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滞留在一挡

大约在5年前，佛罗里达州一家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向我咨询关于她儿子的事。她儿子乔希20多岁，已经大学毕业了，仍然住在家里，他在佛罗里达州所谓太空海岸的可可比奇根本找不到工作，那个州的整体失业率高达10%。

“他有抵押贷款吗？”我问道。

“没有。”工程师回答。

“有配偶吗？”

“没有。”

“有孩子吗？”

“也没有，乔希几年前刚毕业。”

“那么告诉乔希，买一张西南航空公司的廉价机票到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去。他中途需要转机并在奥马哈搭乘灰狗巴士，但那里的失业率只有2.9%。只要一下车，乔希就能找到工作了。”我还问了一下乔希是否喜欢滑雪或枫糖浆，因为佛蒙特州的失业率只有4.5%。

我与乔希妈妈的谈话是一个富裕、无债、过度官僚主义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缩影。当一个富裕国家开始分化，人们通常不会挨饿，只是不愿早早醒来准备早饭。当富裕国家开始分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很少有人能摆脱它。随着自信的衰退和债务的积累，职业道德深受其害。每个月劳工部都会公布一个名为劳动参与率的烦人数字，那是反映愿意工作的成年人的比例。近17年来这一比例已经降至大约63%，现在这一比例已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为什么这一现象会如此令人震惊？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数百万妇女还没有被算作工作人口，她们许多人自称“家庭主妇”，或者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现在因为妇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成年人的整体劳动参与率应该远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在西弗吉尼亚州，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参与工作，相当于40年前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章中引用的许多统计资料只涉及男性。20世纪，鉴于性别歧视和文化规范的影响，雇用妇女工作的趋势遭到曲解，这明显降低了企业愿意雇用妇女参与工作的意愿。20世纪50年代伊始，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开始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其比例翻倍，由35%涨到75%。尽管如此，从2000年开始，甚至连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也开始下滑。

在过去的15年中，为什么成年人工作的比例如此迅速地下滑？根据芝加哥和费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只是部分原因（并且只是从2010年开始才产生影响的）。许多X一代和Y一代距离退休还有很长时间，但他们已经摆脱从事全职工作的想法。大约有1100万名美国人已经辞职并成功登记领取残疾救济金。该数量是1995年的2倍，这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现在的工作较以前更安全，也更省力，对此，我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进行讨论。我们不能把大衰退之后疲软的经济复苏仅仅归咎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2015年春，劳工部报告有540万个就业岗位空缺，处于自2000年汇总以来的最高峰。的确，并不是每个就业岗位空缺都与求职者相匹配，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也需要呼吸治疗师来帮助病人，而不需要那么多为借款人呐喊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德勤的一份报告发现：2011年，即使在整体失业率平均超过8%的情况下，制造业仍然存在60万个岗位空缺。现在，或许因为这些岗位的薪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恰如人们口味的变换。正如人们决定喝低脂奶而不是全脂奶一样，数千万的人决定不再看重从早到晚做好本职工作的想法。与此同时，新闻报道在鼓吹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埃隆·马斯克和其他企业家佼佼者的巨大成功。可悲的事实却是，在美国，即便是创业也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昔日人人都在工作

如果把日历翻回到1850年至1900年的贫穷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绝大多数人除了工作别无选择，否则就得挨饿。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6岁以上的男性中大约有90%都在工作。那么人们要工作多少年呢？平均退休年龄是“死亡”，因为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要低得多。在贫穷的南部各州，经常连孩子也要工作。在亚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年龄在10—15岁的孩子有50%以上都在全天工作。

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居民相比，移民们的工作更为艰辛，他们也更愿意工作。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国人（除非他们很富有）为了有资格登上通往美国的颠簸的小船，他们通常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强壮的后背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只有那些最狡猾的懒虫才能够潜入横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船只。1912年，“泰坦尼克号”还是一艘真实存在的船，它的统舱甲板上挤满了数百名找工作的移民，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扮演的“无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在20世纪之前，社会需要尽力解决老年人问题。尽管老年人年老体弱，难以自食其力，但他们饿了也得吃饭。我们听过古老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他们将老年人送到大海的冰川上；也听说过之前被称作马德拉斯（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金奈）的南部地区那些白发苍苍的印度教徒的故事，他们被迫大量饮用椰子汁，导致肾衰竭。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反乌托邦小说《固定期限》（1882年）中，他虚构了一个脱离了英国殖民地的名为“布里坦努拉”（Britannula）的岛国。198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年龄达到67岁的公民都必须被送到大墓地，在他们68岁时被火葬。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克拉斯韦勒的农民，他60多岁时仍然健康且充满活力，因此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谎报年龄。另外一部讽刺作品，2015年的电视连续剧《第二春》描述了一位40多岁、容颜不再的女性。她为了在出版社找到工作，避免心理死亡而谎报年龄，声称自己26岁。这部剧的主角由莎登·福斯特扮演，她曾因为在两部不同风格的影片（《夜夜春宵》和《仙乐美人》）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百老汇托尼奖。福斯特在这两部反映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中扮演了特立独行的女主人公。

