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下面讲个笑话。在开始讨论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这些严肃的话题之前，我们先笑一笑：

森林中有两个新泽西州的猎人，其中一个倒在了地上。他看起来似乎停止呼吸了，双眼翻白。另一个家伙掏出手机拨打911报警。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您先静一静，我可以帮助您。首先，让我们确定他的确死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筒中传来一声枪响。这个人又拿起电话说：“好了，现在该干什么？”

如果你开怀大笑，那你可能是德国人。如果你根本没笑，那你可能是加拿大人。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曾经做过这样一项研究：他向全世界的人征集了4万个笑话和200万条投票，然后宣称这本猎取来的故事书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德国人笑得最开心。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发现，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德国人的幽默感——提出“超人”观点的尼采在大街上抱住马的脖子后就发疯了，他的余生都在自我陶醉的酒神仪式中赤裸裸地狂欢。现在，说德国人是最喜欢大笑的，这太有意思了。怀斯曼的发现存在争议，因为他宣称人拥有“民族性格”或人格，这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民族性格的批评家们宣称，这种讨论只会引起或反映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会使个体丧失人性化，并且把人类学和政治学泛化成唐·里克斯式的单口喜剧：“我看到这个黑人家伙追赶着两个爱尔兰人进了酒吧……”

我们许多人发现关于民族性格的笑话令人尴尬，而那些最龌龊的笑话简直令人作呕。但是我们的敏感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去发现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我那位临街居住的德国出生的邻居行动敏捷。对他来说，“时髦的迟到”意味着“准时”。我爸爸和他爸爸也喜欢早到。我们总是第一个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家庭，有时航班甚至还没有从上一个机场起飞。布赫霍尔茨家族饰章上的座右铭应该是“赶快，然后等着”。蔡美儿的《虎妈战歌》荣登2011年畅销书榜单，书中有威胁女儿要烧毁她的毛绒玩具以报复她在钢琴练习中表现欠佳的可怕故事。蔡美儿的“最亲爱的妈妈”的故事相当野蛮，但严谨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确发现，亚洲家庭倾向于使用羞辱作为鼓励谦虚和发展自律与责任的方法。羞辱的结果在后来的成人行为中会显现出来。例如，与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或非裔美国人相比，当人们在其面前大笑时，亚裔美国人更可能多疑，并且他们更可能避开那些给自己留下尴尬印象的地方。而白人更可能避开舞池，他们害怕自己看起来很滑稽。这就是比利·克里斯托在《当哈利遇上莎莉》中让人们大笑的原因。剧中，他扮演的角色在解释约会时说：“你遇到了某个人，你们安全地吃完午餐……你们去跳舞，你做了白人男性最不擅长的事。”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移民带来的文化规范，的确因不同地域、不同的人而不同。当然，对没有事实根据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这一话题：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中生存下去，那它最好向自己国家的孩子和移民传递一种意识，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性格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仪式和故事。没有这样做的社会都消亡了，只留给后人一堆凌乱的遗骸，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大约6万年前，几个智人家庭走出非洲，形成许多部落、社群和最终的国家。但是我们真正了解比较多的还是那些留给后人的共同的教义、语言、原创神话和文化。我们对比他们还早到来的尼安德特人一无所知。我们对几千年前居住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人也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的原因是他们的文牍显然没有兴趣记下他们的神话、文学、科学思想以及他们冶金术的技术进步和小数的应用。相反，我们对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和犹太教徒了解很多，但假如没有他们的书（里面记载着他们的习俗、法律和故事），犹太人就不可能延续5000年，他们可能早早就被遗忘了，就像那些孤立的、没有突出额头的尼安德特人一样。即便是最健全的文化，也无法保证历经数千年的时代变迁而存活下来，因为其间困难重重、意外不断。

1817年，《伦敦主考官》的编辑听说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古代雕像要运到大英博物馆，于是他举办了一场诗歌竞赛。勇敢的珀西·比希·雪莱和他的朋友马上为这位古代暴君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雪莱的朋友名为霍勒斯·史密斯，是一位喜爱创作打油诗的股票经纪人。雪莱以一首《奥西曼提斯》（这是拉美西斯的名字在希腊语中的叫法）赢得了比赛。到目前为止这首诗流传并被赞美了200年之久。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绝命毒师》的结尾，主角背诵了《奥西曼提斯》。但是这首十四行诗的主题是荣耀终将消失，即使对强大、傲慢的国王来说也是如此。雪莱描写了一位来自古老大陆的旅行者，他在沙漠中偶然见到“两条巨大的、没有躯干的石腿”。石腿的底座上写着这些话：

“吾乃万王之王是也，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寂寞平沙空莽莽，

伸向荒凉的四方。

如果连强大的法老及其令人敬畏的文明都分崩离析，成了广阔沙漠中的一捧黄沙，那么美国或任何其他现代国家又有什么长远的希望呢？让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创作于1814年之前，它甚至比《奥西曼提斯》还有名。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年轻律师在巴尔的摩港的一艘英国轮船上，正就人质释放问题进行艰苦谈判。此刻，麦克亨利堡轰炸开始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港口发射了火箭和1500多枚炮弹。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写了一首诗。我们所熟知的倒数第二行不是一句宣言，而是一个问题：“你看星条旗是不是还高高飘扬？”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明白答案可能是“不”。就在38年前美国已经宣布独立了。国家是可以消亡的。1790年，比利时共和国只持续了325天。1814年，热那亚共和国存续了211天。年轻的国家和古老的国家可以消亡。星条旗至今确实依然在飘扬，然而你再怎么努力搜寻，也难以找到任何有关哈拉帕或米诺斯文明的破碎旗帜。让我们回到拉美西斯二世，讲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法老有个儿子，公元前1200年执政。1896年，一位考古学家挖出一块10英尺长的黑色花岗岩，上面刻着法老的这位儿子战争胜利的记录，还有这位伟大领袖的题词，他这样写道：“以色列变成了废墟，它的种子已随风飘散。”他错了。拥有传世书籍的人们比拥有士兵、财富和纪念碑的国王存活得更为长久。当西罗科风吹过撒哈拉沙漠时，国王的纪念碑随风散落。

因此，对于如今的那些富裕国家来说，希望在哪儿呢？答案在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世代传诵的故事中。即使全球化的离心力让我们分化，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仍然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谁是陌生人？我们该如何对待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见过用来测量我们为他人牺牲的意愿的威廉·汉密尔顿表达式。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所以能识别出家人。我们都知道，狼有敏锐的嗅觉，对亲属我们也是如此。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通过嗅觉辨认出自己的兄弟姐妹，但认不出异父或异母同胞。为了救出一个亲近的家庭成员，我们会潜入激流漩涡中。而对陌生人，我们只能让他被鲨鱼啃噬了。然而健康的社会要求人们愿意为他人冒险并接受损失。例如，参军作战，缴纳重税，或者即使知道不会被抓也会放弃偷100美元的想法。但是仅仅通过理性的呼吁很难说服人们做出牺牲。在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给陆军突击队队员们灌输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家所炮制的严谨的三段论，他就没有机会说服他们爬上奥克角垂直的百米悬崖，对抗纳粹德国机关枪的密集扫射。

