其他儿子的资源就会减少，导致支持选择的价值出现下降。这个原因至少部分解释了8月份出现的流动性转移。形象地说就好比，俄罗斯这个儿子没得到足够的支持，结果导致其他儿子们（不发达国家）看上去也信用不足。9
斯科尔斯对此感到非常可惜，认为学术界和从业机构未能把这一“失压流动性要素”纳入市场模型中，忽略了它对价格的影响意义。但是很显然，流动性匮乏只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非根源。这一番自圆其说的理论，实际上在暗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唯一的错误是不幸落入深重的流动性风险中。一辆时速50公里的汽车冲出路面，你可以抱怨是积冰在作祟；一辆时速160公里的汽车冲出路面，这显然就不是打滑的问题了。
关于为什么学术界和从业机构会忽略长期存在且不言自明的流动性风险，斯科尔斯在这个问题上却转移话题了。即使经历了如此历史性的惨败，基金合伙人也从不承认他们的根本性错误。他们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完全无法预见的恶劣市场形势，就好像百年一遇的大风暴一样。罗森菲尔德后来表示：“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10他说错了，这种事不是百年一遇，而是出现了很多次——从墨西哥到华尔街、股市、债市、白银市场、泰国、俄罗斯和巴西，每个地区和市场都在频繁上演。遇到此类金融灾难的人往往会觉得运气不好，实际上金融史上到处都是这种“肥尾”事件，即异常极端的价格摆动。如果根据历史价格来分析，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
无论从这次惨败中汲取到了哪些经验，合伙人们（就像在营救行动之前一样）依然坚信市场价差过大，现在是进行投资的好时机，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因为，这是市场模型预测的结果！只可惜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预言是错的，至少在营救行动一年之后还没有得到成功的验证。此时的华尔街虽然恢复了信心，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标志性的套利交易业务并没有缓过气来。更换新老板之后，这只基金在1998年第四季度和1999年年初表现尚可，但随后又开始下滑了。1999年夏，美国互换价差涨到112点，甚至比去年市场情绪最恐慌时的价差水平还要高。百年难遇的风暴，竟然连着两年都出现了。
1999年9月28日，就在营救行动整整一年之后，互换价差达到93个基点，股市波动率达到30个百分点，比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最初涉足这些业务时的价差水平扩大了许多。营救行动结束之后的第一年里，基金实现了10%的盈利，算不上实现重大翻身。除了支付利润之外，基金向银行共同体退回了36.5亿美元的投资本金。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2000年年初被清算。
综上所述，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匮乏。或许基金的整个投资策略都是错误的，而且1998年全球（包括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对信贷形势的看法也过于乐观。有证据表明，这两种因素共同导致了危机的发生。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对市场出现误判，而9月份出现的形势又加重了这种误判造成的影响。当时，为保护自己免受基金溃败的累及，市场上其他交易者被迫“集体罢工”，从而导致流动性消失。
艾伦·格林斯潘事后承认，通过组织营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美联储纵容了市场投机者，甚至有可能增加未来出现灾难的概率。他表示：“美联储的参与可能引发某种道德风险，尽管这种风险十分微小。”11但是他认为，这些负面影响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突然破产导致的市场价格严重扭曲”无法同日而语。
如果孤立地看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美联储的干预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面对突然失去理智的精神病患者，大多数医生都会开出镇静剂一样。显然，疯狂举动造成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但服药上瘾的问题却很久才能形成。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它并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政府机构（即美联储）一系列救助私人投机分子的全新一幕。十年来，这一救助名单正在不断扩大，把储蓄贷款机构、对地产商过度放贷的大型商业银行、墨西哥、泰国、韩国和俄罗斯市场投资者，以及很多和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相关的各种机构挟裹进来。诚然，美联储的参与程度有限，而且没有动用政府资金。但是没有它的组织和影响力，华尔街这么多银行不可能快速积累如此显著的营救资金。