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阿塔图尔克

他的使命

· 用科学和文化取代传统宗教

· 摘掉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 用新字母表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 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伊斯坦布尔市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个经过改装的仓库里。这是我最喜爱的博物馆之一。首先，它不是很大，所以你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参观完大部分展览。第二，博物馆的墙上是菲克雷特·穆阿拉创作的五彩缤纷的绘画，画中的女人们在快速转动裙摆，孩子们举着气球，男人们在拄着手杖漫步。那是一个政治与文化上的奇迹。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没有一个名为阿塔图尔克的男人颁布的法令，那么在公开场合展现男女一起嬉戏的充满活力的画面可能是非法的。在阿塔图尔克之前，土耳其艺术是几何或书法形式的，并且必须取悦哈里发。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清真寺内部为我们提供了线条、曲线和阿拉伯字母的绝妙展示。圣训和法令禁止描绘轻浮活动的人类画像。苏丹甚至禁止展示他们自己的画像，不仅因为画像可能亵渎信仰，而且画像有助于蓄意谋杀的阴谋者进行某些大逆不道的勾当。阿塔图尔克不是艺术家，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拿起过画笔。但他确实清除了设置在艺术家面前的宗教障碍，而且这是他清除的所有障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希腊的萨洛尼卡。前面这个句子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错误的。“阿塔图尔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多年之后他才在自己出生时的名字上加上了“凯末尔”和“阿塔图尔克”。他特意选择5月19日作为他的生日，因为在1919年的这一天，他在黑海的滨海小镇萨姆松走下船，发起了他领导的土耳其独立运动。1881年，萨洛尼卡不是希腊的一个城市，而是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的事迹难免会弄虚作假，或是民间传说，但阿塔图尔克仍然是已知的最勇敢、最率真的领袖之一。当然，他在今天的美国或年轻的欧洲人当中知名度不高。我女儿读中学时，925页厚的大学预修课本的世界历史部分只用了几个句子来描写阿塔图尔克，这大约和描写“艾薇塔”贝隆夫人的篇幅一样——它告诉了我们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和麦当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严肃的历史学家。阿塔图尔克对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腐朽帝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努力将其文化和性格向西北方向推进了2000英里，这样一来，它就和巴黎的艺术展览大厅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远远胜过巴比伦的露天剧场。在苏丹（同时也是哈里发）的注视之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试图尊奉并保护伊斯兰教，而不是振兴哪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是异教徒的图腾，是分裂的象征。民族的旗帜比圣经禁止的雕像好不到哪里去。阿塔图尔克并不关心他的前辈或过去，他将是未来所有土耳其人之父。当阿塔图尔克开始他的追求之时，妇女的权利等同于牛，而牧师们则是国王。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清除了清真寺的伊玛目，邀请妇女到国民大会任职，让土耳其人用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字母写字，建立大学，鼓励土耳其人随着贝多芬和贝西伯爵的音乐跳舞。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令人烦恼的悖论：不断变化的人口、不稳定的贸易、多元文化的裂痕和胡乱干预的官僚。阿塔图尔克57岁去世，没有时间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他57年的不懈努力把具有700年历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破旧残骸改造成了一个国家。

阿塔图尔克赢得了将军的军事头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拿起武器反抗“一战”时的欧洲征服者，反抗希腊、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士兵，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他被弹片击伤过、坐过牢、被刺杀过，最终活了下来。但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挑战是建立并治理一个全新的国家。对我们来说，他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热爱科学和西方文明就足以把人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吗？在这一章里，我将首先概述一下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介绍一下阿塔图尔克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地位卑微的职员的不满现状的儿子最终成长为新共和国之父。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他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期间留给我们的意义深远的经验教训。

来自萨洛尼卡的男孩儿

亚历山大大帝认为他是奥林帕斯山上的神的后裔。阿塔图尔克却没有这种幻想，尽管他爸爸阿里·里扎是负责那座著名山峰斜坡上木材产量的税务职员。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祖布德已经生过3个孩子了，但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家庭。唯一活下来的儿子通常会得到过度关注，因此阿塔图尔克从来也没能避开关注。尽管萨洛尼卡（在马其顿的区域内）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但穆斯林占少数。从邻居门前走过时，人们可以闻到空气中飘散着阵阵肉香，有亚美尼亚的红烩牛肉、保加利亚的瓦罐肉、俄国的斯特罗加诺夫牛肉、土耳其的乳酪炖锅和希腊的小洋葱炖肉。如果你看一看小阿塔图尔克的脸，你可能猜不出他在什么样的饭桌上吃饭感觉最舒服。他长着蓝色的眼睛、浅色的头发，这位“土耳其之父”看起来更像是斯拉夫人。因为在萨洛尼卡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穆斯林，而且许多犹太家庭为了逃避迫害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被称为“东马派”），所以有些学者甚至推测阿塔图尔克可能具有犹太血统。这似乎不可能，因为他爸爸不是这个城市的原始居民（他的祖父来自阿尔巴尼亚）。萨洛尼卡兴旺而热闹，而非穆斯林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经济支柱，这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职业道德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俄国农民耕地，马其顿人种棉花、贩羊毛，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打鱼、在餐馆工作。大约13万的人口中接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装船、卸船，做装卸工人。1907年，萨洛尼卡码头是帝国的第三繁忙的港口，它装卸的货物量是巴格达港或亚历山大港的2倍。20世纪初，萨洛尼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超过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它控制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40%的原材料贸易，包括烟草和棉花。

