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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对本书的赞誉 大胆调和了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相互排斥的方面。对当今那些准备重塑世界的商业领袖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琼-克里斯托夫·弗拉丁（Jean-Christophe Flatin），玛氏公司巧克力事业部全球总裁 罗奇和雅各布在其他人惨败的地方大获成功。他们清晰、简洁、以价值观为导向的文字将资本主义塑造成最终形式，并将其提升到应有的巅峰位置。随
未知 推荐序一 从经济学诞生的第一天起，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应该如何来组织。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理所当然的回答是：社会生产应该由企业来组织，而企业的决策者应该是出资者，谁出资谁决策、谁负责。然而，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所熟知的由出资者来建立企业、由企业来决定生产的这种生产方式，是200多年前才开始流行的。 事实上，在传统的社会
未知 推荐序二 牛津大学是在三年前加入玛氏公司的互惠之旅的，当时布鲁诺·罗奇与杰伊·雅各布以及玛氏公司催化剂（玛氏公司的内部企业智库）的一个团队一起来到赛德商学院，介绍他们的“互惠经济学”。 [1] 当然，我们当时对玛氏公司正在从事的创新管理实践已经有些许概念，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即将听到什么内容。这次见面的效果非常令人振奋。商学院的人认为，其中真的有一些实质
未知 推荐序三 我的“互惠经济学”发现之旅起源于30多年前我在玛氏公司当初级雇员的时候。起初，我的理解仅限于我与公司之间非常简单的关系——我努力工作，获得了新的职业机会，财务状况也有所改善。在快速进行地域扩张的商业周期内，我亲眼见证了成功企业可以为其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以及他们的家属和人际关系网，带来的巨大改善。从中东到中欧的各个地区，共享
未知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芝加哥学派的相关性提出质疑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人类、地球和利润的平衡问题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企业、非政府组织、学者，等等）日益关注的领域，这显示了当前模式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不适感。在这一领域，大部分的相关举措侧重于主流的企业社会责任，目的是减轻或缓解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或者侧重于设立慈善基金或社会影
未知 恰当的利润水平和两个推论问题 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引出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兼具实用性和伦理性。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最优利润水平，可以确保企业创造的整体价值最大化，包括企业持续的、健康的、有盈利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可以证明企业从其运营及长期发展所依赖的商业生态系统中汲取多大的价值是合理的。两个问题都开始解决
本书不反映玛氏公司的官方立场，但它代表了作者有据可依的观点，自2007年以来我们在被称为催化剂的玛氏公司内部智库中担任管理和领导角色，联合领导着这项研究工作。我们与企业智库的同事，以及很多商业领袖、非政府组织，还有一批来自全球各高校、跨越多个学科的外部专家合作开展了这个项目。我们正在讲述这个故事，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参与其中，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将无
● 简约性 每个资本形式可以用少量的变量来衡量，这些变量在每个资本形式中的占比约为75%（这对商业使用来说足够优质，也足够简单）。 ● 业绩关联性 非金融资本与经济业绩之间的强大关联性已经在我们跨地域和跨商业背景的若干商业试点中被确立。 ● 稳定性 它们在多个国家（在非洲、亚洲）、不同企业、不同环境与不同价值链（供应方和需求方）中，都是稳定的。 ● 可操作性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的策略重点是双重的：（1）为企业提供工具和方法，驱动整体业绩提高，使其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更加互惠，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可以比只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现有模式更加可持续；（2）影响企业通过管理自身业绩（治愈商业）来积极影响社会和环境（治愈世界）的方式。改变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使其具有普遍可持续性——通过与新兴知识经济（其操控信息获取的关系比仅仅积累
在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发问，对驱动利润在短期内增长的不懈关注——通常以牺牲财富生产中涉及的其他方为代价——从长远来看是否真的合算。我们想要探索，重新平衡商业重点，更多地考虑个体、群体和自然资源，是否可能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回报，甚至成为我们已经踏入的新世纪的新商业模式的基础。
比如，某些社会制度注重广大人民的利益，最终是以牺牲利润和地球健康为代价的不均衡方式来进行的。相比之下，弗里德曼之流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以牺牲人民（多数）——除非他们是股东（少数）——和地球为代价来回报金融资本的持有者。如今一些人提出，以牺牲金融资本和人类为代价来补偿地球。我们的观点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把每项投入带给商业的价值都计算在
尽管金融体系中流动性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水平低，但是诸如负利率、低通货膨胀水平等的种种征兆都表明，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岌岌可危。并且，同种策略的可能延续——关注于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本，继续人为地推动全球市场发展——实际上可能相当具有破坏性，尤其是在全球债务同时急剧上升的情况下。想想那个三人同乘电梯的类比，他们都相信电梯在上升，因为楼层数字显示的是上升的数字
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很快就需要一种更互惠的、更完整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整体上优化三项投入（人类、地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以改革当前也许总有一天会崩溃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在系统崩溃之前还是之后采纳新模式，将造成社会疼痛等级上的差异，其范围从可忍受的、相对短期的轻微疼痛，到剧烈而持久的疼痛。我们仍然有能力在这些疼痛程度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也许不能持续很久了
无论这个日期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有人归咎于全球足迹网络的报告，有一个压倒性的共识是，当前经济模式从地球上索取的比地球现在能够可持续提供的更多。这就是在推动更大的资源效率的背景下，促使我们关注自然资本的关键动机。然而，尽管存在环境赤字，如今的主导经济模式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同时，仍然侧重于创造金融资本（以钱赚钱），却忽视了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稀缺形式。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
事实上，我们可能有着人生中仅此一次的机会来重新定位商业，将其作为治愈全球经济的恢复力，一个为多数人带来深刻而积极的改变的发动机。管理科学可以成为一门能够创造和收获新世纪真正财富的学科。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不是那种以单一方式赚钱（通常是通过非常积极的商业实践）并以另一种方式消费（通过建立更多的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模式。不是那种主流的企业社
那些在我们的模式中开始被用来完善资本主义的工具和衡量方法，可以促进管理行为在驱动商业利润的同时，为人类带来广泛的利益。它们有助于将产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商业策略与那些不能产生甚至会破坏这些资本的商业策略区分开来。通过在战略计划中使用新指标，企业管理者现在不仅可以评估影响——就像在更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项目中那样，而且有能力全面推动经
● 简约性 每个资本形式可以用少量的变量来衡量，这些变量在每个资本形式中的占比约为75%（这对商业使用来说足够优质，也足够简单）。 ● 业绩关联性 非金融资本与经济业绩之间的强大关联性已经在我们跨地域和跨商业背景的若干商业试点中被确立。 ● 稳定性 它们在多个国家（在非洲、亚洲）、不同企业、不同环境与不同价值链（供应方和需求方）中，都是稳定的。 ● 可操作性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们的策略重点是双重的：（1）为企业提供工具和方法，驱动整体业绩提高，使其对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更加互惠，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可以比只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现有模式更加可持续；（2）影响企业通过管理自身业绩（治愈商业）来积极影响社会和环境（治愈世界）的方式。改变跨国公司的商业模式，使其具有普遍可持续性——通过与新兴知识经济（其操控信息获取的关系比仅仅积累
在我们启程的时候，我们发问，对驱动利润在短期内增长的不懈关注——通常以牺牲财富生产中涉及的其他方为代价——从长远来看是否真的合算。我们想要探索，重新平衡商业重点，更多地考虑个体、群体和自然资源，是否可能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回报，甚至成为我们已经踏入的新世纪的新商业模式的基础。
比如，某些社会制度注重广大人民的利益，最终是以牺牲利润和地球健康为代价的不均衡方式来进行的。相比之下，弗里德曼之流的金融资本主义是以牺牲人民（多数）——除非他们是股东（少数）——和地球为代价来回报金融资本的持有者。如今一些人提出，以牺牲金融资本和人类为代价来补偿地球。我们的观点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把每项投入带给商业的价值都计算在
尽管金融体系中流动性大幅增加，经济增长水平低，但是诸如负利率、低通货膨胀水平等的种种征兆都表明，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岌岌可危。并且，同种策略的可能延续——关注于创造更多的金融资本，继续人为地推动全球市场发展——实际上可能相当具有破坏性，尤其是在全球债务同时急剧上升的情况下。想想那个三人同乘电梯的类比，他们都相信电梯在上升，因为楼层数字显示的是上升的数字
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很快就需要一种更互惠的、更完整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整体上优化三项投入（人类、地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以改革当前也许总有一天会崩溃的金融资本主义体系。是在系统崩溃之前还是之后采纳新模式，将造成社会疼痛等级上的差异，其范围从可忍受的、相对短期的轻微疼痛，到剧烈而持久的疼痛。我们仍然有能力在这些疼痛程度之间进行选择，但是这种情况也许不能持续很久了
无论这个日期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有人归咎于全球足迹网络的报告，有一个压倒性的共识是，当前经济模式从地球上索取的比地球现在能够可持续提供的更多。这就是在推动更大的资源效率的背景下，促使我们关注自然资本的关键动机。然而，尽管存在环境赤字，如今的主导经济模式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同时，仍然侧重于创造金融资本（以钱赚钱），却忽视了在21世纪初的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稀缺形式。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
事实上，我们可能有着人生中仅此一次的机会来重新定位商业，将其作为治愈全球经济的恢复力，一个为多数人带来深刻而积极的改变的发动机。管理科学可以成为一门能够创造和收获新世纪真正财富的学科。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不是那种以单一方式赚钱（通常是通过非常积极的商业实践）并以另一种方式消费（通过建立更多的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模式。不是那种主流的企业社
那些在我们的模式中开始被用来完善资本主义的工具和衡量方法，可以促进管理行为在驱动商业利润的同时，为人类带来广泛的利益。它们有助于将产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商业策略与那些不能产生甚至会破坏这些资本的商业策略区分开来。通过在战略计划中使用新指标，企业管理者现在不仅可以评估影响——就像在更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项目中那样，而且有能力全面推动经
[4] 禧年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以50年为一个周期，禧年时释放奴隶、将土地归还原主、暂停土地耕种以便于土地休整和修复。 [5] 《传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编者注
未知 当我们早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多的时间，在2007年开始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时，我们当时的直觉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金融资本主义方法将很快达到它的极限，它需要改进和完善，以便于经济和商业继续创造价值。
未知 全球性企业在发展和制定新型模式中的作用 由于商业历来就是带来繁荣并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驱动力，再加上如今的大型企业比一些政府更有力量，我们问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体系转型中，大型跨国公司将要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同时我们发问，“在大规模部署新模式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应当如何助力一种更均衡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的新方法的诞生？” 我们的直觉是，
