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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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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结局
1933年，芝加哥的创建者决定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以庆祝这座城市诞生100周年。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大萧条最困顿的年代，但组织者仍然把这次博览会标称为“代表一个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并且为这次博览会定下了座右铭“科学发现、工业应用、人类适应”。芝加哥花了100年的时间从一个无人之地的贸易中转站发展成为美国腹地最伟大的一个州的首府，短短几年经济大萧条与这100年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撰写的这部经济发展史也将出版于美国经济处于困顿的年代：长期的经济停滞释放了一系列政治领域的恶魔，造成一场瘟疫式的危害。美国民众目前的分化程度处于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水平，美国政治的瘫痪程度和无序程度也处于内战以来最严重的水平，但我们仍然可以为这部经济发展史冠以“一部进步史”的名称，而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不论遇到了多少困难，美国经济发展史总体来说还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
在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的开头，美国人的生活可以用霍布斯主义来描述——“孤独、贫穷、下贱、野蛮，并且短命”。或许当时的美国人已经享受到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平均来说，比远在英国的殖民宗主要过得好），但如果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1790年，美国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仅为40岁，3/4的美国人通过种地来养活自己：他们开垦土地，播撒种子，和农业诞生之初的远古人从事的工作几乎一样。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发生一次灾害，就有可能陷入令人绝望的穷困状态：如果某一年的收成不好，一个普通家庭就会陷入困顿；如果发生一次翻船事故，一个商业王子就有可能沦为乞丐。休闲活动对当时的人而言是一种奢侈品：蜡烛和用动物油脂作为燃料的油灯都非常昂贵，人们别无选择，日落之后只能立刻就寝，等待黎明的到来。美国国土上，每平方英里只有4.5个人，1800年略微增至6.1个人，但1810年再次减至4.3个人。根据当时的全美经济普查分类来计算，在能够被称为市区的国土上居住的人口仅占全美人口的5%。 [1]
出行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伴随着很多危险。普通美国人孤立无援且痛苦疲倦，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一张没有藏着毒蛇的干净的床”。
这些看上去非常差劲的数据，对妇女和黑人这样的边缘化群体来说更加恶劣。不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后天养育，女性只能获得其中最恶劣的剩余物。在符合生育条件的年龄段，平均每名女性会生7~8个孩子，其中一半的孩子都会在1周岁前夭折。日常家务活儿的重担也都由女性来承担。美国法律沿用了英国对妇女界定“有夫之妇身份”的做法，用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话来描述：“婚姻创造了一种夫妻之间人格合一的状态；从法律的角度，夫妻被视为一个人，所以当一个女性成为有夫之妇时，其作为女性的独立存在就终止了，或者说女性的存在完全合并到丈夫的存在之中。”换句话说，从法律的角度，丈夫有权控制妻子的行为，并且妻子创造的任何成果都归丈夫所有。 [2]
当时那个年代，美国本土大多数黑人都是奴隶。1790年，黑人人口占全美人口的比例比现在高：当时占19%，现在占13%。弗吉尼亚州黑人占43%，北卡罗来纳州黑人占27%，南卡罗来纳州黑人占44%，佐治亚州黑人占36%。不同形式的压迫被强加到这些奴隶身上。黑人女性和儿童与成年黑人男性一同在田地里劳作。1860年，奴隶婴童死亡率为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350名死亡。相比之下，全美新生儿死亡率为每1000名中有197名死亡。 [3]
时至今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衡量，美国人的生活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美国人还孤独吗？大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城市里，即便是那些仍然住在乡村的人，也通过互联网和室内输水管道等各种技术与城市文明连接在一起。美国人还贫穷吗？放眼全球，全世界的大国之中，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最高的。美国人还下贱吗？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许多让人类抬不起头来的卑贱行为已经从美国社会彻底根除。美国人可以用药物来减轻生孩子和拔牙的疼痛，美国人能用室内输水管道来清理粪便，美国人还用室内空调来保护自己不会过度出汗，美国人可以用电灯开关来召唤光明，也可以用鼠标轻点一下就发送信息，甚至还用机器人来清理地板。1790年，美国最知名的人乔治·华盛顿嘴里装的都是假牙，其中一些还是用象牙做的；时至今日，全美只有3.8%的人没能留住自己的牙齿。美国人还短命吗？与共和国诞生之时的人均寿命相比，当代美国人的人均寿命是当时的两倍以上。
创造性破坏带来的问题
为美国社会带来进步的核心社会机制就是创造性破坏。这股永不停歇的力量打破了社会中任何一种已经处于平衡的状态，也打乱了任何一种已经沉淀的社会结构。如果进步就是用光明取代黑暗，或者用繁荣取代贫困，那么历史会变得非常简单（也会有点儿无趣）。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任何人在创造新世界的时候，都必然要破坏旧社会的一些组成部分。破坏是创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种副作用。创造与破坏是同一项工作不可或缺的共同组成部分：把社会资源投入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导致旧工作岗位被摧毁，旧工厂被关闭，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创造新的企业。重要的社会创新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行业。1900年，美国社会上存在着10.9万家制造马车和马具的商户。时至今日，这种商户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即便是成熟行业的单调创新有时也会导致某些传统工作岗位丧失其必要性，例如，电话行业就一直在减少交换机操作员的人数，1970年，美国人共打了98亿通长途电话，当时电话局雇用的交换机操作员有42.1万人。到2000年，美国人共打了1060亿通长途电话，但这时的交换机操作员只有15.6万人。
创造性破坏背后的看不见的力量其实就是市场，也就是随时随地以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数不胜数的交易。还有两种肉眼可见的力量也在推动创造性破坏的发生，分别是企业家和企业。企业家是带来创造性破坏的英雄人物——这些人从骨子里就能感受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且能够通过个人意志和智慧，把未来趋势变成现实。企业家在追逐建设企业帝国、发行新产品或者根据人类的本性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推动了生产力的长期进步。通常来说，企业家既不是容易亲近的人，也不是品性良善的人。大多数企业家都可以被称为在精神上有控制欲的人：他们能够牺牲任何事物（包括自己内心的平静，以及他们身边人的性命）来为自己打造一个商业帝国，然后拼尽一切来保护自己的帝国不会走向毁灭。伟大的企业家从不休息，他们需要通过不停地建设与创新确保自己的存活。他们都容易陷入挪威人所称的“Stormannsgalskap”状态，字面意思是“伟人的疯狂”。 [4]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美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批量制造出这些有性格缺陷的英雄人物。查尔斯·古德伊尔一生痴迷于研究使橡胶硬化的方法，为此让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贫困和悲惨的境遇，他的三个孩子都在儿童时期夭折。艾萨克·辛格通过欺骗的手段把自己的合伙人逐出了企业，曾经把他的一任妻子掐到昏迷，他还犯有重婚罪和儿童忽视罪。约翰·亨利·帕特森（John Henry Patterson）是全美收银机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个追逐流行食品的人，也是一个狂爱健身的人，一天要洗5次澡，而且曾一度绝食37天。 [5]