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在20世纪初拥有了一个粉丝，他就是“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190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奥斯勒身着告别退休礼服，建议医生对60岁的人强制性使用氯仿（三氯甲烷），并声称“世界上现行的、有活力的工作都是25—40岁年龄段的人做的”。他的医学教科书称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奥斯勒自己也是70岁时因肺炎去世的。奥斯勒说强制性使用氯仿，他是认真的吗？很可能不是。奥斯勒以恶作剧著称，他曾经捉弄《费城医学新闻》的编辑们刊登了一篇有关阴茎钳持症的虚假论文。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疾病，其性交类似于手指网套恶作剧。奥斯勒对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的支持可能只是个玩笑，但近百年来，很少再有其他人发现老年人的困境或他们的救济来源。

如果总结一下20世纪富裕国家最显著的功绩，你会发现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确保老人即使不工作也能够生活下去。像年老的印度教徒被迫喝椰子汁和奥斯勒用氯仿的可怕想法不复存在。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男人的劳动参与时间有所缩短，65岁的男性开始用到“退休”一词，这一术语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闻所未闻的。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部分灵感来源于奥托·冯·俾斯麦1889年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后，大约一半的65岁老人便不再工作。埃莉诺·罗斯福猜想这些老人会无所事事地坐在摇椅中。她不可能预见游艇上的沙狐球游戏或今天无数老人从事的悬挂式滑翔和激流皮划艇等极限运动。她的愿望仅仅是老年人能够舒舒服服、懒洋洋地待着，而不用到救济院去。“周一晚间俱乐部”是一个华盛顿团体，他们总是在周一晚上出去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直到1970年才有《周一橄榄球之夜》这档电视节目。人们努力想象着埃莉诺·罗斯福就坐在主持人霍华德·科塞尔旁边的沙发上）。埃莉诺·罗斯福在周一晚间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热爱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老年人愿意坐在坐过多年的椅子里，凝视着他们所熟悉的同一幅图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帮助下，大部分老年人都不再工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更了不起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坐在塑料沙发上盯着墙壁发呆。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仅允许个人为自己购买食物，而且可以买到休闲时光。问问自己，为什么棒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受人们喜爱？因为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拥有了经济自由，他们可以在大白天中断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为棒球明星卢·格里克和贝比·鲁斯（这是在棒球比赛延长到3个多小时和出现晚间比赛之前的情况）呐喊助威。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美国总统们在棒球比赛中开球的黑白照片画面：1910年，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开此先河，他想方设法让胳膊绕过了他那340磅重的身体。不断提高的收入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既让塔夫脱展现了勇气，也让数千粉丝有机会观看华盛顿国民队与费城运动家队的比赛。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开来，不仅仅局限于富豪聚集的长岛和芝加哥北岸草场。1930年，博比·琼斯一举赢得美国公开赛、英国公开赛、美国业余锦标赛和英国业余锦标赛的冠军，在他的鼓舞下，从事高尔夫球运动的人数增长了2倍。随着网球运动员比尔·蒂尔登和海伦·威尔斯夺得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网球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我的爷爷博比获得过1927年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我有奖杯为证），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至少在我们布赫霍尔茨家族人人皆知。

哪儿也不去的一代

最近几十年，在国家的分化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行为更像是退休人员，他们不愿工作。问诸位一个问题：你认识最近毕业的、没有驾照的中学生吗？自从影星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开始在银幕上展现叛逆形象之后，年轻人的行为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Y一代不愿费劲儿考取驾照。几年前，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上有一篇被广泛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哪儿也不去的一代”。我和我女儿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在同样年纪时相比，现在只有不到25%的年轻人愿意考取驾照。不要把人数的减少归咎于越发昂贵的汽车——家庭汽车拥有量较以前更多，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今天我们买一辆汽车所需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也不要归咎于优步，因为这种趋势早于优步就已经出现了。

再问诸位另外一个问题：你认识前往其他州工作的年轻人吗？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18—24岁年龄段的人搬去其他州的可能性下降了40%。麻雀不离屋檐的心理不仅迎合了大学毕业的美国人，而且包括那些中学没毕业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悖论：当本土出生的人们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外来人口时，他们就更不愿意探索自己的国家乃至世界了，成为居家一族。经济大衰退之前的1980—2008年，待在家里的年轻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并且这种趋势在持续上升。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占领运动。

不考驾照或不搬到其他州去，跟局面混乱与民族精神低迷有关系吗？当时局艰难之时，每个人都表示愿意坐以待毙，而不愿站起来、走出去寻求新的机会。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为了带家人逃离俄克拉何马州的沙尘暴，到阳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亚州去，年轻的汤姆·乔德将猪肉点心和亲戚装上自己的破车。奶奶在途中去世了，而乔德继续坚持前行。然而在过去30年中的某一刻，有人已经踩下刹车，停止不前，并拒绝从舒适的沙发和躺椅上爬起来继续前行。这一刻非常可怕。即使在经济大衰退严重到失业率高达10%时，即使那些同乔德一家处境相同的家庭注意到房屋有可能被查封时，美国人也不愿整理行囊，搭上汽车，前往阳光明媚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便汽车上每个座位背面都装有蓝光DVD播放机。