除了血缘和气味，如果人们不能找到另外一些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方式，那么现代国家就难以存续下去。从前，城镇广场上的教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特别是当一种宗教主宰着一个民族时。就像传说中的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孽而牺牲了自己那样，中世纪的牧师能够号召全体教徒为了彼此而牺牲。18世纪的圣歌《基督的战士们，站起来》遵循使徒保罗的教义，教导正义的人们“穿上铠甲”，与魔鬼的阴谋做斗争。保罗在教义中提到头盔、护胸甲和宝剑。那些不参加战斗的人被视作异教徒。共同的宗教能够取代血缘和气味。“宗教”（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religare，意思是“团结”。“牺牲”（sacrifice）一词的词根“sacer”意思是“神圣的”。然而这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现在美国每周参加教堂礼拜的人不到20%。甚至令人更为不安的是，我们人口中的另外20%显然撒谎说参加了每周的礼拜！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参加礼拜的人数更少，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中，这一比例还不到10%。如果一个国家不再信奉上帝的神圣，不再关心城镇广场的教堂，那它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把人民凝聚到一起，也就是说要在国家历史、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和故事中寻找。

把一群人变成团体和国家：一次快速的华盛顿之旅

“我们”（we）这个词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一次有趣的实验表明，当人们看到“我们”这个词和像“xeh”这样的生造词时，他们更愿接受毫无意义的“xeh”。即使我们是内向又孤僻的人，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陌生人变成了“我们”，我们会感觉到一些联系或情感。2015年7月4日，我和几千名陌生人站在乔治城的一个草坪上，观看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燃放的烟花。骤然升起的烟花映照出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的背景。所有人都跟随着烟花放射的轨迹，同时期待着烟花绚烂“绽放”的那一刻：五颜六色的火花变成太阳光芒、国旗或耀眼的柳树形状。当燃放人员准确无误地放射出一个快乐笑脸的形状时，我们都震惊了，一起大声欢呼，不时地彼此会心一笑。约翰·亚当斯眼光独到，要求在美国独立日当天燃放烟花进行庆祝。1776年7月3日，他给妻子阿比盖尔写信说，应该“从东到西，在整个美国大陆举行各种活动，包括壮观的游行、展览、各种游戏、体育运动、鸣枪、撞钟、点燃篝火，庆祝美国独立。从现在就开始，直至永远”。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亚当斯的亲笔书信，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美国初获新生、脆弱而充满希望的那一刻吧。

林肯纪念堂、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这三座建筑为当天的烟花表演提供了背景。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三座建筑中的每一座都曾把陌生人团结起来（之后又分裂了他们）。这些建筑只是一堆堆的砖头、大理石和灰浆，本来可以用这些原料建造零售商场或污水处理厂。但是，现在这些建筑材料充满了象征意义，也形成了美国灵魂的基础。让我们从林肯纪念堂说起。这里不是明确的宗教场所，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说，林肯纪念堂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林肯坐像雕塑上面的碑文称此建筑物为庙堂，而不是纪念堂：

亚伯拉罕·林肯

为国人拯救了联邦，

在这座庙堂之中，

正如在人民的心中，

他将被永远铭记。

当然，林肯纪念堂也是1963年25万人聚集在一起聆听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大家一起唱《我们要战胜一切》的地方。1970年5月的一天早上4点15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没有通知办公厅主任，溜出白宫，突然现身林肯纪念堂，秘密地向在此守夜的越南战争抗议者讲话。无论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对美国人来说，林肯纪念堂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如果你站在林肯纪念堂向西看，可以隐约看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的故居，还能看到40万个十字架、大卫之星和新月标志（甚至有几个代表巫术的五芒星），表明这里是美国人的墓地，埋葬着从美国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阿拉伯半岛或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举办歌剧、交响乐、戏剧和舞蹈表演的艺术殿堂。它于1971年落成，当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弥撒曲》在此首次公演。这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这部音乐作品既包括罗马天主教弥撒的拉丁语短文，也包括流行歌手保罗·西蒙和斯蒂芬·施瓦茨（后来《魔法坏女巫》的作曲家）的英语歌词。伯恩斯坦不是特别虔诚，据他的传记作家所说，他至少违反了十诫中的数条。在《弥撒曲》中，喜欢争吵的唱诗班成员反抗上帝，并把圣餐葡萄酒和面包扔到地上。但是当唱诗班成员们摔倒在地时，一首长笛独奏使唱诗班起死回生，不知不觉地恢复了他们的信仰。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伯恩斯坦最终在仪式中发现了和谐和优雅。当伯恩斯坦创作《弥撒曲》时，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宗教每个人都需要——在有些事情上，信仰比随意的或系统的生物存在都要伟大。”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个不关心宗教的公共机构，然而只要观众一起欢呼、鼓掌或大笑，这就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的文化能够做到这一切。

我们通过水门事件了解了水门酒店。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白宫愚蠢地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掩盖其真相。这一丑闻分裂了国家，此时的越南战争已经使美国支离破碎。然而随着对理查德·尼克松不利证据的累积，美国人民在总统必须辞职的共同观点之下开始联合起来。1974年8月7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巴里·戈德华特和休·斯科特大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对尼克松说他必须走人。甚至连他忠诚的同盟者也转移到反对他的战线上来。8月9日，当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总统时，他坚定有力地说：“美国同胞们，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的梦魇已经结束了。”注意单词“我们的”（our），即使是像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一个共同的梦魇，也有助于将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福特继续说：“我们的宪法在发挥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乃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在这里人民治理着国家。但还有一种更为崇高的力量，我们可以用很多称号来对它加以尊崇。”在福特的演讲中，宪法相当于美国永恒的文献，它像古犹太人的“书”一样，古犹太人依靠“书”指引他们战胜内忧外患。

共同的经验也可以来自不那么重要的领域，例如体育。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安眠着乔·路易斯的尸骨。1937—1949年，乔·路易斯主宰着拳坛，通常被评为最伟大的重量级冠军，虽然穆罕默德·阿里对此多有不服。1936年，路易斯被马克斯·施梅林打倒，施梅林是希特勒的宠儿，也是表现雅利安人优越性的海报男孩儿。1938年，几乎每个美国人和每个德国人，还有其他72名粉丝都想收听电台广播或到现场观看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路易斯与施梅林的复赛。比赛的前几周，路易斯来到白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弯下身体，乔，好让我能摸摸你的肌肉……乔，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肌肉来打败纳粹德国。”“打败纳粹德国？”这是一种不详的措辞。请大家注意，这场拳击赛的比赛时间早于美国参与“二战”三年半，早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一年。但是战争的压力一直存在。这场拳击赛的过程是这样的：路易斯首先向施梅林进攻，并在前2分钟内发起了一轮有效的头部打击。施梅林双膝弯曲，路易斯又来了一记右交叉拳，对手被击倒在地。施梅林摇晃着站起来，接着又被击倒，他再次蹒跚着站起来。路易斯再来一记右交叉拳打向对手的下颌，这次施梅林彻底被打趴下了。一条表示投降的白毛巾从德国一方的角落里飞进拳击场内，但裁判又把它扔了出去。施梅林没有再爬起来。当然，在一些有种族歧视的美国人为施梅林加油的同时，路易斯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团结到了一起。2015年7月5日，我再次体会到了体育的力量。那天，我路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美国队队员刚刚将球踢过了鱼跃扑救的日本队门将。暂时路过机场的陌生人互相击掌，体会到情感和心理上的团结。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在分手的那一刻，随着足球滑过日本队守门员，他们感受到如同兄弟会、妇女联谊会、“四健会”或教堂唱诗班一样的凝聚力。