未知 隐性原则需要化隐为显 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利益的商业原则可以比股东利益最大化创造更优秀的企业业绩，在20世纪这个商业原则仅在某些成功企业中被极其隐晦地执行。它还没有被转化为一个明晰的管理理论。它还是更像一个选择性的管理理念，而不是一套科学严谨的、可以被更广泛部署的管理方法。对此的部分解释是，在最近这场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最主要潜在弱点的危机之前，大多数
未知 利润和增长无关：是自然法则，还是令人担忧的意识形态产物 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对管理学文献的初步研究突出了“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或者说商业是否应该只和股东利益相关，抑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更多共享是否可以实现更优秀的业绩，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严谨和系统的解决。除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和案例分析——其中有一些最近才发表——我们没有发现可以真正有意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图1-1表明，总体上，在我们调研的近30年内，顶级快消品公司的利润率（底线）翻了一番，而收入增长率（顶线）是具有极大周期性的。据此，没有证据表明营业额和利润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关联，只有过去的利润和未来的利润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在管理实践和仅驱动利润的衡量指标的支撑下，弗里德曼思想体系为商业扮演了利润发动机的角色——但这仅限于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维持现状的
从商业环境下“价值”的构成来看，地球提供了企业用以生产产品的资源，人类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货币提供了流动性，使得人们能够影响这一转化过程。这与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经济史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货币，事实上已经太多了，但不幸的是，流动的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已经被少数人在金融体系中聚集起来。相应地，在推动就业、投资或经济增长方面，这种聚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到实体经济中，导致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注入很容易被由更大企业主导的金融市场吸收，这一差距被拉大了。因此，我们看到股市指数持续上升，到达
把重点从金融资本转移到以上提到的繁荣的非金融支柱上，而不是忽视新稀缺形式的现实，继续生产过多的流动资金，这种转移对我们来说是更加明智的；否则，情况将会非常危险。然而，我们所见的巨大挑战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因为虽然有2008年的教训，但是对于那些因在经济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而最容易影响到全球经济转型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尚未改变。也许很多人觉得有太多金融资本可被生产
我们认为，只是简单地倾斜三者之间的平衡，以牺牲其他两种基础性的经济支柱去支持资本的某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这样做是一种公认的“半真半假”（谎言），尽管诱人但它还是谎言，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说，人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没有自然的修复，我们注定要遭受全球性的苦难，并最终遭受饥荒。但是只有当繁荣的三大支柱——基于各支柱对这个体系的贡献以及它们分别如何获得报酬—
在苏联衰落的那些年，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知道他领导的体系随时会出问题，他有积极改革的勇气，并计划以减少流血的方式放弃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如果选择使用武力将其强加于苏联，这可能会带来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痛苦。如今，世界上可能会有许多“商界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有着积极主动性，他们有意愿促进商业从弗
我们同样重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不应该集中在被动股东的手里或者为了投机的目的而集中，它应该掌握在有才能的新型企业家手中，他们将以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繁荣的方式投资。我们的论断是，由于每一种人口（穷人和富人）中企业家的比例相同，当前体系远不能有效地将资本分配到活跃的企业家手中。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集中的机制是低效的，不仅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差距，而且也阻碍了积极的
但是这么做必须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更广大的利益，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应用这种方法如何可以在实际中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利益，包括那些之前可能专注于从其他人身上榨取利益的个人贡献者。因此才有了我们在引言中引用到的所罗门王的至理名言（形式上略有不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
鉴于上述背景，我们在2007年开始的项目的第一阶段，涉及确认衡量业绩/成功的标准，这个标准高度重视关系、途径和资源效率，而不是仅看金钱的积累——后者基于的是一个假设，即目前商业中使用的唯一真正稳健的指标都与财务业绩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对金融资本回报的业绩衡量方式是稳健而有效的，而针对价值创造的另外两大支柱——地球和人——的业绩衡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这种外部类型的“产出”指标实际上旨在帮助一个公司符合行业标准，做一些“不太糟糕”的事。这些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同。例如，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商品，测量碳足迹几乎没什么用——可能仅在测量跟运输和分销相关的碳的情况下有用。这是因为在咖啡生产过程中，包括咖啡包装，实际产出的碳是极少的。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方法，它可以带来针
关于业务单元层次上细化的（高度详细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模式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使得在任何供应链上开展自然资本审计——并确认企业可以干预的张力点和位置，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敬业度指标来作为衡量员工福祉的独立工具——因为它易于管理，而且目前也没有其他明显更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最终可以改革商业行为的衡量指标。人才指标的结合使用有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对员工福祉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这可以促进更高的敬业度，进而更好地推动业绩，吸引人才，以及留住最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尽管拥有一系列指标是有用的，尤其是为了外部报告的目的，比如GHG排放量是针对环境的，盖洛普Q12员工敬业度分数是用来检测职场的情绪状态的，但是从企业角度去理解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资源效率，增加员工在工作时的福祉并使他们更具幸福感、更多产的关键因素会更加实用。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定性校准，因为在跨越
外部指标旨在与企业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式重点在于设计与企业文化/ DNA紧密相连的内部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在业务单元层面上做出合理决策，并且对所有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都具有意义。
为了开始对可产生最大杠杆作用的衡量方法进行调整，我们与一些世界领先的思想家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巴黎经济学院、索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国立高等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牛津大学赛德商
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在2014年向瓦次普支付了令人震惊的220亿美元，而新兴的瓦次普在2013年仅创收1 020万美元。相比之下，玛氏公司在2008年以一个大致相同的总额，即230亿美元，收购了口香糖巨头箭牌糖果有限公司（Wrigley's），这带来了数万员工、收入来源、工厂、其他基础设施、全球公认的品牌、供应链、分销渠道等等。脸书对瓦次普与我们公司对箭
事实上，我们可能有着人生中仅此一次的机会来重新定位商业，将其作为治愈全球经济的恢复力，一个为多数人带来深刻而积极的改变的发动机。管理科学可以成为一门能够创造和收获新世纪真正财富的学科。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模式。不是那种以单一方式赚钱（通常是通过非常积极的商业实践）并以另一种方式消费（通过建立更多的企业基金会）的慈善模式。不是那种主流的企业社
那些在我们的模式中开始被用来完善资本主义的工具和衡量方法，可以促进管理行为在驱动商业利润的同时，为人类带来广泛的利益。它们有助于将产生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商业策略与那些不能产生甚至会破坏这些资本的商业策略区分开来。通过在战略计划中使用新指标，企业管理者现在不仅可以评估影响——就像在更普遍的企业社会责任类型的项目中那样，而且有能力全面推动经
[4] 禧年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以50年为一个周期，禧年时释放奴隶、将土地归还原主、暂停土地耕种以便于土地休整和修复。 [5] 《传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编者注
未知 当我们早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多的时间，在2007年开始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时，我们当时的直觉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金融资本主义方法将很快达到它的极限，它需要改进和完善，以便于经济和商业继续创造价值。
未知 全球性企业在发展和制定新型模式中的作用 由于商业历来就是带来繁荣并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驱动力，再加上如今的大型企业比一些政府更有力量，我们问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体系转型中，大型跨国公司将要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同时我们发问，“在大规模部署新模式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应当如何助力一种更均衡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的新方法的诞生？” 我们的直觉是，
未知 隐性原则需要化隐为显 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利益的商业原则可以比股东利益最大化创造更优秀的企业业绩，在20世纪这个商业原则仅在某些成功企业中被极其隐晦地执行。它还没有被转化为一个明晰的管理理论。它还是更像一个选择性的管理理念，而不是一套科学严谨的、可以被更广泛部署的管理方法。对此的部分解释是，在最近这场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最主要潜在弱点的危机之前，大多数
未知 利润和增长无关：是自然法则，还是令人担忧的意识形态产物 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对管理学文献的初步研究突出了“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或者说商业是否应该只和股东利益相关，抑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更多共享是否可以实现更优秀的业绩，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严谨和系统的解决。除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和案例分析——其中有一些最近才发表——我们没有发现可以真正有意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图1-1表明，总体上，在我们调研的近30年内，顶级快消品公司的利润率（底线）翻了一番，而收入增长率（顶线）是具有极大周期性的。据此，没有证据表明营业额和利润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关联，只有过去的利润和未来的利润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在管理实践和仅驱动利润的衡量指标的支撑下，弗里德曼思想体系为商业扮演了利润发动机的角色——但这仅限于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维持现状的
从商业环境下“价值”的构成来看，地球提供了企业用以生产产品的资源，人类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货币提供了流动性，使得人们能够影响这一转化过程。这与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经济史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货币，事实上已经太多了，但不幸的是，流动的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已经被少数人在金融体系中聚集起来。相应地，在推动就业、投资或经济增长方面，这种聚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到实体经济中，导致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注入很容易被由更大企业主导的金融市场吸收，这一差距被拉大了。因此，我们看到股市指数持续上升，到达