对于穷人来说，搬迁可能至关重要。拉杰·切蒂、纳撒尼尔·亨德伦和劳伦斯·卡茨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向随机抽取的父母发放住房代金券，抽中的人可以搬出贫困区，搬到一个富有一些的地方。10年后，与那些没有搬家的孩子相比，搬迁父母的孩子的收入要高出31%。

Y一代是否正变成“何苦要自找麻烦”的一代？自1980年以来，青少年在暑期打工或课后兼职的比例急剧下降。1994年，有2/3的青少年在暑期打工，到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打工者比例不到1/2。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白人、富人、黑人、低龄、高龄、中学辍学或上大学的青少年身上，而且整个青少年群体基本上都“罢工”了。

现在，我必须承认，在人行道上做热狗和在超市中堆放奶酪和酸奶几乎不算是智力开发活动。作为在泽西海岸长大的少年，这些工作我和我兄弟都干过。我们在奶制品部辛勤工作又能学到什么呢？除了能穿一件制服（并了解到最新鲜的牛奶放在货架后面）之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工作教会年轻人准时上班，也教会他们最好开发新的技能，以免将来从事在太阳底下烤热狗或在寒冷的奶制品部的过道里堆放奶酪之类的工作。课余或暑期工作有助于青少年树立纪律观念，帮助他们走向成熟。如果一个孩子18岁之前从来没干过任何工作，那么到他19岁、20岁或25岁时就很难理解自己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整天辛勤工作。最近位于波士顿市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同龄人相比，打工的贫穷中学生（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毕业，打工的女性青少年怀孕的可能性更低。

许多青少年不愿到车辆管理局排队，甚至连自行车的销售量也比1973年下降了很多。Y一代简直哪儿也不想去。所有这一切与美国传统截然相反。美国是一个喜欢搬家、崇尚移居的国家。当年欧洲的清教徒跳上千疮百孔的小船来到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迷惘的一代”跟随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来到巴黎。20世纪40年代，“伟大的一代”纷纷报名乘船到纳粹德国去抗击法西斯，或者像我爸爸那样到中国去抗击日本侵略者。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纷纷加入美国和平队，甚至连杰克·凯鲁亚克也放下大麻上路了。我们已经从《萨米为何逃跑？》到了“乔希，从沙发上起来”的阶段，但乔希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放下手中的网络游戏。

即使在中学选修课程中，职业道德和理想的分化也显露出来，因为美国本土学生表现得缺乏理想，不愿选修学起来费劲儿的学科。即便企业雇主对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毕业生给出了奖金，那些黑人和白人学生也基本上都会两手一摊，说：“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学数学吧。”当然，这种情况有数据为证。在亚裔美籍学生中，有43%的人选修高等代数或微积分。这一比例是白人学生的2倍，黑人学生的4倍。然而松懈的态度是具有传染性的。第三代亚裔美籍学生对有难度学科的热情开始逐渐降低，他们大都会说：“让那些刚来美国的新人学数学吧。”从某种糟糕的意义上说，他们变得更像身边的白人和黑人孩子了。

伤残真的如此美好吗？

萎靡不振的职业道德观传播开来。那些不工作的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让交税的人心怀不满。人口分化使得人们开始欺骗，并关注那些一夜暴富或迅速退隐的机会。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引用过一份2008年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几乎“每一名”长岛铁路公司的长期雇员退休后都申请并领取了伤残补贴。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曾经说过：“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声称自己伤得太重，无法站立、坐下、行走或上下楼而要求赔偿的员工，退休之后开始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骑自行车，做健身操。”当然，这一丑闻不仅仅局限于长岛。最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告指出：在亚拉巴马州的黑尔县，有1/4的成年人领取了残疾证。在政府支票到账的那些日子里，黑尔县银行要营业到很晚。2003—2011年，新墨西哥州的伤残补贴激增了59%。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伤残补贴申请总数增加了2倍。2000—2013年，美国的伤残补助金增长了43%。即使在大衰退结束之后，美国领取伤残补贴的人数也在大约以10%的速度攀升。1980年以来，法官批准伤残补贴申请的概率猛增了50%，因为每一个在职的美国工人，还有之前退休的工人都在领取伤残补贴。美国并不是特例，荷兰、瑞典、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伤残索赔也都在激增。