我们是最好的，否则等明年再说

有时，凝聚力需要找出一个共同的障碍或敌人，并且需要具有优越感。战争或世界杯比赛就是这种情况。此外，允许团体和国家感觉优越（“民族优越感”）可能是政治性错误。然而那是历史教训，已经为现代心理测试所证实。犹太人称自己为“被选中的人”，而不是“落选者”。许多受马库斯·加维鼓动的塔法里教徒相信耶和华（上帝）选择黑人作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优胜者。当自己的团体取得成功时，人们感觉更好。心理学家使用首字母缩略词“BIRG”（沾光效应）来形容人们都想要成为自己团队中的一员，“沐浴在间接的荣耀中”。一场足球赛获胜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穿上印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标志的T恤衫以示庆祝。学校的校歌中经常混合着战争口号、宗教教义和优越宣言，即使仅为了在争先赛中获得触地得分6分，情况也是如此。我仍然能够背诵我在南汤姆斯河中学上学时的一首斗志歌。在这首歌中，三者皆有体现：

尘归尘，土归土，

我们不愿打败你，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皆因东是东来西是西，

而我们来自南部，南部才是最棒的！

不知为什么，《英国国教祈祷书》中的内容（“尘归尘”）在泽西海岸被改编成了同义反复的地理课堂用语（“东是东”）。不管怎样，我们当时尽情地高唱斗志歌，并且真的相信我们中学就是比其他竞争对手好。（事实也的确如此！）

像中学、妇女联谊会、兄弟会、交响乐团和国家团体可以走温和路线，只需坚持自己积极的特性，而不用鼓吹自己比其他团体伟大或优越。但是它们通常不会走谦卑路线。为什么？因为即使在困难时期，团体认同感也必须要加强自尊。当一个团队输掉了比赛或一个国家战败，其士气和凝聚力就会受到损害，队员和球迷们也会感到没有那么眷恋球队了，更不可能穿上队服，昂首挺胸。失败是对一个团队可持续性的真正考验。如果团队要生存下去，队员们必须坚信失败只是暂时的。对自己团队或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功感觉良好很容易，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团队都会不时地遭遇失败或陷入困境，这是一个历史无法违背的规律。1942年3月，日本军队向美国与菲律宾士兵发起攻击，这些士兵当时正在努力保卫菲律宾人不受火箭、炸弹和鱼雷的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骄傲自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他所在的科雷希多岛要塞，抛下9万名缺少供给的士兵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许多人被俘，被迫进行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几千人被杀害。为了避开战火、地雷和狂风巨浪，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家人乘坐一艘小型鱼雷快艇航行了500多英里。麦克阿瑟对船长说：“你终于把我带出了鬼门关。”但是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后，麦克阿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还会回来的。”他的士兵和美国人民相信了他的誓言。一年半之后，麦克阿瑟涉水登上菲律宾莱特岛以履行自己的诺言。当美国人攻占马尼拉后，他宣称：“我来得晚了点儿，但我最终还是来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利用自己卓越的声望重新把部队团结起来，反败为胜的。

坚持优越性（或例外论）可以让人们觉得任何失败都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要战胜一切”不仅暗含着挫折，而且承诺了随后的成功。犹太历史学家开玩笑说，他们的整个历史（布满了从哈曼到哈德良，再到希特勒杀戮的疤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们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但我们活了下来。让我们吃饭吧。”

在世界拳坛，假如乔·路易斯被施梅林打败后没有再还击，穆罕默德·阿里自1971年战败后再没有找乔·弗雷泽报仇，那么路易斯和阿里都不会被看作“最伟大的”拳击手。拳坛史学家始终将路易斯和阿里排在洛基·马西亚诺之前。洛基·马西亚诺被称为“布拉克顿巨型炸弹”，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称霸重量级拳坛。到他退役时共获得49场胜利（包括43场击倒制胜），无一场败绩。但是评论家们指出，在获得49连胜的征途中，马西亚诺并没有遇到伟大的对手。我认为，如果马西亚诺曾被打败过，然后通过一次残酷的激战报仇雪恨，那么他今天的排名一定会更高。

无论在什么领域，几乎每个团体都会坚持某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优越性：日本的流水线工人更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西雅图海鹰队擅长敏捷的快攻打法；纽约爱乐乐团比费城管弦乐团能更好地理解马勒。阿比盖尔·亚当斯一定向往美国。1786年她从伦敦给妹妹写信说英国的鸟比不过美国的鸟：“你知道吗？欧洲鸟类的歌声不及我们的鸟类一半优美，他们的水果也没有我们的一半甜，他们的花没有我们的一半香，他们的礼貌没有我们的一半真诚，他们的人民没有我们的一半善良。但是请帮我保密。”阿比盖尔·亚当斯确实真的认为美国的鸟唱得更动听。毫无疑问，当济慈1819年创作《夜莺颂》时，他还是个音盲。1961年当纳·京·科尔用悦耳的颤音演唱“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时，他应该已经加上了副词“悲伤地”。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很好笑，但通常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当面对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团队没有另一个团队优秀时，我们的团队会做何反应呢？还是让我们说说英国鸟和美国鸟做的一次双盲演唱表演吧，其中裁判和鸟儿们都被蒙上了眼睛。如果英国鸟赢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又会做什么呢？很有可能她会为此结果找借口并建议进行其他方面的优越性测试，或者为美国鸟的失败找个理由：也许是美国鸟思想过于深刻而没有通过机械记忆唱出一首愚蠢的歌曲，也许是它们过于热衷自由而没有按照指令鸣叫。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当他看到一位12岁的天才大学期末考试的成绩为A时，他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有正常的社交生活。”1858年，纳撒尼尔·霍桑到佛罗伦萨旅行并游览了乌菲齐美术馆。美术馆中陈列着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的作品。霍桑惊异于意大利人“对绘画和雕塑真诚的热爱”。但是霍桑不能轻易承认他们在画布和大理石上的杰作，只能用手中的笔或心中的恼怒来玷污它们。因此他在日记中争论说，意大利人创作出巨型艺术，恰恰因为他们是道德侏儒：意大利人“什么社会罪行都能犯下，他们在自己的品性表面涂上了一层精细坚硬的瓷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品位是人造的，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因此与自然朴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换句话说，意大利的大师们画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不诚实，对朴素之美视而不见。我们比他们优越是因为我们不擅长舞弄画笔。

