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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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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滞胀
1976年，美利坚合众国以其应有的自信庆祝其成立200周年。财政部铸造纪念币，邮政局印制纪念邮票，高桅帆船聚集于纽约和波士顿，城市燃放烟火。在华盛顿特区，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主持了美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祝活动。美国的前宗主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人尤其乐于颂扬这个国家自力更生、自我创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体现在勤劳的殖民地家庭主妇、具有创业精神的乡村工匠和坚强的自耕农身上。
然而，美国人的心情并不愉悦。对美国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低迷的10年：黄金年代转入了黑铅年代，很多人质疑美国时代是否已结束。连续三任总统都以耻辱或失望结束任期。尼克松受到弹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都只在任一届就被赶下台。杰拉尔德·福特在其倒霉任期的最后一年说：“我们没有帝王总统，我们只有高危总统。” [1]
这个10年笼罩着危机的气氛。美国不光彩地败给共产主义小国越南，这摧毁了美国人的自信。这场战争散发的毒素持续侵蚀着美国的灵魂。苏联在扩张，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美国境内的新左派开始诉诸无政府主义和暴力抵抗。美国各大城市中心的贫民区在暴力事件和纵火事件中摇摇欲坠。20世纪70年代，谋杀率攀升至历史最高点，每1万人中就有10人死于谋杀。尼克松在私下担忧地说，美国的“堕落将最终摧毁一个文明”。 [2]
公共知识分子在争论应该把20世纪70年代称为“冲突时代”、“衰落时代”还是“极限年代”。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认为，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强大利益集团的俘虏。他总结道：“总而言之，社会上出现的特殊利益组织和官商勾结现象，导致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下降，政治生活更加分裂。” [3]
一群神秘的自称“罗马俱乐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更骇人听闻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不仅将耗尽食物，而且将耗尽从石油到水的一切基本生活资料。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售出超过1200万册。1975年，《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提出“资本主义能否存在下去”的疑问。一个兴起于二战，坚信自己成功与伟大的国家，开始自我怀疑，逐渐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成功，没有那么伟大，甚至可能在劫难逃。
最坏的经济纪录都已被打破。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197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这个10年结束时，股票市值回到了初创时的水平。
在美国面临的国内问题中，最严重的是生产力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在1960—1973年的13年中，全美商业领域每小时劳动产出增长了51%，而在1973—1986年的13年中，增长率还不及前者的一半（见图9–1）。
美国是当时全球经济常态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极端案例。欧洲和日本在用尽便利政策（如让农民离开农场进入工业）且难以找到新增长途径的情况下，生产力增长率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生产力增长放缓意味着生活水平的停滞。1900—1973年，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为每年约2%。综合来算，这意味着平均工资（同时也意味着平均生活水平）每35年翻一番。这一趋势在1973年宣告终结，按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分类计算，制造业工业和非管理岗位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开始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平均小时工资还不到1973年的85%。
图9-1 私营商业每小时劳动产出增长率（1950-1990年，以趋势线绘制）
20世纪70年代，出现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前10年的过度乐观主义：得胜的自由主义者将战后经济模式滥用到了一个崩溃的临界点。政客做出的承诺（“大炮加黄油”）太好，以至不能长久。工人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但社会生产力并未提高。管理者专注于昨日的战斗，而不去思考如何打赢明日的战争。
在从黄金年代过渡到黑铅年代的过程中，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是一个重要人物。肯尼迪是一位相对保守的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谈到的都是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而不是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到的“新一代”美国人，经历过“战争的磨炼”和“严酷艰苦的和平时期的熏陶”）。他的内阁中共和党人占比特别高，他还任命了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为财政部部长，以至沃尔特·李普曼嘲弄地说，这完全是照搬了艾森豪威尔的内阁，只不过比艾森豪威尔年轻了30岁。 [4]
肯尼迪更感兴趣的是打赢冷战，而不是社会改革，他对公民权利问题尤其谨慎。他曾告诉尼克松：“的确，外交事务是总统要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我的意思是说，与这种大事相比，谁还关心最低工资是1.15美元还是1.25美元。”