把重点从金融资本转移到以上提到的繁荣的非金融支柱上，而不是忽视新稀缺形式的现实，继续生产过多的流动资金，这种转移对我们来说是更加明智的；否则，情况将会非常危险。然而，我们所见的巨大挑战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因为虽然有2008年的教训，但是对于那些因在经济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而最容易影响到全球经济转型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尚未改变。也许很多人觉得有太多金融资本可被生产
我们认为，只是简单地倾斜三者之间的平衡，以牺牲其他两种基础性的经济支柱去支持资本的某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这样做是一种公认的“半真半假”（谎言），尽管诱人但它还是谎言，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说，人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没有自然的修复，我们注定要遭受全球性的苦难，并最终遭受饥荒。但是只有当繁荣的三大支柱——基于各支柱对这个体系的贡献以及它们分别如何获得报酬—
在苏联衰落的那些年，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知道他领导的体系随时会出问题，他有积极改革的勇气，并计划以减少流血的方式放弃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如果选择使用武力将其强加于苏联，这可能会带来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痛苦。如今，世界上可能会有许多“商界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有着积极主动性，他们有意愿促进商业从弗
我们同样重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不应该集中在被动股东的手里或者为了投机的目的而集中，它应该掌握在有才能的新型企业家手中，他们将以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繁荣的方式投资。我们的论断是，由于每一种人口（穷人和富人）中企业家的比例相同，当前体系远不能有效地将资本分配到活跃的企业家手中。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集中的机制是低效的，不仅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差距，而且也阻碍了积极的
但是这么做必须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更广大的利益，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应用这种方法如何可以在实际中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利益，包括那些之前可能专注于从其他人身上榨取利益的个人贡献者。因此才有了我们在引言中引用到的所罗门王的至理名言（形式上略有不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
鉴于上述背景，我们在2007年开始的项目的第一阶段，涉及确认衡量业绩/成功的标准，这个标准高度重视关系、途径和资源效率，而不是仅看金钱的积累——后者基于的是一个假设，即目前商业中使用的唯一真正稳健的指标都与财务业绩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对金融资本回报的业绩衡量方式是稳健而有效的，而针对价值创造的另外两大支柱——地球和人——的业绩衡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这种外部类型的“产出”指标实际上旨在帮助一个公司符合行业标准，做一些“不太糟糕”的事。这些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同。例如，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商品，测量碳足迹几乎没什么用——可能仅在测量跟运输和分销相关的碳的情况下有用。这是因为在咖啡生产过程中，包括咖啡包装，实际产出的碳是极少的。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方法，它可以带来针
关于业务单元层次上细化的（高度详细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模式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使得在任何供应链上开展自然资本审计——并确认企业可以干预的张力点和位置，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敬业度指标来作为衡量员工福祉的独立工具——因为它易于管理，而且目前也没有其他明显更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最终可以改革商业行为的衡量指标。人才指标的结合使用有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对员工福祉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这可以促进更高的敬业度，进而更好地推动业绩，吸引人才，以及留住最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尽管拥有一系列指标是有用的，尤其是为了外部报告的目的，比如GHG排放量是针对环境的，盖洛普Q12员工敬业度分数是用来检测职场的情绪状态的，但是从企业角度去理解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资源效率，增加员工在工作时的福祉并使他们更具幸福感、更多产的关键因素会更加实用。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定性校准，因为在跨越
外部指标旨在与企业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式重点在于设计与企业文化/ DNA紧密相连的内部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在业务单元层面上做出合理决策，并且对所有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都具有意义。
为了开始对可产生最大杠杆作用的衡量方法进行调整，我们与一些世界领先的思想家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巴黎经济学院、索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国立高等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牛津大学赛德商
未知 正如我们在商业环境中所定义的那样，人力资本涉及影响工作场所个人福祉的诸多因素。简单来说，更好的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容易吸引和留住更优质的人才，而且更幸福、更有积极性、更具才能的员工可能比那些不幸福、不那么有积极性和不太有才能的人表现得更好。由此，如果有足够科学稳健的方法来确定和衡量——在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的真正驱动力，那么就可以为
因此，我们开始着手解读人力资本和福祉的非常规来源，并确定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程序上的条件，或者工作方式。这涵盖了管理风格、公司是否鼓励团队合作或个人任务、决策自主水平、组织垂直程度、员工与直属上司的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由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组成，包括工作场所中社交网络的结构和质量，例如员工如何相互连接，他们在收入与工资、比较与竞争等话题上如何互动，以及
[5] 通过创造出一个激励人们坚持努力达到目标、创新变革和敢于冒险的环境，它们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业绩。它们还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满意的、忙碌的员工请病假较少，缺勤率较低。最后，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福祉的公司有着较低的员工流动率和较高的员工保留率。因此，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福祉，评估它们的效果并有
在这里呈现的结果是分布在各细分市场、职能和地区的玛氏公司员工的代表性样本。我们覆盖了所有的大洲和细分市场，调查了数千个观察数据。我们使用了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即盖洛普Q12调查以及员工点对点特别调查，这两项调查都与内部人力资源数据相匹配。我们测试了大量的变量，发现了一些在我们公司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方法首先包括了使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作为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代替指标。接着，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数据挖掘和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了在个体员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和盖洛普数据，以获得在企业文化中福祉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准确估计。在控制人口统计的同时，我们量化了我们所发现的福祉与其潜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4] 禧年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以50年为一个周期，禧年时释放奴隶、将土地归还原主、暂停土地耕种以便于土地休整和修复。 [5] 《传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编者注
未知 当我们早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多的时间，在2007年开始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时，我们当时的直觉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金融资本主义方法将很快达到它的极限，它需要改进和完善，以便于经济和商业继续创造价值。
未知 全球性企业在发展和制定新型模式中的作用 由于商业历来就是带来繁荣并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驱动力，再加上如今的大型企业比一些政府更有力量，我们问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体系转型中，大型跨国公司将要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同时我们发问，“在大规模部署新模式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应当如何助力一种更均衡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的新方法的诞生？” 我们的直觉是，
未知 隐性原则需要化隐为显 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利益的商业原则可以比股东利益最大化创造更优秀的企业业绩，在20世纪这个商业原则仅在某些成功企业中被极其隐晦地执行。它还没有被转化为一个明晰的管理理论。它还是更像一个选择性的管理理念，而不是一套科学严谨的、可以被更广泛部署的管理方法。对此的部分解释是，在最近这场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最主要潜在弱点的危机之前，大多数
未知 利润和增长无关：是自然法则，还是令人担忧的意识形态产物 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对管理学文献的初步研究突出了“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或者说商业是否应该只和股东利益相关，抑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更多共享是否可以实现更优秀的业绩，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严谨和系统的解决。除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和案例分析——其中有一些最近才发表——我们没有发现可以真正有意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图1-1表明，总体上，在我们调研的近30年内，顶级快消品公司的利润率（底线）翻了一番，而收入增长率（顶线）是具有极大周期性的。据此，没有证据表明营业额和利润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关联，只有过去的利润和未来的利润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在管理实践和仅驱动利润的衡量指标的支撑下，弗里德曼思想体系为商业扮演了利润发动机的角色——但这仅限于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维持现状的
从商业环境下“价值”的构成来看，地球提供了企业用以生产产品的资源，人类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货币提供了流动性，使得人们能够影响这一转化过程。这与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经济史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货币，事实上已经太多了，但不幸的是，流动的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已经被少数人在金融体系中聚集起来。相应地，在推动就业、投资或经济增长方面，这种聚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到实体经济中，导致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注入很容易被由更大企业主导的金融市场吸收，这一差距被拉大了。因此，我们看到股市指数持续上升，到达
把重点从金融资本转移到以上提到的繁荣的非金融支柱上，而不是忽视新稀缺形式的现实，继续生产过多的流动资金，这种转移对我们来说是更加明智的；否则，情况将会非常危险。然而，我们所见的巨大挑战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因为虽然有2008年的教训，但是对于那些因在经济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而最容易影响到全球经济转型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尚未改变。也许很多人觉得有太多金融资本可被生产
我们认为，只是简单地倾斜三者之间的平衡，以牺牲其他两种基础性的经济支柱去支持资本的某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这样做是一种公认的“半真半假”（谎言），尽管诱人但它还是谎言，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说，人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没有自然的修复，我们注定要遭受全球性的苦难，并最终遭受饥荒。但是只有当繁荣的三大支柱——基于各支柱对这个体系的贡献以及它们分别如何获得报酬—
