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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萧条
未知
第七章 大萧条
如果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界定的话，纽约证券交易所真的是美国广阔大陆上最边缘化的机构：它位于曼哈顿岛的最远端，处在第一批荷兰定居者为了防御印第安人攻击而修建的城墙的南边。如果以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来衡量的话，它可以称得上为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供血的心脏：它为一个横跨整个大洲的经济体创造资本流动性，并且记录着全体美国人事业的健康程度。不论是辛辛那提制造牙膏的企业，还是底特律制造汽车的企业，抑或是硅谷制造计算机的企业，它们的股票或许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华尔街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了自己作为美国经济体核心的地位。经纪商（即向散户出售股票的公司）数量翻番增长，从1925年的706家增至1929年年底的1658家。日均股票交易量从1925年的170万股增至1928年的350万股，1929年10月中期进一步增至410万股。1929年发行的普通股总量相当于1927年的6倍。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信贷投资手段。新入场的投资者可以只出资25%作为保证金，即从经纪商手中借取相当于购买价75%的资金用于投资。回头客的保证金仅为10个百分点。 [1]
哪怕是这个国家最明智的人中，都有一部分人对牛市的到来欢呼雀跃。1927年，美国知名金融家约翰·拉斯科布（John Raskob）在《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目的是鼓励中等收入家庭将自己的储蓄投入股票市场，文章的标题是“每个人都应该富裕”。 [2]
一年之后，美国最受人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宣称：“股票价格看起来已经到达一个永久性的高地。”
当然也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股票市场从1927年开始进入节节攀升的状态，当时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将华尔街的这种现象批判为“疯狂投机行为的盛宴”，他开始寻找阻断这场盛宴的方式。 [3]
但这场狂欢发起容易终止难。巨型企业把利润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股票投机而非生产投资。新入场的投资者继续以融资的方式购买股票［有一则故事说，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在1928年7月抛售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原因是他发现擦鞋匠向自己夸耀手中掌握着内幕信息］。由于华尔街向人们提供了比当时社会上任何一种生产和投资都更高的收益，所以更多的资金从国外流入了美国。由30只成分股组成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是当时整个市场最重要的指标）从1928年的191点上涨至1929年9月1日的381点。
但盛宴的音乐终于停下了。当年10月，股票市场下跌了37%。以融资方式投资的人，资产被一扫而光。许多职业投资者变得一贫如洗。经纪商跳楼的影像成了那一代美国人心中无法抹灭的伤痕。
短期来看，这次股票大跌似乎就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在人们不经意之间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当时持有股票的人在全美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是相对较小的。 [4]
在这次股票大跌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家大型企业或大型银行遭遇破产。到1930年4月，道琼斯工业指数回到了1929年年初的水平——相当于1926年水平的两倍。《纽约时报》轻描淡写地宣称，1929年最具新闻意义的社会事件，是伯德将军（Admiral Byrd）的南极大冒险。 [5]
我们从图7-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华尔街市场的反弹很短暂，股市下跌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股市持续出现断崖式下跌，直到1932年达到底部，此时的股价仅相当于高位时的11%，整条华尔街都变成了一座鬼城。2000家投资公司关门歇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大厅内的一个交易席位的价格，从股市崩盘前的55万美元跌至6.8万美元。证券公司给员工放“苹果假”——每个月都有几天不给员工付工资，让那些已经破产的经纪人到街边去卖苹果，以弥补他们的收入。1929年，约翰·拉斯科布委托建造了帝国大厦，他原本的目的是让这座大厦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纪念碑，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就是贫穷的小孩也能在华尔街上创造自己的财富”， [6]
但在股市崩盘之后，人们把这栋大楼戏称为“空国大厦”。 [7]
纽约联盟俱乐部用一文不值的股票作为壁纸，贴满了一整间屋子。
图7-1 道琼斯工业指数（按每月指数构图，1921年1月-1940年12月）
对于华尔街这次股市崩盘对诱发经济大萧条到底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一位在商业史方面比较有话语权的学者甚至曾提出：“1929年10月末发生的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两者存在必然联系。”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计量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资产价格的变化本身就会对GDP产生强烈的影响。在一战结束后的多年里，资产价格的变化贡献了GDP增量中差不多10%的份额。 [8]
考虑到1927—1932年股票和其他类型资产相对于GDP的占比几乎相同，股市崩盘必然对“社会财富”产生强烈的负面效应。2008年的金融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金融危机如果是有毒资产和高杠杆率引发的，那必然对整个经济体造成伤害。 [9]
20世纪20年代，股票就是有毒资产，经纪商放出的活期贷款就是杠杆资金的来源。金融危机导致实际违约行为变得极具传染性，在整个经济体中扩散起来。整体经济体活力从1929年年底开始不断下滑，一直持续到1933年的头几个月。和1929年的水平相比，1932年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6%，实际GDP下降了25%，全社会物价水平下降了24%。股东眼看着自己手中的资产价值挥发殆尽。各家企业投资规模不断收缩，从1929年的130亿美元减至1933年的40亿美元。
工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工作机会烟消云散。1933年3月，成百上千的失业工人由于找不到新的工作或者无法获得社会资助，在纽约、底特律、华盛顿、旧金山和其他城市展开了大游行。
通常来说，一个行业的萎缩会导致另一个行业萎缩。1929—1933年，汽车行业生产减少了2/3，这导致钢铁需求同步下降，进而造成铁矿石和煤炭需求下降。私营企业在建筑业投放的实际投资（含住宅和非住宅）下降了75%，这导致了对砖块、砂浆、铁钉、原木和任何一种可能用于建筑的原材料的需求下降。一个又一个的行业生产需求下降，意味着它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同步下降，这种现象在整个经济体中蔓延开来：建筑工程总量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对建筑工人的数量需求下降，即不需要那么多的木工和修建屋顶的工人了，而且意味着为建筑提供原材料的人也将失业，比如伐木工和像巴比特那样以出售成品房为业的房地产经纪人。
居住在大型工业化城镇里的人遭遇了最恶劣的失业潮。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失业率在1933年达到了50%，托莱多市则达到了80%。这个年代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于1932年造访芝加哥，他向当时的人们描述了这个曾经以生猪屠宰业闻名的城市的破败景象。他遇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波兰移民，“在一个寒冷的天气里，住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受肿瘤的折磨将要死去”。他还到访了一个廉价旅馆，这里到处散播着“结核病”和“脊髓脑膜炎”，传染已经完全失控，住在这里的人“十有八九都在遭受折磨”。如果有垃圾车倾倒垃圾，会有数百人扑到垃圾堆上，“用树枝和双手”挖取食物。这些觅食者把已经腐败的肉制品挖出来，“切掉最烂的部分”或者用碱水来给整块肉消毒。一个寡妇清洁工在捡起这些腐肉之前都要摘掉自己的眼镜，因为这样“她就看不到肉里爬动的蛆了”。 [10]
富裕之地变成了凄寒之地，机遇之地变成了绝望之地。这10年里，民众的绝望情绪在一系列精彩的文学作品中被记录了下来，其中包括1935年出版的汤姆·克罗默（Tom Kromer）的《毫无指望》（Waiting for Nothing ），1935年出版的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nderson）的《饥饿的人》（Hungry Men ），1930—1936年连载的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美利坚合众国》（U. S. A. ），以及1939年出版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社会的绝望情绪也折射在了全美的人口结构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人口仅增长了7%，相比之下，20世纪20年代美国总人口增长了16%。人们成群结队，如同《愤怒的葡萄》中描述的乔德一家人，从受大萧条伤害最严重的地区（如中部大平原和南方地区）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州、北方各州，甚至离开美国。1932—1935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迁出国家人口超出迁入国家人口的现象。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比其他任何一个可比国家遭遇过的经济萧条都更为严重：在经济大萧条发展到顶峰时，全美有1/4的劳动力失业。这场经济大萧条持续的时间也比其他国家要长：大萧条持续了长达12年的时间，整个美国经济直到二战将要爆发的前几年（1941—1945年）才逐步接近其历史上的生产力水平。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遭遇的不是一场经济大萧条，而是两场经济大萧条，只不过中间穿插了一段疲软的复苏期。第一场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8月持续到1933年3月，长达43个月。第二场经济大萧条从1937年5月到1938年6月，持续了13个月。中间那一段复苏可谓非常的无力：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社会实际总产出仍然低于历史峰值25%，私营领域总工作时长只比1933年低谷期的数值高出一点点，这段时期社会失业率保持在11%。 [11]
之后，美国经济再次大幅下行，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把当时发生的情况称作“大萧条持续期内的又一次萧条”，或者更尖锐地将其称为“罗斯福衰退”。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前，1939年的失业率比1931年还要高。当时世界上16个最大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平均失业率为11.4%，美国的失业率明显高出很多。1939年5月9日，罗斯福任期内的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发表证言，尽管他是罗斯福的好友，两人也是在上纽约州的邻居，但在他的讲话中，似乎一度要暗示人们，罗斯福新政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策。
我们曾试图扩大开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开销都要大，但这些支出并没有发挥任何效用……我希望看到人们找到工作，我希望看到人们衣食无忧，但我们从未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一届政府就任已经8年了，现在的失业率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一样高……而且现在的债务已经堆到天上去了！ [12]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经济大萧条
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回忆录》开篇提出了一种解释：“从很大程度上来说，1914—1918年的一战是导致经济大萧条的最主要原因。”胡佛重点强调，一战本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凡尔赛和约》进一步导致了危害的扩大，因为在这份和约的限制下，协约国集团背负了巨额外债，德国也被迫支付根本无力支付的战争赔款。美国的国债从1916年的12亿美元激增至1919年的250亿美元。这些债务余额中一半以上是美国借给协约国集团的贷款，尽管协约国各国已用尽一切手段从德国身上榨取战争赔款，但它们仍然无力全额还清贷款。1929—1932年，几乎所有协约国都公开表示不再继续偿还贷款（只有芬兰是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守信用的例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被迫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
引发经济大萧条的真实原因远比一次战争要复杂得多。经济大萧条至少有两个祸根：一是原本由金本位挂钩固定汇率制支撑的稳定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二是一战之后，世界各主要强国未能及时适应经济和金融力量的新格局，即未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体系。
一战之前，伦敦是全球经济中心，英格兰银行通过金本位制不断强化着伦敦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英国是理所当然的全球金融领军者：全球贸易流通所需的信贷资金中，有2/3的体量或者说每年有5亿美元资金要通过伦敦流转。 [13]
英国本就拥有超越其他各国的巨大优势，加上英国精英阶级保护本国在全球格局中重要地位的坚定决心，确保了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体系得以合理有效的运转。英国人可以称得上非常尽职尽责的人，他们善于迅速果断地干预经济金融事务，确保金融体系有效运作。其他欧洲大国（尤其是黄金储备丰富的法国）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贡献了力量：1890年，巴林银行由于错误地向阿根廷发放了贷款，几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法国和俄国中央银行迅速向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贷款，危机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人们相信英格兰银行有能力调集巨额资金，并以专业能力来配置资金，这种信念足以让市场参与者感到放心。用凯恩斯的话来说，英国是“国际交响曲的指挥家”。
