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六章 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
未知
第六章 美国的事业就是做生意
继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之后的两任美国总统（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彻底改变了美国公众的生活节奏。他们用克制取代了激进，用沉默取代了噪声，彻底放弃了重塑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梦想，也放弃了在世界舞台上塑造前沿领军人物形象的梦想。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人过着比较平静的生活，并且他们对总统的权力进行了极大的保留。
对革新主义思潮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两任总统是令人感到不齿的无用之徒——他们是美国实现繁荣发展的光辉道路上的小插曲。哈定每周都要和自己的朋友打扑克，这些所谓的朋友并非都是高素质的人，他每周要打两次高尔夫球，就在白宫的草坪上打球来锻炼自己的技术，让他那只名为球童的硬毛犬去捡球。 [1]
柯立芝以自己每天工作不超过4个小时，每晚睡觉不少于11个小时为豪。H.L.门肯曾打趣说：“他认为最理想的一天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一天。”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抱怨说“这是一种故意从权势地位退位”的做法。约翰·莫顿（John Morton）苛责道：“美国出现了短暂的总统缺位。”这个年代的社会现实其实比他们的认知更为有趣：哈定，尤其是柯立芝，采取不作为的做法，实际上既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一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做出的选择，这是他们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而不是个人道德品质败坏。他们的这种行为实际上等于以不变应万变。
哈定和柯立芝都致力于将联邦政府维持在小规模的水平。他们与国会中支持减税的人一起努力降低最高税率，美国国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由共和党人掌控。这两位总统在自己任期内启用了很多支持小规模政府的保守派人员，其中最知名的是安德鲁·梅隆，他在1921—1932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机缘巧合，他是排在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之后的美国第三富有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美国超额利润税率降低，房地产税率减半，同时国家债务余额总量也出现了下降。柯立芝曾两次否决了向海外倾销农产品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提案，还否决过一个在马斯尔肖尔斯尔市由联邦政府开设水电站的提案。他不断督促新设立的预算局在政府各层级部门推行节俭，门肯评论说：“他给这个国家提供的政府机构是一个被脱得一丝不挂的政府。” [2]
哈定和柯立芝二人都认为企业是社会进步的引擎，政府没有这个功能。柯立芝宣称：“一个人建起一座工厂就等于建起一座寺庙，在这里工作的人就在这里膜拜神灵。”哈定曾提出整个美国社会要“重归正常”。很多人都把他的这一口号视为所有战斗口号中最傻的一个。当然，他所呼吁的是美国社会的生活节奏要回到一战之前的水平，但除了这个显而易见的意思外，他呼吁的还有美国企业需要找回它们英雄般的光辉岁月，即企业家凭着创业的精神，用精彩的理念创设大型企业的岁月，以及英雄式的人物在不受政府干扰的情况下创造出钢铁的巨马和飞行的机械。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并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做很多不同的工作。总统最大的职责是为商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
20世纪20年代可以称得上小规模政府运作的最后10年，美国也可以算得上最后一个能够实现小规模政府运作的富裕国家。欧洲各国都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政府机器，为它们的人民提供福利，保护它们的人民不受互相争斗的邻国的侵扰。相邻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爆发更多的冲突。相比之下，美国仍然有条件来以节俭的方式运作政府事务。美国不必担忧外国的入侵，主要是向北方与加拿大有很深厚的文化上的情谊，向南方受到墨西哥北部大片沙漠的保护，而美国东西两岸都是汪洋大海。柯立芝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联邦政府突然消失，美国的普通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正常生活，他们并不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3]
他的这一表述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政府在当时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就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自从安德鲁·杰克逊建立群众政治党派以来，美国首次出现了成年男性投票人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从1916年的63%下降至1920年的52%，直到1924年还在不断下降。
这种不干预原则被逆向的社会趋势破坏。这两位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在任期内都变得越来越反对商品和人口的自由移动：在1924年面向国会发言时，柯立芝称赞关税“为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确保了美国市场占有率，并且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了更好的日子，比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获得更高的收入”。这10年中有两项主要的关税立法：一是1921年实行的《紧急关税法》，二是1930年实行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1924年颁布的《移民法案》直到1965年仍然有效，这项法案导致移民数量减少，同时限制了美国人向自己喜爱的国家移民的可能性，这些国家大多处于北欧，和美国本身就存在很紧密的血缘关系。
美国同时还做了一件其他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不敢做的事情：1920—1933年的长达14年的时间中，在美国生产、运输或者销售含酒精的饮料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压迫性的政治要求并没有减少美国人在购买含酒精的饮料方面所创造的GDP，但却推动美国境内出现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那就是贩私酒。
20世纪20年代，美国境内专门从事贩私酒业务的人和当时社会上受尊重的企业家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美国的流氓团伙通常都是在当地找不到传统工作的外来移民，他们依靠管理手段的创新和对新技术的精明运用，打造出自己的商业王国。阿尔·卡彭（Al Capone）把他的赌场和妓院的管理工作都承包给地方客户，换来的是集中服务，最主要的就是得到地方的保护。这些经营连锁生意的人很早就开始使用电传机技术，因为他们需要及时了解市场的信息，他们还购买了很多的车辆，因为要确保自己能跑在警察的前面。
这一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情况非常糟糕。一战结束之后的社会现状可以说完全超越了人们可以臆想的现实：社会中充满了无政府主义的愤怒情绪，有各种各样以爱国主义为名的游行，有愤怒的工人发起的罢工，有共产主义运动，所有这些都叠加在一起。1920年6月—1921年6月，美国的批发物价下跌了44%，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紧缩。1920年，处于行业领军地位的大型企业，如阿纳康达铜业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其年收入分别下降了49%、46%和44%。1921年，全国农业产出下降14%。失业率从1919年的2%跃升至1921年的11%。这场经济萧条持续了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政策制定者采取的是消极应对策略，正如他们在1893年使用的方式一样，后来也在1996年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使用了同样的方式。这一始料未及的经济崩溃事件迅速得到纠正，马上就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反弹，正如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所观察到的一样：“经济的崩溃治愈了自己。” [4]
