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唐佩佩与果尔达

他的使命

· 废除腐败的军队

· 创立持久的民主

· 让黑人移民的孩子成为公民，让妇女获得选举权

·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德国、意大利、法国、匈牙利、斯里兰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王权统治。而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宣言》。相比之下，1948年被《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定为一个时间分割线，目的是让学生们记住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件，一个名叫彼得·戈德马克的人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第二件还没有第一件那么重要，那就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召开了一次会议。然而，对我们来说，1948年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一下两个人物，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一点——这两个人物上台时，他们的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并且，这两个人都曾遇到过一些常见的借口，那些平庸的政客经常为自己国家的衰败找的借口。

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人称“唐佩佩”[1]。此人发动革命，与腐败政府进行斗争，给国家带来了长治久安的民主局面，这比中美洲地区的其他邻国早了40年。他本来可以轻易地利用那些陈腐低劣的借口，说什么“周边国家如此腐败，根本不可能期望我们比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做得更好”。我们会发现，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唐佩佩的双手沾满污秽，他甚至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他的这些行为是否否定了他后来的功绩呢？第二个可以利用的借口是：“哥斯达黎加无法为一个穷兵黩武的现代奠基人感到自豪。”唐佩佩通过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国家可以充满自豪和爱国热情，即使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不那么圣洁高尚。

果尔达·梅厄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开垦葡萄园和花园。她发现整个地区遍布巨石、干旱和带有沙文主义的男人。我们经常听说有些国家因为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变得繁荣昌盛——委内瑞拉的石油、埃塞俄比亚的黄金以及海地的铜。但巴勒斯坦地区一无所有。果尔达曾开玩笑说，这里唯一的自然资源就是沙子。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以及以色列总理，她本来也可以利用那些陈腐的借口，说什么“我们没有自然资源”。但是，果尔达坚持垦荒，并招募其他人也参与其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她居住的地区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水果和蔬菜。近些年来，曾被果尔达戏称过的沙子已经被制成了硅，而以色列自己的“硅溪”（Silicon Wadi）所推动创建的高科技企业数量（人均）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多。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唐佩佩和果尔达·梅厄。同发明慢转密纹唱片的那个家伙相比，这两个人无疑使得1948年显得更为与众不同。

唐佩佩：是什么造就一个魔头，是什么造就一个人？

唐佩佩肩膀瘦削，鼻头下垂，身材不高，肤色黝黑，有些秃顶，并不完全具备领袖气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特工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夫妻糖果店店主。但在1971年的一天，唐佩佩不是在搬运士力架巧克力棒，而是手持冲锋枪在扮演英雄的角色。一架飞机从迈阿密起飞后不久，一伙尼加拉瓜恐怖分子冲进驾驶员座舱，拿枪对准机组人员，要求在哈瓦那降落。一位乘客试图反抗，结果被他们射伤。飞行员对劫机者说他们必须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补给燃料，他们相信了。当时唐佩佩正担任自己第二任期总统（第一任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警察一起冲到了停机坪，手里牢牢攥着一挺冲锋枪，吓得恐怖分子不敢正视他们。他同警察一起对着飞机发动机开火，并把飞机轮胎打瘪了。他后来说：“我当时看到机舱里面的一个恐怖分子正把枪对准一名女乘务员，于是我当机立断，下令向飞机内投掷催泪瓦斯。”他们击毙了两名劫机者，打伤了另一名，所有乘客获救了。

此人为什么如此擅长使用冲锋枪？为什么这个人能够把哥斯达黎加变成拉丁美洲地区最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洲唯一的民主国家。他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反战主义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唐佩佩的政治生涯开始时，他亲自引爆建筑物，恐吓百姓。因此，在攻击恐怖分子时，他抱有怎样的道德立场呢？律师或许会援引“金盆洗手”的理论来解释，而文学教授或许会提出那个极端的例子，说什么麦克白夫人永远也无法清洗干净自己手上的血迹。对我们来说，唐佩佩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否重建其荣耀、民主和经济，即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曾打打杀杀，其行为可以被看成恐怖主义呢？

从公共图书馆走出的令人自豪的毕业生

尽管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并非来自纯正的贵族家族，但他父亲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位移民医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家庭。他的母亲是位教师，也来自西班牙。1906年唐佩佩出生时，哥斯达黎加十分原始和落后，在随后的50年时间里也没有太多改观。道路是土路，苍蝇横行，没有厕所，儿童赤身裸体，农民用水采用限时供应的方法。唐佩佩是个聪明的孩子，数学、物理成绩优秀，他甚至选修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一所学校的函授课程。他一定是在函授学校学习期间喜欢上了他所接触到的美国事物，因为几年之后，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指示，而是跳上船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工程和水电，同时在一家茶叶公司打工，担任翻译。不久，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随后制定了自己的课程表，经常出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读工程学著作以及塞万提斯、马蒂和康德的作品。尽管唐佩佩中途辍学，但今天，麻省理工学院依然声称他是该校的学子。唐佩佩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说自己的母校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而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爱情，然后是战争