阿塔图尔克注意到，铁路刺激了萨洛尼卡的经济，减少了把货物或人送到遥远的目的地所花费的时间。火车比轮船速度更快，并且使陆运商队看起来像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位未来的军事领袖也注意到，如果敌人获得了铁路的控制权，那么火车也能够运来敌兵。1869年，美国已经建成了横贯大陆的铁路网。阿塔图尔克把铁路看作繁荣和等级的象征。他对通向东方一直到阿勒颇的铁路不是那么感兴趣，而对那些能把他带到维也纳和更远的地方的铁路很着迷。20世纪60年代的时髦阔佬们常常乘坐喷气式飞机到处旅游，但在这之前，能够成为东方快车的贵宾乘客则是相当时髦的一件事。1900年，欧洲人可以在巴黎看完歌剧后搭上火车，在61个小时后悄悄地或尖叫着（这取决于自己手里钱的多少）走进君士坦丁堡著名的西鲁克兹火车站去喝土耳其人的黑咖啡。车费相当于69美元，卧铺再加18美元。《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使得东方快车家喻户晓，比它的老板们强多了。她兴奋地写道：“我要坐着它走了！我就在它里面！我就坐在蓝色的车厢里，外面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加来——伊斯坦布尔。”1890年，西鲁克兹火车站开始运营，地点就在托普卡帕宫附近。今天你如果去车站参观，可以去看一下东方快车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些特殊的就餐瓷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包括一个穿着时髦制服的时装模特。东方快车成为一种象征，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投资发起了一场铁路建设运动。

阿塔图尔克没有在多元文化的天堂中长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多元文化的天堂，除非你算上1982年开放的奥兰多迪士尼主题公园“未来世界”。然而100年前在萨洛尼卡，不同种族的人们设法做到了融洽相处，没有互相杀戮。雇主有时抱怨雇用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一起工作会产生混乱，不是因为他们互相憎恨，而是因为每个团体会在不同的宗教节日缺席，并且因为每种宗教使用不同的日历，要想做个缺席时间表也是不可能的。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宗教平等：每个种族的所有底层贫民都挤在臭烘烘的贫民区，而富人不是。一位势利的英国观察家说，当比较贫穷的萨洛尼卡人表现出种族歧视和怨恨时，富人们就会与之亲切交谈，“社会地位较高的希腊和穆斯林官员……资助犹太人的教育设施”。她描述了为一所学校举办的慈善舞会，重点突出了花园里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跳舞、吸烟、玩牌的场景。总督德维什帕夏和他的儿子在舞者间穿梭，与此同时，“希腊大主教戴着高高的圆柱形帽子，身着黑色长袍，显得很高贵。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是头戴黑白头巾的首席拉比”。

沉默寡言但十分自信的小阿塔图尔克住在一幢粉红色的房子里。或许这影响了他的穿衣风格，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自己在照片中因穿着最为得体而显得与众不同。在长大后的一些最著名的照片中，他总是身着白色领带和燕尾服，额头的发尖呈“V”字形，看起来非常像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经典电影中饰演吸血鬼的匈牙利裔演员贝拉·卢戈西。阿塔图尔克是个骄傲的男孩儿，他拒绝玩跳背游戏显然是因为不想让其他孩子跳过他。尽管有时他在咖啡馆玩西洋双陆棋，但他的一位后来任国民大会主席的同学回忆说：“你很容易就能发现，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喜欢输。”假如后来阿塔图尔克的对手们听说过这些故事，那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沮丧了。

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

阿塔图尔克的父母有时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儿子上学的问题上。妈妈是比较传统的穆斯林，在附近的教会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阿塔图尔克刚开始上学时同其他孩子一起，胸前挂着《古兰经》穿过大街小巷，然后开始祈祷仪式。他父亲耐心地等待了几天，然后让孩子从学校退学，在一个由东马派成员谢姆西·埃芬迪开办的非宗教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不幸的是，几年后父亲去世了。妈妈和儿子搬到了一个农场，在那儿阿塔图尔克先试着上了一所希腊学校，然后请了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家庭教师，最后返回萨洛尼卡上了一所当地预科学校。所有这些对阿塔图尔克来说都不成功，他羡慕地看着附近一所军校的孩子们，他们脱下宽松下垂的东方人的裤子，穿上干净利落的制服，行进时佩带着剑和步枪。他说道：“就在我进入那所军事预备学校，穿上制服的那一刻，一种力量感油然而生，仿佛我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许通过进入这种环境，阿塔图尔克重新获得了自父亲去世后他所缺失的男子气概。中学阶段他一直穿着军装，直到进入军事学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培养得优秀高雅、朝气蓬勃，深受大家喜欢。他数学学得快，但跑步跑得并不快。然而他会跳舞并学习华尔兹。跳华尔兹让年轻的男性穆斯林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被禁止与女孩儿一起跳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选择来概括有关阿塔图尔克忠诚度的争论：“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独自旋转是加入托钵僧行列，沉迷于神秘的祈祷，而跳华尔兹则是悄悄地向维也纳和巴黎靠近。在学校的一个假期中，阿塔图尔克二者都参与了。但他对西方方式的忠诚很快就会胜出。

