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种植开心果的果农们问我是否可以在他们的大会上讲话，地点在卡梅尔市附近。我喜欢开心果，而且由于曾携带超大左轮手枪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担任该市市长，因此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风险。听众们很友好，许多与会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戴的帽子上印着“约翰迪尔”“卡特彼勒”或者“新奇士”等公司的名字。我在讲话中提到了全球化问题。我抓起放在讲桌上的一瓶“斐济矿泉水”，举到空中，然后说道：“大家想一下，今天，从南太平洋进口矿泉水，一直运到加利福尼亚，这样做是非常划算的。这是新的运输技术——集装箱和现代物流技术——所创造出的奇迹。”在我对全球化的力量赞不绝口、高度评价长方形的斐济矿泉水水瓶的时尚设计时，我注意到前排坐着一位举止优雅的先生。此人身着时髦的西装，不断地点头、微笑，十分专注。接下来我停顿了一下，盯着这个矿泉水瓶，就像哈姆雷特盯着约里克的骷髅头一样，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没有去过斐济，即便我非常向往那里。但是我确信，灌装这些瓶子的家伙一定是穿着大裤衩，站在自家后院，手持给花园浇水用的软管。”观众哄堂大笑，我感觉棒极了。然而他们一直在笑，还有人不断吹口哨起哄。最后，会议主持人走上演讲台，拍着我的肩膀，指着前排那位优雅的先生说道：

“托德，让我们有请‘斐济矿泉水’的老板上台！”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此人名叫斯图尔特·雷斯尼克，也是主营石榴和无花果的“石榴红”公司的合伙人（同他妻子琳达一起）。我也很喜欢石榴的味道。雷斯尼克曾慷慨解囊，资助医学研究，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和其他观众想当然地认为我很有勇气，故意在舞台上拿他开涮。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事物对我们来说都近在咫尺。我们从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下来后，不必再步履蹒跚地找生锈的公共饮水处，而是可以依赖一个住在贝弗利山庄、名叫斯图尔特的家伙送来瓶装水。瓶子是由杰出的美术设计师设计的，而水则灌装自热带地区。瓶装水是个价值120亿美元的产业，消费者们都有他们自己钟爱的品牌——尽管其基本成分都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我既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斐济矿泉水，或是其他任何品牌的水。毕竟，人类生存史与寻找可饮用水资源密切相关。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优质水源。在最近1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一直渴望能够喝到没有污染的瓶装饮料，无论是非洲的可口可乐、苏联的百事可乐或是中国广东的蓝带啤酒。人们很容易忘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曾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象征性力量。如果某个政府——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议会制政府——能够把美国人的碳酸饮料送到其人民手中，那么这个政府就更有可能巩固其政权。可口可乐公司在1926年仿照美国国务院成立了自己的海外业务部。1959年，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贸易博览会，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在这次博览会上，百事可乐的一位高管设法偷偷地把一杯可乐递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手中。摄影师把这一镜头抢拍了下来。经过此次破冰之旅，百事可乐公司后来开始在苏联销售软饮料。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开始销售红牌伏特加。但是，起初苏联政府鄙视这种西方财富的象征，左翼批评家称之为“可乐殖民行为”。为了与可口可乐公司展开竞争，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们在传统的“格瓦斯淡啤酒”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他们自己的泡沫酸饮料。这是一种浑浊的带酸味的啤酒，用发酵的黑面包制成。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士兵们称其为“猪猪柠檬汁”。苏联的这种民族品牌或许深受开车兜风的国内苏联人民委员们的喜欢，他们开着锈迹斑斑的65马力的拉达轿车四处转悠。这些人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959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中的中坚分子暗中发现他们国家的击剑冠军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喝了可口可乐。他们以此为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并公开抨击这种饮料，称其为官方认定的“资本主义运动饮品”。最终，可口可乐通往东欧地区的障碍被清除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红白条纹图案突然出现在各个商铺的店面招牌中。影星詹姆斯·贾克内所塑造的人物在比利·怀尔德1961年所拍摄的喜剧片《玉女风流》中对此做了全面的预言：“拿破仑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但是可口可乐即将成功。”

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创造出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面包与马戏。它的意思是说，只要恺撒能够给人们提供吃喝玩乐的生活必需品，他就可以保住王位。在埃塞俄比亚，可口可乐就成了罗马式的面包。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当东非制瓶股份公司瓶盖告罄、上千名工人下岗的时候，“可口可乐的短缺被视作全国的紧急事务”。在国家信用危机中，“据说街头的孩子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小巷搜集急需的瓶盖”。在1980年拍摄的一部喜剧电影《上帝也疯狂》中，一个可乐瓶子从飞机上掉了下去，落到了喀拉哈里沙漠中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布须曼青年“基”的身边。基从没有见过这么闪闪发光、让人神魂颠倒的东西。他觉得这肯定是神圣之物，是来自诸神的礼物。最终，这件礼物破坏了部落的和谐，基奔跑着穿过喀拉哈里沙漠，试图把这个瓶子扔出地球。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全球化对国家和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此处我们一定要当心，因为即使我们回答说全球化对和谐造成了伤害，我们也必须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是否可以不需要全球化？这就让我们接触到本章的一个悖论：不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国家无法实现和保持富裕，但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必将动摇该国的传统和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像那个最开始对可乐瓶子感到好奇的基一样。或许让我们着迷的不是饮料瓶子，而是三星Galaxy（盖乐世）系列手机拍摄的超清照片，或者是达明安·赫斯特位于伦敦的艺术工厂出品的彩绘点状作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好奇。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像后来幻想破灭的基那样问我们自己：“这些世界奇迹是否干扰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同邻居们之间的关系呢？”那些三星手机拍摄的照片确实精美无暇，但或许我们会怀念过去在街上开照相馆的那个家伙，可后来他破产关张了。

