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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展的黄金年代：1945—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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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展的黄金年代：1945—1970年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变成了侏儒群里的巨人。这个国家用全球7%的人口生产出了全球42%的工业制成品、43%的电力、57%的钢铁、62%的原油和80%的汽车。二战爆发之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曾提出过顾虑，美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经济“长期停滞”的年代，我们在后文中还会展开讨论这种现象，但在战争结束之后的25年里，美国经济持续兴旺发展，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为了给自己找点儿事做，开始转向研究社会富裕可能存在的弊端。
战后的美国到处都是发展机遇。在《退伍军人权利法》的支持下，复员军人就算身无分文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购买自有住房。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蓝领工人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在城郊住宅区打造自己的家庭，并且靠一人养活全家。机遇带来了乐观主义精神：美国人都盼望着走向一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未来，美国政府则不断提升社会改革目标。
此时的美国，所有事物都闪闪发光，所有事物都是全新的——新组建的家庭买下了新建成的房屋（多数都带有车库），在新房屋里置办了全新的家具和电器。1946年，有220万名美国人订婚——这一记录保持了33年。同年，新生儿总数达到340万。新生儿浪潮一直持续——1947年的新生儿总数为380万，1952年为390万，1954—1964年，每年都超过400万。1945—1955年，美国境内新建成的家庭住房超过1500万户。1948年，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总数为17.2万户，1952年增至1530万户。各种精巧的小工具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中包括汽车自动变速器、电动干衣机、可以长时间播放的音乐唱片、宝丽来相机、自动垃圾处理器、遥控器等。1945年的新车销量为6.95万辆，1946年增至210万辆，1949年增至510万辆，1950年增至670万辆，1955年增至790万辆。这些哪里是汽车呀！这些完全可以称得上在陆地上奔跑的豪华游艇，每辆车都有高级的手工打造的铬合金车身，每辆车都可以装下一整个家庭，每辆车的动力都相当于100匹马力。
此时的美国也是一个社会发展不断自我强化的世界。1946—1973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8%，实际家庭收入年均上涨2.1%（或此期间一共上涨了74%）。美国人充分收获了此前20年中在社会生产力方面的投资成果。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造交通体系（包括金门大桥）和能源体系（包括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胡佛水坝）。政府的投资为后代的收获播下了种子。《退伍军人权利法》为复员军人提供了多项政府服务，其中包括低息住房抵押贷款（这项措施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兴盛）和教育补助（这项措施把美国变成了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罗伯特·戈登曾指出，最近的数十年里，社会生产力进步集中体现在少数几种经济活动上，比如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十年里，人们几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快速提高，其中包括住房、教育、交通、医疗和工作环境，即便是农业也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相比之下，1835—1935年，美国的农业生产力年均仅提高1%，而在1945—1960年年均提高4%。成功的农场主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扩大规模，失败的农场主出售自己的农场，全美的农场得到了整合。农户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新式机械，包括巨型联合收割机、机械化采棉机和拖拉机。20世纪50年代初是美国拖拉机销量的巅峰时期，因为这段时间里，为数不多的用于开垦土地的马和骡子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户还开始摸索使用新式化肥。棉花采摘实现机械化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也使美国南方各州的工作岗位数量减少，促使数百万黑人劳动力向北方迁徙，寻求薪水更高的工厂里的工作。
美国政府采纳了一种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模式，不论哪个政党拥有白宫的控制权，都遵循这种管理模式。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给这个国家制定了充分就业、充分生产和物价稳定等看上去非常漂亮的目标，并且创设了经济顾问委员会。政治家对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变得越来越具有扩张性——他们不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可以用来预防经济大萧条，而且可以用于指导全美经济实现永久繁荣。
美国是如何变成这么幸福的一个国家的呢？
战争与和平
不论与盟友相比，还是与敌人相比，二战中美国几乎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害。历史上一直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欧洲已经在战争期间变得支离破碎。历史学家估算，战争期间，欧洲由于战争相关的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达到3650万人，相比之下，美国在战争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0.5万人。 [1]
欧洲农业产值减半，工业生产也退回到几十年前的水平：德国在1946年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 [2]
原本伟大的城市，比如柏林和华沙，都沦为废墟。波兰作家雅尼娜·布罗涅夫斯卡（Janina Broniewska）在华沙解放之后回到这座城市，在她笔下，“这里是一个乱葬岗。这里只有死亡”。 [3]
战后有约2500万名俄罗斯人和约2000万名德国人无家可归。 [4]
相比之下，除了珍珠港事件外，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危害。
包括阿尔文·戈登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都表示担忧，随着战时经济刺激政策的废止，社会经济会出现总体收缩的状态，就如同1918年一战之后的情况一样。这种担忧并没有变成现实。由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给美国社会造成了高度贫困，民众对住房、汽车和其他多种消费品的需求都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结束之后，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促使经济生产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制造业的各大厂商把战争期间所学到的提升生产力的手段用到了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包括最不起眼的日常消费品，例如，斯旺森（Swanson）发明了它旗下最知名的方便快餐，也就是用铝盘包装的肉制品和蔬菜，能够在同一时间把肉和菜煮熟，这种发明主要是为了填补美国军粮市场消失之后的空白。美国人把战时的团结精神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如果他们能够在国外团结一致，打败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帝国，那么他们也能够联起手来在国内开创出一片富裕的景象。
