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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反抗自由放任主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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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反抗自由放任主义的年代
美国历史上，只要遇到重要事件，必然伴生伟大的演说，比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约翰·肯尼迪的就职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发表的《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d）演说也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这场演说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演说者代表大多数民众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而且在于它标志着美国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转折。
1896年7月，布赖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上发表演说，当时他年仅36岁，原本是一名记者，受到一位内布拉斯加州前国会议员的煽动才参与政治，在民主党那些资深元老面前，他只不过是个毛头小子。当时美国乡村的社会舆论已经呈现出燎原之势。支持布赖恩的人通过掌控民主党办事机关，为他的登台亮相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布赖恩可以算得上同龄人中最伟大的演说家，他声音洪亮，“如同教堂的钟声一样振聋发聩”，而且他在语言方面也颇具天赋。他用尽书本可以教给一个人的所有辞藻，让所有听众都深深陷入为争取正义而揭竿奋起的狂热状态。 [1]
以往提倡实行金本位制的人，习惯性地认为使用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会导致国家商业利益受损，而在布赖恩看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
“拿工资的劳动者与他的雇主同样都是商人，乡下的律师和大都会的企业法律顾问也同样都是商人，在街角路边开小卖铺的人和纽约的大亨也同样都是商人。”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与经销粮食的经纪人一样，都是做生意的人。既得利益集团给来自乡村的激进分子贴标签，称他们是寻衅滋事分子，但是，如果寻衅滋事的初衷是保卫自己的家园，谁又不会这么做呢？“我们请愿，但被无情地嘲笑。我们卑躬屈膝地恳求，但他们一笑而过。”既得利益集团抨击他们是单方面代表乡村利益的特殊小群体，但是宣扬金本位制的人难道不是城镇利益的特殊代言人——难道城镇不是“依靠广袤且肥沃的田园”才得以生存的吗？“放火烧掉城镇，抛弃农耕田园，难道你以为城镇还会像变魔术一样重新发展起来吗？但是，如果烧掉的是农田，春草还会在每一个城市的废墟里蓬勃地生长起来。”支持金本位制的人已经放下了武装，人民有义务做出回应。布赖恩用煽情的辞藻为自己的演说画上了句号。
如果他们胆敢侵犯乡村田园，如果他们胆敢宣示金本位制是一种良性制度，那我们必然抗争到底。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他们代表了企业的利益，代表了劳动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所有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如果有人还想实行金本位制，我们的答复只有一个：你无权把这个荆棘编就的环冠强加在劳动者的头颅上！你无权以黄金十字架为名牺牲全人类的利益！
在他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布赖恩低下头颅，张开双手，仿佛他就是受难的耶稣。听众一时陷入了沉寂。当他们意识到演说已经结束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伴随听众的欢呼声和口哨声。民主党大会立刻采纳了银本位制思想，并于次日正式提名布赖恩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此次大会之前的几十年里，民主党内占主导优势的都是支持大型企业集团，特别是支持金本位制的群体。他们选出从骨子里就是彻底保守派的格罗弗·克利夫兰作为群体的领头人。在这段时期，反对金本位制的声音也在不断增强，农户抱怨连年遭遇通货紧缩，“银币政策者”（包括绝大多数银矿矿主）则提出使用白银是一种更人性化、更便利的替代性货币政策。在这一次民主党大会期间，追随克利夫兰的群体被批评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被批评为野蛮的拜金主义思潮的走狗。戴维·本内特·希尔（David Bennett Hill）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他原本希望继续推动克利夫兰一方的理念，但他发现这项工作似乎很难取得进展。一名记者采访他：“为什么你从不展露笑容，看上去也总是不高兴？”希尔回答说：“我在葬礼上从来不苟言笑。”
尽管这是一场精彩的演说，但它对布赖恩的事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由于对金本位制存在分歧，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分化，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和党取得了美国的政治主导权。由于布赖恩把金本位制问题提到了台面上来讨论，这个原本不成文的货币政策反而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法律。1897年，威廉·麦金利就任美国总统，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金本位法案》，黄金成了所有货币的一般等价物。
银本位制只是布赖恩失败的案例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党遭遇了三次重大挫折（分别发生于1896年、1900年和1908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期间，布赖恩担任国务卿，他明确禁止在任何外交活动场合饮酒，似乎是想让所有外交人员戒酒，或许这也是当时美国外交事务充满分裂情绪的原因。他还曾反对美国加入一战。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曾因教授进化论而被田纳西州政府公诉，当时布赖恩也给州政府提供了帮助。罗斯福把他叫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H. L. 门肯（H. L. Mencken）则批评他是“一个可怜的乡巴佬……一个被幼稚的神话冲昏了头脑的人、一个近乎得了神经病的人，他憎恨一切与知识、尊严、美丽、精致、高贵有关的事物”。 [3]
布赖恩似乎总是能在事件发生的晚期获得成功。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于1925年开始编辑他的回忆录，据她称，不论布赖恩一生中失败了多少次，他所倡导的政策仍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成功，其中包括联邦个人所得税、公民选举美国国会议员、妇女投票权、设立美国劳工部、更加严格的铁路运输行业监管政策、货币改革，以及在各州层面提出了多项动议和实现全民公投。这些政策在布赖恩死后逐步变成了现实——美国最终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准确的时间是1971年）彻底放弃了金本位制。
布赖恩最伟大的成就应该是他延展了政治的触角。在他之前，有权有势的美国人都认为金本位制是世界运转的不可辩驳的公理，而非人为的政治制度。布赖恩则强调，金本位制是一群人（投机者）为了折磨另一群人（农户）而强加的十字架。布赖恩把对金本位制的质疑延伸到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思辨之中。在他之前，有权有势的美国人通常把市场规律看作自然规律。布赖恩和他的同盟者则认为，政治家可以为了大众利益平息市场波动。
格罗弗眼中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理解布赖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对社会造成了多么强烈的冲击，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被布赖恩取缔的民主党党魁。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唯一一个两次不连续当选美国总统的人：他是第22任和第24任美国总统。他也是唯一一位在白宫内结婚的总统。他信奉稳健的货币政策、小型的联邦政府和自力更生的生存态度。（他曾说：“那种希望依赖政府提供父母一样的关爱的想法……会导致我们自力更生的国民性格被弱化。”）不论特定利益集团、公众意见还是经济盛衰，都无法改变他像公牛一样坚持自己的原则。（克利夫兰的体格和脾气都很像一头公牛，他的体重曾达到300磅。）1887年，他曾一票否决向遭遇旱灾的得克萨斯州农民发放种子的提议，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宪法中没有任何依据来支持联邦政府做出这样的拨备……我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应该被扩大到挽救遭遇困境的个人，这种行为与提升公众服务和大众福利没有任何恰当的必然关联。”即便是1893年银行倒闭引发金融恐慌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自由放任式原则，当时工业生产减少了17%，失业率攀升了12%。到1894年中期选举时，大量投票人都转投共和党阵营，而克利夫兰还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干预了普尔曼大罢工，以保证铁路和邮政业务能够正常运转。他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依据，获得了法院的禁止令，强制终止了罢工，并且对当时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头人尤金·V. 德布斯（Eugene V. Debs）提起了公诉。
在克利夫兰成长的年代，美国的政府雇员规模很小，这既是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社会理想。即便到187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数仅为51071人，其中36696人是邮政工人。非邮政体系联邦政府公务员对普通民众的比例为1∶2853。 [4]
抛开美国内战期间的支出不算，1800—1917年，美国各级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总支出远远少于GDP的10%（见图5–1、图5–2）。
在那个年代，美国国民一辈子都不需要和联邦政府打什么交道，和联邦政府产生的唯一联系就是邮政。当时的4月15日和其他所有春天里的好日子一样：没有人会在这一天想起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华盛顿特区可以算得上当时全球最昏沉的首都：这里没有美联储来看管全美的货币政策，没有教育部，没有商务部，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机关。住在白宫里的人几乎无所事事，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让克利夫兰不得不做点儿事情的话，没有人能给他打下手：他得自己接听电话，如果想要出门还得自己打开前门。
如果说当时人们能感受到政府的存在，那么这种存在感也一定处于最低水平。总的来说，政府从美国经济中提取的费用，每1美元只提取8美分，而其中有6美分用于地方政府支出。从很多方面来说，那个年代的美国政府仍然是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一书中所描述的——由城镇议会组成的政府。