在苏联衰落的那些年，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知道他领导的体系随时会出问题，他有积极改革的勇气，并计划以减少流血的方式放弃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如果选择使用武力将其强加于苏联，这可能会带来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痛苦。如今，世界上可能会有许多“商界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有着积极主动性，他们有意愿促进商业从弗
我们同样重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不应该集中在被动股东的手里或者为了投机的目的而集中，它应该掌握在有才能的新型企业家手中，他们将以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繁荣的方式投资。我们的论断是，由于每一种人口（穷人和富人）中企业家的比例相同，当前体系远不能有效地将资本分配到活跃的企业家手中。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集中的机制是低效的，不仅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差距，而且也阻碍了积极的
但是这么做必须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更广大的利益，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应用这种方法如何可以在实际中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利益，包括那些之前可能专注于从其他人身上榨取利益的个人贡献者。因此才有了我们在引言中引用到的所罗门王的至理名言（形式上略有不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
鉴于上述背景，我们在2007年开始的项目的第一阶段，涉及确认衡量业绩/成功的标准，这个标准高度重视关系、途径和资源效率，而不是仅看金钱的积累——后者基于的是一个假设，即目前商业中使用的唯一真正稳健的指标都与财务业绩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对金融资本回报的业绩衡量方式是稳健而有效的，而针对价值创造的另外两大支柱——地球和人——的业绩衡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这种外部类型的“产出”指标实际上旨在帮助一个公司符合行业标准，做一些“不太糟糕”的事。这些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同。例如，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商品，测量碳足迹几乎没什么用——可能仅在测量跟运输和分销相关的碳的情况下有用。这是因为在咖啡生产过程中，包括咖啡包装，实际产出的碳是极少的。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方法，它可以带来针
关于业务单元层次上细化的（高度详细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模式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使得在任何供应链上开展自然资本审计——并确认企业可以干预的张力点和位置，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敬业度指标来作为衡量员工福祉的独立工具——因为它易于管理，而且目前也没有其他明显更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最终可以改革商业行为的衡量指标。人才指标的结合使用有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对员工福祉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这可以促进更高的敬业度，进而更好地推动业绩，吸引人才，以及留住最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尽管拥有一系列指标是有用的，尤其是为了外部报告的目的，比如GHG排放量是针对环境的，盖洛普Q12员工敬业度分数是用来检测职场的情绪状态的，但是从企业角度去理解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资源效率，增加员工在工作时的福祉并使他们更具幸福感、更多产的关键因素会更加实用。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定性校准，因为在跨越
外部指标旨在与企业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式重点在于设计与企业文化/ DNA紧密相连的内部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在业务单元层面上做出合理决策，并且对所有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都具有意义。
为了开始对可产生最大杠杆作用的衡量方法进行调整，我们与一些世界领先的思想家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巴黎经济学院、索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国立高等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牛津大学赛德商
未知 正如我们在商业环境中所定义的那样，人力资本涉及影响工作场所个人福祉的诸多因素。简单来说，更好的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容易吸引和留住更优质的人才，而且更幸福、更有积极性、更具才能的员工可能比那些不幸福、不那么有积极性和不太有才能的人表现得更好。由此，如果有足够科学稳健的方法来确定和衡量——在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的真正驱动力，那么就可以为
因此，我们开始着手解读人力资本和福祉的非常规来源，并确定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程序上的条件，或者工作方式。这涵盖了管理风格、公司是否鼓励团队合作或个人任务、决策自主水平、组织垂直程度、员工与直属上司的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由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组成，包括工作场所中社交网络的结构和质量，例如员工如何相互连接，他们在收入与工资、比较与竞争等话题上如何互动，以及
[5] 通过创造出一个激励人们坚持努力达到目标、创新变革和敢于冒险的环境，它们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业绩。它们还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满意的、忙碌的员工请病假较少，缺勤率较低。最后，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福祉的公司有着较低的员工流动率和较高的员工保留率。因此，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福祉，评估它们的效果并有
在这里呈现的结果是分布在各细分市场、职能和地区的玛氏公司员工的代表性样本。我们覆盖了所有的大洲和细分市场，调查了数千个观察数据。我们使用了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即盖洛普Q12调查以及员工点对点特别调查，这两项调查都与内部人力资源数据相匹配。我们测试了大量的变量，发现了一些在我们公司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方法首先包括了使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作为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代替指标。接着，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数据挖掘和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了在个体员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和盖洛普数据，以获得在企业文化中福祉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准确估计。在控制人口统计的同时，我们量化了我们所发现的福祉与其潜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未知 对非洲的外国援助无效——仅靠大量注入资金是行不通的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他的论文《外国援助是否可以买到增长》（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国际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尽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对非洲的海外援助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未知 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1] 1924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文章《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原因》（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 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介绍。他写道：“所有东西都交织在里面，一切构成了在
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95年指出：“如果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能够被衡量的，即使这衡量不准确。”8年过去了，有效的衡量方法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评论道：“社会资本…在衡量方面确实显示出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
在需求端，我们运用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诊断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可能解决的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他人最迫切的需求）。比如，我们雇用的微型企业中的穷人，可能没有购买一辆带篮子的自行车的金融资本，而篮子可被用来更加有效地运送我们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例子）。通过与小额贷款机构合作，这一痛点可能会有所缓和。一旦我们勘测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痛点，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至此，我们已经分解出总共8个可衡量的变量，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业绩，并且与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群体和个体相关：社会资本有3个，人力资本有5个。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考虑了类似的主要变量是否能够从第三个领域（自然资本）中分解出来。
未知 当我们早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一年多的时间，在2007年开始研究新的商业模式时，我们当时的直觉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金融资本主义方法将很快达到它的极限，它需要改进和完善，以便于经济和商业继续创造价值。
未知 全球性企业在发展和制定新型模式中的作用 由于商业历来就是带来繁荣并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的驱动力，再加上如今的大型企业比一些政府更有力量，我们问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体系转型中，大型跨国公司将要或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使命是什么？”同时我们发问，“在大规模部署新模式方面，大型跨国公司应当如何助力一种更均衡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享的新方法的诞生？” 我们的直觉是，
未知 隐性原则需要化隐为显 利益相关方之间共享利益的商业原则可以比股东利益最大化创造更优秀的企业业绩，在20世纪这个商业原则仅在某些成功企业中被极其隐晦地执行。它还没有被转化为一个明晰的管理理论。它还是更像一个选择性的管理理念，而不是一套科学严谨的、可以被更广泛部署的管理方法。对此的部分解释是，在最近这场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模式最主要潜在弱点的危机之前，大多数
未知 利润和增长无关：是自然法则，还是令人担忧的意识形态产物 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对管理学文献的初步研究突出了“恰当的利润水平”的问题，或者说商业是否应该只和股东利益相关，抑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更多共享是否可以实现更优秀的业绩，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严谨和系统的解决。除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和案例分析——其中有一些最近才发表——我们没有发现可以真正有意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图1-1表明，总体上，在我们调研的近30年内，顶级快消品公司的利润率（底线）翻了一番，而收入增长率（顶线）是具有极大周期性的。据此，没有证据表明营业额和利润之间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关联，只有过去的利润和未来的利润之间存在联系。所以，在管理实践和仅驱动利润的衡量指标的支撑下，弗里德曼思想体系为商业扮演了利润发动机的角色——但这仅限于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维持现状的
从商业环境下“价值”的构成来看，地球提供了企业用以生产产品的资源，人类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而货币提供了流动性，使得人们能够影响这一转化过程。这与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经济史的核心原则是一致的。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货币，事实上已经太多了，但不幸的是，流动的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已经被少数人在金融体系中聚集起来。相应地，在推动就业、投资或经济增长方面，这种聚集并没有有效地转化到实体经济中，导致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注入很容易被由更大企业主导的金融市场吸收，这一差距被拉大了。因此，我们看到股市指数持续上升，到达
把重点从金融资本转移到以上提到的繁荣的非金融支柱上，而不是忽视新稀缺形式的现实，继续生产过多的流动资金，这种转移对我们来说是更加明智的；否则，情况将会非常危险。然而，我们所见的巨大挑战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因为虽然有2008年的教训，但是对于那些因在经济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而最容易影响到全球经济转型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尚未改变。也许很多人觉得有太多金融资本可被生产
