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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业巨人的时代
未知
第四章 商业巨人的时代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经济规模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约翰·雅各布·阿斯托死于1848年，他遗留下价值2000万美元的资产，这足以使他成为当时美国最有钱的人。他创设的美国皮草公司里全职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整个公司只有一间办公室。1901年，安德鲁·卡内基把卡内基钢铁公司出售给J.P.摩根，自己赚了2.26亿美元，这使他成了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摩根把几个小钢铁厂并入了卡内基钢铁公司，打造出一个钢铁行业的航空母舰，仅这家钢铁厂的雇员就有25万人，比当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还多，企业市场价值达14亿美元。 [1]
社会组织架构的革命同时也是人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充满活力、野心勃勃的商业巨人。他们执掌的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君王或知名将领方可比拟。他们的每一个商业构想都极尽宏大——对他们而言，没有不可实现的梦想，没有不可实现的野心。这是一群可以和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拿破仑相提并论的社会伟人。
洛克菲勒控制着全球90%的炼油产能。卡内基一家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英国。摩根单枪匹马两次挽救美国政府于破产边缘，实际上他以一人之力充当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这些人不仅重塑了美国的私营经济，而且重塑了义务劳动行业。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大多数对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机构（从芝加哥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再到洛克菲勒–卡内基基金会）都是这些伟人创建的，他们年龄相仿，都出生于19世纪30年代。
所谓枪打出头鸟，过于庞大的权力和财富给这些伟人招来了特别夸张的坏名声。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将他们统称为“强盗大亨”。罗斯福总统将他们叫作“因罪致富的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把杰伊·古尔德（Jay Gould）比作一只“蜘蛛”，说他“在阴暗的角落里编织着巨网”。当时百老汇的一出流行剧目就把摩根称作“金融界丑恶的蛇发魔女”。
他们遭遇这种社会敌对情绪，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必然的：只有碾压竞争对手的人才能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任何一种碾压对手的行为最终都会归罪到企业的领导人身上：亨利·福特曾像神经病一样搭乘和平之船前往欧洲，他以为靠自己这种行为就能制止一战的爆发。毋庸置疑，塔贝尔口中的这些强盗大亨肯定都做过令人不齿的坏事。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曾是一名牛仔，他在售牛时节到来之前，会让牛群吃盐，这样牛就会喝很多水，也就增加了出售时牛的体重——由此诞生了美国俗语里的“注水牲畜”（watered stock）一词。詹姆斯·菲斯科（James Fisk）也创造了一句美国俗语：“永远不要给蠢货提供平等的机会。”他一生中出售了巨量的注水牲畜，导致一家原本盈利丰厚的铁路公司最终破产。杰伊·古尔德为了做成生意，不惜向立法人员和股东行贿，甚至还绑架过一位投资者。他曾经说过：“我可以雇用一半的工人阶级去干掉剩下的另一半。”这些商人大多曾用300美元的价格购买“替身”，代替自己在联邦部队里服役。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商人既不是“强盗”也不是“世袭男爵”，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赚钱，并没有任何财富可以继承。安德鲁·卡内基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时才13岁，当时他身无分文。洛克菲勒的父亲是个销售蛇油的小商贩，犯有重婚罪，甚至有可能是个有强奸恶行的罪犯，他经常性地抛妻弃子，最终还为了更年轻的小老婆彻底抛弃了原配。科利斯·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成长在康涅狄格州哈文顿镇一个名字就叫作“贫民窟”的小地方。
这些人的致富之道，一方面是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另一方面是抓住并利用每一个机遇。洛克菲勒的妹妹曾说：“如果老天下粥雨，你会发现约翰的碗总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接住上天的恩赐。”卡内基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纺纱厂线轴工，但他逐步拉进了自己和匹兹堡商业领军人物的距离，他在30岁之前就已经成了百万富翁，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投资钢铁行业。洛克菲勒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向父亲借了1000美元，投资食品分销的生意，战争结束后，他赚到了7万美元，并收购了一家轻能源提炼厂。科尔内留斯·范得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平底船在新泽西和纽约之间进行客运，随后升级到蒸汽船，再升级到铁路运输。T.J.斯泰尔斯（T.J.Stiles）曾说过：“法律、阶级、传统社会习俗——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根本什么都算不上。他只在乎绝对的权力，随着每次投资的成功，每次获得法律知识，每次参加商业课程，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2]
科利斯·亨廷顿是随淘金热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但他很快就发现，向矿工出售斧子和铁锹也能赚到钱。这群人中，只有J.P.摩根出身显贵，他也通过各种手段大幅提高了自家银行的影响力。创造性破坏还有一个较为令人震惊的特性，那就是同一项创造性破坏对同一家人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安德鲁·卡内基在蒸汽时代成长为全球最有钱的人，而他的父亲却在同一个时代变得越来越穷。他的父亲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原本从事手工纺织，但随着19世纪30年代蒸汽动力纺织工厂的出现，他的手工技能贬值，后来也没能找到谋生之道。
强盗大亨都特别重视“回馈社会”，他们所创设的慈善事业体量庞大，几乎和他们的主营企业规模相当。卡内基试图让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机会，他创建了近3000家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创建了两所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且向其他多家高等教育机构捐赠了款项。利兰·斯坦福把流动性资产中的绝大部分都留给了斯坦福大学，以至他的遗孀需要靠变卖不动产才能维持生活。