帝国垮台

如果阿塔图尔克不喜欢失败，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历史学家们观点一致，他们告诉我们，帝国当时正在失去领土、失去市场、失去任何希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今天的摩尔多瓦）和黑山悄然脱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在几十年之前现代希腊的部分地区也早已分离出去。随着欧洲版图的减少和难民数量的增加，帝国人口中穆斯林的数量越来越多。尼古拉一世说，帝国“已经陷入腐朽状态”，这催生出了一种称号——“欧洲病夫”。从那之后，这种称号就像旅游观光车一样走遍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停留在英国，而最近又停留在葡萄牙和希腊。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风光无限，经历了500年的峥嵘岁月。16世纪，苏莱曼大帝的军队越过地中海，攻占了匈牙利的许多地方，在维也纳城墙下展开决战。而在东方和南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席卷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巴格达、开罗和索马里更不在话下。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尼罗河，整片区域都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通过控制麦加和麦地那，苏莱曼大帝成了神的伙伴：

神的力量和穆罕默德的奇迹是我的同伴……在巴格达我是伊朗国王沙，在拜占庭王国我是恺撒，在埃及我是苏丹。我把舰队派往欧洲、马格里布和印度。我是头戴匈牙利王冠、身居匈牙利王位的苏丹……彼得鲁试图带头反叛，但我的马蹄把他碾成齑粉，我征服了摩尔多瓦地区。

即使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也会对这种自夸感到脸红。民众必须对苏丹保持忠诚，因为他是所有神圣事物的保护者。

对苏丹来说，独立的民族没有任何意义。直到19世纪“青年土耳其党”政变时，他可能根本没把自己看成“土耳其人”。这个术语听起来有贬损之意，使人想起流浪的乡巴佬形象。后来是阿塔图尔克把这种沿袭下来的形象提升为高贵而光荣的形象。

除了锋利的刀剑和高速的战船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建立在农业和行会上。这与工业革命完全不一致。当像蒸汽机和火车这样的现代化机器从欧洲来到帝国时，它们与较为原始的方式有匹配的地方，也有不匹配的地方。火车到达安卡拉时，迎接它们的是成千上万头骆驼。19世纪，当英国和法国的识字率迅速提高，很多工人能够掌握蒸汽机之类的新机器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识字和识数水平落在了后面。然而要说在苏丹统治下的最后50年里，帝国的经济出现崩溃或者甚至说是下降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认为与其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分裂了帝国，倒不如说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多数领地内，经济都在持续增长，虽然增长率低于英国、法国和美国。随着家庭购置了织布机、收割机等新工具，帝国的生产力猛增。1876—1908年，农业出口额激增了45%，丝织品和地毯的出口额也大幅增加。1860—1900年，伊拉克地区的贸易翻了两番。1853—1856年，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借债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政府还没有债台高筑，直到19世纪下半叶帝国变得越来越富裕之后，政府才负债累累。

那时，与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确实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劣势。第一，水的问题。欧洲有大量小溪、河流，可以转动水车来磨面、造纸、纺织。由于没有同样数量的可以航行的内陆水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交通费用无法像欧洲一样降得那么快。即使骆驼也必须偶尔停下来喝水，并且它们也不能像莱茵河上的船只那样运载那么多货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人们可能乘船从阿姆斯特丹漫游到布加勒斯特，但很少有人建议骑着骆驼从安卡拉长途跋涉到穆拉。收取部落通行费的人也妨碍了快速运输的发展。第二，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苏丹不会轻易支持签订有偿借贷生意合同。基督教专家很早就想出办法规避《圣经》中禁止借钱给他人的禁令。只有在最近几十年，为了方便贸易，银行才推出复杂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债券。第三，帝国地域过于辽阔，许多部落争斗不休，政府管理者面对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战争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时期）要听从以苏丹的名义发布的战斗号令日益困难，因为几乎没人见过苏丹本人或他的照片和画像。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傻子。1876年，他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尽力推动自前任马哈茂德二世和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就开始的现代化努力。他负责一项被称为“坦齐马特”的改革运动，努力争取建设现代化学校和更加现代化的军队。坦齐马特改革还废除了奴隶买卖、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允许非穆斯林人员参军，并根据法律给予非穆斯林同等的权利。然而，尽管收入增加了，尽管实际上公民的权利得以发展，并在1876年开始的第一次制宪时代达到顶点，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崩溃了。在下议院的115个席位中，46个是非穆斯林，包括美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幸的是，几乎就在国会开会的那一刻，帝国陷入了与俄国的战争并遭到英国海军的包围。此外，许多阿拉伯人不信任他们的新宪法权利，将其看成在纵容无法无天的行为。烟草、鸦片和伏特加酒走私犯感觉他们也获得了新的权利。反宪政主义者把矛头指向吸食大麻的异装癖妓女，并散布谣言说这全都是共济会的阴谋。他们称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娼妓”。土耳其现代诗歌奠基人陶菲克·菲克雷特称那座城市是“为一千个男人守寡的处女”。面对俄、英两国的枪炮和内陆地区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式废止了宪法。然而尽管如此，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开始传播开来。虽然当苏丹站在耶尔德兹宫中，表面上用暴君的口吻嘲笑这种精神时，伊兹密尔市的一位校长却赞美了这种事实上的自由：