没有这次联合行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必然会被破产清算。从这个角度推断，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可能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尽管具体程度可能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夸张。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交易头寸虽然很庞大，但分摊到整个华尔街还不会引发世界末日般的灾难。换句话说，抛售早晚会停止，买方早晚会重现，市场早晚会稳定。银行或许会倒闭，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允许这些亏损出现反而会让很多人和投资机构三思，不敢轻易冒险行动。特别是经过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金融市场膨胀，向投资者灌输一些危机意识并不是什么坏事。谁知道下一个问题市场的投资者，会不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安然无恙而不顾风险，心安理得地认为出了问题会有美联储出手营救呢？客观地说，美联储的参与虽然在1998年9月市场恐慌的形势下可以理解，但遗憾的是，此举无疑是浪费了一个让市场恢复必要冷静的重要机会。
麦克唐纳始终认为自己的行动没错，尽管他对这只基金其后的表现并不满意，甚至可以说感觉很尴尬。营救行动结束一年后，这位美联储总裁有一次突然贸然宣称：“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即将破产时，我打心眼儿里不想伸出援手。”12
在这个问题上，格林斯潘的错误更加严重也更为持久，他一直认为衍生品交易无须严密监管和信息透明。就像银行认为有能力在危机出现之前做好自我约束一样，轻信华尔街的格林斯潘直到问题出现近半年之后才要求制定并不算严格的监管制度。13他先前对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反对（因为允许投资者自我监督而受到自由资本市场的一致欢迎），不由得让人想起格林斯潘早期阅读艾恩·兰德作品时写过的一句话：“武力是监管的基础”。14实际上在缺乏信息透明度的国家（如俄罗斯），交易市场都是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的。
如果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有何启示，应当是传统证券交易行之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在衍生品交易中完全失去了作用。简而言之，投资者对于资产负债表中的风险一目了然，但是衍生品交易的风险对他们就像无解之谜。虽然（在格林斯潘和银行的反对下）一些汇报机制正在改变，但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漏洞依然存在。随着这种交易日益广泛的应用，此类缺陷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此外，除了改善衍生品交易汇报机制，限制实际风险敞口也是一项非常必要的举措。有鉴于此，金融监管机构限制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借贷额度，明令其贷款数额不得超过资本额的一定比例。这样规定显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只要有可能，华尔街投行总是会突破谨慎贷款的原则。既然这样，那格林斯潘又为何批准银行可自由选择衍生品交易的贷款额度呢？
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事前不闻不问，事后积极干预——导致了美联储的政策对很多人造成了误导。实际上，政府强调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预防而不是干预。政府为受监管的银行事先确定行为规则完全正确，但代表未受监管的对冲基金进行危机干预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白宫专门组织了蓝丝带调查委员会，即经过总统授权、由多个部门组成的金融市场工作组（包括美联储），对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溃败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引发的核心公共政策问题是如何更有效地约束投资杠杆的过度使用。”此外，报告还对日益突出的金融衍生品表示关注，称：“资产负债表中的财务杠杆并不足以衡量风险程度。”15不过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出多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它确实要求增强对冲基金的财务披露，加强银行的风险和信贷管理，以及强化管理机构的监管力度，但是这份1999年4月公布的措辞谨慎的报告并没有引发美国国会的积极行动，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对这个问题失去兴趣了。众议院银监委员会发言人戴维·伦克尔称：“去年9~10月，这个话题天天都在爆炒，现在已经没人关注了。”16