一战加速了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和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战争爆发前，这种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但战争期间，欧洲各国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互相厮杀，而美国的消耗相对较少，这促使权力中心转移的过程加速前移。一战之前，4个欧洲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合计社会生产总值远远超过美国。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社会生产总值已经比整个欧洲高出一半。一战之前，美国是一个纯粹的资本输入国，例如，1914年有22亿美元资金从境外流入美国。一战之后，美国变成了纯粹的资本输出国：1919年，美国向其他国家发放了64亿美元贷款。一战结束时，协约国集团总计欠美国财政部120亿美元战争贷款，其中英国欠50亿美元，法国欠40亿美元。美国通过大规模汇集全球范围内的黄金储备，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见图7–2）。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在《金融之王》（Lords of Finance ）一书中把当时的情况比作一场扑克牌赌局，而这场游戏中出现了一个玩家，他赢走了绝大多数筹码，导致游戏无法进行下去。 [14]
由于黄金储备耗尽，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已经不具备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人们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能否成为合格的继任指挥家。
美国崛起道路上存在两方面障碍，一方面是欧洲人的骄傲，另一方面是美国人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欧洲大国都把恢复金本位制（战争期间被各国暂时放弃的制度）视作战后的首要任务，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重新设置本国货币和黄金的兑换比例时充分考虑本国经济实力下降的现实。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做出了最糟糕的决策，他将英镑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英镑兑换4.86美元，或1金衡盎司黄金等价于4.25英镑，这是欧洲文明被战争大肆摧残之前的汇率——其实也是美国宣告独立之前的汇率。英镑溢价对英国来说是一场三重灾害。过去，由于传统汇率不具备竞争力，英国实体经济已经遭受重创，随着制造业萎缩和煤炭等出口行业减产，社会失业率急剧攀升，英国各家工会组织了大型罢工。1931年，鉴于全国有22%的工人失业，也是迫于黄金储备的迅速减少，英国政府终于让先令与黄金脱钩，这是自1717年牛顿创设黄金平价以来第一次在和平年代脱离金本位制。英镑兑美元的价格下跌了1/3以上（从1英镑兑换4.86美元跌至1英镑兑换3.25美元），这次脱钩迫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首先是与英国市场关联度较高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国家，其次是日本，最后是拉丁美洲国家。
图7–2 美国官方黄金储备数据（1860—2016年）
不论凯恩斯如何批评这种“野蛮的遗迹”，导致问题发生的并不是金本位制这一抽象的概念，而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无视黄金储备的高额成本和高汇率造成的利息损失，仍然固执地把战后的货币汇率拟定在战前的水平，导致它们相对于美国完全失去竞争力。钳制国际经济发展的镣铐，并不是凯恩斯提出的黄金镣铐，而是骄傲的民族性格造成的镣铐。直到今天，全球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把黄金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在条件合适时还会用作交易媒介。2017年年底，美国拥有2.62亿盎司 [15]
黄金，全球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共持有8.15亿盎司黄金。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成员国之一，在苏联时期抛弃了资本主义信仰，拒绝了黄金的诱惑，但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该国还是逐步积攒起了5900万盎司黄金。
与此同时，美国没能成功接过英国的指挥棒。英国对于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深信不疑，美国对自己的新角色却还没有信心。一些具有国际化眼光的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负责任的领头人作用，美国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伍德罗·威尔逊坚称，如果美国不积极参与，欧洲就不可能成功重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是当时摩根大通的实际掌舵人，在他看来，美国通过复杂的贸易和金融事务构成的一张大网，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反对派的声音与支持者的声音同样强大，反对派认为美国不应该与旧世界秩序发生任何关联，更不应与旧世界的债务、敌对情绪、战争产生瓜葛。沃伦·哈定一度对这种隔绝主义的态度高度在意，为了不引发这个群体的意见，他刻意不派遣政府代表参与任何全球银行业论坛，而是派摩根大通的代表以私人身份去旁听会议。即便在天时地利都具备的前提下，成为全球秩序的指挥者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承继这个职责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美国内部还有那么多民众提出反对的声音，这导致美国政府更难实现这一目标。
1930年出台的《关税法》最能证明美国人不负责任的态度，这项法案对900种工业制成品和575种农产品加征关税，平均加税幅度高达18%。 [16]
这项法案已经变成了愚蠢经济决策的典型案例。63年之后，在一场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电视辩论期间，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把一张当年支持愚蠢法案的两位议员的合影照片送给了辩论对手罗斯·佩罗（Ross Perot），照片里的两个人，一个是俄勒冈州的议员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另一个是犹他州的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时至今日，经济史研究人员都以研讨当年这项愚蠢的法案对引发经济大萧条产生了多大的推动力为流行话题。在成立共和国之前，美国的关税就已经比较高了。1922年颁布的《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进一步提高了关税税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应课税进口商品税率从40%提升至48%，暗示有大量商品的价格将上涨8%。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出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其实都已经开始抬升关税。在这项法案被批准通过的前一年，美国的进口总额已经下降了15%。总的来说，这项法案还是充分证明了美国没能成功从英国手中接过维护全球秩序的责任。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是经济学理性在特殊利益集团面前软弱不堪的又一最佳例证。欧文·费雪组织了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这项法案，全美324家新闻报纸中有238家敦促国会不要通过这项法案。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把这项关税称作“无知和贪婪所引发的可怜又有害的后果”。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议员乔治·诺里斯（George Norris）把这项法案描述为“地方保护主义达到癫狂境界的产物”。托马斯·拉蒙特“几乎跪地恳求赫伯特·胡佛，用总统权力否决这项蠢得像驴一样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截至1929年9月，23个贸易伙伴国向美国政府表达了对更高关税水平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关切。
在这一事件上，我们看到美国民众相当明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经济学专家站在一边，而不是和特殊利益集团站在一边：总统的书信秘书提醒他，“这项关税法案引发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现象在这个国家还是非常少见的”。 [17]
尽管专家学者不断提出警告，普通民众也不断发出抱怨，但这项法案还是在政治的香肠制造机里一点一点向前推进，而且变得越来越糟糕。这项法案的初衷是帮助在20世纪20年代初遭遇困境的美国农户。农民们主张，农业生产应该得到与工业生产同等的保护，因为当时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平均算下来是农产品的两倍。对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而言，“关税平等”意味着削减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并同步提高农产品关税，但正如《经济学人》当时刊登的一篇文章上所写：“很快就有人提出对征收关税的时间表进行修订。伐木工和政治家联起手来，发挥自己所有的能量来搅动这场乱局。”批评这项关税的人把这一方案称为“格伦迪关税”，这个名字源自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议员约瑟夫·格伦迪（Joseph Grundy），他是当时宾夕法尼亚州制造业工人联盟的主席，他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在政治竞选中贡献了力量的人都应该获得更高关税水平的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不断推动政府为他们带来更可口的猪肉。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不断退缩。最终，赫伯特·胡佛用6支金笔签署了一项巨兽一样的法案，其中对3300项产品制定了精细的关税税率。
这项法案很快就遭到了各国的反击。国际联盟（美国尽管有伍德罗·威尔逊的推动，但仍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开始提倡一种“关税停战”的概念，目的在于保护各国不受全球经济衰退的伤害。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把这项停战协议变成了一场战争。全球其他国家很快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外汇管制）反击美国，由此进一步降低了全球贸易量。例如，瑞士对美国针对手表征收的高关税感到出离愤怒，因此对美国的打字机、汽车和收音机都强征了关税。德国则宣布了全国自给自足的政策（并且暗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德国也将是一个对外扩张的德国）。英国自1846年成功废除《谷物法》之后，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即便英国也在1932年2月开始采取自我保护主义政策，手段主要是提高关税税率，并且优先选用国内生产的产品，或者只进口来自几个特殊的受优待的贸易伙伴国的产品。全球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360亿美元减至1932年的120亿美元。 [18]
经济大萧条往往都会呈现出一种不断自我恶化的趋势，而在欧文·费雪所指出的“债务通缩”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20世纪20年代，信贷业务的爆发式增长能够持续下去，原因是人们能够定期获得（不断增长的）收入。失业率攀升和实际收入停滞（或下降）加剧了经济面临的问题。全社会的未结清债务余额不断增加，而民众偿还债务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通货紧缩迫使借贷人减少自己的消费，诱发社会物价持续下滑，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全面收缩。到1934年年初，美国普通城镇的购房者中有1/3以上的家庭都无法按时偿还抵押贷款。
债务通缩现象加剧了常规关税带来的有害效应，其中更是加剧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带来的危害。关税是根据进口货物的体量（如每磅货物征收多少美分关税）而非货物价值来征税的。随着1929年之后通货紧缩成为常规现象，实际关税税率一路攀升，彻底遏制了进口贸易。到1932年，美国对应税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平均为59%，除了1830年一段极短的时期外，这一税率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税率都要高。如果关税法加征的税率为20%，那么债务通缩造成的关税效应就要占到一半，甚至还要更多。全球贸易因此陷入崩溃。1932年，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额都仅为1929年的1/3。
债务通缩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尤为显著。在一战期间，美国农户享受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因为战争期间，他们的欧洲竞争者通常都无法正常生产。美国的农产品价格在一战期间实现了翻番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国外需求猛涨。农户大量借入资金，用于投资农业生产机械和开发原本边缘化的土地。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农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于是农户开始进行又一轮的大投资和大投机。这时，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欧洲农业生产复苏，导致欧洲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下降。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农户无法改变自己的生产策略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债务通缩由此发端。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举债过高的农户无力还贷，主要在乡村地区经营的银行因客户无法还贷而破产倒闭，过度开垦的边缘化土地被遗弃。1913—1920年，银行提前收回抵押农场的比例为3%；1921—1925年，这一比例提升至11%；1926—1929年，这一比例提升至18%。到1933年，近一半美国农户无法按时偿还抵押贷款。
美国诡异的银行业体系给经济大萧条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美国经济对银行业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促使这个国家形成了一个高度分化且管理特别松散的银行体系。相比之下，加拿大有4家全国性银行，由总行向全国各地派驻分行，每家银行都有充足的资金，股东结构健全，客户基础多元化。 [19]
