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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乐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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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乐观的时代
里根是美国最不寻常的总统之一。不像其他政客一样在常春藤盟校或老牌政治机构接受培训，他是在好莱坞成长起来的。他并不过问政府的琐事：吉米·卡特会操心白宫网球场的使用问题，而里根却引用《马太福音》里的话，说要建造一座“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我很担心政府里发生的事情，”他曾经打趣道，“这让我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下午。”
然而，他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总统之一。他帮助撕毁了战后的社会契约。在他的主持下，美国进行了令人痛苦的变革。通过变革，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工会变得更加虚弱。尽管如此，他还是以5450万票（占总票数的58.8%）的巨大优势战胜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3760万票，占总票数的40.6%），再次当选总统。尽管伊朗门事件一团糟，但他离任时的支持率依然很高。在后里根时代，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找下一任里根。
保守派仍然关注里根的原因众多。一是经济原因：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实际GDP增长了近1/3，通货膨胀率从卡特离职时的12%以上降至5%以下，失业率从7%降至5%。二是理念原因：面对极为复杂的治理问题时，里根坚持简单的主张。“有简单的答案，”他喜欢说，“只是不容易。”三是心理原因：在尼克松的偏执和卡特的沉沦之后，里根恢复了美国乐观主义的伟大传统。他既有阳光的性格，又有戏剧化的感觉，这是他和他心中曾经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结合体。他竭力体现粗犷狂野的牛仔风格和广袤无垠的神秘美国，在圣巴巴拉的“农场”度过了一年多的总统任期，如果照片可信的话，他总是穿着牛仔靴，戴着宽檐帽。
然而，之所以持续迷恋保守，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他的执政理念，他希望让企业家摆脱政府的束缚。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求助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带领他们走出市场不稳定的泥潭。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转向企业家，希望企业家能够拯救他们于政府对创新的扼杀之中。
不受羁束的商业
经济方面，里根有三项不可否认的成就。首先，他打破了工会的权力。上任伊始，他便给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PATCO）一记重击。1981年，空中交通管制员罔顾联邦法律（置美国的航空公司于危险境地），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基本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退休待遇。他们错误地估计了事态发展，低估了总统改变社会契约的决心和管理层的反击能力，同时也高估了公众对他们的支持力度。里根向罢工者发出了最后通牒：48小时内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将被辞退。大多数工人没把他的话当真，并拒绝重返工作岗位。事实证明，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公众一边倒地支持里根。罢工很快陷入混乱和相互推诿。管理层迅速填补了空缺岗位，三天内，机场的运行能力就达到了平时的3/4。当年年底，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申请解散——里根正在步入保守派的殿堂。
里根的时机无可挑剔：他上任时，工会入会率和罢工活动都已经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在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的领导下，工会活动和罢工活动持续迅速下降（见图6–1和图7–3）。由于进口增加、工作外包给外国工人，制造业工会正逐渐失去地位。正如我们所见，曾经是工人力量大本营的伟大工业地带逐渐荒芜，变成了铁锈地带。由于移民数量激增，权力从工人手中转移到雇主手中。由工会代表的非农劳动力的比例从1980年的23.4%降至1989年的16.8%——而留在工会的工人罢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其次，里根在担任总统的两年半时间里，以杰拉尔德·福特的倡议为基础，推动经济向更亲市场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在1980年的共和党大会上，里根打算让福特担任副总统，加强权力，但未能成功）。里根还继续推行吉米·卡特的政策，即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放松经济管制。他指定副总统老布什负责监管事务回溯工作组，削减监管机构的经费预算，并任命激进的放任主义监管者担任官僚机构中的关键职位。里根有幸在保罗·沃尔克身上看到了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尽管面临指责，甚至更糟糕的情形，沃尔克依然坚守自己的承诺，坚定不移地消灭通货膨胀。尽管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7月22日达到历史新高22.4%，失业率在1982年11月达到峰值10.8%，沃尔克还是幸运地得到了总统的坚定支持。［“如果我们不做，谁来做？”随着政治反对派的抬头，里根经常对他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如果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 [1]
由于沃尔克对信贷扩张采取类似黄金标准的限制，通货膨胀率终于在1983年降到了3.2%，并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直保持在5%以下。
最后，里根对美国税制进行了改革，这是自一战以来动作幅度最大的改革。在他主导的1981年税制改革中，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降至50%，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8%降至20%。5年后的1986年，他接着进行了另一项浩大的税收改革，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8%，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6%降至34%，同时堵上了有利于企业的漏洞。
这三大变革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为商业复兴创造了条件，消除了战后将商业束缚得更紧的枷锁，并消除了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不确定性（由于存在这些不确定性，长期计划变得异常困难）。里根对商业有一种本能的信念——他相信商业创造了财富，政府却攫取了商业创造的成果。他把一般商人特别是企业家视为革命的禁卫军。
里根以几个动作开始他的总统任期，意在让人们明白他的信念：“商业是美国人的头等大事。”就职典礼结束后，他直接前往白宫，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冻结了整个联邦工作人员的招聘。他将哈里·杜鲁门的肖像从内阁会议室中移除，代之以卡尔文·柯立芝的肖像。 [2]
“沉默的卡尔”是他最喜欢的总统，他说：“因为他一直保持沉默，不让联邦政府插手社会事务，整个20年代，商业得到繁荣发展。” [3]
人们称之为里根经济学，它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美国商业经过重组后，诞生了一批核心公司，能在国际舞台一较高下。与世界上任何公司相比，通用电气公司和英特尔公司都不遑多让。放任管制为各类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放松对机场部门的管制为西南航空公司等创新者提供了空间。总体上，放松管制加速了新技术的传播。198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对电信行业的垄断被打破，这促使价格下降和创新激增。放松交通管制有助于产生物流革命，从而降低经济投入的成本。里根第一次就任总统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951点，8年后跃升至2239点，这就是最好的诠释。
放松交通管制也有弊处：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国债总额远超历届总统的国债总和。上任后，他肩负着削减税收和支出的使命，他发现第一个目标要比第二个目标容易实现得多。里根成功减缓了应享权益支出的增长，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成就：实际人均应享权益支出的增长率跌至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1981—1989年，年均增长1.4%。尽管如此，它还是有所增加，从而确保里根削减税收和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必须通过借款支付。里根的护教者试图把丑事说成好事，他们辩称减税将通过增加收入为其埋单，这一论点与现实背道而驰。1980—1990财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增加了两倍多，从7120亿美元猛增至2.4万亿美元。美联储被迫实施异常严格的货币政策，试图以此抑制通货膨胀压力，并保持足够高的利率吸引外资，从而弥补财政赤字。大规模联邦借款“挤走”了私人借款人，包括那些将国家储蓄用于更有生产力用途的人，并导致生产力增速放缓。