我们维护这些商业巨人的社会地位，保护他们不受公众责难，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白手起家，也不是他们做慈善事业，最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社会进步，大幅提高了全社会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人是天生的商业奇才，他们把美国转化成人类历史上最纯粹的创造性破坏实验室：他们感受到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给这股力量赋予了实体形式，并为其规划了发展方向，他们从岩石中开采原油，从混沌中创造出机械化制造工具。在一篇著名的演说稿中，丘吉尔曾说过：“我终于具备了掌控全局的权威，我感到自己在与命运同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那些掌控工业制造局势的商人也算得上与命运同行之人。
商业巨人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先于其他人意识到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已经发生变化。卡内基意识到美国正在进入钢铁时代，能用最低价格提供最好钢材的人，必然成为当代的弥达斯国王 [3]
。洛克菲勒意识到美国也在进入石油时代。亨利·福特意识到美国正在进入交通方式大众化的时代。其他一些成就不如他们显著的商人也意识到，美国社会即将迎来消费大众化时代，他们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品。安德鲁·卡内基曾建议道：“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管好这个篮子就行了。”如果你放到篮子里的鸡蛋命中注定是能够改变经济格局的鸡蛋，那么这条建议肯定能够生效。
他们还认识到，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出现，人类社会对时空的理解和利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去及时获取信息，不惜一切代价加快生产和交付产品的时间。卡内基曾写道：“旧时的国家用蜗牛的速度缓慢爬行，新生的共和国以铁路快车的速度极速奔驰。”他们还发现，使美国人的时空观念变得更紧凑的社会力量，同样使全世界人民对时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建成美国境内的商业垄断企业之后，洛克菲勒迅速开始布局全球市场。
这些伟大的商业人物被载入史册，并非因为他们创造了新事物，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组织管理新事物的有效方法。这其中包含三方面的重要工作：首先，他们要能发现足以促使制造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新发明；其次，他们要有能力把相距甚远的生产原材料汇集到一起，通常来说这一点上需要他们远途运输基本生产原材料；最后，他们还要有能力把原本各不相干的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比如从开采生产原材料一直到工业产品的销售。
卡内基之所以成为“钢铁大王”，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当时那个年代最新的技术和手段，并通过经营管理把规模做大。1875年，他把个人资产全部投资于在匹兹堡新建当时技术最先进的钢铁厂及其外围供应链。卡内基曾测算过，匹兹堡这个选址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领先优势，因为这个城市处于多条主要河流和铁路的交汇点，距离煤矿和铁矿都很近，他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对自己经营的业务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整合。他收购了炭炉厂以确保煤炭供应，收购了铁矿以确保矿石供应，收购了铁路线和航运线以确保生产原材料顺利运抵工厂，同时确保制成品能顺利送到客户手中。
卡内基作为第一个进入钢铁行业的人物，建立了自己的先发优势，并且通过多种保护措施使自己的优势得以长期维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不断关注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的新发明，因为他不想自己对钢铁行业的控制力受到威胁。1883年，他收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霍姆斯特德钢铁厂，这家工厂有专门为自己供应煤炭和铁矿石的生产基地，同时还附带一条长达425英里的铁路线和一支河道运输船队。生产规模越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手段就越多。他曾宣称：“生产规模越大，产品就越廉价。每天生产10吨钢铁与每天生产100吨钢铁相比，肯定是前者的平均成本要高出很多倍。”他看到一家新式的工厂用平炉炼钢法生产的钢铁比用贝塞麦炼钢法生产的钢铁质量要好，立刻就定制了6套新的平炉。“锅炉建造每延迟一天……就意味着损失更多的利润。”
卡内基确保自己赚取的巨额利润必须有一部分用于研发。19世纪70年代，他发现了一位德国化学家，在一篇关于这位化学家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充分了解他对研发的态度。
我们发现了……一名知识渊博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Dr.Fricke），他向我们揭示了多年以来被隐藏的秘密。过去那些声誉很高的所谓优质矿山生产的铁矿石，其铁矿石含量比宣称的含量要少10%、15%甚至20%。过去那些声誉不佳的矿山，反而能够产出更高质量的矿石。好的变成了坏的，坏的变成了好的，所有的认知都颠覆了。在化学知识这道阳光的照射下，我们打消了对生铁冶炼9/10的疑虑。 [4]
洛克菲勒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发现整个石油行业都处于混乱的状态（盲目开采石油的人在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随意开挖油井，甚至在城镇的大街上也会挖井；石油产能过剩导致成品利润几乎为零；许多成品油被弃置），于是他开始着手打造整个行业的秩序。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炼油产业的重要性。［他的生意伙伴亨利·弗拉格勒（Henry Flagler）在自己的书桌上放着一句他最喜欢的名言：“别人可能会对你施加的行为，你也可以施加在别人身上——而且要先下手为强。”］由于早于其他人进入炼油产业，洛克菲勒生产石油的成本比竞争对手都低。他系统性地清除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一种方式是邀请竞争对手加入他在1870年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竞争将他们逐出整个行业，就如同不肯接受邀约的艾达·塔贝尔的父亲一样。洛克菲勒曾说：“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代表仁慈的天使，从天上向苦难的人伸出援手，并说：‘到方舟上来吧，把原本的破烂都交给我们，我们来承担所有的风险。’” [5]
到19世纪70年代末，由他一手创建的公司联盟控制了美国石油业务90%以上的份额。
石油公司联盟只不过是洛克菲勒更大宏图的一部分，他的远景是把整个石油产业纳入自己旗下。洛克菲勒建筑了输油管道，把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油田和位于新泽西、克利夫兰、费城、巴尔的摩的炼油厂连接在一起。他还建造了自己的油桶生产企业，1888年，他的企业每年要用掉350万只油桶，有了自己的油桶生产厂之后，每只桶可以节省1.25美元。他用超越所有竞争对手的体量和铁路公司谈判，获得了特殊待遇：因为运量有保障，所以铁路公司也愿意降低运输成本。他还通过把原油做成不同类型的产品提高自己的收入，这些新的产品包括润滑油、煤油、铺路用的石脑油和汽油。他经营的规模越大，野心也越大。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建设了三家巨型炼油厂，每天一共可以生产6500桶油，而此前的单日最大产量仅为1500桶。到1890年，他开始用油罐车把标准石油公司生产的制成品运到消费者的门口，完成了他对整个石油产业链的控制。