美国则有约25000家银行，其中大多没有充足的资本金，而且由52个不同的监管体系进行管理，银行业务通常都根据当地经济的变化进行调整。即便是在经济情况良好的年份，银行破产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平均每年有500多家银行破产。1929—1933年，全美（9460家）银行中有40%宣告破产。1930年，美国银行（这个名字得益于精明的营销策略，而并非代表任何官方的权威）引发了那个年代最令人震惊的银行倒闭案，导致约2亿美元储户资产被冻结。 [20]
1932年，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当年10月，内华达州州长为了避免经济萧条的野火进一步蔓延，强行关闭了本州的银行，之后，另外38个州都宣布“银行放假”。
美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特殊性也给经济大萧条添加了燃料。美国国父们创建这个国家的时候，为新总统就任预留了三个多月的间歇期，总统当选都是在11月，新总统就任都是在次年的3月，这主要是考虑到需要给新总统预留充足的时间从他的家乡长途跋涉抵达国家的首都。即便是到火车、汽车甚至飞机都已经成为常规交通工具的时候，这一间歇期在1932年仍然有效（直到1933年1月，美国宪法第二十修正案顺利通过之后，新总统就任才被提前到1月）。1932年11月，胡佛遭遇了历史上最耻辱的挫败，在总统竞选中，他只获得了两个州的选民支持，并同时失去了在经济崩溃之后仅存的总统合法性，在胡佛失去总统地位之后到罗斯福于次年3月就任新总统之前，美国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总统。胡佛公开拒绝在没有罗斯福参与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方案，而罗斯福则希望等到自己真正掌握权力之后才采取行动。二人陷入了一种公开敌对的状态：在前往就任仪式的行程中，他们坐在马车上，相对无言。由于华盛顿陷入瘫痪，银行大量倒闭，企业关门大吉，恐惧的心态在民众中散播开来。
在那段时期，美联储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美联储里只有一位比较有能力的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他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但他在1928年去世了。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话来说，美联储里的其他人都展现出“令人震惊的无能特质”：1923—192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是丹尼尔·克里斯辛格，他只是一个小商人，从政也不顺利，他之所以能坐上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他与沃伦·哈定是童年时期的好友。 [21]
整个美联储都还在不断学习如何开展自己的业务。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最强有力的工具应该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政策，但美联储完全是出于意外才发现了这一工具。一战之后，许多新成立的区域联邦储备银行与其他银行开展的业务非常少，以至政策制定者都开始担忧这些区域银行无法带来足够的创收，甚至无法抵冲其预算开支。于是，在1922年上半年，各家美联储分行加大了对政府发行的产生收益的证券产品的收购，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赢利水平。这一举措带来了人们预想不到的效果，也就是提升了全美范围内商业银行的资金储备，并迫使短期利率下行。美联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手中掌握着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在公开市场收购证券，释放流动性，并降低利率；相反，如果在公开市场出售各类证券，则可能收紧流动性，并同时提升利率。1922年5月，美联储决定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协调12家区域联邦储备银行的此类投资行为。几个月之后，美联储成立了现在被称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机构。
尽管如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是经常因内部分歧而无法有效行使职能。可以说，1926—1928年的投机热潮完全是在美联储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的，当时，美联储强行将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以此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英国，从而确保英镑的价值。之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美联储又过度提升了利率，1928—1929年两年之间加息4次，从3.5%提升至6%，这导致商人难以借贷，难以继续投资。美联储也忽视了搭建金融防火墙的职责，从而对美国银行破产浪潮也造成了负面影响，1930年12月美国银行的破产就是其中的案例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在他们1963年出版的杰出专著《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中向我们证实，银行的破产导致货币流通量减少了1/3以上。1931年秋，美联储为了保持美元的价值而巨幅提升利率，这项行动把当时已经濒临绝望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推向深渊。
在回顾这一系列的错误决策的时候，我们也要允许政策制定者有试错的空间。当时那个年代，政策制定者对所谓的全国经济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直到经济大萧条对整个社会形成强烈冲击之后，美国政府才决定雇用西蒙·库兹涅茨和美国经济研究院来共同编制一份详尽的国民收入数据大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遭遇过经济大萧条这种状况：政策制定者带领着船只驶向一场全球性的风暴，但没有一份航海图能够为他们提供指引。最初，没有人能够设想到经济大萧条的状况会变得多么糟糕。股市崩盘的一年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经历一次常规的但有些疼痛的经济下行——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的衰退不会像1920年的经济紧缩那么糟糕，而且还有很多好消息用来抵充坏消息：1929年的全美失业率仅为2.9%，这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广播、电影、飞机等带来的新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企业赢利水平仍然强劲。
当美国人感觉到自己将要一头扎入一场猛烈的风暴时，他们仍然没能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中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发生互动的。当然，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早在1913年就发表了关于商业周期发挥作用的论文，但仅凭这种理论不足以穿越1929年经济崩溃所制造的迷雾。从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长两个维度上考虑，能够和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的只有1893年的经济衰退，但在当时那个年代，政府的体量很小，政府遵循的是宿命论，所以政府可以坚守什么都不做的立场，让创造性破坏自然发挥作用。到20世纪30年代，民众期望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能够“采取行动”，但说不清楚“行动”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什么。联邦政府的体量很小：1929年，政府支出的总额仅为31亿美元，或仅相当于GDP的3%。美联储在1929年只有15岁，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偏重于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对如何应对经济萧条几乎束手无策。即便他们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也无法清晰地判断他们能否掌握足够的工具，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改变经济发展的格局。
无能应对挑战
大萧条裹挟着美国，迟迟不肯松手，这场灾难中受害最明显的就是赫伯特·胡佛：这是一位与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一样带着花冠走上舞台的明星，但在总统任内，他的名声不断恶化，直至遭全民唾弃。罗斯福的走卒，同时也是商业界最不讲情面的人，把经济大萧条称为“胡佛萧条”，美国各地无家可归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棚户区，这些地方也被称为“胡佛村”，新闻报道把无家可归的人用来保暖的废报纸称为“胡佛毯”。 [22]
日后，历史学家都把胡佛描述为一名无所作为的共和党人。
这种指责胡佛毫无作为的批评纯粹是无稽之谈。确实有一部分共和党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胡佛从柯立芝手中继承过来的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就是其中之一。据当时的一些记载，梅隆认为，应对大萧条的最佳手段是进行全社会大清算。
把劳动力、股票、农户、房产全部卖掉……这一举措可以彻底根除国家腐朽的源头。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奢华的生活方式都会消弭。人们干活儿会更卖力，生活中也会展现出更高的品格。社会价值观将会重置，勤奋的人将在无能的人制造的烂摊子上重新白手起家。
胡佛肯定不赞同他的观点——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力批判了梅隆假想出来的清算主义理念，并且认为正是由于他无视这些理念，所以他更应该得到世人的认可。他坚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需要在采取积极行动的政府的指引下才能运作。就任刚刚两天，胡佛就与美联储官员面谈股市泡沫的问题，并且间歇性地支持了各种应对股市泡沫的政策，比如加息和遏止融资投资股票的行为。他是第一位享受到书桌上有专线电话的总统，他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给J. P. 摩根公司的托马斯·拉蒙特打电话，询问当天的市场动向。 [23]
在面临经济下滑的困境时，他迅速采取了行动，包括减税和基建投资等。他把全美商业领袖都召集到白宫，迫使这些人承诺维持工人阶级薪酬水平，从而避免了社会购买力被不断侵蚀：到访白宫的商人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亨利·福特，在与总统会面之后，福特迅速降低了汽车销售价格，并将工人的工资提升至每天7美元。
胡佛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把政治当作一项有艺术性的工作，连他的朋友都批评他“过于像机器”，他的敌人则把他描述成冷酷无情的坏蛋。他不懂得如何适度满足人性的自负，他不懂得如何用华丽的辞藻来为自己的理念赋能。简言之，他不懂得一个领导人既需要妙语连珠的口才，也需要满腹诗书的华彩。
有的人在面临挑战时会迎难而上，但胡佛在挑战面前节节败退。他被媒体引述的言论不多，被引用的部分大多都很诡异——例如，他带着标志性的上坟脸，向民众宣称治愈经济大萧条的最佳手段是每个人都保持微笑，他甚至联系了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希望他能编写一段以摧毁大萧条为主题的笑话。他本就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后期更是把自己包裹在让人无法亲近的态度中。他本就不擅长发表有激情的演说，后期更是退化成技术官僚。在临近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疲态，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上毫无血色，每天从凌晨到傍晚都伏案工作，没能去贴近群众，也没能激励整个国家。
在这些方面，他的继任者与他完全相反——这位继任者也是民主年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一位类似英国贵族的美国上层社会人士：他生长在哈得孙河岸边一幢幅员广阔的私人别墅里，上的是格罗顿高中和哈佛大学，他坚信自己有治理这个国家的权力，也相信自己有能力充分行使这项权力。他和大西洋另一岸的丘吉尔一样，虽然出身显贵，但是有亲民的态度。
在胡佛表现得阴郁的领域，罗斯福表现得积极阳光。在胡佛感到绝望的领域，罗斯福似乎都有不可抑制的乐观：对他而言，每片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每个问题都能找到答案。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写道：“判断一届政府的好坏，最主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其领导人是否充满干活的动力。”罗斯福正好验证了这一论断。他本能地意识到，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采取行动（哪怕是错误的行动）比什么都不做要好。1932年5月22日，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宣称：“除非我误读了公众意见，否则这个国家需要，或者说这个国家强烈索求持续的社会实践。”他的想法通常都是即兴而为，充满矛盾，没有规划——当时的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曾说过，跟进罗斯福的思考逻辑就如同“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追逐游离的日光”。 [24]
他犯下了诸多过错。他倡导的主要政策之一《国家工业复兴法》就是一次失败。无论如何，他意识到，面对美国民众这样愿意解决问题的群体，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心全意开展社会实践的领导人。
