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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深入研究经济史期间，我的家人一直耐心地关注着我，并表现得十分幽默。在研究第二部分简要描述的那些世界领袖时，我尽量依靠日记、杂志、书籍、年代久远的电影片段以及上等咖啡的芳香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比方说，在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时，我告诉当地咖啡店的咖啡师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斯，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写到纸杯上。之后我又成了图尔克和佩佩。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果尔达”要困难一些，于是我含糊其词，说自己叫“果阿”，但有些咖啡师认为这是印度的一个省。这样做可能有些傻，但让我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
我妻子黛比，女儿维多利亚、凯瑟琳和亚历克西娅都很漂亮、聪慧，她们让我心情愉悦。并且应当感激的是，我的女儿们都很能容忍她们的爸爸，因为他常常在陌生人面前戏弄她们。我的母亲琼则用她的智慧和活力鼓舞着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金斯伯格，她为人忠诚、足智多谋，把我引荐给绝顶聪明、十分和蔼的编辑霍利斯·海姆鲍奇。我还要感谢斋藤仁和约翰·卡拉季奇，他们对涉及明治革命和阿塔图尔克的章节提出了独到见解。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小时候上学时，我有幸师从一些优秀的老师。我现在依然把专栏评论的草稿寄给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丁·梅萨罗斯，因为他比任何参加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家庭聚会的人都更了解“迷惘的一代”。戴维·科雷尔把令人鼓舞的内容带到历史课堂，每年都会把一伙儿荷尔蒙分泌过剩的青春期顽劣少年改变成一群心怀爱国主义的中学生。萨莉·豪、文斯·赫克尔、珍妮特·盖尔泽和杰克·米尔科维奇从没有让我轻易得到优秀，但一直督促我更加努力，走得更远。我最喜欢的两位小学老师都已经不在了：一位是不苟言笑的非裔美国女士玛丽·克拉克——我曾在《冲刺》一书中称赞过她；另一位是我五年级的老师雷蒙德·斯内顿，他教会了我运动中的数学。秋天里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交流我们为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设定的选秀权，以及为赌球者设定的分差。我现在也不清楚学校负责人是否赞同这种赌博式的教学方法，但我认为这种方法收到了效果：受到斯内顿老师对数学热爱的启发，几十年之后我发明了一种向儿童传授数字的新方法——数学箭头。一想到某个孩子可能会因为斯内顿老师认为绿湾包装工队能够击败赌球者设定的分差而发现学习代数更简单了，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在本书中遇到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经受得起挑战而延续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