后里根时代
里根之后的两位继任者试图解决里根经济学中的财政缺陷，并没有重走里根前几年微观管理的老路。老布什在1980年与里根竞选总统时，创造了“巫术经济学”一词，他提高税收以填补赤字。比尔·克林顿则把减少赤字作为首要任务之一。老布什只当了一届总统：他曾做出一项令人无法忘怀的承诺（“看我唇型，不加税”），做出违背自己承诺的决定削弱了右翼分子对他的支持，而长期的经济衰退让公众对他不满。克林顿则要成功得多。竞选总统时，民主党人克林顿是蓝领选民的民粹主义拥护者，这些选民是繁荣经济的弃儿，同时也是衰退制造业的受害者。执政时，他是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追随者，后者坚持接受资本主义，同时又用资本主义繁荣的果实来补偿失败者。
克林顿在总统任期把两项政策放在核心位置——平衡预算和接受全球化。上任伊始，他便知悉，1992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已经上升至3万亿美元，有可能导致经济长期驻足不前，推高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并且破坏公众信心。他效仿肯尼迪的做法，任命了一系列财政保守派担任关键经济职位——劳埃德·本特森出任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出任新设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后来接替本特森出任财政部部长）。克林顿还认识到，冷战结束和信息革命的结合正在加速全球化。接受债务减免和全球化导致政治变得复杂：在共和党核心小组中与他的敌人结成联盟时，克林顿多次被迫与他所在政党自由派的朋友作战。这场政治动荡的结果是显著的经济繁荣。
随着（由微软和苹果主导的）个人计算机革命以及随后的互联网革命的进行，美国成了高科技经济的中心。随着经济的繁荣，普通美国人将退休储蓄转移到股票上，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道琼斯工业指数每一年都能创下历史新高。1995年11月—1999年3月，道琼斯工业指数从5000点上升到前所未有的10000点。
克林顿最终享受到的经济繁荣受到4个深刻变化的驱动，这些驱动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包括企业家精神的复兴、放松对金融资本主义的管制、全球化的发展和高科技革命。
重振创业精神
熊彼特在1942年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官僚化（包括公司的官僚化）正在扼杀创业精神，同时也在扼杀资本主义精神。决策者用了30年的时间才忽视掉熊彼特。20世纪60年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甚至认为现代公司已经取代了“企业家，成为企业管理的主导力量”，但是随着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停滞，人们终于开始倾听了。20世纪80—90年代，企业家重新获得了他们在美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以灵活性和创新的名义建立了公司并精简了公司的官僚主义。
比尔·盖茨创建了一家初创公司，它不仅超越了IBM，并征服了世界。霍华德·舒尔茨创建了一家新公司——星巴克，让美国人告别了劣质咖啡。该公司从美国西北部起步，然后逐步扩张到全美各地。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创建了一家运输公司——联邦快递，其商业计划非常违反直觉（在将包裹送到最终目的地之前，将所有包裹送到一个中心枢纽），以至耶鲁大学的教授在他第一次概述这个想法时给了他一个“及格”。
美国人以新的热情庆祝创业：创办于1977年的《企业家》（Entre-preneur ）杂志蓬勃发展。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和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称赞企业家是经济变革的伟大推动者。彼得·德鲁克以剖析大公司而闻名，最有名的案例是他在《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一书中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剖析，他还于198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新一代的企业家有三种资源可资利用，相比其他国家，这三种资源在美国极为丰富，加上在华盛顿的亲企业家的总统，这些资源促进了商业革命。金融创新者提供了新的现金来源，如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垃圾债券和硅谷成熟的风险资本行业的风险资本。著名大学提供了科学园区、技术办公场所、企业孵化器和风险基金，宽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充足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口。
塔夫茨大学的阿马拉·比德（Amar Bhidé）认为，“冒险消费”也促进了美国的创业精神。美国人异乎寻常地愿意尝试各种新产品，即使这意味着自学新技能和消费他们的储蓄；他们也异常愿意缠着制造商改进他们的产品。苹果有一大群铁杆拥趸，帮助苹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最后一项优势是法律创新。1977年，怀俄明州通过立法创建了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它享有合伙企业的税收优势，也享有有限责任的特权。于1988年签署新表格之前，美国国内税务局对此反应迟钝，然后一溃千里。全美各地的立法者竞相创建两种新形式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结果是出现了双重公司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公司仍然采用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传统公司形式。较小的公司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公司模板，这些模板让它们对自己的责任范围、管理公司的规则和解散公司的难易程度有了前所未有的控制。 [4]
接受创业资本主义不只是给那些在车库里创造未来的新企业家更多的自由，也意味着老牌公司的重新洗牌。20世纪80年代，战后时代的大官僚公司撞了南墙。1970—1990年，美国大公司退出《福布斯》500强榜单的比例上升至原来的4倍。泛美航空公司等大牌企业不再出现在榜单上。像网景公司和安然公司（连续6年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性的公司）这样的另类公司从无到有，改变了它们所在的行业。对在这场波涛汹涌的变革中幸存下来的老牌公司而言，它们只是在公司内部做了一些市场外部做的事便存活下来了：从濒临死亡的企业中释放资本和劳动力，并将其分配给新兴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可以以富有想象力的新方式重组资本和人才。
杰克·韦尔奇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首席执行官，因为他有胆量创造性地毁灭一家美国最具名望的公司。他掌管通用电气公司20年（1981—2001年），甫一上任，他便坚定不移地奉行公司暴政，以此来追求他的信念，即通用电气公司要么在其从事的每一项业务中名列前茅，要么淘汰出局。1981—1990年，他淘汰了200家下属企业，它们约占公司总销售额的1/4；另外，他还收购了370家企业，包括安裕再保险公司、西屋照明业务和投资银行基德尔·皮博迪。他还削减了公司总部职能，将决策权下放到业务部门。重组导致净流失12万名员工，但联合企业变得更有价值。 [5]
在致力于振兴联合企业形态方面，“中子弹”杰克非同寻常。大多数成功的首席执行官舍弃了重新整合企业，而专注于核心业务。20世纪60—70年代，新建大型企业集团曾经风靡一时，却被外国竞争对手狠狠羞辱。外国竞争者占领了他们市场的一个又一个领域，他们还不被投资者认可，投资者以宁愿购买公司组合的股票并承担风险，也不愿意公司经理以多元化的方式管理为由，更倾向于“联合折扣”。这激励了一代公司工程师参与公司重组浪潮（这是自20世纪初并购热潮以来最大的浪潮）：剥离与核心业务无关的业务，收购其他与核心业务无关的公司。在这个时代，近1/3的美国大型制造公司被收购或合并。 [6]
20世纪90年代再造运动一度困扰了企业，超越了专注的狂热，目的是为无处不在的信息技术时代重新设计公司。再造者认为，正如公司在用单层工厂取代多层工厂之前无法利用电力一样，现代公司在重组内部流程前也无法利用计算机革命带来的潜能。到1994年，78%的《财富》500强公司和68%的富时100指数公司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重组，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关于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顶级公司名单所示。 [7]
无论它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再造”，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它们需要彻底的内部重组，以便充分利用新技术。到20世纪90年代末，计算机随处可见，不仅出现在白领的办公桌上，而且以小型设备的形式出现在工厂工人手中。公司解雇了大量文书工作人员。从此以后，经理可以自己打字，自己准备电子表格，自己记日记。他们还鼓励一线员工参与他们自己的重新排序和供应链管理。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公司和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凯恩斯时代的大型官僚公司已经承担了一系列社会责任，从为工人提供终身就业到资助工人看戏，不一而足。20世纪80—90年代，公司变得冷酷无情。它们用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的方式迫使它们的首席执行官更加冷酷无情：1980年，《财富》500强公司老板的平均工资是工厂工人的40倍，1990年增至84倍，2000年达到475倍。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却下降了。首席执行官对此的回应是解雇多余的员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关注业绩。