罗斯福利用自己的名望向公众发表了诸多演说，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能在这方面超越他。罗斯福发表过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演说，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他就任总统时发表的就职演说。在这份演说词中，他让美国人懂得了，除了恐惧这一心理因素外，没有其他任何事务值得让人恐惧。他充分利用了广播技术的优势，拉近了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在任期之内，他一共发表了数十次时长15分钟的炉边谈话，这些讲话一方面安抚了焦虑的民众，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一些激进的政策。美国总统开始形成一种向民众公开发表意见的惯例，如同罗马的议员向国会发表公开意见一样（这一惯例最早是由约翰·F. 肯尼迪在他以“不要问”为特色的就职演说中重塑起来的）。罗斯福向民众发表讲话时，态度仿佛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叔叔，临时到家里攀谈些家常。他曾说：“我讲话时，仿佛面对的是正在盖新房子的瓦匠，或者是柜台后面的女孩子，又或者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罗斯福召集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出谋划策，这群人深信自己已经弄明白了导致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原因，并且知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挽救危机。其中就有“智囊团”的成员：这是一群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汇聚到罗斯福身边的自由派学者和律师。有一份文献曾评论道：“罗斯福不想要由亲属组成的内阁，也不想要由球友组成的内阁，他更希望依赖一个由戴帽子、穿大衣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内阁。”牵头组建这个内阁的人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其他知名成员有阿道夫·伯利，他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教授，也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的联名作者，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这些人继承了20世纪初革新主义社会变革的美德（或劣根性），并进一步把革新主义浪潮推向新的巅峰。在他们的信仰中，政府的力量不可置疑。特格韦尔曾在欧洲和苏联研习农业技术，他回国之后，一直坚信政府规划才是农业生产取得成功的秘诀（批评他的人把他称为“红色雷克斯”或“新政列宁”）。伯利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如果现代企业不受政府监管，它们极有可能对公众福利形成威胁。 [25]
革新主义者在如何看待大型企业这一问题上分成了对立的两派。路易斯·布兰代斯认为“大型”本身就是一种诅咒。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赋予政府拆散集中度过高企业的权力，促进行业竞争。另一派的人则认为行业集中度反映了社会生产效率，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是引导这种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向社会福利倾斜。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在1912年出版的《企业集中度与政府管控》（Concentration and Control ）一书中提出，美国已经步入一个后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企业体量只会变得越来越大。他指出，这种“集中”本身没有问题，前提是必须有政府“管控”来平衡其发挥的社会作用力。智囊团的成员从情理上支持了亲商业的论断——事实上，他们把范海斯视为这股革新浪潮的先知，把《企业集中度与政府管控》视为他们的《圣经》。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制造业集团对民众的财富和自由都构成威胁。他们坚持认为，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资本家手中，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也会导致全行业失去必要的客户群体，同理，少数人掌控了过度的政治权力也必将危害国家的民主，但如果能以政府监管来中和企业集中度提升的问题，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范海斯提出，美国需要召唤大型政府的力量来对冲大型企业的影响力。 [26]
创造历史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正午时分宣誓就任总统。这一天，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润滑剂的银行体系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根据胡佛在任时的货币监理署的记录，“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密歇根州州长宣布本州所有银行放假的决策，那天是1933年2月14日。民众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开来。现金提款量在2月15日—3月8日出现了巨量增长，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加了近20亿美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提取量也迅速增长，原本按照美联储的制度，美联储发行的纸币至少应该有40%以黄金作为担保，但在这一次兑换黄金的浪潮中，美联储的黄金储备迅速削减，最后只有24%的纸币能以黄金作为担保（随后美联储被迫放弃了黄金储备量制度）。根据卡内基–梅隆大学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的测算，以1933年3月4日下班时间为节点，全国48个州中有35个都宣布了银行放假。3月5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一份鲜为人知的联邦命令关闭了国内所有银行。
关闭银行当然很容易，但如果贸然让银行重新开张，很有可能会再次引发银行挤兑。罗斯福发现这些将要走马上任的内阁成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复杂的工作。幸运的是，胡佛的团队在时任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时任美联储主席尤金·迈耶的带领下，共同制订了一个聪明的方案，在他们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们想出了一项可以在不触发任何恶性事件的情况下令银行重新开张的方案，这项方案的内容是：根据银行的财务状况将其分成三个类别，对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彻底审查，然后阶段性地让不同类别的银行重新营业。A类银行可以首先开张。B类银行必须从美联储获得贷款以确保其流动性，然后作为第二批开张。C类银行要么先获取特殊资助，比如通过发行更多的股份获得资本注入，要么就直接清算倒闭。在就任之前，罗斯福曾经非常不幸地拒绝了联名签署胡佛关于改革银行业的法案，但在就任总统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说美国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在这项法案的授权下，罗斯福可以为银行储蓄提供100%的保障。他在3月12日的第一次炉边谈话中再三强调了这一观点，直到所有人都接受，这一次演说可以称得上一次绝佳的表演，他把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情况解释得非常清楚，威尔·罗杰斯打趣地说，即便是个银行家都能听懂这些论断。 [27]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储户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和黄金从他们的“床垫”底下挪回了银行。
随后，罗斯福创设了联邦银行存款公司（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前身），这家公司为普通民众提供上限为5000美元的个人存款保障（这一数额在之后的年份里提升了很多倍）。此前作为资本主义体制常见特征之一的银行挤兑现象变成了一种稀有现象。罗斯福也着手改革了证券行业，创设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强制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比如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企业董事名单等。在此之前，华尔街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极少数手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比如J. P. 摩根，这些人都有获取信息的特权。在罗斯福发动改革之后，信息就向更广泛的群众敞开了大门，小规模投资者也获得了平等的机会。他还从国会手中夺取了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把这个权力留在了白宫的手里。这使国会的权力被削减，减少了国会成员“互投赞成票”的行为。所谓互投赞成票，就是不同群体的国会成员可能为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下属行业而互相投赞成票，比如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种植商就有可能为艾奥瓦州的土豆种植商投赞成票。
罗斯福一边着力修复资本主义运转的机器，一边把就任的头100天用于鼓励民众回归工作。他提议创设了国民自然资源保护队，这个机构雇用了25万名年轻人，主要负责森林保护、洪水管控和景观维护等工程。他也提议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这家机构的功能是把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金调拨给各州政府。他还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区域发展计划，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创设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目的在于促进全美最落后的区域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
罗斯福任期的头100天结束的时候，他如愿看到了《国家工业复兴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在他看来，这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批准通过的法案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提倡由联邦政府为特定行业规定最高工作时长和最低工资标准，更激进的是，它赋予工人组成工会和组织罢工的权利。在这项法案的支持下，他还创设了两个新的组织机构，即国家复兴署和公共工程署。国家复兴署的主要职责是执行为数众多的由政府支持的联合垄断：这家机构可以根据政府的命令来管理整个行业的生产，并决定是否提升相应行业的制成品价格或者工人工资。国家复兴署不仅中断了美国反托拉斯法，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它还把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织成了一张由政府命令强制执行的托拉斯组成的巨网：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偏离美国传统的行为。公共工程署则制定了一套宏大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6月16日，当罗斯福签署完所有的法案，从国会山走出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所采取的行动将被载入史册，今天一天之内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比我们国家有史以来任何一天都要多。”这种说法很正确，只不过听上去有点儿不太谦虚。 [28]
国家复兴署在美国乡村地区有一个孪生兄弟，那就是《农业调整法》，这项法案的意图是预防农业领域出现“过度生产”，从而达成平抑农产品价格的作用。过去几十年间，新的生产机器取代了手工劳作，同时城镇中的工作能够带来更高的工资，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人的总体趋势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20世纪30年代有两个社会现象导致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乡村地区的劳动力被迫待在原地：一是在城市中找不到新的工作了，二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欧洲各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如此一来，美国乡村地区的贫困状况比城市更为严重。罗斯福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限制生产（向农民付钱，要求他们停止生产），从而提升农产品价格。
作用力必然会引发反作用力，罗斯福的举措招来了左翼和右翼政党的各种反作用力。社会党长年以来的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对罗斯福新政不屑一顾，他认为罗斯福新政无异于“使用咳嗽糖浆来治疗结核病”。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作为一个长期遵循革新主义理念的大州的州长（该州革新主义传统的例证就是有许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定居者，他们都坚信应该建设好的政府和社会平等），提出罗斯福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才能确保社会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公平。喜欢揭露黑幕的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也参与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提出的社会项目是没收所有私营产权，废除一切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另一名加利福尼亚州人弗朗西斯·汤森（Francis Townsend）此前只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但他提出的一项计划令他成了全美关注的公众人物，他计划向每个人每月支付200美元，用当前的货币购买力计算，这相当于每人每年收入54000美元，拿到这笔钱的人要在60岁退休。民意调查显示，全美民众中有56%的人支持汤森的计划，并且民众向国会请愿把他的计划变成法律，这次请愿收到了1000万人的联名支持。在右翼政党方面，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在私下称罗斯福为“斯大林·德拉诺·罗斯福”。为他卖命的编辑在新闻报道中都用“粗政”替换“新政”。 [29]
赫斯特掌握的28家报纸中，有一家曾在1936年总统竞选期间用标题宣称“莫斯科支持罗斯福”。 [30]
对罗斯福新政最猛烈的抨击来自既不靠左也不靠右的民众主义群体。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可以算得上这个国家培养起来的最狡猾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934年2月发动了一项名为“分享我们的财富”的社会计划，这项社会运动的口号是“每个人都应该是国王，但没有人应该戴上王冠”。他把自己治理的州变成了这项政策最好的广告，他向本州居民提供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和新建的公共设施，而所有的费用都来自原油产业所获得的意外利润：在他就任期间，路易斯安那州新修建的公路总里程数只略少于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而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州，而实际上这个州是全美最贫穷的州之一；这个州还建设了一所令人赞叹的好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但现实是，该州的教育程度也是比较落后的。查尔斯·库格林在他位于密歇根州罗亚尔奥克镇的广播站里向美国人宣扬了一套由分享个人财富和犹太人应该承担一切罪责的观点混杂形成的理念。他批评说：“肮脏的金本位制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是制造仇恨、打造刀剑、摧毁人类的罪魁祸首。”他还鼓动他的听众针对“摩根家族、库恩–勒布斯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狄龙–里德家族和美联储的银行家发动革命”。 [31]