同霍桑一样，人们经常蔑视其他团体，说他们更原始或者更加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蛮夷。古希腊人提出“蛮夷”这个词是因为它的发音听起来像非希腊人所说的胡言乱语。我们说服自己说，其他文化显然具有宽松的着装规则、不加限制的卫生标准和放荡的女人，并且他们什么都吃！有些英国人仍然称法国人为“青蛙”。法国人有一种礼节是不要问盘子里是什么，这被称作葡萄干布丁。英国人把梅毒称作“法国病”，而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外国人气味不好，如果他们过多使用肥皂和古龙水，气味会更糟。在伊朗，毛拉宣称基督教徒都是虚伪的猴子或猪猡。在电影《决战猩球》中，大猩猩嘲笑查尔登·海斯顿的气味，直到他对它吼道：“把你恶臭的爪子从我身上拿开，你这该死的脏猩猩！”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那么我们便会开始把对方看作“该死的脏猩猩”。自修昔底德以来的军事领袖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把一队人变成“兄弟”，那么就难以唤起牺牲和冒险的勇气。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的战斗口号是：“吾等人数堪少，而幸运备至！情同手足，与子同袍。”这鼓舞着弱小的英国军队打败法国的重甲骑兵。亨利五世许诺：“凡与我浴血并肩者，皆吾之亲兄弟也，不论其怎样低微卑贱。”当然，这些话实际上是莎士比亚说的，而不是历史上的国王所说的。但是翻开300年前的历史画卷，你会看到一位名叫鲁珀特·布鲁克的年轻小伙子，他是一位真正的士兵和诗人，被威廉·巴特勒·叶芝称为“英国最英俊的年轻男子”。在他1914年的诗歌《士兵》中，布鲁克写道：“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士兵为国牺牲，无论他是否相信上帝。士兵、国家和英国的人民三者牢不可破、三位一体。让我们给这首诗加个尾声。布鲁克的诗得到温斯顿·丘吉尔的赞美，“一战”期间丘吉尔曾出任英国海军大臣。1914年，布鲁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开赴希腊参加加利波利战役（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此次战役），途中受到感染，死于爱琴海的一艘船上。1915年4月23日，布鲁克被安葬于希腊斯基罗斯岛的橄榄林中。当晚11点，在6英尺见方的坟墓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他的思想和他的牺牲，这都成为英国的一部分。

选择爱国主义还是自我陶醉

盲目乐观的人可能会说，团体和国家应该保持谦逊，放弃任何感觉优越的冲动。但是那也会有相当的风险。当然，印度贱民（不可接触的人）并没有因为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而从中获益。这些所谓的“乌合之众”甚至被禁止在高等阶级成员面前穿凉鞋，更不用说共用杯子、桌子或墓地了。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极度亢奋的优越感也能引起麻烦，甚至是种族灭绝，就像纳粹一样。但是“二战”中纳粹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给我们的教训其实是谨防基于血统的征服要求。美国独立战争的爱国主义不是基于血统的，实际上是基于自由的原则和纯正血统的淡化的（当然，奴隶们例外）。相互制衡的宪法体系做出了清晰的表示：没有任何人、任何一条宪法规定具有对真理和权力的最终决定权。我们在詹姆斯·麦迪逊的文件中，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首次讲话中，甚至在喜剧电影中都可以听到这些话。在电影《杂牌军东征》的一段独白中，比尔·默瑞扮演的不靠谱的角色概括了上面的原则：第一，美国的伟大不是基于血统的；第二，伟大的信念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

省省吧！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我们不是瓦图西人，不是斯巴达人，我们是大写字母为“A”的美国人，是吗？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你明白吗？那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被踢出了世界上每一个正派的国家。我们是悲惨的被拒绝者。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是笨蛋！我们是士兵，但我们是美国士兵！200年来没人敢惹我们！我们百里挑一！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伟大的美国战士。现在照我做的去做，照我说的去说。让我感到自豪吧。

绝大多数个体都怀有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认为，我们甚至过分夸大了自己祖先的名声，并称其为“家庭罗曼史”谬论。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哀叹无法阻止“对荣誉的渴望……从摇篮中就跟随我们，从未离开，直至我们走进坟墓”。有时，对个体优越感的追求可能伤害他人。像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H.弗兰克之类的经济学家们争辩说，我们在进行徒劳的竞争，不是仅仅跟上别人而是把他们踩在脚下，这就导致了嫉妒和绝望。对优越感的渴望不仅仅呈现在经济、贸易和体育这些领域。除了渴望让妈妈或爸爸看到我比兄弟姐妹更好，兄弟姐妹的竞争是什么呢？过去骑车的孩子会高声喊道：“看，妈妈，我不用握车把！”这实际上就是在高喊：“其他孩子需要握住车把，而我比他们做得更好！”

当我们禁止或践踏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时，我看到这样一种危险：个体将把对优越感的追求内化，变得更加自我陶醉。在美国，随着自我陶醉的上升，爱国主义下降了。过去，公立学校每天通常不仅从“效忠誓言”开始，而且从爱国歌曲《我的国家属于你》或《美丽的亚美利加》开始。在许多学校中，那些歌曲逐渐成了口号性标语，被贴到墙上，目的是为了建立孩子的自尊，声称“每个人都是明星”。我家车库里堆满了女儿们的足球和垒球奖杯。请各位注意，我并没有说她们是通过比赛赢得奖杯的，她们只是玩而已。她们可能比我爷爷博比积攒的奖杯还要多。我爷爷曾经打过拳击，还是他们篮球队的中锋，并且赢得过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可怜的爷爷应该一直等到21世纪，那就不用在卡尔文·柯立芝时代竞赛了。在喜剧电影《拜见岳父大人2》中，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角色愚弄本·斯蒂勒扮演的角色说：“我不知道他们为第九名制作了绶带。”

我们减少了对国家的尊敬，转而关注个体的自尊。一些学龄前儿童把《雅克兄弟》的歌词换成了“我很特别，我很特别，请关注我”。这种转变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错误的。第一，老师们失去了教授孩子们一点儿外语的机会；第二，他们把“兄弟”用“我”代替，失去了温暖友爱的感觉；第三，他们把学龄前的孩子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者。并不是每个4岁的孩子在艺术课上用手指涂画的“作品”都值得被关注或值得用磁铁压在冰箱上。发展自尊的最佳途径是去做一些值得尊重的事情。想象一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发誓自己的生命将与“兄弟连”休戚相关，而只是提到一群“特别的”年轻人，情况又会怎样呢？