1928年，唐佩佩回到哥斯达黎加，几年之后定居在距离圣何塞骑马大约7小时路程的一处农场。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农场主，种植咖啡豆、大麻和龙舌兰仙人掌。他从仙人掌中提取卡布耶叶纤维，将其制成绳子和麻袋。很显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的工程教育最终派上了用场。1940年，很不般配的一对新人结合了。一个女孩在看望住在圣何塞的姨妈时出席了一场晚宴。这个女孩22岁，来自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长老派信徒，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她的名字恰如其分，叫亨丽埃塔·博格斯。唐佩佩也受邀前来参加晚宴。姑娘的姨妈认定了两件事：第一，这两个年轻人会结婚；第二，唐佩佩将来会当上总统。亨丽埃塔后来解释说，她姨妈对许多事情都曾做过相当古怪的预测——飓风、干旱，但这些预测从没有成真。然而，她对唐佩佩的预测是个例外。亨丽埃塔回忆说，她姨妈之所以这样预测，是因为“他脑袋后面的曲线轮廓同希腊雕像一样美丽，这就证明他会成为总统”。亨丽埃塔很快接受了唐佩佩的求婚，憧憬着自己将在种植园里开始一段富有异国情调、迷人而传统的生活，嫁给一个温和的拉丁美洲人，尽管此人生就一副非常弯曲的头骨。但故事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唐佩佩是个不安分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潜艇横跨大西洋，投放间谍，并在墨西哥湾和西大西洋攻击过往船只。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知道纳粹德国潜艇曾从巴拿马运河入口处秘密潜入长岛海峡。1942年7月30日，一艘纳粹德国潜艇在距离密西西比河河口只有45英里远的地方炸毁了“罗伯特·E.李”号游艇，船上有406名乘客。几个星期之前，另外一艘U–161潜艇潜入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港口利蒙港。纳粹德国海军指挥官通过潜望镜发现码头工人正在从“圣巴勃罗”号汽轮上卸货。他指挥手下发射了2枚鱼雷，直接击中了“圣巴勃罗”号汽轮的一侧。轮船爆炸了，大火吞噬了码头。此次袭击杀死了23名哥斯达黎加平民，外加1名海员。那年，在墨西哥湾，20艘纳粹德国潜艇在执行纳粹所谓的“击鼓行动”或“第二段欢乐时光”任务中，击沉了70多艘船只。

随着“圣巴勃罗”号汽轮的爆炸，哥斯达黎加也被引爆了。7月4日，2万名哥斯达黎加人冲到一处公共广场，聆听总统拉斐尔·卡尔德隆对德国背信弃义行为的反应。但卡尔德隆没有出现，抗议演变成了骚乱，演讲者谴责卡尔德隆没有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轴心国武装的攻击。暴徒们向大楼扔石块，打劫者趁机闯入123家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些西班牙人开的商店，把货架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警方逮捕了100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几代人之前就已经移民到哥斯达黎加的家庭，他们主要经营糖、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购买了这个国家40%有价值的咖啡作物。）在珍珠港遇袭4天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要求下，哥斯达黎加开始在首都建立外裔人拘留营，用来关押可疑的外国人和移民家庭。《论坛报》（La Tribuna）将其称为“集中营”，能够容纳400人。

亡命天涯，走私枪支

当时的首都一片混乱。成为众矢之的的卡尔德隆说，示威游行让他感到“相当高兴”。可能他指的是对德国企业的攻击，而不是声讨他领导不力的示威者。唐佩佩的一些店主朋友在骚乱中丧失了生计，而他则出钱购买当地一家电台的广播时间，开始抨击卡尔德隆昏庸无能，纵容抢劫犯破坏百姓财产。在唐佩佩长时间慷慨陈词、抨击政府之后，警察捣毁了播音室大门，扯断了麦克风，把他抓起来扔进了监狱。政府指控他叛国，向纳粹泄露军事机密。亨丽埃塔前往监狱探视他，她说自己的丈夫全身血污，蓬头垢面，身体虚弱得连牢房的栏杆也抓不住。但是，唐佩佩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政府无法让他“消失”。相反，卡尔德隆把他流放到萨尔瓦多，他从那里设法前往危地马拉，而后又到了墨西哥。亨丽埃塔带着蹒跚学步的女儿和年幼的儿子，陪着他一路同行，历尽艰险。在随后两年的流放岁月里，他们风餐露宿，在大山里同叛徒和游击队员混在一起。“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亨丽埃塔问道，“我应当回到伯明翰，为一家报社工作，参加乡间俱乐部，过着南方女人的正常生活。可是，我现在却穿行在深山老林，如同惊弓之鸟，担心随时可能被枪杀。”她活了下来。2011年，在93岁高龄时还撰写了一部精彩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年的悲惨岁月。

唐佩佩密谋要返回哥斯达黎加，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在自己的披风里面挂上一腰带的机枪子弹。他向哥斯达黎加走私武器，悄悄溜出来参加午夜会议，甚至拖着亨丽埃塔一起，把她当作掩护，前往码头提取装有枪支的货物。唐佩佩曾经说过：“没有可可豆（武器）就做不成巧克力（反抗）。”与此同时，卡尔德隆在圣何塞组建了一个荒唐、庞大的联盟，其成员包括共产党、法西斯警察恶棍、天主教大主教以及一些咖啡种植园封建地主。1944年，唐佩佩流放归来，被允许组建社会民主党。这给了他一个舞台，可以以此来指控卡尔德隆及其继任者特奥多罗·皮卡多监守自盗。

当时，中美洲所有国家都狼烟四起，形形色色的起义者纷纷拿起武器，组建武装力量。这有点儿像好莱坞影片《十二金刚》里面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21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被其他人视作自我中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记者们称这些人是“加勒比联盟”。在一次预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行动中（此次行动得到古巴总统的秘密支持），卡斯特罗遭到逮捕，被押上了一艘军舰，但他从船上跳入海中游走了。唐佩佩同一群“二战”老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一起训练，1945年到1946年间，他同一些地主和学生革命者密谋，计划推翻卡尔德隆–皮卡多政府。士兵们在他的农场里训练，该农场被称作“La Lucha Sin Fin”（意思是“永不停止的斗争”）。他的一位盟友（一位前总统）称唐佩佩是“战争酋长”和“疯子”。他们的策略中就包括恐怖主义手段。