除了经济萧条的问题外，美国当时面临的还有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工人罢工运动（见图6–1）。在一战期间，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建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以高度热情支援了战争，但他们也在暗中向政府争取到了更多的认可和更高的工资。随着和平很快就要到来，他们试图通过在关键行业（如钢铁和肉制品行业）发动协同罢工使自己获取的利益成为永久性利益。
图6-1 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1881-1998年）
这场罢工风潮来得快，去得也快。美国各家企业的雇主成功利用（有时也算正当的）工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消除了罢工者的负面情绪。到1920年，行业工会的社会地位回到了1910年的水平。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也将权力交回企业老板手中：1921年，（在迪普莱印刷机公司诉迪林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间接抵制劳动的行为是非法的；1923年，（在阿德金斯起诉儿童医院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企业无须设置最低工资标准。行业工会的会员人数出现断崖式减少（美国劳工联合会于1920-1925年流失了约100万名会员），行业工会的能动性随之消亡。1929年，全美发生900次罢工，参与工人总数为28.6万人（相当于全美劳动力总人口的1.2%），而在1919年，一共发生3600次罢工，参与工人总数为400万人（相当于全美劳动力总人口的21%）。
1921-1929年，美国GDP以每年5%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佳表现。美国人也接二连三地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奇迹。1927年5月20日，查尔斯·林德伯格首次单人飞越大西洋，这标志着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卡尔文·柯立芝派了一艘美国战舰去接回林德伯格和他的飞机。）同年10月6日，阿尔·乔尔森（Al Jolson）在电影《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 ）首映式上说出了有声电影的第一个词，这标志着现代化大众娱乐时代的到来。在这10年的末期，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从1914年的36%提升至42%。即使是美国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思潮也因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数十年自由移民政策的影响而被钳制：1930年，有15%的美国人是在海外出生的，有36%的美国人的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来自海外。
弄懂20世纪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尤其是在前5年。生产力提高最快的是汽车制造业。到1924年，每10秒钟就有一台T型车走下生产线，10年之前，组装一台车就需要14个小时。生产力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制造业——在办公室里，无数年轻女秘书在结婚之前拿着最低的工资干着最繁重的活；在连锁商店里，老板都强调低成本，并且尽量精简服务。在一战之后，虽然对社会现状不满，但行业工会都处于沉默的状态，而且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率为零，企业充分利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进步，把其中绝大多数增量产能转化成了企业利润。1913—1925年，企业赢利水平提升了一倍，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增至原来的4倍，股票总市值从150亿美元增至300亿美元。 [5]
第二个主题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这是由城市的兴起和服务业的扩张带来的。1910年的10年经济普查发现，美国跨越了一个重要的临界点。从这时开始，从事服务业的美国人数量超过了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数量。服务业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快速增长，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比如人力资源经理，传统职业如教师人数也有增长。
在服务业大发展的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数也超过了乡村居民的人数。一个曾经以田园和牛仔定义自己的国家，开始转而用摩天大厦和城市里油腔滑调的人来定义自己。摩天大厦越来越高：1930—1931年，曼哈顿出现了两座最伟大的地标式建筑——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纽约各行政区域内的办公空间面积翻番。一系列新生的杂志［包括1923年创刊的《时代周刊》、1924年创刊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 ）和1925年创刊的《纽约客》（New Yorker ）］吹捧出新生的城镇人口的精致生活，也引发了至今仍在被人们不断提起的文化战争（《纽约客》号称自己“不是为住在迪比克那种小镇的老妇人出版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用轻蔑的口气写道：“城市之外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H. L. 门肯利用斯科普斯审判案，在美国社会中创造了一种美国乡村地区尤其是南方乡村地区都是牙齿残缺的傻瓜的印象（有趣的是，斯科普斯教授进化论所用的教材是一本极力提倡优生学的书）。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这次案件中与知名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案件结束之后，布赖恩去世，这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公众人物的事业走向终结。
第三个主题也可以称得上最有趣的一个，即在遵循自由放任主义时期，美国人所创造的许多伟大发明得到了大众化和全民化的传播，包括电力、汽车、飞机等，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还有股份制公司这种企业形式。20世纪20年代的这10年，对全体大众而言都是财富增长的年代，同时也是市场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年代。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获得以前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如个人住房），或者获取几年前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汽车和收音机）。城镇郊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个人家庭住房被接入城市电网和城市自来水供应网。到1929年，300万户美国家庭或者说每10户人家中有1户投资股票，其灾难性的后果暂且按下不表。
不需要马拉的车
汽车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美国制造汽车的效率比全球其他国家都高，美国汽车所消耗的资源也比全球其他国家都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球80%的汽车都在美国：当时美国平均每5.3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平均每44人才拥有一辆汽车。一战之前需要花费工人近两年工资才能购置的汽车，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只需要花约三个月的收入就可以买到。从此之后，汽车的价格逐步稳定下来，但汽车的质量在不断改善：买车人花的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买车人也有更多的方式来获得购车款）。