亨利·福特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改变世界的社会计划，其中包括彻底灭绝他不能忍受的奶牛的计划。1915年，他带领着众多商界领军人物与和平运动家到欧洲拜访，试图以此终止一战，“让士兵走出战壕”。当时《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曾经刊发过：“世界大战在圣诞节终止，福特就是终结者。”托马斯·沃森把IBM变成了个人崇拜的“邪教”，当时的公司里传唱着各种企业歌曲，赞颂“我们的朋友和领导公司的巨手”，赞颂一位“勇气无人能挡”的公司领导。
这些企业家性格中丑陋的一面与他们性格中令人尊敬的一面同等重要，正如破坏与创造同等重要一样。如果企业家不多奉献一些，就不可能白手起家创造出完整的产业和大型企业。这些负面的性格往往也会导致他们创设的商业帝国在远期遭受危害，特别是随着企业家年龄渐长，他们的脾气也会变得更坏。早在美国有足够的公路让人们驾驶汽车之前，亨利·福特就固执地认为要批量生产大量的汽车，正是这种固执导致他忽视了美国消费者渴望多样化的需求。亨利·福特在这方面的失败，为通用汽车公司的崛起创造了可能性。
伟大的企业家所开展的工作可以在伟大的企业中发扬光大。伟大的企业只有在为消费者提供重大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比如，福特汽车公司为消费者大幅降低了商品价格，通用汽车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现如今的特斯拉为消费者带来重新设计过的基础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只有碾压自己的竞争对手才能获得成功。大企业会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把小规模、低效率的企业逐出商业圈。它们也利用自己更高的生产效率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非常热衷于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快速扩张商业范围，通常都会超越竞争对手，并且抵制任何形式的竞争。正如贝宝（Paypal）公司的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2014年出版的《从0到1》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所有失败的企业都一样，它们没能逃避竞争。” [6]
创造性破坏在发生效应的过程中必然导致民众的不安：创造性破坏的飓风越强烈，民众的不安感就越强烈。原本已经固化的生活模式会被连根拔起，传统的产业会被彻底摧毁。左派人士对创造性破坏的敌意最强。在民众反对沃尔玛新建商店、工厂主关闭现有厂房、生物工程师研发新产品的过程中，都能听见来自左派人士的反对意见。右派人士，甚至中间派，也对创造性破坏持有敌意。20世纪30年代，南方农业联合会发动了反对南方各州工业化的游行，宣称资本主义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现象一直在“加速前进”。“它从不提出任何具体的发展目标，总是创造出无休无止的各种问题。”帕特里克·布坎南把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称作对人类“最重大的背叛”。“被损毁的住房、被连根拔起的家庭、被摧毁的梦想、青少年犯罪、破坏公物的行为、刑事犯罪等，都是自由贸易潜藏的成本。”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的民主党人士小阿瑟·施莱辛格批评“资本主义的冒进”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另一位中间派人士丹尼尔·贝尔则担忧地说，资本主义总是给社会创造“永无止境的不满情绪”。
这种社会不安情绪的存在，导致即便是在社会状况最好的年代，也很难向民众推广创造性破坏的理念。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的现实是，创造性破坏通常都会带来三个重大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损失往往比其带来的收益更明显。收益通常分布的领域很广，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损失往往集中在个别行业，并且即刻就会产生。创造性破坏的最大受益者是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熊彼特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他曾写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拥有丝质的长袜，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为女王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让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也能穿上丝袜，从而进一步持续降低生产丝袜所需的工作量……资本主义体制发挥效能的过程不是巧合的过程，而是通过其内在机制渐进式地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也有可能是最大的输家，而且他们的损失往往会比他们的所得更为显眼：人们更容易看到被丝织厂取缔的手工丝织工人，而不会去关注工厂生产的数百万双丝袜。
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创造性破坏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否定的社会现象。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体制创造出了由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组成的生活非常舒适的阶级，这些人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创造性破坏的敌人通常都有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指出“破坏”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处。人们很容易提出终止不公正的行为或者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的要求，但很难以触动经济活力为由来为创造性破坏正名。科技发明使任何持有相机和拥有互联网账号的人都能更简便地让其他人看到“破坏”的案例。他们同样与“集体行动的逻辑”站在同一边。在“破坏”过程中遭遇危害的受害者会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向社会要求改革，而在破坏过程中获得收益的胜利者则很难聚在一起。
由此，创造性破坏这场“永远存在的飓风”就遭遇到了政治敌对的另一场“永远存在的飓风”。社会民众会联起手来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岗位，试图挽救那些垂死的行业。他们对资本家无情的贪婪发出各种批判。这么做的后果就是经济滞胀：在试图遏制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比如在保存旧式工作岗位或者保持旧式工厂持续营业的过程中，人们实际上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免费的社会福利导致企业无法继续开展有生产力的投资。政府管控导致企业家无法再创设新的企业。在尝试制造蛋糕并吃下蛋糕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结局是做出一个很小的蛋糕。
第三个问题是，创造性破坏有时可能带来的全是破坏，没有创造。这在金钱的世界里很常见。如果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行业，就不可能打造出一个非常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类似的金融机构，把整个社会的储蓄资金都引导到被人们认为最具生产力的行业中，也就是引导到这些行业中最具生产力的企业中。在最佳状态下，金融是创造性破坏最纯粹的形式：资金比任何一种生产力要素的流动性都要更强，也更无情。在最坏的状态下，金融纯粹就是破坏。
金融恐慌往往是一种自成因果的现象：社会民众从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抽取储蓄资金的行为，很有可能受其他民众抽取资金行为的助长而变得更为严重。社会民众在投资的时候是群体性投资，在发生恐慌的时候也是群体性恐慌。因为金融机构常规意义上都是高度互联的，也就是互相之间有借贷的行为，恐慌很可能从一家机构传导到另一家机构，直至最后从华尔街传导到整个经济体。令这种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金融恐慌是一种很难预测的现象。通常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局面之后，会突然发生金融恐慌：在经历长时间的稳定局面时，各家银行由于经营状况良好，会逐渐养成高风险借贷的习惯。有许多最糟糕的恐慌实际上是由小问题引发的。以1907年的恐慌为例，这是一次引发了严重经济衰退的全国性恐慌。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投机者试图控股联合铜业公司的股票，但他们的这种控股图谋最后失败了。投资者承担了巨大的损失，储户争先恐后地从任何一个可能与这些投机者发生关联的银行提取自己的储蓄资金，而由于这些投机者与当时的金融机构有广泛的联系，所以这场恐慌迅速蔓延开来。