我们认为，只是简单地倾斜三者之间的平衡，以牺牲其他两种基础性的经济支柱去支持资本的某一种形式，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这样做是一种公认的“半真半假”（谎言），尽管诱人但它还是谎言，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说，人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没有自然的修复，我们注定要遭受全球性的苦难，并最终遭受饥荒。但是只有当繁荣的三大支柱——基于各支柱对这个体系的贡献以及它们分别如何获得报酬—
在苏联衰落的那些年，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知道他领导的体系随时会出问题，他有积极改革的勇气，并计划以减少流血的方式放弃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如果选择使用武力将其强加于苏联，这可能会带来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痛苦。如今，世界上可能会有许多“商界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有着积极主动性，他们有意愿促进商业从弗
我们同样重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但是资本不应该集中在被动股东的手里或者为了投机的目的而集中，它应该掌握在有才能的新型企业家手中，他们将以为所有人带来更大繁荣的方式投资。我们的论断是，由于每一种人口（穷人和富人）中企业家的比例相同，当前体系远不能有效地将资本分配到活跃的企业家手中。我们认为，目前资本集中的机制是低效的，不仅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差距，而且也阻碍了积极的
但是这么做必须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更广大的利益，我们将在本书中展示，应用这种方法如何可以在实际中为所有人创造更大的利益，包括那些之前可能专注于从其他人身上榨取利益的个人贡献者。因此才有了我们在引言中引用到的所罗门王的至理名言（形式上略有不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
鉴于上述背景，我们在2007年开始的项目的第一阶段，涉及确认衡量业绩/成功的标准，这个标准高度重视关系、途径和资源效率，而不是仅看金钱的积累——后者基于的是一个假设，即目前商业中使用的唯一真正稳健的指标都与财务业绩相关。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对金融资本回报的业绩衡量方式是稳健而有效的，而针对价值创造的另外两大支柱——地球和人——的业绩衡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
在我们看来，这种外部类型的“产出”指标实际上旨在帮助一个公司符合行业标准，做一些“不太糟糕”的事。这些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同。例如，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商品，测量碳足迹几乎没什么用——可能仅在测量跟运输和分销相关的碳的情况下有用。这是因为在咖啡生产过程中，包括咖啡包装，实际产出的碳是极少的。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方法，它可以带来针
关于业务单元层次上细化的（高度详细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模式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使得在任何供应链上开展自然资本审计——并确认企业可以干预的张力点和位置，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敬业度指标来作为衡量员工福祉的独立工具——因为它易于管理，而且目前也没有其他明显更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最终可以改革商业行为的衡量指标。人才指标的结合使用有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对员工福祉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这可以促进更高的敬业度，进而更好地推动业绩，吸引人才，以及留住最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尽管拥有一系列指标是有用的，尤其是为了外部报告的目的，比如GHG排放量是针对环境的，盖洛普Q12员工敬业度分数是用来检测职场的情绪状态的，但是从企业角度去理解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资源效率，增加员工在工作时的福祉并使他们更具幸福感、更多产的关键因素会更加实用。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定性校准，因为在跨越
外部指标旨在与企业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式重点在于设计与企业文化/ DNA紧密相连的内部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在业务单元层面上做出合理决策，并且对所有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都具有意义。
为了开始对可产生最大杠杆作用的衡量方法进行调整，我们与一些世界领先的思想家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巴黎经济学院、索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国立高等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牛津大学赛德商
未知 正如我们在商业环境中所定义的那样，人力资本涉及影响工作场所个人福祉的诸多因素。简单来说，更好的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容易吸引和留住更优质的人才，而且更幸福、更有积极性、更具才能的员工可能比那些不幸福、不那么有积极性和不太有才能的人表现得更好。由此，如果有足够科学稳健的方法来确定和衡量——在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的真正驱动力，那么就可以为
因此，我们开始着手解读人力资本和福祉的非常规来源，并确定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程序上的条件，或者工作方式。这涵盖了管理风格、公司是否鼓励团队合作或个人任务、决策自主水平、组织垂直程度、员工与直属上司的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由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组成，包括工作场所中社交网络的结构和质量，例如员工如何相互连接，他们在收入与工资、比较与竞争等话题上如何互动，以及
[5] 通过创造出一个激励人们坚持努力达到目标、创新变革和敢于冒险的环境，它们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业绩。它们还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满意的、忙碌的员工请病假较少，缺勤率较低。最后，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福祉的公司有着较低的员工流动率和较高的员工保留率。因此，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福祉，评估它们的效果并有
在这里呈现的结果是分布在各细分市场、职能和地区的玛氏公司员工的代表性样本。我们覆盖了所有的大洲和细分市场，调查了数千个观察数据。我们使用了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即盖洛普Q12调查以及员工点对点特别调查，这两项调查都与内部人力资源数据相匹配。我们测试了大量的变量，发现了一些在我们公司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方法首先包括了使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作为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代替指标。接着，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数据挖掘和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了在个体员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和盖洛普数据，以获得在企业文化中福祉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准确估计。在控制人口统计的同时，我们量化了我们所发现的福祉与其潜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未知 对非洲的外国援助无效——仅靠大量注入资金是行不通的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他的论文《外国援助是否可以买到增长》（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国际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尽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对非洲的海外援助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未知 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1] 1924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文章《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原因》（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 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介绍。他写道：“所有东西都交织在里面，一切构成了在
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95年指出：“如果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能够被衡量的，即使这衡量不准确。”8年过去了，有效的衡量方法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评论道：“社会资本…在衡量方面确实显示出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
在需求端，我们运用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诊断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可能解决的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他人最迫切的需求）。比如，我们雇用的微型企业中的穷人，可能没有购买一辆带篮子的自行车的金融资本，而篮子可被用来更加有效地运送我们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例子）。通过与小额贷款机构合作，这一痛点可能会有所缓和。一旦我们勘测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痛点，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至此，我们已经分解出总共8个可衡量的变量，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业绩，并且与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群体和个体相关：社会资本有3个，人力资本有5个。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考虑了类似的主要变量是否能够从第三个领域（自然资本）中分解出来。
我们完全同意，参与限制产出的国际和跨国谈判是企业的基本责任，企业应该为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把排放和有害影响降到最低，应该采用产出环境指标来报告企业活动对地球带来的影响。然而，这样的协议和实践在时间框架方面往往更加旷日持久，并且超出了单一实体的可控范围，这使得它们对企业来说更加难以管理。
反过来，更高的资源效率不仅可以节约成本，随着我们减少自己所留下的负面生态足迹的影响，我们相信资源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促进企业实现增长。如今我们有能力收集到对自然资源投入方面的足够细化的数据。这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找出减少对五个领域资源的使用的方法，在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同时，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降到最低。
就可可和咖啡而言，分配曲线陡直的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生活质量过低，现在很多农民选择完全放弃种植或者转向其他的作物。这对某些供应链造成了压力，刺激企业不仅要（迅速）找到让农民继续生产这些必需商品的途径，而且要吸引新的农民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像我们这样以商品为基础的企业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利用新的资本形式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毕竟在
此外，金融资本分配的价值链图示可以为评估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分配曲线，企业可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每一步的收入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小值，最佳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以及每个利益相关方的收入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大标准差，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索一个更稳固、更可持续的价值链。
在我们看来，这种外部类型的“产出”指标实际上旨在帮助一个公司符合行业标准，做一些“不太糟糕”的事。这些指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也不同。例如，对于像咖啡这样的商品，测量碳足迹几乎没什么用——可能仅在测量跟运输和分销相关的碳的情况下有用。这是因为在咖啡生产过程中，包括咖啡包装，实际产出的碳是极少的。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方法，它可以带来针
关于业务单元层次上细化的（高度详细的）商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我们的模式中使用）的知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使得在任何供应链上开展自然资本审计——并确认企业可以干预的张力点和位置，以获得有意义的效果——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个方法。