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招揽了许多凯恩斯主义学者加入经济顾问委员会，为增加支出做好准备。该委员会警告称，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部筹集了过多资金。大规模联邦财政盈余将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即被称为“财政拖累”的现象），政府需要找到花钱的方法。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花钱的方式总是多种多样的：1964年的减税计划、人类登月计划，当然还有许多社会福利支出。
肯尼迪的继任者可不像他那么谨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相对合理地）认为，需要以高调姿态回应肯尼迪刺杀事件。他还（相对不合理地）认为，应该以伟大的法律纪念他的才华。刺杀发生6周后，他站在国会面前“无条件地向贫穷宣战”。他说：“世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我们不能输掉它。”仅在一届国会任期内（1965—1966年），约翰逊就签署了一系列法律，致力于使美国成为一个新社会——“我们不仅可以变成一个富裕的社会、一个强大的社会，而且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的社会”。在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中，他正确地将种族歧视行为定为非法，并扩大了旨在监督雇佣行为的联邦机构的权力。他推出了《公共广播法》《合理包装与标注法》《高速公路安全法》。一个疲惫的助手评论道：“他像孩子吃巧克力饼干那样通过了那些计划。”约翰逊曾说过：“我厌倦了所有那些谈论我们不能做的事的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全都能做。”
建设伟大的社会，意味着要大规模增加免费社会福利：他们推出了两项新的医疗保健计划，即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补助计划；扩展了针对短期行动不便的工人的社会保障伤残保险的范围；大幅增加了社保退休和伤残福利；对受抚养子女家庭援助计划进行了其30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展。政府还向那些鼓励人们主张“权利”的反贫困活动人士提供资金。
约翰逊将“新边疆”经济政策推行到了极致，似乎创造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凭借意志和决心来实现。1964年，他签署了减税法案，作为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措施，与此同时，逼迫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当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提出异议时，约翰逊将他邀请到得克萨斯州的农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遍，高声叫喊道：“孩子们正在越南死去，但马丁并不在乎。”甚至对马丁有些推搡的动作。当减税措施和低利率开始产生通货膨胀压力时，约翰逊进一步采取逼迫和操控的手段：他通过释放政府储备惩罚涨价的铝业公司，通过限制出口惩罚铜业公司，甚至让卫生局局长发出关于鸡蛋的胆固醇有害身体健康的警告，以惩罚鸡蛋生产商。 [5]
约翰逊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化身：约翰逊（他当时被授予昵称“压倒性获胜的林登”）不仅在1964年选举中大胜戈德华特（Goldwater），而且他也使民主党获得大胜，该党在参议院和国会均占据超过2/3的席位。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回忆道：“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认为华盛顿的政府机构可以无所不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心理命题是……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1966年，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之一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宣布“‘新经济学’将保证充分就业，实现低通货膨胀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6]
“稳定增长”是保守的说法：1962—1974年，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4%。到1973年，实际国民收入比1961年多70%。在辉煌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人口普查高级官员曾说过，美国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消耗其生产的所有财富：“如果近期这种经济增长的势头长期持续下去，将导致我们今生所能经历的经济活动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7]
约翰逊最亲密的经济顾问低估了发放免费社会福利所需的成本，不仅仅是长期成本，连短期成本也被低估。1966年年初，根据联邦预算官员的测算，联邦政府1967财年的医疗补助计划支出将控制在4亿美元以内，但实际支出达到近10亿美元。1961—1965年，住院一天的花销年均增长6.4%，但1967年的增长率为16.6%，1968年为15.4%，1969年为14.5%。 [8]
受抚养子女家庭援助计划支出从1962年微不足道的金额猛增至1967年的3.92亿美元。
约翰逊的超大规模自由主义政策推出的时机也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约翰逊想给人们提供买“黄油”的福利时，正好撞上了越南战争，他不得不为买“大炮”花了更多的钱。1968年，联邦赤字达到251亿美元，超过1963—1967年的赤字总和。政府所触及的所有事务（从应对贫困到越南战争）接连失败，而表示“信任联邦政府”的美国人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75%降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25%。约翰逊盲目自信地认为，强大的美国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恰恰在美国经济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却让它超负荷运转。