现在的工作真的比以前更危险吗？这真的可能吗？现在，锈迹斑斑的工厂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雇员们只需要坐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前工作，而且许多在家里工作的人也避免了通勤的危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作场所死亡数量下降了1/3。公司和工人都有动力去避免伤到手和骨头。在过去的20年中，泰森鲜肉食品公司与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合作，采用改良的人体工程学技术，淘汰了危险的旋转刀片，改用带有防护装置的自动修剪机，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了包括扭伤和拉伤在内的70%的车间工伤。但是从迅速增长的伤残补助金数量来看，这些受到工会和雇员追捧的改良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外，最近几年的索赔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明显的、可查证的损伤。1961年，领取伤残补助金的工人中只有8%是因为患有背痛或骨骼问题。2011年，超过1/3的伤残补助金领取者是这种情况。同一时期，因为心理疾病致残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9%。迅猛增长的伤残索赔不仅局限于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要求伤残索赔的比例也很高，即使他们更有可能是在旋转舒适的转椅，而不是在操作带锯时受的伤。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关于黑尔县的报告中记录了一次听证会。一位名为桑尼·瑞安的法官在法官席上问道：“只是出于好奇问一下，你的伤残是什么？”

“我有高血压。”那个人回答道。

“我也有。”法官说，“还有别的吗？”

“我有糖尿病。”

“我也有。”

许多人的曾祖父母在建筑工地工作，他们用铁锹铲土来挖掘隧道。今天，有100万名从事各种工作的美国人患有腕管综合征，无论他们患上此种综合征是因为在海鲜加工厂切鳟鱼，还是因为穿着睡衣写了篇博客。这其中也存在着体制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当一个人被诊断出有残疾、开始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来补偿失业时，他可能再也不会具备任何能力重返劳动者大军了。伤了脚踝的交通协管员即便可以灵活地从事一份文案工作，也几乎不会去申请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在大约1000万名领取伤残补助金的美国人中只有2%的人尝试着去工作，其中只有0.3%~0.5%的人每个月都在努力找工作。在已经退出伤残补助项目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转换成了其他福利，或者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为了推动那些伤残人士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美国联邦政府时常修订伤残补助规则。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推动措施都被人耸耸肩不予理睬，有的人甚至声称他们受伤太重，以至难以耸肩。一个名为“就业之道”的项目表面上帮助1%的伤残工人中的1/10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看起来收效甚微。

让任何人回到工作岗位都是一种挑战。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提交伤残申请的人来说，经济的起伏变化也会耗尽他们适应环境的意愿。一旦失业，很多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失业补偿金制度对激励人们返回工作岗位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人们失业之后，通常会得到26周的失业补偿金。他们通常会在什么时间接受一份新工作呢？答案是在26周结束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我提议把失业福利变为签约奖金来吸引失业工人早日返回工作岗位。根据这一建议，工人越早接受新工作，得到的钱也就越多。当就业趋势低迷之时，像专业运动员和华尔街那些家伙得到的奖金那样（尽管少几个零），签约奖金有时可能会起到不错的推动作用。

不工作会杀死脑细胞

人类不曾像树懒那样进化。树懒长着弯曲的爪子，即使加勒比地区的风速接近飓风的速度，树懒也能把自己固定在树枝上。但是假如树懒一生都只是在树上闲荡，吃些嫩枝和水果，它也不会变得更愚蠢，但人类却能。一项有趣的跨国研究表明：当人们早早退休之后，他们就会丧失认知能力，即便他们控制人体机能衰老进程且对其他健康问题采取预防措施。例如，研究者对美国和12个欧洲国家60多岁的老人展开研究，要求他们看一张常见词汇表（例如：湖泊、汽车、军队），并于5分钟之后让他们回忆那些名词。在那些人们早早退休的国家，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那些名词，并且在数字加减计算方面也表现得能力不足。与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相比，美国人和丹麦人倾向于晚退休。在美国和丹麦，大多数60岁出头的男性仍然在工作。而在奥地利和法国，3/4以上的同龄男性已经退休了。与美国人和丹麦人相比，法国和奥地利60多岁人的认知能力低了2/3。如果你曾经上过益智问答游戏节目，节目中你有机会“打电话向朋友求助”，电话千万不要拨往巴黎或维也纳。

不工作降低了大脑敏锐思考的能力。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被迫应付一些新的挑战，即使这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挑战，例如复印机坏了，或者遇到了一位烦人的接待员。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刻板时，大脑陷入了更像树懒一样的状态。这就是退休人员应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挑战自我的原因。无论是踏上一条通往布鲁塞尔的“马路学者”旅程，还是拿起自己的巴松管，他们都应该保持运动和思考状态。退休并非宣告退休人员陷入愚蠢状态。当然，他们可以保持心理健康，但最好投入精力来做到这一点。

或许更重要的是，当身强体壮的人们不再工作、不再保持活力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抱负，也降低了抓住幸福瞬间的能力。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人们在活动的时候，多巴胺和血清素会流动起来，提升人的精气神。处理信息的灰细胞得以恢复活动，大脑也会焕发生机。雄心不老、行动积极就如同让大脑抿了一口青春的活力之泉一般。阿瑟·C.布鲁克斯的报告数据显示，如果你选取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特征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但如果其中一个在享受着福利，那么在过去一个月的某一时刻这个人有16%的可能性曾感到过“悲伤无助”。我认为，假装残疾的人真的会残疾，因为他们破坏了自己关键性的神经递质。