图5-1 美国政府支出（1800-1917年）
图5-2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1800-1917年）
当时的美国政府生活在巨型企业的阴影之下。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 埃利奥特（Charles W. Elliot）在18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论美国民主的行为方式》（The Working of the American Democracy）中描述了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差异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波士顿–缅因铁路公司雇员总数为18000人，年收入总额为4000万美元，收入最高的职业经理人每年可拿到35000美元；同一时期，马萨诸塞州政府雇用了6000名公务员，财政总收入为700万美元，收入最高的公务员一年能拿到6500美元。 [5]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全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高速发展并没有受到华盛顿的任何干预。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经营权到期，直到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才创设了美联储，这77年之间，整个美国没有中央银行，也谈不上有任何货币政策，仅仅是实行金本位制而已。生活成本每年仅上升0.2%，可以忽略不计。雇主招聘和解雇工人有完全的自主权。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移民保持长期开放的政策（但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则不是这样，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把中国移民拒之门外）。大多数美国人都对这种社会经济运行方式表示满意：当时全社会的主流思潮就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只需要一种稳健的货币和一份《权利法案》，自由市场能够帮人们实现其他所有想要实现的愿望。
美国国父们以非常细致认真的态度对州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都设置了界限。他们把人民拥有的权利写入《权利法案》。他们把政府拆分成不同的分支，从而达成权力制衡的结构。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写道：“在创设一个以人管人的政府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首先要赋予这个政府治理民众的权力，其次要强制这个政府约束自己。”他们还在美国的政府体制中嵌入了一种优选的理念。国会议员的任期为6年，目的是确保他们能够长期监察政府行为——乔治·华盛顿曾把国会比作一个小盘子，喝茶的时候可以先把茶水倒入这个小盘子里冷却一下，这一比喻后来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名言。国会议员由各州立法机关指定，而并非由民众选举，这么做能够确保这些人是从全社会“素质更高”的人中精选出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则可以终身任职。
安德鲁·杰克逊任总统期间，美国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数量急速增长，美国国父们设置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一时期遭遇了挑战。19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白人男性都拥有了投票的权利，而且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口占比很高：1876年有83%的人投票，1888年有81%，1900年有74%（见图5-3）。在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父们为防止民主过度发展而设置的障碍仍然有效，这一方面是因为华盛顿决策机构内部分裂，另一方面是因为刚刚获得选举权的社会民众并不指望从联邦政府身上获得太多好处。
图5–3 美国投票人参与度（1824—2012年）
在林肯和罗斯福两位总统之间，美国遭遇了一连串被动执政的总统。许多作家争相发表对这种现象的哀叹。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于1888年出版的经典专著《美利坚合众国》（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中有一整章用来讨论“为什么伟人没有当选总统”这一议题。莫顿·凯勒（Morton Keller）曾写道：“19世纪美国的总统在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端都是如同高山一般的伟人，但中间这段时间可谓是由平庸之人形成的一片洼地。”安德鲁·杰克逊从未上过学，从未正式学习过写字，最后还是他的妻子教他写字的。格罗弗·克利夫兰从未拜访过欧洲，也从未到过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国各地，他到白宫就任总统时才第一次看到华盛顿特区。我们现在无法清晰地判断这一历史现象是否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布赖斯在自己的专著中指出，这一连串平庸的总统或许满足了美国当时的社会需求：他提出“在美国进入政界的具备一流能力的人比欧洲各国都要少”。这或许是因为公众事务不如“开发一个国家的物质资源”那么令人兴奋。 [6]
政府内部的分裂导致在任总统被动执政的现象更加恶化。1874—1894年的20年间，美国两度短暂出现了由一个政党同时掌控总统职位和国会的情况——共和党于1889—1891年实现了这个目标，民主党于1893—1895年实现了这个目标。19世纪90年代中期，终于由比较亲商业的政党打破了这种僵局。在接下来的16年里，共和党人控制了联邦政府，他们对政府的掌控力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时任共和党主席马克·汉纳（Mark Hanna）是一位来自克利夫兰的铁矿大亨，在推动威廉·麦金利当选美国总统这件事上，他出的力比任何人都多。当时的众议院议长“乔大叔”坎农（“Uncle Joe” Cannon）曾发表过一个惊人的言论，他说：“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成功的地狱。”这句话让每一位社会改革家都感到困惑。 [7]
美国最高法院成功扮演了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最警觉的守护者。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中曾规定“州政府未经恰当的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项修正案原本是为了保障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法定权利，却被用于否决许多意在加强商业管控的图谋。在1886年的圣克拉拉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让世人都明白了，企业被视作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因此企业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在1895年的波洛克诉农户贷款和信托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否决了联邦个人所得税。在美国国家政府诉E. C. 奈特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彻底废除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政府曾发起针对美国制糖公司的反托拉斯案，联邦政府认为这家公司控制了全美98%的成品糖供应，因此在这个案件中联邦政府肯定能够打赢官司。相反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在制造领域的垄断并不代表在商业贸易领域形成了垄断，因为制作产品与交易商品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关联。
美国最高法院在涉及劳工的案件中以最严格的程度来保护契约自由。在1893年的托莱多、安·阿伯和北密歇根铁路公司诉宾夕法尼亚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由单独一个工人所采取的行动（离职）如果是因企业兼并而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非法的，1897年，伦农大法官单方面证实了这项决策。这项判决产生的实际效果就是使工人罢工变成了非法行为。在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市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取缔了一条纽约地方政策，这条地方政策禁止面包房的雇员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或者每周工作总时长超过60个小时，美国最高法院取缔这条规定的依据是它违背了契约自由精神。1918年，美国最高法院取缔了1916年生效的《基廷–欧文童工法案》，这项法案的初衷是禁止童工生产的产品进入流通环节，而美国最高法院取缔这项法案的理由是，它试图管控商品的生产，因此侵犯了原本应该由州政府行使的权力。
在货币领域发挥着与美国宪法同等效力的就是金本位制。提倡实行金本位制的人掌控了全美权力最大的经济领域的职位（包括总统、财政部部长和全美最大的几家银行的一把手），而其背后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自从有可追溯的历史以来，黄金就一直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交易媒介，因此也是价值的载体。一个自由社会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诱因，误导人们去破坏货币的使用规律，而黄金的供应量有限，自由社会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现实来抵御这种不良的企图。全球范围内，人们普遍认可黄金是一种交易媒介，这使跨境交易变得更加便利。
自建国开始，美国人就热衷于讨论“硬”货币和“软”货币的对比，它们各自的好处到底有哪些。美国国父们（特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必须以一种实体金属作为价值的载体，这是一种所有人都必须信任的金属，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有效运营。1834年以前，美国人在到底用白银还是黄金作为价值载体这一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最初，美国人选用以金衡盎司计重的白银来定义美元的价值，但在同一时期也发行黄金铸币，黄金的价格与白银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为了给数不胜数的战争提供资金支持，曾反复放弃对“硬”货币的支持。因为通过财政税收或者海外借贷无法及时筹措到战争所需的款项，所以发行纸币成了支付军饷和购买武器的唯一可行方式。即便发行纸币的行为在短期内能够产生效果，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必然导致经济陷入长调整周期：乔治·华盛顿于1775年发行了大陆货币，短期内获得了支付部队的军饷和购买军粮的能力，在发行之后的几年中也产生了实际效果，但最终这些纸币还是变得一文不值。