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一文中为这种更激烈的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6年后，罗切斯特大学的两位金融学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详细阐述了他对“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的见解，这是迄今为止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关于商业的学术文章。 [8]
詹森和梅克林认为，公司总是被所有者（想得到最佳的投资回报）和代理人（养家糊口）之间的紧张关系扭曲。最晚从20世纪50年代起，管理公司就主导了美国资本主义，它是为了让关注工资和福利的经理的工作变得更为简便而生的。詹森和梅克林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是迫使经理像老板一样思考，以股票和期权的形式向他们支付报酬，并通过收购市场将他们的工作置于危险之中。与业绩相关的薪酬和由公司控制的强劲市场将很快使美国公司恢复健康。
政府基本上袖手旁观，理由是企业重组的过程虽然混乱，但是必然产生更多的社会财富。反托拉斯立法委员支持世界通信公司以37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世界通信国际公司，花旗银行以700亿美元的价格并购旅行者集团。有几个例外。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插手惩罚了两个最大的敌意收购者——迈克尔·米尔肯和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反托拉斯当局则与比尔·盖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尽管当时争论很多，但是这些例外并没有改变那个时代的特征。
金融革命
在里根执政期间，华尔街迎来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时代。金融家成了全国名人。投资银行承诺会立即致富，让人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从而吸引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1987年出版的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虚荣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和1989年出版的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 ）等书籍，以及1987年上映的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华尔街》（Wall Street ）等电影都美化了华尔街的生活，甚至假装妖魔化了华尔街。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将退休储蓄委托给市场，大量资金涌入各种金融工具。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家运用他们的智力从他们的投资中榨取更高的回报，这些工具的范围和种类也在扩大。
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扩大了金融的力量。在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股东基本上是被动的，“股东积极主义”仅限于极端的情况，以至他们让这一术语变得毫无意义。随着股东成倍增加，他们的中介变得更加强大，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家庭财富投资于股票而非低风险储蓄账户的比例从1980年的1/10增至2000年的1/4。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从1960年的每天约300万股增至1990年的每天1.6亿股，到2007年达到每天16亿股。
随着关注股东权益的特定行业的诞生，社会上持股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共同基金、基金经理等密切关注美国公司的表现。资本所有者不再满足于让经理随心所欲地管理，他们认为获得体面回报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
1974年出台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是一个里程碑：它要求所有有退休计划的公司在一个单独的信托基金中留出资金来支付拖欠现在和未来退休人员的款项。这创造了巨大的新资本池，根据法律，这些资本必须谨慎而富有成效地投资。实际上，谨慎而富有成效的投资意味着股票市场，因为股票的表现远远超过固定收益证券和存款账户。《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创建了一个新的监护人阶层（养老基金）来管理退休人员的巨额资金。像加利福尼亚州公务员退休制度这样的养老基金是最警惕的资金守护者，它负责公共部门退休员工的利益，比如学者（他们经常在退休时抱怨股东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利益。
共同基金行业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到2000年，美国共有9000家共同基金公司，其中约6000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业。共同基金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让他们可以将退休储蓄投资其中。如果他们参与公司计划，可以说这也是事实：大多数公司允许参与退休计划的员工选择他们投资的基金。共同基金允许投资者通过创造资本池增加他们的实力，即使他们通过投资许多不同的公司来分散风险。
与此同时，计算机革命为所有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经理可以使用比率分析之类的工具（这可以让你衡量库存、营业额、销售净利润和投资回报）来衡量公司的表现。股份所有者可以监控他们的公司，并根据其他公司资产衡量他们的业绩。每天都开展交易的交易员坐在家里，周围都是电视屏幕和计算机显示器，他们掌握的金融信息比19世纪藏在镶板的办公室里的金融大亨还要多。
对社区银行的过度监管也产生了鼓励进一步金融创新的自相矛盾的效果。这些银行受到新政监管机构限制，以至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十大银行中没有一家设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十大银行有一半设在美国。当银行停滞不前时，其他中介机构进行了创新，以填补这一空白：在1970年后的30年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抵押贷款组合和证券化贷款等“新兴”中介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份额激增，而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等“传统”中介机构持有的份额下降。
三项创新设定了基调。证券化将非市场资产转化为有价证券。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应收账款几乎完全由商业银行与储蓄银行持有，它们被打包成证券在二级市场出售。衍生品使投资者能够处理更广泛的风险。芝加哥贸易委员会成立于1848年，负责处理谷物期货，但在20世纪80年代转入金融期货，并成了一个主导者。金融服务业发展了许多允许人们借钱的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收购和改造表现不佳的公司：杠杆收购（利用债务来资助重组）、管理层收购（通常用于出售公司的一部分）和“垃圾债券”。
杠杆收购的最大拥护者是KKR（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和德崇证券。1976年，贝尔斯登的三名年轻银行家亨利·克拉维斯（Henry Kravis）、杰罗姆·科尔伯格（Jerome Kohlberg）和乔治·罗伯茨（George Roberts）提出了一种新型组织，即创建一系列投资基金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司中占据董事席位，然后在一段固定时间后将其出售。KKR蓬勃发展是因为它结合了两种罕见的技能：达成交易的能力与让管理者像企业所有者一样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由此他们才能管理被收购的公司。
德崇证券率先使用高收益债券接管公司。20世纪70年代末，在贝弗利山庄而非华尔街，迈克尔·米尔肯发明了一种专门为这个“非投资级”市场设计的新型债券，这种债券允许规模太小或风险太大的公司发行常规债券，但其无法进入常规债券市场。这些被称为“垃圾债券”的债券资助了美国的创业革命：米尔肯的客户包括特纳广播公司的创始人特德·特纳（Ted Turner）、新闻国际的所有者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巴诺书店的创始人伦纳德·里格尔（Leonard Riggio），以及世界通信国际公司的创始人威廉·麦高恩（William McGowan），他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长途电话业务的第一个严肃挑战者。他们也成了重组战争中最具价值的工具：敌意收购者利用他们购买其意欲收购公司的股份，以利用收购公司的资产偿还债务；许多收购企图的目标公司，以溢价从敌意收购者手中买回了自己的股份。1977年，垃圾债券仅占债券市场的3.5%，10年后发展到占市场的1/4。迈克尔·米尔肯成了这个时代的象征，他一年的工资为5.5亿美元，他每年都举办“掠食者舞会”。