是工作让我们建立并维持着国家的存在。在第9章中我将讨论果尔达·梅厄以及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坚信，如果没有犹太人民耕种土地、努力战胜干旱、灌溉龟裂的农田、解决资源匮乏问题，那么以色列就不可能诞生并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维也纳南部的一个名叫马林塔尔的奥地利小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面对全球贸易危机，镇上于1820年开张的亚麻纺织厂突然关门倒闭了。男人们挥舞着斧头和大锤砸毁了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工厂被砸毁后场面凄惨的黑白照片。同时被毁掉的不仅仅是纺织厂厂房，马林塔尔镇有1200名工人被解雇，整个小镇陷入了低迷的状态。全镇478家住户中大约有400家没有能养家糊口的人，只有几个本地店主还在继续营业。收入的锐减使那些极度绝望和贫穷的人公然偷捕他人的宠物来吃。确实，低迷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在纺织厂倒闭之前，小镇以拥有图书馆和社交俱乐部而自豪。没有了工作，人们生活的精气神也慢慢消失了。即使不收取费用也很少再有人从图书馆借书，戏剧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和摔跤俱乐部都关门歇业了。3/4的家庭在领取政府救助，而州政府在极力阻止马林塔尔市民从事任何工作。如果官僚们发现有人砍木头或送牛奶，他们会从违法者手中夺回救助支票。根据当时由玛丽·雅霍达和她丈夫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有个人仅仅因为往口袋里装了几个自己吹口琴换来的硬币就失去了政府救助。研究者引用了一位妇女的话，她回忆说：“过去我们夏天经常去参加……各种美妙的舞会！现在我不再愿意出门了。”这真是音乐消亡的时代。

马林塔尔市民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失去了时间观念。的确如此。绝大多数家庭思想狭隘保守，无论去哪儿，大部分人只会选择步行。研究者开始观察并记录他们的步行时间。研究者发现，男人们穿过街道时很少直接大步流星地走，2/3的人会无缘无故地停下脚步。女人们走得比男人快一倍半。请记住，妻子们还需要带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她们想方设法地做到这一切，而男人们面对粗茶淡饭开始变得磨磨蹭蹭。人们在晚上9点就早早上床睡觉，而不是晚上11点，但他们报告说，即使睡得再多也还是感觉疲劳。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恐惧，这抑制了他们的理想和天生的想象力。研究者安排老师提问孩子们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曾经的那些典型的、乐观的男孩儿主题不见了，没有人想成为船长或飞行员。有一个孩子仍然希望成为印第安酋长，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一领域找到空缺的位置。许多孩子渴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父辈们念念不忘的那种工作。

不工作也影响了人们的信任和诚实。随着形势的恶化，更多的马林塔尔市民控告他人骗取政府救济。真正的欺骗率上升了，而由他人发起的、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欺骗指控也随之上升。1928—1929年，当时工厂还在运营（但一半员工已经失业），9位居民被告发没有如实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其中3起指控后来被证明是切实的。现在我们来与1931—1932年做一下比较，当时工厂已经被毁。在这更加悲惨的时期，28人被指控欺骗，其中21人被判无罪，7人被证明有罪。没有了工作，社会结构被撕裂。当然，这种撕裂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刺耳，而且残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加入了进来。在德国和奥地利，对纳粹党的支持与失业率密切相关。因依赖政府救济，马林塔尔成为心理疾病和致命的纳粹主义社会疾病繁衍的沃土。

威尼斯的衰退与没落

马林塔尔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崩溃如何毁灭了人们的精神和职业道德。历史也告诉我们，在经济相对健康的时代，政府的官僚们也能够阻止就业、创业及创新。我们可以想一下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6世纪中叶，威尼斯经济繁荣，在着色玻璃、染色纺织品和鞣制皮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之后，威尼斯政府开始通过关税盘剥商人。其关税使纺织品的成本提高到了原来的2倍，而且纵容英国窃取其市场份额。工人们受到打击，于是产品产量下降，创新意识不足。各行业协会更加严格地控制就业机会，导致劳动力逐渐老化，就业机会锐减，年轻人士气低落。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和工会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高级会员和那些交会费的会员，而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例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教师工会坚持签订这样的合同：付给一位有着10年教龄的资深体育教师的工资高于只有5年教龄的微积分老师。17世纪时，年轻的威尼斯人越发觉得自己被挡在工厂大门之外，无论是打铁、锻造之类的工作，还是给马蹄钉蹄铁之类的就业机会。1600年，只有15%的工人年龄超过45岁。到1690年，几乎有一半的工人年龄在45岁以上。请记住，在那个时代，50岁人的生产能力远远不及现代人，他们通常因为佝偻病、梅毒或蠕虫病已经变得步履蹒跚。