美国内战是这种政策选择的一次典型案例。内战期间，北方和南方都发行了各自的法定货币，战争结束之后，人们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才使美国的货币重获战前的价值。南方各州在战争中的经济遭遇可谓灾难性的：它们发行了价值5亿美元的“灰背”纸币，这些纸币无法兑换黄金，并引发了超级通货膨胀，很快，南方的纸币就变得一文不值。南方各州的人根本无法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易，更不可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开展交易。北方各州发行了“绿背”纸币，它们的这种经济实验做得更谨慎，即便如此，所造成的后果也花费了很多年才逐渐消除。1875年颁布的《恢复硬币法案》强制联邦政府在1879年1月之前收回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绿背”纸币，这才使美元的价值回到了战前水平，也就是每金衡盎司黄金等价于20.67美元。
1859年，人们在内华达州卡姆斯托克矿区发现了大量银矿储备，这导致关于基础货币选择的辩论变得更加复杂。白银供应量大幅提升（从1858年的2000磅提升至1864年的719000磅，再进一步提升至1876年的250万磅），白银价格下跌（从1864年的每盎司2.73美元下跌至1902年的每盎司0.53美元），美国西部的银矿大亨想出了一个精明的方案来重新抬升白银的价格，即强迫联邦政府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并用这些白银作为国家的货币。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购银法案》可以称得上美国历史上一份最特殊的由特定利益集团推动的立法。这项法案迫使联邦政府购买所有银矿生产的成品，即相当于每月购买数百万磅的白银，并且必须把这些白银制成硬币。除了这一层影响外，这项法案的施行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失去稳定性。这项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以定向发行国库券的方式购买白银，而这些国库券可以兑换成白银，也可以兑换成黄金。在贵金属交易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格比政府法定的白银和黄金的对价要低很多，所以投资者获得了一种魔法般的赚钱之道：他们在贵金属交易市场上买入白银，将这些白银送到财政部换取黄金铸造的美元硬币，然后再将这些黄金铸造的美元在贵金属市场上卖出。他们获得的收益远比当初他们购买白银时的支出要多，然后他们就可以买入更多的白银带到财政部去换取更多的黄金铸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套利到巅峰状态，那么美国的黄金储备量一定会变成零。
美国东海岸定居点的人民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来自西部银矿大亨和中西部农民的压力，试图挽救黄金。格罗弗·克利夫兰向国会施加压力，于1893年废止了《谢尔曼购银法案》，强行中断了投机者对美国财政部黄金储备的挤兑。持保守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宣称，黄金是抵御经济混乱和避免社会文明走向崩溃的坚实堡垒。《芝加哥论坛报》是一家有影响力的共和党报纸，其将那些提倡使用法定货币的人比作当年巴黎公社那些不切实际的革命者。《伊利诺伊州名人录》（Illinois State Register ）是一家有影响力的民主党报纸，其不仅将宣传使用法定货币的人称作“通货膨胀论者”，而且直接将他们叫作“疯子”。 [8]
随着旧时代稳定性逐步消解，自由派更加疯狂地希望保留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看上去似乎能够自我证实其存在的必要：社会上批评金本位制对经济造成伤害的声音反而成了金本位制“正在发挥作用”的证明。 [9]
批评金本位制的人把其他人崇拜这种黄色金属的现象看作一种原始的怪癖，但事实绝非如此。黄金的交易价格占一篮子固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比例长期维持稳定。1717年，英国铸币局局长牛顿勋爵定义了每4.25银质英镑等价于1金衡盎司黄金。这个价格一直维持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为止。美国在1933年追随英国的脚步，放弃了金本位制。19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所取得的增长并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重大影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称道的现象。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美国银行家所展现出的“官方自由主义精神”，折射出当时社会上受教育群众的普遍共识。当时美国人民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广泛且传播较为深入的共识，那就是市场是一个严肃而仁慈的统治者：遵循市场规律，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富有；违背市场规律，不仅整个社会会变得更加贫穷，而且有可能招致各种难堪的后果。比如，设置最低时薪就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理念不仅在学校的经济学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很多其他学科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是一位美国圣公会的主教，他曾说过：在个人所能获得的财富和上帝给予的仁慈之间“有一个基础的等式”。 [10]
律师则相信契约自由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核心精神。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个尊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学派出现，他们提出，自由放任主义既得到了进化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上帝的支持。
社会达尔文主义起源于英国。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人类身上，开创了他所谓的优生学。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是一名为《经济学人》（Economist ）杂志工作的记者，他精细地阐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但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了现在人们熟知的经久不衰的名句：“适者生存”和“弱肉强食”。美国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热情把这些理念引入美国。斯潘塞可以称得上内战结束之后美国最受人尊重的社会知识分子。用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来说：“他是一位伟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也是思想界有史以来一位数得上号的巨匠。” [11]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则在耶鲁大学宣讲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个国家有权有势的商人特别钟爱社会达尔文主义。詹姆斯·J.希尔曾提出：“铁路公司所创造的财富由适者生存这条法则决定。”洛克菲勒把创建一家伟大的企业比作种植一朵称作“美国丽人”的玫瑰，在他看来，“适者生存既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定的法则”。卡内基曾邀请斯潘塞到匹兹堡的钢铁厂参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让他们可以向世人说明为什么“更高层次的人”应该尽可能地获得自由权。当他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会发现更多有效的方式来整合土地、劳动力和金融资本。由于其他人都会跟随这些上层人的脚步，所以整个社会也会向前发展。如果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他们还会把自己多余的财产和精力用于开展慈善事业，把他们在重整钢铁和石油方面的天分用于重整这个国家的教育、福利和医疗。如果把他们的双手束缚住，整个社会只会因此遭受损失。 [12]
美国文化中有一种对自立和向上发展的坚定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已经达到饱和的程度。卡尔文·科顿（Calvin Cotton）曾提出：“这是一个由自力更生的人组成的国家，他们自力更生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更为明显。”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在1873年出版的英国版《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 ）一书的前言中坚称：“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感兴趣的图谋，在梦想和图谋的指引下，他们不断取得社会意义上和金钱意义上的进步。”霍拉肖·艾尔杰（Horatio Algeria）撰写过一本普通人依靠辛勤劳作成长起来的故事书，此书销量达到数百万册。奥里森·斯韦特·马登（Orison Swett Marden）于1894年出版的《伟大的励志书》（Pushing to the Front ）一共重印了250次，此书的主要观点是，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决心和精力，他就能获得成功。进入美国的移民通常都是为了逃避欧洲各国的专制政权，他们来到美国，也是因为对这里的机遇和获得成功的机会充满信心。
所以说，格罗弗·克利夫兰任总统期间的美国是当时全球格局的门外汉：美国可以称得上当时全球范围内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对经济事务最自由放任的国家。这个国家80%的白人男性有投票权，但是他们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限制商业活动的自由，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体制对这种意图做出了限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认为个人生活由个人创造，政府不欠自己任何生活所需。
188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对政府权力的制约遭遇了两项社会运动的挑战：一项社会运动是美国乡村和城镇都出现了反对现状的政治游行，另一项社会运动就是出现了一股进步主义思潮，其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对于“国家”和“市场”的概念。不论这些社会运动如何发展，它们的根基都来源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一场革命，即巨型企业破坏了自由放任主义运转的基本逻辑。在罗斯福和威尔逊这两位总统的主导下，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民众情绪逐步转变为实际政策。
对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取舍