美国在战后的兴起得益于两项全国性决策，这两项决策分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与和平年代的最初几天形成的。第一项决策就是对欧洲拥抱社会主义浪潮的现象保持高度警觉。战争时期与美国堪称难兄难弟的英国，在战争之后，按照全民投票的意愿，决定要把自己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当时英国劳工党执政的政府以多数票胜出，在劳工党的主导下，英国政府对英国经济进行了国有化的改革，在全英范围内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并且向民众承诺要逐步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国有化的工业生产冗员且低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计划彻底失败。
尽管罗斯福新政期间，华盛顿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希望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耶路撒冷，但他们受到了严格的钳制。即便在战争期间，美国也比较克制，没有对大型工业生产进行国有化。美国政府选择的是向私营企业提供巨额订单，由私营企业来开展社会生产。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比谁都更热心于让社会生产重归正途。政府帮助普通民众购买房屋，接受更多教育，并彻底拆解了战争时期执行的中央计划制度。
美国应该感谢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做出了如此明智的抉择。杜鲁门与普通人一样，对所谓的宏大理想和大规模支出持敌对态度。他对自己的经济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说：“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社会实验。美国民众在所谓的社会实验中已经承受了太多，他们应该得到喘息的机会。” [5]
艾森豪威尔则对自己保持中立的态度感到非常自豪：他采纳了一种温和的社会改革管理方式［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批评他实际上在推动一种“五毛店新政”的管理方式］。艾森豪威尔也相信政府应该平衡预算、控制开支。保守主义社会运动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欧洲各国被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拖向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法国拥有26%的投票权，在芬兰拥有23.5%的投票权，在冰岛拥有19.5%的投票权，在意大利拥有19%的投票权。 [6]
只有美国一个国家被保守主义运动拖向了右派，因为这场运动的主旨之一就是憎恨政府的管控。数百万美国人都阅读了1944年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通向奴役之路》，或者至少阅读过其在《读者文摘》上刊发的精华版。商人达成了共识，共同支持美国企业协会，这个机构于1943年从纽约搬迁到了华盛顿特区。安·兰德（Ayn Rand）在1943年出版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 ），在1957年出版了《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 ），在这两本书中，她大力赞扬了不受制约的个人主义精神，为此获得了大批美国读者的支持。尽管美国和苏联的部队在战争期间站在同一阵营共同战斗，但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境内反共产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4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者担任任何政府职务；1947年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判定共产党不合法。 [7]
美国政府做出的第二项决策就是拥抱其他国家。美国政府并没有像一战结束之后那样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可以说，美国政府抵制住了这种做法的诱惑。同时，美国政府也抵制住了一战之后欧洲各国通过《凡尔赛和约》惩罚战争时期的敌人的诱惑。美国政府意识到，1946年胡佛向杜鲁门传授的建议是很明智的：“你可以要么报仇，要么实现和平，不可能两者兼得。”与报仇相反，美国政府下了一个判断：美国长远的利益，应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重建资本主义制度实现，需要接纳自由贸易，不仅要向已经筋疲力尽的友邦提供帮助，而且应该向被制服的敌人提供帮助。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亨利·斯廷森曾发表过评论：美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孤岛。美国国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不论是私营计划还是公共政策，都不可能脱离其他国家来推动，这是我们最需要认清的现实。如果脱离了其他国家，这些计划和政策都会变成彻底无用武之地的东西”。
美国通过降低关税的方式塑造自由贸易体制的基石。1944年，进口应税商品的关税税率平均为33%，6年之后，这一税率被削减至13%。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一家酒店举办了一次国际会议，在美国的号召下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为全球经济管理奠定了基础。1947年，各国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的倡导下，1944—1946年，世界各国共同组成了联合国，搭建了全球政治管理的基础架构。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各国提供总计130亿美元的重建援助资金，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外拨援助资金总额都要高。时任英国外交部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将马歇尔于1947年4月28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新世界秩序的工程师是一群头脑冷静且智商极高的人，并不是天真烂漫的空想主义者。他们已经意识到一场新的斗争可能即将爆发，那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他们也明白，美国企业需要在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评论马歇尔计划时曾说过：“马歇尔计划先入为主的假设是，我们希望欧洲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并且能够与美国在全球市场上展开竞争。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欧洲各国能够购买足够数量的美国产品。” [8]
美国在全球工业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从1933年时的10%提升至1953年的29%，这种增长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种格局的出现，背后的掌控者是毋庸置疑的。凯恩斯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背后的精神领袖，也是这场会议中与其他知识分子相比更突出的代表人物，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和他的副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才是做出关键决策的人：参与此次会议的人都折服于凯恩斯的理念，但是最终都听从摩根索和怀特的决策。凯恩斯意识到，美国并不满足于为英国的全球主导力提供补充，而是想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他对于这种意图感到非常反感，甚至抱怨说：美国人实际上想“把大英帝国的眼珠子都挖出来”。 [9]