这种怀旧情绪并非新鲜事物。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年）一书中，人到中年的叙事者（马塞尔）在品尝到泡在茶水里的蛋糕时，情绪激动，全身战栗，怀念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

这听起来有些伤感和忧郁，但对我们来说现实更为残酷。同马塞尔不同，我们之所以怀念那些饼干，是因为纳贝斯克公司替代了面包师傅！我们怀念的是早些时候的味道，以及带来这些味道的邻居和师傅们。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我们大多数人偶尔会感到惋惜和痛心。我称这种感受是“蛋糕忧郁症”，因为在我们个人成长过程中总有某一时刻，我们会像马塞尔或者喀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一样。“蛋糕忧郁症”是个综合征，它使得国家很难保持统一。

的确，现在的烘焙“师傅”、橄榄油“手工”装瓶工以及“本地”甘蓝菜农都随行就市，趋从于富裕的顾客开出的高价。然而，技术最为精湛的师傅们常常会马上把他们的企业出售给更大的急于要向世人展现他们的前沿优势的品牌公司。那些有勇气的优秀师傅出售自家企业这件事虽无可厚非，但是让人伤感的怀旧情绪还是令人难以自已。比如，有家名为“10桶酿”的啤酒公司“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俄勒冈州的本德市酿造啤酒。可是2014年，这家公司悄无声息地把所有业务并入其收购者百威公司旗下了。

让我们像普鲁斯特笔下手捧蛋糕的叙事者那样，再次回顾历史。在本章中，我将向诸位展示一些古老国家，这些国家（诸如拉古萨和威尼斯）通过贸易变得富裕，但随后就四分五裂了。我们也会看一下19世纪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哈布斯堡王朝，该王朝曾统治过奥匈帝国，但却像腐烂的林茨蛋糕那样土崩瓦解了。我们还会看一下全球化经济是如何消耗爱国主义热情的。尽管如此，全球化经济也并不全是坏事。分裂国家的这些力量，同样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其他的好东西，比如救命用的青霉素和简陋的铅笔。

没有贸易，就难以富裕起来

我曾在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来宣扬贸易的好处。我可以很自豪地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支持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经济学大师们》[1]，内容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而当我在为白宫服务期间，曾经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的反对者进行过辩论。其间，一位粗暴的工会领导人真的脱掉鞋子，敲打着讲台，引起了在芝加哥一家庞大而光线昏暗的宾馆中的观众哄堂大笑、嘘声四起。在其经典著作《自由选择》的封面上，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以此作为自由贸易思想的象征。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个人知晓铅笔的制作方法。要想制造出一支铅笔，你需要能够前往像俄勒冈州这样的地方去了解如何砍倒一棵大树。但是，你首先需要制作钢锯的钢铁。因此，你需要飞往巴西的一家铁矿，戴上矿工的安全帽。然后，你需要前往匹兹堡，弄清楚如何把铁矿石冶炼成钢。你还不能忽略铅笔上的金属圈、石墨笔芯以及橡皮擦。这就需要你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经过所有这些旅行，掌握了所有这些有关化学、工程学知识以及必要的贸易外语之后，你认为自己能够造出一支迪克森公司定价为13美分的铅笔吗？况且，这种铅笔还要装在便利的纸盒中，上面还要配以精美的图案，吸引忠诚的粉丝。（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在给卢克·天行者激光剑之前挥动着的就是一支迪克森公司生产的铅笔，而《欢乐糖果屋》的创作者、作家罗尔德·达尔每天上午开始写作之前，总会先削好6支这样的铅笔。）值得注意的是，制作铅笔时，无须让铁矿工人、伐木工人、橡胶园工人以及美术设计师聚集到一起开会研究，也不需要政府官员集中调控和指导生产。价格体系和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协调好这一切。在你一生当中，你是否听说过有铅笔短缺现象，或者有过铅笔制造商哄抬物价的现象？当然，铅笔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物（除非你在上午参加SAT考试时进了考场却没带铅笔）。但是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事物，比方说阿司匹林药片（每片1美分）或飞机发动机（每台1100万美元），都是以同样的运作方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历经时间的洗涤，现在市场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实惠的价格。