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使人们开始质疑许多社会现状，其中就包括对自由放任主义核心宗旨的质疑：自由放任主义教条在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由小规模独立小商贩和广阔无垠的土地共同构成的社会中是能够发挥引导作用的，但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大型企业跨越各州界线雇用数千人为其劳作，同时有数百万人涌入大型城市的社会阶段时，这种教条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第一个打破自由放任主义魔咒的就是铁路公司。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是长途运输乘客和货物的最有效方式，各家铁路公司很快就意识到，由于自己的经营规模十分庞大，它们不得不与政治发生联系。铁路的运营引发了关于跨州商贸的问题，因为铁路线在各州的边界之间交错往来。它们也引发了关于大众利益的社会大辩论，因为它们手中掌握着许多其他行业的命运，其中就包括广大农户的命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提出了对土地征用权的需求，从铁路运营的本质来说，铁路线将穿越其他人所拥有的土地。因此，整个铁路运营的商业模式使公司与政府的往来成了一种必要：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廉价的土地，说服它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铺设铁轨。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人也意识到铁路行业是所有商业贸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行业。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第一份关于允许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的判决就是与铁路行业相关的。在1876年的芒恩诉伊利诺伊州政府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认定铁路是一种“披着公众利益外衣”的特殊资产，因为公众别无选择，只能使用铁路公司的服务。这意味着各州政府获得了代表公众利益管理铁路定价的权利。 [13]
美国第一项全国性商业法规也是因管理铁路行业的需要而产生的。1887年颁布的《州际贸易法》由克利夫兰签署生效，在这项法案的支持下，美国政府设置了州际商贸委员会，其职责就是确保铁路定价公平合理，并且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定价歧视事件。在一战期间，铁路还曾（短暂地）成为第一个被国有化的行业。美国甚至为了满足铁路运营的需求而实现了时区的“国家统一化”。在遵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时间是由地方管理的：每个城镇的大人物在太阳直射本地的时候都会把城镇的大钟设置为中午12点。这一做法给铁路运营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铁路的运营需要跨越整个美国大陆来进行协调：如果列车因时刻不一致而发生碰撞，将造成惨烈的后果。1883年11月18日，在这一个周日，美国把自己划分为两个标准时区，从此铁路运行时刻表的协调变得更为简单。 [14]
各家铁路公司的老板可以算得上美国历史上第一群呈现出黑帮兄弟会特征的资本家。他们收买政治人物，贿赂法官，用亨利·亚当斯的话来说，一家又一家的铁路公司把自己变成了“本地独裁者”。1867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几位主管联合成立了动产信贷（Crédit Mobilier），这家建筑公司从铁路建设项目中挪用了数百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贿赂政治家确保没有人会追查他们的行为。卷入这场丑闻的政治家包括副总统斯凯勒·科尔法克斯、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威尔逊、众议院议长詹姆斯·布莱恩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加菲尔德。1869年，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和杰伊·古尔德为了争夺纽约州伊利铁路公司而爆发了“战争”，卷入其中的有被他们收买的法官、被腐化的立法机构，以及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
铁路行业改变了游说政府行为的本质和规模。铁路公司用自己的游说行为来打击竞争对手，并从政府手中求取利益，他们的行为导致经济竞争和政治竞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他们不仅在地方展开竞争，同时还把行业内部的斗争扩大到全美。州际商贸委员会的出现，使各家铁路公司不仅要游说在地方和全美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而且要游说联邦立法人。
强盗大亨仍然在持续不断地以铁路行业为由破坏旧世界的自由放任秩序，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在自己的日记中抱怨这种现象：“这不再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企业所有、企业治理、企业享有的政府。”这帮强盗尽一切可能收买政治影响力：有一位亲历者曾说过，洛克菲勒用尽一切手段干预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关，他唯一做不到的就是把这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当作石油一样进行提炼。这些大亨也把自己塞进了立法机关。当时的国会被广大民众嘲讽为“百万富翁俱乐部”。来自蒙大拿州的民主党议员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身家超过1亿美元。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身家超过5000万美元。支持威廉·麦金利成为美国总统的人物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议员马克·汉纳，他的身家在700万~1000万美元之间。
社会人口密度的增长也在挑战自由放任主义的边界。美国每平方英里土地人口从1860年的10.6提升至1920年的35.6。在人口超过8000的聚居地生活的人口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也从16.1%提升至43.8%，类似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廉租公寓。
人口密度提高必然产生更多的人类和动物粪便，也就引发了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过去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大自然能够消解这些污染物。在城镇化的美国，卫生和污染成了急需人们解决的问题。当时城市的大街上不仅挤满了人，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猪在垃圾堆里找食物，拴在那里的奶牛在产奶，除此之外，最多的还是马，马被人们用于运输货物、拉车，还会用来提供娱乐活动。城市的水源供应也受到人类和动物粪便的污染。仅1880年一年之中，纽约市政府就被迫清理了近1万匹死马。 [15]
社会文明的发展还带来了可怕的工业污染。在农业社会时期，美国纺织厂和炼铁厂所产生的少量污染在大气中自然消减。在新形成的工业化时期，污染呈现出危及生命的聚集态势。即便是在正午时分，工业废气也会让人感到暗无天日，煤灰使每件物品都裹上一层薄薄的尘土。赫伯特·斯潘塞对卡内基建设的匹兹堡感到十分恐惧，这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噪声、烟尘、污染物，他宣称“在这里过6个月无异于自杀”。拉迪亚德·基普林（Rudyard Kipling）对于当时的芝加哥也持同样的看法：“看过一次之后，我迫切希望此生不再见到这个城市。这里的空气就是尘土。” [16]
这一时期，尽管美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食品价格也出现了下降，但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的平均身高从1830年的68.3英寸降至1890年的66.6英寸，相当于变矮了2.5%以上， [17]
这是一个令当时的人们费解的社会现实。或许人口过度拥挤和污染大量聚集能够解释这一现象。
在工业化社会中生活，既面临着污染也面临着危险。推动工业化进步的强力机械（包括在城市之间呼啸而过的火车、为制造火车所需的钢铁而燃烧的熔炉、遮蔽天际线的摩天大楼）都伴随着很高的风险。钢铁工人被融化的金属碳烫伤和被爆炸的平炉炸死，石油工人被垮塌的井架压死，矿工被坍塌的矿井活埋（186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托本矿井发生爆炸，导致110名矿工丧生），矿工还有可能因哮喘和尘肺病缓慢致死。 [18]
蒸汽船会发生爆炸并沉没。铁路上每年都会因交通意外导致数百人（和数千头牛）死亡。1898—1900年，被火车撞死的美国人与被布尔人杀死的英国士兵一样多。 [19]
工业化社会的飞速进步是以数千条人命为代价的。 [20]
最终，巨型企业的发展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大大挑战了美国人所坚持的机会平等理念。美国新生的富人阶级越来越看重炫耀自己的财富，可以说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念催生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描述的惹人注目的消费疾病。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喜欢模仿欧洲贵族的气质和神态。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社会名人录》（Social Register ，首次发行于1888年）。他们加入绅士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在曾经以平等主义著称的费城，甚至出现了板球俱乐部）。他们把孩子送入贵族学校和大学，这些学校都是仿照英国的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成的。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天生的贵族”以一种狂热的态度争相炫耀自己的财富，并且扩大消费。纽约第五大道的两侧出现了法式、哥特式、意式、巴洛克式甚至东方式的豪宅和城堡，纽波特港沿岸耸立着占地面积极广的别墅或者私人庭院。铁路大亨、矿主、石油大亨争先恐后地仿效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样式来打造自己的别墅，别墅里塞满了各种藏品陈列柜、来自旧贵族的窗帘布艺、旧时的盔甲、都铎王朝时期的木质箱子和椅子、小塑像、铜器、贝壳和瓷器。有一个人花20万美元打造了一副用橡木和黑檀木制作的床架，床沿都是用纯金勾边的。另一个富人花了65000美元用珐琅彩和黄金来装饰自己的内墙。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有钱人都在欧洲大陆寻宝，他们从中世纪的城堡中搜刮了所有的雕像和布艺，甚至把已经在城堡中沉睡近几个世纪的整段楼梯和整个天花板都拆卸下来，运送并组装到自己的新家里头，以试图仿效一个封建王朝的辉煌。 [21]
这些堪称天量的财富使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过去，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老板，而在一个企业雇用25万人同时进行劳作的时代，这种理念越来越难以持续。过去，人们相信自己付出的劳动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这种理念也越来越难以实现。强盗大亨后代的行为举止和旧时的封建领主别无二致。例如，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的儿子之一科尔内留斯在罗得岛的新港地区盖起了自己的别墅，取名为“破浪居”，这栋别墅占地面积65000平方英尺，有70间住房。他的另一个儿子乔治为了报复兄弟的这种炫耀，在北卡罗来纳州建起了自己的别墅，号称“比尔特莫尔”，这栋别墅占地175000平方英尺，有250间住房，附带多个农场、一个村庄、一座教堂，还有很多佃农。