20世纪60年代，孩之宝公司想出了“特种部队”（G.I.Joe）的点子，以此挑战那些声称男孩儿不愿意和布娃娃玩的营销天才。该公司指出，如果你把玩具手榴弹或玩具剑放到布娃娃手里，男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筹划战争场景。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上小学时带到学校里的那个会讲话的特种兵玩具了，但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我拽住它身上的身份识别牌时，这个特种兵玩具就会发出紧急呼叫：“敌机来了！快卧倒！”“医生，医生，把担架抬过来！”尽管特种部队的品牌相当值钱，而最近的电影《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和《特种部队：全面反击》的票房收入已接近7亿美元，但我怀疑如果“特种部队”这个术语是今天被创造出来的，那它一定会身价倍增。术语的前两个字母“G.I.”代表“经政府登记注册过的”，术语后面的“Joe”只是个普通的平民化的名字，像“老兄”（buddy）或“伙计”（fella）一样。有这样一个测试：把一群70岁的人聚到一张桌子周围，面带微笑地指着其中的一位说：“他是常客乔（Joe）。”被选中的同伴可能也会面带微笑地接受恭维。试着对一群20岁的年轻人采用相同的手段，你会听到《红色警戒》游戏中的报警声，或者会说话的特种兵玩具会尖叫着高喊：“回到战斗岗位！”没有哪个20岁的年轻人愿意被称为“常客乔”。20世纪50年代，一个行为出格的年轻人会被父亲、老师或教练拍打脑袋并厉声斥责：“你以为你是谁？你特别吗？”一项针对1960—2008年出版的近80万本书籍的研究表明，最近的作家们经常会写一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词语或语句，诸如“鹤立鸡群”“老子天下第一”“特立独行”等，其使用频率大约提升了20%，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提升了42%。或许美国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像“很特别”之类的个人自我。

在这个自拍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会设计自己的电脑头像，其个性签名也常常显得与众不同。孩子和大人们经常为自己精心编制一个纯粹的前哥白尼式的网上世界——全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娱乐活动、兴趣爱好以及他们的朋友圈。为了待在自我太阳系的中心，有些人甚至以牺牲朋友为代价。一项针对1500名成年女性的调查显示，有1/4的女性曾在脸书网上传过一张朋友的不好看的照片（想必是要让自己显得更有魅力）。当这些朋友要求她们删除难看的照片时，有20%的人拒绝了。

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简·腾格对过去60年中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进行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的说法。到20世纪80年代，80%的人勾选了这一选项。与过去相比，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赞同这个令人惊讶的大话：“如果我在泰坦尼克号上，那么我配坐第一艘救生艇。”毫无疑问，年轻的自恋狂们可能想象着自己同阿斯特家族的人一起在头等舱沙龙中优雅踱步，而不是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和一群下层平民被困在统舱中。

什么是美国性格？

如果我们能够为追求优越感找到借口，那么美国人应该在什么方面感到优越呢？当然，美国人不应该宣称自己每件事都精通，也不该否认自己的缺点。本杰明·富兰克林推崇火鸡的象征意义在白头鹰之上，因为火鸡“尽管有点儿自负和愚蠢，但它是‘勇气之鸟’，如果身着红色上衣的英国近卫军掷弹手敢擅自闯入农场，火鸡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发起攻击”。相反，富兰克林认为白头鹰“品质恶劣”，面对麻雀它是个胆小鬼，它还是从勤劳的鱼鹰那儿偷食的窃贼。当然，我们能够举出一些获得巨大成功和彰显勇气的例子。例如，邦克山战役和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我们也能说出一些展示宽宏大量的例子，包括马歇尔计划，以及像人类登陆月球或低流量抽水马桶之类的技术成就。但是这些都是著名的事件或成就，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当爱国者说起“美国例外论”时，我想提出三个要素来定义美国的民族性格。我们可以用令人难忘的首字母缩略词“GMC”来表示这些要素。它们是坚毅（Grit）、机动性（Mobility）和自信心（Cofience）。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在被逐渐毁坏。美国人显然工作得更少，努力得更少了（坚毅）。不论在实际还是比喻意义上，他们都被卡住了（机动性），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抓住机会到其他州或其他国家工作。缺少了坚毅与机动性，体现出来的就是自信心不足。2015年，尽管失业率刚过5%，不是很高（官方观点），但还是有2/3以上的美国人对民意调查员说，美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必须恢复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这三个特征，否则国家可能灭亡。其他国家可能提升了一些其他特征，并达到更高的级别，例如，节俭、善良或对手工食品的热情。这些都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然而，是GMC造就了美国。今天，如果连美国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发现这些特征，那么乘坐飞机、卡车和轮船来到美国的移民又怎么可能在此定居呢？

美国人的坚毅究竟怎么了？

除了合法的司法系统和可靠的货币体系，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需要能够表现出坚毅的人民。坚毅不仅仅是约翰·韦恩电影海报上的标题，它应当是特有的、可衡量的心理特质，表现为坚持不懈、坚持到底和坚韧不拔。具有坚毅品质的人无论遇到任何障碍都会奋力抗争，最终实现长远目标。他们很少怨天尤人，而且更有担当。具有坚毅品质的个体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购买住房、培养出成功的孩子。缺少这种品质的个体只会勉强完成学业，难以偿还信用卡债务。到目前为止，对坚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身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杰拉·达克沃思曾做过一项被人广泛关注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在西点军校的新学员中，那些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从可怕的“野兽营”中“逃出来”。那些残酷的新生训练活动强迫学员扛着45磅重的帆布背包跑步、攀爬、踩着别人的鼓点行进。与智商量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俯卧撑得分，甚至是自律相比，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能够更好地预测西点军校学员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坚持不懈置于过高的位置。面对显然不可逾越的困难或巨大代价时，坚持不懈可能是鲁莽的或愚蠢的。例如，如果从气质和天赋来看，西点军校的一位一年级新生更适合在朱莉亚音乐学院演奏双簧管，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军校坚持到底。）

坚毅是一种民族特征，不仅仅是个体的特质。国民更坚毅的国家玩“怪罪游戏”的可能性更低，继续掀起使后代破产的不计后果的国家消费狂潮的可能性也更低。更加坚毅的国家提倡某种程度上的自力更生。剑桥大学2013年的一次研究探索了被称为“控制点”的心理学概念。内在控制感较低的人认为外部世界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好像自己是一颗被球杆和其他球突然撞击而离散跌落的台球。“如果我无能为力，那么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剑桥大学的研究总结说，内在控制感低的个体通常希望由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在第3章和第4章中我们讨论了在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债务中，缺乏坚毅的现象也显露出来。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弥合了与美国的“坚毅鸿沟”，这让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显得更加脆弱。

在历史上，美国人以坚毅和勇气而闻名。“一战”歌曲《到欧洲去》的歌词明确指出了美国人的特征：

约翰尼，拿起你的枪。

约翰尼，让德国佬看看你是枪的儿子，

举起旗子让它高高飘扬，美国人要决一死战。

打起你小小的行囊，拿出你的坚毅，做你该做的事……

让妈妈为你和古老的红白蓝国旗感到自豪。

早期的美国公司和个人为他们的坚持不懈感到自豪。安飞士汽车租赁公司承认自己排名“第二”，但公司员工声称：“我们会更加努力。”在为E.F.赫顿股票经纪公司所做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广告中，演员约翰·豪斯曼吟唱道：“我们的钱是用老办法得来的——我们挣的。”欧洲国家过去常常嘲笑美国永不停息的工作热情。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胆的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高雅的英国方式。在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半官方的座右铭是“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从前，只要收入提高，就能带来舒适的生活，20世纪的美国人并不介意付出汗水与不懈的努力。1900年，41%的美国人在农场里辛苦劳作。到2000年，只有1.9%的人口从事农业，而且这种工作更有可能是只需要操纵装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而不是手持干草叉叉草，用铲子施肥。可以理解，21世纪我们期望付出更少的辛苦，而收获更多的回报。让我们像第2章那样，回顾一下以前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宣传手册。1949年要买一台冰箱，普通工人需要付出四周半的劳动（税前）。今天，一台好得多的西尔斯冰箱只需要付出大约两天半的工作时间。1949年，一个工人要工作13.5个小时才能买一台烤面包机，今天，大约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能买到一台更好的烤面包机。当然，这些都是奇迹般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显然大大降低了我们相信坚持不懈的必要。在大众文化和自助世界中，8分钟的腹肌锻炼就相当于每周工作4小时。几年前，戴尔公司的一则流行广告刻画了一个懒虫，他用悠闲的冲浪者的语气说，“老兄，你得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以此暗示戴尔笔记本电脑是送给了对方，而不是挣钱买的。

