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明治维新

他的使命

· 推翻封建幕府统治

·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

·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

·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要说日本人比美国人或欧洲人更重视合作，这都是陈词滥调了。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期间，当丰田、本田、达特桑（日产）打败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时，管理专家们赞美日本的“品质圈”，甚至鼓励美国的装配线工人模仿日本人，每天早晨早早来到公司，一起边做跳跃运动边反复高喊公司口号。日本人做得没有任何失误。1987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企业的书，其副标题就是“没有失误的管理艺术”。20世纪90年代，这种狂热逐渐消失，当时日本飙升的经济增长已陷入了长达25年的停滞。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日本人“集体主义心态”的思想提出质疑，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日本人比西方人更能感受到集体精神。不管怎样，我们在调查世界历史上最剧烈的改革之一——明治维新时，发现了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不重点研究某一个人，而是要关注几个异常勇敢的领袖，他们设法推翻了已有政权，同时降服了200万名挥舞着刀剑的武士。

突破重围

午夜，坂本龙马睡着了，身旁放着一把宝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把剑。几英尺外的榻榻米垫子上躺着他的朋友，也死死地手握着剑。他们已经熄灭了蜡烛，关上了百叶窗。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们都很早熟——已经结下了仇家，真正的仇家，不是心怀怨恨或嫉妒的运动场对手，而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仇敌，其中包括一些这个国家中最可怕的武士。这个晚上或许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应该像哨兵一样保持清醒。但如果你一直在逃亡，那么体内的肾上腺素最终会让你陷入嗜睡状态，强迫你闭上眼睛。1866年的这个深夜，住在京都外的寺田屋旅馆是个失误。

大约有20个武士正在包围旅馆，预判敌人可能逃跑的路线，以防伏击出现纰漏。一位名叫楢崎龙的年轻女佣认识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朋友。当他们来到旅馆时，她注意到他们黑色眼睛中的紧张不安与疲倦的表情。当晚他们住下后，她泡了个热水澡，把头向后仰去，这时突然听到一扇门被踢开。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长矛在烛光中闪闪发亮。她够不着挂睡袍的钩子，于是赤身裸体跑上后楼梯，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给他报警。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跳了起来，扔了条毯子让楢崎龙裹上，并把她送下秘密楼梯。他们提上宽松的裤子，抓起剑，但坂本龙马同时也抓起了另外一样东西——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左轮手枪）。如果这将是一场野蛮的西部决斗，那么坂本龙马一定会全副武装。他想美国已经激起了这所有的疯狂。

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蹲伏在角落里，听到入侵者冲上楼梯并迅速进入隔壁房间。随后进攻的武士们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举剑猛砍。坂本龙马躲到一件家具后面开始用左轮手枪射击，6发子弹全部射中，6个人倒下了。但武士们还在不断地往里冲，坂本龙马想要重新装上子弹，但武士的剑越来越近。一个年轻的武士扑向坂本龙马，一剑劈向他的左手，他扔掉了子弹。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挥动宝剑，砍落了几个进攻者手中的长矛。但是还会有多少进攻者出现呢？对方人数占优，他们陷入了困境。还好有一扇窗户。他们抓住窗框，纵身跳到了一个空院子里，但这所院子没有通往大街的出口。由于他们比进攻者的动作快了几步，因此得以从一楼的窗户爬回房间，刺破用来分隔房间的纸门（障子门），冲了出去。其中有个卧室不是空的，一对年轻夫妇吃惊地看到两个大汗淋漓、慌不择路的武士冲过他们的榻榻米。最后，他们一路砍过去，找到出口，匆匆穿过大街，纸屏风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形和他们宝剑的形状。攻击者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再回来找坂本龙马算账的。下一次坂本龙马会为应对他们做好准备吗？

坂本龙马的真实故事和过人勇气给人以灵感，人们创作出了7部电视连续剧、6本小说、5部电影、无数个电子游戏、若干长发飘逸的超级英雄玩具和拿铁咖啡上的艺术雕花。但坂本龙马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历史课本，不是因为他锋利的武士刀，而是因为他英勇而精明的政治活动。日本主要电视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民把坂本龙马看作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比拿破仑略胜一筹。沃尔特·迪士尼位列第40位，莎士比亚位列第87位，很轻易地被排在第52名的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默克里打败。马修·派瑞名列最后，此处的马修·派瑞不是《老友记》的演员马修·派瑞，而是1853年驶进东京港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1]坂本龙马和佩里这两个人物在日本政府和文化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使日本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不再那么封建。日本从以小乡村和稻田为代表的与世无争的同质文化转而迈向以炼钢为基础、依赖外国商人的喧嚣的城市文化。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明治维新以及德川幕府的瓦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当某个社会明确选择要颠覆其所有的传统秩序时，这种选择却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内战或血腥的革命。很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统治家族会被迅速处决（像1917年的俄国），或者他们会被枭首示众（像1789年的法国）。

在前面的故事中，坂本龙马从寺田屋旅馆逃跑的那一幕提出了两个关键主题，这值得讨论：第一，武士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深仇大恨；第二，史密斯–韦森手枪。如果没有野蛮的西部美式左轮手枪及其步枪兄弟，日本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让我们弄清楚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对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要。

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刀光剑影中的日本社会

自1603年以来，德川幕府一直统治着日本。是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天皇的地位在幕府之上，但天皇就像镶嵌在长剑手柄上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但毫无用处。德川幕府凌驾在覆盖日本四个主要岛屿、组织严密的封建制度之上。幕府统治者表面上对天皇忠诚，但有权命令天皇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京都。这就使得天皇无法建立一支独立的武士拥护者队伍，甚至让天皇不能大声抱怨自己所受的待遇。1900年美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名为“她只是一只被关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这本该是一首描写天皇生活的日本歌曲：奢华但受制于人。