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敬业度指标来作为衡量员工福祉的独立工具——因为它易于管理，而且目前也没有其他明显更强有力的指标——表明了我们需要更具影响力的、最终可以改革商业行为的衡量指标。人才指标的结合使用有利于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进行有效干预，从而对员工福祉产生更有意义的影响。进一步说，这可以促进更高的敬业度，进而更好地推动业绩，吸引人才，以及留住最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尽管拥有一系列指标是有用的，尤其是为了外部报告的目的，比如GHG排放量是针对环境的，盖洛普Q12员工敬业度分数是用来检测职场的情绪状态的，但是从企业角度去理解那些有助于提高生产中的资源效率，增加员工在工作时的福祉并使他们更具幸福感、更多产的关键因素会更加实用。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组织、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定性校准，因为在跨越
外部指标旨在与企业外部进行沟通，同时将企业与其他参与者进行比较。我们的模式重点在于设计与企业文化/ DNA紧密相连的内部指标，这些指标有助于管理者在业务单元层面上做出合理决策，并且对所有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方都具有意义。
为了开始对可产生最大杠杆作用的衡量方法进行调整，我们与一些世界领先的思想家和学术机构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巴黎经济学院、索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德国伍珀塔尔研究所、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国立高等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和牛津大学赛德商
未知 正如我们在商业环境中所定义的那样，人力资本涉及影响工作场所个人福祉的诸多因素。简单来说，更好的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容易吸引和留住更优质的人才，而且更幸福、更有积极性、更具才能的员工可能比那些不幸福、不那么有积极性和不太有才能的人表现得更好。由此，如果有足够科学稳健的方法来确定和衡量——在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的真正驱动力，那么就可以为
因此，我们开始着手解读人力资本和福祉的非常规来源，并确定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程序上的条件，或者工作方式。这涵盖了管理风格、公司是否鼓励团队合作或个人任务、决策自主水平、组织垂直程度、员工与直属上司的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由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组成，包括工作场所中社交网络的结构和质量，例如员工如何相互连接，他们在收入与工资、比较与竞争等话题上如何互动，以及
[5] 通过创造出一个激励人们坚持努力达到目标、创新变革和敢于冒险的环境，它们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业绩。它们还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满意的、忙碌的员工请病假较少，缺勤率较低。最后，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福祉的公司有着较低的员工流动率和较高的员工保留率。因此，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福祉，评估它们的效果并有
在这里呈现的结果是分布在各细分市场、职能和地区的玛氏公司员工的代表性样本。我们覆盖了所有的大洲和细分市场，调查了数千个观察数据。我们使用了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即盖洛普Q12调查以及员工点对点特别调查，这两项调查都与内部人力资源数据相匹配。我们测试了大量的变量，发现了一些在我们公司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方法首先包括了使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作为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代替指标。接着，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数据挖掘和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了在个体员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和盖洛普数据，以获得在企业文化中福祉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准确估计。在控制人口统计的同时，我们量化了我们所发现的福祉与其潜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未知 对非洲的外国援助无效——仅靠大量注入资金是行不通的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他的论文《外国援助是否可以买到增长》（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国际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尽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对非洲的海外援助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未知 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1] 1924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文章《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原因》（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 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介绍。他写道：“所有东西都交织在里面，一切构成了在
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95年指出：“如果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能够被衡量的，即使这衡量不准确。”8年过去了，有效的衡量方法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评论道：“社会资本…在衡量方面确实显示出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
在需求端，我们运用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诊断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可能解决的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他人最迫切的需求）。比如，我们雇用的微型企业中的穷人，可能没有购买一辆带篮子的自行车的金融资本，而篮子可被用来更加有效地运送我们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例子）。通过与小额贷款机构合作，这一痛点可能会有所缓和。一旦我们勘测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痛点，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至此，我们已经分解出总共8个可衡量的变量，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业绩，并且与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群体和个体相关：社会资本有3个，人力资本有5个。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考虑了类似的主要变量是否能够从第三个领域（自然资本）中分解出来。
我们完全同意，参与限制产出的国际和跨国谈判是企业的基本责任，企业应该为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把排放和有害影响降到最低，应该采用产出环境指标来报告企业活动对地球带来的影响。然而，这样的协议和实践在时间框架方面往往更加旷日持久，并且超出了单一实体的可控范围，这使得它们对企业来说更加难以管理。
反过来，更高的资源效率不仅可以节约成本，随着我们减少自己所留下的负面生态足迹的影响，我们相信资源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促进企业实现增长。如今我们有能力收集到对自然资源投入方面的足够细化的数据。这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找出减少对五个领域资源的使用的方法，在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同时，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降到最低。
就可可和咖啡而言，分配曲线陡直的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生活质量过低，现在很多农民选择完全放弃种植或者转向其他的作物。这对某些供应链造成了压力，刺激企业不仅要（迅速）找到让农民继续生产这些必需商品的途径，而且要吸引新的农民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像我们这样以商品为基础的企业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利用新的资本形式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毕竟在
此外，金融资本分配的价值链图示可以为评估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分配曲线，企业可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每一步的收入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小值，最佳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以及每个利益相关方的收入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大标准差，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索一个更稳固、更可持续的价值链。
相比之下，马乌阿关注的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微型销售渠道，被招募进该项目的微型企业家用自行车搬运货物，比如从库存点搬运到小型销售商（包括通常能在低收入地区发现的售货亭、街边摊贩、小商店和一些直销）。马乌阿是把人和可见的微小金融资本或者说谋生手段联系起来，他们有较为丰厚的人力和社会资本，马乌阿则为这些人成为微型企业家提供所需的相对不算太多的资金，因此马乌阿会改善他们
企业管理者需要花时间来克服这种非常规方式所带来的众多挑战。例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不受利润驱使，但它们往往比商人拥有更利他的目标，并且它们必须通过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来获取报酬，而不是仅仅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现金支付，当然后面这种方式是传统商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公民部门组织合作方——如果适当地加以激励或吸引——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以企业通常无法独
通过对马乌阿项目历时三年多（仍在持续中）的推进，我们发现运营的显著成功最终是建立在参与进来的当地群体的特殊优势之上的。因此，我们决定避开销售和营收目标，转而为利益相关方（我们在分销业务中建立的价值链合作伙伴）提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目标。我们认为，从零开始建立这样一项业务，打入这样一个贫困但活跃的人群的最佳并且或许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招募（对企业来说）非传统的合
实际上，共享会话有很多有益的方面。比如，在这样的会议上，马乌阿参与者可以了解到如何获取小额信贷，如何接触到那些可以出售或出租价格合理的带筐自行车的人，这些自行车可以使马乌阿参与者更加高效地搬运他们的货物。他们可以在设立储蓄小组、了解可用的健康保险项目等方面获得帮助或建议。一个关键的益处就是共享会话促进了马乌阿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情谊，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
该项目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马乌阿企业家被给予可以销售其他产品甚至竞争对手产品的自由，玛氏公司并不强制他们以只能用其车筐出售马乌阿产品作为参与该项目的条件。因此，企业家真正得到解放，可以发挥出企业家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马乌阿企业家的车筐里放了很多非马乌阿产品，比如麦片、肥皂、安全饮用水，以及像巧克力这样所谓的“被渴望”或非必需的产品。这种创业自由是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会从这种新方法中获益。非传统伙伴关系的利益相关方，比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参与项目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同时他们并没有被赞助企业要求适应“付现与自运”类型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是此类商业合作的特点。我们相信，马乌阿、布鲁姆以及即将上线的试点项目可以共同证明，这种本质上基于互惠的商业模式胜过了那种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不仅在
在我们首次启动马乌阿的时候，我们在玛氏公司内部的主要赞助商之一表达了他的个人愿望，即通过扩展和复制，让马乌阿方法在非洲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被这个雄心勃勃的愿景深深打动，因为它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同行，而当时我们还没有从刚刚开始的项目中获益。虽然要达到那个创造就业的数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感到最艰难的部分——开发、改善、测试和证明该方法可
相比之下，内部指标主要是作为所谓的领先业绩指标，这些指标往往难以衡量，但比滞后指标更容易产生影响。领先指标以自己的语言对企业发声，比如ROTA（总资产回报率——利息和税收之前的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和MAC（扣除加工成本后的利润率——在净销售额中扣除初期成本与加工成本后的利润百分比，呈现销售价格和商品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内部指标旨在反映企业和与其有相似使命的