短期的、迅速抽身的心态在公司董事会中也显露出来，传递出一种令人沮丧的信息，一直影响到公司梯队的底层。高管们通常做好短期成功的准备，而不是为了获取市场份额而长期奋战。就像高管的股份一样，公司会按季度增加收入，这使高管的财富在短期内迅速增加。那么，毫无疑问，这家公司通常会忽视长期的挑战。在美国，公司在研发上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只占世界的4%。

惠普前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曾经是一名争强好胜的网球运动员，更是一位求胜心切的执行官。2006年他接管公司后，马上削减薪水，把工作岗位削减了10%，并把办公室的灯设定为每天下午6点自动关闭。华尔街热衷于这种降低成本的故事，因此推高了惠普的股价。然而除了削减办公室电费账单外，赫德也削减了研发费用，从总收入的9%降到只有2%。意志消沉的惠普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申请的专利数量降到原来的1/3。为什么当苹果平板电脑高歌猛进之时惠普毫无动作与反应呢？因为惠普用在个人电脑上的研发经费已经跌至总收入的0.7%。想到华尔街赞同这种对未来的展望，这真是令人悲哀。

移民的艰难岁月

如果本土出生的美国人都表现得不够爱国，更加自恋，更多地去追逐短期收益，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存续的国家，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对移民抱更多期望呢？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中，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分歧的议题，无论是经由狡猾律师帮助的合法移民，还是通过贿赂“蛇头”，由他帮助偷越边境、躲过路障，藏在汽车车厢里入境的非法移民。在离我家不远处的彭德尔顿军营的海军基地附近有一个移民入境关卡。警卫们站在通往洛杉矶的八车道5号州际公路中央，盯着车窗往里看，并决定什么时间打开后备厢插锁或解开盖在皮卡车后面的防水布。黄色的交通标志显示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手牵着手在田野上奔跑的轮廓。这个标志没有说明文字，但大概意味着“不要开车碾轧逃跑的非法移民”。尽管本书无意解决棘手的移民问题，但移民能够导致富裕国家的分化——除非他们被邀请、被激励，甚至被授权，把新的国家当成他们自己的国家。

1950年，将近80%在国外出生的美国居民选择向美国国旗致敬，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据美国国家科学学院报告，自2000年以来，只有半数符合条件的移民愿意“多此一举”（与加拿大的89%和瑞典的82%相比）。我们很钦佩他们前来美国找工作，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不仅仅是一长串不相干的工人把自己的卡插进老板的打卡钟里。

我们很容易怀念过去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移民潮：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并带来口味独特的卤特非食的挪威人；把意大利面带到费城，把乔·迪马吉奥带到扬基队的意大利人；建造铁路并调制出一种适合美国大众口味的“炒面”的中国人；还有像名叫罗斯福的荷兰人。当然，每个孩子都知道所有这些群体都要面对各种歧视，这里面既有“爱尔兰人不必申请”的招工广告，也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酒店。他们高薪邀请阿尔·乔尔森和伯特·威廉姆斯来参加舞台娱乐节目，但演出结束后，酒店很可能让他们从服务员入口溜出去。19世纪40年代，一无所知运动企图阻止天主教徒到达美国海岸。甚至在美国建国初期，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表现出了他的偏见。尽管富兰克林组织了第一批代表奴隶的废奴主义运动，并捐款在费城建了一所犹太教堂，但他对德国新教徒存在严重偏见，称他们为“德意志乡巴佬”，并说他们绝不会接受英语或者“获得我们的肤色”。富兰克林有一套奇特的肤色观，他甚至坚持认为瑞典人是黑色皮肤。显然，他没有预见到瑞典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中金发女郎那永不停息的尖叫之旅。

这些早期的移民面临着巨大压力，需要学会“美国方式”，其中许多是内在压力。20世纪60年代前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很少会他们移民父母的语言。许多人因为父母操着一口带方言的英语而感到羞耻。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这显示了他们接受自己国家的无法抗拒的渴望。父母是爱尔兰人的乔治·M.科汉宣称自己是7月4日出生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声明编进了他的歌曲《扬基男孩之歌》中。奴隶的孙子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使用了相同的爱国主义技巧（他出生于8月4日，比国庆日晚了一个月）。体育场挤满了蓝领移民，他们在为像布兰科·纳古尔斯基、芭比·扎哈利亚兹、汉克·格林伯格和菲尔·里祖托这些“全美明星队”英雄们加油喝彩。在内尔·西蒙的舞台剧《布里顿海滩》的开场中，十几岁的主人公正在向布鲁克林区一座小房子的墙上掷棒球，邻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遗憾：“顶着像尤金·莫里斯·杰罗姆一样的名字，我怎么可能进入扬基队呢？你得叫乔……或者托尼……或者弗兰基……所有最棒的扬基队队员都是意大利人……我妈妈做意大利面时用的是番茄酱，我能有什么机会？”此处的重点是，尤金想要在美国的全民娱乐项目——棒球中表现得更出色。

还有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肖像画廊中挂着一幅名为“下村横渡特拉华河”的彩色画作。罗杰·下村并没有在1776年的圣诞夜和乔治·华盛顿一起横渡冰冷的特拉华河，也没有出现在德裔美国画家伊曼纽尔·鲁茨于1851年创作的传统油画中。下村利用卡通木版画的形式，把华盛顿的殖民地部队刻画成身穿和服的武士。“二战”期间，下村和家人从家乡西雅图被带走，被迫迁移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日裔美国人集中营”中。他阐明了下面这样一种观点：尽管我们确实没有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但我们也是美国人，我们有权把他以及他的勇敢说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与强大的、装备精良的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并肩作战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真实写照。在意大利和法国，大部分年轻士兵倒在了纳粹的机枪和坦克之下，同时他们的父母则住在美国后方“日裔美国人集中营”里。14000名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获得了将近1万枚紫心勋章。