汽车产业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1924年，亨利·福特和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分别排在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纳税人清单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第一位仍然是洛克菲勒），霍勒斯·道奇夫人（Mrs Horace Dodge）排在第九位。汽车产业的兴盛对整个经济体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汽车需要汽油来作为能源，需要橡胶来制造轮胎，需要玻璃来制造挡风板，需要人工铺设的道路来确保平稳行驶，需要车库来停车，需要加油站来提供加油和维修服务，还需要更多不同种类的服务来满足流动性越来越强的美国人在住房、餐饮和其他方面的需求。1929年的一份研究曾指出，整个汽车产业为美国经济创造了4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是1900年前都不存在的，相当于全美劳动力总人口的1/10。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汽车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贩运私藏酒的人用“逃亡车”来躲避警察。站街女找到了做生意的新地方。在1929年出版的《米德尔敦》一书中，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海伦·林德（Helen Lynd）写道：1924年，在当地青少年法院判定的30起妇女卖淫案件中，有19起是在汽车里抓获的。 [6]
城郊住宅区最早是受到电车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汽车时代到来之后，城郊住宅区变得更为宽广，成为真正的“车托邦”。路边广告牌、加油站和售卖食品的流动商贩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白色城堡汉堡连锁店于1921年出现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霍华德·约翰逊（Howard Johnson）于1925年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开设了第一个在药店里出售苏打水的柜台。哈兰·桑德斯（Harland Sanders）于1930年在肯塔基州科尔宾市的“服务站”里发明了风靡全球的炸鸡配方。 [7]
卡车数量也迅速增长，1909年的卡车数量为0，1920年增至30万辆，到20世纪20年代末，卡车数量达到了60万辆。这些卡车的出现，迫使铁路行业面临第一次真正的竞争。卡车为人们提供了铁路做不到的服务：送货上门，而不是把货物运到火车站。这为人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前人们需要把货物运到火车站，再把这些货物装载到马车上，运到最终的目的地，卡车的出现使人们可以从出发地直接将货物运到目的地。
内燃机的出现对乡村和城市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当时美国有44%的人口生活在乡村，5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可以说，内燃机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比对城市生活的影响更明显。亨利·福特通过为T型车安装独立底盘、耐用零件和便于修复的发动机等方式，确保这种型号的车辆能够在美国乡村条件恶劣的道路上正常行驶，他甚至为农民提供了工具套装，便于他们将车改装成拖拉机。 [8]
农民宰杀了约900万头牲畜，主要是马和骡子，把原来用于饲养牲畜的农业用地投入回报更丰厚的用途，用电气化的各种机械取代了原本牲畜提供的劳动力。 [9]
美国人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从1910年的1000台增至1920年的24.6万台，1930年进一步增至92万台。拖拉机的用途也因直接动力驱动的出现而变得更为广泛，直接动力驱动使发动机可以把动力直接传导给拖拉机带动的生产工具，充气轮胎的使用也使拖拉机可以拉动更重的货物。美国境内联合收割机的数量从1920年的4000台增至1930年的6.1万台，1940年进一步增至19万台。T型车在美国乡村地区的广泛传播，对人们的社交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美国的基因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原本人们受制于交通方式，只能在方圆几英里的范围内开展社交，现在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来回穿梭。
内燃机既征服了私人交通领域，也征服了公共交通领域。随着内燃机价格的下跌，公共汽车的数量开始增加。第一辆可以称得上真正现代化的公共汽车是由法乔尔（Fageol）兄弟于192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地区向世人推出的，当时的型号称作法乔尔安全公共汽车。与有轨电车相比，公共汽车并不会引发人们对浪漫的共鸣（“欲望号公车”听上去似乎总有点儿不对劲），但公共汽车实用性更强：不需要为它们铺设昂贵的轨道，可以按需改变运行线路，橡胶轮胎减少了噪声并降低了路面不平带来的冲击。 [10]
很快城际公共汽车服务就开始挑战火车的地位，而在地方运输领域，公共汽车也在挑战有轨电车的地位：1928年，美国开通了第一条东西海岸之间的长途公共汽车路线，从洛杉矶行驶到纽约，行程一共需要5天零14小时，中途停靠132个站点。
20世纪20年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类车辆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它们所行驶的道路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1900年，美国境内道路总里程数约为200万英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土路，连接的主要是城镇和乡村。事实上，欧洲各国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市场很难取得好的销量，主要原因就是欧洲车辆底盘低，很难在美国土路恶劣的条件下长期保存下来。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了《联邦援助公路法》，为这个国家打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项法案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可以为各州政府在新建公路和桥梁方面提供资助。时任农业部部长霍华德·梅森·戈尔于1925年引入了一套统一的为高速公路编码和标记的体系，给当时正在成型的全美公路网奠定了秩序的基础：东西向公路以奇数编码，南北向公路以偶数编码，横跨整个美国大陆的高速公路以10的整数倍编码。道路建筑工发明了用沥青和水泥铺设路面的方法。美国第一份专门向人们展示特定路线道路情况的地图集于1926年问世。 [11]
根据罗伯特·戈登的测算，1905—1920年，美国境内人工铺设路面网络的形成，使汽车行驶速度至少提升至原来的5倍。 [12]
美国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把航空运输加入运输网络。商业化航空运输难以取得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飞行危险系数太高。20世纪初，驾驶飞机通常被认为是只有最胆大妄为的人才敢做的事情。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飞机通常让人们想到军队（莱特兄弟把第一批飞机出售给了美国陆军通信兵团和外国军队）。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人终于认清了航空运输业的潜力：航空运输业可以成为整个公共交通网络的一部分，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一个广阔的国家中为人们提供出行便利。
美国邮政局为了加快邮政货物运输的速度，建设了第一个航空网络，为航空运输业在一战之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美国邮政局雇用的40名飞行员中有31人在航空运输的头6年中被杀害）。 [13]
1925—1926年，美国政府向私营企业开放了通过竞价方式加入邮政航运线路的大门。这激发了这一新生行业的快速发展：5000多人激烈竞争以获得航空运输业的合同，首份合同被授予了沃尔特·瓦尼（Walter Varney），他就是联合航空公司的前身瓦尼航空公司的创始人，当时瓦尼航空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华盛顿州帕斯科市向内华达州埃尔科市运送邮件。数十名企业家意识到运送邮件与运送乘客一样有利可图。到1928年，美国首次统计了有计划的航空运输时刻表，根据当时的数据，美国境内已有268架飞机在从事商业运输，有57架飞机在执行国际运输。 [14]
电气化大飞跃