当一个保加利亚人进入土耳其之后，最打动他的因素是人们所呼吸的自由空气。在理论上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人们明显享受到比宪政国家更多的自由……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没有烦人的警察、让人受不了的赋税和繁重的公民义务。

新发现的自由激励着各种民族主义者聚集在集市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上，他们憧憬着，甚至密谋着把分裂的帝国转变成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国家。土耳其人也有相同的看法：为什么土耳其人不摆脱这个摇摇欲坠、绵延数千英里的没落帝国呢？帝国为土耳其人做过什么好事呢？况且，它还在不断战败，丧失领地。

回忆一下我们从第5章开始讨论的关于优越感的主题。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和经济动荡，但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法构建一种持久的、广泛的或强烈的团体优越感（除了求助于宗教手段）。当市民们看到有轨电车上印有“德国制造”的字样而不是苏丹的印章（图格拉），看到运来的机械织布机带有英语说明书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变得消沉起来（虽然那些有轨电车和织布机增加了收入）。当帝国开始屡战屡败、失去疆土时，人们的士气丧失了，再难振作。因为几乎没人相信帝国能击败它的对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更没有人相信帝国会从失败中复兴。

尽管他是忠实的臣民，并在军队中被授予上尉军衔，但阿塔图尔克还是支持并加入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宪政革命。此次革命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和选举。安德鲁·曼戈曾写过一部内容翔实的有关阿塔图尔克的传记，他描述了阿塔图尔克加入革命团体的入会仪式，它类似于大学兄弟会入会或者电影《教父》中“黑手党”的入会过程：蒙着眼睛的新成员被带进一间屋子，“一只手按在《古兰经》上发誓效忠，另一只手举着一把手枪，如果有谁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将用这把枪来对付他……入会候选人身穿红色斗篷，而其他成员则用黑色面罩遮住面部”。

尽管宪政革命再次创建了涉及不同民族的下议院，但接下来发生了更多的战争。首先是国内战争，因为反宪政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煽动了一次军队兵变。当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溜上了一列火车，藏匿在萨洛尼卡（在阿塔图尔克的一个朋友的保护下），让他兄弟穆罕默德五世负责管理帝国。此人的统治也不是非常和平的统治。1911年，意大利人宣战并拿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西北部地区）。一年后，巴尔干同盟（希腊、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征服并建立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克里特也消失了，帝国几乎被完全挤出了欧洲版图。

还有别的乱子吗？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来自距离君士坦丁堡600英里远的地方，他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塞尔维亚人，被告知长得太小了不能参军。他来到萨拉热窝，拔出手枪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引发了一场让1600万人送命的战争。这也彻底摧毁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使得穆斯塔法·凯尔末·阿塔图尔克得以宣布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战争爆发

20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纪念日，我带着女儿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一项特殊的展览几乎占据了一整个楼层。展览的主题是“自由的代价：战争中的美国人”，为自1754年以来的每一场重要的战役和战争提供了证据和解释。你可以看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的火枪、新奥尔良战役中安德鲁·杰克逊的上衣和“二战”时红十字会的制服。“一战”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呢？有关“一战”的展览被安排在一处昏暗的角落里。刚开始我认为这是一种冷落，直到我注意到角落里张贴着令人压抑的死亡数字，他们都是被大炮、芥子气和疾病害死的士兵和平民。那时我才认识到，博物馆之所以提供这么小的空间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即便是博物馆的专家也没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地敷衍过去，不要去深究当时那些国王之间的协议、误会和长期的积怨。这些国王彼此之间几乎都有关系，包括表兄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可怜的穆罕默德五世是局外人，并没有受邀参加任何夏日社交聚会，但被邀请，事实上是被迫，在“一战”中为了自己的王位而战。

