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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时间：温暖的夏夜
地点：泽西海岸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后院里一边用力驱赶着腿上的蚊子，一边等着爸爸把汉堡包放到我的纸盘子中。一位邻居冲着爸爸大声说道：“如果尼克松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几年之后的一天，另外一个家伙在我们家后院威胁说：“如果卡特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四个夏天过去了，这次换成了一位大学系主任。他问大家：“诸位不会认为罗纳德·里根有任何机会当选总统吧？我正在展望加拿大的生活。”
我猜想，现在加拿大一定是人满为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邻居当时只是虚张声势，而心里想的则是喝上一杯迈泰鸡尾酒、威士忌酸酒、莱茵黄金啤酒以及人们在系列剧《广告狂人》和迪斯科舞厅中喝的所有其他饮料。他们的妻子大多是教师和护士，而他们本人大多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人不会放弃国家这艘大船。他们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或者猪排山战役中替战友挡过子弹，因而根本不会在“不合适的”家伙赢得总统大选时选择逃避，撤退到北部雪原加拿大。
今天我也听到了同样的言论。朋友们向我谈起他们在新西兰，甚至在巴拿马所购买的房产。“这只是以防万一。”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她移民到新西兰，那她跟丈夫就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任时那样抚养孩子，尽管我们都不曾生活在那个年代。之前我也曾听到过这种虚张声势的言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怀疑这种言论到底是不是在吓唬人。在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有4200多名美国人宣布放弃他们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一数字是几年前的4倍，尽管美国国务院把申请费提高了5倍，增加到了2350美元。诚然，这件事微不足道，并且许多人这样做是为了避税。但是，当有人自愿放弃美国护照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时，我们应当感到一丝担忧。纵观整个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美国护照的价值难以估量：193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柏林犹太人可以避免被抓进集中营；1965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南非索韦托黑人可以避开种族隔离；197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列宁格勒[1]天主教徒可以避免被关进劳改营。
许多人曾撰文讨论过那些因为贫穷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比如海地、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但在我看来，富裕的国家同样可能遭遇分裂。许多这样的国家已经分裂了。诸位，最后一次见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人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是什么时候？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在达到鼎盛之后更有可能分裂。身为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历史研究人员，我曾就政策问题为政府领导人提供过建议，也曾就金融市场的最新变化为亿万富翁的对冲基金经理提供过咨询。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那就不可能理解金融市场变化或政府政策抉择，因为毕竟现在的世界经济不仅仅是由当前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它还是由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在早先的一本经济史著作中，我曾提到过3位思想巨匠，他们都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发表过意见：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马克思撰写随笔、小册子和鸿篇巨制，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冲突。在20世纪，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位竞争对手采取的路线截然相反。凯恩斯预测说，经济将会极度发达，到2030年，他的子孙会沐浴在奢华的生活中，无所事事，几乎没有工作的必要。曾经有人写过一本名为“每周工作4小时”的书，但凯恩斯在8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建议自己的后人开始从事园艺工作，在田野里欣赏百合花。熊彼特认为富人的子孙将会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世界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确，许多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父母都参加过时髦的乡村俱乐部。而今天，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附近的农场工人相比，“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牛津大学更受欢迎。
但是，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对这3位学者都不满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会“危害”大多数人。凯恩斯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会让其受益人无所事事，变得古怪疯狂，或开始谴责抗议。他们这些结论听起来与其说是严谨的分析，倒不如说更像是那些端着白兰地酒杯的大学教授的胡乱揣测。
在本书中，我尝试探寻那些对富裕国家造成分裂威胁的力量。为了达到目的，我将对经济学和史学展开研究，同时也将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动态。有时候，音符要比统计数字更为重要。我将会解释清楚，与关于进口商品价值的所有数据相比，在《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中，巧巧桑的高音降B调是如何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明治维新更多的故事的。
我曾有幸（或者说也并不算幸运）在近些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受邀在白宫、华尔街、一些企业的董事会以及学术会议中担任首席专家。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我四处旅行，寻找思路，试图弄清楚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力量。我曾在阿布扎比海滩发表演讲，不料却被焰火和埃米尔的出现打断；我也曾在澳大利亚偏远的卡尔古利演讲过，这里用波纹金属搭建的妓院自1893年淘金热以来一直让矿工们流连忘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演讲时，一位神经质般的旅馆老板一直在向我打听51区外星人飞船的事情（由于我曾在白宫工作过，也曾在哈佛当过老师，因此他觉得我参与了这一阴谋）；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对我欢呼过，爱达荷州的州长也曾向我表示感谢，送给我一箱30磅[2]的生土豆。我希望能够与诸位分享我的收获，但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诚惶诚恐，虚心向大家学习。
写作本书时我雄心勃勃，但也可能相当愚蠢。然而，这本书或许恰好解释了那些曾叫嚷着威胁要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跑到别的国家的邻居这次可能要付诸行动的原因。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告诉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护和复兴我们的国家。
[1]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编者注
[2]1磅≈0.454千克。——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