内燃机革命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改变，从重要程度上来说，只有电气化革命才能与之媲美。20世纪初，电力行业出现了美国经济体中任何一个行业都比不上的大飞跃。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进步：一方面是美国建设了装备高压锅炉和高效涡轮机的中央发电站，另一方面是美国在越来越广泛的国土范围内建成了电力输送网。在之后的30年中，美国人所使用的电力呈现了10倍的增长：从1902年的60亿千瓦时（相当于人均79千瓦时）提升到1929年的1180亿千瓦时（相当于人均960千瓦时）。在同一时期，电力价格下降了80%——从1902年的每千瓦时16.2美分降至1929年的每千瓦时6.3美分。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进步，核心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工厂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尽管1920年时电力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但是电力对生产力提高所产生的影响受制于传统工业模式。20世纪20年代以前，大多数美国的工厂都以蒸汽机为主要动力来源，当时的工厂沿着厂房的侧面安装有垂直的蒸汽管道，厂房的每个楼层还有横向的蒸汽管道，都是用来传输蒸汽动力的，而蒸汽机通常都安装在工厂的最底层，蒸汽只有沿着这些管道才能为机械提供动力。最初，工厂主都不愿意浪费那些不能回收的成本：他们用电力发动机取代蒸汽机之后，指望由工人来克服高耸的工厂所带来的各种不便。20世纪20年代，他们发现有的时候从头开始或许能够带来更高的收益：他们开始用独立的发动机来驱动生产机械，把工厂的部署改为横向而不是纵向。
亨利·福特为我们总结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
电气化时代为我们提供的一整套新的生产体系，使制造业从皮带和输送管道的制约中解放出来，我们终于可以为每一部生产机械配置属于它独有的电力发动机。这或许看上去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改变，但事实上，如果仍然使用皮带和输送管道，是无法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这么说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电力发动机使生产机械可以按照生产流程来进行布局，仅这一项就使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了一倍，并且它消除了大量无用的人工干预和人工搬运的劳作。其次，皮带和输送管道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种浪费导致以前的任何一个工厂都无法扩大规模。用现代化的尺度来衡量，即便当时最长的输送管道也只能算很短小。最后，在传统的生产条件下，无法实现高速机械化生产，传统升降机或者皮带都不可能经受住现代化生产速度的挑战。如果没有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工具，没有这些工具生产出来的精度更高的钢铁，就不可能出现我们所拥有的现代工业。
保罗·戴维认为，电气化是诸多发明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它证明了某些发明只有与其他变革结合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与电力结合的就是工作流程的重组。要想使电气化的手段对生产力产生推动性影响，不仅要把电力引入传统的生产流程，而且要把过去的“集体驱动”形式转化成“单位驱动”形式（所谓集体驱动就是简单地用电力发动机替换蒸汽发动机，但保留传统的传输管道和皮带；所谓单位驱动就是每一部生产机械都有独立的电力发动机）。
这些小型电力发动机给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提供了动力。企业家发明了数十种使用这种新能源的工具，帮助人们改善生活质量。1917年，通用电气公司庆祝了自己取得的一项完全不同的革命成果，“电气化仆人”时代到来。他们称这些电气化仆人是“洗衣服、熨衣服、打扫房间和裁剪衣物等体力活儿方面靠得住的帮手。它们可以在一个清爽的厨房里帮你完成所有烹饪的工作——不需要火柴，不产生煤烟，不需要炭火，不会带来噪声”。1929年，芝加哥电力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城市里80%的居民拥有电熨斗和吸尘器，53%的居民拥有收音机，37%的居民拥有烤面包炉，36%的居民拥有洗衣机。电冰箱和电热器的拥有率相对低一些，均为10%。 [15]
无线时代
普通人使用的最具革命性意义的电器就是收音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通信领域的工程师就已经发现了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数据和声音信号的无线传输方式。1901年，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尔科尼（Guglielmo Marconi）创设了英国马尔科尼公司，主营业务就是将莫尔斯码发送给海上航行的船只。1907年，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发明了三极管，可以将无线电频谱分割成不同的频道或者频率。1915年，贝尔公司的工程师成功地用长无线电波把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语音信号传输到了巴拿马、夏威夷和巴黎。
现代化商业广播行业是在20世纪20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境内第一次以广播形式播放新闻节目是在1920年8月31日，由当时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8MK电台（这家电台直到今天还存在，即只播放新闻节目的WWJ电台）播送。第一个由政府授权的广播于1920年11月2日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这项新的技术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到1924年，美国境内已经有了556家电台，同时还有25000个由业余爱好者值守的“传输站”。到1930年，美国几乎一半（46%）的家庭都有了收音机。20世纪20年代或许更应该被称为广播年代，而不是爵士乐年代（尽管收听爵士乐是当时收音机最流行的用途之一）。
收音机以一个小小的盒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突然之间，从来没有机会聆听专业音乐家和演艺人员表演的人，可以把自己的客厅变成私人剧院或者私人音乐厅。他们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购买一台收音机，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是免费的。与欧洲广播业的兴盛是由政府推动的不同，美国驱动这项革命的是追逐利润的企业家。电气化时代的商业大亨之一乔治·威斯汀豪斯为了刺激人们购买收音机的需求，专门创设了KDKA广播电台。人们对收音机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新发明的出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25年问世的真空管。广告行业的兴盛为广播行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很快，数百家广播电台就成了这个行业里的行家里手。
通用电气公司的子公司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CA）所发行的股票可以称得上20世纪20年代的明星股票，股票的代码就是“广播”：这只股票的股价在1924—1929年实现了100倍的增长，但到1931年几乎沦为垃圾股。这个年代的广播剧明星是所有演艺人员中收入最高的：在1933年巅峰时，广播剧《阿莫斯和安迪》（Amos ’n’ Andy ）的两位明星年度总收入达到10万美元，比当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或美国广播唱片公司总裁的年薪还要高。
这种最容易在民众中广泛应用的传播媒介必然对政治产生影响。1922年，哈定总统在巴尔的摩港的麦克亨利堡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纪念大桥举行落成典礼，当时的总统致辞成为首份美国总统通过广播发表的言论。被人们称为“沉默的卡尔”的柯立芝总统实际上是一位非常热衷于进行广播发言的总统。192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虽然很混乱，但是面向全美进行了广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把这种媒介工具发挥到了极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他利用广播向全美人民发表他著名的炉边谈话，像一个充满智慧的大叔一样，为处于恐慌的国家宣讲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广播也为不容易与人亲近的人物提供了展现自己的平台：查尔斯·库格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被人们称为“广播神父”，他平均每周要收到4000封听众来信，1932年2月来信数量达到了120万封，正是因为当时他批评胡佛总统是“有钱人的圣灵、华尔街的保护天使”。休伊·朗（Huey Long）每次发表广播讲话都长达数小时，并且用《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剧中的“石首鱼”这一角色来称呼自己。杰拉尔德·L. K. 史密斯（Gerald L. K. Smith）在广播中能用引人入胜的细节向听众讲述自己的阴谋论理论。