约翰逊的继任者是一个靠激起民众对自由主义制度的仇恨而成名的人，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当涉及管理国家而非赢得选票的时候，这位极端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位隐藏的自由主义者：在经济学上他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在1971年1月将这一事实告诉了一名新闻主持人，令其感到非常惊讶（这名主持人将其比作“一个基督教十字军说‘经过全面考虑，我认为穆罕默德说得对’”）；他在社会政策上是个改革派。 [9]
与约翰逊相比，尼克松对免费社会福利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扩展，他并未意识到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已开始显现。国会通过了诸多新的福利计划——学校免费供膳，增加失业救济，提高残疾人福利。免费社会福利的总额增加了10%，并且免费社会福利的额度将与通货膨胀率自动挂钩。尼克松很乐意支持这些措施，也常常发起类似的改革项目［斯坦福大学的约翰·科根（John Cogan）恰到好处地将实施这种联邦免费福利制度的尼克松时期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伟大的社会”］。 [10]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免费福利年度总支出增长率实际上比约翰逊在位时期高20%。1971年，免费福利支出终于超过国防支出。 [11]
福利过量已经成为普遍现实，而真正的困难时期正在逼近。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新经济计划，但很不幸地使用了20世纪20年代列宁用于描述苏联经济大转变的词语。他首先实施物价、工资和租金的临时冻结措施，其次实行了物价和收入管制制度。此后，物价与工资不再以供求和现时水平为基础，也不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工资–价格审查委员会议定。委员会里有几位正在成长的共和党明星，比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等，他们咬紧牙关执行着尼克松的政策。他还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反映传统观念的《纽约时报》评价宿敌行动“大胆”。通货膨胀率曾一度放缓，但随即又卷土重来。
在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同时，尼克松做出了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并允许美元在全球市场波动（贬值）的重大决定。自从1944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定》以来，所有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主要国家和中央银行，都能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这一体系通过对政治家施以约束，为稳定增长提供了基础：如有国家领导人想在选举前对经济进行临时刺激，中央银行行长可以说，这将破坏全球体系稳定并惹怒其他国家，从而对领导人予以约束。然而，只有在满足两个条件时这一体系才起作用：一是美国持有大量黄金储备，二是其他国家不会储备美元且不会在时机合适时用美元储备兑换黄金。1957年年底，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量，达6.53亿盎司。1934年，罗斯福黄金价格提高至每盎司35美元，超出当时市场价格70%，从而激励外国中央银行将其持有的黄金卖给美国，也使美国财政部的黄金持有量从1934年的2.46亿盎司增至1949年的7亿盎司。然而，从1958年开始，随着美国通货膨胀加速和黄金的影子价格最终上升到每盎司35美元以上，外国中央银行开始使用多余的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购买黄金，此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几乎每年都在减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外国持有的美元（近500亿美元）已远远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约100亿美元）。1957-1972年，美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减少了3.77亿盎司。尼克松别无选择，只好关闭所谓的黄金窗口，从而使美国的黄金储备量稳定在2.75亿盎司左右（在1979年以前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但他的决定引起了全球经济动荡。在此后的40多年里，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几乎没有变化，目前为2.655亿盎司（见图9-2）。
图9-2 美国官方黄金储备（1957-1980年）
黄金危机后，又发生了石油危机。自从19世纪70年代石油时代开启之后，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石油产业。每当这个国家的石油看起来要耗尽的时候，就会有新油田出现：当20世纪初宾夕法尼亚油田即将耗尽的时候，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新的大油田。这使消费者相信，廉价石油是上帝给他们的另一件礼物：80%以上的成年人开车上班，1973年美国汽车的平均油耗比1963年提高了18%。在美国人日益放任消费的同时，世界也在发生变化。1960年，石油出口国组成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以抵抗油价下跌的压力。由于国内油田开始耗尽，美国不得不使用开采难度大得多的新油田。1973年，美国消费的石油中有36%来自进口，而1970年的这一比例仅为22%。
1973年10月，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以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这一措施挤压了美国经济。司机要排队数小时才能加上油，而且汽油经常断供。愤怒在燃烧，拳头在飞舞。在一个极端事件中，一名加油站的服务人员被枪杀。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应对能源问题。联邦政府敦促美国人开车时不要开空调，将行驶速度限制在每小时55英里以内，政府忙着投资开发新型能源，并成立了能源部。亨利·基辛格穿梭于中东地区，试图平息事态，但局面没有多大改变。1972—1981年，美国原油价格上涨至原来的9倍多，给美国工商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能源消费大户，如国内交通、炼油厂、化工厂、钢铁厂、铝业公司、国际货运等，之后波及了整个工商界。