我一定要给诸位讲述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加入德国一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了。战前几十年，苏丹与德国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德国派顾问进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和大学，同时也在努力激起协约国的敌意。德皇威廉二世看不起他的表弟乔治五世，命令他的助手公开“从英格兰的脸上撕下基督徒和平的面具”。他告诉他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代理人“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这个可恨的、骗人的、没良心的小店主的疯狂的反感”。如果没有第三方面的原因，也许德国人的哄骗和金钱并不能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卷入这场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难以抗拒血染自己的主要敌人俄国的机会，而俄国站在英格兰一边作战。在过去的300年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先后13次与俄国交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护送德国军舰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进入黑海，甚至允许他们悬挂土耳其的旗帜。当德国皇帝的军舰开始轰炸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时，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苏丹的士兵进展并不顺利。1914年12月，在荒凉陡峭的安拉胡阿克巴（意思是“真主至大”）山脉上，8万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的战士顶着暴风雪，步履维艰地与俄国人作战。最后只有1万人返回，其中许多人被冻伤，再也不能服役了。在埃及前线，18000人穿过西奈沙漠，试图穿越苏伊士运河，结果被英国人打了回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损失了3000人。埃及的穆斯林没有和他们一起努力击退英国异教徒。

几年前在位于利比亚进行的意土战争期间，阿塔图尔克试图把反复无常的阿拉伯部落成员组织起来，制订侦察任务计划，并在北非沙漠中保持大致头脑清醒。一位年轻时就认识他的战友给朋友写信说：“你应该看一下穆斯塔法·凯尔末为厨师挑选干豆的场面。”阿塔图尔克抱怨说，阿拉伯酋长表面上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边，但他们对拖延战争更感兴趣，并因此持续不断地接收资金，而不在乎是否取胜。

加利波利战役

1915年，当战争的鲜血肆意横流的时候，阿塔图尔克大步迈入红色的血河之中。加利波利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该战役导致大英帝国的溃败，同时展现了阿塔图尔克的军队令人震惊的勇猛。英国战争委员会清楚，如果英国能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那么就能卡住君士坦丁堡和苏丹统治地区的咽喉。3月，英国派军舰和炮艇高速穿越爱琴海。阿塔图尔克和他的部队负责守卫东海岸领土，与此同时，土耳其海军及陆军士兵向入侵军舰开火，仅3月18日一天就击沉3艘军舰，使对方1/3的舰队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英国人又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英国人伙同澳大利亚军人和新西兰军人（澳新军团）、一个来自印度的步兵团、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族兵团以及纽芬兰军人一起计划派登陆艇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并通过枪、刺刀和肉搏战拿下此岛。澳大利亚公众为士兵们加油，后方的人们四处展览五颜六色的战地地图和爱国纪念陶器。他们没有想到将会发生什么。4月25日早上6点，4000名澳大利亚军人登上船向岸边划去，对面是深谷和陡峭得难以攀爬的悬崖。阿塔图尔克将自己的骑兵团集合到位，配备了机关枪。他下令开火，澳大利亚军人被击退。到上午8点时，8000人登陆，后来的澳大利亚军队看到了当天早上先来的650名同伴的残肢断臂及尸体。然而这时，一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开始撤退，他们没有弹药了。

“如果没有弹药了，你还有刺刀。”阿塔图尔克告诉他们。

阿塔图尔克后来回忆说，他命令大家“装上刺刀后卧倒。当他们这样做时，敌人也卧倒了。我们赢得了时间”。

但现在堑壕战开始了。他的整个骑兵团几乎被炸散了。阿塔图尔克对手下喊道：“我没有命令你们进攻，我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死了之后，其他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新的部队确实赶到了。在8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没有让英国和澳新军团夺取立足之地。1916年1月，协约国最终撤退了。在那个时候，威廉二世早已授予阿塔图尔克铁十字勋章。

随着沾满人类血肉的加利波利计划的失败，计划的主人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用可能引起亚历山大大帝注意的话问道：“高高在上的诸神正给我们新的伊利亚特带来悲伤吗？历史将把责任归咎于谁，由谁来为我们所陷入的无助、无望的困境负责呢？”

澳大利亚政府对其之前的敌人阿塔图尔克的官方描述是：“他对战略极佳的把握以及通过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敢行为来鼓舞队伍的能力，提升了土耳其人的士气，在阻止协约国计划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的勇敢，阿塔图尔克被授予帕夏头衔。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能迅速将其推上新共和国总统位置的声誉。

“一战”后，通过发表演讲赞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英雄主义以及国家间兄弟般的关系，阿塔图尔克确保了自己在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中的声誉。演讲被雕刻在位于堪培拉澳新军团大道的阿塔图尔克纪念碑上。尽管有人怀疑演讲稿是否是一字不差说的，但里面的内容激动人心、切中要害。正如英国军方吹捧、欢呼他们的约翰尼们一样，土耳其人也能为他们的穆罕默德们、为那些活下来的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欢呼、表达敬意：

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现在你们躺在一个友善国家的土壤里，因此请安息吧。对于我们来说，约翰尼和穆罕默德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他们肩并肩躺在这个国家的地方……从遥远国度送别儿子的妈妈们，请你们擦干眼泪，你们的儿子现在正平静地躺在我们的怀抱中。在这块土地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后，他们也成了我们的儿子。

他的演讲内容让我想起了鲁珀特·布鲁克的一首诗《士兵》，我在第5章中引用过。布鲁克死在前往加利波利作战的路上。他那有预见性的诗承认，士兵死去的地方将成为士兵祖国的土壤。阿塔图尔克加了个动人的结尾：当那个士兵死在外国的土地上时，他也成了那个遥远地方的儿子。