电影行业的传播与广播行业同样迅速。五分钱戏院（因门票只收取5美分而得名）在1906—1907年迅速兴起。1911年，美国出现了豪华影院，这些场馆装修极为奢华，装配了管风琴来提供背景音乐，还邀请演唱家、舞蹈家和喜剧演员提供暖场演出。曼哈顿中城区的罗克西影院有6200个观众席位，其化妆间能够让300位表演者同时使用。到1922年，约4000万人（相当于全美人口的36%）每周都要进一次影院。1928年有声影片的出现，使这一行业得到了又一次大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70%以上的美国人都会定期去“看电影”，美国生产了当时全世界80%的影片。大众娱乐与工业化生产出现了同样的演变：原本自娱自乐的人们开始成为好莱坞伟大的梦工厂生产的公众娱乐产品的被动消费者。
富裕的社会
“电气化仆人”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全民富裕时代。在19世纪末，大多数美国家庭仅能勉强度日，家庭收入中一半以上都用于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他们离坠入贫困只有一步之遥。20世纪20年代，普通人也获得了追逐美国梦的机会——他们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并且用上一代人见都没有见过的消费品来装扮自己的新家。
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了历史上两次大型住房新建潮中的第一次——仅1925年新建住房总量就超过100万户，到1929年，全美境内一半以上的住房都是自住房。新建住房的浪潮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连锁反应。购房人买房的目的是自住，所以一定会用家具、壁画、电器来装扮自己的新家，并且还会购买不同种类的保险来保护自己的家庭财产。在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一本书是1923年出版的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著作《巴比特》（Babbit ）。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的人生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名为“鲜花高地”（Floral Heights）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城郊住宅区。在这个地方，只有三幢房屋的历史超过10年。这里的房屋简直就是用来膜拜电气化时代便利条件的神庙：人们的家里有壁柜一样大小的留声机，有电热水器、吸尘器、电风扇、咖啡机和烤面包机等。刘易斯非常鄙视这种把所有产品都标准化的做法（在他的笔下，这些家庭的房间“整洁但令人不快，仿佛就是一块人工切割的冰块”），但是鲜花高地的故事代表着当时财富和机遇的民主化进程，也就是说，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社会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成果，确实转变成了普通美国人得以享受的生活条件。
企业上市
民主化浪潮也波及了美国商业领域的核心机构，即上市公司：美国境内持有股份的人数从世纪之交的100万人左右增至1928年的700万人。最热衷于践行大众资本主义理念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其股东人数从1901年的10000人增至1931年的642180人。美国境内最大的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最大的工业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的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都不足其公司总股份的1%。
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持股，用“民主化”一词来形容上市公司股东的分散似乎言过其实，但这一描述准确地揭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也就是说，美国人并不需要成为某个产业的领袖人物，也不需要成为华尔街的银行家，就可以持有股票：你可以是一个普通人，买股票的目的只是为退休后的生活所需做一些提前投资。1929年，美国企业派发的红利中，50%左右的金额都归属年收入5000美元及以下的人。 [16]
当时的美国大型企业采纳了一种特殊的治理形态，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70年代：企业股权由比较分散的投资者共同持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主要的创设者持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企业的股份大多数情况下由强势的社会机构持有。
企业所有权分散化的浪潮与其他两项社会变革同步发生。第一项变革是企业的整合。在1932年出版的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的知名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中，他们指出，美国大型企业的体量仍在不断变大。1909—1928年，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前200家企业年均增长5.4%，而其他企业的年化增长率仅为2%。 [17]
1921—1928年，前200家企业的增长率为每年6.1%，小企业的增长率则仅为每年3.1%。到1929年，前200家企业控制了全美企业总资产近一半的规模，相当于810亿美元。大型企业资产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开上市，这让它们可以更便利地筹措资金，并且用这些资金来强化对本行业市场的控制。
第二项社会变革是职业经理人的出现。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美国知名企业有数百万名股东，这些人不可能通过直接干预企业日常经营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必须雇用职业经理人来帮助自己打理企业。这一现实改变了产权的本质：过去，企业的所有人拥有的是厂房和机械；现在，企业的所有人拥有的只是代表自己权利的一张纸，而这张纸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一现实也重新定义了“所有权”，人们可以更便利地通过股份获得收入，而不用去思考如何经营管理一家企业这种冗杂的问题。伯利和米恩斯把新时代的股东比作新工厂里的工人：就像工厂的工人把主导自己劳动力的权力移交给产业领军人物那样，新时代的股东把主导自己资本的权力交给了职业经理人。 [18]
20世纪20年代开启了美国职业经理人的黄金年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镀金时代，经理人需要向企业所有者负责。在20世纪的头20年，他们需要向银行家负责（在欧洲大陆国家，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相比之下，小股东别无选择，只能把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交给职业经理人。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在于，职业经理人可能以牺牲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培育自己的利益集团。企业内部的层级会变得冗长。有利之处则在于，职业经理人可以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尝试改造自己所处的商业环境。
美国的各大企业既接纳了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这种方式的有利一面，也接受了其不利一面。职业经理人开发出非常精细化的人员管理制度，确保能够最有效地指导雇员工作。他们还采用了非常复杂的公关手段来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们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用于打广告，在企业内部设置了广告部门，和专业的广告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通常都试图把销售当作一门艺术来做。美国企业在广告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了巅峰（见图6-2）。
图6-2 美国广告支出（1919-2007年）
野心勃勃的职业经理人大力提倡“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为自己的雇员提供养老金计划、医疗福利和利润分享计划。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是一名以生产鞋子知名的企业家，他在自己的企业内引入了8小时工作日、40小时工作周和覆盖全员的医疗保障计划。菲利普·里格利（Phillip Wrigley）则证明了自己是充分接纳社会变革的人，他在制造口香糖的同时，在企业内部引入了收入保险计划和养老金体系。刘易斯·布朗（Lewis Brown）是石棉行业大亨，他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引入了劳资双方就工资等条件集体谈判的制度，以及8小时工作日和40小时工作周，并且定期征询员工对企业的意见。 [19]