让我花点儿时间来讲述一下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等级制度。首先是270个地区大名，他们是封建领主，负责自己封地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大米）。大名可以强制推行他们自己特殊的法律和税收政策，然而需要把部分收入作为“礼物”进贡给幕府。为了阻止大名密谋反对自己和秘密分流大名的资源，幕府强迫大名每隔一年需要住到江户（就像路易十四强迫其他贵族们住在凡尔赛宫一样），要求他们花钱供养几个家庭。甚至更为严格的是，幕府强迫大名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要住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在这期间大名要待在他们各自的封地。大名是最高级别的武士，享有大约5万蒲式耳大米的俸禄。儒家学说重视等级制度和有秩序的阶级结构（这就类似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信奉的“存在巨链”的概念，该概念提出了一种社会结构：天使、国王、普通工人、野兽）。在日本，大领主（大名）之下是武士主体，他们担任政府官员和荣誉士兵。武士及其家人的数量在3000万的人口中占到了200万。政府向每位武士支付固定津贴以保持他们的忠诚。低级别的武士包括只在战时参战的农民。低级别的武士中最有趣、在某些方面最可怜的是浪人。他们没有主君或封建领主。他们是流民，因为他们的主君死了或他们被遣散，四处漂泊。浪人这个词的意思是“浪尖上的人”，就好像他们是被海浪推来推去。如果一名武士的主君过早地去世了，那么这个武士就该切腹自杀，因为他一定有过错。如果浪人不自杀，那他就可能会逃走，不光彩地四处游荡。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再回头讨论坂本龙马，看看他如何决定从荣誉武士变为浪人。

非武士平民也有级别，从村长开始，往下是农民和打磨武士剑的工匠。让我们跳过一层，暂时到最底层看一看。这里尽是些憔悴污秽的乞丐（“非人”），以及不可接触的“秽多”，他们搬运死尸、处理人类粪便、充当刽子手。人口普查员甚至都懒得统计这些人，因为他们被归为动物一类，强迫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分居。1871年，政府正式废除了“秽多”和“非人”这些称呼，但耻辱仍然存在。

谁杀死了武士？地位低下的商人的报复

我们略过一个底层阶级，是为了深入了解社会这个大染缸肮脏的底层：商人（町人）。他们的作用对理解德川幕府为什么瓦解至关重要。武士看不起敛财的商人，因为他们缺少荣誉感并且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身体攻击。只有武士才允许佩带武士剑。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大将军强迫农民们上交武器。商人不是不可接触者，而是被视为寄生虫，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阴影中。

武士与商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内爆。简单说来，就是武士欠下商人巨额债务。因为商人不仅仅处于社会底层，而且是社会贱民，这让武士觉得蒙羞。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位于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人能够击败上层人物，这本身就破坏了社会的合法性。

电影《金刚》最初由菲伊·雷和一个22英寸高、外面包着兔皮的橡胶玩偶主演。在影片的结尾，男主人公若有所思地说道：“是美女杀死了那怪兽。”可怕的武士并没有从摩天大楼上落下或用爪子抓飞机，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被一些我们认为美丽而美好的事情——和平与繁荣——消灭了。与斯巴达人相似，武士规则（后来称之为“武士道”，即勇士之道）强调自律、自我牺牲、勇敢并蔑视那些一味谋求物质财富的人。武士是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前冲锋，劈开对手的肚子或者战败后剖开自己的肚子。他们是一支常备军，但问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备而不战、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这不是他们的错。当幕府成功遏制了国内战事并阻止外国人从港口入境时，日本没有了敌人，让武士去做什么呢？同时，和平的城镇与乡村使得商人可以运输货物并创造出一种重商文化，商人的财富必然攀升。最终，商人显然不像寄生虫，而是更像出现在市中心和偏远山村中的那些能够成功获取大米、草屐和丝质和服的人。对武士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化不支持他们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结果，武士表面上受到尊敬，实际上却失业了。他们这伙人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因为他们手头有太多时间。他们的困境让我们回想起第4章中讨论过的奥地利的马林塔尔，该地倒闭的工厂让人们意志消沉。武士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们可能被称为武士，但很难保持武士精神。他们失去了自尊，武士精神不断下降，就好像推着小车下坡一样。”

武士的债务和死亡螺旋

当武士甚至是大名为了撑门面而开始向商人借钱时，下坡的小车开始倾斜，失去控制。因为幕府开始炫耀财富，因此大名到江户拜访幕府以及回到自己的领地时，也被迫炫耀自己奢侈的服装和珠宝。他们从哪儿弄到这笔钱呢？大名们通过商人运送更多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商人们变得更具影响力，但也更受鄙视。武士们也需要炫耀他们在19世纪时的华丽衣服和珠宝：绫罗绸缎、耀眼的宝剑，等等。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在不断发展，每个人都想要炫耀自己很富有，甚至连餐桌旁也出现了这种压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德川幕府初期，来吃饭的客人通常自带食物，主人提供冷汤。到1816年时，一位亲历者描述说：“人们在喝酒吃饭时非常奢侈，他们的点心包括各种美味佳肴。”因此主人不能再用冷汤来打发客人了。“例如，随便在什么地方，一顿讲究的饭菜，人均消费从2—3袋到4—5袋大米不等……现在，即使住在不起眼的房屋和偏僻小巷里的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拒绝食用冷汤。”请注意观察者是如何将一顿饭的价格转换成大米的。大米是当时的交换媒介。但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很快变得更为复杂，要求由银行家和经纪人操纵现金和贷款，他们管理着东京和大阪的大米仓库及市场。贵族和武士当然很想把商人一脚踢开或砍掉他们的脑袋。一个大名每年赚30万蒲式耳大米，但其债务相当于50—60年的粮食产量。“过高财务杠杆作用”（过度举债）不是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发明的术语。武士可以干脆拒绝还债、偷窃货物或杀害商人。但即使是死去的商人也能报复，因为幸存的商人很快就会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中断向欠债不还的大名或无耻的武士贷款。商人从武士鞋子里的石子变成了捆绑得更紧的鞋带。