金融周期的下行区间总是比上行区间更为凸显，因为恐惧是一种比贪婪更有力量的情绪：当人们担心自己一生的努力将会化为泡影时，这种恐惧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不受这场传染的危害。恐惧是一种高传染性的情绪：在市场上行区间，投资者通常都会做出从众行为，而在下行期间，往往会演变为踩踏。恐慌也会对广义上的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危害。投资者往往只愿意持有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现金为王，所有人都在这位王面前低头。放贷者只向最好的借贷者放款，流动性枯竭，企业破产，民众失业。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过程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恐慌带来经济紧缩，经济紧缩带来更严重的恐慌。
从创造性破坏到大众富裕
通过研究从强盗大亨向大众富裕的转型期，我们可以很好地分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创造性破坏的成本总是比收益更显眼？
本书用很长的篇幅描述了美国内战结束至美国加入一战之间的历史，因为这是美国出现最伟大的创造性破坏的年代。铁路取代了马匹和马车，成为长途运输的主要方式。钢铁取代了生铁和木材，摩天大楼似乎真的要耸入云霄。美国加入一战前的和平年代终止于越来越强的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噪声，这几年中诞生了人类为征服地理距离而发明的两种最成功的新交通工具：汽车和飞机。
在新发明不断出现的同时，大多数美国人眼中却只看得到破坏。农户抱怨自己被资本家骗了，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被大企业骗了。即便是彻头彻尾的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比如赫伯特·斯潘塞这样的人，也抱怨环境污染变得严重了。当然，他们提出不满有充分的理由：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在推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居住环境的拥挤、工作环境的恶化和空气污染。 [7]
以匹兹堡为例，这个城市里因工业事故死亡的人数，1870年每10万人死亡123例，1900年增至每10万人死亡214例，几乎翻了一番。 [8]
类似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在这种社会不满情绪的基础上煽风点火，成功发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开征个人所得税。尽管税种增加，但这种创造性破坏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并且让生活质量得到了重大提升。科技创新使经济活动所需的输入（尤其是石油和钢铁）成本下降，并且进一步促使基础性和非基础性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同步下降。强盗大亨主导经济的年代为后来全民富裕的年代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甚至令人无法相信的实质改善。
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出现断崖式下降。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中，亨利·戴维·梭罗曾提出：“一件事物的价格等于……为交换这件事物而必须付出的生命，有可能是当下付出，也有可能是远期付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在这一洞见的基础上开展过一次测算，假设到1997年工人为了购买一件日用品所需付出的工时与1897年的水平一致，在此前提下预测出某些基础生活用品的价格。他们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一部电话机需要1202美元，一辆自行车需要2222美元，而1997年这些商品的实际售价远低于测算值，这说明根据工资水平调节之后的物价出现了大幅下降。
食品价格的下降尤为剧烈：2000年，美国人花费在温饱上的费用仅相当于个人收入的1/10，而1900年，美国人几乎要花费个人收入的一半才能吃饱。1900年，坏血病、糙皮病、甲状腺肿、佝偻病很常见，因为即便是当时能吃饱肚子的美国人，也无法摄入充足的水果和蔬菜。当时那个年代，食品价格居高不下，以至1896年威廉·麦金利竞选总统时，以承诺民众“晚餐吃得饱”为竞选口号。到2000年，过度肥胖变成了困扰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27%的美国人被官方界定为过胖人群，相比之下，法国过胖人口仅有6%，日本仅有2%。过胖的现象在有资格领取食品券的人群中更为普遍，无资格领取食品券的人反而过胖程度较低。
过度肥胖这场全社会性的传染病向我们说明一个现实：餐饮领域的进步不如其他社会领域的进步那么简单。美国人所能获取的食品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加工过的食品，而且富含饱和脂肪和糖分。即便在麦当劳等快餐店兴盛起来之前，美国人的餐桌上也充斥着许多质量很差的食品。1900年，95%的美国家庭使用猪油烹饪，83%的家庭吃腌猪肉，90%的家庭食用玉米面。到1980年，这三个比例分别下降至9%、4%和22%。 [9]
快餐革命与新鲜食品革命实际上是同步发生的，得益于廉价货运的出现和冷藏技术的进步，人们全年都能吃到所有种类的新鲜食品。
住房质量也获得了重大提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认为，文明生活的先决条件是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一间房，这一条件已经从罕见变成了常见。1900年，50%的美国家庭中每间屋子里居住的人数都不止一人。到1980年，仅4.5%的美国家庭还存在共享房间的情况。1900年，25%的美国家庭都与外来租客分享住房。到1980年，这一比例已经不足2%。 [10]
居民住房不仅面积更大，舒适程度也有大幅提升。1900年建成的房屋，大多没有室内厕所或室内输水管道。如果一个区域内聚居的人口太多，那最终形成的居住环境简直令人反胃——一名亲历者曾描述道：“恶臭的厕所、沾满尘土的水盆、顺着楼梯往下流的泔水，孩子在墙角撒尿，屋内的楼梯随时可能垮塌，输水管道上密密麻麻都是孔洞，向外渗透着易燃的下水道废物发酵后形成的废气。” [11]
到1970年，99%的美国家庭都用上了自来水。
总体来说，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干净了。1900年，城镇和乡村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动物：养在城区的140万匹马，每天要产生25磅粪便，每吨粪便会滋生出90万只蛆。每天从蛆里生出来的60亿只苍蝇在粪堆和人们的餐盘之间飞来飞去。 [12]
各种明火照明工具（蜡烛、煤油灯、汽油灯）不断向空气中排出烟尘。工厂释放出的刺鼻烟雾让所有事物都裹上了一层黑灰。时至2000年，整个国家已经被彻底清理干净了。超市里出售数百种用于清洁的商品。由（多数是移民）清洁工组成的部队，把办公楼和工厂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无法通过卫生检测，餐馆会被强制歇业。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翻了一番。1900年，普通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是48岁。死亡人数中的一半以上都死于三种传染病——肺结核、肺炎和霍乱。1918年，一场禽流感导致美国本土50万~67.5万人死亡，全球范围内有1亿人死亡，这比一战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当时的医学研究非常落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1910年发表关于医学教育的知名报告时曾写道，如果病人和医生见面是随机安排的，那么病人从中获得有效诊断的概率只有一半。相比之下，到2000年，普通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三种主要致死传染病已经被完全根除，导致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感染性疾病变为人们自己从事的导致身体状况恶化的行为，主要是饮食不健康、吸烟和缺乏锻炼。
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少数族群和女性群体的生活质量改善程度最高。1900年，非白人群体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比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少了15岁，到2000年，非白人群体的平均寿命只比白人的平均寿命少一点点。1900年，每100名女性中有一人在生育时死亡。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每1万名女性中才会出现一例生育过程死亡。美国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1900年，有1/10的孩童在幼儿时期死亡。在美国的某些特定区域，每4名婴儿中就有一人死亡。到2000年，每150名婴儿中只有一人在1周岁前死亡。