发展的势头看起来太好了，似乎不太真实。垃圾债券名副其实：1978—1983年发行的债券中，到1988年约有1/5违约。许多购买垃圾债券的储蓄机构破产了，德崇证券也于1990年2月破产。迈克尔·米尔肯被指控犯有近100项敲诈勒索罪，最终被关进监狱，他的公司德崇证券被迫破产。金融创新仍在继续。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基金取代了敌意收购者，成为资本主义的先行者，专注于初创公司而非成熟公司，较少利用杠杆收购。美国拥有的风险投资资本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萨诸塞州拥有的风险投资资本超过了英国，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的风险投资资本超过了整个欧洲。所有这些风险投资资本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风险投资资本家愿意下注，因为他们依赖平均法则：大多数投资都失败了，但是成功的首次公开发行可以产生巨大的回报。他们还为所投资的公司提供了宝贵的管理建议和社会关系。
随着美国金融奇才施展他们的魔法，华尔街开始繁荣起来。1995—1996年，道琼斯工业指数迅速超过了三个千点——4000点、5000点和6000点。美国投资者持有的股票总值从1990年占GDP的55%增至1996年的113%。这产生了强大的“财富效应”：投资者因投资组合价值的增加而感到兴奋，他们更自由地借钱购买房屋和消费品。
政策制定者通过放松对主流银行的监管来结束这10年。这与其说是对非理性繁荣精神的屈服，不如说是承认现有的法规正在产生最糟糕的世界，确保美国的社区银行太小，无法与欧洲和日本的大银行竞争（美国最大的银行的利润只有欧洲和日本竞争对手的一半），同时又不阻止非银行机构进行各种（可能存在风险的）创新。像保罗·沃尔克这样受人尊敬的决策者已经开始提出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使银行更容易合并。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突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1999年，克林顿政府最终通过了一项全面的金融改革，使社区银行更容易与国内外的竞争对手竞争。最终结果并不完全令人高兴：担心美国银行太小而无法竞争，决策者无意中迎来了一个大而不能倒的世界。
全球化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孤立主义者和全球化主义者的战场。孤立主义者指出，作为一个大陆大小的大国，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广阔的海洋，美国可以置身于一个混乱的世界之外。全球化主义者则反驳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繁荣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繁荣。20世纪70年代，反全球化主义者在黄金时代被边缘化后，开始重新获得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革新主义者不仅重新占据上风，而且将他们的信条扩展成华盛顿共识。保守主义者并没有保持沉默：对美国贸易赤字飙升的担忧影响了所有关于贸易的讨论。商人抱怨说，他们正受到长期衰退（1979—1982年）和美元价值飙升（1980—1985年）的双重挤压。里根针对日本汽车的流行设置了保护主义壁垒，并迫使日本公司在美国土地上进行“移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老布什为支持他所谓的“新世界秩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帕特里克·布坎南和他的团队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击败了他（迫使他在共和党大会上给布坎南一个席位）；罗斯·佩罗领导了一个保守主义的第三方，分散了共和党的选票，让克林顿顺利入主白宫。国会中的大多数民主党人投票反对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全球化的怨恨持续增长，但是在1980年后的30年里，全球化主导了金融气候。
美国公司开始从管理方法中吸取经验，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它们的外国竞争对手。特别是，它们研究日本公司是为了解决它们最大的管理问题——过度依赖标准化生产，质量控制差，对生产大量相当平庸的产品普遍上瘾。他们引入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全面质量管理（让每个工人负责产品质量）、持续改进（让工人提出改进建议）、即时制造（确保零件只有在需要时才被运到工厂，而不是等待数月使用，并在过程中不断恶化），以及团队自治（我们在引号中加上“日本人”，因为许多这些想法最初是由美国管理思想家如W·爱德华兹·戴明提出的）。菲利普·克罗斯比管理事务所的成立是为了帮助美国公司复制日本的管理技术。到1986年，大约有35000名美国高管从克罗斯比质量学院毕业。1987年，美国推出了相当于日本戴明奖的马尔科姆·波多里奇（Malcolm Baldrige）国家质量奖，以奖励质量提高的公司。
美国向日本学习的能力很好地体现在本田宗一郎和寿司蛋糕的故事中。在1989年10月访问底特律时，本田宗一郎已经82岁，对作为欢迎礼物送到房间的蛋糕的情感反应让他的管理人员大吃一惊。蛋糕被精心制作成寿司的样子。考虑到本田的年龄，面包师已经确定蛋糕松软、不含糖。本田向他的管理人员发表了一次演说：“你们认为你们已经超越了美国人，你们太骄傲了。看看这个蛋糕，做这个蛋糕的人肯定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的。”然后，本田召见了糕点师傅，发现他才20多岁时，变得非常激动。他总结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 [9]
美国生产的“日本化”解决了两个棘手的问题：通过让自治团队负责大量决策，打破了“经理”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并确保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更感兴趣。哈雷–戴维森公司在引进日式团队时，缩小了与日本摩托车公司之间生产效率的差距。美国全食超市公司巩固了其作为该国每平方英尺利润最高零售商的地位，将员工组织成自治团队，控制着从公司员工到库存的一切：团队成员投票决定是否允许一名潜在的新员工加入团队，并集体决定要上架的食物。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变得更加“全球化”。1970年后的数十年里，移民人数出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最大增长。20世纪90年代，合法移民的数量超过900万——约为官方人口增长的1/3，绝对数字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在后大萧条时代，合法移民占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我们也见证了美国历史上移民来源的最大变化。20世纪初，90%的移民来自欧洲（尽管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自南欧和东欧，而不是像早些年一样来自北欧）。20世纪90年代，只有15%来自欧洲，50%来自美洲，31%来自亚洲。到2000年，12.5%的美国人口是西班牙裔，这使西班牙裔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了非洲裔，18%的美国人在家里说英语以外的语言。移民的大量增加使企业在加深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的同时，可以尽情享受人力资本——快餐店的廉价劳动力和硅谷的熟练劳动力。它还为孤立主义者提供了他们发起对抗全球化所需的物资。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过去，全球化进入了必胜的阶段。克林顿政府重塑了美国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角色：既然美国成功击败了苏联，它就承担起了充当全球化守护者的任务。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施临时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生产商，那么20世纪90年代美国则放松了限制，达成了雄心勃勃的贸易协议，完成了创建世界贸易组织的乌拉圭回合，与中国建立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头10年（1994—2004年），随着美国在边境设立工厂（边境加工厂），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从510亿美元增至1610亿美元，跨境贸易激增。美国首先从金融危机中拯救了墨西哥，其次拯救了亚洲货币。它竭尽全力支持欧洲一体化，随着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欧洲一体化达到了高潮。
美国的商业复兴使民众对本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了更广泛的乐观情绪。公司重组以充分借势全球化。新公司生而全球化。老牌跨国公司抛弃了为应对不同的国家政权而设置的区域封地，转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部门。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辩称，IBM认为自己不再是一个为了创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联合在一起的国家企业联盟，相反，它认为自己把一系列专门的组件（采购、制造、研究、销售和分销）都用到最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地方。福特加入IBM，成为这一变革的先驱之一，废除了欧洲和北美的几十个独立的国家分支机构，代之以5个为世界制造产品的产品团队（其中一些总部设在欧洲）。
他们试图清除内部封地，公司也尽可能多地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专业生产商。许多评论家称之为“耐克化”，因为耐克热衷于雇用南亚人和拉丁美洲人来制作鞋子。迈克尔·戴尔提出了“虚拟集成”的概念，因为公司用与遍布世界各地的供应商签订的长期合同取代了自己工厂的纵向集成。思科成功成为美国最大的制造商之一，而其销售的产品只有1/4是直接生产的。苹果将其几乎所有的生产外包给中国。