德川幕府的垮台不是因为所有事情都出现了问题。它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收入消失、贸易枯竭、疾病或战争等状况。恰恰相反，德川幕府的垮台是因为它在面对收入提高、贸易扩大、寿命延长和相对和平的局面时，没有为其统治的社会秩序提供法律保障。偶尔也会发生乡下农民反抗腐败的地方政府，或与那些农作物减产后取消贷款赎买权的商人发生冲突之类的事情，但这些只是特例。

税收制度也没有损害财富，相反，它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它是这样规定的：农民根据过去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往年的产量缴纳了一定数量的年税，如果他们能够设法增加大米、黄豆、小麦等作物的产量，那么他们只需缴纳很少的赋税。这一规定促使农民采用新技术，包括使用更好的肥料和犁具。增加的农作物产量的税率缩小到几乎为零。随着农作物产量进一步增加，城市得以扩大，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农民来种庄稼了。在大阪，棉纺业开始兴起，发展得欣欣向荣。识字率猛增，接近半数的男人能够阅读（但女人只有大约15%）。尽管商人被视为粗俗愚钝之人，但他们还是在城市中引领了一股艺术潮流，开始投资并赞助艺术家和剧作家。那些赋予埃德加·德加和爱德华·马奈灵感的木版画印刷作品大多刻画了19世纪的城市生活，包括色情的女人、相扑运动员和日本艺伎。这些木版画被称为“浮世绘”（ukiyo-e），翻译过来就是“虚浮世界”，指的是城市中出现的朝生暮死的快乐世界。但我想揭示另外一层意思，它表明以前幕府时代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崩离析，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壁垒开始转换、混合，最终像失事船只的漂浮残骸一样漂向大海。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德川幕府垮台中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远隔重洋，日本爱国者能够看到闪烁的灯光。随着灯光越来越近，日本哨兵能辨认出一面旗帜：美国星条旗。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美丽的景象，因为新的虚浮世界将带来更多危险。

西方人如何胜出？幕府又是如何失败的？

200年前，日本人就见过大鼻子、圆眼睛的西方人。1542年，在莎士比亚写《暴风雨》之前半个世纪，呼啸的狂风把葡萄牙探险家吹离了航线，他们的船撞碎在九州岛的海礁上。当时手举长矛的日本人警惕地看着这些陌生人。过了一会儿，水手们显然饿了，因为他们拿出一个长长的、奇怪的金属工具向天空瞄准，然后射中了一只野鸭。当鸭子掉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也放下了他们的长矛。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此后几百年的历史：第一，外国商人开始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日本的陶器、漆器、铜币和银器，随后源源不断的基督教传教士乘船来到日本。第二，17世纪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的发展日益受到传教士的干扰，并且受到外国商人的剥削，因此收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吊桥，迫害传教士及其皈依者，并在随后的200年关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白鲸》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称日本是一个“上了双重门闩的陆地”。日本人把自己孤立起来[除了出岛（Dejima），那是长崎湾上一个人造岛屿上享有特权的荷兰人贸易站]。他们偶尔会听到新思潮的风声。1720年，政府解除了对有关医学、军事和地理方面西方书籍的禁令。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以中医为基础的医书不如欧洲人的解剖术。

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驶进江户湾的时候，日本人面临着难以抗拒的压力。他是被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和美国国会派往日本的。当记者霍勒斯·格里利提出他著名的建议“到西部去，年轻人”时，他指的是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方。截至1850年，那些地区已经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白宫找到佩里，告诉他“到真正的西部去”。他照做了。四艘烧煤的大船冒着滚滚黑烟，带着撬开日本贸易大门的使命起航了，就像当年英国成功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样。此外，美国还想要得到一个安全的港口，以便于捕鲸船得到补给（捕鲸是美国的第五大产业）。日本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上强国。如同16世纪被葡萄牙人的火枪所惊呆的岛民一样，日本精英阶层既感到敬畏、憎恶，又感到惊愕、气馁。佩里留下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来信后离开了，6个月后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着7艘蒸汽轮船和礼物，包括一套玩具火车。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甚至连玩具火车也没见过。他们很快认识到蛮夷已经遥遥领先了，于是成立了一家“蛮夷书籍调查学会”。该学会研究什么呢？学会的研究者不是研究那些与野蛮这个词语有关的战斧、掠夺和匈奴王阿提拉等事情，而是研究火车、有轨电车和黄包车。大部分日本人从来没见过车轮，因为德川幕府禁止那种装置，害怕车轮能使反叛者把大炮运到江户。没有车轮和蒸汽机，1853年的日本人怎么能够进行军事或商业方面的竞争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哲学问题，迫使日本人重新思考并推翻其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那些体味难闻、长满体毛的蛮夷怎么能够比神圣天皇的子民更善于思考呢？”在研究了西方大口径枪炮、比较了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日本人意识到他们误解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然而日本内部的有关阶层又怎么样呢？难道日本领导人就没有可能误解每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位置吗？不可接触者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或者武士为什么不能倒台呢？如果武士在社会上倒台的话，他必须倒在自己的剑下吗？