科学的进步在美国人生活改善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罗伯特·科克（Robert Koch）所开展的研究工作，让社会普遍接受了疾病由细菌引起的理论，并且让美国民众接受了很多能够挽救生命的发明，比如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知识的进步使人们的行为也变得更好：市政府开始清除垃圾，净化水源，处理下水道污水；市民学会了经常洗手，并且改善其他个人生活习惯。美国人对疾病的宣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到2000年的时候，有些住在硅谷的人开始把死亡当作一个可以被人为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用人生最后的尊严去迎接的现实。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使人们可以吃到更好的食物，住上更大更干净的房屋，并且享受质量更高的医疗保障。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一周工作时间却在缩减。1900年，工人平均每周需要工作将近60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年复一年。到195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周约40个小时。自此之后，差不多就维持在这个水平。有些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肯定要比这个社会平均水平付出更多的劳动：如果想要成为一流的学者、律师或者记者，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工作环境也变得更好了。1900年，工作通常指的都是充满危险且可能让人极度疲累的体力活儿。农户需要和自然界的各种因素展开斗争，要应对可能导致土地硬化而无法耕种的干旱季节，要应对导致土地变得泥泞的洪水季节，还要应对各种咬人的害虫。制造业的手工工人也需要操作各种重型机械，一旦操作不当，就有可能导致死亡或伤残。到2000年，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办公室里进行的。在工作环境中因意外死亡的美国人，1900年每10万人中有38例，2000年每10万人中仅有4例。
美国人的工龄也随之变短。1900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工作，退休后过不了几年就会死亡。到2000年，美国人退休的平均年龄为62岁，退休之后还能享受将近20年的生活，大多数人都会从寒冷的东北部搬到南方的阳光地带去生活。以前，退休意味着在死亡的候机室里短暂停留，或许搬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到目前这个时代，退休则意味着开启人生新的一页，后续的人生完全用于打高尔夫球、打网球、玩棋牌游戏，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应对身体机能退化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影响。曾经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曾测算过，在整个20世纪，美国人一生中用于工作的总时长下降了约25%。
美国人取得的一些最令人震惊的进步，实际体现在家务劳动方面，这都多亏了洗衣机、电磁炉、微波炉和洗碗机等“电气化仆人”的出现。1900年，对工人阶级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无法承担雇用仆人的成本，那么一旦结婚，她们就等于被判了做家务的终身刑罚。斯坦利·莱伯戈特（Stanley Lebergott）曾测算过，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平均每周要花44个小时做饭和洗碗，花7个小时洗衣服，还有另外7个小时用于打扫房间。这只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同年，波士顿那些能够雇用家务仆人的人，当然我们也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夸大自己获得的家务服务的时长，曾说过他们的仆人每周要提供72个小时的服务。在现在这个年代看起来相当简单的家务工作，在当年却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一年要往家里运送9000加仑水，其中大部分烧开之后用于饮用，如果这名妇女有4个孩子的话，她一年需要清洗4万条尿布。 [13]
不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肯定家务劳动所需的时长确实减少了。根据娜奥米·拉莫罗的测算，1925—1927年，人们花费在基本家务活儿上的时间已经出现下降，每周用来做饭的时间减至27个小时，洗衣服的时间减至6个小时，打扫房间的时间减至9个小时。到1975年，每周做饭只花10个小时，洗衣服只花1个小时，打扫房间花7个小时。
社会经济和家庭经济两个领域发生的变化，使普通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休闲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对女性而言尤为明显。1900年，美国只有两个官方假期（独立日和圣诞节），只有不到2%的家庭会在这两个官方节日之外休假。人们在休闲活动上的支出仅占社会消费总支出的3%。 [14]
自此之后，美国人所能享受的休闲活动的种类逐渐增多（电影、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按需定制丰富的娱乐活动。2000年，普通美国人在休闲活动上花费的平均时间，相当于1900年的10倍或1950年的5倍。
美国人还获得了更长的光照时间来享受休闲生活。1900年，人们的生活受日出日落的限制：在夜晚的时候他们无法开展工作，也无法进行游戏，因为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当年的主要光源（蜡烛和油灯）能提供的光量都很有限，而且这些光源都很危险：如果在睡觉前忘了熄灭蜡烛，有可能让一家人被大火吞噬。1900年发生的纽约市家庭火灾中，有1/3都是蜡烛、火柴和煤油灯引发的。时至今日，人们每周只花几毛钱就能点亮自己的房间。
美国社会结构变化史
美国人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先是转型成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然后进一步转变成了一个工业和服务业结合的经济体。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苏珊·B.卡特（Susan B. Carter）提出一套理论，她认为，通过在5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给美国的职业结构进行画像，能够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演进的过程。 [15]
1800年
这时的美国是一个纯农业型经济体：全美3/4的劳动力一辈子都在农田里劳作。全美30%以上的劳动力，或者说整个南方50%的劳动力都是奴隶，其中许多人都在种植出口所需的烟草。大多数自由劳动力都在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农田上劳作。每个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劳作。妻子通常管理家务。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帮助父母种植庄稼，开垦新的土地。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则帮助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儿。除了农业生产外，当时最主要的职业形态还有在船只（包括商船、捕鲸船、渔船）上工作，或者为其他人提供家务劳动。
1860年
这时的美国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经济体，情况比1800年更为严重。美国北方的经济体代表了具有进步性的文明社会形态：以自由劳动力为基础，受市场机制驱动，其主要特征是不平等现象较为缓和。大多数人仍然在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农场上劳作，或者受小企业雇用，规模经济和量化经济的市场原理已经逐渐开始发挥效应。工厂工人逐步取代传统手工业者：在批量生产浪潮面前，纺织工、石匠、木匠、铁匠等职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手工技术工人工会开始成型。交通运输业的改善（特别是运河革命）促动着农户向美国西部迁徙，对美国西部廉价的土地和肥沃的土壤加以利用，开始种植特定的庄稼：美国西部的农户主要生产谷物，东部的农户则主要生产乳制品和水果。
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是年轻女性和外来劳工。年轻女性离开家庭农场，接受按劳取酬的工人工作，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里工作。1860年，罗得岛22.4%的劳动力是女性，同样，马萨诸塞州21.2%的劳动力也是女性。外来劳工（特别是爱尔兰劳工）在美国运河和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也为新的工厂提供了劳动力。