未知 正如我们在商业环境中所定义的那样，人力资本涉及影响工作场所个人福祉的诸多因素。简单来说，更好的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容易吸引和留住更优质的人才，而且更幸福、更有积极性、更具才能的员工可能比那些不幸福、不那么有积极性和不太有才能的人表现得更好。由此，如果有足够科学稳健的方法来确定和衡量——在一个特定的企业文化中——员工人力资本和福祉的真正驱动力，那么就可以为
因此，我们开始着手解读人力资本和福祉的非常规来源，并确定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包括程序上的条件，或者工作方式。这涵盖了管理风格、公司是否鼓励团队合作或个人任务、决策自主水平、组织垂直程度、员工与直属上司的关系等。第二个方面由同事之间的社会互动组成，包括工作场所中社交网络的结构和质量，例如员工如何相互连接，他们在收入与工资、比较与竞争等话题上如何互动，以及
[5] 通过创造出一个激励人们坚持努力达到目标、创新变革和敢于冒险的环境，它们可以帮助实现更高的业绩。它们还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满意的、忙碌的员工请病假较少，缺勤率较低。最后，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福祉的公司有着较低的员工流动率和较高的员工保留率。因此，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可以说明，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方法来准确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福祉，评估它们的效果并有
在这里呈现的结果是分布在各细分市场、职能和地区的玛氏公司员工的代表性样本。我们覆盖了所有的大洲和细分市场，调查了数千个观察数据。我们使用了个人层面的调查数据，即盖洛普Q12调查以及员工点对点特别调查，这两项调查都与内部人力资源数据相匹配。我们测试了大量的变量，发现了一些在我们公司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变量。
最后，我们的方法首先包括了使用盖洛普的调查结果作为福祉和工作满意度的代替指标。接着，我们的研究团队使用数据挖掘和微观经济分析技术，分析了在个体员工层面上的人力资源和盖洛普数据，以获得在企业文化中福祉与驱动因素之间关系的准确估计。在控制人口统计的同时，我们量化了我们所发现的福祉与其潜在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未知 对非洲的外国援助无效——仅靠大量注入资金是行不通的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他的论文《外国援助是否可以买到增长》（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国际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尽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对非洲的海外援助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未知 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1] 1924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文章《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原因》（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 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介绍。他写道：“所有东西都交织在里面，一切构成了在
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95年指出：“如果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能够被衡量的，即使这衡量不准确。”8年过去了，有效的衡量方法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评论道：“社会资本…在衡量方面确实显示出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
在需求端，我们运用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诊断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可能解决的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他人最迫切的需求）。比如，我们雇用的微型企业中的穷人，可能没有购买一辆带篮子的自行车的金融资本，而篮子可被用来更加有效地运送我们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例子）。通过与小额贷款机构合作，这一痛点可能会有所缓和。一旦我们勘测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痛点，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至此，我们已经分解出总共8个可衡量的变量，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业绩，并且与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群体和个体相关：社会资本有3个，人力资本有5个。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考虑了类似的主要变量是否能够从第三个领域（自然资本）中分解出来。
我们完全同意，参与限制产出的国际和跨国谈判是企业的基本责任，企业应该为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把排放和有害影响降到最低，应该采用产出环境指标来报告企业活动对地球带来的影响。然而，这样的协议和实践在时间框架方面往往更加旷日持久，并且超出了单一实体的可控范围，这使得它们对企业来说更加难以管理。
反过来，更高的资源效率不仅可以节约成本，随着我们减少自己所留下的负面生态足迹的影响，我们相信资源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促进企业实现增长。如今我们有能力收集到对自然资源投入方面的足够细化的数据。这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找出减少对五个领域资源的使用的方法，在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同时，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降到最低。
就可可和咖啡而言，分配曲线陡直的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生活质量过低，现在很多农民选择完全放弃种植或者转向其他的作物。这对某些供应链造成了压力，刺激企业不仅要（迅速）找到让农民继续生产这些必需商品的途径，而且要吸引新的农民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像我们这样以商品为基础的企业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利用新的资本形式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毕竟在
此外，金融资本分配的价值链图示可以为评估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分配曲线，企业可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每一步的收入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小值，最佳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以及每个利益相关方的收入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大标准差，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索一个更稳固、更可持续的价值链。
相比之下，马乌阿关注的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微型销售渠道，被招募进该项目的微型企业家用自行车搬运货物，比如从库存点搬运到小型销售商（包括通常能在低收入地区发现的售货亭、街边摊贩、小商店和一些直销）。马乌阿是把人和可见的微小金融资本或者说谋生手段联系起来，他们有较为丰厚的人力和社会资本，马乌阿则为这些人成为微型企业家提供所需的相对不算太多的资金，因此马乌阿会改善他们
企业管理者需要花时间来克服这种非常规方式所带来的众多挑战。例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不受利润驱使，但它们往往比商人拥有更利他的目标，并且它们必须通过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来获取报酬，而不是仅仅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现金支付，当然后面这种方式是传统商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公民部门组织合作方——如果适当地加以激励或吸引——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以企业通常无法独
通过对马乌阿项目历时三年多（仍在持续中）的推进，我们发现运营的显著成功最终是建立在参与进来的当地群体的特殊优势之上的。因此，我们决定避开销售和营收目标，转而为利益相关方（我们在分销业务中建立的价值链合作伙伴）提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目标。我们认为，从零开始建立这样一项业务，打入这样一个贫困但活跃的人群的最佳并且或许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招募（对企业来说）非传统的合
实际上，共享会话有很多有益的方面。比如，在这样的会议上，马乌阿参与者可以了解到如何获取小额信贷，如何接触到那些可以出售或出租价格合理的带筐自行车的人，这些自行车可以使马乌阿参与者更加高效地搬运他们的货物。他们可以在设立储蓄小组、了解可用的健康保险项目等方面获得帮助或建议。一个关键的益处就是共享会话促进了马乌阿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情谊，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
该项目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马乌阿企业家被给予可以销售其他产品甚至竞争对手产品的自由，玛氏公司并不强制他们以只能用其车筐出售马乌阿产品作为参与该项目的条件。因此，企业家真正得到解放，可以发挥出企业家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马乌阿企业家的车筐里放了很多非马乌阿产品，比如麦片、肥皂、安全饮用水，以及像巧克力这样所谓的“被渴望”或非必需的产品。这种创业自由是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会从这种新方法中获益。非传统伙伴关系的利益相关方，比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参与项目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同时他们并没有被赞助企业要求适应“付现与自运”类型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是此类商业合作的特点。我们相信，马乌阿、布鲁姆以及即将上线的试点项目可以共同证明，这种本质上基于互惠的商业模式胜过了那种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不仅在
在我们首次启动马乌阿的时候，我们在玛氏公司内部的主要赞助商之一表达了他的个人愿望，即通过扩展和复制，让马乌阿方法在非洲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被这个雄心勃勃的愿景深深打动，因为它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同行，而当时我们还没有从刚刚开始的项目中获益。虽然要达到那个创造就业的数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感到最艰难的部分——开发、改善、测试和证明该方法可
未知 一种更完整的方法 与货币化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主张，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植物、动物等）按其种类被创造和繁殖，进而构建出一个互相关联的生态系统一样，新的资本类型需要通过类似的资本形式被计酬——换句话说，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计酬，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计酬，自然资本为自然资本计酬。那种认为可以用资本形式（金钱）来给其他资本形式计酬的观点会导致混乱，我们认为
未知 第一原则：公休日 “公休日”（Sabbatical）这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希伯来语（Shabbat /）、希腊语（σαββατιkos）和拉丁语（sabbaticus），这也说明了它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在希伯来语中，安息日（Shabbat）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动词shavat，虽然它通常被翻译为“休息”，但它也表示主动并有意识地放弃工作的行
未知 第二原则：在类似的基础上计酬 我们主张，这些新的资本类型应该在类似的基础上获得报酬，因为对它们进行货币化是不充分的，是存在问题的，甚至是扭曲的。 拿人力资本举例，当我们在考虑对人力资本计酬时，惊人的一点是，很多驱动工作场所福祉的最重要因素在本质上不是财务方面的，而是与一些无形因素有关，比如向上流动的前景、社会认可，以及企业价值观与战略的一致性等。这些因
未知 第三原则：进一步解读和记录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确实在提高（以简单并可扩展的指标进行衡量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水平之间建立了有前景的联系，其结果是比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衡量的经济效益更大。现在，越来越多跨越多个商业环境和地区的试点已经结束，这表明资本形式之间的联系在不同地区和情况下是真实存在的。 随着我们的方法在各种行业和商业环境下继
未知 第四原则：有意识地、坚定地寻找“恰当”的利润水平 确定“恰当”的利润水平，最初是为了我们的玛氏公司，但是其实这种思路可以为所有企业确定恰当的利润水平，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开展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 如今，恰当的利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股东的需求（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私募股权公司、金融市场等）。恰当的利润水平是通过系统基准（外部压力）被施加于管理的，
当然，这个表只是为了进行说明，而我们的方法并不是为了把每一种资本形式都提炼折算成金额，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一种资本形式相较于其他资本形式可能会被高估。尽管如此，人力资本的收益可以如何用货币来解释的这一例证有助于不熟悉情况的人进行融会贯通，虽然它并不完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企业文化可能存在不同的员工福祉驱动因素，而那些特别的驱动因