洛克菲勒对有关竞争和自由市场的陈旧观念不屑一顾。他宣称：“个人参与大规模生产竞争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如果还抱有这种观念的话，你不如提倡让人们重新回到手工劳动的年代，不如提倡抛弃我们现在这些高效的生产机械。”对他而言，打造公司联盟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就如同蒸汽机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一样重要。也有人宣称公司联盟会滥用自己的影响力，但洛克菲勒则认为：“所谓的公司联盟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就如同有人会说，蒸汽机随时会爆炸。蒸汽机对社会生产的进步来说是必需品，而且也相对安全。公司联盟也是社会生产进步的必需品，其滥用权力的行为可以被最小化。” [6]
在他的推动下，石油价格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说明他的看法或许有正确的地方：洛克菲勒用他自己在组织管理方面的才干成功实现了单位生产成本的下降，而他并没有欺骗社会公众。单位生产成本下降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每小时劳动产出提高。
J.P.摩根在金钱世界里发挥了同样的组织才干。当时那个年代，人们的经济生活大多掩盖着一层无知的面纱。 [7]
联邦政府不会发布任何可信的数据，就业、进出口或者货币供应量都无据可考。企业的财务报表根本不会让任何想要看到数据的人拿到手，多数情况下，甚至连企业的股东都看不到真实的财务数据。大多数企业根本就不会发布财务报告。发布财务报告的少数企业也是真假参半：1870年，霍勒斯·格里利曾在《纽约论坛报》上评论称，如果伊利铁路公司的年度报告是真实的，那么“阿拉斯加州肯定处于热带，并且在合适的季节还能生产草莓”。 [8]
企业似乎只要心血来潮就会发行股票。这使专业的投资人（如杰伊·古尔德和詹姆斯·菲斯克）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会利用市场上的传闻（或自己创造传闻）或者仅凭一己之力就做出别人难以企及的举动，比如1870年，他们通过自己的一项特殊计划成功垄断了黄金供应。
摩根给这个充满迷雾的新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首先，他带来了接受高等教育才能获得的知识。在德国还是全球学术领军国家的年代，摩根曾在格廷根大学研习过数学（当然还有其他学科），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以至他的教授要求他继续读研。其次，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意。摩根的父亲在伦敦发家，当时伦敦还是全球金融中心，他把美国业务卖给英国人，又把英国业务带向美国。摩根在迁居纽约之前曾在伦敦生活了很多年。最后，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懂得英美之间的生意。他投入工作的早些年，主要精力用于重整美国的铁路行业，这是当时全美最复杂且规模最大的产业，随后他继续重塑了美国的多个行业，从钢铁一直到农产品，再到跨大西洋远洋舰队等。他和他的助手在多家大企业的董事会任职。可以说，摩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人的生意。
摩根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美国资本主义最光辉的年代，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塑形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的时候他需要从零开始创建新的企业。摩根在识别能够为社会带来变革性影响的发明方面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正是由于他的出资，爱迪生才得以在1878年成立爱迪生电气照明公司，摩根也是第一个在个人住宅中安装电灯的人（这给他的邻居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因为发电机发出令人讨厌的巨响）。 [9]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社会的塑形也意味着调结构、去产能，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摩根一生的最爱是看到有秩序的进步——在罗恩·切尔诺夫（Ron Chernow）撰写的关于摩根财团的专著中，他曾写道：“摩根希望自己所掌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干净、整洁，由银行家控制的。” [10]
摩根通过与私营企业主建立互信提升私营行业的秩序。在大众经济领域，他则通过插手管理某些事务或者帮助公众体系运营提升秩序。他曾两次挽救美国政府于破产的边缘。1895年，他组织了一个由银行家组成的财团，成功预防了全社会对美国政府黄金储备的挤兑，具体的措施就是用私人财团的黄金换取美国财政部发行的联邦债券。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内，摩根实际上掌控了进出美国的黄金流量。1907年，美国股票市场面临崩溃，多家银行出现内部问题，摩根把同时期的重要银行家锁在自己位于麦迪逊大街219号的办公室里，强制他们想出一个方案，预防整个股票市场彻底崩溃。与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相比，由银行家强制形成的市场秩序更有利于提升社会生产力。
如果我们要质疑这一群商业巨人的话，核心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贪婪或者自私。贪婪和自私是常见的人类特质，穷人和贵族都有可能出现贪婪和自私的倾向。核心问题也不是这些商人是否在商业行为中囤积居奇。在那个年代，美国还没有遇到复杂资本主义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更不用说创设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如果要质疑这些商业巨人的话，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创造财富是不是以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来实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这些人试图创设垄断性行业，因此他们是有罪的。连保守经济学家在称赞这些商业巨人时，都比较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他们总是会担忧这些商业巨人不可避免地要摧毁自己的竞争对手。我们在讨论垄断这一现象时也要有所保留：并非所有的垄断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垄断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的问题比在发达国家造成的问题要少得多。发展中经济体通常都会遭遇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缺失”：发展中经济体缺乏足够的社会机构来促使其市场有效运转，所以各家企业需要把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获取原材料到产品分销等。 [11]
在科技发生快速变化的年代，也就是发明家在新技术上下大量赌注的年代，垄断也不会制造太多的问题。美国铝业公司拥有从矾土和铝土中提取铝元素的专利，可以称得上一家垄断型企业。没有公司能够与它竞争，但是美国铝业公司仍然自觉地降低成本，压低产品价格，并且不断创新，制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轻型锅和盘，可以说给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商业巨人发家致富依靠的主要是规模化生产，而不是哄抬物价。他们发家致富也是在原本完全真空的状态下创造了新的市场——并且为这些市场提供了越来越便宜的产品。1867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为2万吨，10年之后，产量达到了100万吨，价格也从每吨166美元下跌至每吨46美元。1859年的石油产量为8500桶，1879年增至2600万桶，价格也从1859年的每桶16美元下跌至1879年的每桶不到1美元，在19世纪后面的20多年中一直都维持在每桶1美元左右。
“当代最伟大的单项发明”
商业巨人的成长与一种新的商业组织架构的出现是同时并发的。这种新的商业架构就是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曾于1902—1945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他曾经描述过股份制企业的历史重要性。下面这段文字可以称得上对这种历史重要性的最简要描述。