他的这种混为一谈的言论，在现实中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他每天收到的信件非常多，以至邮政局单独为他开设了一个办公室，他的一份演说稿卖出了100万份副本。库格林原是罗斯福的粉丝，他曾经宣称“新政是上帝的旨意”，但毫不意外的是，由于库格林的自高自大和他诡异的政治观点，二人的意见很快就发生了分歧，后期，库格林一直批评罗斯福是各种跨国阴谋的代言人。
罗斯福为了应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批评意见，提出了第二套新政方案，其中包括为民众提供安全保护网的《社会保障法》、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主要职责的公共事业振兴署和赋予工人组成工会的权利，这也是向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提供一些回馈。《社会保障法》的初稿于1935年1月17日面向公众发表，7个月之后，也就是在当年的8月14日，正式成为法律。这是第二套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因为其目标在于向全民提供一项永久性的免费福利，而不是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20世纪美国本土立法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法案，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美国的行动非常迟缓：早在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就决定整个德国都要推出强制型社会保障制度，他的决策被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即便是遵循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也在20世纪初引入了强制型社会保险。美国建国以后一直都倾向于把社会保障交给地方自己照看，需要社会保险的人只能自愿购买。罗斯福和他那些支持新政的追随者借助大萧条这一机会，引入了两项激进的社会变革：一项是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另一项则是创设了不需要民众提出需求就必然存在的社会保障项目。
1936年，罗斯福谋求连任总统，他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代表，站在强权人物的对立面：所谓强权人物就是那些自私、短视的商业精英，在他看来，正是这群人把美国带到了经济衰退的困境，并且这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推翻新政。1936年1月3日，他在面向国会发表年度讲话时强烈批评“根深蒂固的贪婪”。“这些人希望恢复他们自私自利的权力……如果让他们得逞，他们会做出任何一个王公贵胄过去所做的坏事——为自己谋取权力，把大众置于奴役的地位。”他在费城接受了总统候选人的任命，在接受任命的讲话中，他把自己与“经济保皇党”所做的斗争比作1776年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斗争。1936年10月31日，罗斯福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一群狂热的支持者发表演说，这份演说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恶臭：罗斯福列举了他的“老敌人”，其中包括“商业和金融垄断、投机、开展盲目的银行业活动、挑起阶级敌对情绪和发战争财”等行为的代言人，他还宣称自己欢迎这些人的仇恨。1937年，他再次连任总统，摆在他面前的是更沉重的义务，当然他也积攒了更强大的雄心壮志。
评估新政的效果
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政府手中的权力获得了永久性提升，并且，新政确保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人尊重（也是最遭人憎恨）的总统。政治学家塞缪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曾提出，美国通常都有两个政党——一个太阳党（推动政府议事日程前进的执政党）和一个月亮党（对议事日程做出应对的在野党）。新政实施之前的30年里，共和党一直是太阳党。新政开始之后，民主党一直居于太阳党的地位，直到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为止。林登·约翰逊在任期间可以称为一次日全食。
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全面超越对手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这一次胜利是美国历史上实力最悬殊的一次。罗斯福获得的选票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都多——得票总数为2800万张，超越竞争对手1100万张。他只输掉了缅因州和佛蒙特州的选民，并且获得了历史上最高比例的总统选举团投票（523票支持，8票反对），这是自1820年詹姆斯·门罗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高选票之后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富兰克林·罗斯福带来的连锁效应也很明显：民主党人占据了国会的331个席位，共和党只剩下89个席位；民主党占据了参议院中的76个席位，以至很多新加入民主党的政治家不得不坐在为共和党预留的座位上。
罗斯福的第二任期与上一任期截然不同。在他第一任期快要到期的时候，也就是在1935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7个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同样判定《农业调整法》违宪。罗斯福为了彻底驯服美国最高法院，试图用更年轻、更具同情心的法官来替换年长的法官，这种做法既招来了中间派投票人的愤怒，也招来了其本党派的反对。党内人士认为，“法院重整”这种手段是对美国宪法权力制衡这条核心精神的一种攻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法院重整带来的失败几乎耗尽了罗斯福第二任期的所有精力。1938年中期选举期间，民主党丢失了6个参议院席位和71个国会席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原本热情支持罗斯福新政的议员。1939年，国会重新召集，共和党人在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带领下，从原本与罗斯福站在同一联盟的议员中拉拢了足够数量的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人，他们共同遏制了很多罗斯福希望推动的国内立法。所谓的“罗斯福衰退”更导致他在经济方面曾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临近新政结束前夕，即便是亨利·摩根索这样的坚定支持者，也开始转向敌对阵营。
不论罗斯福在第二任期内犯了多少错误，让人们多么失望，他还是成功地把两个存在分歧的投票者群体打造成了联盟，至少在他的任期内是行之有效的，这两个群体对共和党的憎恨情绪比对彼此的厌恶情绪要强烈得多：南方的白人憎恨共和党人主要是因为美国内战，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憎恨共和党人主要是因为共和党人大多是信奉新教的商人。罗斯福还为自己拉拢了很多希望通过政府获得利益的投票人——农业劳动力希望政府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政府机关扮演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在公共事务领域工作的人希望借助政府权力的扩张不断获利，就连非洲裔美国人也加入了罗斯福的阵营。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可以算得上美国第一次出现非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府。这一届内阁包括一名天主教教徒、一名犹太人、一名女性，并且埃莉诺·罗斯福在没有获得内阁成员身份的情况下，实际上发挥了内阁成员的作用，在她丈夫的两届任期内，她的旅行总里程超过了25万英里。 [32]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最怪异的社会现象，即在全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年代，工会会员人数却大幅增长（见图7–3）。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罗斯福新政为各家工会组织提供了它们梦寐以求的加强版的权力。工会权力的变化实际上是在胡佛而非罗斯福任期内就开始发生变化的：1932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限制了联邦法院以禁止令形式制止工会罢工的权力。这样一来，美国雇主在20世纪20年代用来制止罢工的主要武器被废掉了，这也代表着华盛顿当权者对此类事件态度的转变。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的第7（a）款赋予了工人集体与雇主讨论设定工资的权利，也赋予了工人选举工人代表的权利（尽管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但《国家劳工关系法》再次把第7（a）款变成了具有实际效用的条文，并且创建了一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这个机构至今仍然存在）。这样的立法为工会会员人数的猛增提供了基础，直到1945年，美国非农劳动力中有1/3的人都是工会会员。
罗斯福还在政策制定这一个领域加入了新的专家群体。他手下的智囊团成员带来了成群结队的官僚人员，并且强迫这些人来执行新政像迷宫一样复杂的各种监管规则，其中包括年轻的律师、学者、监管人员，如果用H. L. 门肯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无聊的教书匠、失业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三流记者、无人委托的律师和人数众多的养鸡户”。 [33]
1932年，罗斯福到华盛顿就任总统时，这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南方城镇，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社会事件。在这10年快要结束时，华盛顿已经取代华尔街成为整个国家跳动的心脏。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从原本的几十名律师扩展到近300名律师，国家复兴署的雇员达到4500人。许多支持和追随新政的人大量迁入雾谷和乔治城等社区，形成了一种开鸡尾酒会的文化，在这些鸡尾酒会上，年轻人可以享受新的自由，边喝酒边幻想自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用玛丽·迪尤森（Mary Dewson）的话来描述这个城市的话，“这就像是一个刚刚被人劈开的鲜活的蚂蚁窝”。 [34]
图7–3 工会入会比例（1880—1998年）
在他所有的成就之上，罗斯福成功实现了革新主义者最重视的社会改革目标，即改变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新政之前，美国社会对广义的大型政府怀有极强的戒心，对狭义上的联邦政府更是如此：美国政府的体量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要小，政府的权力广泛地分布在各层级的地方政府。新政之后，联邦政府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心脏。简言之，罗斯福继承了一个高度去中央化的政治经济体，也是一个完全致力于发展灵活型市场的经济体。他将这个经济体改造成了一个由华盛顿主导的政治经济体，致力于管理，推动全国性的福利计划，并且强制执行工人集体谈判制度。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政府体量的增长：1930年，联邦政府消耗了不足4%的GDP，雇员人数最多的政府机构是邮政局。在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极少数的美国人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1929年为400万人，1930年为370万人。 [35]
到1936年，联邦政府支出已经占到GDP的9%，并且雇员人数占到全美劳动力总数的7%。罗斯福还在积极扩大征税群体的基数。20世纪20年代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相当于联邦非军事支出的三倍。到1936年，联邦非军事支出已经比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的总和还要高出许多。
光看数字还不足以完全了解美国政府变化的程度。推动新政执行的人们创建了两套机制来确保权力向华盛顿集中：一套机制是由联邦政府掌控的国内经济建设项目体系（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项目由全国性的基金来提供资金支持，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实际管理；另一套机制是把军费支出和老年人社会保障实现全美一体化管理。联邦政府赠予各州的资金从1932年占全国总支出的5.4%提升至1940年的8.8%（1934年最高时曾达到16.4%）。联邦政府通过立法监管的手段把自己的管控力延伸到所有社会事务上，包括银行业、电力公用事业、社会保险等。联邦政府还通过加征联邦收入税种（包括个人所得税、工资税和公司税）增强手中的权力，以此来为不断增加的联邦支出提供资金来源。
与此同时，罗斯福还不断发表赞扬大型政府的言论，逐步改变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对大型政府的偏见。在1934年9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他曾说过：“过去，我们依赖凭个人意愿开展自由行动的方式看上去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我们以政府这种有组织的管控力量介入社会事务的发展，看上去是有必要的。”他甚至用听上去很轻松的情绪宣称：“在面对当前这种经济困境时，美国民众只能求助于政府这种有组织的权力实体。” [36]
一个曾被人们视为社会发展最后的保命符的机构，逐渐为主流社会所接受。
罗斯福最狡猾的行动是创建了一种政府版本的由私人享有固定收益的机制，即后来最通行的个人退休计划。这一行动像魔法般把社会保险从原本的慈善行为（让人觉得卑贱且随时可能会被撤销）转变成了一种人们因支付了工资税而“理所当然要获得的权益”，个人付的工资税（雇主要补交一笔等额的钱）汇入一只基金，并不断获取收益。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这只信托基金出现余额不足的情况，那么人们能够获得的收益最多相当于他们当年曾经支付的款项。在现实操作中，每当这只信托基金的余额逼近于零的时候，美国国会总会想出办法来刷新基金的余额（通常是从财政总收入拨款，或者通过其他的立法行动达成同样的目标），这种行为使社会保险福利变成了政府直接承担的责任。个人支付款项的多少与个人最终获得养老金的多少没有准确的对应关系——当基金余额变得很少时，也肯定不会造成人们收益的减少。
不论如何，民众都把社会保险视为一种应享有的权利。罗斯福完全了解在民众群体中培养这种误解的重要性。有人曾经质疑过他为什么要用工资税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是通过个人所得税提供资金支持。他的答复是：“我们设置了这种根据劳动者的贡献来获得收益的体制，是让这些缴纳了工资税的人从法律、道德和政治的角度都有权利来收取自己的年金或失业保险。只要政府征收工资税，就没有任何一个政客敢于废除我提出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税种并不是经济手段，它们是纯粹的政治手段。” [37]