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卡尔德隆竞选连任，但以微小劣势失败了。街头暴力事件突然爆发，存放选票的大楼被烧毁，卡尔德隆所在的政党宣布选举无效。抢劫者再次冲上了大街。唐佩佩开始向首都进军，此时的首都已经由于罢工而陷入瘫痪。他的部队沿途占领了卡塔戈和利蒙，手段非常残忍。他们的对手包括卡尔德隆的军队和“流浪汉编队”。这个编队是些滑稽的乌合之众，其中有法西斯分子和倾向共产党的香蕉采摘者。这些香蕉采摘者来自哥斯达黎加低地平原，为了能在山地保暖，他们肩上都裹着毯子。在持续40天的内战中，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卡尔德隆下台后，内战结束，唐佩佩上台，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二共和国执政委员会主席。如果说他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那上面也一定会有火药的痕迹。接下来这个大麻种植者、游击战士、武器走私者、暴乱煽动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哥斯达黎加人能够对这样一个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府感到自豪吗？

改革三部曲

唐佩佩在1948年上台时，未来那些拉丁美洲领导人看起来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像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要么自称是大元帅，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大饭店门前的门卫，而不像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唐佩佩不用再同肩章、绰号和武器打交道了。作为领袖，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废除军队。他象征性地推倒了贝亚维斯塔要塞的一堵城墙，把要塞的钥匙交给了教育部部长，他要在此地建立一家博物馆。从那一天开始，哥斯达黎加人就开始自豪地援引唐佩佩的话，炫耀说他们教师的数量比士兵多。当唐佩佩向一群人宣布他要废除军队时（事实上哥斯达黎加的军队是一支很小的武装力量），亨丽埃塔向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询问：为什么听众没有鼓掌的？这位部长回答，听众认为她丈夫一定是疯了，因为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都必须依靠军队才能活命。唐佩佩的行动不仅仅是出于宽容仁慈的考虑。他很清楚，一支现役部队既能够支持他，也同样可以在政变中轻易地谋杀他。通过解散军队，他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除此之外，唐佩佩的其他改革措施也同样引人注目。在担任领导人的18个月里，他赋予了黑人移民的孩子公民身份，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确保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取缔了共产党，发布了用简明语言撰写的宪法。之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唐佩佩把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护送到总统府，然后返回了自己农场的家中。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从绝对权力中主动退位是一种考验，只有相当自信的领袖才能够通过考验。率先这样做的是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是古罗马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公元前458年，他在地里耕作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元老院议员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执掌共和国。当时，罗马正同马背上的敌对部落作战，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屡屡失利。元老院授予他“独裁者”头衔，而他也接受了这一头衔。辛辛纳特斯在战场上同步兵一起向古罗马的敌人发起攻击，获得了胜利。随后他解散了军队，放弃了王位。他担任独裁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天，而他本来可以在位数十年。大约20年之后，元老院议员再次寻访到他，而他也再次成为独裁者，挫败了政变，而后又解甲归田。乔治·华盛顿也曾两次放弃终极权力。一次是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另一次是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拜伦勋爵称赞华盛顿是“西方的辛辛纳特斯”，而美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则写下了如下狂热的诗句来向华盛顿表示敬意：“怀揣昔日罗马军团的自豪，他退隐到山村田园之遥。”这些诗人或许也可以为肩膀瘦削的唐佩佩撰写类似的赞美诗。

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唐佩佩的改革是否只是一种狡猾的临时性策略，可以让他夺取权力，并让他自己及其盟友在总统府中长盛不衰？或者他们计划在哥斯达黎加的民族文化中永远刻上稳定的民主标记？证据有力地指向了后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哥斯达黎加周边危机四伏，形势十分凶险。20世纪50年代，尼加拉瓜试图入侵哥斯达黎加。30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携带苏联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AK–47冲锋枪占领了尼加拉瓜，并把这种突击步枪刻在他们的艺术壁画中。萨尔瓦多人则腹背受敌，一方面是暗杀敢死队，另一方面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些手段残忍的朋友。曼努埃尔·诺列加把巴拿马经营成了自己的专营毒品店。在唐佩佩改革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哥斯达黎加人有无数合法的理由重新武装部队，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唐佩佩领导他们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应当改变这种路线，尽管狭长的国土两边危机四伏。时至今日，哥斯达黎加用在国防上的花费比例远远低于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在唐佩佩上台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的教育投资从占预算的3%左右攀升到大约20%。每当开展一项新的文化项目时，他就会问道：“为什么拖拉机上不配备小提琴呢？”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向《纽约时报》投稿，文章名叫“你们的恐怖分子，还是我们的自由斗士？”（我从没收到过《纽约时报》的回信，但他们的确应当刊登那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在某个有争议的人物上台之前，你不能武断地将其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自由斗士。我们要看他们上台之后做了什么。他们是建立医院和学校，还是购买更多的坦克和机枪？他们是努力利用制度维护和平，还是对内对外穷兵黩武？唐佩佩、乔治·华盛顿和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都说自己是行为高尚的人，但我们不能轻易相信——除非不再有炸弹爆炸。我们必须等待，听听下一次巨响是否来自兴建学校和医院的工地，是否来自交响乐大厅。对于唐佩佩来说，是的，他在上台时手中还掌握着武器。但1998年，他的那些自豪的选民在贝亚维斯塔要塞附近为一座青铜雕像揭幕——唐佩佩曾于1948年在此推倒过一堵城墙。雕像中的唐佩佩身着平民服装，双手看起来相当干净。