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的勇敢并不能拯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尽管他富有激情，极具说服力，但30万名不归他指挥的士兵还是开了小差。T.E.劳伦斯是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懂得催眠术的英国人，在他的影响下，阿拉伯部落改变了立场，开始轰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铁路线。俄国人继续前进。奥斯曼政府驱逐了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述人，把他们的命运交给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对种族清洗没有丝毫的羞耻感或犯罪感，他们大约杀掉了150万人。

1918年10月30日，在一艘名为“阿伽门农”的船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投降了，完成了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呼应。你可能会想起阿伽门农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国王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打了一场持久战，然后他被杀死了。这对穆罕默德五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瓜分开始了

年老的苏丹比阿伽门农做得稍微好点儿。尽管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袭扰和协约国胜利者的羞辱，苏丹还是坚持在自己的宫殿里又住了几年。协约国胜利者肆意践踏君士坦丁堡，好像他们在杰西潘尼百货公司购买上一年的减价货一般。当苏丹向窗外看去时，他看到了奇怪的景象：法国指挥官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骑着一匹白马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他被当成了笑柄，因为英国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已经骑着白马比他早一天来到这里了。一位英国军官嘲笑说，这就像“舞台上有两位表演者在一起，如果我们能把一位关在化妆间里，剧情会更好看”。正如从前的杂耍演员吉米·杜兰特所说的：“每个人都想进行表演。”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向安卡拉和君士坦丁堡行进。他被一只宠物猴拦住了。国王正带着他的德国牧羊犬“弗里茨”散步，这时他看到那条狗突然与宠物猴撕咬起来。或许出于对争斗的厌恶，国王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但那只猴子却咬伤了他的胳膊。国王染上了急性传染病，精神错乱时大叫着自己的妈妈死去了（牧羊犬弗里茨受伤不重）。国王的继承者把希腊又带回到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丘吉尔评论说：“25万人死于这次猴子的咬伤。”为什么希腊国王的狗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弗里茨”？是的，还是那些亲戚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妈妈是德皇腓特烈三世的女儿，威廉二世的妹妹。

协约国带着刻刀和笔开始着手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辽阔领地（诸多省份）。

今天我们看中东地图或联合国的花名册，可以看到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以色列这些不同的国家名字。但很难想象100年前这些国家及其边界根本不存在。今天，对外政策评论员可能会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时的边界或者甚至会说这个国家是非法的，但他们是否认识到直到“一战”之后才有了真正分隔这些国家的边界呢？“一战”后，英国和法国大笔一挥，以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开始拟定边界，并向那些帮助最大的部落首领奖赏封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从一个地区引进有权势的阿拉伯家族，任命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执政，例如，地图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一些地理学家把突入约旦境内的奇形怪状的尖角解释为“温斯顿之嗝”。他们猜测，1921年，正当身为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拿着笔试图画一条笔直的边界线时，他一定打了一个威士忌酒嗝。墨迹是永恒的，人们难以说清楚这些人造的中东边界。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出生在麦加（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城市）、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费萨尔一世被任命为伊拉克国王，因为英国人信任他，他曾骑着骆驼和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一起战斗过。工作日志告诉我们，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在讨论他们对国家和几百万人的控制权时是相当随意的：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当他们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散步时，克列孟梭问乔治。

“我想要摩苏尔。”英国首相乔治回答。

“你会得到它的。还要别的吗？”克列孟梭问。

随着对帝国的瓜分，他们还决定沙特阿拉伯应该由沙特王室控制，这个家族在阿拉伯沙漠中根基很深，他们也曾帮助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负责此事的英国代表的名字确实叫威廉·莎士比亚。根据一个家族的名字给国家命名这个主意听起来像喜剧节目。事实上，在电影《谁与争“疯”》中，萨沙·拜伦·科恩扮演一位假的街舞记者阿里·G，他在采访一位联合国代表时说得非常有道理：

阿里·G指着一个标有“Jordan”（乔丹）字样的座位说：“让一个运动员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座位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联合国官员说：“那不是迈克尔·乔丹……是约旦（与乔丹同音）这个国家。”

阿里·G说：“让一个人拥有和整个国家一样的权力是不是很荒谬？”

又回到前线的阿塔图尔克——然而是哪一个前线？

阿塔图尔克的飞黄腾达并非偶然。他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与在战争中一样精明且富有智慧。在君士坦丁堡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占领期间，阿塔图尔克调查了用于接待东方快车旅客的佩拉宫酒店。他要求酒店经理安排一次与乘坐“阿伽门农”号来的《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会面。阿塔图尔克身着礼服大衣、头戴毡帽出现在了记者面前。那位记者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位英俊而有男子气概的人物，举止内敛，嗓音低沉而从容。”见面后，阿塔图尔克解释说，与法国人相比他更喜欢英国人，希望自己能够在重建被征服的领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查尔斯·金曾写过一段有关佩拉宫酒店的动人历史，他说：“阿塔图尔克几乎会见所有接受他的人：军官、内阁大臣、心怀不满的国会议员，并同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本人接触过4次。”