很快，美国与轴心国的热武器战争变成了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冷战。这场冷战为全美的乐观主义精神添加了一抹沉重的阴影：热情拥抱未来发展的民众同时也担忧全球共同毁灭的出现。1955年3月，艾森豪威尔用陈述事实一般的语气宣称，美国可能会“像使用子弹和其他武器一样”使用核武器。 [10]
1962年，因为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美苏陷入僵局，全球都向世界末日走近了一步。约翰·肯尼迪曾亲自测算出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为约25%。无论如何，冷战给一个有可能在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中迷失自我的国家注入了纪律性。如果说这个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了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了金融工程创新，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群体大多进入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
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
走出二战阴影的美国，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内，人们仍然在制造实体产品，也就是你能够触摸到的实物，而不是仅仅与字节、比特等抽象的概念打交道，蓝领工人是受社会尊重的，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认为是历史的遗留物。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要还是由制造业企业的股票构成的，比如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制造业雇用的工人总数在1943年达到历史巅峰，占当时美国劳动力的30%（回溯1870年，这一比例为18%，见图8-1）。
图8–1 制造业雇员情况（1870—2000年）
二战结束后的短期之内，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是下降的，因为社会生产需要的蓝领工人数量更多。在整个美国历史上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两次：另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下滑正好撞上了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从大学毕业走入市场。
尽管制造业需求的工人数量更多，但这种现象也是制造业最后的挽歌：1956年的社会普查表明，当时美国白领工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蓝领工人的数量。许多卓有远见的评论家开始质疑，手工业者是否将面临与农业生产者同样的命运。彼得·德鲁克发明了“知识工人”一词，用于描述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阶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则预示到，在工业社会体内正在孕育“后工业社会”。美国人开始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数来衡量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1943—1969年，美国一共获得了21次诺贝尔物理学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获奖次数都要多，不过这21次奖中有11次是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科学家获得的。如果把二战结束后的历史时期作为整体来看，美国在这段时期内打造出了惊人且长期持续的整体领先优势。
二战之后，全球都出现了向知识经济转型的浪潮，美国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民提供了不同种类和不同质量的教育机会。以18~24岁的人口来计算，这部分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1939年为9.1%，1949年提升至15.2%，1959年提升至23.8%，1969年提升至35%。在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只有精英家庭的孩子或者少数奖学金获得者才能获得大学教育。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学以自己专注于促进科学研究为荣：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因为自己发表的专著获得终身任期，各家大学也以研究成果作为排名的依据。
美国实现知识经济转型快速飞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退伍军人入学计划：截至1956年，也就是《退伍军人权利法》规定的各项原始福利终结之前，大约有780万名退伍军人（相当于曾经在部队服役的总人数中的一半）接受了学校教育，这为美国提供了45万名工程师、36万名教师、24.3万名会计、18万名医生（包括牙医）和护士、15万名科学家、10.7万名律师，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专业职业人士。 [11]
实际上，这只是美国推动的一系列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的社会项目中的一部分。1947年，总统创设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篇有代表性的研究《为美国民主而设置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在这篇文章中，委员会认为，专门针对犹太人和黑人设置的入学名额限制是一种“非美国化”的行为。1951年，教育政策委员会发布了《教育和国家安全》（Educ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报告，在这篇有煽动性的报告里，该委员会号召美国人“把自己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中更大的部分用于培养具备更高天赋的个人”。 [12]
优先入学和先修计划则试图让聪明的学生从美国高中平均化的统一教学体制中解放出来。美国优等生奖学金组织是1955年设立的一家社会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促进公众对卓越知识分子的尊重。
在这段时期，美国成功避免了把高等教育变成国有化产业的错误，美国允许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肩发展，并且鼓励创建新型机构。如果把美国境内以知识为基础的各类型机构比作一个星系，那么各家大学就是这个星系中的太阳，而旁边的行星则包括各种各样的智库，比如华盛顿特区的布鲁金斯学会、洛杉矶的兰德公司，以及全国性的专业机构，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还通过竞争性申请的方式判断授予哪些人研究基金，而不是根据政府官僚的影响发放奖金。