我说过，仅就个人判断而言，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称得上当代最伟大的单项发明。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仔细权衡过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真正理解并懂得如何运用这种新的机制之后，无论从社会、道德、工业生产还是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来说，有限责任公司都可以担得起这个称谓。即便蒸汽机和电力都不如有限责任公司那么重要，而且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将失去相应的影响力。
类似蒸汽机和电力这样的新科技显然具有改变全球生产力的能力。拥有顽强意志的商人，比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显然具有改变全球秩序的能力。但是，把这些要素整合起来，也就是把这些能力整合起来转变成生产力的，还是这种独特的建设企业的新手段。 [12]
企业帮助市场活动提升质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创设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架构协调从生产原材料到工业产品的生产流程；另一种则是通过赋予企业家在特定产品和生产流程上下赌注的权利，引导未来发展的方向。
19世纪中叶以前，社会上主要有两种形式的企业：合伙制企业和特许经营企业。合伙制企业灵活性很强，也容易创设，但存在两方面不足：存续期不持久，并且需要承担无限责任。通常，如果有一位合伙人死亡或者某一位合伙人失去对这项业务的兴趣，合伙制企业就会被解散，而解散合伙制企业通常都会带来恶劣的后果。如果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每一位合伙人都要用个人资产来承担企业债务，而在那个年代，宣告企业破产可能导致企业家遭受牢狱之灾。这也意味着创设合伙制企业的人通常都选择和自己的亲属或者是高度忠诚于自己的合伙人而非陌生人一起创业。特许经营企业则可以获得永久的存续期，也可以只承担有限责任，企业和经营企业的人（或者说投资企业的人）可以被区别对待，但是创设特许经营企业需要获得政府的授权，这项工作耗时耗力，需要买通很多不同的关节，并且需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很多动作。政府也会试图通过创设特许经营企业实现服务大众的目的，比如想要获取永久经营企业和承担有限责任的特权，企业经营者必须先承诺修建一座桥梁或者协助政府达成整个帝国的野心。
在美国历史上，特许经营公司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最早在这片国土上开发定居点的就是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和弗吉尼亚公司这样的特许经营公司。把定居者带到美国的跨洋航行，也是由持有这些公司股份的“冒险者”赞助的。最早的定居者通常都会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这些公司在早期联合宣告了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国民政府是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转型时成立的，当时，这家公司从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转型成了一个合众国政府，把公司的股东变成了政府的议会代表。 [13]
美国革命使特许经营企业获得新生。英国于1720年颁布了《泡沫法案》，主要是为了应对南海公司造成的经济泡沫，自法案颁行之后，特许经营企业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在应对南海公司泡沫的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导致的后果实际上比金融恐慌本身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这已经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美国革命之后，各州都以极大的热情创设新的特许经营公司，1783—1801年，共创设了350多家特许经营企业，其中2/3的企业主要向人们提供内陆收费公路和收费桥梁的导航服务，其他公司则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银行、保险、制造业，以及我们在前文提及的约翰·雅各布·阿斯托经营的皮草公司。 [14]
尽管美国在创设特许经营公司方面比英国政策更宽松，但这种公司天生就存在诸多缺陷：特许经营公司创设时的经营范围比较窄，而且政治家干预公司经营的权力过大。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重大的革命性变化。一系列立法使企业从原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美国内战结束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创设新的公司，条件是他们支付小额的费用，并达到政府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最低资本金储备），他们只需要说自己有意愿做生意就可以开公司。自此之后，商人发现自己能够更便利地从“公众”身上募集到资金，公众也发现能够更便捷地投资各家企业。这种变化使州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权力发生了变化：原来是商人游说政府，期望获得创设公司的特权；现在反过来是各州政府游说商人，希望他们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开设新业务。这些新的企业具有“自然人”的天然权利：它们可以集体拥有地产，并且签订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包括起诉别人和被起诉）。但是，它们又不受“自然人”的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可以永久存续的，而且可以跨国开展业务。
当年这些强盗大亨中最重要的几个人都喜欢在他们“自己的”公司保持控股地位。卡内基非常不喜欢公众持股制度，他提出的理由是：“当很多人共同持有公司股票时，所有人都能插手的业务也就变成了没人管的业务。”他把自己的企业设置成一系列合伙制企业共同组成的集团，每一家合伙制企业都由卡内基掌握着绝对控制权，并且受制于“铁打的协议”，在这份协议的约束下，任何想要离开合伙制企业的合伙人都必须以账面价值将手中的股票出售给公司。直到1900年，由于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发起的一场诉讼，卡内基才采纳了股份制企业形式。洛克菲勒也把自己的企业设置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合伙制企业，都由他本人控制。亨利·福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仍在不断提升对他的企业的控制权，主要手段就是把企业变成个人独资公司。
尽管如此，在依靠规模和经营范围扩大生产的年代，股份制企业的形式仍然得以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分布很不均匀，但是发展的势头很迅猛，通常都以牺牲其他形式的企业为代价。19世纪80年代以前，很少有企业能够达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规模。1900年，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资产规模达到了1.22亿美元。19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雇员人数很少能超过几百人。1900年，几家大型企业的雇员人数超过了美国政府的雇员总人数。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1901年曾写道：“如果石炭纪重新回归，地球上重新出现恐龙，那么这些恐龙对地球上的动物种群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差不多就等于现在这些巨型企业对现代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15]