美国在向着新政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罗斯福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在国内政策上出现了接连的败局，但他在战争期间展现出的卓越领导才能，使他在失败面前得以挽回颜面。他创造的自由主义北方人和保守主义南方人的联盟，内部存在许多分歧：保守主义流派时不时就脱离这个联盟，和共和党人站在一边投票。二战结束之后，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实现全民覆盖。1946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每6人中只有1人能够按月获取收益，有1/3的工人被豁免缴纳工资税。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形成的“亵渎神明的联盟”常常对新政的推行设置障碍。 [38]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为了让南方民主党人站在自己一边，罗斯福必须同意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排除南方的农业劳动力和本地工人，目的是南方各州希望让黑人劳工“留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上”。 [39]
无论如何，罗斯福还是取得了持久战的胜利：他在华盛顿的权力核心地带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管理机器，并且说服了每一个美国人，社会保险是一种个人劳动挣来的收益，而不是一种慈善捐助。他创建的体系从政治角度来说无法被削弱，不论亵渎神明的联盟取得了何种临时优势，也无法对其做出伤害。
从政治评价到经济评价
衡量罗斯福新政的效果，最真实的评价标准并不是这项社会运动在推动政治联盟方面取得了多少成绩，而是这项社会运动是否把美国带出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罗斯福新政收获的更多的是负面效应。第二轮大萧条的出现，彻底否定了新政的积极作用。尽管1935—1936年，在罗斯福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这种复苏很快就失去了动力。罗斯福因为在公共事务领域创设了很多工作岗位，得到了人们的大肆表扬，但伴随这方面的进步而来的是私营领域工作机会的减少。1937年5月，短暂的复苏达到巅峰，即便在这个时候，全美就业率仍没达到1929年的水平。当年8月，经济再次开始走上下坡路。这一轮大萧条比摧毁了赫伯特·胡佛的那一轮还要惨烈。全美股票价值减少了1/3以上，企业利润下降了40%~50%。1937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钢铁产量比年中时的产量减少了25%。失业人口达到1000万，相当于全美劳动力人口的20%。
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罗斯福最成功的改革项目（对银行业体系的改革）方案是从前任总统那里继承来的。罗斯福本人是一个极具天赋的销售人员，而不是一个有天赋的政策制定者。与此同时，许多真的由他本人发起的政策根本不具备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即便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破坏作用。他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第二轮经济大萧条，也导致大萧条在美国持续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长。
罗斯福制造的最大的灾难就是他试图通过固定物价和各种立法干涉经济的运行。国家复兴署是一头奇怪的野兽：它一方面看上去像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资本主义版本，另一方面则像墨索里尼提倡的社团主义资本主义体制的美国版本，他们试图把占据非农经济4/5体量的企业都变成垄断集团。 [40]
国家复兴署鼓励大型企业通过行业内部协商制定本行业产品的价格，并约定生产这些产品所需支付的工资和产品的售价。国家复兴署强制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薪酬，同时接受工人的集体定薪议价。接受这些制度约束的企业将得到政府授权，在自己的营业场所展示蓝鹰徽章：200多万家企业很快加入了这个行列。不遵守这些规则的企业通常最后都被迫关门。蓝鹰很快成为美国各地商店窗户或者广告牌上常见的标志。被赋予国家复兴署领导职责的前任将军休·约翰逊（Hugh Johnson）成了美国当时知名度最高的人。1933年9月，25万美国人举着蓝鹰标志在纽约第五大道发起了大游行。到1934年，国家复兴署所制定的规则覆盖了500多个不同的行业，这些行业里的公司雇用的员工总数超过2200万人：这相当于私营非农生产企业77%的劳动力，或相当于全美52%的受雇人口。
国家复兴署的目标是预防产能过剩现象的出现，但其使用的手段过于官僚，以至显得荒诞不经——国家复兴署撰写的540项条文中，明确规定了每家企业可以生产什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可以卖多少钱。这些条文甚至强制规定消费者，什么情况下从鸡圈里直接买活鸡，什么时候从屠宰店买鸡肉，或者说什么时候他们能够随机分配到鸡肉。在这些条文的约束下，已经形成规模的企业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行业内部已经得心应手的企业蓬勃发展起来，因为这些条文让它们获得了有保障的市场份额，生产的产品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而这些高售价中的一部分就用来支付更高的工资。还处于行业外围的小企业则再也无法成长起来，不论它们多么努力，做出多么精巧的发明，也没有希望。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曾警告称：“同一行业的人极少聚集在一起，即便是为了玩乐或者消遣也很少碰面，一旦他们碰面只会产生出对公众有害的阴谋，或者他们会设计出精巧的方案来提高本行业的产品价格。”美国最主要的几家轮胎制造商（固特异、百路驰、风驰通）共同制定了国家复兴署所使用的轮胎规则。轮胎价格（以及汽车价格）迅速上涨。国家复兴署的官僚对那些胆敢向客户提供折扣或者在明令禁止的时间继续开工的小生产商都提起了公诉。
国家复兴署很快就招来了潮水般的批评，作为国家复兴署领导人物的休·约翰逊是一个酒鬼，经常会因彻夜狂欢而连续多日不上班，导致批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小企业抱怨大型企业利用国家复兴署的权势，通过高售价和严监管这些老虎钳一样的工具迫害自己。消费者则抱怨自己付出了更多的金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国家复兴审查委员会，在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带领下，开始表示一些担忧，他们认为有许多条文刺激了“小企业退出市场”，并加速了大企业“永远都在扩大的垄断进程”。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告诉罗斯福，国家复兴署“拖累了经济复苏的进程，特别是拖累了民众再就业的进度”。罗斯福为了回应民众的抱怨，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他的这些举措产生了与意图截然相反的效果，导致经济的紧缩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段时期，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创造性破坏的现象。
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国家复兴署大部分的行为都是违宪的，这其实给罗斯福帮了一个意外的（当然也是不被认可的）大忙（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国家复兴署违宪的关键案件，就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普通消费者是否有权决定在屠宰店买鸡肉的案件）。这一届政府对行业竞争持有高度偏见，这对罗斯福其他一些重点社会改革项目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美国司法部在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反垄断案件为年均12.5件，1935—1938年减至年均6.5件。《国家劳工关系法》强化了大型工会的权力，并且对私相授受行为视而不见。大量行业（如汽车、化工、铝业、玻璃和无烟煤）处于无竞争状态，商品售价和工人工资维持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前的水平。在美国经历最惨痛的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受保护行业的企业工人工资比历史最高水平还要高出20%。 [41]
《农业调整法》同样也是一团乱麻。这项法案试图通过综合利用拨备、价格垄断、转移支付等手段应对所谓的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政府向农户支付一定的金额，换取他们放弃在部分土地上的耕种。农场土地价格固定在以1910年购买力计算的最受欢迎的农场土地价格水平的高位上。磨坊主和农产品加工者被迫承担了这项社会改革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这整套体系都由农业部部长管控。
这项社会改革有很多明显的设计缺陷。政府（根据总统言论）在1/3国民都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还向农户支付款项，让他们不要进行生产。《农业调整法》颁布后的一年之内，食品和衣物的价格都出现了实际的上升。农业部在华盛顿雇用了上千名官僚和10多万名兼职人员，专职判断农户可以开垦多少土地，确保农户遵守政府制定的规则。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根据自己的观察评论说：“我们这个经济体不再是一个农业经济体，我们不再从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田里收获农产品，我们现在从华盛顿的走廊里或者从国会的委员会办公室里收获农产品。” [42]
有缺陷的设计必然导致不合情理的结果。农户发挥了最强大的创业精神来与国家制定的体系进行博弈——他们一边领取着国家发放的补助，把一部分农场荒置，一边在剩余的土地上种植同样数量的农作物。南方的棉花种植者在攫取政府补助这件事上做得尤其过分，他们把佃农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自己继续开展生产。 [43]
罗斯福新政带来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就是确定性——确定性使他们能够制订长远的生产计划或投资计划。在当时本就不稳定的商业环境下，罗斯福时不时地就调整政策和社会改革的优先级，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前后不一的政策大杂烩。在不同的年代，罗斯福曾用手中的政策来调整严重对立的问题，比如控制通货膨胀又控制物价，管控财政赤字支出又管控财政预算平衡，把企业集团化又继续反垄断，打击企业逐利的行为却又要求企业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荒野中开垦更多的土地却又把原本已开垦的土地交还给大自然。
罗斯福和他的幕僚经常以一种很随意的态度来制定有强大影响力的政策。1933年，在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下，罗斯福把美国置于了一种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的制度之中。他下令禁止私人拥有和交易黄金，迫使居民把手中的金币和金条兑换成银行发行的纸币。把黄金交易市场限定在中央银行之间的交易。他还武断地把金价固定在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比1835年以来通行的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价格出现了巨幅提升，他这么做其实主要是为了抬升物价，清除国家的债务负担，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债务。 [44]
他的政策在短期内发挥了一定的效果：1933年4月—1937年10月，按季度调整之后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均增长3.2%，但1937年10月—1939年8月，物价继续下跌，年均下跌3%。到1939年年底，物价仍然低于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
武断专横的政策制定方式导致的最血腥的后果就是生猪大屠杀。1933年，为了提升猪肉价格，时任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下令屠宰600万头猪仔。 [45]
全美的屠户磨快屠刀，全美的生猪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一位官僚的武断决策。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以政治上的理性决策来解释罗斯福新政期间推行的一些政策，但在这段时期内，许多个人所做出的武断决策都导致了整个经济体受到连带影响。
拉蒙·杜邦二世（Lammot du Pont II）在1937年写了一篇文章，向人们说明了从商业的角度大家是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的。
税制、劳工、货币，任何一个与行业发展相关的法定环境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税赋是会增加、降低还是保持原有水平？我们不知道。工人是必须加入工会还是可以不加入工会？……我们未来面对的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政府支出会增加还是减少？……对资本的使用和企业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新的限制？……我们现在猜都猜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46]
罗斯福把所有商人都当作一个特定的阶级进行批判，甚至对一些重要的商界领军人物进行个人批判，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国税局经常对反罗斯福的商业领袖进行审计，比如银行业的名门望族安德鲁·梅隆，梅隆同时也是胡佛任期内的财政部部长。事实证明，罗斯福所谓的“一流人格”实际上也暗藏着阴险狠毒、具有报复心的特征。这种令人反感的阶级斗争，让所有做生意的人既感到不安，也感到愤怒：如果有人把自己丑化为纯粹的投机商人，甚至被美国国税局单独拎出来进行审查，那何必继续做投资呢？连和罗斯福身处同一阵营的人也开始担心他发表的那些反商业精神的谩骂会带来不利于社会生产的结果。雷蒙德·莫利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说，他对于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讲话感到震惊，“这份讲话措辞粗暴，态度蛮横，充斥着煽动性言论。我开始质疑，为什么罗斯福还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其是否损害商业群体的利益”。 [47]
罗伊·霍华德（Roy Howard）是一名颇具同情心的记者，他曾警告罗斯福：“如果商界人士的恐惧情绪不能减轻，那整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出现实际的复苏。” [48]
阿道夫·伯利则警告称：“你不可能让政府和辖下的经济机械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他强调说，当时美国商界出现士气涣散的现象是有充分原因的：“事实上，过去5年中，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家企业逃脱了政府的审查，至少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政府攻击……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完全没有生产的动力……所以现在必须让这个群体的人重新找回工作动力。” [49]