在投资“大科学”这件事情上，美国也领先于其他各个国家。科学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输入，而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第一个成功地把这一观念灌输给美国人的就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布什把艾森豪威尔口中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中三个不同的领域成功统一在了一起：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过工程学科的主任，在战争时期也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科学研究局局长，领导过6000名科学家，他自己也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他和杜鲁门是推心置腹的朋友，和艾森豪威尔也是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位极具天赋的宣传家，在1945年发表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一文中，他敦促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与学界和产业界联手合作。在这篇文章中，他卓有成见地把美国过去开拓地理前沿的历史和未来开拓科技前沿的理想放在一起对比，成功激发了美国民众对未来发展的想象。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变得越来越依赖基础科学研究：在不理解物理学法则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他还补充说，经济安全也越来越依赖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资本，这些资本可以转变成创造财富的产品。“新的产品和新的制作过程不会生来就是完整的，必须依靠新的原则和新的理念才能创设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流程，但新的原则和新的理念只有依靠最纯粹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成为现实。” [13]
布什所设想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美国国防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了向美国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它们不仅为卓越的大学提供资金，比如布什任职的麻省理工学院，而且向一些大型企业和一些混合型研究机构提供资金，这些混合型研究机构的性质处于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比如兰德公司、斯坦福研究院和施乐帕克研究中心。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仅仅一个月之后，又成功发射了体积更大的斯普特尼克2号人造卫星，并且把一只叫莱卡的狗和一系列科学测量仪器一起送入太空，在此之后，美国大幅加大了在知识经济领域的投资。两颗斯普特尼克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让美国人从扬扬自得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一名记者曾询问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如果美国人成功登上月球，他们将发现什么新东西；令他们感到危机的回答是“苏联人”。 [14]
国会立刻宣布国家进入一种“教育危机状态”：令全美汗毛倒立的现象是，当时75%的学龄儿童根本不学任何物理知识。白宫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总统科学技术特别顾问。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美国国防教育法》，艾森豪威尔创建了国家航空和太空总署（NASA）。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资金一年之内提升至不止原来的三倍，从4000万美元增至1.34亿美元。 [15]
美国军方为许多重要的科研基础设施提供了资助，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要研发核武器）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主要研究防空技术）。
尽管冷战抢占了人们的注意力，但这一时期，医药领域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二战之前，美国公众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每年不超过3000万美元，但战争结束之后，民众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消费接连出现新的峰值：1947年达到1.497亿美元，1957年达到10亿美元，1966年达到50亿美元。 [16]
20世纪40年代末，青霉素成了一种常见药物，使肺炎和梅毒的致死率大幅下降。其他抗生药也不断问世，比如后来出现的链霉素。1952年和1957年，美国人分别发明了两种脊髓灰质炎疫苗，成功根除了美国境内的脊髓灰质炎。总体来说，联邦药物管理局在1940—1960年批准上市的药物数量比1960年之后的50年内批准上市的药物总数要多出50%。 [17]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仍然要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1940年美国人均消耗卷烟2000支，1970年增至4000支，大多数成年人都有每天吸烟的习惯。
利用核能是知识经济体的一种异常的表现形式。1946年，美国创设了原子能委员会，旨在开发核能的和平用途，这主要是为了抵充开发原子弹带来的高额成本。核能的利剑如果能用于驱动开垦土地的犁耙，就不会引来那么多的争议。8年之后，也就是在1954年，美国颁布了《原子能法》，鼓励私营企业开发核反应堆。位于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开始讨论在充满辐射的“伽马花园”里培育杂交品种的康乃馨。位于芝加哥附近的阿尔贡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用土豆、面包和热狗做了实验，向人们展示了一定程度的辐射能够为食品保鲜，确保食物不滋生细菌。 [18]
对核能技术的利用是战争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五角大楼的支出占到联邦支出的60%，美国军队人数达到了350万人。有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应该推行“军事凯恩斯主义”，以提振经济，推动创新。悲观主义者则担忧，军事工业混合体式的经济有可能彻底压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双方的论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军事工业混合体式的经济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了可靠的收入来源，因为它们和政府签订了成本保利合同。这种经济体也为民营经济带来了许多创新：在硅谷诞生的计算机行业，一方面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要感谢国家军费支出。
美国甚至把移民政策也作为军事工业混合体经济中的一种重要发展手段。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移民的总体政策仍然非常严格，但对于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则网开一面。这种政策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为了接纳逃离纳粹德国的德国科学家，战争结束之后，对逃离共产主义独裁政体的科学家也表示欢迎。这使这块自由的土地获得了更多高智商的人才，并且提升了自己作为文明国家的声誉。
就在全美上下都致力于发展知识型经济的同时，战后的美国也在交通运输业投入了大量资金。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要属1956年颁布的《联邦助建高速公路法》，这项法案建议在1969年之前以250亿美元的预算建成总长41000英里的高速公路网。正如人们预见的那样，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第一条横跨美国本土的州际公路80号州际公路直到1986年才完工，位于南方的州际公路10号州际公路直到1990年才竣工。1958—1991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高速公路体系上花费的金额高达4290亿美元。无论如何，州际高速公路体系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壮举。作为研究州际高速公路历史的知名学者，厄尔·斯威夫特（Earl Swift）曾写道，这些高速公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对现代化美式生活而言不可或缺，它们划定了美国的物理边界，帮助整个国家形成了商业和文化的网络，把不同的区域连接在一起，把讲不同方言的人连接在一起。它们穿越了本土48个州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主要城市。它们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话语，融入了我们对时空的认知，融入了我们脑海中对美国地图的认知”。 [19]
