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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互惠经济学”发现之旅起源于30多年前我在玛氏公司当初级雇员的时候。起初，我的理解仅限于我与公司之间非常简单的关系——我努力工作，获得了新的职业机会，财务状况也有所改善。在快速进行地域扩张的商业周期内，我亲眼见证了成功企业可以为其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家属和人际关系网，带来的巨大改善。从中东到中欧的各个地区，共享利益都创造了非常实际且确实可见的影响，这一经验使我毫不怀疑该原则中潜在的基本真理。
在管理催化剂智库期间，我接触到了“什么是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及其研究成果。这反过来又使我萌生了一些想法，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好奇心，即我们是否可以超越金融方面的衡量标准，来评估甚至量化我们的影响，并且左右这些影响。
在玛氏公司饮料部门担任领导期间，我当然很清楚，推动这项业务的快速增长势在必行。但是，除了固有利益的增长外，其他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我们是否可以推动一系列行动，使特定利益相关方受益？这样的行动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最大的成功”？借助两位作者对共享价值的分析，一个非常清晰的“战斗号召”出现了。在我们价值链最末端的咖啡种植者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这些来源地的个人考察只是增强了这一信念。作为全部咖啡作物中的一个相对较小的买家，我们有幸能够决定从哪里购买，因此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结合我们的金融资本衡量标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衡量方法使我们能够选择拥有最佳成功前景的地方，并对我们的进展进行实证测量。除了种植者中“社会资本”提高Y%外，设定X%的业务增长目标的前景也随之出现。除了引发个人动机外，这一前景也在我的管理团队以及很多其他相关同事中引发了普遍参与，令我很受触动。
当我换到玛氏箭牌糖果有限公司（玛氏公司的一个部门）时，我把这些成形的想法也带了过去。在箭牌的价值链中，我们将薄荷的种植确定为一个潜在机会。然而，同样的价值链分析显示，就口香糖而言，更大的机遇在于提高我们分销网络中的共享繁荣——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将肯尼亚作为试验的沃土，我们开始着手测试我们培养微型企业家的能力。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它给了我们很多沉痛的教训。在当地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我们慢慢地改良方法，并且很快培养出一些非常有前景的成果。对部署方法的严格关注以及在衡量影响时严谨科学的行为，使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方法，改善我们的运营，并开始衡量我们对自身所在的内罗毕市区的社会影响。没有什么比会见我们的企业家更令人受激励的体验了——比如，一位年轻的母亲将她的收入水平从仅能维持生计提高到可以支持她的孩子接受教育。
我们随后将项目推广到其他区域（如菲律宾），我们现在在中国农村地区也开展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测试项目，包括使用新的电子技术来衡量我们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纠正世界上所有的错误与不公，但是通过两位作者提出的方法，我确信我们能够并且确实会对我们价值链中的许多生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热忱地希望，我们继续分享、学习并加速这个进程。
马丁·拉德万（Martin Radvan）
玛氏箭牌糖果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