企业形态革命最早始于铁路运输行业。铁路运输行业对企业存在两方面新生诉求，这是以前的私营企业未曾经历过的。一方面是指铁路公司需要巨额资金来铺设轨道和配置轨道车辆。1815—1860年，美国人在运河建设中投入的资金为1.88亿美元。截至1860年，美国人在铁路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为11亿美元。 [16]
任何企业经营者都不可能利用亲友等私人关系筹措这种天量资金。另一方面是指铁路公司需要大量的运营管理人员：19世纪50年代中期，伊利铁路公司雇员达到4000人，而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公司（缅因州比迪福德的佩珀雷尔制造公司）雇员只有几百人而已。铁路公司的人员规模还在持续增长：1900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雇员超过10万人。 [17]
铁路公司与之前的企业相比，不仅规模更大，而且面临的风险也更高：如果铁路公司运营时刻表出现误差，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速前进的巨型铁箱就会撞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没有股份制企业的出现，也就没有一种企业形态能够保证铁路公司获得较长的生命周期，并且仅承担有限责任，换句话说，投资铁路的出资人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也就不可能实现铁路运输行业的革命性发展。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认为，在诸多显而易见的成就之外，铁路运输行业的大发展还促生出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全新的人群，即职业经理人，这些人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而被任命为企业的管理者，他们不是靠家族背景获得企业管理权的人。铁路公司的经理人并不拥有公司股权，但他们仍然为实现企业利益奉献自己的职业生涯。［正如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对哈佛大学的学生解释现代企业形态的核心要点时所说的那样：“个人逐步凋萎，集体却越来越茁壮。”］职业经理人根据现代企业复杂的组织架构定义自己的权责，在可行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具备很强的动力去实现自我价值。他们经常通过阅读提高自己的能力，比如《铁路公报》（Railroad Gazette ）等期刊，以及马歇尔·柯克曼（Marshall Kirkman）撰写的《铁路营收：关于铁路公司组织形式和铁路票据收取的论述》（Railroad Revenue：A Treatis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Railroads and the Collection of Railroad Receipts ）和阿瑟·韦琳顿（Arthur Wellington）撰写的《铁路地理布局的经济理论》（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Railways ）等大部头专著。很多现代人常用的管理方法都是当年这批早期职业经理人创造出来的，比如纽约–伊利铁路公司的丹尼尔·麦卡勒姆（Daniel McCallum）、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J. 埃德加·汤姆森（J. Edgar Thomson）发明了一种新的会计核算方法，可以测算出单位运营效率，他们还编制了组织架构图，细致地界定了一台巨型机器上每一个齿轮的角色。
铁路时代的到来使理性管理与金融资本走到了一起。可以说，铁路行业对资本的无尽渴求促生了现代化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尽管这家交易所成立于1817年，但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真正成为一个被世人认可的独立实体。道琼斯指数的前身至少有10只成分股是铁路公司，除此之外，只有一家经营轮船的太平洋邮船公司和一家经营电报业务的西联公司。铁路时代到来之前，证券交易所最繁忙的一周交易量只有1000股。到19世纪50年代，单周成交量超过100万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1898年，铁路公司市值占全美公开发行股票总市值的60%，1914年占比仍有40%。华尔街同时还成了交易铁路公司债券的市场核心。1913年，美国市场铁路公司债券存量相当于112亿美元，而同期股票总市值仅为72亿美元。
铁路公司的兴盛为美国带来了全新的投资者文化。专注于商业活动的新闻报刊，比如《商业与金融纪事报》（Commercial & Financial Chronicle ，1865年创刊）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1889年创刊），用于铁路公司的版面比其他内容都要多。亨利·瓦纳姆·普尔（Henry Varnum Poor）在冠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之前，曾是《美国铁路期刊》（American Railroad Journal ）的编辑。精明的投资者（包括很多海外投资者）学会了通过购买“一篮子”铁路公司相关证券的方式对冲风险，正如当今的投资者会通过购买一篮子头部制造业企业证券对冲风险一样。
因为投资公开发行股票这种新业务稳定性极差，所以投资者极度热衷于获取关于股份制企业的信息，并采取手段对冲风险。熊彼特曾指出，相比欧洲铁路大发展时期，美国的铁路大发展意味着“在需求出现之前建成供应量”，因此美国的铁路公司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赢利。铁路大亨别无他法，只能以天量规模从事投机贸易：他们需要以闻所未闻的规模整合生产原材料，去开创根本连客户群体都还没有定型的业务。投机心态很容易引发误导消费者或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铁路行业中诞生了一批投机分子，安东尼·特洛普在1875年出版的《我们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一书中曾精准地描述了这种人，他们热衷于对赌铁路公司的股价赚快钱，而非真心实意地投资铁路建设。在所谓的1868年伊利战争中，丹尼尔·德鲁联手詹姆斯·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在伊利铁路公司内部秘密印发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目的就是阻止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的收购。跨美国大陆的各家铁路公司的股价投机表象最为明显，正如理查德·怀特证明的那样，这些公司存在运力过剩、内幕交易和欺诈客户等行为。
“在需求出现之前建成供应量”，加上与之伴生的投机行为，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的铁路运输行业与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所提倡的理性规划模型完全不一样。当时美国的铁路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系统：不同的铁路线使用不同的轨距，有的时候，需要骑马或者坐大篷车走上数英里的距离才能在不同的铁路线之间换乘。 [18]
与此同时，美国西部铁路里程数远远超出了实际需求：189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国土地上只居住着全美24%的人口，但铺设了占全美铁路总里程43%的轨道。 [19]