更通俗地说，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提振了经济，降低了长途旅行的成本，减少了不便之处，使企业能够建成全国性的供应链，提升了很多成熟产业的生产效率，比如卡车货运行业。一项针对35个不同行业的研究发现，除了三个行业外，大多数研究所覆盖的行业都受惠于廉价和灵活的交通运输业，获得了实际的成本削减。 [20]
航空运输也变得越来越拥挤。如果把飞行当作一种消费品，与其他消费品相比，1940—1950年，其成本下降了8%，1950—1960年进一步下降4.5%，1960—1980年又下降了2.8%，1980—2014年基本趋于平稳，但飞行服务的质量不断下降。1940—1950年，乘客飞行总里程数年均增加24.4%，1950—1960年年均增加14.3%，1960—1980年年均增加9.9%。一种曾经被人们视为昂贵、特殊且危险的行为，逐渐变得廉价、普遍且安全。航空运输的主流业务仍然在泛美航空公司等大型企业的推动下不断增长，但航空运输业也能容纳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小企业主，比如柯克·克科里安（Kirk Kerkorian），他曾经在战争期间当过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特朗国际航空公司，主要飞行线路是从洛杉矶到拉斯韦加斯，运输的客人都是赌徒。克科里安不仅自己驾驶飞机，而且会做检票员、工程师和清洁员，他甚至还在赌桌上和自己的客人一起赌博。
受雇于薪资水平很高的制造业或欣欣向荣的服务业，得到不断扩张的公路网的助力，专注于建设自己的家庭和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个年代的美国人在广阔的国土上分散开来。1940—1960年，太平洋沿岸各州的人口增长了110%。1963年，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超越纽约州，成为全美人口最多的州。20世纪50—60年代，80%以上的新增人口都出生在城郊住宅区。其中一些城郊住宅区是以前的旧式样，也就是在波士顿和纽约这种大型城市的边缘建造的单元房。在南方和西部的其他地区，这些城郊住宅区是全新的：“郊区”不连着“城区”，比如菲尼克斯和洛杉矶。这些新的城郊住宅区不仅使美国人可以充分利用本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也就是本土广袤的自由空间），而且使美国人成功解决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争论不休的问题，并且让双方都满意：居住在美国的仍然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自耕农，他们生活在大片的土地上，也生活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商业化文明社会中。
管理型资本主义
二战之后，美国国内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管理型资本主义。在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企业——汽车行业有三巨头（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行业有两巨头（通用电气和西屋电气），诸如此类。通用汽车公司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IBM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宝洁公司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零售消费品制造商。即便用今天的大企业标准去衡量，这些企业也是非常健全的，它们通常都把自己能够分包的业务完全分包出去。它们雇用了众多工人（1960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雇员人数曾达到100万人），它们以工厂和办公场地等形式持有固定资产，既向管理人员也向普通雇员提供终身制岗位。许多企业投入大量精力把自己打造成员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柯达建设了占地面积30万平方英尺的娱乐中心，其中包括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这家公司还为员工观影、野餐、桥牌、舞蹈、棒球等活动提供资助，包括当时最流行的保龄球运动（当美国保龄球协会到罗切斯特市组织比赛时，这家公司有324支队伍参与了联赛）。 [21]
1949年，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年轻移民彼得·德鲁克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大企业是我们现有社会秩序的最真实代表。这些企业的内部组织架构实际上折射出了整个社会所能看到的社会结构。” [22]
美国各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相对欧洲和日本的同行来说，有更大的自主权。他们不用像德国经理人一样对银行负责，也不用像日本经理人一样对财政部负责。他们甚至不用对企业的所有者负责，因为美国企业的股票都由小投资者持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股东结构比较分散，而且股东在管理企业方面比较被动），他们也不用向有权势的家族或机构的大股东负责。这种现象使美国的职业经理人能够为长远发展下一些对赌：IBM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都建设了研发实验室，耐心地为即将到来的电子化革命奠定基础。这也使职业经理人可以把自己打造成整个社会的保卫者，而不仅仅是股东权益的仆人。1951年，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弗兰克·亚当斯（Frank Adams）曾说过：“管理这项工作，其实是要在无数个直接受到影响的利益集团……比如股东、雇员、客户和公众等不同的群体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并且使这种平衡能长期延续下去。” [23]
职业经理人既是勤奋的商人，也是勤奋的政治家。
然而，即便是最强势的经理人也不得不遵从大型政府和强势劳工联盟的意愿。大型政府通常来说都是很友善的。艾森豪威尔用商人填充了自己的内阁：在任命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威尔逊作为本届政府的国防部部长的同时，他还任命了几位此前曾在通用汽车公司分销网络中做得比较好的商人作为内阁成员，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因此打趣说：“新政的推销者都离开了华盛顿，他们腾出位置，让汽车分销者来继续开展工作。”
强势劳工联盟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在二战结束后的18个月里，各家工会组织发动了550次罢工，涉及140万名工人，他们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新获得的力量，这是20世纪30年代亲劳工立法所带来的新变化，也是战后劳动力市场紧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汽车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场特别有决心的，专门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大罢工，直到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层承诺向工人支付更高水平的工资，并且由公司启动年金计划和医疗保障计划，工人才终止罢工。这份被称为《底特律条约》的文件为日后的劳工谈判提供了模板：此前仅提供给企业管理层的福利，从此之后覆盖了所有工人。