最重要的是，石油危机引发了美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菲利普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涨跌的关系，因而永远不会发生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同时上升的滞胀现象。然而，在1969—1982年的14年里，年通货膨胀率只有两次降到5%以下，这段时期内，有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甚至在1980年3月达到了14.8%的水平。在物价上升的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尼克松想通过微观管理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接受水平，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如果说人为减产会造成某种经济效应的话，那么这种效应只可能是导致社会物价普遍上升。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试图以民众自发行为取代官僚式管理。1974年10月，他在西服翻领上佩戴一个WIN（打败通货膨胀）标志，宣布通货膨胀是“国内一号敌人”，并试图说服美国人通过减少驾车出行、减少热能使用、减少浪费、自己种菜等方式打败通货膨胀。有些折扣商店宣称其廉价产品是通货膨胀的克星，以表明其商业精神。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愿抑制消费的呼吁充耳不闻。吉米·卡特故伎重施，告诉美国人需要以牺牲精神取代自我放纵，并停止浪费行为。尽管如此，滞胀仍在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似乎忘记了如何实现最基本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如何保障物价稳定。
滞胀引起了政治动荡。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上涨幅度，以跟上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储蓄者很沮丧，他们看到一生的储蓄付之东流。纳税人奋起反抗，因为名义收入的上升推高了他们的纳税等级。1978年，在南加州郊区，由于支付的房产税越来越高，而换取的服务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在减少，愤怒的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在精力充沛的反纳税抗议者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的带领下，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第13号提案，一下子将房产税减去一半，使政府在未来几乎不可能提高房产税。
萧条和衰落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与20世纪初的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强国忽然面临可能失势的命运。英国军队努力打败一帮乌合之众组成的南非布尔人军队，而美国人努力打败了越南。英国的制度被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嘲弄，而美国的制度则被《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嘲弄。在《错姻缘》（Misalliance ）中，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有一句话，“罗马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下一个就轮到英国了”。美国人担心，斯卡斯代尔、上东区和乔治城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在经济方面而非军事或文化方面。1901年，即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当年，英国记者弗雷德里克·阿瑟·麦肯齐（Frederick Arthur McKenzie）因他的著作《美国入侵者：其计划、策略和进展》（The American Invaders: Their Plans, Tactics and Progress ）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美国工业入侵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这些家伙几乎控制了过去15年内新生的所有行业……伦敦生活的主要新特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新特点是电话、便携式相机、留声机、电车、汽车、打字机、楼房里的电梯，以及大量出现的机床。除了汽车外，在上述每个领域美国制造商都是一流的，在好几个领域美国处于垄断地位。
这段话里唯一说错的是“除了汽车外”：到1908年，美国已超过法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到一战时，美国在这一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79年后，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斯（Robert Hayes）和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Abernathy）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的文章《我们用管理制造经济萧条》（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 ）中提出，美国正在遭受当年英国的命运。两位教授指出，外国竞争对手不仅在摧毁汽车、钢铁等美国老牌工业，而且在接管高科技行业：尤其是日本和德国正在对美国做的，就是当年美国对英国做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终不得不面对其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失去领导地位的事实。通用电气公司、辉瑞制药公司等最好的美国公司仍在努力前进，但大量美国公司已停滞不前：这些公司在战后长期的繁荣期间取得成功，并非由于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优点，而是因为欧洲和日本仍处于二战后复苏的过程中，它们在第一轮竞争中就被摧垮了。这在汽车和钢铁行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两个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强大工业的代名词。