美国南方看上去完全属于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奴隶制经济在这一时期的利润率比任何时候都要高。轧棉机的出现提升了生产效率。从纺织业发端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在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南方各州向西部的扩张，特别是纳入得克萨斯州和堪萨斯州之后，为美国带来了更多可以转变为棉花田的新国土，这些土地同样由奴隶来开垦。在被人们称为棉花带的中部各州，比如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奴隶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约70%。由于奴隶主个人财富绝大部分体现为被奴役的农业生产力，他们没有任何动力去投资其他可能创造财富的生产行为，也就是他们不会投资工业化生产，也不会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公路和学校）。
1910年
此时奴隶制已被废除，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降至1/3以下，工业生产雇用的劳动力占1/5，美国几乎实现了全民扫盲，只有7.7%的美国人不识字，其中大多是奴隶的后代。由非动物力量（水利、煤炭、蒸汽、电力）驱动的大型企业也变得很常见。增量最大的受雇用工人是白领阶层：大型企业需要经理、会计、秘书和电话操作员等专职人员。1870年，白领工人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足8%，到1910年，已经达到19%。
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走向繁荣的年代中获益最大的人，是在本土无法找到工作的欧洲人。大量移民在这一时期涌入美国，远洋轮船的出现使横跨大西洋的旅途变得更为简便，南欧人加入了北欧移民的浪潮。 [16]
移民天生会选择就业机会多且工资高的地方聚居：1910年，外籍劳工占全美劳工总数的22%，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外籍劳工不足9%。
在美国社会就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是女性。这一时期，女性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1%，比1870年的15%有所增加，女性也占职业劳动力总数的45%，相比1870年的27%有巨大提升，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教师职业出现了女性化浪潮。女性受雇用从事专职工作，一般局限在她们从学校毕业到结婚前这一段人生时期。
1950年
这一时期的美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拥有全球最高的生活水平。从某些角度分析，这是一个吃了激素的旧经济体：制造业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经济组成成分，其雇用的工人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约1/4。从其他角度分析，这是一个处在胚胎状态的新经济体。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他们所从事的各种服务正在高速增长：全美1/3左右的女性工人都在办公室里工作。白领工人中很多人都在为政府打工：五角大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为政府官僚事务所设置的白领岗位像野草一样增长。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成了当时社会普遍接受的受教育程度标杆。各家大学开始走上漫长的扩张道路。
1921年和1924年，美国分别颁布了两部移民限制法案，这实际上掐断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1950年，移民劳工仅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9%，是美国建国1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关掉了移民的水龙头，却带来了比较积极的社会效应。劳动力短缺使现有工人的工资得到提升，而且人们更重视开发更专业化的技能，同时也为黑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黑人逃离了落后的南方各州，在北方工业生产企业中寻求就业机会。居住在南方以外的黑人数量从1910年的11%提升至1950年的3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下定决心减少与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关联，实际上帮助美国本土实现了南北方劳动力市场的统一。
2000年
这个年代，美国劳动力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劳动者更多地依赖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大多数供劳动者工作的内容都是处理各种各样的符号，而不是制造实体物件。30%的劳动者拥有大学以上学位，只有不到10%的劳动者未能读完高中。社会劳动力中一半以上的人都在从事白领工作——要么是职业经理人，要么在服务业提供服务。
后工业化经济的扩张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传统工业化经济的萎缩。全美劳动力中只有13%的人在制造业工作，2%的人在农业领域工作。工会也出现了萎缩：全美劳动力中只有13%的人是工会成员，公共事务领域的工会渗透率比私营领域要高。与此同时，农业和制造业都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知识。农户开始种植高产作物。工厂在相对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定制化产品，而不是在相对较长的周期内生产标准化产品。
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工作中的占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女性占全美劳动力总数的将近一半，其中50%以上的受雇用女性劳动者都是已婚人士：女性不再以牺牲职业为代价来服务自己的家庭。1950—2000年，16岁及以上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从34%上升至60%，同一年龄段的男性参与劳动的比例则从86%下降至75%，而且我们预期未来几十年间，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
劳动力结构发生的另一项重要变化是，1965年废除了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限制法案之后，美国社会重新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浪潮。这一时期进入美国的新移民与1920年之前的旧移民有显著的区别：其中大多数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而非欧洲。其中大多数新移民都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1920年之前，大多数来自欧洲的移民都是农民。1965年之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移民群体：一个群体是农业劳动者，大多来自拉丁美洲；另一个群体是来自世界其他各个国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截至2000年，全美12%的劳动力是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
科技与免费福利的较量
20世纪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纪，也是普通美国人的世纪：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在这段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充分享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迄今为止，21世纪的头20年，这个国家遭遇了很多困难。正如美国的武装部队陷入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样，美国经济也从2009年之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滞涨状态。为美国创造财富的引擎再也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发挥极高的效率。2011—2016年，非农经济每小时劳动产出的增量年均只有微乎其微的0.7%，实际GDP每年仅增长2.2%。