这些由新时代职业经理人治理的企业，把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了新的领域，比如分销和零售。那种只提供基本服务的连锁商店在20世纪20年代以燎原之势兴盛起来。它们利用自己庞大的体量向供应商施压，也利用自己在全美境内的网点迅速铺开对城郊住宅区的覆盖。传统的家庭小商店因在价格上无法与连锁商店竞争，必然成为受害群体之一。另一受害群体则是传统的邮购业务经营商，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些商户被迫开设实体店，通常也是开在城郊住宅区。创造性破坏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反作用力：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并且最终说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商业零售价格做出了维稳规定。
亨利·福特对阵艾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
20世纪2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提倡的企业家治理型企业与通用汽车公司提倡的职业经理人治理型企业展开了激烈竞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20年代初，福特汽车公司拥有强大的领先优势：1921年，福特汽车公司拥有美国汽车市场56%的份额，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公司只有13%。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亨利·福特是美国最伟大的商人，但到20年代末，这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不相上下——到20世纪30年代末，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已经远远领先于福特汽车公司。
为通用汽车公司打造领先优势的是艾尔弗雷德·斯隆。他此前曾在一家生产滚珠轴承的工厂短暂工作，随后就加入了通用汽车公司，并在1923年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斯隆当时明白了一个道理：企业治理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方式。在福特通过创造新的制造方式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时候，斯隆通过开发新的促进工人协同生产的方式提升生产力。斯隆本人是职业经理人职业操守的榜样——他身高6英尺，但只有130磅重，完全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中，没有任何业余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有一位同事把他比作他曾经制造过的滚珠轴承：“自我润滑、运转平顺、消除阻力、承担重任。” [20]
斯隆充分接受了事业部制公司治理模式。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把事业部制公司称作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21]
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儿言过其实，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重要性不容小觑。事业部制公司治理模式对巨型企业的治理行之有效：它使企业可以把规模带来的优势与制造所需的精准度结合在一起。这种模式也特别适用于消费资本主义时代：企业得以设置专门的事业部，集中精力生产特殊的产品，并提供配套服务。这些特定的部门与市场互动良好，追踪观察流行趋势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它们不会比任何小企业做得差。这些专业化的部门还能够与企业内部其他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调动广泛的资源。
一战结束之后，杜邦公司成为第一个转型为事业部制经营模式的大企业。杜邦公司在战争期间获得了高速增长，主要为当时的盟军提供硝酸甘油。随着和平即将到来，这家公司面临新的问题：是缩减生产规模，回到传统的业务模式上（即让战争期间获得的技能自然消减，让冗余的工人下岗），还是为自己新的生产能力找到新的用途？杜邦公司决定走后一条路，设置几个不同的事业部来营销不同的产品，比如油漆。不同的高管被赋予了不同的责任，每个人都管理着自己旗下产品（或产品线）的生产和销售。这些事业部成了利润中心，其业绩表现则由企业最高管理层用投资回报率等工具来进行评估。 [22]
艾尔弗雷德·斯隆把杜邦公司最先使用的经营理念套用到美国最大的制造型企业身上。斯隆意识到，购车人对自己所能选择的汽车并不满意（“只要你选择黑色，你就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颜色”）。购车人希望能够获得美国人最重视的体验，即按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偏好向其他人展示自己的特质：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有多少钱用于消费？斯隆意识到，除非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否则不可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斯隆根据车辆类型的不同，把企业分成了不同的事业部，比如，雪佛兰事业部主要就是为了和福特的T型车进行竞争，凯迪拉克事业部则是为高端人群专门设置的。他任命有雄心壮志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不同的事业部，但同时也强调这些职业经理人对业绩表现要负全责。斯隆曾说过：“去集中化，事业部的人就有生产的动力，有责任心，也能够培养个人素质，他们做出的决策更贴近市场，也更灵活。不同事业部之间的协调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 [23]
斯隆本人处于这个由不同的事业部组成的庞然大物的中心地带，在通用汽车公司设在底特律的总部，他通过充分利用自己在配置资本方面的能力掌控着整个企业的运作。他根据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适时调整企业的组织架构。《财富》杂志曾描述过，通用汽车公司“已经逃脱了诸多脊椎动物群体所遭遇的困境，某些大型动物体格越来越大，大脑却变得越来越小。终有一天，这些物种会走向灭绝……但斯隆先生为这个庞然大物提供了一个复合型大脑，与其体量相得益彰”。 [24]
通用汽车公司还通过赋予购车人以未来收入作为抵押借款的便利，促进销售，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在这一领域其堪称先锋，通用汽车公司还为这种营销方式投入了大量的广告支出。这家公司在1919年创设了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全面开展“分期购车”业务。通用汽车公司在这一领域投入了2000万美元的广告支出，这是这个行业从未出现过的营销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重新振作起来，而原因之一就是其照搬了通用汽车公司在企业治理方面的热情：亨利·福特二世在接任福特汽车公司掌舵人的身份时只有28岁，他完整地复制了通用汽车公司的组织架构，并且招揽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高管来赋予这个新的组织架构生命力，他还雇用了二战期间为美国陆军航空团提供服务的“神童团”（其中就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自己的企业提供数据管控。
事业部制公司治理模式扫清了一切障碍。弗朗西斯·戴维斯（Francis Davis）曾是杜邦公司的一名职业经理人，他的故事向我们证明了事业部制公司治理模式是如何重塑一家即将倒闭的企业的。戴维斯于1928年接过了美国橡胶公司的管理权，当时这是一家亏损企业：企业内部各生产单位之间没有正式的运作结构，生产效率低下。戴维斯在这家企业引入了事业部制，把财务和战略决策集中到一起，对各事业部进行业绩考核，并清除低效无用人员，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为企业重新打造了秩序。在戴维斯的管理下，公司实现了盈利，并开始在研发方面投入力量，于1934年发明了新型泡沫橡胶垫，于1938年发明了轮胎中使用的人造丝。
美国是平的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美国热水器及标准卫浴公司、美国罐头公司、美国羊毛制品公司、美国广播唱片公司……这个国家体量最大的这些企业，名字里都有“美国”这个字眼，这说明除了民主化浪潮外，还有另一项社会变革正在推动着美国人的生活发生变化。这就是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20世纪的头30年，美国南方各州加速融入全国统一性市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并不是南方各州上流社会意识形态革命的成果，也不是下层民众政治压力的结果。产生这种社会变化的推动力还是科技方面的革新，而这项科技革命最初其实和南方各州毫无关联：这项技术指的是对气候条件的管控技术，使某些制作在湿热的南方也可以顺利开展。1902年，位于纽约州的萨基特–威廉斯印刷出版公司发现，在湿度不同的地方开展彩色印刷工作非常困难。进行彩色印刷，需要把同一张纸进行4次不同的颜料（青、品红、黄和黑）过印，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湿度变化，纸张变形，哪怕只收缩1毫米，那整个印刷也就报废了。萨基特–威廉斯印刷出版公司委托纽约州布法罗市专门从事加热技术的布法罗锻造公司，为其设计了一套控制湿度的装置。布法罗锻造公司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拿着最低工资的年轻工程师威利斯·卡里尔（Willis Carrier）。卡里尔找到了一种绝佳的解决方式：他发现，如果让空气在由压缩氨制冷的线圈周边循环，可以将湿度控制在55%。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新南方诞生了。