20世纪的前60年，美国在汽车生产方面处于绝对垄断地位：1950年，世界上3/4的汽车都是美国生产的，其余也有一大部分是美国公司的境外分公司生产的。到20世纪70年代初，底特律变得又胖又懒。三大汽车公司不断增加管理层级，因为它们非常有钱。它们不断给汽车增加新特性，因为它们认为客户非常有钱，但一直忽视了最初使它们成为伟大的汽车公司的因素——为顾客提供价值。早在1958年，一名记者就这样描述美国汽车：“由傻子制造并由小偷卖给智障者的夸张、高价的怪物。”结果是，汽车进口不断增加（见图9-3）。
图9-3 不同产地的美国汽车销售情况（1931-2011年）
美国的冠军企业已陷入泥潭。它们几乎不关注创新：最后一次伟大的创新是1948年的自动换挡系统。它们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市场对小型车需求的不断增长。当它们很晚才意识到这一持续的需求时，却没有投入相应的资源。美国投入市场的主要产品，例如雪佛兰的科威尔、福特的平托、美国汽车公司的格雷姆林等，都存在基本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安全问题。福特平托汽车在追尾时，常常突然起火。
它们连自己认定的核心业务都做不好，对行业基本要求（可靠性和安全性）关注过少。大量这种“公路上的轮船”撞上了技术冰川。当行驶在艾森豪威尔的公路上时，乘客会被遗弃在路边。1965年出版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 ）成了畅销书，因为该书诊断出一个美国的大灾难。20世纪50—60年代，超过2500万名美国人死于车祸，数百万人因车祸受伤。底特律的各家汽车厂商也远远不够重视燃油效率：即使在1973—1974年出现首次石油危机之后，各家大厂仍继续生产大型超高油耗汽车，它们认为高油价只是暂时的特殊情况，世界很快就会回到20世纪50年代像天堂一样的日子。
在生产力方面，美国汽车公司也落在了外国竞争对手的后面。1950年，美国汽车工人的生产力是德国工人的三倍，而到1980年，日本汽车工人的生产力比美国工人高17%。 [12]
日本人趁美国人打盹的时候偷了他们的衣服。他们借鉴美国管理大师W.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等人的管理思想，并将其融入基于即时库存和全面质量管理的新生产体系。相反，美国人盲目固守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体系，即使当工人在反主流文化和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双重影响下拒绝履行日常工作任务时也是如此。 [13]
1979年，日本人已控制20%的美国汽车市场，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却亏损11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亏损，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请求政府提供贷款担保以维持生存。1980年，福特汽车公司亏损近6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亏损7.63亿美元，实行保护主义的压力已不可抗拒。日本只通过在美国建立“移植”工厂就占据了美国市场，而所有这些移植工厂的竞争力都优于美国本土企业。
钢铁行业也同样存在狭隘自满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1913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8%，1945年上升至72%。美国钢铁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1937年，美国钢铁工人的生产力相当于英国的2~4.5倍（具体的倍数取决于钢铁行业的细分部门）。 [14]
美国钢铁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从1953年的43%剧降至1982年的11%。1959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导致美国国内钢铁停产116天，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次罢工打破了美国钢铁的魔咒：美国公司一直以质量不佳为由拒绝购买外国钢铁，但它们如今认识到这是个错觉。1958年进口钢铁只占3%，而1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15%（见图9-4）。
图9-4 美国钢铁统计数据（1914-2015年）
同时，罢工导致了工资上涨，因为雇主试图通过提高工资防止将来发生罢工：20世纪80年代，钢铁行业平均工资比制造业总体平均工资高95%。
外国钢铁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以及后来的韩国公司，比美国公司行动更快。日本的管理者更快地采用了诸如连续铸造机这样的创新技术。正当日本人在生产力方面超越美国的时候，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却进行着关于提高工资和严格工作规则的谈判，做了有利于竞争对手的事。1956年，日本钢铁公司的生产力比美国低19%。到1976年，日本钢铁公司的生产力却比美国高出13%~17%。 [15]
在国外供应增加的同时，国内需求还在萎缩。城市建设的摩天大楼在减少，铝材越来越多地代替钢材成为流行趋势。美国钢铁产业从世界第一变成世界第二，小型钢铁公司被兼并。
美国在消费电子领域确立领导地位的方式，几乎与其在钢铁和汽车领域确立领导地位的方式一样：吸收最新思想并将其变成大众市场上廉价、可靠的产品。1955年，美国公司控制了96%的美国收音机市场。到1965年，美国公司占据的市场份额降至30%，而1975年美国公司占据的份额几乎降为零。这一趋势几乎应验在所有行业，只是不同行业发生的时间不同。1955年，美国有几十家成功的电视机生产商，而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公司均被外国公司接管——摩托罗拉的电视机品牌被松下（日本）收购；米罗华、飞歌、喜万年被飞利浦（荷兰）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被汤姆森公司（法国）收购；吉尼斯公司被LG电子（韩国）收购。
有的企业习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无线电公司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该公司没有及时进行从电子管到晶体管的转变。尽管对晶体管革命一无所知，该公司却试图发展计算机业务，不料竟遭到IBM的羞辱。该公司将如此多的精力投入计算机上（其研究人员曾一度将40%的时间花在计算机上），以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开发彩色电视机。 [16]