这个行业一直受到不稳定性的困扰：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700多家铁路公司宣告破产，它们手中掌握的铁路里程超过全美铁路总里程的一半。亨利·亚当斯曾哀怨地说：“1865—189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一辈子都抵押给了铁路，他们自己比其他人都能更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尽管存在诸多非理性的情况，股份制企业的形态还是逐步渗透到美国工业社会的各个角落。19世纪60年代，这种企业形态已经基本征服了铁路运输行业，到1900年，垂直管理型企业形态已经几乎占领了美国所有大型行业：不仅是钢铁行业和石油行业，而且有科技行业和消费品行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成立于1885年，伊斯曼–柯达公司成立于1888年，通用电气公司成立于1892年。创建这些企业的人通常都采用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曾经用过的手段。他们以不成功便成仁的胆识投资新建工厂。他们希望企业成长得越大越好、越快越好，并且把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转化成阻止新企业进入的障碍。［领英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把目前同样的手段称为“闪电扩张”。］ [20]
他们综合利用了“前进”和“后退”。他们通过降成本、打广告来尽可能地提高销量。
最晚采用股份制企业形态的是零售业。1850年，美国的零售业完全由小商贩形态的商铺主导。在随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企业加入了“侏儒”的队伍。这些巨人充分利用了新建铁路的效率，一方面增加可售商品的种类，另一方面大幅压低零售价格。1858年，罗兰·赫西·梅西（Rowland Hussey Macy）在纽约开设一家高端商品门店，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全美知名连锁百货公司的前身。1859年，乔治·弗朗西斯·吉尔曼（George Francis Gilman）开设了一家小商铺，专门经销皮革和羽毛制品，这家商铺后来成长为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简称A&P）。到1900年，这家公司已经在美国28个州开设了近200家分店，经销的商品种类也远远超出了皮革和羽毛制品。弗兰克·伍尔沃思扩张的速度更快：他于187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市成功开设了第一家“5分店”，到1889年已经开设了12家分店，到1909年更是增至238家分店，而且他还在不断寻找新的业务。
这一时期最令人震惊的新发明是邮购业务。阿龙·蒙哥马利·沃德（Aaron Montgomery Ward）（于1872年）、理查德·沃伦·西尔斯（Richard Warren Sears）和阿尔瓦·罗巴克（Alvah Roebuck）（于1886年）先后创建了自己的邮购公司，美国人从此进入了看图购物的时代。邮购公司改变了美国乡村居民的生活：在这些公司出现以前，美国农民可以买到的商品非常有限，但自此以后，他们可以买到全美范围内的商品，从最常见的（如农具）到最具异国特色的（如海德堡电腰带，据说只要在腰部短期佩戴这种商品，就可以“对季节性和严重疲乏症状产生神奇的疗效”）。 [21]
零售业革命浪潮中最有趣的人物是理查德·西尔斯。和同时期的其他创业者一样，西尔斯的职业生涯是从铁路运输行业发端的（当时的铁路运输行业也包含电报行业）。西尔斯利用自己火车站站长兼电报员的身份，不断搜集自己经手的商品价格信息，不论是往来商业手册还是实际运输货物的报价都被他一一记录。他重点关注手表价格，因为他意识到手表的毛利率很高，后来，他搞到一批成色混杂的手表，就是这批手表让他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他把卖手表赚来的钱投资于新建邮购业务，这样也可以销售更多的手表。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经营的是邮购业务而非手表业务，所以他开始在自己的销售手册上推广种类更加丰富的商品。1902年，西尔斯单日完成的订单量已达10万单，销售手册总页数达到1162页。这种销售规模必然需要更多的仓储、物流和管理支持，也就必然需要更多资金支持。
1906年，西尔斯和他的合伙人阿尔瓦·罗巴克将自己的企业公开上市，他们在芝加哥新建了一家价值500万美元的邮购工厂，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建筑，这家工厂的特色就是以流水线作业处理客户订单。西尔斯销售手册上自豪地宣称：“工厂内部和周边铺设了数英里铁轨，为的是接收、搬运和寄送商品。升降机、机械传送带、无尽的链条、移动步道、重力滑道、各类机器和传送装置、粗大的管道和所有已知的能够减少劳动力消耗的机械设备，在我们这里都是为了尽量降低成本，为了更高效地向客户传递我们的劳动成果。”第一个造访这项产业奇迹的人就是充满好奇心的亨利·福特。
兼并的冲动
美国商界各形各色的企业，不论属于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还是零售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追求企业规模化成长。随着市场成熟度的提高，对规模化经营的追求必然促使行业内部整合。1895—1904年，美国本土出现了一股兼并热潮。在兼并热潮兴起之前，大多数行业整合都是垂直整合，即大企业收购自己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分销商。在兼并热潮兴起之后，美国本土还出现了横向整合。横向整合与垂直整合互相促动，不断强化：自诞生之日起，美国钢铁公司就不断兼并苏必利尔湖周边的铁矿，到1950年，美国钢铁公司掌控着全美近50%的铁矿。 [22]
兼并浪潮中有两位起到重要作用的领军人物：洛克菲勒和摩根。1882年，洛克菲勒一手主导了标准石油公司联盟的兼并案，这是一个由40家石油企业组成的松散联盟，每家成员公司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治理体系（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州的监管要求），在洛克菲勒的主导下，这个联盟转型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在成立联盟之初，成员之间通过公司换股成功消除了内部竞争。转型的方案是成员公司的股东将自己持有的具有投票权的股份转让给一家集中行使投票权的信托公司，信托公司用可交易存托凭证交换股东持有的股份，保留股东收益权但收走投票权。托拉斯的成立让兼并热潮向前更进一步。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信托是一种将资产管理权授予信托管理人的工具，受委托人或者受委托人群组有法律义务代表资产所有者维护其应得的权益。从商业意义上来说，信托结构使商人得以实现集权管理。洛克菲勒应用信托工具创建了一家总部唯一的整合型商业集团，总部设在纽约市百老汇街26号，这家集团的所有权结构单一，遵循的企业战略也是统一的。洛克菲勒旗下原有53家炼油厂，成立该集团之后关闭了其中的32家，集中扩大剩余21家的规模，因此他的炼油成本从每加仑 [23]
1.5美分下降至每加仑0.5美分。 [24]
各行各业的企业，尤其是糖、铅、威士忌企业，追随洛克菲勒的脚步开始进行整合。
美国国会于1890年对这种商业浪潮做出反击，当年生效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企业出现任何可能遏制贸易的合并或者签订有类似效力的合同。新泽西州的立法机构对这种联邦反击措施做出了对抗，他们简化了设置控股企业的要求，所谓控股企业就是一家处于上层的企业，它可以持有下属企业的股份。1899年，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正式成为这个石油巨头的控股公司，其手中控制了19家大型企业和21家小企业的股权。到1901年，美国境内资产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中，有2/3都在新泽西州设立股份制公司持股，这使新泽西州在1905年就拥有了300万美元的财政盈余，州政府用这笔钱大干快上，新建了很多基础设施。美国其他各州也通过接纳信托公司的方式对抗联邦政府的决策。纽约州为了预防通用电气公司潜逃到新泽西州，专门为这家公司设置了特权法案。特拉华州则比其他任何一个州都更加不遗余力地吸引企业到本州经营业务。到1930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中，超过1/3的企业都注册在特拉华州：有12000家企业的法定居所是威尔明顿市区的同一间办公室。
这一时期出现的信托公司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口中的“金钱信托”，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就是知名飞行员林德伯格的父亲，而他所指的金钱信托就是华尔街，华尔街上最有权势的受托管理人就是J.P.摩根。19世纪90年代，因经济萧条而引发铁路公司大规模倒闭，摩根在当时就展现出极强的整合能力，虽然此后美国经济逐步复苏，但是产能过剩的现实并没有改变，摩根再次把自己的技能应用到多个行业的整合之中。