不满情绪的膨胀
美国内战之后横扫整个国家的创造性破坏风暴，不仅卷起了财富的浪潮，而且卷起了愤怒的浪潮。这种愤怒情绪的发源地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地带，从乡村而非城镇起源，最显著的起源地是中西部广阔的田园地区，格兰其运动在此兴起。格兰其组织，或称农业保护者协会，是1867年秘密成立的一个组织，其宗旨在于保护美国农户的利益。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农业协会，虽然已经不再代表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群体，但是仍然在美国大多数民众心中有着响亮的名号，尤其是在农民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它也是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保证。格兰其组织是一个双头怪兽：一方面，它推动协会的成员通过接受教育、联合购买农产品和推销农产品的方式保障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通过政治化的运动手段激励农户争夺更好的权益。在该组织发展的巅峰时期号称有150万名成员，在美国乡村地区有众多分支机构。
加入格兰其组织的农户抱怨的事情很多。他们抱怨铁路大亨得到了免费的午餐，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抱怨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政府推动铁路公司在无人之地铺设铁轨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这些公司有机会获取相对合理的回报。19世纪下半叶，数百家铁路公司破产。农户还抱怨洛克菲勒之流得到了政府的特殊待遇，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错误的：在大宗采购中给购买者一定的折扣是一种常见的商业行为，考虑到洛克菲勒的生产成本很低，他的廉价销售行为也是合理的。他们的抱怨中有一项是合理的，那就是农户有时会成为垄断行业的受害者：东海岸的居民能够选择自己希望的交通方式（可以在不同的铁路公司之间选择，也可以选择走运河或者陆路），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通常只能依赖一个垄断的供应商。农户发明了“上贼车”（railroaded）一词，用以指代被欺诈的情况。农户还抱怨，长期来看，农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会不断下降，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这一现象背后原因的认知是错误的：美国人口从乡村涌入城镇，并不是邪恶的力量在幕后操纵造成的，而是农户自己推动的社会生产力进步导致的必然现象。
来自乡村地区的社会不满情绪推动了新政党的形成，比如人民党，或者用美国人很熟悉的名字称为平民党。这种不满的情绪造就了一些激进的活动家，比如玛丽·伊丽莎白·丽丝（Mary Elizabeth Lease），她曾提倡堪萨斯州的农民“少种些玉米，多（给资本家）种些厄运”，活动家里也少不了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平民党政治纲领于1892年7月4日在第一次全党大会奥马哈集会上宣告通过，这份政治纲领清晰地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我们的集会发生在这个国家的道德、政治、物质条件崩坏的时刻……百万劳动人民的成果被明目张胆地窃取，被少数人用于打造自己庞大的资产，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占有了这些财富的人反过来鄙视这个共和国，把我们的自由置于危险之境。从政府的同一个娘胎里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平等的阶级——乞丐和富翁。 [22]
19世纪80年代以后，愤怒的工人加入了愤怒的农户的行列。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上半叶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工人都是手工艺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直接卖给终端客户。美国内战之后，制造业的工人运动成了美国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和全球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各个国家出现的现象是一致的：1881—1905年，美国发生了37000次罢工，罢工次数最多的是建筑和采矿行业，但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行业，即铁路行业和钢铁制造业。
1886年，美国发生了14000次工人罢工，波及11562家企业，有60万名以上的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动荡时期”。5月1日，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发动的大罢工使整个社会罢工浪潮走向了巅峰。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导致整个美国的交通运输网络陷入瘫痪状态，直到格罗弗·克利夫兰出手干预才有所缓解。同年，“煤炭行业大罢工”直接导致宾夕法尼亚州和美国中西部地区的煤炭生产完全中断，进一步导致美国制造业产业链上的多家企业陷入瘫痪状态。 [23]
最惨烈的一次罢工发生于1892年，也就是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大罢工。这次冲突的一方是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莱·弗里克，另一方是他们雇用的工人。更准确地说，这次罢工是弗里克直接面对工人，因为卡内基为了维持自己作为工人朋友的形象，决定在罢工期间休假，让弗里克独自去承担罢工运动的冲击。到1892年，霍姆斯特德钢铁厂在莫农格希拉河流经匹兹堡的7英里范围内建筑了工厂，雇用了4000名工人。弗里克试图把工人工资和（不断下跌的）钢铁价格挂钩，而不是和企业利润挂钩。钢铁行业工人总工会提出抗议。弗里克为此在工厂周边修建了长达3英里的隔断墙，并且装配了带刺铁丝网，安装了2000烛光的探照灯，留下了步枪射击的枪孔，并且从平克顿侦探所雇用了300人来制止罢工。随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16人在冲突中死亡，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罢工者取得了第一轮斗争的胜利，迫使平克顿侦探所的人投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下令8500名士兵介入罢工，并占领工厂。
导致这些罢工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货紧缩。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900年，通货紧缩的现象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1865—1879年，通货紧缩最为严重。1865—1900年，社会总物价年均下跌1.9%。多种大宗商品的价格在这一时期下跌的比例更高，1870—1880年，农产品价格下跌了29%，非农产品价格下跌了13%（见图5–4）。通货紧缩导致4个有交集的社会人群产生了认知混乱：生产者、借贷者、雇主、雇员。生产者被迫降低商品价格。1890年，玉米的名义价格为每蒲式耳50美分，6年之后跌至每蒲式耳21美分。农民发现自己不得不加速生产越来越多的作物，以维持自己的名义收入水平。借贷者不得不用“昂贵的美元”偿还借来的“便宜的美元”，而且需要支付更多的利息。这种现象无异于激发阶级矛盾和区域冲突的导火索：通货紧缩使社会财富从南方和西部的借贷者手中转移到了东部的放贷者手中。通货紧缩造成的负担不仅仅强加给了平民：类似铁路公司这种运营成本较高的企业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工厂和机械支付更高的溢价。雇主不得不降低工人的名义工资，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和支付借贷利息。雇员的直观感受就是名义工资不断减少。这再一次成了激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工人只会关注自己的工资被削减这一事实，而不会考虑未来还能否继续赚到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把这种现象称为“名义工资的黏性”），同时，雇主对用听话的机械来取代那些爱闹事的工人产生了更强烈的意愿。
推动工人运动的因素，除了通货紧缩外，还有一些更模糊的社会观念，即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所感到的担忧。在1914年出版的《放任与控制》（Drift and Mastery ）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参与总统竞选的动机之一，就是他希望能够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受“这个世界上新生的强力组织的危害”。“他以为自己是在与新生的贵族阶级做斗争。事实上，他斗争的对象远比阶级斗争更深刻，他在与人类生命发展方向做斗争。” [24]
李普曼所说的“人类生命发展方向”也只不过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的一个表象，而这个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指的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重组。美国正在发生史无前例的重组。1880年，美国劳动力中有一半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920年缩减至劳动力人口的1/4（1888年，在芝加哥地区出现了“城镇化”一词，用于描述当时的这种现象）。1890—1914年，有1500万人从欧洲移民美国——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南欧的天主教教徒，他们与美国本土传统的新教徒不可能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美国的工人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重组，以赶上社会变革的速度：到1914年，美国16%的劳动力人口加入了工会，这比丹麦（34%）或者英国（23%）的比例要低，但是比法国和德国（均为14%）的比例要高。 [25]
图5-4 物价和工资（1860-1905年）
持有革新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似乎与来自乡村的激进分子或者来自行业工会的激进分子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他们都是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不论是教授、记者、律师还是政府公务员，他们的生活都相当舒适，而且他们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工人，特别是看不起来自国外的移民工人，他们甚至质疑移民工人是否应该被赋予投票权，是否应该有生育权。 [26]
无论如何，这一群体对于抵抗自由放任主义的社会联盟而言是不可取代的。他们为革命家提供两个必备的因素：社会愤怒情绪和社会革命组织。他们把人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揭露在众人面前，并且告诉全社会人民不能容许这些问题继续蔓延下去。他们以企业家创设企业的热情创设了诸多以革命为目标的社会机构。