该公司的命运决定于20世纪70年代。当该行业向录像带方向发展时，美国无线电公司却用全部身家做赌注发展影碟业务。尽管在核心业务上迷失方向，但美国无线电公司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多元化发展。
与此同时，索尼、松下、日立、三菱等日本电子巨头已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出口企业。毫无疑问，它们采用了一些欺骗手段：当它们将利润投入再生产的时候，却阻止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当它们将产品以最低价出口到国外（有时甚至购买市场份额）时，却向国内消费者收取溢价；当它们利用美国的人性化销售体系时，却尽可能地让自己的销售体系不透明。尽管如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仍然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它们提供的商品物美价廉。
在许多其他行业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鞋业、服装业和纺织品行业受到不断增加的巨量进口商品的冲击。轮胎行业受到双重挤压：子午线轮胎的出现，使轮胎寿命延长至原来的三倍；与此同时，外国公司侵入美国市场。全球市场都面临供过于求的问题，而美国遭受的冲击最大，因为美国轮胎最贵、最缺乏创新。1977—1987年，有37家美国轮胎企业倒闭，该行业从业人数锐减40%。 [17]
半导体行业也在败退，但其大溃败的时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非70年代。1977年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鼎盛时期，当时美国公司占据95%的国内市场、50%的欧洲市场、57%的全球市场。到1989年，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降至40%，美国成为芯片净进口国。美国工业的问题波及消费经济的其他领域：新建房屋数量下降了近200万套——从20世纪60年代的1220万套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1040万套。 [18]
所有这些案例研究中贯穿着一个大主题：美国管理质量在急剧下降。20世纪上半叶，美国管理不论作为实践还是理论，都领先于世界。弗里德里克·泰勒因提出“科学管理”的理论而震撼世界。哈佛大学建立商学院，使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感到震惊。马文·鲍尔把麦肯锡变成世界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20世纪50年代，美国是“管理”的净出口国：日本企业聘用美国管理专家，欧洲国家根据美国模式建立商学院。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一切都变了。
美国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自满：久居世界之巅的美国管理者没有注意到，他们下面的世界已发生改变。他们总是拿自己与身边的竞争者相比，而不是与日本的东京和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相比。汽车行业的领导人轻易否定了德国和日本汽车，同时他们支付给自己的薪水相当于德国和日本管理者的10倍以上。他们认为，大众甲壳虫只会流行一时，日本人只会制造便宜汽车卖给吝惜鬼。美国西海岸通用汽车公司工厂的公关经理罗恩·哈特维希（Ron Hartwig）写信给他在底特律的上司说，他看到公路上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汽车。然而，他的上司在回信中却嘲笑道：“我刚刚从通用汽车公司大楼的窗户向外看，没看到什么日本汽车。” [19]
当他们最终意识到落后的时候，他们却玩起书本上最廉价的把戏，他们指责竞争对手欺瞒耍诈，并要求美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保护。
第二个问题是管理层不重视产品质量。20世纪50年代，很多管理者是从公司的车间或生产、工程部门爬到顶层的。到20世纪60—70年代，坐在管理者位子上的是会计师、律师和MBA。1980年，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主席杰克逊·格雷森（Jackson Grayson）说，20年来，美国管理层“靠着二战中获得的大量研发成果混日子，并一直在奖励营销、财务和法务部门的主管，却忽视了生产部门的人员”。很多产品不只是二流产品，甚至是危险产品。1973年，尼克松建立了一个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首次报告揭示了产品不安全导致的伤害数量，结果令人震惊：每年有2000万起安全事故，11万人因此终身残疾，3万人死亡。
大多数美国公司只是被动地完成赢利指标，而不会主动开拓未来市场。熊彼特指出，关于创新的悖论之一是，创新可能在短期内摧毁资本，但也可以在长期内创造出资本：创新使原有的技能和设备被淘汰，但开启了未来获得巨额利润的可能性。按纯粹的赢利目标进行管理会阻碍创新，因为管理者被迫关注短期确定性，从而放弃长期可能性。
连美国伟大的研发部门都失去了活力。我们看到，美国伟大的优势之一是将管理与研发相结合的能力：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是由科学家创立的，后来这些科学家成了企业家。两家公司都从一开始就在研发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20世纪60—70年代，管理层和研发部门分道扬镳。施乐公司的研发部门施乐帕克研究中心连续开发出轰动一时的产品（如计算机鼠标），但在东部的公司管理层对此一无所知。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实验室被广泛地称为“乡村俱乐部”，因为在这里科学家通过研究愚蠢的项目进行消遣。
大型企业集团的流行，是美国管理问题的一个最生动的案例。关于创设企业集团的一个自私的理由是，公司可以通过扩展不相关的业务规避反垄断法。管理者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端的理由：通过对不同产品进行统一管理，可以控制风险，因为当一种产品处于下行周期时，另一种产品可能处于上升周期。在1984年出版的《企业集团大王沉浮录》（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glomerate Kings ）中，罗伯特·索贝尔（Robert Sobel）写道：“最近一代美国人这一辈子所看到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最振奋人心的企业形式。自从世纪之交出现大型托拉斯集团以后，企业集团的创设是最震撼商界的现象。”美国一些主要的企业家将一生都投入企业集团的建设中。例如，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老板哈罗德·吉宁（Harold Geneen）就是其中一位。美国的一些领导品牌也进行了多元化扩张：桂格燕麦公司收购了一家玩具公司，庄臣公司进入了个人护理行业，切泽布拉夫–旁氏公司收购了一家儿童服装厂。1950—1959年，在制造业和采掘业有4789家企业参与组建企业集团，涉及资产规模达154亿美元。 [20]