或许，关于如何看待贸易带来的好处，最好的办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人平均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满足生活和购物需要？根据这一标准，在过去的150年间，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1870年，儿童一般从13岁就开始工作，直到死亡才能退休，每年需要工作3000个小时。美国人每年做家务的时间是1800个小时，他们起床后61%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到了1950年，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是17.6岁，而成年人只把起床后45%的时间用来工作。而今天，我们从20岁开始工作，可以有16年的退休生活，工作时间只占起床后时间的28%。

下面我们看一下购买力是如何飙升的。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翻看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圣诞节“愿望手册”。我不知道圣诞老人是否也喜欢这种手册，但事情看起来相当神奇。我13岁时（当时已不再相信关于圣诞老人的故事了）想要学会如何冲洗、放大胶片，当时我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手册中发现了一套柯达设备，售价大约是100美元。这对我来说有点儿贵，于是我给GAF公司（柯达公司的竞争对手）的总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一下柯达公司的系统，并询问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该系统是否是个不错的初学者工具包。不出所料，几天之后，我家门前驶来一辆棕色的联合包裹快递公司（UPS）的卡车，司机递给妈妈一个红色盒子，里面是GAF公司提供的免费工具包，还有公司总裁写的一封温馨暖人的信。他祝愿我刚刚起步的摄影生涯好运连连。（我运气并不太好，因为假如你是在那个令人难堪的“纯真年代”长大的，那你一定很容易弄翻临时充当暗室的那个房间里的有毒化学物质，因为这间暗室事实上是你父母的洗衣房。）经济学家马克·佩里帮我们查阅了西尔斯百货公司以前的宣传手册，对比了不同时间段的价格。比方说，在1959年，普通工人需要工作100多个小时才能买得起一台洗衣机，而今天需要的工作时间不足当时的1/4。当时买一台吸尘器，需要工作一个多星期，而今不到一天就可以了。尽管最近有人争论说这不公平，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它给贫穷家庭带来的好处。1971年，只有大约20%的美国家庭拥有洗碗机，只有大约40%的家庭可以看彩色电视。到了2005年，大约40%的“贫穷”家庭拥有了洗碗机，几乎所有家庭至少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其他国家也享受着类似的美妙变化。直到1965年，1/3的英国家庭还没有冰箱。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接受常温啤酒。

那些回避贸易的国家最终都停滞不前或逐渐衰败。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我向白宫请假，前去参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信步穿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破败不堪的大厅时，我意识到该国的问题不是无法跟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是没能跟上1917年俄国的生活水平。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发动革命之前，古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排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首。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古巴经济下滑到拉丁美洲国家末尾，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们或许将这种下滑归咎于美国政府的贸易禁运政策。但这恰恰说明了我的观点：断绝贸易的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最多只能是停滞不前。总体来说，自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翻了一番，但古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原地踏步。如果你看到一些照片中瘦骨嶙峋的农民艰难地推着1956年的老式雪佛兰Bel Airs汽车，你就会明白谁应当为这种经济停滞负责。现在，美国开始解除贸易禁令，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经济更加繁荣的古巴。

我们在第8章中将会看到，19世纪伊始，当令人恐怖的德川幕府统治者看到英国和葡萄牙商人乘坐着黑烟滚滚的燃煤商船驶进他们的港口时，他们感到惊讶、好奇和恐慌。日本统治者闭关锁国数百年，但他们当即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受到了阻滞。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完全不同道路的国家。每一组中的前一个国家选择了面向全球开放的道路，后一个国家选择了故步自封：越南和缅甸、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一般说来，选择开放的国家在80年代的年均增长速度是3.5%，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5%。而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在80年代的增长速度只有0.8%，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1.4%。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个国家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时，其经济发展会变得年迈无力、衰败不堪，更像是一个通风不畅的动物养殖场，或者像一座潮湿阴冷的监狱。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北方比南方略微富有一些。日本人曾在三八线以北建过工厂，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中国、波兰，甚至阿尔巴尼亚都曾向朝鲜运送过大量援助物资。尽管得到过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今天的韩国却比朝鲜富裕17倍，韩国人的寿命比朝鲜人长10年，身高也高几英寸[2]。韩国人称其为“汉江奇迹”。韩国现在制造出了超清三星平板电视、超智能化LG冰箱、性能优良的现代和起亚轿车，韩国魅力四射的流行音乐组合风靡全球。相较之下，朝鲜制造出了什么呢？

自由贸易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实惠。从腓尼基人时期开始，从事贸易的国家就非常繁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评论家认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或者说得更文雅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这种想法非常错误。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全球的情况。荷兰本来是片沼泽地，以色列本来是片沙漠，一根欧芹也没有，石油就更少了。而今，与那些国土面积比它大10倍的国家相比，荷兰成功孕育了更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技术公司，其海岸线上的科研大楼星罗棋布，科研公司的名字都是来自硅谷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包括谷歌、苹果、思科、微软和脸书网。这些国家崇尚贸易，它们所进行的贸易不仅仅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和那些你整天不离手的电子产品，还包括自由的思想交流。