卡里尔这项新发明的早期顾客都是受过度潮湿气候影响的工业制成品公司，比如纺织品公司、面粉厂和剃刀公司等，或者是那些会产生大量污染的公司，比如把烟叶制成卷烟的公司。1906年，卡里尔开始探索在一个全新的市场推广自己的技术——“舒适”。他以电影院作为自己新发明的实验室，他把自己的新发明描述为“天气制造者”。过去，电影院在夏季都被迫关门，因为电影院内部的温度比室外要高很多。卡里尔明白，如果让电影院内部的温度比室外感受更凉爽，人们就会到电影院去观看热辣的电影，同时享受清凉的空气。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纽约各家电影院开始逐步安装空调。到1938年，全美16251家电影院中大概有15000家安装了空调。“暑期大片”成了娱乐行业定期推出的特色产品。
南方的企业逐步意识到，空调可以改变它们面对的竞争格局：在它们消除了最大的区域劣势之后，即在它们拥有了应对耗能较高的天气状况的手段之后，它们就可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那就是本地相对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有一份早期政府研究发现，在打字员从湿热的环境迁移到凉爽的环境之后，他们的生产力提高了24%）。1929年，卡里尔为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米拉姆大厦整栋大楼的办公室都安装了空调。空调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让工作场所的环境更宜人，更大的好处则是使南方可以开始生产对温度和湿度都比较敏感的产品，比如纺织品、彩印品和药品等，甚至可以进行食品加工。卡里尔早期的客户中，有一家就是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美国烟草公司的工厂。他们用空调来驱散烟草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浊难闻的空气。纺织行业的企业，尤其是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开始在南方加工棉花，而不再将其运送到北方。最终，北方大量的企业由于受到强势工会的影响，把企业生产转移到了阳光地带，把曾经被人们认为因气候炎热而不适于开展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地带变成了新经济体中的核心地带。
南方黑人向北方工业化城市（主要是纽约和芝加哥）迁移的浪潮弱化了南方与全美的隔绝程度。在此之前，如果仅考虑劳动力市场的话，南方和北方几乎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即便是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大多数黑人也只在南方各州之间迁移，而且迁移的距离也不会很远。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限制性条件更严格的移民法案的出台，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有615000名黑人，或者说相当于8%的南方黑人劳动力向北方迁移，他们填补了原本应该由外国移民从事的工作。到1925年，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长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话来说，纽约市哈勒姆区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黑人城市”，当时纽约市有175000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们的住所占据了25个街区。 [25]
迁徙给这些流动的人口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尽管白人的收入还是高于黑人，但黑人所获得的收入远比其之前在南方获得的收入要高。南方黑人文化与北方工作机遇的强烈碰撞，释放出强大的文化能量，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哈勒姆文艺复兴运动和黑人爵士乐的兴盛。
同一时期，南方各州出现了业务覆盖全美的大型企业，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可口可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欧内斯特·伍德拉夫（Ernest Woodruff，他于1919年收购了这家公司）的带领下走向全美市场，后期管理公司的是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他在1923年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伍德拉夫从绑架了公司的装瓶工手中夺回了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他在公关宣传上有极高的天赋，他沿着美国高速公路投放了大量广告，在民众中塑造出了“心旷神怡那一刻”这一经典的广告语，精准地抓住了当时美国民众受制于社会条件但仍有极高生产热情的社会情绪。
1916年，克拉伦斯·桑德斯（Clarence Saunders）在孟菲斯市开设了第一家自助型零售超市“小猪扭扭”，带来了美国零售行业的全面革命。在此之前，商店都把商品放在柜台后面：购买者告诉店员自己想要购买的商品，等待店员把商品打包，然后再向店员付钱。桑德斯则想出了新的方法，让客人自己完成购买的工作。客人从旋转栅门走进商店，沿着摆满货物的货架挑选自己所需的商品，放入购物篮里，然后在走出商店之前结清款项。桑德斯宣称，他这种节约劳动力的创新“将彻底斩杀高物价这个恶魔”。
到1932年，桑德斯的商业帝国里已经建起了2660家小猪扭扭超市，业务覆盖全美，销售总额达到1.8亿美元。他在孟菲斯新建了一所大型房屋（粉红宫殿），这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博物馆，里面还有第一家小猪妞妞超市的原版模型。桑德斯并没有止步于自己的成就：他成功击败了华尔街投机收购，并继续实验所谓的“购物大脑”，即让购物者在挑选的过程中就能算出商品的总价。
一个时代的终结
听上去20世纪20年代似乎如天堂般美好——这是一个充满科技奇迹、制造业进步、共同致富和社会普遍乐观的年代，但在这个时代中，已经孕育了几条危险的毒蛇。
其中一条毒蛇就是消费者负债。20世纪初，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依赖消费者借贷消费的行业，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自己的实际收入每年都有实实在在的增长。百货商店和邮购业务公司在促发信贷消费变革方面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它们首先向工人阶级和上层社会发放了消费贷款，用僵化的公式来衡量一个人的信贷额度，而不会亲身了解这些人的真实信贷资质。其他消费行业的企业也采用了类似的商业模式。汽车公司给大家开了个头，数十个不同类型的企业最终都追随了它们的步伐。许多企业为人们购买钢琴、收音机、留声机、吸尘器甚至珠宝和服饰创设了“便捷付款”方案。美国家庭的负债一路攀升，从1919年的4200美元增至1929年的21600美元（均以2017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 [26]
人们在购置房产方面欠下的债务最高。1890—1930年，获取住房抵押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首付款比例不断降低，获取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抵押贷款的可能性也更大。未结清的住房抵押贷款余额从1919年的120亿美元攀升至1930年的430亿美元——许多家庭都充分利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抵押贷款的机会。
这种因高收入而获取高贷款的做法，如果中间的某个链条出现中断，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休伯特·沃克（Hubert Work）是一名共和党特工，在一份原本意图让投票人不要为民主党投票的演说中，他无意之中指出了问题的症结。
当前，我们的人民面临着比失去收入和失去工作更剧烈的风险。他们在个人住房、收音机、汽车、洗衣机和其他各种奢侈消费品方面都欠下了债务。他们盲目相信富裕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并据此对自己的生活下了赌注。假设这个所谓的不会终止的富裕出现短暂的停滞，那么这个以个人欠债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消费体系就将彻底崩溃，数百万民众将彻底陷入困顿，这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萧条都无法匹敌的灾害。 [27]