实际上，企业集团有一个主要的劣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日益严重：企业的注意力从生产一流产品转移到次要的管理技术上。美国无线电公司就是一个相关的案例：即使失去主导新型彩色电视机市场的竞争力，该公司也要进行猛烈的多元化扩张。当美国无线电公司收购兰登书屋时，其理由至少可以解释为收购的是另一家“传媒”企业。然而，收购赫兹租车公司、科罗尼特地毯公司、班克特食品冷冻餐公司以及一家高尔夫服装公司，就很难以此理由进行解释了。
问题不只是糟糕的管理，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美国的生产体系（长期生产标准化产品）中，相对不熟练的工人能够快速、廉价地为容易满足的消费者生产高度标准化的产品，但这一体系已不适应这个快速变化、全球范围内竞争、消费者力量提升、高水平波动的世界。美国企业面临新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认为，你不需要在数量与质量或标准化与灵活性之间进行权衡。特别是日本制造商，他们声称已建成能够提供多样化且廉价产品的生产体系。
城市与世界
随着美国工业巨头的衰落和房屋建筑的放缓，人们开始使用一个新词“铁锈地带”，而铁锈地带的带扣是曾在洛克菲勒和卡内基时代兴盛但最终衰落的工业大城市。在1950年的16个最大城市中，有6个城市到1980年已失去一半人口：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匹兹堡和圣路易斯。虽然受影响最大的是建立在单一产业基础上的工业城镇，但像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多元化城市也受到严重影响。
1976年上映的电影《出租车司机》中反映的美国城市噩梦有其深刻的根源。中产阶层逃到郊区，也带走了购买力和税收。剩下的市民更容易发生犯罪或骚乱行为，从而产生更多的公共服务需求。犯罪和社会问题的增加，使更多的中产阶层逃到郊区，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逃离现象发展到一个全新水平。
最著名的案例是底特律市，它是单一产业城市的代表，音乐作品中称其为汽车城。造就这个城市的优点很快就变成了缺点。批量生产意味着工人很少有改进技能的动力。巨型工厂将权力交给有组织的工人，而这些工人情愿让整个生产线停工。经济成功意味着无聊的管理者自认为是宇宙的主宰。最终，汽车本身背叛了生产它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工人开着车搬出了城市，奔向郊区。1954年，美国首个郊区大型购物中心出现，它有容纳1万辆车的停车场，零售业开始从市中心被吸引出来。1967年发生了第十二街骚乱，43人丧生，2000多栋大楼被毁。在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和美国军队的帮助下，这一事件才平息下来。这次暴动加快了白人逃离的步伐。1970—1980年，白人占人口的比例从55%降至34%。底特律再三被称为美国犯罪或谋杀之都，那里的警察拿着全美最高的工资。1982年，底特律的失业率达到25%，与1933年的失业率持平。1/3的城市居民靠救济生活。仅在前两年就有6800家本地企业倒闭。 [21]
可以说，与汽车行业相比，钢铁行业的衰落对美国城市的影响更广泛，因为钢铁城的数量超过汽车城的数量。扬斯敦是俄亥俄州东部“钢谷”的首都，马霍宁河两岸布满了贝塞麦转炉、平炉、轧钢车间、钢管厂和其他与钢有关的建筑，这些建筑物旁边是教堂、工会大厅、酒吧和工人的家。1977年9月19日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黑色星期一”，扬斯敦钢板钢管公司关闭了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工厂，导致4000人失业，社区失去了经济中心。在随后的10年中，有1万多个工作岗位消失。
虽然纽约不是底特律那样的单一产业城市，但该市服装业的崩溃对其打击很大：1968—1975年，随着工作岗位转移到阳光地带（尤其是北卡罗来纳州）或印度和中国，纽约失去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骚乱的全面升级带来更大的打击：随着纽约人（主要是白人）逃往郊区，纽约市失去百万人口。1975年春，纽约面临财政危机：缺少资金支付日常开支，无法获得更多贷款，遭遇债务违约的风险。市长亚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卑躬屈膝来到白宫，请求杰拉尔德·福特提供救助。福特先是拒绝，引发《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 ）发表题为《福特回应纽约市长：去死吧》的头版头条新闻。随后，福特又做出了妥协，条件是纽约市最终需制订平衡的预算计划。
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拖累。有的城市存在严重的种族问题，房产代理人执行居住隔离政策，警察主要偏向白人。在民权运动中，这些城市爆发了骚乱。黑人市民发起了暴动。很多城市选举了黑人市长，纠正过去的不公，但在此过程中驱使更多白人搬到郊外。1968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提出了关于美国城市“日趋解散”的担忧。10年后，这种解散的趋势更加猛烈。
与城市衰落形成对照的是郊区的不断兴起。制造企业搬迁到了郊区。截至1981年，有约2/3的美国制造业已迁移到郊区。 [22]
随着后勤部门迁移到办公园区，零售业转移到购物中心，美国变成了卫星城市国家。
黎明前的黑暗
20世纪70年代末已出现美好未来的萌芽。高科技的大发展即将来临：1975年，年轻的比尔·盖茨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创立微软公司；1976年，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建苹果公司。美国没有因创造性破坏而失去人才，即使在低迷的10年中也是如此。美国制药业摆脱了管理质量普遍下降的问题：辉瑞制药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研发，并开发出一系列非常成功的药品。美国企业家继续对消费经济进行革命：1980年，迪伊·沃德·霍克将信用卡公司维萨国际建成一个拥有6400万名客户的企业巨头。 [23]
迈克尔·哈珀将康尼格拉公司从一个烂摊子变成世界第二大食品公司。 [24]