穿休闲鞋的领袖：果尔达·梅厄

她的使命

·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 接受科学技术，但保持情感纽带

·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果尔达·梅厄本来可以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度过舒适的一生。在那里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曾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1909年，11岁的果尔达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为贫穷的移民儿童购买书籍。理查德·尼克松后来曾与果尔达·梅厄开玩笑说，尽管密尔沃基失去了勇士棒球俱乐部，但它很幸运还拥有她。尼克松补充说道：“事实上，勇士队现在可以利用你来担任替补击球手。”果尔达·梅厄并不是在俱乐部桑拿房闲逛的替补击球手。她会在比赛最后一局，在队伍士气低落、需要反败为胜的一击的时候上场。她的每一次击球都非常有力，在以色列早期历史上都具有冒险色彩——旱灾让农民乞求得到水源；枪击杀死了坐在她身边的司机；英国士兵阻止全身湿透的大屠杀幸存者下船，强迫他们返回拘留营。果尔达眼睛下方的眼袋证明了她所见到的一切。1969年，她在宣誓担任以色列总理时，看起来同刚刚从白宫卸任的、疲惫不堪的林登·约翰逊十分相似，彼此身高相差不到一英尺半。

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本书这一部分的重点不是要关注以色列无数次具有争议的战斗，也不是要关注它今天同巴勒斯坦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果尔达·梅厄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来审视下面这个常常被人提起的借口，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苦难——“我们缺乏自然资源”。果尔达经常嘲笑这一问题，并承认人们难以原谅摩西，因为他费尽心血率领犹太人在沙漠里前进了40年，结果却把他们带到了中东一处没有石油的地方。但这些只是玩笑话，并非领导策略。只要能睡上短短的4个小时，外加一盒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她就会表现得坚韧不拔、无所畏惧、不可阻挡。对于外行人士、历史学家，甚至专业经济学家来说，人们自然会担心自然资源问题。小时候在翻阅地图册的时候，我有些嫉妒苏联，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比美国的国土面积更广阔，而且黄金也比美国多，就连铝土矿也比美国多。我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是铝土矿，但既然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将其在地图上标注出来，那它一定是个好东西。经济学教科书经常提及“要素禀赋”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地下埋藏的矿产资源可以决定经济发展。贾雷德·戴蒙德的那些畅销书指导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理解了国家的兴衰：欧亚大陆得益于驯化的野马，但非洲受制于不听话的斑马。羊驼游弋在智利高原，但安第斯山脉太过艰险，难以逾越，因此阿兹特克人就得不到丰富的羊毛和强壮的驮畜。欧洲人在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时，加勒比地区看起来比北美大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古巴和巴巴多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比美洲殖民地高出50%。伏尔泰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和英国要在18世纪50年代费尽周折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加拿大只不过是个“野蛮人、狗熊和海狸生活的”国家。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嘲笑欧洲人，说他们为了争夺“几英亩的雪原”而展开了一场“美丽的战争”。一些专家仿佛只关注那些貌似样板间的国家，他们只在乎“位置，位置，位置”。好像这些东西可以决定经济健康发展：“澳大利亚太遥远了！”“看，委内瑞拉有石油！”然而，澳大利亚显然比腐败的委内瑞拉更富裕，尽管需要乘坐12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达（还需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并且当地最初的居民都是些被流放的犯人。对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果尔达·梅厄以及以色列的缔造者们的态度是努力工作，他们在开始时并不十分在意地下有什么资源，也不在乎沙子、岩石里可以生长什么。马克·吐温曾到过巴勒斯坦地区，描写过一片令人失望的荒原：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想巴勒斯坦地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那里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缺乏美感。山谷是难看的沙漠，沙漠边缘生长着一些荏弱的植物，看起来令人悲伤绝望。死海和加利利海波澜不惊，沉睡在群山和平原之中。人们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丝毫令人愉悦的色彩，没有引人注目的亮点，没有柔和美丽的画面，没有梦幻般的紫色雾霭，也没有斑驳的彩云的身影。每一处景象都不优美，每一处地貌都不和谐，这里没有景致可言——距离也无法产生美感。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沉闷的、令人伤心的土地。

成长：爆米花、热狗和哥萨克骑兵

果尔达所见到的景象甚至比马克·吐温见到的更凄惨、更没有希望。她出生在俄国的平斯克（现在属于白俄罗斯）。当时的犹太人要么被关进了充满恶臭气味的村庄里的特殊区域，要么被沙皇士兵及其打家劫舍的帮凶成群地屠杀。当果尔达还是个小姑娘时，有一天她同一个朋友一起走在街上，这时一个喝醉酒的农夫抓住她俩的脑袋猛烈撞击，同时说道：“这就是我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果尔达回忆说，她父亲保护家人的唯一武器就是钉在一起的几块木板。摩西·马波维奇是个木匠，但据大家所说他并不是个十分出色的木匠。碗柜里空空如也，晚饭只是几勺稀粥。在基辅做了短暂而痛苦的停留后，摩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带着果尔达和她的母亲、姐妹逃离俄国，逃往密尔沃基。当然，此次旅行十分危险，需要签证。单单是申请签证的过程就足以遭到敲诈勒索（说起来像这样的家庭好像还有什么可以被敲诈的似的）或者绑架，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到达密尔沃基的时候，他们并不孤单，因为附近住着成千上万的其他移民，包括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生活几乎没有奢侈可言，尽管施利茨啤酒公司表面上在提供免费的蒸气浴。移民们学唱美国歌曲，为爱国游行呐喊欢呼，好像在相互比赛，看一下哪个民族比其他民族表现得更像美国佬。果尔达所在的犹太教会在感恩节那天举办了特殊的仪式，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11月的第4个星期四就是神圣的纪念日。在俄国留下的一些创伤依然存在。果尔达记录了劳动节那天在路边为游行队伍加油时的情景：“铜管乐队、花车，以及爆米花和热狗的味道——这些都象征着美国人的自由。”但当警察骑马经过时，她的小妹妹开始“颤抖并大叫起来：‘那是哥萨克骑兵！哥萨克人来了！’我所了解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警察可以骑马保护游行的人们；而我所了解的俄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家：骑马的人滥杀无辜”。她妹妹哭喊的声音很大，不得不被送回家上床休息，而果尔达留在了现场。