当协约国给出一张大师级的创造性的地图时，战斗重新打响了，因为亚美尼亚和希腊试图蚕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尸体。阿塔图尔克和其他官员让部队击退了它们。阿塔图尔克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能力，但此刻他有些茫然。他在为谁而战？从表面上看，他还在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战并接受指挥，但他也站在想要推翻苏丹王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一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斗争。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发表的英雄主义演讲迅速传播开来，他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象征，并成立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庭抗礼的国民大会，政府设在安卡拉。如果苏丹无法对付骑着白马闲逛的欧洲纨绔子弟，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那么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再作为首都。阿塔图尔克想知道：我应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余势力而战斗吗？或者为了土耳其民族而战斗，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种族诽谤？答案变得清晰起来。他首先要抵抗亚美尼亚和希腊新一轮的进攻，然后才是为他称为土耳其的新实体而战斗。直到在“阿伽门农”号签署了停战协议后，土耳其这个术语才被正式使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会死多少人？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会和谁站到一起？在士麦那[1]，希腊企图入侵的行为激怒了穆斯林，他们已经对希腊大主教处以私刑。23岁的《多伦多星报》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为帝国首都感到担心：“君士坦丁堡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居民从来没有遭到入侵，他们无法想象这种紧张气氛。”他报道：“外国人很紧张……他们几个星期前就预订了外逃的火车票。”他笔下的阿塔图尔克是一个“矮个子、古铜色面庞、金色头发的土耳其人，有一支30万人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海明威面对阿塔图尔克的手下问道：“加拿大很担心，阿塔图尔克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可能会对基督徒进行大屠杀。”

“基督徒害怕什么？他们有武装而土耳其人已被解除武装。不会有大屠杀。”此人说道。

而在1922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他哥哥去世，由他继位）和海明威一样担心。他害怕阿塔图尔克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逮捕他、审判他，以叛国罪绞死他，或者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纵容无法无天的土匪们闯进宫门绞死他。因此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做了一件安全而合理的事情。他安排英国士兵绑架并带走自己。当他与儿子散步时，士兵们把他们扔进一辆救护车，快速来到港口。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们带到马耳他，从那儿他们沿海岸航行到达意大利里维埃拉地区风景秀丽的圣雷莫。苏丹把5个妻子都撂在了后面。当统治者缺席了君士坦丁堡惯常的星期五宗教仪式时，英国人才承认皇宫的床是空的。国民大会任命穆罕默德六世的表兄为哈里发，但没有授予他苏丹的头衔。自1299年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首次成为一座空房子。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国际联盟在希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残存领土之间实行了一次人口交换。希腊和土耳其都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从安纳托利亚发送150万正统的希腊人到希腊，50万希腊的穆斯林前往土耳其。

阿塔图尔克走马上任，被任命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这与俄狄浦斯故事中的情节有着隐喻性的相似之处：他消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父亲），并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新的领袖和父亲。他的改革进程比他从德国人那儿学到的任何闪电战战术都要快。

共和国的诞生：用科学与文化取代宗教

阿塔图尔克在成长过程中希望自己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挥舞军刀，但1923年他就任总统后，他对土耳其的统治几乎像一个对邻居们伸出橄榄枝的人那样。尽管已经证明自己的军队依然能够打垮希腊军队，但他从来没有试图夺回他的出生地萨洛尼卡（现在的塞萨洛尼基）。他也没有利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占领者的反感或以阿拉伯半岛的政治震荡为借口发兵抢劫油井。帝国时代结束了。我认为，这是在过去200年的政治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阿塔图尔克将领导一个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会成为帝国式的征服者，即使对其比较弱小的邻国也是如此。民族主义批评家想当然地认为或公开宣称，这种感情总是会转变为践踏国家边界与掠夺邻国的行为。当然，20世纪30年代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是法律的力量还是人民的选择呢？阿塔图尔克证明这是一种选择，并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无须历经战争浩劫就可以恢复低落的士气。

阿塔图尔克执政时42岁，他知道自己最大的挑战在国内。之前的12年很残酷，所有事物都打了1/3的折扣，但这与零售减价无关：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相比，国际贸易大幅下跌了1/3，人口数量下降了1/3，国土面积减少了1/3。阿塔图尔克决心领导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但土耳其人跟不上他的逻辑。他们过去一直被教导为他们自己民族的名字感到耻辱。阿塔图尔克怎样才能说服他们、让他们感到自豪与自信呢？报纸作用不大，因为识字率低得可怕，男人约为10%，女人还不到5%。在国际化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多数报纸使用的都是外语。即便是印刷技术，穆斯林接受得也很慢：直到1727年才有了第一台穆斯林自己的印刷机，这台机器是从一个匈牙利人那儿得到的。犹太人和美国人分别从1494年和1567年开始，就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城市中使用印刷机了。