刚开始的那几年，德川幕府试图回避这些问题，只是对美国人做出很小的让步，有时结果非常可笑。日本政府把第一位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打发到下田，这是一个刚被海啸摧毁、与外界隔绝的港口。美国人连续14个月没来看望哈里斯，也没有给他运送物资。日本人把硬得嚼不动的公鸡卖给他，并要求他住在一座旧庙里。庙里尽管老鼠横行，但显然还是相当凄凉的。哈里斯体重大减，以至他说自己看起来好像从身上劈出去一个副领事。尽管如此，哈里斯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个称职的外交官。他最终促使了德川幕府在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也成为俄国、丹麦、法国和英国代表团的模板。协议开放了更多港口，削减了关税，减少了鸦片贸易。触犯日本法律的美国人在美国法庭接受审判。包括坂本龙马在内的许多武士变得怒不可遏。一位有名望的大名——水户市的前领主，只要看到美国人驶入江户湾鸣枪示威就感到厌恶，更别提他们还从事未经许可的调查活动。这位大名说：“这是有史以来我们遭受到的最大耻辱。”为了报复德川幕府的让步，一群浪人跟踪并杀死了哈里斯的翻译。

日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选项一：对西方开放，学习他们的技术，但这很没面子；选项二：坚决拒绝西方人。面对这种重大选择的德川幕府将军只有29岁，他体弱多病，没有子嗣。但他做出决定，同哈里斯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因为他知道，假如同美国进行海战，一定会丧权辱国。他也清楚自己同武士们的关系不牢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贬黜，于是他向天皇的妹妹求婚，以此征得处于象征性地位的天皇的同意，支持自己的决定。

许多大名反对《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拒绝接受孤立的终结。他们谴责幕府，强烈要求结束德川幕府的统治，因为他们觉得江户过于软弱。他们也向天皇呼吁，并在“尊王攘夷”的呐喊声中游行示威：“恢复皇权，驱除蛮夷。”

推翻封建幕府：坂本龙马的反抗游行

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开始反抗西方人，也开始反抗江户懦弱的幕府。萨摩藩的武士杀死了一名在横滨旅游的英国游客，美国和英国则轰炸其封地内的要塞作为报复。长州藩的大名出动自己的炮艇，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步枪向西方人的船只开火。但后来出现了最令人震怒的羞耻一幕：幕府允许那些侧倾的、冒着浓烟的西方船只在日本船坞修理。武士们认为这是卖国行径！

现在让我们回到坂本龙马这个人物。在我们开场的故事中，幕府的部队奉命刺杀坂本龙马，袭击了寺田屋旅馆。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坂本龙马是一位剑术大师，住在土佐藩，也就是大约200个武士喊着“尊王攘夷”战斗口号的地方。他们称自己为“石狮”——具有崇高目标的人。坂本龙马加入了这个被激怒的团体，谋划要推翻或行刺一位地区领导人。但坂本龙马认为，焦点应该在德川幕府，而不是幕府的地方代理人。坂本龙马离开了他的主君成为浪人——接受训练，进行暗杀活动的流浪叛徒。他的首个刺杀目标是幕府的一位最高级别的军事与政治顾问，名叫胜海舟。当时坂本龙马对治国理念几乎一窍不通。他说自己出生于种植土豆的贫穷农民家庭，根本没有学习兴趣。孩提时代他在学校被人欺负，或许是因为他看起来弱小，或许是因为他爸爸只是个卖清酒的低级武士。像许多在操场上被虐待的孩子一样，坂本龙马想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于是开始学习剑术和搏杀。孩子们不再欺负他。但作为成年人，他憎恶幕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暴行。

在面对他的刺杀目标胜海舟时，坂本龙马可以说武艺超群，令人敬畏。但当他开始与胜海舟讨论日本的未来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理智的洞察力还只是个孩子的水平，他必须学习更多东西。胜海舟解释说，只是摧毁幕府还不够，驱除蛮夷也不够。日本必须学习蛮夷的方式、武器和技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海军称霸海洋。胜海舟由坂本龙马的刺杀目标变为他的高级导师。胜海舟教授他军事战略、企业结构和美国的《人权法案》。坂本龙马很快认识到他必须超越“尊王攘夷”，日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外国人的知识，而不是杀戮他们。在搭乘一艘日本战舰出海期间，他为新日本制订出《八点计划》，即所谓《船中八策》：结束幕府政权、支持天皇、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创办现代海军等。所有这些都将实现，其中有一些更为急迫，新型海军的建设不能等待政治决策。坂本龙马创立了一支私人海军（三菱公司的前身）。这支海军的首个使命是：袭击幕府的武装力量。时至今日，坂本龙马依然被认为是“日本帝国海军之父”。