果尔达生性倔强，她母亲经常抱怨她话太多，称其为“大勺”，也就是搅动汤锅的勺子。有时候她搅动得太厉害，就像自己的姐姐舍娜一样。舍娜比她大9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好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她耳边窃窃私语一样。果尔达的父母对此不太理解，但让他们这样的老派父母更烦心的是，果尔达和舍娜要求上学。为了能够上中学，果尔达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私人抗议。她父亲希望她穿有褶边的裙子，试图安抚她，并悄悄告诉她“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孩”。父母建议她到一家制帽厂上班，或者到文秘学校上学。当她发现父母已经给她挑选了一位老男人，要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果尔达回忆说，此人“30岁出头”），她突然之间发作了，跟着叛逆的姐姐去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舍娜认为丹佛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下一个热点城市，但是落基山脉清新的空气有助于缓解她的结核病症状，而果尔达也发现此处的社会风气比父母居住的小板房更为进步。她偷听舍娜朋友们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论，听他们讨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追随“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思想。果尔达的母亲说舍娜来自丹佛的男朋友“满嘴跑火车，精神错乱，穷得叮当响”。她对果尔达的男朋友莫里斯·迈耶森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时，他就绘制一下广告牌，其余时间则是个敏感的家伙，偶尔崇拜一下拜伦和威廉·华兹华斯。果尔达对自己在密尔沃基最好的朋友说：“他不十分英俊，但他有一颗美丽的心灵！”莫里斯做了一次浪漫的求婚，16岁的果尔达曾想到过要接受，但是她的人生计划与莫里斯提出的不一样。他设想他们俩独善其身，伴随着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摇篮曲逍遥一生。而果尔达设想的是，他们俩一同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白天掘沟挖渠，晚上睡在集体农场的营房中，而其他集体农场成员从他们的上铺盯着他们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果尔达接受了他的求婚，但提出了一个不能更改的条件：他必须同她一道前往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51年莫里斯去世。人们对他们的婚姻不太理解，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内。

逃往不毛之地

多年以来，为了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逃离俄国和欧洲。果尔达准备亲自去帮助他们。但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可谓大费周折，用了很长时间。她和莫里斯在纽约登上了一艘邮轮，这条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改作美国海军的运输船。为了纪念一位著名的女英雄，邮轮的名字叫“波卡洪塔斯”。但在前往那不勒斯的一个月的航行中，它却是声名狼藉、多灾多难，听起来像是黑手党的“杰作”。据同时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艘船在波士顿撞上了码头；两天之后，轮机舱被淹，一名水手被指控在另外一艘船上纵火，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第二天，一台发电机起火，几名电工被监禁起来。轮船驾驶员被告知要“同船上的医生一起待在他的船舱里，因为他精神压力过大”。后来，他的尸体在水中被找到，双手被绑在一根大管子上，因而他无法游泳。同一天，船上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随身携带200枚偷来的银币，随后锅炉工也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同时被抓起来的还有1号和4号轮机员。等邮轮到达那不勒斯时，底层甲板被淹，水深8英尺。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果尔达和莫里斯或许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可能更安全、更舒适。当他们步履蹒跚地从那不勒斯下船后，发现阿拉伯船员控制了前往以色列海法港的交通，不允许任何犹太人乘船外出。果尔达和莫里斯被迫乘船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设法从那里乘坐吉普车、火车或者骆驼到达巴勒斯坦地区。