公众对于对冲基金的怒火也消退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看起来是一场对冲基金危机，实际上引发这场危机的是华尔街的大型投行，正是它们充裕的资金导致了信贷标准的不断松懈和放宽。在这只基金需要救助时，这些银行纷纷表示自己是受害者，被基金滴水不漏的保密手段蒙在鼓里，很多高管的发言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科曼斯基离开美联储时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交易头寸吓得我两腿发抖。”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每个银行都很清楚这只基金每一笔交易的风险敞口，银行的人也不会傻到猜不出基金和其他银行之间的交易规模。
美联储派往总统调查小组的官员帕特里克·帕金森，在营救行动结束几个月后向参议员委员会汇报称：
虽然交易风险极高，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还是从各投行获得了大笔信贷。这些交易对手从基金获得的信息表明，它的证券和衍生品交易头寸相对于基金股本要高得多。尽管如此，似乎没有几家投行（可以说一家也没有）真正了解基金的风险组合状况。17
可能有人会问，那银行为什么还要贷款给这只基金呢？在1999年年初的一次公开研讨会上，共和银行前董事长沃尔特·韦纳坦言银行根本没有选择，或者说拒绝对方的业务需要拿出极其罕见的勇气。他表示：“要加入这个圈子，你必须遵守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接受要么走人。”18华尔街投行选择了接受，它们也一样贪婪，而且敬畏于基金的辉煌表现，以及合伙人巨大的声望、地位和明星效应。韦纳称：“我们很快就被这些超人迷惑得团团转。”不得不说，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罕见的奇迹，这只基金就像耀眼的火箭冲进金融行业的高空，像一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把市场风险变成统计学中冷冰冰的概率。这群教授级的交易员就像穿越到现在的未来人，把隐藏在市场角落中的好运和厄运演绎得淋漓尽致。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盛极而衰的经历对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后来的巨额亏损相比，它前期不菲的盈利就显得没那么惊人了。就好像任意收取保费的保险公司遇到天灾之后连本带利赔个精光一样，这只基金的利润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并非全部是“赢得”的，至少部分是得益于大环境顺利时的市场馈赠；而形势逆转时，这笔馈赠是要被收回的。无论什么投资，包括互联网泡沫在内，都不能只看到其膨胀期而忽略了其破碎期。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注意到了这种周期的变化，但是却拒绝缩小交易规模。当价差缩小时其投资风险必然上升，基金反而在加大杠杆率，就好像多借钱可以让没什么希望的交易变得更好而不是风险更高一样。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所以会犯这种错误和其管理有关，它缺少来自独立的第三方对交易员的监督和制约。造成的结果是合伙人个个都参加风险管理会议，最终却个个都默许高风险的交易继续实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位合伙人对基金的溃败都是有责任的。
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坚信多样化投资可以规避市场风险，殊不知这一投资行业的金科玉律实际上言过其实。凯恩斯曾经说过，一次深思熟虑的投资胜过一堆分析不周的交易。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惨败证明，把鸡蛋放进不同的篮子也会同时打碎。此外，这只基金还自欺欺人地认为其多样化投资做到了实至名归，但实际上不过是流于形式而已。简而言之，它只是用各种可能的组合形式对大量低评级债券做同样方式的对赌而已。随着市场周期的变化和信贷的收紧（根据历史数据来看，这种情况会定期发生），基金的各种交易会出现同步暴跌其实并不令人吃惊。
我们可以把基金从1998年1月截至接受营救时各类交易出现的亏损进行对比：19
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市场：4.3亿美元；
发达国家市场的单向交易（如做空日本债券）：3.71亿美元；
股票配对交易（如大众汽车和壳牌运输）：2.86亿美元；
收益率曲线套利交易：2.15亿美元；
标准普尔500指数交易：2.03亿美元；
垃圾债券套利交易：1亿美元；
企业兼并套利交易：不赔不赚。
仅这七个类别的交易亏损就高达16亿美元，真可谓触目惊心。如果只是这样，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是完全可以在市场中挺过来的。
下面是它交易量最大的两项业务的亏损额：
互换业务：16亿美元；
股市波动率交易：13亿美元。