电子前沿
20世纪的最后25年，美国征服了另一个前沿，那就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虚拟前沿。微处理器革命使计算机小型化，个人计算机革命把计算机放在每张桌子上。最后，互联网革命将这些计算机从复杂的打字机变成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节点。
信息技术革命彻底颠覆了旧工业经济。在强盗大亨时代，财富是由你能触摸到的东西创造的。在信息时代，它是由虚拟事物创造的：软件吞噬硬件，信息吞噬一切。在强盗大亨时代，大是最好的，大公司有巨大的工厂和巨多的劳动力。在信息时代，情况恰恰相反。从真空管到晶体管，从集成电路到微处理器，计算机行业一直致力于将越来越大的计算机能力压缩到越来越小的程序包中。大型计算机已经让位于个人计算机，而个人计算机正在让位于智能手机。随着计算机的萎缩，公司变得更加虚拟化：互联网时代的巨头只需要钢铁和石油时代巨头的一小部分劳动力。
美国并没有垄断信息技术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巨头富士通、NEX、日立、东芝似乎会像索尼和松下对其消费电子公司所做的那样，对美国的计算机公司采取行动。万维网是由一名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的英国人蒂莫西·伯纳斯·李爵士（Sir Timothy Berners-Lee）开发的。美国公司战胜了来自日本的挑战，在将网络商业化方面比英国或欧洲做得更多。到20世纪末，美国控制了信息革命，就像它在19世纪末控制石油和钢铁产业一样彻底。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伟大的信息技术公司都是美国的，苹果和谷歌主导智能手机市场，谷歌主导搜索市场，亚马逊主导电子商务和服务器市场。
为什么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计算机革命起源于几个不同的世界——从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大公司，从学术界到计算机爱好者俱乐部。美国擅长做三件事：首先，创造这些不同的世界；其次，将它们以创造性的共生方式结合在一起；最后，将它们产生的新理念商业化。
我们已经看到万尼瓦尔·布什是如何在打造美国独特的军事、工业和学术综合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布什特别热衷于信息技术。他创立了雷声公司，这是一家领先的电子公司。他甚至在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种个人计算机的可能性（他称之为“扩展存储器”），可以将你所有的个人信息、书籍、信件、文件、记录等存储在一个空间中，作为对你记忆的一种扩展的“亲密补充”。 [10]
军工联合体通过自己的研究，或者更经常地，通过资助学术研究，将前所未有的资源直接投入信息技术研发。1958年，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很快更名为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以资助基础研究，包括生产其常驻天才之一J.C.R.利克莱德（J.C.R.Licklider）所称的星系间计算机网络。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发了一个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系统，这样几个人可以在一台主机上共度时光。1969年，该小组成功连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研究院的计算机。该网络中的网站数量在1970年为20个，1985年超过2000个，没有任何人进行特殊规划，“网络”已经成为学者谈论他们工作的论坛。学术界多年来一直是主要的用户，后来这一数字再次激增：到1993年，大约9万美国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至大约9000万美国人和全球3.27亿人。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在计算机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世纪70年代，IBM下了20世纪最大的商业赌注之一，花费了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收入的三倍）来生产System/360计算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可以满足从科学、国防到商业的所有用途。这个赌注获得了丰厚的回报：IBM成为计算机的代名词，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中称这种超级计算机为HAL，每个字母均是IBM这三个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前一个字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支持一个巨大的“创意工厂”（贝尔实验室），专门汇集学者、材料科学家和工程师来交换创意。1970年，施乐公司效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做法，在距离公司总部3000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从事纯研究的实验室，以确保它不会受到群体思维的污染。
贝尔实验室创造了使现代计算机时代成为可能的突破：晶体管。在晶体管出现之前，计算机是由巨大的真空管供电的，这导致其体积庞大且造价高昂，以至只有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大机构才负担得起。1950年，雷明顿·兰德公司推出了第一台商用计算机Univac（通用自动计算机），它有一辆小卡车那么大。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批晶体管的出现开启了收缩时代：从此，计算机变得更便宜、更小、更人性化。随后的创新将这场革命发展到更微型的尺度。1959年，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发明了集成电路，这种集成电路在一个小硅片中集合了许多功能，这些功能以前需要许多独立的晶体管和元件在电路板上布线。这相当于19世纪强盗大亨在匹兹堡等大型工业中心将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缩影。此后，科学家变得如此擅长小型化，以至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戈登·摩尔创立了摩尔定律，该定律规定可以放在微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18个月翻一番。
战后，电子革命的领导权从东海岸转移到北加州的圣克拉拉谷。由于这里遍布果园和生产水果的大型农场，这个山谷以前就被称为“心灵的欢乐谷”。1971年，贸易报纸《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 ）的记者唐赫夫勒（Don Hoefler）创造了“硅谷”一词，用于描述到处涌现的计算机制造商和硅制造商。硅谷很快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集群：科技经济标志性公司（惠普、英特尔、思科系统、苹果和谷歌）大量定居于此。硅谷也是美国乃至世界越来越多模仿者的灵感来源：硅沙漠（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硅巷（纽约）、硅山（奥斯汀）、硅环岛（伦敦）。
斯坦福大学在建设工程和计算机系与将想法转化为商业方面特别积极。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工程系系主任和大学教务长，他和任何人一样有着成为“硅谷之父”的资格。他把大学的工程系建设成世界级的机构。他说服福特基金会给斯坦福大学一笔慷慨的赠款，以便把它变成西海岸的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最重要的是，他帮助建立了该大学和当地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部分是为了实现利兰·斯坦福的计划，该计划旨在提供实用的而非纸上谈兵式的学习，部分是为了阻止他最有才华的学生去东方追求他们的职业生涯。1939年，他借给两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538美元（相当于2017年的9500美元），他们在帕卡德位于帕洛阿尔托的车库里创业。该公司最终雇用了超过10万人，并开创了手持计算器、电子医疗器械、喷墨打印机和激光打印机的先河。
战后繁荣时期，特曼利用大学日益增长的实力为初创企业提供了它们最需要的两样东西：一是工作的地方，校园附近的1000英亩土地变成了斯坦福工业园区（后来的斯坦福研究园区）；二是动作的资本，大学资金被用于提供风险投资资本。该园区的第一个租户是瓦里安联合公司，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在20世纪30年代创建，用于建造军用雷达组件。惠普公司于1953年搬入。1954年，特曼创立了一个新的大学学位项目，允许公司的全职员工在斯坦福大学兼职攻读研究生学位。特曼最伟大的一次行动是说服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从贝尔实验室搬到创业园，1955年，肖克利作为晶体管的发明者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肖克利是一个难缠的顾客（事实上是一个自大狂），他既吸引又排斥人才。飞兆半导体公司成立于1957年，当时“叛逆8人”离开了肖克利的指挥，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肖克利粗暴的管理风格。