1947年颁布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宣布“闭门歇业的商店”是违法的（强制企业只能雇用加入工会的工人），强迫工会领导宣誓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尽管这项法案使社会力量向企业管理人一方倾斜，但工会仍然非常强势。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境内约1/3的非农工人都是工会成员。有2/3~3/4的美国人都认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是可接受的。艾森豪威尔也在自己的内阁中任命了管道工联盟的领导马丁·德金作为劳工部部长，这促使《新共和》开玩笑称，这个内阁是由“8个百万富翁和1个管道工”组成的。1955年，工会力量持续扩大，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形成了新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使这一组织的管理层级减少，重复的岗位消失，新合并的组织总会员人数达到了1540万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近一半的大中型企业都向工人提供年金计划，2/3以上的企业都向工人提供某种程度的保险。 [24]
欧洲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决定通过政府提供劳工福利，但在美国，多亏《底特律条约》的出现，这个国家的工人福利是由企业提供的。
追逐生产力
美国人热衷于相信管理可以变成一门科学。二战刚结束时，只有5%的企业有内部管理培训计划。到1958年，3/4以上的企业都有了管理培训计划。通用电气公司开设了美国第一家企业大学，当时设置在纽约市哈得孙河岸边的克罗顿，学校于1956年开学，校园面积达到15英亩，配备一个藏书7000卷的管理图书馆。很快，那些渴望晋升的通用电气公司雇员就争相进入这所大学进行学习：在学校设立的头5年里，有1500多人参加过这所学校的培训。 [25]
其他企业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培训计划（并且尽一切可能从通用电气公司招揽有经验的人）。
管理科学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子学科就是消费者研究。各家企业学会了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市场，它们搜集了大量数据，学会了用打广告的方式来塑造市场。他们为“品牌”赋予个性：例如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把万宝路打造成了全球销量最高的香烟品牌，他的手段就是向人们宣传只有强健而富有魅力的人才会选择这种烟。他们甚至可以把为某个特定群体设计的产品卖给新的群体：沃尔特·哈斯（Walter Haas）和他的生意伙伴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把原本为蓝领工人设计的牛仔裤改造成了为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人设计的休闲装，最终销往全世界。
提升生产效率最简便的方式之一就是实行标准化生产。标准化生产可以带来两项立竿见影的效果：首先，通过把非常复杂的生产任务分解成简化任务，可以迅速提升不具备高级技术的工人的工作效率；其次，只要你的生产能够迅速扩大，你就可以获得规模化效应所带来的红利。19世纪，美国在利用可互换部件提升生产效率方面做得比欧洲国家都要好，从而奠定了其在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在二战期间，美国在生产坦克和战舰方面把标准化作业的流程利用得比其他国家都要好，奠定了自己作为民主世界兵工厂的地位。正是由于美国能够在传统制造业中把标准化生产发挥到新的水平，才奠定了它作为全球最富裕社会的基础。同时，美国人还把标准化生产的原则用于新的行业，比如住房建设和餐饮服务。
威廉·莱维特（William Levitt）和艾尔弗雷德·莱维特（Alfred Levitt）把标准化生产的方式运用到了新建住房的工程上，他们清晰地把建造房屋的过程划分为27个步骤，然后尽一切可能把每一个步骤都标准化和自动化。在长岛地区建设的莱维敦可以称作建筑施工高效的典范：卡车运来完全相同的木材、管道、砖头、铜管和瓦片，以60英尺的间隔摆好相同种类的建筑材料，成群结队的（非工会）工人从一个施工地点做到下一个施工地点，每个人只做一项特定的工作；用这种方式每天可以建成30幢新房。 [26]
一年之内，他们新建了4000幢新房。莱维特兄弟向客户提供两种不同式样的房屋：一种是有4个房间的“科德角”，另一种是占地面积更大的带有农场的房屋。数十家房地产开发商也在全美其他地区向人们提供了类似的住房，而美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住房抵押贷款带来的便利［新购房人只需要支付5%的首付款（退伍军人零首付），最长用30年还清贷款，贷款利息不浮动］，并且美国人都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繁荣的国家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红利。
其他企业家则利用标准化生产为搬入郊区的居民提供可信赖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玩具反斗城为孩子们提供玩具，租赁公司U-Haul提供搬家用货车租赁服务，斯旺森提供铝盒速食快餐，威廉·凯利为了让人们进入新型劳动力市场而创设临时岗位，等等。爱德华·J. 德巴尔托洛（Edward J. DeBartolo）在全美境内建设了无数家千篇一律的L形和U形购物中心，成长为全美购物中心之王。杰克·埃克德（Jack Eckerd）在美国南方各州建设了完全一模一样的自助型药店，他的业务规模在1969—1975年每两年翻一番，这使他成了实至名归的药店大亨。 [27]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lm McLean）的年轻货车司机用标准化的原理革新了整个物流运输行业。 [28]
麦克莱恩最伟大的发明其实非常简单，即用能够装载到轮船和卡车上的体量完全一致的集装箱来运输货物。这一革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操作起来，需要对卡车和货船进行改装，需要对船坞的运作方式重新进行梳理。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容易采取暴力行动的工会组织，会成为执行过程中的绊脚石。这种新发明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极强的推动力，它减少了装货和卸货的工作量，减少了装箱和拆箱的工作量，消除了员工顺手牵羊的现象，减少了破损带来的损失。正由于有那么多好处，这项发明迅速传播开来。采用集装箱货运的港口业务量迅速增长。采用集装箱运输的企业发现自己需要支付的保险金额实际上下降了。截至1969年，麦克莱恩自己创建的公司“海陆服务公司”已经成了行业巨头，拥有27000个牵引式集装箱、36艘集装箱货船，能够在世界上30个港口通行。有一份研究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集装箱货运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了约17%，间隔10~15年之后，集装箱货运使全球所有国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都出现了增长，增长率为14%。 [29]
时至今日，全球贸易中90%以上的货运都是用集装箱货船运输的。
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通过着力开发常规意义上被其他零售商人忽略的客户群体，成功实现了对零售行业的革命——这个特定群体指的是居住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他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原理和标准化生产原理，并把这两个原理的效果发挥到了新的高度。他在城镇的边缘地带建造了巨型购物超市，并对某些商品实行永久性打折销售（“天天低价”）。和麦克莱恩一样，他也关注商品物流——他打造了一条顺畅的供应链，和自己的供应商一起协作来降低商品价格。在他成功掌控美国小城镇之后，开始向人口更多的地方进军，用自己积攒起来的资金在新的地区开设新型购物中心，用他精明的供应链和低廉的商品价格来压垮竞争对手。
美国人发现了一种将标准化解决方案高速传播的方式，那就是加盟经营。加盟经营其实就是用固定的商业模板来开展业务的模式：加盟的授权方会开发出一种标准化的商业模式，然后要求小规模的企业经营者以竞价的方式来获得授权，获得授权之后的企业经营者则可以在本地经营此类业务。加盟授权人能够向被授权人提供后台管理、业务培训和广告营销等集中化的服务，从而降低业务运作的成本。本地经营者则每天承担经营商铺的重任，每天管理业务，并且要想出新的办法来提高产品质量。雷·克罗克（Ray Kroc）曾是一名奶昔销售员，他和麦当劳兄弟在1955年合伙开设了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当时的麦当劳兄弟还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本地两名不起眼的小商人。麦当劳早期的授权加盟商之一吉姆·德利加蒂（Jim Delligati）在1967年提出了制作巨无霸汉堡包的想法。凯蒙斯·威尔逊（Kemmons Wilson）在1952年开设了第一家假日酒店，这家酒店装备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电视机和游泳池），并且儿童入住不加收费用。理查德·布洛克（Richard Block）和亨利·布洛克（Henry Block）在1955年把纳税申报做成了一项加盟经营业务。截至1978年，布洛克税务公司每年都要为1/9的美国人完成纳税申报。 [30]