威尼斯陷入了被史学家称为威尼斯历史上“颓废的年代”。贵族和生意人热衷于租赁土地，剥削农民，不愿扩大生产规模或开发新产品。商人们喜欢奢侈的别墅，而不是破烂的会计室。在繁重的租金压力之下，农民们只能勒紧腰带，即使在各行业协会阻止年轻有为之人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们的理想衰退了，随之下降的是渴望每天兢兢业业工作的工人的比例。威尼斯共和国变成了赌博和纵情声色的主题公园。努力工作和收入上涨不再是共和国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轻佻的狂欢节面具和浪荡的卡萨诺瓦式公子哥。最终，威尼斯的经济崩溃了，其原因既不是运河水泛滥之类的天灾，甚至也不是缺乏制造穆拉诺岛玻璃的石英砂。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对工作的渴望，当那些有工作的人阻止他人与自己竞争时，这个国家就开始分化了。

官僚们可以阻止人们工作，导致债台高筑

你可能认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公民的生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规模将会缩小，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3700年前，汉谟拉比为巴比伦牛仔制定了工资和价格监管制度（《汉谟拉比法典》第261条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牧民放牧牛羊，那么他每年需要支付给这个牧民6戈尔玉米。”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26蒲式耳）。从那以后，谴责官僚机构就变得极为容易。今天，喜剧演员只需对观众发出几个首字母缩略词就能赢来阵阵大笑。我相信官僚机构并不是原本就有害或者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国家逐渐繁荣，官僚机构越来越僵化死板。官僚们控制着经济命脉，压抑了乐观主义精神。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富裕国家混乱的前兆。庞大的官僚机构可以毁掉国家，因为它是隔在公民和领导者之间的一个楔子。楔子越大，国家分化的危险也就越大。

中国：宦官倒下之后

这不是个简单的20世纪的美国故事，也不是17世纪的威尼斯童话。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儒家学者蔑视地称中国商人为“寄生虫”。难怪当时他们会扩大官僚机构来强化对商人的监管，最终把商人踩在脚下。这种做法扼杀了明朝的经济，导致王朝内部瓦解。然而，要雇用并训练更多的官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明朝的达官显宦靠什么负担这笔费用呢？很简单，首先发展经济，随后配备庞大的官僚机构。

明朝早期，欧洲的来访者对中国的富有和技术感到非常惊诧，这其中既有火药、活字印刷术、条播机，又有能搭载1000名士兵的400英尺长的大船。中国水手使用磁性罗盘比意大利人早了几百年。15世纪时，他们就知道如何远洋航行至红海和桑给巴尔。一个出访东非的外交使团带回一批长颈鹿来取悦当时的皇帝。与见过世面的京师市民相比，1400年时的伦敦人可能还在丛林中游荡。因此，当中国人称西方人为“蛮夷”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到了15世纪中叶，明朝的科学和航海趋于停滞。1433年，在促进了贸易发展的头号宦官郑和去世之后，官僚们禁止造船专家建造船舶。学究气十足的儒家学者鄙视贪财的商人，定期查抄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关闭了印刷机，只允许印刷学术著作，并禁止那些被他们视为“文盲”的人从事公职。在每一道诏书、每一次扣留、每一条禁令之下，中国官僚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万里长城”，把政府同人民分离开来，这最终削弱了人民对皇帝的支持。尽管明朝又缓慢吃力地前行了200多年，但它已经停止向前发展。面对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明朝变得更加脆弱。政府的财政亏空和沉重的赋税使明朝雪上加霜。军队士气消沉，怨声载道。1644年，满族人闯过万里长城的隘口，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叛军打败后，在树上自缢身亡。假如明朝的官僚们没有自建“万里长城”，把自己与人民割裂开来，那么万里长城的石墙本来可以更好地保护明朝，使之免于被倾覆。

监管者在保护谁？

在非常棒的《国家的兴衰》（1982年）一书中，曼瑟·奥尔森描述了法规和官僚机构如何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权力。棉农和码头工人团队都想成立组织并游说国会、国王和首相保护自己免受竞争之苦。这种保护要求有更多的政府部长及下属。在华盛顿，你会发现美国的脱水洋葱和大蒜协会，保护本地产品对抗进口调味料。气球委员会在为政府的氦储备而斗争。有时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而创建的官僚机构最终都成了他们所监管公司的保护伞，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他的“俘虏理论”中所描述的例子那样：即便弗兰克·辛纳特拉的《伴我飞翔》唱片集是1958年最畅销的唱片，到1965年也只有1/5的美国人坐过飞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能花得起钱坐飞机，因为美国民用航空局管辖着一个垄断联盟，使机票价格居高不下。新航线申请常规性地遭到拒绝也给在职者带来了挑战。1938年成立的美国民用航空局会指定哪条航线允许飞，它经常查询旧铁路地图，以便联合航空能够从芝加哥获得东西航线，环球航空公司控制着圣路易斯航线。即使是新兴的货物运输公司也对起飞时刻感到很灰心。直到1977年的《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和1978年的《民航放松管制法》颁布之后，联邦快递才能使用大型喷气式飞机。现如今半数美国人每年都坐飞机往返出行。

奥尔森指出，战争和革命之后国家发展得更快，这恰恰是因为这些激烈事件推倒了阻止自由贸易的旧制度。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就比以前发展得更快。奥尔森（卒于1998年）论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积聚了更多的官僚。而我的研究表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吸引了官僚，繁荣本身也能吸引官僚。