作为没有根基的浪人，坂本龙马意识到，对自己所追求的一切，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甚至与胜海舟一起合作也无济于事。他需要招募大名。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大名们正在内讧，忙于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战斗。长期以来，长州藩和萨摩藩一直在互相争斗，然而双方都对幕府允许敌方的外国军舰在江户船坞修船的命令和意愿感到愤慨。坂本龙马不是凭借手中的长剑，而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中斡旋，最终在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达成了军事联盟。德川幕府领导人获悉坂本龙马在进行谈判，于是当即将其列为刺杀目标，派忠诚的职业杀手前往追杀。当然，坂本龙马和那两个反叛的大名的谈判也处于麻烦与危险之中。正是在这些谈判间隙，坂本龙马及其保镖想在寺田屋旅馆休息一下，不料却被幕府凶残的刺客惊醒，好在他们没有得手。大家还记得在我们讲述的寺田屋故事中，坂本龙马抓起了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一位发起“驱除蛮夷”运动的领导人用蛮夷的武器向正抵御蛮夷入侵的同胞射击，方才得以逃命。然而，这确实讲得通，因为坂本龙马的政治策略就是提倡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他们最好的工具，包括那天晚上对付武士同胞的手枪。

在下关港口附近，坂本龙马指挥着一艘战舰并协助领导长州藩农民自卫队击溃幕府海军。萨摩藩也在准备自己的进攻。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日本即将陷入自己的内战。接下来萨摩藩和长州藩谋划出了一个聪明而大胆的计划。他们实际上是劫持了天皇，却宣布已经恢复了帝制。突然之间，这些反叛者看起来像是真正的爱国者。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被传到幕府那儿，而此时的幕府看到自己的人正遭到屠杀。其家族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将军接受了坂本龙马的计划，并宣称该计划是自己提出的。1867年11月，德川幕府让位，宣布“奉还大政”，由14岁的天皇负责掌管国家。

在坂本龙马令人惊叹的妙举发生之后几个星期，他和一个朋友及其保镖中途停留在京都的一家旅馆中，他的保镖是以前的相扑摔跤手。又有一群刺客闯进他的房间，坂本龙马再次抓起剑，但没有找到逃跑的路线。他们被刺杀了。后来，遭到废黜的幕府特警队前任队长最终因为谋杀坂本龙马这一罪行被处决了，但是难以找到真正的证据。犯罪动机不是因为坂本龙马通过自己的剑、自己的狡猾，特别是自己的外交手腕摧毁了幕府政权。

今天，政客们在互相竞争中几乎都想利用人们对坂本龙马的怀念，这令人捧腹。几年前，日本前法务大臣从执政的自民党退出，因为他“想充当坂本龙马的角色”。但其对立党的一位领导人反驳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在扮演坂本龙马的角色”。随后国土交通大臣承认他“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是坂本龙马更大的粉丝。看起来每个人都是坂本龙马的粉丝，因此当政府把坂本龙马严肃而光辉的形象铸造在1000日元硬币上时，收藏者马上抬高其价值，使其比法定面值高出很多倍。

明治维新还是明治革命？

天皇的名字叫睦仁，但人们称其为明治天皇（开明的天皇）。天皇不知道如何舞剑、射击或骑马。幕府不在了，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没有了儒家秩序以及由刺刀和羞辱强制推行的等级制度，这个僵化的社会能够运行下去吗？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部名叫“Eijanaika”的电影再现了当时混乱的狂热，描绘了农民、妓女、皮条客和以前的武士在街上、在妓院、在啤酒屋放纵地唱歌。他们不是在为新的民主权利和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而欢呼，而是在为废除了封建障碍而欢呼。其中有一个镜头，女人们疯狂地跳舞，对着警察掀起和服，扭动屁股。影片的片名被译作“为什么不呢”。未来完全开放——要么更好，要么更糟。

对那些使用“明治维新”说法的历史书我不能认同。凸显“维新”这一说法是政治煽动者的一种宣传手段，他们想要争取民众支持天皇。事实上，自12世纪以来天皇便不再掌权。明治天皇不是垂帘听政，也不是等待从恶毒的篡位者手中夺取王位的哈姆雷特。幕府政权瓦解之后，与其说天皇是傀儡大师不如说是牵线木偶。他在皇位上是为了见证革命，而不是导演一场维新。“明治革命”消除了封建障碍，采用宪法来保护人民，颂扬西方文明，解散了武士并以应征军队取而代之。新政府将《五条誓文》公之于众，承诺将广开言路，结束“过去的恶习”。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远不及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那样血腥。我主张历史学家们不要总把明治时期称为一场革命，因为战场上尸体的数量太少了。日本应该为付出如此少的生命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被称颂。

明治革命让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几个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经历一场革命而同时既保持爱国主义观念，又几乎对每件事都进行彻底革新吗？在明明知道大量人员（200万名武士）经年懒散、不参加生产、士气低落时，国家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回答这些与当前相关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在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革命中，年轻的明治天皇看到了什么。

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明治天皇本人。对于那些想做进一步了解的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德·基恩教授写了精彩的厚厚一卷书。简单来说，明治天皇没有正常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远离皇宫的普通小房子里，因为当地习俗认为出生过程是“污秽的”。他由父亲的皇后养大，而不是自己的生母。他自己的妈妈并没有死于分娩，但因为她是妾，因此注定在照料这个婴儿时要称其为“殿下”，而不是“儿子”。睦仁长大后，他会去拜见父亲的皇后，但“从来没有迈进自己亲生母亲的门槛”。这段话出自睦仁的德国医生之口。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帝国皇帝放弃了中医，而选择了西医。

一路向西：岩仓使团

在明治天皇上台的时候，“尊王攘夷”的口号也被废弃了，以“文明开化”（文明和启蒙）取而代之。这部分源于由坂本龙马《船中八策》发展而成的《五条誓文》极力主张人们放弃“不合理的习俗”，以“世界的习惯做法”取而代之。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狂热爆发了。这种症状时而肤浅时而深入。昔日的武士砍掉他们的顶髻发型，采用由理发师设计的西式发型。一首流行歌曲震耳欲聋：“如果你拍拍理完发的脑袋，它会发出‘文明与开化’的回声。”已婚妇女和昔日的贵族不再剃掉眉毛、染黑牙齿。牙刷流行起来。因为西方人吃牛肉，因而佛教僧侣也被要求吃牛肉。政府开始阻止杀婴和流产，而这在德川幕府时代很普遍。