更严重的是，经济滞胀在社会中制造出一股民粹主义的逆行历史潮流，对社会经济引擎发挥更大的效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西蒙·库兹涅茨曾提出：“我们美国人过分习惯于看到人均生产进步带来的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我们已经把这种现象当作理所应当的自然规律——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全人类历史的角度去衡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巨量的增长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人们失去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物质条件时，他们的反应通常都很恶劣：最初他们拒绝承认自己失去了某些财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继续透支着自己的财富，直到最后才开始发出满腹的牢骚，抨击社会，抨击政府。
从铁路时代到信息时代，美国相比其他国家仍然有较强的制造企业家的能力。美国从全球各个角落吸引人才：谢尔盖·布林是一名俄罗斯移民的儿子，正如安德鲁·卡内基是一名贫穷的苏格兰纺织工人的儿子一样。美国社会容忍失败。史蒂夫·乔布斯和亨利·福特（以及R.H.梅西和H.J.海因茨）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遭遇过破产。美国社会也鼓励人们追逐自己的野心。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华纳在《镀金时代》的前言中提出了一个看法：“在美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发展计划，他们遵照这种计划来推动自己在社会和个人成长方面不断取得进步。”这种观点时至今日仍然符合社会现实。
当代美国企业家正在重塑整个人类文明，正如过去的强盗大亨所做过的那样。当年，牢牢抓住强盗大亨的“伟人的疯狂”精神，也抓住了当代的企业家。谢尔盖·布林曾试图从干细胞中直接生产出肉制品。埃隆·马斯克试图用密封管射发乘客的方式“重新发明”铁路运输系统。贝宝公司的彼得·蒂尔则宣称：“当代社会没能完成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死亡从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变成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钢铁和石油革命曾经在19世纪为美国社会奠定了繁荣的基础，如今，这些伟大的新革命或许也将为未来更高程度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水力压裂法使消费者和企业可以享受到更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信息技术革命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子领域广泛传播——既影响了人们狭义上收到的信息内容，也影响了常规意义上的社会服务；既影响了虚拟世界，也影响了实体世界。
美国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困境，其源头可能埋藏在别的地方——免费福利支出的增加和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因素带来的潜在风险。
修理美国经济增长引擎
如果让我们评价美国是否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给出的答案只会让人感到悲观绝望。社会保障制度被人们称为政治的第三条轨道是有其必然道理的。金融体系自工业革命以后就一直身陷繁荣–萧条周期中不能自拔。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困境实际上早就埋下了祸根。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史是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它充分说明，美国根本没有能力为全民福利提供充裕的资金。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对一个曾经把无人荒地开发成世界上最强经济体的国家而言，我们还是具备一定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全球范围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功，它们的改革既为社会民众提供了激励，也为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蓝图。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国家就是瑞典。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典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通过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款，向国民提供越来越多的福利。1960—1980年，瑞典的公共事务支出占GDP的比例实现了翻番增长，1993年达到巅峰，当年的占比为67%。1950—1990年，瑞典公共事业领域雇用的劳动者数量新增了100多万人，而同一历史时期，私营领域几乎完全没有新增岗位。1976年，长袜子皮皮故事的创造者、作家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Astrid Lindgren）收到了一张相当于个人收入102%的税单，她为此写了一个新的童话，这个故事的主角蓬佩里波萨（Pomperipossa）放弃了出版业的稳定工作，一辈子依赖免费福利生活，这个故事给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蓬佩里波萨效应。
最终，这种社会福利制度还是撞了南墙。1991年，瑞典全国陷入了被当地人称为“黑夜危机”的经济困顿时期：瑞典银行业流动性完全冻结，外国投资者对瑞典政府失去了信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一度飙升至500%。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组建的保守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试图让国家经济重归正途。瑞典在公共事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993年达到最高，为67%，目前这一比例下降至49%。瑞典政府降低了最高税率，并且废止了针对房地产、赠礼、个人财产和继承遗产的乱七八糟的税种。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强迫自己必须在一个经济周期之内实现政府财政盈余。1993—2010年，瑞典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从70%降至37%，财政预算从赤字11%提升至盈余0.3%。1998年，瑞典人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从固定额度型变成了固定缴款型，确保了国家有足够的资金为人们提供福利。他们还允许瑞典普通居民把一部分个人年金用于私营领域投资，为社会保障添加了一点私有化的特征。时至今日，该国一半以上的居民都选择参与私营市场的养老保险（对于不参加私营养老保险的人，他们的年金自动存入国有投资基金）。除此之外，他们把全国退休年龄推迟至67岁，并且启动了一项自动判断机制，也就是根据国家居民预期寿命的长短来调整退休年龄。他们甚至设置了一项紧急制动机制，在经济陷入衰退时会自动发挥作用：如果国家无法负担福利支出，人们的年金额度会相应减少。
瑞典人在启动激进改革方案这件事上取得了各政党的共识，用创建这个福利社会的人的话来说，“人民的家园”只有在每个家庭都负责任地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的前提下才能存活下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一直没有消除。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未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社会老龄化可能存在的隐患。
美国是一个比瑞典大得多的国家（实际上，瑞典的总人口仅相当于纽约市的人口），而且美国人做事也不太参考社会共识。无论如何，瑞典还是为美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从固定额度型福利制度转型为固定缴费型福利制度这件事，按照基本原理，它自动解决了社会保障机制的资金来源问题（固定缴费型福利制度下，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额度不会超过收入的额度）。还有许多其他社会变革也值得美国沿用。从瑞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最依赖政府的国家也能改变其前进的轨迹。政府可以缩编，也可以扩编。瑞典采用的许多技术手段适用于其他所有民主国家——福利支出计划可以交给一帮精明的商人去打理，彻底实现非政治化，而且一个国家也可以充分信赖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这样的自动化公式。