另一条毒蛇就是以美国本地需求为先的民粹主义思潮。这个年代所颁布的一系列限制移民的法案，使这个国家无法像历史上那样获取廉价劳动力的输入。1909—1913年，外国移民占本地人口的比例为1%，1925—1929年，这一比例降至0.26%。全美总人口的增长率从1870—1913年的2.1%降至1926—1945年的0.6%。外来移民的减少，不仅削减了劳动力输入（使工会更便于团结起来），而且减少了远期购买住房的需求。这使在信贷消费膨胀的年份中新建的房屋变得更难销售。
然而，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去担忧这些潜藏的毒蛇呢？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一直在轰鸣，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正在从内部削弱自己。1928年，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位新总统，这个人看上去足以代表全美人民充当舞弄毒蛇的人。
赫伯特·胡佛用自己的一生积攒起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新总统都比不上的个人简历。他曾经做过矿山里的工程师，做过国际贸易，也是美国最优秀的人群中的明星成员。凯恩斯曾称赞过他“有广博的学识、宽宏的度量和公正无私的态度”。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特意指出，胡佛“从未遭遇过失败”。作为一战之后为社会提供粮食救济的领导人物，胡佛确保了200万人免受饥荒的伤害。作为哈定和柯立芝在任期间的商务部部长，他在两位总统的任期内都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一家报纸曾把他称作“所有事务的部长”。一位来自华盛顿的爱开玩笑的人则说，胡佛是“商务部部长，也是其他所有政府部门的副部长”。 [28]
胡福推动了美国国内市场所有机器零件的标准化工作，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还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极具天赋的人。他于1922年出版的《美国的个人主义》（American Individualism ）是描述美国人这种个人主义特质的最佳读物之一，他于1963年出版的《垂钓之乐：清洗你的灵魂》（Fishing for Fun and to Wash Your Souls ）也是这个只有文化人才会做的休闲活动方面的一本极好的冥想书。
胡佛所遵循的是共和党理念中倾向于政府干预市场的理念，这一分支的共和党人强调，他们的党派有义务推动社会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胡佛在1919年写道：“雇主在劳动者面前作威作福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种行为已经随着作为其根基的‘自由放任主义’教条一起消失了。” [29]
他比较相信科学、规划和效率所带来的社会力量，在这一方面，他与费边主义者有着几乎同样的信仰，这些理念对他的个人生活和他管理政府的行为都产生了影响。在回忆录里他曾写道：“我并没有试图为人们的未来修建坚固的城堡，而是通过事实、数据和业绩表现这些冰冷而又无法令人振奋的标准，衡量人们所做出的试验、实践行动和他们所展现的力量。”他与费边主义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政府的干预应该对企业经营活动展现出友好的态度，而不是站在对立面。他相信利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商业能让它们运作得更好，例如，政府能够帮助企业简化规则，削弱商业周期带来的冲击性影响。胡佛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所采取的第一组行动中，有一项就是从全美范围内招募头脑最灵光的人，共同编写一本百科全书和一份行动计划，用来指导这个国家在“下一阶段全国性大发展中的方向”。《时代周刊》杂志则评论说：“在一个由平顺、老实、毫无表现欲的水獭组成的社会群体中，这么一个勤奋的水獭会变成理想的国王人选。”
即便是胡佛这样有能力的人，也很快要面临极端严峻的挑战。在之前的30年里，美国社会享受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利益，其中有7年的时间享受了几乎毫不中断的经济增长，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但很快，美国社会将体验到创造性破坏的阴暗面。
[1] 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2.
[2] Ibid., 130.
[3]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
[4] James Grant, The Forgotten Depression: 1921: The Crash That Cured Itself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3).
[5] Liaquat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271–74.
[6] Kevin Phillips,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2), 58.
[7]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67.
[8] Charles R. Morris, A Rabble of Dead Money: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Global Depression,1929–1939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7), 35.
[9]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7.
[10]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160.
[11] Ibid., 158.
[12] Ibid., 132.
[13] Anthony Mayo and Nitin Nohria, In Their Time: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 eth Century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5), 91.
[14] Louis Cain, ed., “Transportation,” in Economic Sectors, vol. 4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ed. Susan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73.
[15]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123.
[16] Adolf Berle and Gardiner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60.
[17] Ibid., 35.
[18] Ibid., 3.
[19]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87.
[20] Thomas K. McCraw, 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20: How It Worked (Wheelan, IL: Harland Davidson, 2000), 21.
[21] 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22] Richard Tedlow,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Chur, Switzerland: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57–59.
[23] McCraw, 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20, 30.
[24] Ibid., 30–31.
[25] Bhu Srinivasan, Americana: A 400-Year History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7), 313.
[26] Claude S. Fischer, Made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Character(Chi 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68.
[27] Charles Rappleye, Herbert Hoover in the White House: The Ordeal of the Presiden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42.
[28] Ibid., 11.
[29]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