一位名叫岩仓的官员认为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第一手经验，于是他乘坐一艘崭新的363英尺长、耗资100多万美元的燃煤的大船开始旅行。它几乎与当初的公主邮轮一样宽，一等舱有30个座位，二等舱有16个座位。船的名字很能说明问题，叫作“亚美利加”号。这艘船在布鲁克林建造。岩仓与48位官员、学者一起，历时2年，带领使团到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英国，法国和欧洲各港口，返程时途经埃及、印度和中国考察。在华盛顿，他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递交了一封天皇和首相的签名信，信中许诺日本将“进行改良运动”，这样就可以“与最文明的国家站在相似的基础之上”。当时的场景一定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比美国东道主个子明显矮得多，头戴高高的帽子、身着燕尾服走进会场，而美国人则穿着很随意。一位先前曾访问过美国国会的日本人评论过国会议员，说他们“互相大声争吵”，并且其穿着打扮像“我们鱼市”里的工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代表团参观了水晶宫和杜莎夫人蜡像馆。他们对世界第一条地铁网羡慕不已，由他们指定的历史学家记录道：“列车在我们宾馆所在街道的下面飞驰，因此我们能够听到它们雷鸣般的隆隆声。”在描述铁路时，这位历史学家说：“上车的乘客像蜜蜂一样拥挤，而下车的乘客像蚂蚁一样奔向四面八方。”日本人好好上了一课。一个世纪之后，东京的地铁闻名世界，因为他们在上下班高峰期雇用“推手”（oshiya）将乘客塞进车厢。访问者还参观了地毯厂、印染厂、钢厂和棉纺厂。日本人试图实现现代化，也试图阻止被更先进的贸易伙伴吞并。一位高官问一位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说：“兰金教授，请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在日本建立制造枪械的工厂呢？”那位教授回答说，日本应该创办大学，把年轻人培养成工程师。

并不是所有的讨论都充满溢美之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同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的会面中，日本人在讨论宗教自由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恼怒。日本的副大使非常恼火，称那次讨论“无法忍受”。但随后他改变了想法，在回国时说，“（外国人将一直）把我们看作野蛮民族”，除非日本废除反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规定。

岩仓的出访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日本人深受启发，回国后开始彻底改革经济政策，重新安排社会优先事项。几年后，他们造出了“亚美利加”号的姊妹船，被命名为“日本”号。马克·吐温称之为“豪华之舟”。

今天，日本1万日元纸币上印的是多产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的照片。如果说坂本龙马是斩断德川幕府统治者执政权的剑，那么福泽谕吉就是在全日本各地传播新文化的笔。福泽谕吉也出身于低级别的武士家族。他到西方旅行的时间甚至比岩仓使团还要早，回国后写成《西洋事情》一书，创办了一所大学，开办了一家报馆。他的《物理学图解教程》成为学校的通用教材。福泽谕吉认为，妇女在家庭财产分配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妇女应该接受教育，特别是有关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教育。他说：“这就像给文明社会的妇女们提供了一把用来自卫的匕首。”然而最重要的是，福泽谕吉鼓励独立精神。他相信，金钱能够买到学校和工厂，却买不到文明。文明必须靠争取才能得到：“除非我们能够慢慢地给人们灌输一种独立的精神，否则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的外在表现只能成为无用的附属品。”这话听起来像是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里根的组合。他批评政府官僚干涉贸易、文化等所有事情，把普通百姓当作“纯粹的寄生虫”。在西方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哪项贸易或工业上的发明是政府创造的。所有有价值的发明都是伟大思想的产物……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铁路是罗伯特和约翰·史蒂芬森脑力劳动的产物”。起初，明治政府忽视了福泽谕吉的许多经济建议，接管了造船厂、丝绸纺织厂和棉纺厂。政府发行债券负担它们的费用。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账单开始积累，于是政府开始了180度的大转变，把那些生意卖给私人投资者并把工作转包给他们。

让我们弄清楚日本学习西方文明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们主要的动机是强化日本这个国家，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托马斯·杰斐逊和埃德蒙·柏克的民主政治训令。“文明开化”的口号与“富国强兵”相伴而生，意思是“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从根本上说，与赢得道德哲学家的喝彩相比，日本对发展经济、财务和军事实力更感兴趣。比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日本领导人更喜欢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日本的核心挑战是要汲取西方的知识，使之与日本的传统遗产相结合，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国家。这能够实现吗？对于一个200年来一直躲在薄薄的纸屏风、肥胖的相扑摔跤手和致命的武士剑后面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不大可能。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谁拉着牵线木偶的线？

岩仓和其他约100位明智人士（几个不太明智的人也溜了进去）在王权背后负责管理。当然，尽管有些人可能也会受到贪婪、自大和渴望报复过去所受怠慢的鼓动，但总而言之，他们的声明和所做决定的结果展示了他们对民族未来所做的卓越贡献。其中许多人很年轻，大部分人出身于低层或中层武士。《五条誓文》为他们正在形成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平台，但这个平台并不稳定。革命开始时，政府没有力量以金钱的形式征税，而且国家也没有本位货币。幕府习惯于征收蒲式耳大米。大名拥有大部分土地，200万名武士期待着他们定期的固定薪俸。正式宪法直到1889年才被制定出来（以德国宪法为样板）。因为《五条誓文》坚持“高层和底层全都联合起来执行”事务，因此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必须废除封建社会结构。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是无所畏惧的。曾参加起草《五条誓文》的前激进分子木户孝允走遍全日本，说服强大的大名把自己分封的土地交给天皇，以此换取公债以及在新政府里的发言权。木户孝允不虚此行，大名搬到了东京的住宅并告诉自己忠诚的士兵听从天皇的指挥。