美国在老龄化趋势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或许也能找到一些新的激励。最简便的省钱方法就是推迟退休年龄。目前的计划是到2022年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7岁。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只要做一点点微量调整，就可以每年增加1%的GDP：把退休日期再往前推，把最终退休年龄设置在70岁而不是67岁，然后再根据预期寿命编制实际退休年龄指数。另外，按照物价涨幅而不是工资涨幅编制社会福利指数，也是一种简便的省钱方法。
2017年，社保信托基金发布了基金年度报告，精算师得出的数据凸显了解决老龄社会问题的紧迫性。报告指出，目前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严重不足，精算师强调，如果希望长期保证社保基金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美国政府必须立刻采取两种措施中的一种（或者同时采用两种）：一种措施是加收4.3%的雇员税（比现有税率增加1/3还多），另一种措施是削减25%的未来福利支出。联邦医疗保险理事会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里中提出了担忧，认为医疗保险计划面临着“严重资金短缺，需要通过立法解决。这种立法实施得越早越好，这样才能减少对受益人、供应人和纳税人的影响”。
毋庸置疑，强制要求人们在获得国家福利之前延长工作年限的做法，招来了一部分人的批评，但现有的强制退休年龄是在全美人均预期寿命还很短的时候就约定下来的。如今，在65岁退休的人，平均还能享受19.5年的人生，相比之下，1940年，退休后的男性平均还能生活12.7年，女性还能生活14.7年（现行的强制退休年龄是1935年制定的）。制定65岁强制退休年龄线的时候，全社会还处在一种工人会因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损害健康的状态。时至今日，人们活得更久，也更健康。一家名为“城市学院”的智库机构曾测算过，美国46%的工作岗位几乎不需要岗位上的劳动者做任何体力劳动。 [17]
企业正在逐步研究工作环境的设置，不断将其调整得更便于大龄劳动者工作。宝马公司就在自家的生产线上引入了“老龄友善型”变化，比如增加新的座椅，派发更舒服的鞋子、放大镜和可调节高度的桌面，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大龄劳动者能像年轻人一样高效开展工作。雅培公司是一家大型美国医药研发企业，这家公司允许年资较长的职工每周只工作4天，每年最多可以有25天年假。考夫曼基金会针对1996—2007年创设的美国企业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最具创业精神的是55~64岁的群体——创业精神最低的是20~34岁的群体。 [18]
雷·克罗克在50多岁时才开创了麦当劳连锁店，哈兰·桑德斯上校在60多岁的时候才开设了肯德基连锁店。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揭示出来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那场危机已经导致了10年经济滞胀。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的危机，其破坏性可能更严重：在民粹主义思潮本就如火如荼的年代，新的危机可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失去合法性。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想要有效运转，必须依赖具有创新精神的金融体系。创新型金融体系通过为新工厂和新理念提供资金，推动生产力进步，提升民众生活品质：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机构与其他企业形成的新型关系，促生了大量突破常规的企业。迟缓的资金流转体系导致整个经济体缺乏投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拖累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如此，许多近期出现的新发明也造成了更多潜在问题：加杠杆或者降低透明度等行为必然增加风险。因此，这些新发明也把金融家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代言人变成了寻租者。
这就产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预防金融创新负面效应的同时保护金融创新的建设性效应？有一种做法是对金融机构所能从事的业务进行事无巨细的约定，但这种做法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这也就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所采取的策略，这部法案的立法者只根据自己对金融体系发挥效应的个人理解去编制规则，与市场上真实的情况产生了严重偏离。这种立法充满风险：它使政府官僚更热衷于逐项核查，拖慢了创新的速度，让游说集团更具势力，最要命的是，它给金融从业者对抗官僚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一种更简单、更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家银行账面上保有的资本金平均仅为其股本的约10%。雷曼兄弟的实际资产为其总资产的约3%。如果监管者要求各家银行把资本充足率维持在25%，甚至30%，肯定就能切实降低发生传染性违约现象的概率（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症结所在），那么当时的危机或许就是短暂的心绞痛，而不是严重的心脏病。非金融机构极少出现无法清偿款项的情况，因为它们通常都会以股本形式持有公司近一半的资产。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在大萧条年代毫发无损，主要得益于当时公司采用的合伙人体制，由于合伙人需要用自有资本承担风险，所以他们对每一项投资都进行严格审查。在其他投资银行纷纷上市的年代，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坚持了合伙人体制，在这种企业架构下，拒绝开展任何在华尔街已经成为常规的高风险业务，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后，其几乎毫发无伤，信用评级很高，资产负债表很小，财务结构非常健全。不幸的是，我们或许已经无法让投资银行重新采纳合伙人体制，也就无法让他们再获得合伙人体制的保护。在全球化商业环境里，投资银行保持运营所需的资金量过于庞大，这是合伙人体制无法提供的。在缺乏这种纪律性的前提下，我们能做的最低限度的约束，是强制上市企业以存留较高额度的资本金为条件，交换获准上市的特权，这样才能遏制它们拿别人的钱去赌博的冲动。
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则会提出，让所有金融机构维持高额准备金的做法，即便分散到数年过程中实现，也有可能导致银行赢利水平受到压制，从而导致银行向社会提供资金的能力受到压制。历史经验证实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以美国1870—2017年的情况为例，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如何，商业银行净收入占其股本的比例一直在5%~10%的区间内浮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市场利率出现了小幅上涨，这或许折射出商业银行影响力扩大会带来更高的风险，但这次利率上浮的比例确实不足为虑。
银行会与其他所有类型的企业抢夺资本金。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与净资产的比例，几乎与1890年以来美国市场普通股的价格收益率保持同步区域波动。在最近10多年银行业危机持续期间，银行股本回报率曾一度下跌，但很快又回到了这个狭窄的区间。例如，2008年的剧烈下跌在2011年就得到了修正。微量的下跌很快能将企业净收入拉回到稳定的历史区间水平。2016年，企业利润率为9%。唯一出现例外的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即便在大萧条期间，企业利润率在1936年就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
自1870年以来，银行回报率的稳定性尤其引人注目，净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经历了显著的收缩，随后略有回升（见图13-1）。例如，银行净资本占总资产的比例从1870年的36%下降至1950年的7%，这是因为备付金被整合，并且支付系统得到改进。自此之后，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今天的11%。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按监管要求逐渐增加准备金比例（在持续稳定的股本回报率的情况下）不会抑制分阶段收益，因为银行净收入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按照数学的必然逻辑，一定要不断提升，这样才足以抵销更高准备金比例造成的成本。存贷利差将会扩大，非利息收入必须增加。
图13-1 美国商业银行*（按年绘制，1869-2017年）
*1934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美国国立银行数据。