革新主义者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说服美国人对政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他们发挥力量之前，美国人对从事商业活动充满了乐观态度，而对政府充满了质疑态度。数十年之后，革新主义者成功说服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让他们相信社会现实与他们的认知相反。喜欢揭露丑闻的记者曝光了美国顶尖大亨的阴暗面：艾达·塔贝尔在《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 ）上发表了19篇连载文章，批评标准石油公司的崛起完全建立在“诈骗、欺瞒、特权、违法、贿赂、胁迫、腐化、恐吓、刺探甚至恐怖主义的行径之上”。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被人们称为“人民的法官”，也在后来成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一直批判“大企业的诅咒”和那些用“人民的血汗钱”赌博的大型银行。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则质疑“为什么生产财富力量的提高并没有使真实的贫困现象成为历史”。他指出：“用钱生钱导致的社会现实是，社会资源不足的人被踢出了这场游戏。所谓的个人独立性形同虚设，事业成功度较低的人群完全失去了事业心。” [27]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甚至说“财富”已经与“共和国”形成了对立。
这个时代天赋最高的小说家也为这一次揭露丑闻的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揭露了芝加哥肉制品加工行业的恶劣工作环境。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其所撰写的《章鱼》（The Octopus ）一书中批判了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把它称作“一个肿瘤、一个靠吸取整个共和国血液而变得更加臃肿的寄生虫”。 [28]
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在他的三部曲中以查尔斯·耶基斯（Charles Yerkes）为原型，向世人展示了商业大亨不可抑制的冲动特质。
许多有影响力的革新主义者把他们对大型企业弊病的攻击扩展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抨击。1869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作为两任总统的后代，曾发出过担忧的声音，他认为：“美国社会创造了一类人造事物，而这些人造事物很可能会迅速反过来控制他们的创造者。美国社会担忧手中掌握了几百万美元的企业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种忧虑只不过才出现短短几年时间，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出现了能够发挥出代表数百万人力量的单一机构……它们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专制，仅靠间歇性的民众运动是不足以挣脱它们的束缚的。”革新主义者满怀热情地赞扬了这段表述，他们把大型企业树立成美国去中央集权化和普世民主传统的挑战者。他们质问：为什么企业可以拥有这么多法定特权，却不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社会福音运动在改变社会民众态度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自由放任主义最盛行的年代，许多教会的领军人物都宣称自由市场的定律是经过上帝认可的规律。在革新主义年代，许多教会领导人物则宣讲相反的理念——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思潮与基督教道德无法相融，甚至是不受基督教教义所接纳的。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也是一位神学家，他抱怨道：“一个世纪以来，以竞争获得救赎的教条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工作的基本宗旨。”这是一种错误。基督教教徒应该尝试消除竞争，因为竞争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对基督教核心理念“兄弟情义”的否认。让竞争无节制地发展就等同于“对整个社会秩序去基督化”。
妖魔化商业活动的反面就是使国家政府神圣化。伍德罗·威尔逊可以称得上革新主义浪潮中的哲学之王，他曾提出：美国人在限制政府权力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而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让政府变得“亲民、有序、高效”。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把英国费边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悉尼·韦布（Sidney Webb）支持政府的理论转变成了美国经典，也就是1909年出版的《美国生活展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并且他通过1914年创刊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杂志让社会公众都阅读到这些观点。
这些支持政府的社会态度深层次地影响了经济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和其他人一起，于1885年发起设立了美国经济学会，他们在学会章程中把自由放任主义描述为“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稳健”的理念。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注册会员，强烈抨击个人自由并不能作为民主政府的稳健根基。革新主义浪潮中的经济学家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优生学和本土主义。成立三年之后，美国经济学会就为一篇批评不受制约的移民政策的论文颁发了奖项。
革新主义者彻底重置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他们对格罗弗·克利夫兰所掌控的社会秩序的攻击。他们全面批判了美国国父们所设置的权力制衡机制，理由是美国宪法中的各种制约条件造成了政治利益小集团的诞生，而真正的民主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从俄勒冈州开始，沿着西部传播，先后共有31个州采取了直接初选的方式，削减了政党领袖手中的权力。1913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国会议员由普通投票人直接选举，而不再由各州的立法机关指定。7年之后，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的权利。革新主义者当然希望还能走得更远。用威廉·巴德（William Bader）描述罗斯福的话来说，罗斯福把美国宪法看作“革新主义政治日程上一个不得不克服的僵化的障碍”。 [29]
伍德罗·威尔逊则认为，如果一位总统想要有效地管理由大型企业掌控权力的社会，那么这位总统就不能再受到18世纪制定的权力制衡机制的制约。美国需要一场彻底的宪法改革——需要一位像英国首相那样得到严格的政党纪律支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袖。
西进的终结
美国东海岸欧洲式精英阶级的形成，与对美国西海岸无主之地的征服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西部广阔无垠的无主之地赋予了美国人强大的精力和乐观主义精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开垦前线的无主之地——在一块土地被成功定居之后，更远的西部就会出现新的土地等待人们去开拓。最具美国特色的画面，就是开拓者家族驱赶着大篷车向着新的领地进发。欧洲国家人口密集，不得不通过战争争夺更多的国土，或者向海外殖民。最具美国特色的口号就是：“年轻人，到西部去。”美国西部有充足的无主之地，美国从欧洲吸引了数百万人移民而来，不仅给予他们更美好的生活和自由的承诺，而且给予他们免费土地的承诺。1893年，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芝加哥举办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个激进的观点：美国最后一块无主之地已经被征服了。
西进运动走向终结给美国人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包括特纳自己也感到震惊，对他们而言，这是美国走向恶化的标志性事件。西进运动给美国人带来了平等主义的理念：受波士顿大亨或者纽约大人物压榨而生活困苦的人，可以拔起脚来向西部迁移。时至今日，即便是西部地区也变成了有主之地——旧金山甚至还有一个地方就叫作贵族山。西进运动实际上对美国强健而富有魅力的个人主义精神起到了保护作用。从此之后，美国将要向着腐化的欧洲不断演变，也变成一个完全定居的文化。无主之地的存在实际上赋予了美国人对发展机遇的无限遐想。时至今日，广阔的西部地区已经被瓜分殆尽。
对希腊人而言，跨越地中海就是跨越传统的束缚，带来新的体验，宣召出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活动，这种体验在美国人身上就折射为对西部的不断征服。从更遥远的意义来说，对欧洲也是一样。时至今日，距发现美国已有4个世纪，距撰写美国宪法已有百年，西部这个前线终于被彻底征服了。随着前线的消失，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走向了终结。 [30]
特纳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在西部前线最后一块无主之地被征服之后，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仍然在不断进步：事实上，西部沿岸地区加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国内市场达成统一，人们可以开始征服经济领域的新前线。美国仍然是一个土地廉价且空间广阔的国家。美国国内人员流动仍然非常频繁：1900年之后，南方各州的黑人开始向北方的城镇地区迁移，流动雇农开始逃离尘灰地带向加利福尼亚州迁移。不过，特纳的研究还是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事实：美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家向一个有制约且需要进行利益权衡的国家转变。
这个新的美国，受到西部前线逐渐消逝的制约，受到新统治阶级的影响，受到社会民众不满情绪的拖累，急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来替整个国家发声，布赖恩看上去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叫嚣：“老子受不了了！老子不会再忍受这种现实。”但是，他的性格过于古怪，行为过于乖张，不足以成为引领整个社会生活前进的人物。在把新的社会进步主义思潮转变为立法这项工作上，贡献更多的并不是民主党政治人物，而是一位共和党人物——西奥多·罗斯福。
掌舵人的旺盛精力
西奥多·罗斯福因前任总统威廉·麦金利遭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而继任总统，1901年12月3日，他向国会发表了首次年度讲话。在讲话一开始，罗斯福称赞了美国所取得的成就。他说，美国的商业信心指数高，富裕程度高，社会进步也在不断加速。他称赞那些为实现社会繁荣贡献了力量的企业家。他说：“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把铁轨铺满了整个北美大陆，建起了全国化的商业网络，发展了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总体来说，他们对全美人民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坚称企业家获得的巨额回报是合理的——因为个人能力是一个人获得“令人震惊的成功”还是遭遇“毫无希望的失败”的决定因素，商人必须有机会赢取“巨额的奖励”，这样他们才有动力去充分发挥个人能力。他也对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行为提出了警告。他说：“当代商业的运作机制非常精细化，我们不能因一时冲动或者无知而干预商业的运作，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十分小心。”