当他们最终在特拉维夫车站走下巴勒斯坦人的火车时，一脚踩进了没过脚踝的沙子里。他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特拉维夫只有几条人工铺成的街道，四处散发着毛驴的味道，茅厕是露天的，到处尘土飞扬。该市市长骑着一匹白马四处转悠。果尔达只看到一棵树。他们没有自来水，同另外40个人共用一间室外厕所。然而与他们试图加入的以色列集体农场相比，这里提供了更多的私密空间。我用了“试图”这个动词，因为他们最初被拒绝了。集体农场中的人认为他们看起来太软弱。此外，农场里的男人更喜欢单身女性，而不是已婚女人。一些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婚姻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法律概念。当果尔达证明自己可以爬上水塔、清除堵塞物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接受了他们俩。果尔达前往工作的地方被当地阿拉伯人称作“死亡沼泽”。茅厕就是在地上挖了4个坑，中间没有隔墙，距离临时工棚400米。农场要求他们种树，但地里情况复杂，一会儿是沼泽，一会儿是岩石。夏季开工时间是早晨4点钟，因为每天下午都会有成群的苍蝇来侵袭。工人们在自己身上涂上厚厚的一层凡士林来保护，但这些昆虫会糊住他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孔。果尔达也曾在鸡舍工作过，并试图保持一些尊严，会穿着礼服和长筒袜参加周五晚餐。其他妇女对她的这种显得不那么土气的做法感到不满。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让我们拿出一点儿时间看一下相互交叉在一起的两个主题——工作和土地。对果尔达来说它们是主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谈论过的那样，工作能够带来尊严，可以提升自己和社区的生活水平。但对果尔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工作还有其他用途：它帮助创建了民族文化，把他们同土地联系起来。早期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A.D.戈登曾撰文称，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现用语言、没有文化的民族”。因此，他坚持认为，犹太人自己必须挽起袖子、辛苦劳作、耕田开荒，不要“让伊万、约翰或穆斯塔法做这些工作，而我们只是一味忙于创造文化”。汗水必须成为文化的核心。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在1934年对一位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导人说：“我们并不想制造一种类似南非当前的局势——白人是主人和统治者，而黑人是劳动者。假如我们不从事各种劳动——无论是轻松的工作还是繁重的工作，无论是熟练的工作还是不熟练的工作——假如我们只是成为地主，那么这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国。”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他在开创自己的契约理论时引用了大卫王的例子，声称只有那些接近自然环境，并“参与其中劳动，付出自己的心血的人……才能够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播种、耕作和收获能够最终让长期以来备受怜悯或蔑视、四处流浪的犹太人体验到归属感。犹太国家基金会拓展了这一活动，于1901年发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运动，开始在以色列植树、修建水库。本–古里安说：“我们必须让每一座山坡都披上绿装，在每一处不适合耕作的丘陵和沙地、在每一处沿海平原的沙丘、在内盖夫的所有地区植树造林。”当一个孩子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出生时，父母和亲戚就会被要求种植一棵小树，他们会得到一张证书，显示这个孩子的名字和这棵树之间持久的联系。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其著作《风景与记忆》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孩子们用6便士硬币的捐款装满盒子，为了纪念这件事，孩子们会把一棵用纸做成的树钉在墙上，树上粘着小小的绿色树叶：

当这棵树粘满叶子时，这一整箱硬币就会被寄出去。大人们向我们保证，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加利利的土地上会种上一棵小树，我们班级的名字会被钉在这棵树的绿色树枝上。在整个伦敦北部地区，伴随着6便士硬币叮咚作响的声音，纸做的树都长出了叶子，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森林也日渐茂盛起来，令人欣慰。

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种民族文化最终都与土地联系起来。乔治·H.W.布什总统曾开启一项计划，要种植10亿棵树。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91年访问白宫时，布什邀请她种了一棵小菩提树。原来，在1937年的时候，为了庆祝她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加冕，白宫曾种了两棵菩提树。在最近一次暴风雨中，其中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布什说：“我想不出比再种上一棵菩提树更好的办法来展示我们的友谊，以及向我们两个国家的孩子致敬。”我当时站在草坪上观看了这一仪式。这件事变得有些有失体面，因为勤务人员忘记在演讲台后面放置箱子，好让女王站在上面。女王身高比总统矮了大约1英尺。因此当她开始讲话时，观众只能看到她紫色的帽子。那些等着获普利策摄影奖的媒体摄影师们开始骂娘，这些话在面对女王陛下的时候你通常是听不到的。关于皇家礼仪还有一个细节。我的一个朋友组织了此次活动。她名叫埃米莉·米德，来自新罕布什尔州，是个极好的、精神饱满的人。她给白金汉宫打去电话，想要知道女王是否愿意手持铁锹。对方告诉埃米莉：“请稍等。”然后，对方首席礼仪官针对这一重要事情宣布：“是的，女王陛下可以手持铁锹，但只能铲两下。”

土地的呼唤与生俱来，就像三文鱼洄游到产卵地一样。这种呼唤在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中都有体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最为经典、高潮的场景都浓墨重彩地描写精神上的联系，把人民与土地联系起来。李尔王站在狂风呼啸、渺无人烟的荒野中号啕大哭，后悔自己愚蠢地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权力。郝思嘉回到塔拉农场，从地里拾起一颗干瘪的小萝卜，郑重地说道：“我再也不会挨饿了！再也不会了。我的家人也不会挨饿了……上帝做证。”甚至连吸血鬼德拉库拉也需要一捧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才能够在棺材中安眠。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一点非常明确：2000年来，那些流落他乡的犹太人彼此问候的时候都会说：“明年耶路撒冷再见。”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古叙利亚语中，“锡安山”（Zion）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回到那片等待了2000年的土地上去，尽管这片土地曾经被罗马人、十字军、奥斯曼人和贝都因人蹂躏过、耕种过。