正是这两项交易最终拖垮了这只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这些市场中陷得太深，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错误。它的交易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扭曲了市场本应具备的自我调解作用。如果只是投资规模大倒也无妨，但是加上基金30倍的杠杆率和衍生品交易无形的高杠杆率，情况就变得不同了。你可以大规模投资（会造成市场流动性降低），也可以（审慎地）加大资金杠杆率，但既疯狂增加杠杆又降低市场流动性的投资者无异于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这样投资的话，你不但要猜中市场运动的最终方向，而且要保证其间每一天的市场形势都不会出错。只要有一天形势出现逆转，投资者就会血本无归。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就是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投资的这些市场绝不会显著地偏离自己的预测值，哪怕出现8月和9月这么大的振幅也不会。
深受默顿和斯科尔斯有效市场理论的熏陶，这些教授级交易员们确信市场价格会按照模型预测的方向运动，而且是直接运动。他们自信地认为模型可以预测出交易行为的限制。或者说，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说明哪些行为合理，哪些行为可以预测。但是他们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包括交易员在内的投资者并非永远理智，这才是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由盛而衰带来的真正教训。无论市场模型怎样预测，交易员们都不是受芯片指挥的机器，他们易受影响，具有羊群效应，面对利益一哄而上，出现风险则作鸟兽散。
即便这些交易员的判断全都正确无误，市场也很难像正弦波那样准确精密地振动。价格和价差会随着每一个企业、政府和国家的不确定性出现变化。它们并不能准确体现国家反映出的经济活动。换句话说，掷色子的点数预测概率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预测俄罗斯风险就不可能，预测交易员如何应对俄罗斯市场就更不可能。和预测色子点数不同，影响市场变化的因素不只有统计意义上的风险概率，还包括更为广泛的可全面影响其未来形势的各种不确定性。不幸的是，这种因素和风险不同，它无法加以量化，不受限于任何数字或概率分析。
这群学者显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他们急不可待地把这个疯狂的数学机器应用到投资实践中，仿佛它能驯服市场不确定性这个恶魔。就这样，他们肆无忌惮地开始豪赌，没有一丝顾虑，也没有半点恐惧。
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试图分解并最终最大限度地消灭风险，而不是想办法通过投机操作来克服风险。在这一点上，这只基金的表现并不是唯一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可以说是20世纪末的一只典型基金，试图通过结合金融经济和计算机编程两大新学科的方式来驾驭市场。它认为，利用历史价格和波动率预测未来风险的方式可广泛应用到每一个投行和交易部门。这一点可以说是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根本错误，其巨额亏损显然表明当代金融学的核心理念存在瑕疵。
对于这一点，美林银行在1998年的年报中说明得很清楚：“美林正在使用数学统计模型协助估算市场风险敞口。”在提及此类模型可能带来的危险时，报告不无隐忧地称：“它们会用看似安全的数字掩盖市场实际风险，因此这些模型的使用必须受到限制。”20如果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惨败对华尔街有何启示，这句话无疑就是最好的回答。如果下次有默顿这样的人物推销管理风险和预测概率的高级模型，如果下次哪个计算机系统号称拥有全部历史数据，可全面量化未来的市场风险，作为投资者的你必须转身就跑，而且越快越好。
但是在华尔街，人们似乎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1999年11月，JWM合伙公司，一个由梅里韦瑟、哈贾尼、希利布兰德、莱希、罗森菲尔德和阿云·克里希纳玛查等合伙人计划筹建的公司，开始宣传推广其“相对价值机会基金II”。根据宣传单，新基金的杠杆率将保持在15倍的适中水平，公司将会加强自律，同时采用曾设计用于“可确保实用程度达到能够抵御1998年极端事件”的风险控制系统。虽然结合以往危机设计出来的数学模型能否避免未来崩溃尚且令人怀疑，但对于梅里韦瑟来说，JWM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合伙人的东山再起，这在华尔街是相当难得的。12月，就在长期资本管理基金45亿美元股本被迅速亏空，导致华尔街和个人职业生涯几乎被葬送的15个月之后，梅里韦瑟募集到了2.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命运多舛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前投资者。他已经准备好再次出发了。
[1] 步其后尘，2000年索罗斯和老虎管理基金出现巨额亏损，老虎基金被迫破产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