罗斯福和商界的关系最佳的时候也只能用充满冲突来进行形容，最坏的时候当然是敌对状态，而罗斯福对劳工阶级完全可以用摇尾乞怜来形容——贵族出身的罗斯福是普通工人的朋友，也是普通工人形成的各种组织坚定的同盟者，特别是与工会组织站在一边。劳工是罗斯福新政大军中最重要的主体，工会主义者在1932年和1936年大规模集会，不仅是为罗斯福投票，而且也是为他的竞选奔走呼号。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或称《瓦格纳法》，严格限制了企业可以对工会采取的行动，却没有限制工会可以对企业开展的各种行动。工会有权组织工人，而雇主有义务与“合法认定的工会代表”展开谈判。这项法案同时强制执行了“同工同酬”的原则，这导致企业无法根据工人的工龄来给付薪酬，更不用说根据个人的技术来给付薪酬了。 [50]
全美各家工会迅速抓住宪法赋予的权力和短暂的经济复苏，把自己获得的优势充分利用起来。它们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也把工会组织的民众抗议行动从原本的反饥饿游行转变为工会大厅罢工。批量生产型企业，比如钢铁和汽车制造业的工会，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20世纪20年代，由于1919年钢铁行业大罢工的失败，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看法，那就是批量生产型企业由于工人工资偏高，而且企业主容易打击工会，所以这些行业的企业不容易出现工人工会化的浪潮，但《瓦格纳法》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加入工会的工人数量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从1935年的13%提升至1939年的29%，因工人罢工而损失的总工作天数从1936年的1400万天增至1937年的2800万天。
如果由技术工人组成的工会和由普通行业工人组成的工会之间不存在长期持续的内部斗争，那么工会化浪潮还会取得更大程度的胜利。美国劳工联合会1933年的会员人数为210万人，1936年增至340万人。在这一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压力，争议的焦点是要不要保留由传统手工艺工人组成的工会。1934年和1935年都召开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地点都在旧金山（参与者都是蓝领工人），但是年会上出现了严重分化，主要是保持传统观念的人与持有现代化观念的人存在分歧，因为持有现代化观念的人希望按照行业组织工会。在连续两年遭遇失败之后，现代化派系的工人在美国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的带领下，成立了“产业工会委员会”，旨在“为批量生产型行业的工人提供勇气和动力”。美国劳工联合会最初拒绝向产业工会委员会的400万名成员授予完整的会员身份，后来更是把这400万人彻底踢出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尽管这些激进分子在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中遭遇失败，但他们仍然对美国的大型批量生产型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破坏力最强的罢工发生在钢铁行业和汽车制造业，为数不多的几个已经下定决心的激进分子有可能导致整个工厂作业停滞。1936年12月30日—1937年2月11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场罢工，导致通用汽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一家大型工厂陷入停产，这场罢工被称为“通用汽车工人静坐大罢工”。
否定新政产生的社会效果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失业率：1939年，全美境内17.2%的人（相当于948万人）处于失业状态，而在胡佛任期的最后一年，失业率为16.3%（相当于802万人）。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编制了由16个国家的数据组成的失业率指数。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最低，仅为1.0%，当时16个国家的平均值为5.4%。到1932年，美国掉到了第8位，失业率为24.9%，各国平均值为21.1%。到1938年，美国掉到了第13位，失业率为19.8%，各国平均值为11.4%。 [51]
商业与大萧条
即便在没能充分发挥潜力的状态下，美国经济仍然是一头强大的野兽：例如，1938年是“大萧条中的又一场萧条”，在这种状态下，美国的国民收入仍然相当于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国民收入总和的两倍。 [52]
1936—1940年，美国经济增长了20%。全美零售商店的数量从1929年的150万家增至1939年的180万家。1920年，拥有冲水马桶的美国家庭占全美家庭总数的比例为20%，1940年增至60%。斯坦贝克笔下的乔德家族，虽然是贫困阶级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拥有能够承载一家人穿越整个国家的汽车。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社会中非常显眼的革命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持续发挥作用。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每小时劳动力输出以年均1.8%的增长率持续增长，多要素生产力以年均1.5%的增长率增长。电话和飞机等科技的进步，使人们生活的距离变得更短。1935年，西科尔斯基S–42型飞行船实现了首次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不间断飞行，总距离为2400英里。唐纳德·道格拉斯（Donald Douglas）推出了一系列航空技术方面的革命，把飞行行业的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拉长了飞行距离。DC–3型飞机于1935年问世，可以承载21位乘客，以每小时195英里的速度巡航，可以续航1000英里。如果进行三次中途加油的话，DC–3型飞机可以用15个小时实现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航程。在30年代末，全球90%的航空公司都购买了DC系列的飞机。尽管关税、战争、土地征用和汇率管制等多种现象仍然存在，但全球化的企业还是持续开展跨境贸易——其中的一些企业，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在不同的国家设立了“克隆”企业，让它们看上去和实际体验上都感觉更像“本地”公司，而不是全球化的公司。
尽管大萧条期间市场萎缩、政府扩大，但仍然给商人创造了很多机会。便利店行业出现了全面的繁荣：乔·汤普森（Joe Thompson）以“7–Eleven”这一形式创设了现代化的便利连锁店。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在这段时期崭露头角，这家公司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新的政府官僚对数据的需求（在《社会保障法》推出之后，联邦政府不得不为国内每一名雇员设立一份档案）。禁酒令的终结也让酿酒行业的人士看到了新的业务机会：欧文·乌伊莱因（Erwin Uihlein）抓住禁酒令终结的机会，复苏了自己家族掌控的施利茨酿酒公司，很快就把这家公司打造成全美规模第二的酿酒公司。
经济大萧条迫使各家企业更深入地思考如何达到收支平衡。美国领先的消费品公司宝洁公司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展现了一家公司是如何应对艰难的时势的。宝洁公司在广播节目上投入了大量的广告资金，以至这些节目被后来的人称为“肥皂剧”。20世纪30年代末，宝洁公司每个工作日都要购买5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那些令人兴奋的广播节目中间插播比较粗糙的汰渍洗衣粉和科瑞起酥油的广告。在这些现象发生的同时，正好也是美国各家企业重组的年代，企业赋予资深管理人管理特定品牌的职责，在这股浪潮中，资深经理人不仅有动力去发明新的产品，而且也有动力为这些产品塑造个性，以便面向客户进行销售。
20世纪30年代，由于全美企业都处于一种压缩不必要成本并抓住新出现机遇的状态，所以管理科学取得了重大进步。1933年，马文·鲍尔（Marvin Bower）遇见了詹姆斯·麦肯锡（James McKinsey），当时鲍尔获得了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商学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麦肯锡则曾经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并且自己创立了一家由会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公司。鲍尔当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有足够的职业经理人（银行家、律师、会计师等），这些人知道在企业破产之后如何重整一家公司，但没有一个职业经理人懂得如何预防企业走向破产。他成功说服了麦肯锡，在这家公司的职员名单上加入了一个新的序列，即管理咨询师。鲍尔有条不紊地把麦肯锡打造成了一家巨型公司，为几乎所有美国最伟大的企业都提供过咨询服务。直到2003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公司”的精神领袖。
在当时那个年代，美国继续展现出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擅长逃避现实的技能，这种技能在当时看来比其他任何一种技能都更具价值。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境况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企业家变得越来越善于包装白日梦。好莱坞迎来了黄金10年：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各家工作室拍摄了近5000部影片，观影人数大幅增长。华特·迪士尼在1937年推出了《白雪公主》，引入了与电影同样时长的卡通片，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形态，而在此之前，好莱坞的电影形式已经很多了，包括疯狂喜剧、音乐剧、警匪片和西部片等。米高梅电影公司则创造了一系列大片（确实也成了经典影片），其中包括1939年上映的《绿野仙踪》和《飘》。
查尔斯·雷夫森（Charles Revson）和马克斯·法克特（Max Factor）把面向女性销售化妆品打造成了成功的商业模式——这是针对W. H. 奥登（W. H. Auden）所形容的“低贱、不诚实的10年”的仙丹灵药。雷夫森在1932年大萧条发展到最严重状态时创建了露华浓公司，并且快速扩张了公司的业务规模。马克斯·法克特于1938年接管家族企业，随着大萧条中的第二轮萧条不断收紧对社会的控制，马克斯把自己的家族企业从原本为好莱坞提供化妆服务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全球化妆品品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也兴盛起来。内华达州立法机关于1931年将博彩业合法化，这主要是因为夫妻选择在经济状况比较糟糕的年份患难与共，就算赌博也不容易离婚。1935年，《大富翁》游戏一经推出，迅速成了最畅销的桌面游戏。通俗小说家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Erle Stanley Gardner，佩里·梅森探案系列的创造者）为数百万名读者创作了娱乐读物。
所有这些精力充沛的商业活动，在社会上制造了一个悖论：被人们视为“滞涨期”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多元素生产力增速实际上和经济全面繁盛的20世纪20年代一样快，而且生产力提高的行业数量更多。这种增长一方面来源于企业在面对危机时理性地关闭了生产力较低的工厂，这一点在汽车行业最为显著；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企业为未来的生产进行了提前投资，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与切萨皮克和俄亥俄铁路公司充分利用了当时廉价的劳动力、基础原材料对铁路进行升级换代。总体来说，铁路与公路货运的连接程度得到了整体提升。依赖科学和科技开展业务的企业则充分利用当时无所事事的学者来开展研究。制造型企业雇用的研发人员，1927年为6250人，1933年增至11000人，1940年增至27800人。
化工行业享受到了特别成功且富裕的10年。杜邦公司经过近10年的研发，成为第一家制造出人工合成纤维即尼龙纤维的公司。欧文斯–伊利诺伊公司是第一家发明钢化玻璃的公司，同样是经过高强度的投资研发才达成了目标，并且为此还专门创设了一家新的公司欧文斯–康宁钢化玻璃公司来进一步挖掘这种产品的价值。尼龙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原材料，不仅用于女性的丝袜，而且用于降落伞中。这段时期出现的其他重大发明还有1930年的氯丁橡胶，1933年的聚偏氯乙烯，低密度聚乙烯，1936年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1937年的聚氨酯，1938年的特氟龙和1941年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罗斯福在战争期间的复兴
使美国社会走出绝望情绪的并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二战。
战争在美国历史上扮演着完全与其名称不相匹配的角色：含标志着美国诞生的独立战争在内，美国历史上有1/4的时间在打仗（见表7–1）。
表7–1 美国战争时间表
（续表）
这些战争中有一些是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除了美国政府记载的11次正式战争外，这个国家其实一直在不断对美国印第安人发起挑战）。有一部分战争是为了生存而战：1812年，英国差点儿就掐死了这个在襁褓中的新生国家。美国内战也是一次为生存而战的战争，并且战争的结果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本质。这些战争都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影响。安德鲁·杰克逊、扎卡里·泰勒、尤利西斯·S.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5位总统因杰出的军事领导才能成了全美知名人物。美国引入了收入税，征得的税款主要就是为了给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每一次战争，尤其是美国内战，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大幅上行，而利率大幅上行本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隐藏着通货膨胀的危机。
二战是上面列举的所有战争中最昂贵的一次，1942—1945年，年均战争支出占到美国GDP的30%。战争支出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刺激。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军费支出占GDP的约1.5%（相当于14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支出已经增至830亿美元，超过GDP的36%。20世纪30年代，困扰美国的最大祸害就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战争期间，这一现象也消失了。战争使人们重新投入了工作——并且由于男性都到前线参战，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战争迫使各家企业开发新的技术以提高企业产出，以便企业为整个国家的战争贡献更大的力量。这场战争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国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1939—1944年，美国的实际GDP几乎实现了翻番。 [53]