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

但是，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开放其市场的时候，有些人会蒙受损失。现在很难找到在美国制造的鞋子。2015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了耐克公司位于俄勒冈州的总部，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新的全球贸易协定对美国有益。假如当时奥巴马看一下自己所佩戴的腕表来确定演讲时间的话，他可能不会看到“美国制造”的字样。美国的手表制造业风光不再，先是落后于瑞士，接着落后于日本，然后是中国，之后再次落后于瑞士。或许底特律的Shinola腕表或者苹果公司的iWatch智能手表能够重振雄风（尽管大部分零件产自亚洲）。

本章的悖论提炼起来就一句话：国家需要贸易，但贸易却会瓦解忠诚。

什么是拉古萨？

即使对那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人来说，拉古萨这个名字在今天也没什么意义。或许它听起来像是一种流行的意大利面酱的牌子（Ragú）。20世纪30年代，一对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移民夫妇开始在他们位于纽约的地下室里把这种酱品装瓶，后来销往联合利华、立顿和Best Foods食品公司。在文艺复兴时期，拉古萨共和国是富人聚集的天堂，背靠壮美的悬崖，悬崖壁立千仞，俯瞰大海。此地气候宜人，拥有平静的港湾和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在《第十二夜》中，当薇奥拉在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的海边洗脸时，可能会指着浪漫之地拉古萨好奇地问道：“朋友，请问这是哪个国家？”今天，拉古萨有了一个不同的名字：杜布罗夫尼克。每年1500万名游客接踵而来，他们背靠巴洛克式的建筑，手指橙红色的黏土屋顶，举着自拍杆拍照。16世纪，一位多米尼加的名叫塞拉菲诺·拉齐的修道士记录了拉古萨美味的葡萄酒、甘甜的梨、饱满的西瓜以及亚得里亚海里的鲜鱼。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拉古萨率先建造了排污和排水系统，其所遭受的瘟疫和饥荒也相对较少。1358年至1806年，拉古萨在其旗帜上打出了“自由”的字样，而它也是达尔马提亚海岸唯一一个不受威尼斯统治的城市。当时，拉古萨的管理者是个自信的行政官。每次出国访问时，他都穿着红色的长筒袜和红色的鞋子。希腊人曾以此来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位拉古萨行政官会在军乐伴奏下信步穿过外国港口，尽管有12名未带武器的保镖在“保护着”他。

然而，拉古萨并不完全是人间天堂。它四周强敌环伺，危机四伏，经常受到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形形色色的土匪的威胁。（在第9章中，我们将看到哥斯达黎加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类似局面。）拉古萨不但要应对来自亲王和苏丹海军的入侵，还要对付来自周边封建领主和海盗的袭扰。为此拉古萨人修筑城墙来保护自己。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拉古萨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贿赂、间谍活动、阴谋诡计以及伪造事实。他们递交给外国首领的公函极尽谄媚之能事，但同时也有些居心叵测。请看下面的例子：

拉古萨议院给奥地利的统治者送去一封公文急件，里面写道：“作为陛下您忠心耿耿的奴仆，我们有义务告诉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目前，威尼斯人正在对您图谋不轨。”

他们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坚决效忠陛下。”

他们在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信中写道：“教皇的12艘战船已经同西班牙国王的49艘战船联合起来，同时还打算联合威尼斯人的舰队。”

拉古萨人向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斐迪南解释说，他们向苏丹进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整个基督教共和国……在基督的旗帜下”。通过向苏丹缴纳贡金，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区保持基督教的活力”。但是随后一转身，拉古萨的大使便对苏丹谄媚道：“与所有的基督徒相比，我们更关心的是殿下您治下的那些最卑微的奴仆。”

拉古萨向其驻君士坦丁堡[3]的大使发出命令：“如果土耳其官员告诉你说苏丹想要增加我们的贡品数量，那你们就跪倒在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用最谦卑的语言乞求他收回成命。”随后大使又接到命令，用5000达克特金币进行贿赂，支持这种哭诉行为。

这种可以理解的两面派手段非常奏效，拉古萨得以在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的威胁中多方周旋，游刃有余。但是，1806年，拉古萨在拿破仑面前倒下了，共和国被迫降下其堡垒上悬挂着的写着“多少黄金也买不来自由”的旗帜。拉古萨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它太过贫穷，而是因为它太过富有，无法继续保持自由的共和国。首先，同我们在前一章中见到的趋势一样，拉古萨急剧上升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出生率，尤其是在那些爱争吵的内部通婚的贵族之间。从1500年开始，在那些“黄金岁月”中，拉古萨大兴土木，建筑数量空前绝后，之后拉古萨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由原来的将近90000人下降到17世纪末的26000人。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由10人减少到5人。在有迹象表明流动性上升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可以得到42%的银行贷款，并且同贵族相比，他们拥有的船只数量遥遥领先。拉古萨的历史记载并没有表明当时出现过我们今天在希腊所看到的那种国家债务违约危机。罪魁祸首并非贫穷。