在1964—1975年的约翰逊和尼克松–福特时代，美国的官僚机构得以迅速发展，当时，非国防政府雇员数量攀升了46%。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一段时间。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属于“二战”后的繁荣。战后的繁荣发展为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提供了资金，这些新部门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1953年成立，1979年改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5年）和交通部（1966年）。（由于某些原因，美国真正的周薪制还没有恢复到1973年的顶峰时期，这说明新的政府官僚机构可能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之后，联邦官僚机构确实缩减了1.1万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雇员总体减少了50多万（尽管联邦政府雇员数量有轻微上升趋势）。关键的一点是，官僚机构通常在经济繁荣之后发展最为迅速。在经济不景气或贫穷时期发展得就没有那么快。

当官僚机构发展时，它们可能以各种方式阻止私营部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爸爸鼓励孩子们成为“专业人士”，不做公司职员。他曾在沃巴什铁路公司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公园大道的泛美大厦，我们经常称之为“爸爸的大楼”。但爸爸并不拥有办公大楼，也不拥有铁路。每当我家的座机铃声响起，打断我们的晚饭时，爸爸总是鼻孔大张，脱口而出“告诉他们我不在家”。这很管用，直到有一天，我小妹妹接到电话，她转向爸爸，用6岁孩子稚气的声音大声问道：“爸爸，你在家吗？”那张镶在相框里的蒸汽火车头的照片挂在墙上，当时爸爸的双耳边似乎可以看到蒸汽。爸爸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长大了能成为律师或医生，那他们就不用在晚饭时间被打扰了。当然，他并不能预见未来会有移动电话、电话销售员，或者卫生维护组织把医生变成纯粹的“工资奴隶”。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爸爸经常说的话：“如果是专业人士，那你就能挂出自己的招牌。”确实，我哥哥的名字印在一家加利福尼亚律师事务所的信笺抬头上。我怀疑，圣迭戈和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司是否都有自己的木头招牌，但我可以在大厦大堂的公司名录中看到它们的名字。

当然，一个人在挂上律师招牌之前，他需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获取执照。我们希望律师有执照，我们要求心脏外科医生和飞行员也有执照。在职的律师和外科医生很高兴设置这些障碍阻止竞争者进入本行业，这有助于保持高额的收费。但是其他哪些工作应该要求政府批准，并需要为考试和申请执照付费呢？理发师，摔跤比赛售票员，还是播放数字硬盘录像机的人？事实上，许可证在美国很流行，这是政府官僚和在职从业者沆瀣一气的结果。这种趋势剥夺了人们获取工作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和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对于每一份“职业”来说，都有贸易协会和政府部门在努力工作来发展和打造阻止其他人参与竞争的枷锁。我们再谈一下威尼斯共和国的行业协会，它们高举的不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而是保护公众利益的旗帜。1900年，只有4%多一点儿的工人从事专业性工作，但到20世纪中叶，各州为内科医生、入殓师等超过75种职业颁布了1200多条国家职业资格法令。现在，大约1/3的职业要求有政府颁发的职业许可或证书，包括15%由中学辍学人员从事的工作。亚利桑那州要求发型师要在政府认可的美容学校上够1600个小时的课堂教学课程。上这些学校可不便宜，上完规定的1600个小时的课程需要花费1万~1.5万美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菲尼克斯，想当警察只需上600个小时的训练课！显然，手持露华浓电吹风机比使用40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几乎要危险3倍。在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执照就不能从事插花。如果你确实想要申请插花许可，那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比挑剔的插花资格考试通过率高多了，插花考试还包括手工设计测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奥尔良市，你可以在波庞街上流连忘返，街道两侧尽是些辣身舞的下流招牌和出售色情T恤衫的商店。但如果你没有执照，请放下那些牵牛花。

所有这些看似愚蠢实则狡猾的规则损害了谁？首先，是那些年轻的求职者，他们必须到处折腾，仅仅为了开始学习做一份工作而存下一大笔钱。职业许可的流行对女性伤害特别大，因为她们不太可能成为在职一族的代表。一项研究表明，过度的职业许可负担使女性殡葬礼仪师的数量减少了18%~24%。其次，由于竞争的减少，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多费用。最后，负担不起高昂费用的消费者，只能自己动手胡乱地给自己理发或修剪郁金香。然而还有更严重的例子，包括“自助根管治疗术”。一项细致的研究表明，在一些对电工职业许可要求最为严苛的州里，许多房主试图自己来干电工活儿。结果，有时因为接错了电线而把自己电死了。荒诞派喜剧演员史蒂夫·赖特在许多滑稽的表演中呈现过这样的小插曲：“我在自己公寓里安了个天窗，住在我上面的人很愤怒。”