摩根采取行动之后，1895—1905年，美国出现了一次范围更广的企业兼并浪潮，超过1800家制造业企业在这段时间内兼并整合。摩根采用的方法是与他的联盟者以优先股全额收购被兼并企业股东手中仍然持有的股份，并且配发等额普通股作为给股东的一点甜头。他们的理论依据是，投资者会争抢优先股带来的兼并利好收益，而由于兼并完成后新的企业能够创造稳定的收益，所以普通股也能带来不错的投资回报。摩根通常都会任命自己的联盟者（通常都是他的合伙人）出任新企业的董事，从而对新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 [25]
1900年，摩根和他的合伙人担任董事的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占到全美总资产的1/4以上。
毫无疑问，摩根成功改变了整个美国企业界的面貌。他创设了一批新的公司，比如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普尔曼公司、纳贝斯克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当然还有美国钢铁公司。他使美国上市公司市值从1890年的3300万美元增至1903年的70亿美元。他创建了一个由“三巨头”或“四巨头”控制市场的局面。娜奥米·拉莫罗（Naomi Lamoreaux）测算过，在她所研究的93家合并形成的大型企业中，有72家企业控制了其所处行业40%以上的市场份额，有42家企业掌控了其所处行业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42家企业就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由8家公司兼并而成，控制了美国电气市场90%的份额；国际收割机公司，由4家公司兼并而成，控制了美国收割机市场65%~75%的份额；美国烟草公司，由162家小公司兼并而成，控制了美国烟草市场90%的份额。
摩根推动的并购是否成功创建了一个有效的经济体？这个问题答案不一：相比卡内基或洛克菲勒，摩根是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他所创建的这些巨型企业最终经营获得成功的概率喜忧参半。肖·利弗莫尔（Shaw Livermore）在1935年发表的一份针对这些并购案成功率的研究是我们目前比较认可的结论。他搜集了136桩并购案的信息，这些并购案都足以影响其所处行业的发展走向，他研究了这些企业于1901-1932年的赢利情况，最终的结论是，其中37%的并购以失败告终，44%的并购获得了成功。 [26]
美国钢铁公司的成立终止了钢铁行业价格持续下跌的趋势（见图4-1）。
图4–1 钢铁批发价格（1867—1946年）
企业形态的进化
银行家占据经济活动主导地位的时代持续时间不长。企业兼并热潮并没有促使银行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主导机构，而是让处于资本主义体制核心地位的公众持股型企业获得了整合的机会。由大众持股的企业形态最早在铁路运输行业获得了成功，现在这种企业形态在制造业也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巨型企业通过发行证券获取经营所需的资金，其他类型的企业也陆续登陆全国性的交易市场，从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些由大众持股的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区分对待。类似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创建人甚至完全切断了与企业的日常联系。另一些企业的创建者则保留了企业的股份，但极少干预企业经营的政策。企业日常的业务运转由按劳取酬的经理人来负责，这些人很少持股，甚至完全不持股。企业的创始人通过董事会把自己的经营理念传达给经理人，但他们的经营理念通常会受到来自职业经理人的抵制，甚至会受到当时促成这些企业并购的大型银行代表的反对。到这个年代，所谓大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就等同于大众持股的资本主义体制，即由社会公众持股，由专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共同形成的资本主义体制。
到1914年，幸存下来的大型私营企业数量已经非常稀少了，福特汽车公司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最坚定的反对公众持股制度的大公司，恰恰是完善美国最伟大的管理突破的公司：它完善了批量生产方式。“批量”这一概念其实早就根植于伊莱·惠特尼用“统一的体系”生产的第一批轧棉机里，在18世纪末生产步枪时也运用了这一概念。亨利·福特把这个哲学理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把每一项生产任务都分解成最小的组成部分，而且为生产流程加上了流水作业的方式。在他的改革下，工人排排站，不断机械化地重复同样的工作。福特还把流水作业这种方式延伸到生产和分销的每一个环节，他所设计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提升效率，并达到最大限度的控制。由于对行业进行了垂直整合，福特的雇员几乎能在企业内部制造所有产品。福特在全美境内有7000名分销商，这意味着他们生产的T型车能够销往最偏远的小镇。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er）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一书中曾写道：“过去，人是第一生产力；未来，制度必须成为第一生产力。”
美国社会接纳了创新标准化和生产标准化两大原则，认为它们对于管理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同等重要。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大多数企业通常倾向于靠临场发挥来进行革新——要么在公开发表的各种记录中搜寻新的理念，要么通过与本地发明家非正式的聊天获取新的想法。美国专利局在传递信息这项工作上做得非常好，他们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里公开展示新发明的模型和蓝图，并在相关的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向公众传递有效信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的主要特点就是刊载关于最重要的新科技的长篇介绍性文章，还会刊载最新授予的专利列表，甚至还会向读者寄送有关专利的完整版详细说明，只收取非常少的费用。美国做得好的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创造了很多“创新集合点”——在这些地方，那些思维活跃的人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创新。五金店和电报局通常都是能吸引发明家的集散地。电报局通常都会搜集有关电气技术的专著和期刊。当时的企业实际上已经通过我们现在所说的“众包”和“开源创新”的方式搜寻新的理念，因为他们认为在自己的企业之外还有很多更聪明的人。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经理人一直比较关注一线员工的创新性想法，公司还会借钱给这些人，推动他们把新想法商业化。J.P.摩根之所以投资爱迪生的白炽灯项目，就是因为他的两位合伙人和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专利律师是好朋友。大型企业还会投入大量精力来开发甄别市场的能力。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专利部门的负责人T.D.洛克伍德（T. D. Lockwood）就解释说：“我完全相信，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不会有企业纯粹为了赚钱而雇用专职从事发明的专业团队。” [27]
洛克伍德可以称得上智慧和洞察力的化身。随着20世纪的到来，发明成了一项企业职能，就如同会计记账或者营销行为一样，发明家成了企业雇员。爱迪生在门洛帕克创建了“发明工厂”，并且制订了每6个月开发一项重大发明的计划，因此他成了这个新时代的领军者。进入20世纪之后，每个人都想跟随爱迪生的脚步前进。授予个人的专利总数在不断下降，从1880年的95%降至1920年的73%，1940年进一步降至42%（见图4-2）。 [28]