政治体系也开始对萧条的病毒产生抗体。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联合出版了100多种书籍、期刊文章和论文，以说明放松管制的重要性和实施方法。吉米·卡特是美国最具意识形态多元性的总统，其执政时的立法预示了很多更普遍的与里根有关的政策。卡特在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时宣称：“政府无法解决你们的问题，政府无法消除贫困，无法提供富足的经济，无法降低通货膨胀，无法解救我们的城市，也无法解决文盲问题或提供能源。”他缩减了政府规模。他通过了三个“国民节约”预算，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放松对一系列关键行业的管制。“我们大幅减少了政府管制，让自由企业重新回到美国的航空、货运和金融体系，”他在1980年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说中表示，“这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商关系最大的变化。”1979年8月，他还任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保罗·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在商界最坚决抗击通货膨胀的人物之一。沃尔克在宣誓就职仪式上说：“我们直面经济困难，这是独特的经历。”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杀死这条通货膨胀恶龙”。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抱怨说，吉米·卡特“不是一个民主党人——至少不是格罗弗·克利夫兰那样的民主党人”。不过，卡特并不真正适合领导经济复兴运动。他是一位不完美的总统——虽然极具智慧，但也是个微观管理者。等到他发现自己具备作为改革领导者的能力时，美国人民已不再对他抱有希望。他们希望一个新人能把美国从困扰他们的社会狂躁状态中解救出来。里根不仅决心与摧毁美国的恶势力进行斗争，而且他给政商关系的方程式引入了积极因素——他狂热地相信企业家的力量可以使美国资本主义复兴。
[1] 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77.
[2] Steven F. Hayward, The Age of Reagan: The Fall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 1964–1980 (New York: Forum, 2001), 321.
[3]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99.
[4]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399.
[5] Sebastian Mallaby, The Man Who Knew: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an Greenspan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6), 104–5.
[6] Marc Levinson, An Extraordinary Time: The End of the Postwar Boom and the Return of the Ordinary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261.
[7] Ibid., 5.
[8] John F. Cogan, The High Cost of Good Intentions: A History of U.S. Federal Entitlement Pro gram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3.
[9]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495.
[10] Cogan, The High Cost of Good Intentions, 231–65.
[11] Ibid., 265.
[12] Peter Lindert,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Trade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3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32, 435.
[13] Rick Wartzman, The End of Loyalty: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 Jobs in Ame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7), 212–13.
[14] Lindert,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Trade and Trade Poli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419, 423.
[15] Ibid., 428.
[16] Thomas McCraw, 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20: How It Worked (Wheelan, IL: Harlan David son, 2000), 98–112.
[17] Michael C. Jensen,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 trol Systems,” Journal of Finance 48, no. 3 (July 1993): 847–48, 851.
[18] Anthony Mayo and Nitin Nohria, In Their Time: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 eth Century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5), 259.
[19] Wartzman, The End of Loyalty, 290.
[20]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213.
[21] Neal R. Peirce and Jerry Hagstrom, The Book of America: Inside Fifty States Toda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3), 258–59.
[22] Carol Heim, “Structural Changes: Regional and Urb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3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55.
[23]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271–78.
[24] Ibid., 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