锡安山的土地和阿尔比恩悬崖

果尔达的丈夫莫里斯清楚，英国诗人有个悠久的传统，喜欢把土地同民间寓言故事和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英国人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能够深切体会到他们千百年来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向往。下面，我们利用几段文字，把土地、人民、英国文学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起来。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丁登寺》中，人必须让自己适应关于某个地方无法逃避的恒久记忆，尽管“五个长长的冬天过去了！我终于又听见这水声，这从高山滚流而下的泉水，带着柔和的内河的潺潺”。在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二世》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台词：“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镶嵌在银色海水之中的宝石……这一片国土，这一个英格兰。”这段话非常震撼，乃至几年前，英国旅游业官员利用这些台词作为旁白，在美国进行电视宣传。但让我们再进一步，阅读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在冈特的约翰的演讲中，我们听到来自这片土地的人“远离家园，但以其对基督的侍奉和真正的骑士精神而彪炳于世”。大家一定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通过所谓的委任统治，控制着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对冈特的约翰的讲话中提到的“远离家园”的呼应，英国士兵和公务人员被召集起来，前往管理这一动荡骚乱的地区。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很高兴，感觉像是亲人归来一样。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留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落在伦敦客厅中的炸弹，英国证明了自己是历史上最勇敢、最侠义的岛国（1565年的马耳他大围攻可能是个例外）。本–古里安曾经说过：“这个优秀民族内心的自信让我感到惊叹。”当果尔达恳求美国人支持以色列时，她特意借用了丘吉尔那震撼人心的誓言：“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她发誓说，自己的人民“将在加利利战斗，将在耶路撒冷郊区战斗，直至最后一刻”。

《理查二世》中的下一句台词让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倔强的犹太人的坟墓。”这句话并非恶意侮辱（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上帝称以色列人是“顽固的”，因此我们不应指责莎士比亚剽窃经典）。但此处，在莎士比亚的严厉斥责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犹太复国主义者崇拜英国人，因为他们勤劳勇敢，永不放弃自己的岛屿。并且，犹太复国主义者信任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才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尽管数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到谋杀，但英国政府阻挠离散的逃亡者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相反，英国士兵强迫饥饿的幸存者进入拘留营，或者就像《出埃及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把他们装上船，命令这4500名犹太人返回德国。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尤其令人恼火。在大屠杀期间，英国殖民局认为巴勒斯坦地区面积太小，无法接纳欧洲的犹太人。战争结束之后，当时犹太人数量大幅减少了600万人，但此时贝文依然认为巴勒斯坦地区不是个合适的地方，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甚至连10万犹太难民也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193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承诺接受10万犹太人）。贝文就是不相信犹太人能够建国，只是将其视为另外一支宗教团体。贝文的同僚、议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对他提出质疑，向他保证“这些人能够像一个国家一样战斗”。贝文回答道：“也许吧，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犹太人了。”但是，犹太人的历史、典籍、流传下来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果尔达·梅厄和她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一道挖沟修渠，尝试植树造林。当时，形形色色的欧洲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犹太人挖错了地方。他们认为，新国家的选址最好选在乌干达、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或者加拿大中部的马尼托巴省。同时，1934年，苏联人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模范家园，地点设在犹太人聚居区之外的西伯利亚一个名叫比罗比詹的地区，距离中国不远。在像基辅、敖德萨这样的城市里，反犹太暴乱活动十分血腥残忍，因此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宁愿长途跋涉，跨越苏联6000英里长的国土，前往这一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像是为濒危物种设立的动物园。今天，该地区依然保存着一些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以及根据犹太小说改编的歌舞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的雕像。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游客将其比作“侏罗纪公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植树造林、精耕细作，把拖拉机和经济都挂上前进挡。果尔达曾经说过，她在巴勒斯坦地区所见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两个生物在一个阿拉伯农场拉犁：其中一个是妇女，而她的伙伴是一头牛。果尔达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替代了辛苦疲惫的家畜（包括人力和畜力），破坏了充满浪漫色彩的乡村景象。但她并不感到遗憾。现代化机械把当地的资金储备从10世纪的水平提升到20世纪的水平，差异极大。从1922年到1935年，实际人均收入激增了160%；从1931年到1933年，电话机数量增加了3倍；从1921年到1939年，在犹太人自己的土地上，农业和制造业产量增加到了原来的15倍。当时还可能产生了一些溢出效应，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所拥有的财产翻了一番。这些巨大成就把埃及以及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吸引过来，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新兴的富饶之地。拓荒者和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别无选择，只能改革创新，保护自然资源。假如一件新工具可以提高杏子或扁桃采摘数量，并且不会累坏采摘者的腰，那他们就会采用这种工具。当以色列国在1948年宣布成立之后，改革创新的速度变得更加迅速。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色列人尝试滴流灌溉技术，在地里铺上塑料薄膜以保持湿润，并开发杂交植物。同时，他们寻求向欧洲市场出口，尤其在冬季。迦法柑橘成为以色列的象征，特拉维夫则变成了“大橘子”，与纽约市的绰号“大苹果”遥相呼应。在过去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旱灾，居民们被要求不要浇灌他们的草坪，并且在洗澡时要限定时间。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斯巴德建立了一家海水淡化工厂，就位于圣迭戈北部。这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厂的目的是每天生产5000万加仑饮用水，这些水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可以灌满3个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游泳池。有17个类似的工厂正在该州进行建设。一家名为“IDE”的以色列公司牵头进行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项目，所使用的技术就是多年以前他们在以色列沙漠中研发出的技术。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果尔达开始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地方旅行，为这个新生而古老的国家募集资金。在同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公民见面时，她强调说，植树造林不仅仅与植物学有关，而且是在建设国家，创造自由。这听起来或许有悖于直觉，但树木甚至能够带来机动性。1935年，她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来到哈代拉，弄干这里的沼泽，种植桉树。现在，这些树已经长大成材，让犹太人可以制造船舶”。大家还记得果尔达曾乘坐混乱不堪的“波卡洪塔斯”号邮轮，结果被告知如果想要潜入巴勒斯坦地区，必须先乘船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前往埃及。对她来说，从以色列海法港下水、在地中海劈波斩浪的“犹太船”发出的声音，就像当年美国开国元勋们在费城听到的独立钟的钟声一样。船舶带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自由，而这些船舶都来自沙漠中的小树苗。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沙漠都开花结果，而果尔达也一直没有忽视那些不毛之地。1946年，她到内盖夫一处集体农场看望女儿。她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方圆几英里之内，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没有一只鸟，除了黄沙和烈日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男人很有男子气概，带有狂热的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但他们也需要妇女参加劳动。如果哪个妇女不够强壮，无力开荒种地建设葡萄园，或者无法头顶烈日帮助筑石铺路，那她就会被派到某个妇女团体，参加树木苗圃的养护工作。果尔达拒绝被划到妇女团体那边从事任何工作或参加聚会。人们不应当低估精神方面甚至身体方面的勇气，这些勇气可以不断突破国家创立者和政客们所设立的性别障碍。喜剧演员杰基·梅森曾开玩笑说，他第一次前往以色列时，认为以色列男人们看起来皮肤黝黑，很有男人味儿，确信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果尔达成为本–古里安的主要顾问，他后来称果尔达是“内阁中的唯一男士”。面对男人，果尔达毫不怯场。英军司令官在同她会面之前收到同事发来的警告：“迈耶森夫人十分难对付，你要当心了！”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时，果尔达是最初24名签署者中的一员，她说自己当时落泪了，认为这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来自平斯克和密尔沃基的女孩儿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事情。本–古里安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采用希伯来语的名字，为的是进一步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他本来姓格林。果尔达把“迈耶森”改成“梅厄”。随后，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精心地进行遣词造句。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不同的是，《以色列独立宣言》没有提及上帝。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是向“造物主”表示敬意，结尾是请求“上帝”的庇佑。稍等一下，2000年来，犹太人一直渴望建立新的犹太国家，把祈祷词塞进哭墙的缝隙中，但2000年后，以色列的建国文件中竟然没有向上帝表达敬意？本–古里安坚持认为（果尔达也同意），以色列必须是一个包容不信上帝的人和虔诚的世俗主义者的国度。建国者们没有明确提及“上帝”或“全能的神”，而是换了一种说法：“以色列磐石”。“万古磐石”（基督耶稣）这个短语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赞美诗中都可以找到（从2009年起在百老汇音乐剧中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以色列磐石”可以指《圣经》，或者是上帝的允诺，或者也可能指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曾经耕耘、播种和收获过的那片土地。