战争是人间地狱。然而战壕和坦克确实有助于团结不同的人。“一战”时，有18%的美国士兵都是在外国出生的（总人口中这一比例约为15%），其中意大利裔美国人占了12%。今天，4.8%的现役军人是在外国出生的，11%的人是西班牙裔。有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突出了不同种族的人被迫进入同一条战壕、同一艘潜艇或同一个野战排。有一个动听的故事讲到1917年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一个陆军上士像说绕口令一样地点名，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听出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上士打了个喷嚏，结果有10个新兵站了出来。在剧作家内尔·西蒙的《布里顿海滩》的续集《天才大兵》中，剧中主人公动身前往密西西比州进行基础训练，在那里他最终明白了国家的多样性。首先，他面对的是南方的气候。“伙计，天儿真热，像非洲一样热，泰山也难以忍受这种热。”接下来他见到了同寝室的伙伴：罗伊·塞尔里奇来自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是个浑身散发着臭味儿的家伙，他的“32颗牙中有19颗蛀牙”；约瑟夫·维克瓦斯基的生殖器能够“持续勃起”；阿诺德·爱泼斯坦是个爱放屁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都是地道的美国人。如果你能想象出他们并肩作战的情景，那么你就能明白赫尔曼·梅尔维尔那句话背后的真相：“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美国政府通过语言、音乐和艺术来鼓励这种情绪。如果非要我指出两幅最著名的表示美国建国的画作，我会选择伊曼纽尔·鲁茨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和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在费城所创作的《签署宪法》。克里斯蒂通过刻画西奥多·罗斯福在圣胡安山的战斗场面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纽约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任命他为开国元勋们作画，除了一位天主教徒，其他所有人都是白人新教教徒。然而在“一战”不久后的1919年，克里斯蒂为美国财政部的“胜利公债”画了一幅风格迥异的肖像画，这幅画现在挂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名为“都是美国人”。画中突出了一位身着低胸黄色长裙的优雅女士，她一只手紧握美国国旗，另一只手高高举着桂冠。桂冠下面是“光荣榜”名单，这些名字听起来好像是被随便从埃利斯岛码头拉来的：“杜布瓦、史密斯、奥布赖恩、切伊卡、豪克、帕帕德里科普勒斯、阿德拉西、维洛托……冈萨雷斯。”

“熔炉”一词来源于比《天才大兵》还早70年的一部戏剧，这部剧就是由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1908年轰动一时的《熔炉》。该剧为我们塑造了俄国犹太人大卫和俄国东正教徒薇拉的形象，他们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视下相识相爱。当“凯尔特人和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种人”团结起来“向前看”时，大卫让薇拉听“咕嘟咕嘟”的冒泡声。社会学家对“熔炉”是否是个恰当的比喻争论不休，许多人建议用“色拉盘”或者某种红烩牛肉来表示，其中的风味和成分从未真正合并过。不论人们从游戏《烹饪的乐趣》中提取的比喻效果如何，塑造与唤起美国特征的挑战已经变得越发严峻和紧迫。在此我们要面对另一个悖论：对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来说，其移民的同化难度更大，而国家的分化却更容易。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要素：老茧、噪声和通信。在“二战”之前的大移民潮期间，移民的手上都有老茧，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也是如此。1900年，在农田、森林、工厂或矿井中艰苦工作的美国人占69%。当移民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学会了如何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去工作，即使要面对来自工会和老板的种族歧视。我的爷爷萨姆过去经常说，当爱尔兰移民在曼哈顿走下他们的小船时，他们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要钩子还是棒子？”这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从船上卸箱子，做码头装卸工人（钩子），或者申请做警察（棒子）。入职的障碍不是身体或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方面。爱尔兰人控制着纽约市的政坛和工会。入职的障碍也不是教育方面的问题。1900年，美国人中学毕业的不到14%，大学毕业的不到3%。到20世纪末，83%的美国人从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生占25%。如今，一个来自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更别说经历半导体革命的国家的移民，几乎不可能和本土美国人一起在服务部门找到工作，因为这些部门非常注重类似市场营销中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在美国还比较贫穷时，当小贩们在街上操着本国的意大利语、波兰语和中国广东方言叫卖着兜售他们的商品时，移民制造出了刺耳的噪声。20世纪早期，在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不苟言笑的女教师通常具有爱尔兰血统，她们没有耐心用外语授课。即使她们想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学生们自己也意识到为了与人交往，他们必须学会英语。年轻的戴维·萨尔诺夫是俄国移民，他一边在电车站旁边卖报纸，一边自学英语。他在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参与创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电视网络。如果萨尔诺夫当年没有刻苦学习英语，我们现在可能还停留在爱迪生的留声机时代。今天对于移民来说，回避英语更容易了，尤其是因为刺耳的噪声已经安静了下来。1910年，移民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小语种。没有哪一种语言的“市场份额”大到足以控制和创造一块儿巨大、持久的“飞地”（德国人占了18%）。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曾独创出“区域融合”这一术语，用以形容那些融入美国社会某一部分而不是主流社会的移民。这要容易一些，因为在新近移民中，西班牙裔优势明显，仅仅墨西哥移民就占了29%。现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比例约占半数。波特斯自己身为古巴移民，他很担心飞地这种现象，因为那里的移民讲自己的母语，可能过于舒适。他说：“你可能出生在一家古巴诊所，受雇于古巴工厂或企业，并被埋葬在古巴人的墓地中。”2013年，西班牙语环球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收视率打败了有着18年至49年历史的英语电视网福克斯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可以说，最近的移民“缺乏多样性”，如果新来的移民带着刺耳的噪声，那我们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三，计算机到处都是：办公室里、家里、电话和手表里。通信价格一落千丈，结果导致“距离之死”。过去，我们的祖父母一般不会煲电话粥，担心贝尔大妈（指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电话账单会耗尽他们毕生的积蓄。现在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跨州或跨国电话花了他们多少钱。2014年，即使在贫穷的家庭中，85%的家庭拥有手机，77%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这一比例还在持续攀升。这非常好，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个第一世界的问题：为什么移民要切断与自己祖国的联系，献身于一个全新的地方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情况看，交通费跟通信费一样，也在大幅下降。因为查尔斯·林德伯格并没有在1927年拍卖掉他的旅客席位，因此很难计算出最近90年的航空费用。但自1978年以来，飞机票价格大约下降了50%。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经常询问在外国出生的出租车司机和优步司机多长时间回自己的祖国一次。根据我简单的调查，亚非移民每两三年回去一次，除非他们从特别混乱的地方逃出来，不敢回去。新泽西州卑尔根社区学院的一对教授夫妻写道：“他们的许多学生确实过着双重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和他们在美国的第二故乡之间周旋。”这种双重生活在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上暴露无遗：我应该在哪儿结婚？我死后他们应该把我埋在哪儿？100年前的移民没有退路，他们大部分人负担不起回去做客或回去安葬的费用。20世纪初，移民团体经常共同出资组成帛金会，并以他们出生地的村庄名字命名。因为在美国的城市中，如果没有成本分摊，墓地的维护费非常昂贵。像德古拉总是随身携带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作为自己的根的象征一样，1900年时的移民也只是保存着自己祖国的象征，大部分人既负担不起也难以想象实现双重国籍或双重忠诚。相反，1996年，根据城市死亡报告统计，一半以上在纽约市去世的多米尼加人和墨西哥人被空运或船运回家乡安葬，厄瓜多尔人也有1/3回到家乡的故土安葬。由于交通与通信费用相对很低，为什么不在最终的长途返家之旅中挥霍一回呢？