硅谷还有另外两个被证明对创意商业化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以沙丘路为中心的大型风险投资资本产业，另一个是现成的移民。英特尔的长期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是匈牙利的难民。史蒂夫·乔布斯是叙利亚移民的儿子（尽管他出生后不久就被收养了）。安娜利·萨克斯尼安（AnnaLee Saxenian）称，1990—1996年成立的4000家公司中，有27%是由中国人或印度人经营的（是过去10年的两倍）。硅谷还开创了一种特别灵活的资本主义形式。萨克斯尼安指出，在早期，硅谷在东海岸的最大竞争对手——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在获得研究和风险投资资本方面比硅谷强多了。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硅谷创造了比128号公路更多的高科技就业机会。当这两个集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暴跌时，硅谷被证明更具弹性。原因是东海岸的大公司，如数字设备公司和数据通用公司，都是自成一体的帝国，专注于一种产品——小型计算机，而硅谷则分散、自由、多元：公司不断形成和重组。20世纪90年代，硅谷拥有6000多家公司，其中许多是初创公司。连像太阳微系统公司、英特尔公司和惠普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都算不上主流大企业。人们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英特尔是叛逆8人中的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离开飞兆并招募安迪·格鲁夫加入时成立的。硅谷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生动地体现了创造性破坏原则，因为旧公司消亡了，新公司出现了，允许资本、想法和人员重新分配。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崛起和互联网的商业化，信息技术革命进入了高潮。1974年，个人计算机“牵牛星”的出现，让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创造性活动全面爆发。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商业交易之一是，19岁的比尔·盖茨说服IBM在其所有计算机上使用他的软件。这使微软成为行业标准，比尔·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之一。IBM于1981年开始制造自己的个人计算机，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个人计算机革命，使新设备获得认可。到1982年，该公司售出了250万台计算机，到1985年，售出了600多万台。与此同时，苹果生产的计算机避开了比尔·盖茨的操作系统，集成了硬件和软件。
随着1991年12月斯坦福线性加速器系统第一台服务器的安装，互联网的到来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革命。起初，互联网革命和个人计算机革命分别展开。20世纪90年代两者之间的碰撞将个人计算机的力量与庞大网络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坐在办公桌前的人（或者，随着笔记本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到来，坐在星巴克里的人）可以搜索世界信息，并与其他互联网用户交流。企业家设计了新的浏览器来“阅读”网络。1995年8月网景公司公开上市时，吉姆·克拉克成为第一位互联网亿万富翁。吉米·威尔士以维基百科的形式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完全由志愿者编写，随着人们发布改进和消除错误，它不断发展。
谷歌是最成功的新一代互联网公司，也是硅谷如此与众不同的完美例子。当谢尔盖·布林带着新生参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时，布林和拉里·佩奇相遇了，火花四溅：尽管他们讨厌彼此，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布林的父亲是一名逃离莫斯科的数学家，佩奇的父亲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他们成了争吵的伙伴和学术合作者。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快速搜索网络上出现的数百万网页，并根据相关性对它们进行排名。这所大学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世界顶尖学者的教学，而且提供了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布林和佩奇一度占用了大学一半的带宽），随着他们的想法形成，还提供了商业建议和资助。他们从硅谷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获得了资金。凯鹏华盈公司的约翰·多尔建议他们雇用一名经验丰富的经理来管理公司，他们决定雇用埃里克·施密特。 [11]
互联网为企业家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可以像一个多世纪前的铁路一样，彻底改变太阳底下的每一项业务。1994年，D.E.肖对冲基金30岁的分析师杰夫·贝佐斯在西雅图成立了亚马逊，这是一家在线书店，多亏了微软，它才成为一个技术中心。亚马逊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百货”商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器空间提供商，贝佐斯的身家超过700亿美元。1995年，伊朗裔美国人皮埃尔·奥米戴尔创立了易贝，这是一个帮助人们买卖物品的在线拍卖网站。目前，该公司价值近300亿美元，并帮助安排了数百万笔交易，既出售常见商品，也出售奇特的产品。
互联网革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喧嚣。技术含量高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在1995年上涨了40%。1998年，雅虎只是一家拥有637名员工的网络公司，其市值相当于拥有23万名员工的波音公司。市场不可避免地自我纠正了（网络繁荣之后是网络泡沫破裂），但是增长最终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继续，由一批管理良好的公司领导。
这场变革的胜利者与19世纪末的强盗大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重塑了文明的物质基础。比尔·盖茨在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台计算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世界信息放在每个人的指尖。他们依靠规模经济的逻辑来支配他们的市场。卡内基的名言“降低价格，抢占市场，充分经营工厂”和“注意成本，利润会照顾好自己”，同样适用于计算机制造商。在1959—2009年的50年间，经过质量调整后，计算机设备的价格每年下降16%，但是它更适用于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中，你的效用取决于你的网络规模：每个月使用脸书的人数远远超过中国人口总数。科技公司将巨大的规模转化为市场支配地位和飙升的收入。
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整个美国工业的性质，不仅仅是高科技行业。沃尔玛和其他大型零售商根据它们在全球所有商店的日常销售的即时反馈来补充货架。制造公司通过使用算法规划变量，如原材料价格和产品的季节性需求，从而保持库存“精简”，降低成本。银行家可以在几秒钟内计算出复杂衍生品的价值。
水力压裂法革命
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不是通过新经济中的代码博取利润，而是从旧经济中的土地中压榨更多的资源。石油是旧美国的化身：在旧时代，大多数人用手工作，试图从土地中提取黑色物质。然而，石油工业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最令人惊讶的革命之一，使一个衰落的工业恢复了健康。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企业家的作品，一个局外人从一个古怪的想法中看到了潜力，并坚持到底。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能源工业已经适应了显然不可避免的衰退。分析师制作图表显示其石油和天然气已经耗尽。大型石油公司为了生存而全球化。乔治·米切尔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巨大的储量被困在地表深处的页岩中等待释放。他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完善解锁技术：将高压流体注入地下，使岩石破裂，并为被困的石油和天然气创造通道（压裂），然后向下钻井，再侧向钻井，以增加每口井的产量（水平钻井）。结果就是一场革命。在笔者撰写本书时，页岩层生产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天然气和石油，而2000年仅为1%。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22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米切尔是美国梦的化身。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希腊移民，一个牧羊人，后来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经营一家擦鞋店。米切尔必须打工挣钱才能完成大学学业，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他留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财富，得克萨斯的风景中点缀着他的慈善事业：他对大学研究部门和加尔维斯顿特别慷慨。
米切尔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发现页岩气和石油：在他开始之前的几十年，地质调查已经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他甚至没有发明水力压裂法：水力压裂法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远见和勇气的结合：他坚信技术可以释放达拉斯和沃思堡地下的页岩层中的巨大能量储备，他一直在与无情的岩石搏斗，直到它最终交出了财富。