企业资本主义
美国企业高度自信、业务专业，具有创新精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扩张海外业务：1950年，美国企业在欧洲和日本的总投资为20亿美元，1973年增至410亿美元。许多行业领军企业在政府执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年代已经试水过全球化运营的方式。辛格营销公司，即后来的辛格集团，最早于1867年就在英国开设了一家工厂。福特于1911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市的特拉福德公园建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J. P. 摩根在晚年时期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了“企业兼并”。在二战之后，美国企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例如，以1954年的情况来说，美国企业在英国设置的分公司的劳动力生产力总体上比英国本土公司的要多出1/3。
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占领了多个不同种类的行业，其数量惊人（只有奢侈品行业仍然是欧洲人的长项）。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在欧洲地区仅次于菲亚特汽车公司，成了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欧洲”汽车制造商。美国企业生产的电脑占欧洲人使用电脑总数的80%以上。在英国，凯恩斯最惧怕的就是美国人彻底占领英国市场，而这已经变成了现实：英国市场上一半以上的汽车、吸尘器、电动剃须刀、剃须刀刀片、早餐麦片、薯片、缝纫机、吉士粉和打字机都产自美国，英国本土销售的胶卷中有90%都是柯达生产的，87%的儿童食品和62%的烤制豆类食品都是亨氏生产的，加工过的奶酪中有75%是卡夫生产的。 [31]
许多欧洲人只能绝望地旁观这种事态的发展。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 ）一书中，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提出，美国人拥有跨越广阔的地理区域管理大型企业的能力，欧洲的企业无法与他们开展竞争。美国人已经充分掌握了组织制度的工具，这对获得繁荣发展是非常关键的。相对而言，欧洲人仍然坚守着家族所有制和所谓的绅士价值观，所以受到了发展上的限制。他在书中说，“企业组织架构的艺术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团”。塞尔万·施赖伯的书不仅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而且成了促使欧洲人采取行动的催化剂：它促使欧洲人产生了创设共同市场的想法，至少要和美国市场做得一样大，也促使欧洲各国开始建设商学院，至少要与美国的商学院一样专业。
寻常美国人在这段时期享受到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大充裕，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这是一个被称为“大压缩”的时代，该词是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共同创设的，意为在这段时期，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相对比较罕见，就业机会充分，每个人似乎都有取得进步的机会。收入较低的农户可以到城市寻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本来收入就较高的城镇居民可以搬出城镇的中心地带，住到不断扩张的新城郊住宅区。高中学历及以下的人都可以购买大块的土地，并且可以获得终身制的工作。凡是有进取心的工人，都可以从最基层的工作干到资深的经理人。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获得了财富：非洲裔美国人仍然受到社会歧视，贫困和女权等问题也被搁置不提。至少对白人男性来说，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他们离实现美国梦又走近了更大的一步。
美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以至各家出版商都争相出版一些批评财富带来的潜在问题的专著。1950年出版的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著作《孤独的群体》（The Lonely Crowd ）把美国人批评为一群因循守旧的人，1954年出版的戴维·波特（David Potter）的著作《富足的人民》（People of Plenty ）则批评美国人是一群遵从消费至上主义的人，1956年出版的威廉·H. 怀特（Willian H. Whyte）的著作《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 ）批评美国人像企业机器中的螺丝钉一样活着。1956年出版的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著作《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则批评美国人通过“鲁莽的抛弃”来满足私欲（这既是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也是社会学发展的黄金年代）。城郊住宅区的兴起尤其引起了众怒。戴维·里斯曼把城郊住宅区比作“一所小学院里的一个兄弟会的住房，在这个地方，想法相同的人不断强化小团体意识”。 [32]
当时整个美国社会都充斥着郊区的生活非常无聊，无法长期持续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传播太广，以至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意识到，在新泽西州的莱维敦生活了几年之后，他不得不代表这里的人发表一些意见，他说：“大多数新搬到郊区居住的人对于社区的发展感到满意，他们享受自己的住房和户外的生活，并且对于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不会感到无聊，也不会感受到所谓的郊区同质化带来的各种弊病。
在这段时期，提倡异化的专著被人们认为还不如印刷书籍的纸张值钱。加尔布雷斯和与他同时期的作家很准确地指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城郊住宅区看上去就像是用同一个饼干切割器切出来的一样。超市里货架上的商品都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全美最大的三家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观众人数都以千万计：1953年1月1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电视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 ）中的一集，这集的剧情正好是女主角露西生孩子，巧合的是，扮演露西的女演员露希尔·鲍尔（Lucille Ball）当天实际就是要生孩子，全美68.8%的电视机都转到了这个电视台，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比一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还要高。美国各条高速公路和辅路的旁边都建起了便利旅店，不论你身处新英格兰地区的森林还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这些旅店都能提供同样的设施，这些旅店的经营者对此也引以为豪。假日酒店推广自己的口号就是“最好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