尽管旗帜上印有拉丁语的警句，但拉古萨的“自由”却的确被黄金所破坏。随着拉古萨居民财富的积累，谁还会对拉古萨共和国保持忠心呢？来自全世界的成袋的香料、成箱的武器装备和成群的流动商人涌入码头，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逃跑路线。在大街小巷中，商贩们操着拉丁语、阿拉伯语、俄语以及各种非洲方言高声叫卖。加泰罗尼亚人带着羊毛前来销售，埃及人带来了小麦，从德国萨克森过来的是矿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忠诚遭到破坏。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对自己的上帝讲西班牙语，对我的女人讲意大利语，对我的手下讲法语，对我的战马讲德语。”商人们对贵族心怀怨恨，贵族们则发现他们自己的数量在减少。拉古萨无心自卫，用于国防的预算大约只有其他国家的1/4到一半。当拿破仑的军队登岸展开征服时，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谴责了“拉古萨人和资产阶级的昏庸无知，他们伸开双臂欢迎法国人的到来”。1808年，在法国军队占领王宫的当天晚上，拉古萨市民举行了一次舞会，庆祝这一切的结束。

哈布斯堡王朝的人都去哪儿了？

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一幅破碎的油画一样，哈布斯堡人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顶汉堡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或许每10个美国人之中就有1个人的祖籍可以追溯到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过的城镇或村庄。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统治着中欧大部分地区，沿着亚得里亚海穿过拉古萨，到达黑山共和国，东面最远到达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古拉城堡。现如今，除了曾在彼得·谢弗的剧本（以及后来的电影）《莫扎特》中露过面以外，哈布斯堡王朝很少出现在流行文化中。在这部影片中，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告诉年轻的莫扎特说，他喜欢这位天才音乐人最新创作的那部歌剧，但是觉得里面“音符太多，删去一些音符就完美了”。莫扎特面对这位统治者讥讽道：“陛下，您脑子里知道哪些音符呢？”历史几乎完全将哈布斯堡王朝屏蔽掉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王朝的人格外邪恶、贪婪或者音乐品位低俗。哈布斯堡王朝无法把一个由太多民族、太多风俗和太多土地组成的帝国凝聚起来。

同他们的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我们将在第7章中探讨这一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分崩离析。但是在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走上了没落之路——在经历了400年的强盛之后。该帝国跨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其最后一位强大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以及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都是奥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生来坚忍克己，具备军人素质，喜欢军装，而家族历史霉运不断。大家听一下这一连串的灾难吧：尽管他在1853年躲过了刺客刺向他脖子的利刃（多亏上了浆的硬衣领的帮助），但他的弟弟于1867年在墨西哥的一次叛乱中被行刑队刺杀；他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以一种罗密欧–朱丽叶式的方式，和17岁的情人相约自杀；1898年，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中了他妻子伊丽莎白的心脏；1914年，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这位皇帝治下的经济状况远比其家族生活更有前途。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济一直持续发展。19世纪初，奥地利纺织工人开始从英国进口机器，用来纺织棉花和亚麻，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1851年，政府提高关税壁垒，把奥地利和匈牙利分裂开来。1859年，政府取缔了同业公会，这就使得新企业主和店主更容易同已有行业展开竞争。帝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1850—1873年，现代化趋势突飞猛进，发展迅速。奥地利人把这一时期称作“创建期”（字面意思是“创始人时代”）。这一时期也为维也纳带来了一座新的歌剧院、市政厅、议会大楼，以及大量移民和商人，他们搬进了设计相同的成批建造的住宅内。如果你到维也纳参观，或许无意中会走进浪特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始于1873年，曾向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提供过薄皮苹果卷。咖啡馆的开张表明当时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1870年到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的这段时间里，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奥匈帝国内部的人均收入增长得更快。最终，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飞速发展，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符合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模式。同1817年至1845年相比，生育率在1850年至1910年有所下降。

1870年至1910年，奥地利——匈牙利的经济飞速发展，增长了128%。你或许认为更加富裕的国家可以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但是，与之前停滞不前的收入相比，不断增加的收入引发了更多的种族冲突。1897年，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到美丽的萨尔茨堡，都爆发了种族暴乱。莫扎特曾在萨尔茨堡学习过小提琴，玛丽亚·冯·特拉普后来也曾在此地演唱过当地的歌曲。当波兰伯爵、当时的首相巴德尼宣布所有官员必须讲德语和捷克语的时候，甚至连6000英里[4]之外的报纸都听到了暴乱的喧嚣声。《洛杉矶先驱报》报道：“波西米亚地区动荡不安……军队在布拉格街头巡逻……上周四晚上在德国皇家剧院附近发现了一枚炸弹……监狱人满为患……布拉格、克拉科夫和克拉茨发生了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30家报馆遭到查抄。”

马克·吐温在探访维也纳时写过一篇有趣的（但从政治角度来讲并不正确的）文章，记录了发生在其议会中的争斗。他描绘了一场“野蛮、疯狂、震耳欲聋的喧闹，自从北美印第安的科曼奇人最后一次在夜间袭扰白人定居点之后，这个星球上再没有人听到过如此的喧嚣”。随后马克·吐温描述了一个名字恰巧叫“沃尔夫”（英文是wolf，意思是“狼”）的议员：