《以色列独立宣言》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来庆祝，因为阿拉伯国家马上宣战了。本–古里安命令果尔达负责耶路撒冷地区的防务工作，获取武器、分配食物。果尔达采取每日配给制，每人只有3盎司的鱼干、扁豆、通心粉和黄豆。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经常冒着风险穿梭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子弹在马路上横飞。有一天，子弹猛烈扫射她乘坐的汽车，她捂住了双眼。一位同伴问道：“您这是在做什么？”果尔达回答说：“你知道，我并不害怕死亡。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如果我没死，眼睛却瞎了怎么办？我将怎样工作呢？”几天之后，她的汽车在耶路撒冷城外拐弯时遇到伏击，她身边的那个男人被子弹击中，死在她腿上。

尼克松与约旦国王

由于她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态度，世界上一些强大、智慧的男人认为果尔达魅力四射。尽管理查德·尼克松的心理状况复杂而不得体，但他很钦佩果尔达，表现出了自己性格中少见的温和一面。在果尔达担任总理时，军事问题趋向精明务实，尼克松命令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展开穿梭外交，满足果尔达的要求。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利用苏联新型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重创以色列空军战机。此刻基辛格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尼克松命令道：“亨利，你看，我们派遣3架飞机会受到指责，派遣30架或100架也同样会受到指责……因此，我决定派遣所有能飞的飞机参加战斗。”

同她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果尔达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儿子侯赛因之间的亲密关系。她常常同他们秘密会面，进行坦诚、友好的对话。就在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前，果尔达悄悄来到约旦边境，穿上黑色礼服，戴上面纱，同约旦国王的司机一起乘车前往山中一处安全屋内。国王问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建立国家？”

果尔达回答说：“我们已经等待了2000年，我不是这样定义‘迫切’的。”

后来，在她担任总理期间，果尔达同阿卜杜拉的儿子侯赛因国王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1970年，侯赛因请求果尔达派遣以色列空军炸毁了集结在约旦边境的叙利亚人的坦克。有时候侯赛因会悄悄进入以色列来看望果尔达。他驾驶自己的直升机，降落到死海附近的约会地点。就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前几天，这位国王驾驶着自己的贝尔直升机，来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处安全屋，警告她可能马上要发生袭击。尽管他派遣了一个旅加入叙利亚部队，但他将此事告诉了果尔达，并保证自己的士兵一定会行动迟缓。果尔达和侯赛因都很遗憾，因为侯赛因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法打造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广泛的和平协议。1973年的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导致果尔达从总理位置上被排挤下去。4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开启勇敢之旅，来到以色列，对欢呼的议会说道：“我们真心欢迎你们同我们一道永享和平。”果尔达站在欢迎的队伍中，多么希望萨达特是在自己担任总理期间访问以色列的。

萨达特来访后的一年，果尔达·梅厄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80岁。她身后所留下的沙漠已经郁郁葱葱，她把这样一种思想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中——国家只能依靠地里的资源才能够强大起来。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品质。

1948年这一年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两个来自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的领袖对现成的借口置之不理，而是行动起来，逐渐向一直畏缩不前的民众——他们惧怕子弹、贫穷、饥饿以及存在死亡威胁的地缘政治环境——灌输全新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唐佩佩，意为“何塞先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