在学习石油工程和地质学之后，米切尔在二战期间服役于陆军工程队。离开军队时，他既表现出反叛者对大组织的不信任，也表现出赌徒的狡猾。他的职业生涯起始于得克萨斯州斗志昂扬的独立石油生产商，而不是当地的巨头。在职业生涯早期，他与芝加哥的一家博彩公司达成了一项交易，购买了一块被称为“野生动物墓地”的土地的所有权，并迅速钻探了13口油井。他还做过城市开发商。1974年，他在休斯敦北部的松林中建立了一个有计划的社区——林地，试图解决城市蔓延的问题。林地包括社会住房和办公室，以及价值百万美元的别墅。
固执是他最重要的品质。在行业领头石油公司和投资者的嘲讽中，他花了20年时间在沃思堡周围的土地上挖洞。他说：“我从未想过放弃，即使每个人都说‘乔治，你在浪费你的钱’。”然后，1998年，在米切尔接近80岁时，他的团队突然想到用水代替黏稠的钻井液。这大大降低了钻井成本，并将巴尼特页岩变成了“金矿”。
米切尔对19世纪末的伟大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熟悉的人物：一个痴迷于利用机械创新从无情的土地上争夺资源的人。这个时代也出现了两项重大的发展，这两项发展将震惊洛克菲勒和他的公司，而不仅仅是用水从岩石中提取石油：用处于经济核心的知识工人取代蓝领工人，以及女性在劳动力中的进步。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不仅主持了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主持了一场影响到几乎每个美国家庭的社会革命。
新的劳动力
黄金时代的美国被人和机器统治着。这绝对是一个制造业经济：1950年，36%的非农业私营部门员工受雇于制造业。道琼斯工业指数由通用汽车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等工业公司控制。手工艺者受到广泛的尊敬，被视为美国道德的典范，而不是教育证书竞赛的牺牲品。这也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经济：男性外出工作，养家糊口，而女性留在家里抚养孩子，最多做一些兼职工作来贴补家用。
20世纪80—90年代，这种“机器+人=美国”的等式被打破。里根的政策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1979—1983年，美国失去了12%的制造业工作，总共约240万个工作岗位，部分原因是高利率和更高的工资。随着制造商变得效率更高，经济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它们只是加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发生。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从1970年的23%下降至1990年的17%。即使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它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创造很多就业机会：1983—1989年，制造业的实际附加值增长了30%，但是就业率只增长了5.5%。来自国外的无情竞争迫使制造公司关闭低效工厂，采用新技术，或将业务转移到国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知识工作者尤其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部门的知识工作者进步迅速。像微软和苹果这样的智力密集型公司取代了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成为现代的象征。即使是老公司也变得更加智力密集：制造商专注于为精确的利己市场生产高度工程化的产品，而不是面向大众市场的标准化产品。他们投入了更多精力来塑造用户对产品的看法，在广告和品牌管理上花费巨资，而不是对产品本身进行投入。亨利·福特曾经问过：“我只想雇用干体力活儿的人，为什么总是雇来一些想给我做脑力活儿的？”到20世纪末，干体力活儿的人反而变得多余。
与此同时，男性主导的经济让位于性别更加模糊的经济。16~64岁的男性劳动力占比从1950年的91%下降至2000年的84%，而女性劳动力占比从37%上升至71%。大脑经济进步最令人不快的副作用之一是，完全退出劳动力队伍并成为国家监护者的男性人数显著增加。
那个时代见证了丹尼尔·贝尔所称的“后工业社会”从工业美国的子宫中诞生。经济生活的重心从制造东西转向灌输想法——从工厂到办公园区，从钢铁厂到大学。对信息技术和金融专家的需求量特别大。金融和保险收入占美国GDP的份额从1947年的2.4%稳步上升至2006年的7.6%。金融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比如数学和物理学博士。2007年，德高望重的加州理工学院有1/4的毕业生进入了金融行业。
随着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分析经济深刻变化的一种方式是观察经济的整体体量。在典型的工业时代，美国已经用事物的大小来衡量它的实力——覆盖了大片土地的巨型工厂和遍布地球表面的巨型矿山。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经济竭尽全力实现马克思的预言，即“所有固体都融化在空气中”。硅的电学性质的发现和材料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日常物体可以变得更小、更轻。组装收音机不再需要用笨重的柜子来装真空管，金属可以轧制成更薄的片状物，轻质光纤可以取代铜，建筑师可以用较少的混凝土或钢材建造住房。与此同时，服务业扩大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办公园区而非工厂工作，或者即使他们确实在工厂工作，他们也在协调生产流程，而不是从事实际生产。
这打破了经济增长与更多实物投入和产出之间的长期联系。1980-2000年，美国的实际GDP翻了一番，但是美国经济消耗的非燃料原材料的原始吨位在这几十年里基本保持不变（见图10-1、图10-2）。这意味着GDP增长的唯一解释必须是思想世界带来了增量。
图10-1 美国特定矿物商品*的消费（1900-2015年）
*铝、铝土矿、水泥、黏土、铜、石膏、铁矿石、石灰、镍、磷酸盐岩、硫、锡。
图10-2 美国特定矿物商品*的消费（1900-2015年）
*铝、铝土矿、水泥、黏土、铜、石膏、铁矿石、石灰、镍、磷酸盐岩、硫、锡。
经济生产过程中，产生同比例的实际GDP所需消耗的物质实体的重量减少了，这将带来许多好处。它减少了浪费和污染。公司提高了投入产出比，减轻了世界的负担。它也加速了全球贸易。越轻的东西越易于低成本地运过国界。这样做的逻辑结论是，你可以将物理对象变成虚拟对象，通过互联网从一个国家发送到另一个国家。三维打印现在允许人们以虚拟形式向世界各地发送实物。
女性工作者的进步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生活的基调。这是一个数字问题：2000年，女性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近一半，其中一半以上的女性已婚。这也是一个地位问题：女性在专业领域进步很快。2014年，女性经营着一些美国最好的公司，如百事可乐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和W.L.戈尔公司，女性占专业工人的51%，获得了近60%的大学学位，并且开创了约40%的新公司。
女权主义革命如此成功，以至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变化是多么近期发生的。女性在一些职业中取得了早期进步：到1920年，女性占文书工作人员的50%，高于1870年的2.5%，其中约90%是打字员和速记员。这些职业是孤立的、专业化的，而且地位往往很低。二战期间，美国也利用了女性劳动力，当时“铆钉工罗茜”重新定义了女性的期望，520万名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在婴儿潮时期，随着生育率从1945年的2.4上升至1956年的3.8，女性的初婚年龄从1950年的21.5岁下降至1970年的20.4岁，女性又回归家庭生活。
就在20世纪60年代，职业妇女还被限制在低贱的工作中，并受到随意的性别歧视。肯尼迪的“新前线”内阁中没有一名女性。参议院只有两名女性议员，其中一人继承了她丈夫的工作。1960年，女性占美国医生的6%、律师的3%、工程师的不足1%。 [12]
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没有女性全职教授，哈佛大学只有一名。哈佛商学院仍然都是男性，在美国法学院注册的学生中只有3.6%是女性。
这些数字低值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1961年对美国大学高年级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女学生都希望成为“成就卓著的孩子”的母亲和“杰出男人”的妻子。约60%的女大学生在毕业前退学，这通常是为了帮助她们的丈夫完成大学学业。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威尔伯·乔丹（Wilbur Jordan）告诉即将入学的新生，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教育将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妻子和母亲，甚至可能赢得终极大奖——嫁给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生。
1966年，耶鲁大学宣传处将耶鲁大学的出勤率描述为一次学习“做人”的机会。1969年，哈佛大学新生系主任弗朗西斯·斯基迪·冯·施塔德（Francis Skiddy von Stade）说，“当我看到就读于七姐妹学校的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相对无趣的家庭主妇时，想到改变哈佛大学男女生的平衡，我真的会不寒而栗……很简单，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方面取得惊人的进步。我认为她们不会停止结婚及/或生孩子。如果她们这样做了，她们现在作为女性的角色将会丧失。” [13]