本地人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由于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公民认为新移民对他们的第二故乡贡献较少，因而他们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不再欢迎移民，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移民会发自内心地接受自己的第二故乡。借助鼓动反移民及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最近成立的英国独立党迅速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和令保守党担心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英国和美国，70%以上的人愿意削减或更好地控制移民。这种情绪（特别是在欧洲）部分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因为随时可能遭到“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炸弹袭击而加剧。面对如此多的移民数量，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最为痛苦，约有80%的人想要减少英国移民的数量。正如我在第1章中谈论的那样，富裕国家的人口日趋老龄化，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常常不愿结交新朋友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文章中，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大学生说，移民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辐射性的话题，能在她和自己开明的母亲和祖母之间引起争吵”。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生说，与年长的亲戚讨论移民问题就像“拿自己的脑袋撞砖墙”一样。毫无疑问，她年长的亲戚愿意在南部边境建起更高更结实的砖墙。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童年时期认识的加翁纳夫妇，那是个意大利家庭，临街而居。圣诞节期间，50多岁的加翁纳先生会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坐在消防车上向邻居的孩子们扔糖果。有几次，我和哥哥坐在消防车的后面帮忙。（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失望，因为当年12月的那一天特别暖和。为了能更顺畅地呼吸，加翁纳先生摘下了假胡子。）每年当我父母去度假，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时，我姨妈凯就会待在我们家照料我。每年我们家的门铃都会响起，加翁纳夫人都会给我们送来一大盘自制的、用意大利乳清干酪做的番茄沙司烙通心粉。我们会拥抱着感谢她，但我们讨厌她做的食物。看着她沿着小路走远后，我们就会像每年举行仪式一样，奔赴卫生间冲走加翁纳夫人做的通心粉。加翁纳夫妇人很好，他们慷慨、有同情心，在社区中欢迎新邻居。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加翁纳夫妇慢慢变老，他们不再分享这种美意。我们这群邻居的孩子会在他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玩棒球。当有人击出全垒打或者一个滚地球穿过草丛时，球会滚进他们家的院子里。加翁纳夫人会走出屋子并捡起球。如果我们踩着他家的草坪自己去捡球，加翁纳先生就会大喊：“离开我的草坪！”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害虫。同时，他们在我们眼里也成了脾气暴躁、不记得年轻活泼是什么的老家伙。我们常常想：“圣诞老人是怎么了？”

我们和加翁纳一家的关系同美国移民历史相似。有时，美国非常欢迎移民，涌现出各种支持性团体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民主，如北美公民联盟和基督教青年会。但是最近几年，尽管移民的数量更多了，许多美国人听到的却更像加翁纳的叫嚷“离开我的草坪”。事实上，要想既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强化移民控制，又不会听起来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已然忘记年轻、雄心勃勃、有点儿鲁莽是什么样子的老人，这是很困难的。今天的加翁纳一家不应当喊“离开我的草坪”或“离开我的国家”，他们应该喊一些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内容，例如“到国家档案馆去读读《独立宣言》吧！”

在南斯拉夫和哈布斯堡王朝游戏竞赛节目主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没有民族性格、没有流传下来的故事和神话的国家很快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国家面临混乱与无序的强烈趋势。200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凭借他撰写的《独自打保龄》一书获得了国际声望。他沮丧地发现，更为异质化的社区滋生了怀疑，导致人们退出公民生活。在多元化社区中，居民往往“不信任自己的邻居，无论他们的肤色如何，甚至连好朋友也要回避，常常杞人忧天……自愿付出得更少了，慈善捐赠也减少了”。在钱币和纪念碑上所能见到的所有口号中，也许最难践行的格言就是“合众为一”。从1918年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其间，我曾经有机会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个加盟国家：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南斯拉夫因为长期存在的种族猜忌而分崩离析。过去南斯拉夫人经常开玩笑说，南斯拉夫有“8个不同的民族、6个共和国、4种语言、3种宗教、2种字母表，但是只有一个南斯拉夫人：铁托元帅”。随着铁托在1980年去世，所有的一切开始土崩瓦解。然而南斯拉夫是个小国家，是美国和苏联“玩弄”的一枚不可靠的“冷战棋子”。

还是让我们从哈布斯堡王朝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曾努力做到合众为一。正如我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波希米亚，领导权掌握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手中。哈布斯堡家族来自瑞士的一个城堡，1279年开始统治奥地利。尽管如此，后来一连串精心安排的婚姻把伊莎贝尔和斐迪南的女儿胡安娜从西班牙诱骗到家族中来，与她们一道前来的还有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其他统治家族的子女们。如果哈布斯堡家族没有成功地登上君主之位，那么他们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绯闻传播者和媒婆。

可是除了血亲和姻亲之外，还有人会把自己看作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自1848年开始统治了68年）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宇宙力量（像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并且接受格言“团结必胜”（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但他从来没有想出如何在他的子民中创造或逐渐灌输团结的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虽然他是一个兵工厂里有几千门大炮的皇帝，但他也只是另一个日耳曼人而已。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个人很受欢迎，但此处的关键词是“个人”。他的王冠不受那些把自己看成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等人的欢迎。皇帝手下的一位学者罗伯特·卡恩写道，哈布斯堡君主制“主要由各个国家的躯干组成”，但缺少民族的头脑或心脏。

很难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君主制喝彩。对许多人来说，哈布斯堡家族是个抽象的概念，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信仰、历史、语言或家庭关系。人们又怎么能团结在一个陌生的抽象概念周围呢？这让我想起了喜剧演员罗伯特·克莱恩的观点。他在纽约的学校没有名字，只有像PS406这样的数字。他曾取笑他们学校的斗志歌“亲爱的406，我们爱你”，以及“80号，你的名字将超越79号”。这几乎无须取悦观众就能达到喜剧效果。

哈布斯堡家族的努力甚至还没有PS406成功。对于各个民族团体，他们尽量赋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奥地利《宪法》第19条保证学校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是，哪些力量能够对付混乱局势——也就是人们试图摆脱中央控制的趋势呢？如果没有维护真正的民族意识的社会公共机构，哈布斯堡家族走进历史的垃圾箱只是时间问题。

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号令之下，大部分军队都参战了。但他们显然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而不是在为维也纳的那个想象中的团结的国家而战。捷克部队的士兵在离开布拉格、奔赴战场时这样唱道：“我不得不跟俄国人作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在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边境，抗议者和士兵造反了。当然，他们都被枪毙了。

哈布斯堡家族输了战争，丢了王位。一个未能设法创造出共同语言、共同传统和共同价值观的强大帝国留下了什么呢？只有一些褪了色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照片，照片中他蓄着蓬松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是奥匈帝国末代皇帝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他于1912年出生在皇宫，几年前去世了，享年99岁。然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卡尔主持的电视游戏竞技节目《谁是谁》。的确如此。

除非今天的富裕国家重新发现并接受自己的民族性格，否则它们将分崩离析，而那些国家的名字也只能用来为我们的子孙玩益智问答游戏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