“此人衣冠楚楚，英俊潇洒……一头黑发蓬乱无章……喜欢用利剑和手枪表达友好之情。他最近刚与政府首脑巴德尼伯爵决斗过，击穿了对方的胳膊，然后彬彬有礼地走向前去审视自己的猎物、握手致歉，诸如此类。”马克·吐温报道，沃尔夫要求全体议员公开宣布：“此时此刻，我们想要看一下，是波兰人的头骨硬还是德国人的头骨硬！”在一片嘘声之后，沃尔夫断然宣布：“休会！因为我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我并不是为我自己担心，只是担心激怒我的那个人的安全。”

尽管帝国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皇帝本人人气也颇高，会说多种语言，但是奥匈帝国还是无法维系下去。随着边境贸易往来越发便利，维也纳的人口数量在1850年至1910年之间增加了3倍，大量移民和农民蜂拥而至，来到这座以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著称的文明之城。尽管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开启的香槟酒数量却寥寥无几。事实上，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人就开始抱怨遭到某种“围困”——但据称他们的奥地利同样携带多种疾病，并且工资较低。所有不是来自维也纳的人（包括萨尔茨堡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被看作“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警察报告说，购物者之间的斗殴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刚到此地的顾客“把玩商品，然后放下，讨价还价，最后却没有购买”。这也难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的将军们把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之外，远离城内的平民战争，以此保护他们的军队。

在奥匈帝国其他地方旅行的维也纳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嘲笑，拥有类似遭到围困的心理。这里有个非同寻常的观察报告，是由卡尔·维特根斯坦在1902年做出的。此人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朋友，也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在报告中说：“当维也纳音乐家和歌唱家在布达佩斯演出时，常常引发公众不满。”《魔笛》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非常令人厌烦，这些作品的旋律能够引发骚乱！因此，卡尔指出：“我们国家的孩子们移民去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和语言让他们感到更亲切。”大家想象一下这种景象：奥匈帝国里的奥地利孩子打点行囊，登上客船，穿过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发现与自己的“国人”相比，他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点更多。

英勇而迷惘的苏格兰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中解释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悖论：（1）富裕国家生的婴儿少，因此需要外来移民；（2）国家要想富裕起来并保持下去，必须同外国人进行贸易。今天，这两种悖论正在全球引发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土耳其有库尔德人；意大利有北方联盟支持者；比利时有瓦龙人和佛兰德人之间的对抗。几年前在参观罗马时，我听到一位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自己反对多元文化：“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全色彩的贝纳通’。”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涌入投票站，决定是否宣布独立，脱离英国。甚至连007的首位扮演者、曾为女王陛下效忠的肖恩·康纳利也在公开呼吁苏格兰独立。这场独立运动获得了大约45%的支持票。鉴于保守党和工党联手反对，因此这一结果还是令人震惊的。并且，苏格兰主要的银行和企业也威胁说，如果支持者获胜，他们将把母公司从苏格兰撤走。

你或许认为，贫穷和绝望驱使许多苏格兰人想要摆脱英国。但事实上，苏格兰比1970年或1950年时要富裕得多，当时独立之火刚刚露出一点儿苗头。苏格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000美元左右，超过英格兰和德国的平均值。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苏格兰人认为取得这种财富所付出的代价太高：有太多的外国人、英国人企图分享北海石油的收益，有太多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领取救济金，并且在苏格兰的领土上部署了太多的武器，时刻准备用于对外战争。苏格兰吟游诗人罗伯特·彭斯曾经写道：“拿英国钱把我们做了交易。”随着苏格兰越来越富裕，这种不满的情绪也逐渐升温。许多苏格兰人不再承认他们自己的祖国。在反映苏格兰人历史的戏剧《麦克白》中，麦克达夫问道：“苏格兰现在何方？”回答令人不安：

哎，可怜的国家！

几乎不敢想象。

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混乱造成的分裂力量刺激了苏格兰人，让他们撩起自己的苏格兰短裙。

从“美国制造”到“哪里便宜哪里造”

父亲被解雇了，从技术层面来说他失业了。他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了12年。它解雇了他，用一个能做他所做的所有工作的小装置取代了他，只不过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令人沮丧的是我母亲也出去买回来了一台同样的装置。

——伍迪·艾伦，1968年

如果那家公司今天解雇了伍迪的父亲，用一个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能言善辩的工程师取代他，那他的母亲是否会出去给自己弄一个彬彬有礼的戴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呢？自从第一个古罗马酿酒师利用木板和巨石来捣碎成桶的葡萄，而不是让妇女用她们磨出老茧的脚趾来踩压葡萄时，我们就一直在与机器替代人力的思想做斗争。公元前160年，罗马思想家老加图写了一部有关农业的著作。这是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拉丁语著作。在这部书里，他解释了在酿酒过程中如何利用石块来取代脚。今天，有关机器和电脑窃取人类工作机会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人们乐此不疲。出租车司机不喜欢优步抢夺他们的客源。优步司机利用复杂的全球定位技术和评级系统，把粗鲁无礼的出租车司机抛弃在路边，让他们无客可拉。在不久的将来，优步司机会对谷歌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心生不满。有关人机对抗的辩论还会持续下去，但在出租车和优步对抗这件事上，双方司机都是在同一时区和同一国家内进行较量的。