1900年，通用电气公司原有的电灯专利将要到期，公司迫切希望开发一种新的白炽灯灯泡，为此在威利斯·惠特尼（Willis Whitney）的掌舵之下创建了一个研发中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创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扫除了在美国东西海岸之间开展长途电话服务的障碍，为自己找到了立足之本。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的话来说，这个实验室所积攒的“1001项小专利”把竞争对手挡在了门外。 [29]
杜邦公司在1911年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柯达公司在1913年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也在1919年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只要你发现了前沿的知识，你就能找到企业研发中心的影子。
图4–2 美国为新发明授予的专利总数（1901—2000年）
进入20世纪之后，由公众持股并由职业经理人主导大型企业，成了美国经济最主要的生产力，这些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越来越多的标准化产品，并且下定决心要在企业本体之内尽可能地生产足够多的产品，包括产生新的理念。
并非所有人都乐见这一现象。
[1] Richard S. Tedlow, Giants of Enterprise: Seven Business Innovators and the Empires They Built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1), 421–22.
[2] Quoted in Bhu Srinivasan, Americana: A 400-Year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7), 66–67.
[3] 弥达斯国王，希腊神话中有点石成金术的最富有的国王。—译者注
[4] Richard Tedlow,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Chur, Switzerland: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41.
[5] Peter Collier and David Horowitz, 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6), 25.
[6] H. W. Brands, Masters of Enterprise: Giants of American Business from John Jacob Astor and J. P. Morgan to Bill Gates and Oprah Winfre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81.
[7] H. W. Brands, American Colossus: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 1865–1900 (New York:Anchor Books, 2010), 71–72.
[8] John Steele Gordon, An Empire of Wealth: 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2004), 231.
[9]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46.
[10] Ibid., 111.
[11] See, for example, Tarun Khanna, Krishna G. Palepu, and Jayant Sinha, “Strategies That Fit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ne 2005.
[12] See 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 The Company: A Short History of a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05), 55–79.
[13] Jack Beatty, ed., Colossus: How the Corporation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1), 19.
[14] Tedlow,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12.
[15] John Bates Clark, The Control of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17.
[16] Tedlow,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14.
[17] Ibid., 16.
[18] Richard White, Railroaded: 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2.
[19] Ibid., 209.
[20] Tim Sullivan, “Blitzscal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pril 2016.
[21] Charles Morris, The Tycoons: How Andrew Carnegie, John D. Rockefeller, Jay Gould, and J. P. Morgan Invented the American Supereconomy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5), 174;Sriniva san, Americana, 209.
[22] Naomi Lamoreaux,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430.
[23] 1加仑（美）≈3.8升。——编者注
[24] Thomas McCraw, “American Capitalism,” in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How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ed. Thomas K.McCr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25.
[25] Naomi Lamoreaux, ed.,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vol. 3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ed. Susan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87.
[26] Lamoreaux, “Entrepreneurship, Organization,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427.
[27] Naomi Lamoreaux,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920,” in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ed. David S. Landes, Joel Mokyr, and William J. Baumol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86.
[28]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572.
[29] Lamoreaux,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920,” in The Invention of Enterprise, 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