接下来要面对最大的挑战：怎么应付200万名武士？

武士是骄傲而不安分的，他们身边一直放着宝剑，尽管在历经大约20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他们的宝剑已经锈迹斑斑。在这轮船、火车和受教育的妇女所在的新世界中，武士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些新领导人以天皇的名义宣布等级制度结束，现在日本公民可以从事任何自己想做的工作。那些一生都在搬运人类粪便的底层人民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可以学习医学和法律。接下来是真正英勇的、视死如归的决定：终结武士阶层。政府把他们的传统固定薪俸砍掉一半（并很快将其转换成债券）。一个社会只有三种商品可以分配：权力、财富和声誉。明治时期的领导人从武士身上把这三样都扯了下来。武士现在被称为“士族”，这是一个空头衔，没有特殊权利，只有声誉日渐衰退后留下的悲伤。1876年，政府禁止士族佩剑，尽管有些人把剑拿在手里，试图以此来打擦边球（这一做法不起作用）。随着新规则的颁布，木户孝允说武士把他看作“极端危险分子，那些从来没有心怀怨恨反对我的人开始对我表示愤怒，世界上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到我身上……我准备为这项事业牺牲自己”。

愤怒的武士开始反抗，他们组织了一次针对东京，和岩仓、木户孝允等人的袭击。但这些新领导人又采取了另外一项勇敢而精明的措施。在废除武士阶层之后，他们宣布组建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帝国军队，准备用来对付武士的反叛甚至是外国人的入侵。其中有位军队领导人指出，彼得大帝已经在圣彼得堡建造军舰并指挥着数百万常备军。对此，他写道：“我们现在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有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兵……制造并储备武器。”在新军队能够考虑对付俄国之前，它不得不面对萨摩藩2万名愤怒的武士。新的帝国军队粉碎了叛乱，反叛领袖西乡隆盛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2]他通常被称为“最后的武士”。原则性极强的西乡隆盛曾经领导反抗德川幕府的斗争，但对新政府羞辱武士的做法感到不满。他的那些剩余的追随者举起长剑，冲进天皇平民军队的精准瞄准范围内。武士可能会在神话、电影和书中复活，但绝不会再出现在真正的战场上。12年后，也就是在宪法颁布的同一年，为了显示宽宏大量和对共同历史的尊敬，明治天皇在西乡隆盛死后宽恕了他。

武士反叛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明治政府领导人勇敢地决定彻底改革他们的封建制度，而且冒着惹怒装备精良的选民的风险。今天，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太过胆怯，不敢改革权利保障计划或重新讨论政府计划，因为有太多的受益者和太多的官僚会面临风险。这些领导人应该考虑一下武士的例子，这或许能够给他们一些勇气。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选择时，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明治经济得以解放

在本章前面我说过，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并没有失败，也没有栖息在悬崖边上等待崩溃。像美国南方一样，尽管日本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并没有停留在奴隶制阶段。税收制度甚至鼓励乡下农民在自己的土地里投资，种植更多庄稼。但明治时期的日本也需要一次工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机动性。我的意思不仅仅是需要火车、轮船来运输货物，而且需要人们在居住环境、职业和精神方面更加灵活。打破等级制度是关键性的第一步，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变换职业，而且可以到不同地区从事新的工作。一些昔日的武士放下宝剑，拿起了锄头、锤子和铆钉，其他一些人离开农村来到城里。新政权废除了道路通行费，形成了流动性更强的国内市场。当年日本人看到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来的礼物时，他们曾艳羡不已。那是一套按照1/4比例制作的玩具火车，带有一节旅客车厢和370码[3]长的轨道。此后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为连接东京和横滨的真火车剪了彩。政府解散了阻止年轻人从事新行业并抬高物价的行会。此处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改革家对抗强大而有组织宗派的典型实例。今天，那些抱怨自己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妨碍的国会议员应该留意，公众选择理论家也应当留意。因为明治时期的生产力甚至比德川幕府时代提高得更快，所以日本很少进口粮食。这不是挨饿的征兆，而是表明日本人想出了办法，可以利用数量更少的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农业的兴旺释放出更多资源，企业家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工业中。日本从出口大米之类的原材料商品转变为出口精美的纺织品成品。日本的繁荣部分源于桑蚕这种小虫的辛勤工作，它使日本成为最大的丝绸输出国。棉纺厂的数量迅速增加，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棉纱锭的数量增长了好几倍。一位英国棉花关税谈判员把曼彻斯特和大阪的工厂做了一下比较，得出结论说，日本的优势并非来自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漫长的劳动时间”，而是因为“大阪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生产的经济价值”。一位关注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称其优势“令人吃惊”。1889年，日本棉花产量几乎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原来的10倍。为了吸引工人，厂方提高了薪水，并持续增长到20世纪。为了支持福泽谕吉早期关于创业的观点，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有趣的新研究，他们利用精确的、分别从每一家公司得来的数据，指出那些最兴旺的公司并不曾接受政府的资金资助或援助。随着更多企业的成功运作，公司开始向公众出售股票，股东的数量从1886年的10.8万人猛增到1898年的68.4万人。企业家的数量增多了，而且他们大多不是来自精英家庭——大约3/4的企业家来自以前被归为平民阶层的家庭。最重要的是，公众变得越来越聪明，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五条誓文》宣称：“全国将没有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成员是愚昧无知的文盲。”截至1900年，包括女孩在内，大约全体日本孩子都接受过学校教育。同时，政府开办大学，并把优秀学生送到国外学习，把商科学生送到美国，理科生送到德国，法学专业的学生送到法国，航海类专业的学生送到英国。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现在日本的棉纱锭比英国的转得快，日本的孩子们在学习自然科学，日本政府官员头戴礼帽、身着燕尾服四处走动。这必然会遭到强烈抵制。