随着贷款风险大幅降低，大幅减少银行监管将变得可行。立法者和监管者不需要太担心银行贷款和证券投资组合的质量，因为任何损失都将由股东而非纳税人承担。这将使政府能够终结像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样的庞然大物。政府将不再需要干涉银行的主要经济职能：帮助引导国家稀缺的储蓄资金，为我们最具潜力的生产性投资提供资金。它还可以将监管精力集中在更好的领域：杜绝欺诈。
增加资本缓冲和打击欺诈并不能解决金融中介机构的所有问题：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总是会积累太多的风险。创新者总是与危险共舞：影子银行系统很可能是危机的下一个来源。因为资本主义永远不会静止，所以资本主义永远不会无风险。这将比我们目前善意但误入歧途的安排更有助于降低传染性风险，同时保持金融体系的活力。
解锁美国增长
我们以召集1620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假想会议开始了本书，并假设没人会想到美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应当用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方式来使这个故事圆满结束。美国会继续像过去100年那样统治世界吗？美国是突然之间得到上帝的眷顾才崛起的，那我们会不会看到另一个令我们惊讶的现实——美国突然失去上帝的眷顾？
自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以来，美国第一次受到另一个大国的挑战。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的经济比美国大：2016年，中国的购买力为21.3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购买力为18.6万亿美元。10多年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出口增加了50%。皮尤公司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46%对31%）、德国（41%对24%）和加拿大（42%对32%），更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大的经济强国。中国和帝王制的英国大不相同——从人口和国土面积等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绝对比英国大得多，中国近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整个国家更具活力。
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取得成功，而此时的美国看起来好像迷了路。美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民粹主义的转变。美国有时似乎对其在20世纪创立的全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满意，并为增强本国实力做了大量工作。
美国在21世纪的主导地位可能会比在20世纪低：中国将在全球GDP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欧洲不太可能像20世纪那样分裂。就人均GDP而言，美国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57608美元对8123美元（2016年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15395美元）。与欧洲相比，中国在保持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方面做得更好。
中国也没有显示出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标兵的迹象。美国在创造未来的所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甚至金融。
美国已经从以前的失望中恢复过来。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程度最高的经济大萧条。然后，它从二战中崛起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并实现了长达20年的持续增长。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受到滞胀的困扰，其公司输给了德国和日本。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提供的机会，重新获得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的地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可以再次上演同样的戏法。
美国的问题是糟糕的政策，而不是老化的技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微不足道：除非我们修复它们，否则美国的增长率将永远下降。这至少意味着它们是可以修复的。一些人认为美国正深陷低增长的沼泽。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被困在自己制造的铁笼中：失控的权力和考虑不周的法规迫使它的表现远远低于其潜力；权力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将资源转移到消费上，并且是把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资本支出转移到储蓄上；法规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们使遥远的未来更加不确定，从而遏制了企业投资有长期回报的项目的意愿。这是我们为大家描绘的乐观愿景：如果陷入了沼泽，那么很有可能是永远都挣脱不出去的，但如果只是被关在笼子里，那么只要找到正确的钥匙，总是能逃出去的。
我们已经表明，美国拥有打开笼子所需的所有钥匙，最大的问题是它是否有政治意愿去转动这些钥匙。
[1] Michael Haines, e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Population, vol. 1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ed. Susan B. Carter et al. (New York: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2006), 21.
[2] Susan Carter et al., eds., “Labor,” in Work and Welfare, vol. 2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10.
[3] Michael Haines, ed., “Vital Statistics,” in Population, vol. 1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388.
[4] Richard S. Tedlow, Giants of Enterprise: Seven Business Innovators and the Empires They Built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1), 427.
[5] Ibid., 200.
[6] Peter Thiel, 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 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New York:Crown Business, 2014), 34.
[7] Ibid., 387.
[8] 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0–71.
[9] Stanley Lebergott, Pursuing Happiness: American Consum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 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82.
[10] Ibid., 98.
[11]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103.
[12] Lebergott, Pursuing Happiness, 24.
[13] Ibid., 112–13.
[14] Ibid.
[15] Carter et al., “Labor Force,” in Work and Welfare, vol. 2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lennial Edition, 17– 23.
[16] Ibid., 20.
[17] “Age Shall Not Wither Them,” Economist, April 7, 2011.
[18] “Researchers Find Risk-Taking Behavior Rises Until Age 50,” University of Oregon, Media Relations, November 10, 2011, https://uonews.uoregon.edu/archive/news-release/2011/11/researchers-find-risk-taking-behavior-rises-until-ag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