“回顾过去”并不是一种经济政策

进步非常棒，但也可能是痛苦的。如果你要参观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你可以花些时间跟蹄铁匠和蜡烛制作工聊聊。他们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分别被汽车制造商和灯泡厂代替了。但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在职人员而试图阻挡革新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有时革新确实能够推倒旧秩序。19世纪80年代，母牛不是非常喜欢铁路。火车头前面的那些钢栅被称为“捕牛器”，它能瞬间将一头活生生的小牛变成速食晚餐。有关经济进步的故事非常多，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在此过程中，经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大部分都是值得的。19世纪80年代，当爱德华·贝拉米发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回顾》时，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45岁，而现在大约是80岁。

你想要回到美好的旧时光吗？当时你曾祖父牙疼时会让理发师帮他拔牙，理发师会用冲洗梳子的水为他麻醉。我投现代口腔医学一票。我们应该担心那些保护当前利益的政府政策，无论是挥舞着梳子的理发师还是野牛。想想最近的两个头版故事：2014年，新泽西州禁止特斯拉汽车公司出售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根据当年《消费者报告》的排名），因为特斯拉汽车公司还没有与地方独立经销商签订合同。最初的禁令显然是为了让那些令人尊敬的地方竞选财团的钱包变得更鼓（2015年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撤销了禁令）。然而那些地方汽车经销商有多么令人尊敬呢？根据2013年1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在对22个不同职业的诚实度和职业道德的调查中，汽车经销商的排名并没有垫底。他们勉强胜过国会议员和说客，但是败给了其他所有人，包括汽车修理工和律师。因此，新泽西的消费者为什么要被迫坐在当地汽车经销商的接待室里，而不能直接与特斯拉汽车公司交易呢？既然特斯拉汽车的购买者的收入远超收入中位数，他们不是更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吗？

第二个故事是，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一些出租车行业管理者对优步和来福车宣战，这些公司允许消费者使用快捷时髦的打车软件，也可以使用先前经过认证的信用卡付款。与城市出租车司机不同的是，消费者可以当场为优步司机评级。在1—5分的评级系统中，司机的平均评分如果没有达到4.7分，优步公司就会撕毁他的合同。如此说来，以下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优步司机会提供瓶装水，他们服务周到，谈话态度和蔼可亲。城市出租车司机愿意把他们的职业许可交付给这样严格的评级程序吗？在这种整洁干净、技术先进的交通工具中，消费者会感到更舒服吗？为了保护优步司机，他们开始给顾客排名，淘汰那些不良顾客。在洛杉矶，一位城市监察员抱怨说，城市出租车司机“每个轮班大约失去15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因为路上的优步车越来越多了。在此，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洛杉矶的居民和游客会发现，这个城市是个更加适合居住、工作和旅游观光的好地方。

在职者和面临风险的孩子们

大多数情况下，在职者都想“回顾过去”，保持现状，甚至反对改革浪潮。几年前，7000名教师在芝加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关闭学校，因为10年间适龄学生人口减少了14.5万人。在芝加哥，把大人和孩子都算在内，单单是黑人人口就已经从2000年的10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887608人。我承认，关闭学校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当人们纷纷选择搬去郊区、导致市区人口下降时，校区也不能用假人来填满那些空荡荡的教室。谨慎的做法显然是：把剩下的学生送到附近最好的学校，并把他们列入财政储蓄的额外资源。

固执的学校官僚们能够阻止孩子们接受更好的学习方法。根据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与控制着90%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传统公立学校的官僚们相比，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们更愿意接受新思想。作为专利矩阵“数学箭头”（Math Arrow）的发明者，我曾经深入研究过数学教育。许多学校的教室里挂着“数学箭头”的宣传海报，它是像“凯尔计数”（Kyle Counts）之类的iPad平板电脑应用程序的基础。“数学箭头”和应用程序赢得了知名教育与技术评论家和一线教师的赞许。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珀称这一矩阵“巧夺天工”。杨百翰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学箭头”能够提高考试分数。但是当我和同行们试图预约课程监管员时，我们注意到，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比公立学校的官僚同事更愿意试验新创意。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哈勒姆区的伦诺克斯大道上有一家名为“成功学院”的特许学校（离我家2800英里远），该学校几乎立刻就把“数学箭头”引入它的幼儿园教室里。相反，办公地点离我家4个街区远的当地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无视众人的要求，只是召开了一次介绍会！通常情况下，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提升自己的行动力或执行力。

当然，声称所有的新观点都是有价值的或所有的进步都是好的，这也不对。新观点和新行业也不可能只创造好处而不会造成痛苦。自由市场不是无痛市场。成功的经济政策也会产生失败者，但成功者要么数量更多，要么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整体利润，借此来补偿失败者。

一味回顾和固守那些昔日的工作和古老的建筑不能带来成功。这是绝望退缩、故步自封的做法。最近杰瑞·宋飞表演了一段滑稽节目，调侃美国邮政局，他说，当一个行业因为因循守旧、恪守17世纪30年代的模式（舔信封、邮差靠步行、赚不了几美分）而丧失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宋飞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只需要拆开信件，读一读，然后把信上的内容发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就行了。”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许多有工作能力的人决定不去工作吗？还是官僚们告诉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待在家里等邮件里的支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