工人们感受到来自外国机器和外国人的威胁。进一步来说，更为全球化的、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会产生威胁，把爱国主义精神从国家中清除出去。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今的美国。美国现在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达到2.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波音公司拖欠的待造飞机订单超过5000架，价值48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之外的客户购买的。为波音公司欢呼吧！但美国也出口就业机会。如果你看一下波音公司新款机型波音787的引擎罩，你会发现飞机70%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波音747只有2%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机翼翼尖来自韩国，货舱门来自瑞典，而日本在几年前就开始为波音公司生产马桶和前几年总是起火的令人讨厌的锂电池。我们已经从“美国制造”进入到“哪里便宜哪里造”的时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曾邀请我参观百思买公司的一家商店，随行的是一个摄制组。我们像一个笨拙的杂耍艺人一样翻看着收音机、电视机和DVD播放机。我们希望能至少找到一台印有美国制造字样的机器。结果我们看到的字样是中国、马来西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只有在购买电池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美国制造的字样，但它并没有被印在电池上，而是印在收银员递给我的闪亮的黄色塑料袋上。我询问来这家百思买商店的购物者，他们在购买外国货的时候是否犹豫过。他们的回答当然是没有。甚至有几个人坦言，美国制造的标记可能会让他们担心质量不好。多么讽刺啊！20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在美国海关工作人员那里遇到麻烦，因为当时该公司试图用尽可能小的字号来遮掩“日本制造”的标记。

最初，20世纪90年代的业务外包大潮伤害的只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人，他们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因为来自中国广东的农民能够像克利夫兰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熟练地使用螺丝刀。不久，来自印度呼叫中心的打工者淘汰了罗得岛州戴尔医疗保健部的工作人员。但这种趋势不断拓展、深化，朝着高收入阶层发展。事实证明，来自印度的放射科医师能够像美国人一样精确地读懂癌症筛查报告；来自菲律宾的会计能够完成1040号纳税申报表的填写工作，而且不会弄错一个小数点。国际纸业公司是一家有着117年历史的公司，它在2008年拥有的员工总数同2012年大致相同，大约是61500名。但在这4年时间里，该公司解雇了8000名美国工人，雇用了8000名非美国籍工人。

从长远来看，业务外包可能对美国经济有益，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可利用的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估算，美国公司在印度每花费1美元，美国可以获益1.14美元。当沃尔玛在中国开一家新超市时，它需要雇用大量中国工人，但随后需要更多的美国员工在物流、国际营销以及人力资源方面提供帮助。下面，让我们进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思维实验。比方说，圣诞老人开始在美国全境派送免费玩具和衣服。这样一来美国会更富裕吗？是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用到生产其他事物上，而我们的孩子可以享受这些礼物。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更富裕吗？不是的。美泰公司和孩之宝公司的员工可能会认为圣诞老人是个十分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下岗了，被送往州失业办公室，排队等候领取救济。

虽然业务外包对21世纪来说可能是个新的表述，但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屡见不鲜。比方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新英格兰的许多棉纺厂悄然搬到南方，同去的还有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业务外包都会威胁到国家统一，但当外包国雇用别国人员来从事其最有价值的工作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空洞、虚弱，易受攻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当时其官方称呼是“宁静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宣扬的是宁静，然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为了争夺对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威尼斯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交战，有时也会同罗马教廷、奥地利、法国以及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诸多邻国发生冲突。尽管面临外国威胁，威尼斯还是设法通过航运、金融、香料贸易、装订业以及玻璃吹制业为其人民带来了财富（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吹制业至今依然备受赞誉）。威尼斯曾经是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的确，如果没有威尼斯，马可·波罗或许就无法从中国带回面条。

那么威尼斯在哪些方面实施业务外包，最终让共和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肯定不是面条或玻璃制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容忍的。事实上，威尼斯的总督们外包了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军队。这个以海防为主的共和国依赖来自法国和荷兰的雇佣兵充当其海军。雇用来的海军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假如你的敌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佣金，那么你的水兵就会掉转炮口，瞄准你自己的要塞和广场。因此，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威尼斯海军面前用重金进行引诱的时候，这支部队马上改旗易帜。威尼斯议会随即决定对工人和商人提高赋税，希望可以买回海军的忠诚，这种做法却打压了经济发展。在不断受到海盗袭击的情况下，1600年，威尼斯的货主们被迫交付更高的保险费，费用从货物价值的5%左右上升到35%。1615年，法国雇佣兵密谋兵变，占领了总督府，杀死了议员。

就在此事发生的几年前，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写到了威尼斯雇佣兵的故事。在该剧开头，英勇的摩尔人奥赛罗刚刚在塞浦路斯挫败了土耳其人的攻击。当然，这部戏剧是围绕着“诚实的伊阿古”的谎言展开的。此人编织了一张大网，诱骗悲剧人物、轻信的“犯错的野蛮人”奥赛罗陷入谋杀之中。但威尼斯真正的悲剧历史源于他们相信军队的忠诚是可以通过购买得到的，即使他们的敌人资金雄厚，挑起了一场竞标战争。