与我们前面的发现相一致的是，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很快带来了较低的生育率以及更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其所遭到的抵制主要表现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日本人变成了什么人？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德国人，装腔作势的人，还是想变成重要的人？日本群岛曾经以团结有序的精神而自豪。日本现在还有顽强的个人主义、暴发户和武士死魂灵的空间吗？长期保持的传统何去何从，是好还是坏？日本人能够坦然地坐在世界领先国家之间，为他们的歧视性观点（通常是将女性当作幼儿对待）辩护吗？明治政府如何既保护了独特的日本性格又使国家团结一致，同时还鼓励其人民借鉴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人怀疑日本需要学习更好的方法来种植棉花，掌握更快的方法来操作机器，学习更耐用的方法来建造可以抵御海啸的房屋，以及掌握更先进的能够战胜疾病的西方药品。但是那些富士山下从东京高速开往京都的火车带走日本的灵魂了吗？明治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写了一本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心》。小说描写了在混凝土建造的城市中、在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上人们的寂寞心境。一位老人说：“你看，既然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孤独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其间，贾科莫·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讲述了放弃传统、接受转瞬即逝的西方方式所遇到的风险。尽管普契尼是意大利人，但这故事来源于日本人向传教士讲述的真实故事。在演奏了抄袭自美国国歌的几个旋律音符之后，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的年轻美国海军中尉来接15岁的巧巧桑做他的新娘，巧巧桑以前做过艺伎。他还带来了一份为期999年的房屋租约，这所房子可以俯瞰长崎港。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租约就可以取消，这是日本方式。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婚姻也可以取消。他暗示说这也是日本方式。在第一幕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提醒说，他将“与蝴蝶一起玩，即使这样做会毁坏它的翅膀”。巧巧桑愿意放弃自己的佛教信仰，转而信奉基督教。但之后，她丈夫返航回到美国。她等了他3年，尽职尽责地养育他们的儿子，等待中尉返回。随后传来一声炮响，巧巧桑唱起高昂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在令人心碎的“等你归来”处达到高潮。平克顿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驶入了港口。巧巧桑开始装饰屋子，“到处都是鲜花”，并穿上了婚礼礼服。但中尉不是来和她共度第二个洞房花烛夜的，而是要来带走孩子，交给他的美国妻子抚养。在歌剧最痛苦的一幕中，巧巧桑给她年幼的儿子戴上眼罩，在他的小手中放了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拿起匕首自尽了。她放弃了所有的日本传统，只保留了一条——体面的死亡：“当一个人不能够再光荣地活着，那就光荣地死去。”

明治政府展开讨论，避免把全体国民都变成孤独的有轨电车乘客和巧巧桑。日本及时回头，复兴神道教和日本的神话传说。在明治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神道教牧师已经被佛教徒和儒家学者挤到了边缘地带。但与其他那些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信仰相比，神道教故事提供了更加令人振奋而独特的日本哲学。《古事记》是公元8世纪的典籍，记载了几千年前日本神话的形成。在通往天国的浮桥上，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举起一把“天国的珍珠矛”，把它投入海中搅动。当伊耶那岐把矛举到空中时，4滴结晶盐掉回海里，形成了日本国土。因此，根据这个故事，日本是神性行为的结果。政府开始提升神道教和以太阳女神为首的万神殿神明的地位，设立了神道事务办公室和礼部。太阳女神的儿子是谁？明治天皇。因此，现在那个瘦瘦的年轻人有了三个妈妈：自己的生母、父亲的皇后和太阳女神。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几乎没有日本人真正相信他是天意神授的结晶——直到1905年天皇的海军大败俄国人。在那一刻，神授帝国统治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

明治时期的领袖们做了四个艰难的选择：第一，为了保持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撬开国门，发展贸易。第二，他们降伏了那些从社会等级、行会和其他妨碍社会机动性中受益的人。第三，他们废除了武士阶层，这些可怕的敌人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经济与社会进步。第四，他们认识到只有金钱和遗传还不够，为了保持四个岛屿的统一，他们必须提升某种团结一致、独一无二的日本精神。

1912年，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和肠胃炎，这证明了他毕竟还是人类。此时的日本比明治天皇执政前繁荣得多，只是多了点儿困惑。社会等级障碍已经消除，现在年轻的男男女女需要游走于“wa”音和“yo”音之间，[4]挣扎于日本传统和西式风格之间。今天，在东京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斗争——年轻人在神社中祭拜祖先，但随后就会戴上Beats耳机，踩着滑板回到大街上，口中发出街舞音乐中的变音“yo”（呦）。

[1]二人英文名均为Matthew Perry。——编者注

[2]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失败后，以“介错”而死。——编者注

[3]1码=0.9144米。——编者注

[4]日语中，“wa”音意为“和”，指代日本；“yo”音意为“洋”，指代西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