然而，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变化。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婴儿潮的消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黄金年龄”（25~54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从1964年的44.5%上升至1985年的69.6%，1999年再上升至76.8%。随着数量的增长，质量也随之提高：女性很快提升了职业水平，并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女性年均工资中位数与男性年均工资中位数之比从1975年的58%上升至1990年的71.6%，2010年上升至77.4%，并且还在继续上升，尽管不如女性所希望的那么快。
尽管这种变化经常与妇女运动和激进的论著［如1963年出版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有关，但其深层原因是经济和技术原因。当体力比脑力更重要时，男性有着先天的优势。随着脑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两性之间越来越平衡。服务部门（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竞争）的崛起和制造业（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竞争）的衰落使竞争环境变得公平。
需求与供应相匹配：女性越来越乐意并且能够在家庭以外工作。真空吸尘器发挥了它的作用。改进的技术减少了传统女性打扫卫生和做饭所需的时间。避孕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避孕药的推广不仅让女性能够晚些结婚，而且提高了她们投入时间和精力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尤其是慢热型的技能，这些技能很难学会，需要很多年才能获得回报。她们不必为了生孩子而辍学，这让法学院更具吸引力。
高等教育的扩大也增加了妇女的就业前景，提高了她们在就业市场的价值，并把她们的榜样从全职母亲转变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比其他女性更有可能工作，即使是在有了孩子之后。1963年，62%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加入了劳动力队伍，相比之下，拥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为46%。如今，80%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加入了劳动力队伍，相比之下，拥有高中文凭的女性和高中学历以下的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分别为67%和47%。
女性工人的增加大大增加了经济的产出和生产潜力。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也是由于其他经济领域生产力的提高：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打扫卫生或购物更容易了。
“我们很幸运能活在历史的这一时刻”
20世纪即将结束，地平线上乌云密布。金融体系比看上去脆弱得多。全球化更容易引发危机：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时代的一些积极因素被消极因素抵消。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进步与蓝领男性的退缩同时发生。2000年，55~64岁的男性中只有67%的人参与社会劳动，而1950年的这一比例为87%。硅城镇如帕洛阿尔托和西雅图的兴起与铁锈地带城镇如俄亥俄州扬斯敦的衰落同时发生。“伟大的解体”已经开始了。
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权益激增挤出了储蓄，这就要求消费者债务迅速增加。1981—2007年，消费者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增长了8个百分点，住房抵押贷款债务增长了57个百分点。美国的焦虑程度也是如此。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替代一些白领工作（特别是秘书和文书工作），正如白领替代了蓝领一样，这让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对技术过时的担忧。1991年，在商业周期的底部，一项对大公司工人的调查显示，25%的人害怕被解雇。1995—1996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数字仍然上升到了46%。 [14]
然而，当时这些负面因素被正面因素掩盖了：股市飙升，美元飙升，失业率下降，贸易繁荣，连像罗伯特·戈登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也开始谈论“金发女孩经济”。预算从红色变为黑色：美国的财政盈余从1998年的690亿美元增至1999年的1240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2370亿美元，就占GDP的比例而言，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预算盈余。经济年增长率超过4%。这意味着美国每年为其经济添加5000亿美元的增量，而这一增量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经济。
伴随着所有这些关于“新经济”和“生产力奇迹”的谈论，克林顿愉快地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在2000年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他描绘了一幅新的经济政策制定共识的图景，这一共识可能会像战后管理资本主义共识一样持久。“我们很幸运能活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的国家从未享受过如此的繁荣和进步，内部危机如此之少，外部威胁如此之少。”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它已经将赤字转化为盈余，将落后的生产力增长转化为生产力繁荣。它已经用一种新的促进增长的共识取代了过时的意识形态——共和党意识形态认为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毫无意义的，民主党意识形态试图保护所有就业机会免受经济变化的影响。美国正在领导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将信息技术应用到越来越广泛的活动中。克林顿宣布：“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已经跨过了通往21世纪的桥梁。”
[1]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 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8), 334.
[2] William Leuchtenbur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From Teddy Roosevelt to Bill Cli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92.
[3] Anthony Mayo and Nitin Nohria, In Their Time: The Greatest Business Leaders of the Twenti eth Century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5), 292.
[4] Naomi Lamoreaux, ed., “Business Organization,” in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vol. 3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ed. Susan B. Carter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491.
[5] Mayo and Nohria, In Their Time, 307.
[6] Gerald F. Davis,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
[7] Adrian Wooldridge, Masters of Management: How the Business Gurus and Their Ideas Have Changed the World—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11),30.
[8] Michael Jensen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no. 4 (October 1976): 305–60.
[9] Michael Schuman, The Miracle: The Epic Story of Asia’s Quest for Wealth (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09), 181–82; Wooldridge, Masters of Management, 432.
[10] Walter Isaacson, 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263.
[11] Thomas McCraw, 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20: How It Worked (Wheelan, IL: Harlan David son, 2000), 238–39.
[12]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506.
[13] Jerome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Yale and Princet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5), 444.
[14] 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London: Allen Lane,2007),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