在整个讲话的结尾，他的论调发生了变化，他说：“对那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而言，剔除商业活动中的欺诈等犯罪行为与剔除政治体制中的暴力事件同样重要。”随着他在新岗位上逐渐胜任，他的改革家形象逐渐取代了调解人形象。他曾经警告过的“仓促”的改革和对商业活动“精细化”的顾虑都被抛之脑后，罗斯福逐步走上了革新主义的道路。
如果仅以个人性格判断，罗斯福天生就是一个活动家。他的女儿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曾经说过，罗斯福必须是“每一场婚礼的新娘、每一场葬礼的逝者、每一次受洗礼的婴儿”。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把他称作“噪声的完美化身”。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则把他称为“美国唯一一位尼采式总统”。他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综合体，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采纳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于国家至上的学说，而作为一名贵族，他特别看不起刚刚富起来的商人。
1902年，罗斯福命令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对伯灵顿铁路、大北方铁路、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合并案提出公诉，这是美国钢铁公司合并案之后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并案。美国最高法院于1904年做出判决，与联邦政府的立场一样，下令取消此次合并。在这次案件之后，罗斯福还发起了44次类似的公诉，被起诉的对象有牛肉托拉斯、糖业托拉斯、杜邦公司，当然也少不了标准石油公司。1903年，他设立了商贸和劳工部，下设企业专办局，这个专办局的职责就是调查和揭露商业渎职行为。1905年，他靠个人能力当选美国总统，有56.5%的投票人为他投了票。当选之后他向全美人民展示了一个激进的改革项目，这个项目被当时的人们描述为“细致到要去管理资本家如何烫头发”。1906年，他签署了《赫伯恩法案》，提高了政府管理铁路定价的能力，还签署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提高了政府打击食品掺假和错乱标识食品行为的能力。罗斯福还引入了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并且制止设立企业政治基金的行为。
罗斯福希望政府能够成为工业社会中两股最危险的社会力量的调节人：一股力量就是无视公众利益，一味追求财富的商人；另一股力量就是随时可能受到嫉妒和愤怒等情绪的刺激而发生暴乱的普通民众。他用仍然带有贵族特质的口气说：“在所有形式的专制政体中，最缺乏吸引力、最低俗的专制就是有钱人形成的专制，或者说财阀集团形成的专制。”与此同时，他也不断批评专门揭露有钱人的丑闻，追求民粹主义或者纯粹的大众统治的思想。他提出：“如果当年布赖恩在竞选中胜出，那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将是常年的痛苦，与南美洲各个共和国所遭遇的境况并无不同。” [31]
他宣称：“个人财产必须接受社会的管控，而管控的严格程度由公众福利决定。”罗斯福承认：“我相信企业的力量，但我也相信企业必须受到监控和管理，这样企业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发挥力量。”他的目标是证明美国政府比任何一个由金钱打造的企业都权力更大——但他从未意识到，政府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当政府下定决心干预企业运作的平衡性时，政府其实并没有考虑大众福利，而是在追逐自己的特殊目的。
在罗斯福之后就任美国总统的是一名传统的共和党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尖锐地提出，联邦政府的职责“并不是在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法条方面变得引人注目，政府不需要创设新的道德规则，也不需要强调商业道德的新标准”。 [32]
政府的职责在于设置具备可预测性的规则，然后放手让商业活动来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是从不知疲倦的罗斯福于1912年再次成为公麋党总统候选人，他再次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强有力地打击托拉斯，对持有巨额财富的罪人进行定罪，通过民众直接投票推翻不受民众认可的法律判决，甚至开除一些思想僵化的法官。尽管罗斯福在此次选举中没有获胜，但总的选举结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反抗自由放任主义的过程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伍德罗·威尔逊和罗斯福两个人加起来一共获得了69%的选票，作为商业共和党主义代言人的塔夫脱位居第三，获得了23%的选票。1901年创设的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大步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该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获得了近100万张选票，该党有1000多人通过选举就任美国各地方政府公务员。
如果说罗斯福代表了贵族阶级鄙视商业活动的态度，那么伍德罗·威尔逊就代表了学术–官僚阶级的态度。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强化并且延展了罗斯福提出的许多革新主义的措施。1913—1914年，欧洲各国陷入战争，这一时期，威尔逊签署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力的立法。1909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并于1913年获得国会授权正式生效，在这项修正案的支持下，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则强化了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再一次限制了企业董事会交叉任职的现象。《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创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消除遏制贸易竞争的各种行为。威尔逊的众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应该是《联邦储备法》，这是他于1913年12月23日签署生效的一项法案。在这项法案的支持下，美国社会产生了一次机构革命：1914年11月，全美范围内新建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这些银行很快就把美国的信贷供应量提升到了新的量级，这是本身就存在天花板的金本位制无法实现的。这项改革同时也推动了认知革命：用美国的国家主权信用取代黄金之后，中央银行家可以取代之前僵硬的货币制度，发挥管理货币制度的功能，也取消了虽然必需但是变幻莫测的私人银行家（如J. P. 摩根）的干预。
在这里我们仍然要指出，美联储成立之后，美元的汇率仍然与黄金挂钩。《联邦储备法》规定，由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有40%的份额以黄金为担保，有35%的份额由美联储的成员银行之间的存款作为担保。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每当黄金担保额触及上限，即将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时候，这一限额就被逐渐削减，直到1968年这一限额被彻底废除。在第九章中，我们会介绍，在理查德·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准确地说，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彻底打破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挂钩。从那一天开始，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审慎决定。
美国人的生活肯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J. P.摩根出席阿尔塞纳·普若（Arsène Pujo）召集的国会听证会可以作为这种变化的一个鲜明例证。1905年，摩根通过强迫同业银行家共同支援银行体系，成功预防了金融危机的扩散。1912年，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第七选区的国会议员普若强迫摩根到国会参加听证会，并在听证会期间强烈批评了摩根的各种阴谋诡计。根据普若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摩根控制的货币信托集团在112家公司中占有341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的总资产达到220亿美元，1913年摩根去世之后，这些董事悄无声息地从其中40家公司辞职。很多愤怒地希望维持现状的人都把摩根在罗马去世这件事归罪于普若听证会，他们认为听证会将摩根公开罪犯化，这给他强加了太大的压力，所以听证会结束后仅仅几个月，摩根就去世了。当然，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摩根的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每天抽20支大雪茄，而且不进行任何锻炼），但是普若听证会事件的发生，代表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自此之后，银行家再也无法同时发挥金融大亨和中央银行家的职能。
威尔逊总统对终结自由放任时代所做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他默许了多年来自己一直试图预防的事情：美国加入了一战。美国于1917年4月向德国宣战，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眼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宣战之后，联邦政府被迫将税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图支付战争所需。根据来自罗格斯大学的休·罗考夫（Hugh Rockoff）的研究，美国参与一战消耗了32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美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52%。 [33]
1917年，美国各类税率全面提升。个人所得税税率递进关系更为紧密，最高层级的纳税人需要缴纳67%的个人所得税。大型房地产项目需要缴纳25%的营业税。政府对企业利润所得也开始征收更苛刻的税，目的是防止企业发战争财。一战之后，普通美国市民也要开始定期赋税。美国政府被迫通过发行自由债券等一系列的工具筹措资金。
联邦政府也曾试图掌控整个经济的走向，创设了一系列新的联邦层面的机构，如战时工业局、食品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在这些政府机关任职的都是经济学家和各行业的专家，政府赋予他们定价的权力和设置经济发展目标的权力。战时工业局试图管控酒精类产品的销售，同时协助联邦政府在60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中制定物价，并协助联邦政府进行采购。战时工业局还对全美铁路网进行了国有化，以确保各类商品能够在全美境内平稳运输。 [34]