这场战争奇迹般地把一个负面事件变成了一个正面事件：在和平年代，由政府替代数百万名消费者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在战争年代，政府作为唯一的消费者，成了最完美的消费者。政府购买坦克和飞机，签订的都是成本保利合同，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几乎不存在不确定性。美国政府做出的最明智的决策就是与本国大型企业联手合作，而并没有试图完全由政府自行生产军备，也没有把政府巨额的款项分散给小企业。战争期间，所有军事采购合同中有一半以上是由美国最大的33家企业完成的。仅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为美国整个战争期间的生产提供了1/10的产出。 [54]
亨利·斯廷森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你想要参与战争，或者为战争做准备，那你必须让企业能够在准备的过程中获利，否则企业就无法生存。”美国政府还充分利用了企业的竞争意识，例如，鼓励亨利·福特和亨利·凯泽（Henry Kaiser）开展竞争，看到底谁能为这场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让这种社会大团结的局面变得更完美，几乎所有的工会领袖都宣布“不会组织罢工”。
美国政府与大型企业的合作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奇迹般增长。这场战争凸显了美国作为一个拥有整块大洲土地的强国的自然资源优势，并且远离欧洲那个酝酿冲突的灾祸发源地：美国在所有基础生产原料方面都可以自给自足，并且其广阔的工业生产核心地带完全不会受到日本和德国轰炸机的威胁。这场战争充分展示了自美国内战以来就不断积累实力的大型企业所拥有的超然卓绝的实力。在这场战争期间，美国生产了8.6万辆坦克、1.2万艘战舰和商船、6.5万艘小型船只、30万架飞机、60万辆吉普车、200万辆陆军卡车、19.3万架大炮、170万把手枪和步枪、410亿发子弹，从消耗资源最多的角度来说，还生产了两枚原子弹。有一份测算指出，当时美国每名工人每小时的产量相当于德国的2倍或日本的5倍。
战争期间，两个最令人称道的生产力大实验室分别是亨利·福特在威楼栾建立的工厂和亨利·凯泽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修建的造船厂。亨利·福特在底特律西南方35英里处建起了巨型的威楼栾工厂，在工厂建成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生产出了B–24型轰炸机。在生产高峰期，威楼栾工厂的工人总数超过4万人。小说家格伦登·斯沃索特（Glendon Swarthout）曾对这家工厂“疯狂的、令人折服的巨型体量”表示震惊。查尔斯·林德伯格把这个工厂称作“机械化世界的大峡谷”。 [55]
随着战争向前推进，这家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1943年2月一个月之中生产了75架飞机，1943年11月一个月之中就生产了150架飞机，在巅峰时期，也就是1944年8月的一个月之中，生产了432架飞机。
亨利·凯泽像得了强迫症一样逼迫自己去完成政府下达的订单，为此，他彻底革新了整个造船业。1941年，打造一艘自由轮需要355天。6个月之后，生产同样船只的时间缩减至原来所需时间的不到1/3。1942年11月，在一次试验场景中，造船厂的工人在4天零15个小时26分钟时间里组装了一艘船——尽管这种速度无法长期保持，但造船所需的平均时间缩减至17天。这为亨利·凯泽带来了受人尊敬的外号“船业大王”，同样也为他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凯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他放弃了传统的造船方式，传统造船是从龙骨开始向上修建，一个铆钉接着一个铆钉，持续地付出大量劳动力，而凯泽引入了一种用预先生产好的零件批量化组装的生产方式：巨型的里士满造船厂从传统造船厂变成了一条庞大的组装线，数十万名工人共同劳动，每个人只负责造船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
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进步，美国不仅生产出大量的战争机器，而且生产出了大量的消费品。二战期间，英国和德国的消费经济几乎全盘崩溃。在美国，1940—1944年，用实际购买力计算，消费者支出增长了10.5%。美国的普通人在化妆品、丝袜和电影方面的消费可以算得上攀比炫富。连博彩业都出现了兴旺发展的局面：1944年，喜欢赛跑类赌博的人在赛马上投入的赌资是1940年的2.5倍。战争期间，美国新设了50万家新兴企业，新建了1.1万家超市。 [56]
为民主而打造的兵工厂，同时也成了大众消费的圣殿。
资本主义的兵工厂
战争年代的经济增长为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府在新型工厂和工业生产设备方面投入的资金，实际上增加了整个国家的资本储备，这些新的工厂和生产机械之后都进入了私营生产领域。例如，1940—1945年，全美机械工具数量实现了翻番增长。政府由于在战争期间实施了在职培训计划，无意之间提升了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状况。例如，士兵由于在战争期间要自己动手维修吉普车，所以从前线退伍之后也具备了新的技能。各家工厂的工人（包括女工）重新回归平民生活之后，工作技能也得到了提升。
所以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个国家的批量生产体系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美国的社会基本架构也促使所有生产力要素朝着发挥批量生产体系最大化效能的方向一起努力，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具备充分发挥生产体系最大化效能的人力资本。
这种社会体系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批量生产以数量取代质量，以可预测性取代人工参与。这在战争持续期内经济兴盛的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美国人完全专注于提升产量而非质量，所以美国的产量比德国和日本都要高。德国国防军所使用的是工程技术非常高超的机械，但数量比较少，其中包括425种不同的飞机、151种卡车和150种摩托车。美国人则生产了大量同种类的批量生产的战马。在战争期间，这是制胜的法宝：在1944年发给希特勒的备忘录里，德国军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强调说：“美国人懂得如何用简单的组织方式来开展生产，所以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相比之下，德国人“受制于陈旧的生产组织方式”。 [57]
长远来看，批量生产变成了美国的掣肘，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逐步学会了如何把质量和产量结合在一起——德国人专注于研发高质量的特种机械，而日本人则开发出了丰田生产体系。
美国社会沉迷于批量生产，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这种现象变得更具危害性——1935年颁发的《瓦格纳法》全面释放了工会组织的力量。虽然在战争期间受到短暂压制，但在战后的经济大发展年代，工会力量再次被强化。工会利用对批量生产体系的控制权来争取相对偏高的工资，还不断索取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的免费社会福利。除此之外，他们还拒绝引入新的生产理念，比如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
直到数十年之后，人们才清晰地意识到其中潜藏的问题。后文我们将铺开讲述战后经济增长年代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牢记，这些问题都是美国伟大的造福机器的设计缺陷所带来的。
[1] Charles R. Morris, A Rabble of Dead Money: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Global Depression,1929–1939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7), 111–12.
[2] Charles Rappleye, Herbert Hoover in the White House: The Ordeal of the Presiden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103.
[3]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1929–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4] Ibid., 41.
[5] Ibid., 40.
[6] Ron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ew York: Touchstone, 1990), 302.
[7] Ibid., 346.
[8] Alan Greenspan, 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 2.0: Risk, Human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Fore casting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3), 73–87.
[9] Alan Greenspan, “The Crisi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0.
[10] Adam Cohen, Nothing to Fear: FDR’s Inner Circle and the Hundred Days That Created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1.
[11] Harold Cole and Lee Ohanian,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no. 4 (August 2004): 779–816.
[12] Burton Folsom Jr., New Deal or Raw Deal? How FDR’s Economic Legacy Has Damaged America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08), 2.
[13] Liaquat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131.
[14] Ibid., 164.
[15] 1盎司≈28.3克。——编者注
[16] “The Battle of Smoot-Hawley,” Economist, December 18, 2008, https://www.economist.com/node/12798595.
[17] Douglas A. Irwin,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Chicago: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86.
[18]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77.
[19] Had there been only one bank all checks would clear the same bank. In such a clearing ar rangement defaults would not occur. Four banks reduce the risk of financial contagion relative to twenty-five thousand banks.
[20]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4.
[21] Ibid., 173–74.
[22] “Hooverville” was coined by Charles Michelson,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s pub licity chief.
[23] Chernow, The House of Morgan, 314.
[24] Morris, A Rabble of Dead Money, 245.
[25] Cohen, Nothing to Fear, 60–61.
[26]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21.
[27] 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9.
[28]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53.
[29] Ibid., 276–77.
[30] Cohen, Nothing to Fear, 286.
[31] Ahamed, Lords of Finance, 441.
[32]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181.
[33] Robert Underhill, The Rise and Fall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New York: Algora Publish ing, 2012), 46.
[34] Cohen, Nothing to Fear, 47.
[35] Michael Barone, Our Country: The Shaping of America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31.
[36]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280.
[37] John F. Cogan, The High Cost of Good Intentions: A History of U.S. Federal Entitlement Pro gram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3.
[38] Ibid., 139–60.
[39]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Norton, 1994), 385–403.
[40] Cole and Ohanian,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779–816.
[41] Ibid..
[42]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157.
[43] Folsom Jr., New Deal or Raw Deal?, 71.
[44]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197.
[45] Barone, Our Country, 71.
[46]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351.
[47] Ibid., 282.
[48] Ibid., 283.
[49] Ibid., 351.
[50] Cole and Ohanian, “New Deal Polici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779–816.
[51] Folsom Jr., New Deal or Raw Deal?, 242– 44.
[52]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617.
[53]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536.
[54]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621.
[55] Ibid., 653.
[56] Ibid., 646.
[57] Ibid., 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