美国的核心机构不遗余力地向民众灌输“美式生活”：参与竞争性运动（运动员和啦啦队队长是学生群体中的风云人物），信奉不伤害他人的宗教（艾森豪威尔曾说过每个人都应该信奉宗教，随便信什么教都可以），崇拜美国国旗。这段时期，海外出生的美国人占全美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6.9%下降至1970年的4.7%，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比例（见图8–2）。
图8-2 海外出生的美国人人数（以10年为间隔，1850-2000年）
美国移民归化局非常积极地推动美国社会向同质化方向转变，他们强制驱逐非法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并且强迫非美国出生的人转变成彻头彻尾的美国人。新生的城郊住宅区从实际意义上来说比传统的旧型城市更容易变成不同人群的混居地，因为旧城市通常都有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关系的存在。这段时期内，传统的民族忠诚性演变成了对美国本土主义的万流归宗的信仰。威尔·赫贝格（Will Herberg）在1955年出版的《新教徒、天主教教徒、犹太教教徒》（Protestant, Catholic, Jew ）一书中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美国经济大发展的黄金年代同时也是民族多样化消失的年代（至少从移民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也是警觉的美国本土主义兴起的年代，从这一事实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原因，用于说明为何最近几年又出现了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
死亡暗示
这段时期，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截至196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财富比1950年提升了30%。美国60%以上的国民拥有自己的住房。1/4的美国人拥有的住房是在最近10年中新建的。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的势头似乎还能进一步超越这些成就。1960—1965年，美国的实际GDP增长了28%。
在这金光闪闪的表面之下，暗藏着很多值得人们担忧的现实。美国的各家企业都扬扬自得，但其实都充满各种缺陷：首先是承担着巨额的福利成本，其次是不愿意在标准化生产之外多想一想新的生产方式，最后是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视而不见。所谓的《底特律条约》不断侵蚀着美国财富的基石：工人如果只做标准化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其实是可以由更廉价的国外劳动力甚至机械替代的，在这种前提下，为何还要向工人提供终身制的高工资和退休福利呢？而且美国的联邦政府越来越习惯支出自己兜里没有的钱，如同大多数坏习惯一样，美国政府对这种行为越来越上瘾。
一个充满乐观主义的年代很快就要被一个悲观的年代取代。
[1]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Pimlico, 2007), 17.
[2] Jeffry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2006), 261.
[3] Ian Kershaw, To Hell and Back: Europe 1914–1949 (London: Allen Lane, 2015), 470.
[4] Judt, Postwar, 16–17.
[5] James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7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9.
[6] Kershaw, To Hell and Back, 488.
[7]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184.
[8] Judt, Postwar, 94.
[9]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261.
[10] 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30.
[11] Anthony Mayo and Nitin Nohria, In Their Time: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 eth Century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5), 160.
[12] Jerome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 and Prince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5), 164.
[13]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220.
[14]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356.
[15] Karabel, The Chosen, 263.
[16] Price Fishback and Melissa Thomasson, eds., “Social Welfare: 1929 to the Present,” in Work and Welfare, vol. 2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ed. Susan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15.
[17]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66.
[18]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318.
[19] Earl Swift, The Big Road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ngineers, Visionaries, and Trailblazers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Superhighway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 6.
[20]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390.
[21] Rick Wartzman, The End of Loyalty: The Rise and Fall of Good Jobs in Americ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7), 107.
[22] Peter Drucker, “The New Society 1: Revolution by Mass Production,” Harper’s Magazine,Sep tember 1949, 21–30.
[23] Robert Reich, “How Business Schools Can Help Reduce Inequal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12, 2014.
[24] Wartzman, The End of Loyalty, 111.
[25] Ibid., 133.
[26]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162–63.
[27] Ibid., 165–70.
[28] Ibid., 202–7.
[29] Douglas A. Irwin,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Chicago: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535.
[30]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199.
[31] Geoffrey Jones, Entrepreneurship and Multinationals: Global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3), 77.
[32] Patterson, Grand Expectations, 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