联邦政府甚至采取某些手段来审查个人演说，根据1918年颁布的《反煽动叛乱法》，对美国政府、美国国旗或者美国军队发表任何“不忠、亵渎、诽谤和攻击性的评论”都可以被定罪。这项法案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尤金·德布兹就因言获罪。对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永远都等不到“光明而自信的明天”了。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逐步撤销了许多战时采取的措施。威尔逊在华盛顿搭建的庞大的政府机构中有很多被搁置，言论自由重新成为人们的权利，铁路也回到了私营企业的手中，但战争还是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美国仍然处于新联邦机构的政府专家的管控之下。10多年后，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创设了更多的联邦机构，而一战期间创设的这些机构为它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战时工业局催生了《国家工业复兴法》，食品管理局催生了农业调整署。 [35]
休·罗考夫在研究的结论部分曾提出：“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几乎都可以在一战期间找到先例，许多在这一时期参与新政府机构管理工作的人，都是在一战中学会自己的工作技能的。”
一战对全球局势和美国局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在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原本与世隔绝的生活态度，但是美国参与欧洲和亚洲事务的频率远比1917年之前要高得多。1920—1940年，美国陆军和海军军费支出相当于GDP的1.7%，这一比例大约相当于1899—1916年军费支出的两倍。 [36]
1915年，美国的国家债务余额为11.91亿美元，洛克菲勒用自己口袋里的零花钱就能结清这笔账，但到1919年，美国的国家债务余额超过了250亿美元。
新旧世界的斗争
当时美国偏离自由放任主义的程度远不及欧洲各国。美国宪法为这个国家提供了抵抗社会主义思潮的坚强手段，在这一点上很多欧洲国家的宪法是比不上美国的。美国文化更坚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的力量，这一点也是欧洲各国文化比不上的。在一战中，美国遭受的损失远比当时世界各大强国要少。美国在战争中有12.6万人死亡，法国有157万人死亡，英国有90.8万人死亡，德国有177.3万人死亡，奥地利有120万人死亡，俄国有170万人死亡。奥地利被夺走了东欧帝国的地位，从此不再是世界强国之一。德国因战败在全世界被人耻笑，并且根据《凡尔赛和约》不得不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整个国家都陷入了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俄国政权则落入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法国纯粹就是一个烂摊子。英国靠着一个被严重削弱的经济和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试图挽回一些旧日的荣光。
与欧洲各国的反建制政党相比，美国的革新主义者看上去就像玩具熊一样。英国劳工党向全民承诺，他们要保证生产、分销、交易各个环节的所有权都为国民共有。德国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的纳粹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人则实现了自己对人民的承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相比之下，美国的革新主义者只不过是想让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得更顺畅，美国的工会联盟也只不过是想从资本家手中分得多一点的份额。20世纪20年代，美国享受到了新一届亲商业政府的政策利好，沃伦·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逐步取缔了革新年代所引入的一些政府措施，渐渐恢复了商业自由的传统。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左翼社会走了一大步：1918年的美国与19世纪末的美国完全不是同一个国家。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出现了现代化政府主导社会的特征：征收个人所得税，有中央银行，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社会上还有很大一群人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权力不足。
[1] Richard White,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ilded Age, 1865–189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41.
[2] H. W. Brands, American Colossus: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 1865–1900 (New York:Anchor Books, 2010), 547–48.
[3] A. Scott Berg, Wilson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3), 260.
[4] Thomas McCraw, “American Capitalism,” in C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How Entrepreneurs,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riumphed in Thre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ed. Thomas K.McCr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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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muel P. Hayes, 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 1885–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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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bid., 831–35.
[10] Robert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41.
[11]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4), 32.
[12] Wiebe,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135.
[13] White,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363.
[14] David Reynolds, America, Empire of Liberty (London: Allen Lane, 2009), 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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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19.
[17] White,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4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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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bid., 237.
[20] Claude S. Fischer, Made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Character(Chi 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24.
[21] Matthew Josephson, The Robber Bar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4), 234.
[22] Quoted in Michael C. Jensen,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ournal of Finance 48, no. 3 (July 1993): 832.
[23] White,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799–800.
[24]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New York: Mitchell Kennerley, 1914), 80–81.
[25] Robert Margo, “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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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Reynolds, America, Empire of Liberty, 274.
[29] Ken Gormley, ed., The Presidents and the Constitution: A Living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332.
[30] Quoted in Brands, American Colossus, 479.
[31] Edmund Morris,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79), 568.
[32]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63.
[33] Hugh Rockoff, “Until It’s Over, Over There: The U.S. Economy in World War I,” NBER Work ing Paper No. 1058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2005.
[34] Thomas Leonard, Illiberal Reformers: Race, Eugenics and American Economics in the Progres sive Er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47–48.
[35] Rockoff, “Until It’s Over, Over There: The U.S. Economy in World War I.”
[36] Michael Edelstein, “War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Twen tieth Century, vol. 3 of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3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