未知 对非洲的外国援助无效——仅靠大量注入资金是行不通的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他的论文《外国援助是否可以买到增长》（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中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量的国际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微。尽管在20世纪最后30年间，对非洲的海外援助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未知 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 [1] 1924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的文章《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原因》（The Gift: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2] 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做了介绍。他写道：“所有东西都交织在里面，一切构成了在
此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95年指出：“如果社会资本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用语（……）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能够被衡量的，即使这衡量不准确。”8年过去了，有效的衡量方法离成为现实还很遥远，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评论道：“社会资本…在衡量方面确实显示出严重的问题。”尽管如此
在需求端，我们运用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诊断工具，来帮助我们确定我们可能解决的在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痛点（他人最迫切的需求）。比如，我们雇用的微型企业中的穷人，可能没有购买一辆带篮子的自行车的金融资本，而篮子可被用来更加有效地运送我们的产品（一个真实的例子）。通过与小额贷款机构合作，这一痛点可能会有所缓和。一旦我们勘测出主要利益相关方的痛点，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至此，我们已经分解出总共8个可衡量的变量，它们能够影响一个企业的经济业绩，并且与经济活动中涉及的群体和个体相关：社会资本有3个，人力资本有5个。我们下一阶段的工作考虑了类似的主要变量是否能够从第三个领域（自然资本）中分解出来。
我们完全同意，参与限制产出的国际和跨国谈判是企业的基本责任，企业应该为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把排放和有害影响降到最低，应该采用产出环境指标来报告企业活动对地球带来的影响。然而，这样的协议和实践在时间框架方面往往更加旷日持久，并且超出了单一实体的可控范围，这使得它们对企业来说更加难以管理。
反过来，更高的资源效率不仅可以节约成本，随着我们减少自己所留下的负面生态足迹的影响，我们相信资源效率的提高还可以促进企业实现增长。如今我们有能力收集到对自然资源投入方面的足够细化的数据。这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找出减少对五个领域资源的使用的方法，在提高企业赢利能力的同时，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降到最低。
就可可和咖啡而言，分配曲线陡直的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生活质量过低，现在很多农民选择完全放弃种植或者转向其他的作物。这对某些供应链造成了压力，刺激企业不仅要（迅速）找到让农民继续生产这些必需商品的途径，而且要吸引新的农民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像我们这样以商品为基础的企业已经势在必行，而且利用新的资本形式可能有助于推动这一目标，毕竟在
此外，金融资本分配的价值链图示可以为评估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通过更好地了解这些分配曲线，企业可以考虑一些问题，比如每一步的收入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小值，最佳的收入应该是多少，以及每个利益相关方的收入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最大标准差，所有的问题都是为了探索一个更稳固、更可持续的价值链。
相比之下，马乌阿关注的是一个更为直接的微型销售渠道，被招募进该项目的微型企业家用自行车搬运货物，比如从库存点搬运到小型销售商（包括通常能在低收入地区发现的售货亭、街边摊贩、小商店和一些直销）。马乌阿是把人和可见的微小金融资本或者说谋生手段联系起来，他们有较为丰厚的人力和社会资本，马乌阿则为这些人成为微型企业家提供所需的相对不算太多的资金，因此马乌阿会改善他们
企业管理者需要花时间来克服这种非常规方式所带来的众多挑战。例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不受利润驱使，但它们往往比商人拥有更利他的目标，并且它们必须通过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来获取报酬，而不是仅仅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现金支付，当然后面这种方式是传统商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类公民部门组织合作方——如果适当地加以激励或吸引——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以企业通常无法独
通过对马乌阿项目历时三年多（仍在持续中）的推进，我们发现运营的显著成功最终是建立在参与进来的当地群体的特殊优势之上的。因此，我们决定避开销售和营收目标，转而为利益相关方（我们在分销业务中建立的价值链合作伙伴）提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目标。我们认为，从零开始建立这样一项业务，打入这样一个贫困但活跃的人群的最佳并且或许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招募（对企业来说）非传统的合
实际上，共享会话有很多有益的方面。比如，在这样的会议上，马乌阿参与者可以了解到如何获取小额信贷，如何接触到那些可以出售或出租价格合理的带筐自行车的人，这些自行车可以使马乌阿参与者更加高效地搬运他们的货物。他们可以在设立储蓄小组、了解可用的健康保险项目等方面获得帮助或建议。一个关键的益处就是共享会话促进了马乌阿参与者之间有意义的情谊，产生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人力
该项目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马乌阿企业家被给予可以销售其他产品甚至竞争对手产品的自由，玛氏公司并不强制他们以只能用其车筐出售马乌阿产品作为参与该项目的条件。因此，企业家真正得到解放，可以发挥出企业家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马乌阿企业家的车筐里放了很多非马乌阿产品，比如麦片、肥皂、安全饮用水，以及像巧克力这样所谓的“被渴望”或非必需的产品。这种创业自由是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会从这种新方法中获益。非传统伙伴关系的利益相关方，比如非政府组织和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参与项目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同时他们并没有被赞助企业要求适应“付现与自运”类型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是此类商业合作的特点。我们相信，马乌阿、布鲁姆以及即将上线的试点项目可以共同证明，这种本质上基于互惠的商业模式胜过了那种将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不仅在
在我们首次启动马乌阿的时候，我们在玛氏公司内部的主要赞助商之一表达了他的个人愿望，即通过扩展和复制，让马乌阿方法在非洲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被这个雄心勃勃的愿景深深打动，因为它来自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同行，而当时我们还没有从刚刚开始的项目中获益。虽然要达到那个创造就业的数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感到最艰难的部分——开发、改善、测试和证明该方法可
未知 一种更完整的方法 与货币化方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主张，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植物、动物等）按其种类被创造和繁殖，进而构建出一个互相关联的生态系统一样，新的资本类型需要通过类似的资本形式被计酬——换句话说，人力资本为人力资本计酬，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计酬，自然资本为自然资本计酬。那种认为可以用资本形式（金钱）来给其他资本形式计酬的观点会导致混乱，我们认为
未知 第一原则：公休日 “公休日”（Sabbatical）这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希伯来语（Shabbat /）、希腊语（σαββατιkos）和拉丁语（sabbaticus），这也说明了它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在希伯来语中，安息日（Shabbat）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动词shavat，虽然它通常被翻译为“休息”，但它也表示主动并有意识地放弃工作的行
未知 第二原则：在类似的基础上计酬 我们主张，这些新的资本类型应该在类似的基础上获得报酬，因为对它们进行货币化是不充分的，是存在问题的，甚至是扭曲的。 拿人力资本举例，当我们在考虑对人力资本计酬时，惊人的一点是，很多驱动工作场所福祉的最重要因素在本质上不是财务方面的，而是与一些无形因素有关，比如向上流动的前景、社会认可，以及企业价值观与战略的一致性等。这些因
未知 第三原则：进一步解读和记录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确实在提高（以简单并可扩展的指标进行衡量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水平之间建立了有前景的联系，其结果是比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衡量的经济效益更大。现在，越来越多跨越多个商业环境和地区的试点已经结束，这表明资本形式之间的联系在不同地区和情况下是真实存在的。 随着我们的方法在各种行业和商业环境下继
未知 第四原则：有意识地、坚定地寻找“恰当”的利润水平 确定“恰当”的利润水平，最初是为了我们的玛氏公司，但是其实这种思路可以为所有企业确定恰当的利润水平，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开展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 如今，恰当的利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股东的需求（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私募股权公司、金融市场等）。恰当的利润水平是通过系统基准（外部压力）被施加于管理的，
毫不奇怪的是，减轻管理多种新资本形式的风险比减轻来自单一资本形式的风险要复杂得多。并非所有调动与部署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以使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受益的商业实践在每种商业环境或每种商业文化中都有效。因此，一个新的企业管理者群体必须愿意并允许围绕不同形式的资本尝试一系列不同的管理实践，并且要像真正的企业家那样，因承担风险而有所回报，不因每次失败而受到责罚。
或许新现象是，这些原则如今可以被作为自然法则用于商业，而不是仅仅作为鼓舞人心但似乎不切实际的哲学原理。这是一种更好的商业运营方式，是一种在多个层面上使参与者获得更多回报的方式。这意味着，对社会和地球行善实际上可以通过商业实践来实现，并不总是以牺牲金融资本为代价。商业价值链中的“多赢”局面实际上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创造优异的整体价值，这将使企业在市场中的成功更具
未来，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很杰出的企业，它们的真正目的将不仅仅是为股东赚取更多的钱。它们会更多地关注自身如何能够通过利用企业的力量周到地、有意识地考虑自身可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对于认为经营业绩仅仅有关金融业绩的狭隘观点，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杰出的企业将需要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以涵盖它们在利益相关方的商业生态体系中对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自然资本的影响，毕竟如今已经
未知 第三章 衡量社会资本 ——群体如何影响增长 人类的基本法则是相互依存。人是通过其他人而成为一个人。 ——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 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个真正的群体，它是一个共合体：一个地方，一种资源，一方经济。它回应了其成员对于实际的、社交的和精神上的需求——包括他们彼此需要的需求。对于当前政治权力与财富的结合，答案是恢复社群体与经济的
未知 社会资本，当我们在商业背景下给其下定义时，是在群体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上进行表述的，并且它在我们如何将人类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估价方面，紧跟人力资本之后，是第二组成部分。正如人力资本在达到一个足够高的水平时会为经营业绩带来好处而在过低水平时会拖累业绩一样，群体的“社会肥力”——我们称之为社会资本——同样也可以对经营业绩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本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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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衰落的那些年，时任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知道他领导的体系随时会出问题，他有积极改革的勇气，并计划以减少流血的方式放弃这个体系，很大程度上他也有能力这么做。他的做法有待商榷，但如果选择使用武力将其强加于苏联，这可能会带来更为强烈和持久的痛苦。如今，世界上可能会有许多“商界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历史上这个特殊时期有着积极主动性，他们有意愿促进商业从弗里德曼日益失调的单一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全面、更完整的资本主义（也许正如我们所预见的这种一样），他们同样可以缓解这一过渡时期的一些痛苦。但是，只有我们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这种情况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