什么是美国品牌？

业务外包可能让公司效率更高，但美国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像可口可乐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宣布不再是美国品牌，肯德基更关心在越南岘港，而不是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销售鸡腿。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把美国消费者视作“递耗资产”——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下降，就像金属车床一样被灰尘和铁锈覆盖。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发现，在18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31%的人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43%的Y一代认为他们自己“非常爱国”。难怪《纽约时报》会报道，只有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基本的“美式”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59%下滑至54%。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公司发现它们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之中。外国人将其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即使这些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商业目标瞄准了美国之外的市场。它们把更大的赌注下在了外国消费者身上，对外国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看法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外国的影响。我们来思考一下百胜餐饮集团这个案例，该集团是肯德基和必胜客的母公司。几年前，百胜餐饮集团做得风生水起，集团一半的销售额和绝大部分增长额来自它在中国开办的4260家餐厅。2009—2012年，其股票价格涨了1倍，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市场。我曾向一位此集团的高管询问企业经营的成功之道。他解释说，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店面开始，肯德基与其他鸡肉产品销售商相比，就享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消费者喜欢吃带骨头的鸡肉，这是麦当劳的鸡胸肉所无法提供的；第二，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的那种老爷爷的形象，让中国人想起了受他们爱戴的长辈，接近崇尚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然而，中国人现在不再带着这样的情感来看待桑德斯上校了，这个品牌的“吸引力”由2012年的42%下降到2015年的19%。仅在2013年第一季度，其销售额就下降了20%。这位步履蹒跚的上校可能让人联想到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德基占据了4层楼的空间，大小相当于一座小宫殿。公司偶尔也有犯错的时候，比方说，它曾把“美味吮指”翻译成“我们会吃掉你的手指”。

2012年，百胜餐饮集团惹上了更大的麻烦。当时，官方媒体指控公司向鸡的体内注射了不安全的抗生素，尽管随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并没有此类添加剂。后来，百胜餐饮集团起诉3家中国公司，因为它们声称肯德基改变了鸡的基因，能让鸡长出8条腿。一夜之间，当这家美国快餐连锁店还挣扎于可疑的鸡腿事件时，中国的家禽销售商迅速抢占了肯德基的市场份额。2015年10月，百胜餐饮集团宣布拆分中国业务，把中方业务从美方分离出去，这样它将被称作百胜中国。百胜餐饮集团陷入了自身的悖论之中：它通过瞄准中国市场发展壮大，变得不那么美式化，但是随后由于中国的新消费者认为它太美式化又开始每况愈下。

全球化经济打破了美国制造或英国制造的概念，也消除了曾经伴随着这些标识的自豪感。拉尔夫·纳德曾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先是在1996年，而后又在2013年，给1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席下一届年会，并代表公司“面对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国旗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正义”。只有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公司——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几乎每一位法律总顾问和首席税务官都劝阻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要照纳德所说的去做。为什么要拿他们公司的全球销量、贸易许可和租赁协议冒险呢？之后，纳德又向20家主要的工会提出了这一挑战，但没有一家愿意照做。

当然，我们挑战的目的并非要阻止美国公司在国外抢夺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要禁止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中任何一种做法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种挑战要求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制度，能够在精神上和工作中把人们团结起来。

也有一些好消息。在许多领域中，美国公司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排行榜中，苹果、谷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波音以及脸书网名列前茅。在中国上海，警方被迫关闭了苹果公司的一家商店，因为当时顾客为了能够买到新款的iPad（平板电脑）发生了骚乱。这种骚乱不是抢劫和盗窃，而是争相掏钱购买美国技术。然而，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美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一问题超出了人们所熟悉的“99%和1%”收入不均的辩论范畴。自信心和职业道德的分布出现严重失衡，这十分危险。为了都能够成为宅在宿舍里的马克·扎克伯格，数千名年轻人身着卫衣，坐在母亲地下室的沙发里，勇敢地追逐着《魔兽世界》里的虚拟替身。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从地下室爬出来，报名参加培训课程，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机械师执照。在地下室中他们可能位高权重，成为最高统帅，但走出房间他们什么都不是。这种收入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错位，在处于两个极端的群体中，都滋生出了怨恨和自私情绪。富人们认为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因为最富有的10%的人缴纳了超过70%的税款。同时，处于底层的那90%的人担心自己永远也达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连辍学的中学生都能够达到。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丧失了自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只有大约50%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会比现在更美好。最让人惊讶的是，甚至连他们对过去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变得留恋过去，因此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29%的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超过50%的Y一代认为，假如他们在40年前就长大成人的话，那他们可能生活得更富裕。这些看法颇具影响力，并且难以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10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相对较短的寿命现在看起来却是更好的一种生活。

蛋糕忧郁症在美国全境爆发，并蔓延至全球。要想重拾过去美好的心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杯香茶和贝壳形状的饼干。

[1]《经济学大师们》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编者注

[4]1英里=1.609344公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