穆斯林重视手写体，而不是印刷体，因此他们舍弃了莎士比亚、艾萨克·牛顿和伽利略。当然，穆斯林学者提醒阿塔图尔克注意早期伊斯兰教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光辉历史，包括代数和成像光学。一些伊斯兰教哲学家甚至声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起源于《古兰经》及其对单词“nur”（光）的使用。但阿塔图尔克没有耐心上历史课，也没有耐心听取那些奇怪的宗教宣传。他需要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带领土耳其进入未来世界。在阿塔图尔克看来，日历显示的是1923年，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还停留在1299年。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奥斯曼人使用的历法与西方的公历纪元不同，是一种以太阳为基础的鲁米历法，该历法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那一年作为纪元的开始。根据鲁米历法，时间还是1339年，而不是1923年。阿塔图尔克没有时间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说对时间的国家里失败。他不能依赖于报告祷告时间的人对祷告者一天五次的召唤，因为确切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这取决于城镇的经度和纬度。

总而言之，阿塔图尔克面临着两个迥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一，创建一个让土耳其人引以为豪的国家。

·第二，推动国家接受科学并学习西方文明。

各地出现了世俗学校，大学纷纷涌现，阿塔图尔克从英国、法国和德国聘请科学家来讲课。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执政时期，土耳其邀请犹太学者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逃亡者到土耳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阿塔图尔克发现自己几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我在第2章讨论过这种困境。他清楚地看到，传统伊斯兰教和保守思想威胁着土耳其的经济进步。当他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前经过时，他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到阿拉伯语版的书籍，因为它们的数量远远不及用西方语言撰写的图书数量。但是这儿存在另外一个困境：本书第2章告诉我们全球化经济和世界贸易是如何瓦解传统、分化公民凝聚力的。他和土耳其如何才能避开这种危险的困境呢？他必须想出一种办法来消解传统，但同时还要为新国家设计或发现具有统一民众作用的神话、故事和主题。

土耳其共和国在101响的礼炮声中诞生了。接下来的攻击是口头上的，目标瞄准的是哈里发。不久，阿塔图尔克废黜了哈里发，解散了负责所有事务——从债务到离婚——的伊斯兰教法庭。新法庭将实施瑞士民事法典。哈里发乘东方快车溜到了保加利亚。当火车就要驶出车站时，君士坦丁堡总督塞给哈里发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并跟他和他的两个妻子挥手告别。阿塔图尔克很遗憾，因为东方快车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牧师。对宗教，他的态度很明确：宗教阻碍了土耳其人的自豪感、个人责任心和科学发展。他对一位采访者解释说：“我希望所有的宗教都沉入海底，我的人民将学会民主主义原则、真理的要义和科学学说。”阿塔图尔克并不介意其他人有信仰，只是不想让信仰蒙蔽他们的双眼，无视为国家建设付出的真正艰苦的工作。“迷信必须走开。”他又加了一句。对阿塔图尔克来说，传统的伊斯兰教就像有毒的浮云一样，能够毁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心：“期望得到死人的帮助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但阿塔图尔克也清楚，宗教能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给人以动力。在战壕中，他对自己虔诚的士兵宣传神秘的神灵感应，使他们比敌人更强大，并愿意执行命令，慷慨赴死：

他们只看到两种超自然的结局：为了信仰或殉道的胜利。你知道殉道意味着什么吗？是直接上天堂。在那儿，天堂女神（神圣的处女），也就是上帝最美丽的女人们，将迎接他们并永世满足他们的心愿。

这向非宗教领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于圣灵，我怎样才能鼓舞民众？一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军队的将军根本无法以天堂女神的面貌来向战士许诺。但他最好还是许诺一些东西，并且这种东西要超过与战时妓女滚床单和对付梅毒用的一小瓶砒霜这样的事情。

在把宗教从政府中分离出去这件事上，阿塔图尔克也不得不十分谨慎，不能过于激烈，以免刺激到伊斯兰教徒，以至他们可能对新成立的脆弱的国家政权宣布“圣战”。他采用一种灵活的说法辩解说，更世俗的西式教育最终将有助于伊斯兰教学习。他声称，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学者深入探究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他们甚至比禁止质疑长者的伊斯兰教牧师研究得更加深刻。显然，欧洲的社会公共机构正投入资源来保护、研究伊斯兰教经文。阿塔图尔克可能会很高兴听到，2014年伯明翰大学在其收集的《古兰经》经文中发现，它至少有1370年的历史，很可能为穆罕默德生前所写。

除去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繁荣如何使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如何受到劳动力萎缩的威胁。阿塔图尔克并不担心自身的生育能力，但他知道，土耳其劳动力遭遇两大问题：（1）缺乏努力工作的精神；（2）男性人口受教育程度太低。他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他要教育、解放广大妇女，鼓励她们成为劳动大军。1923年时阿塔图尔克显然不是妇女权利的热心支持者，他把时间都花在学校的男孩儿和战场上的男人们身上。当阿塔图尔克宣誓就任刚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42岁，刚刚结婚。尽管他与妈妈关系很好，但当他背着妈妈参加军事训练的考试之时，他对妈妈的“依赖”就早已被切断了。在他就任总统的前几个月，妈妈就去世了。阿塔图尔克去墓地祭拜母亲时，他为妈妈一生所遭遇的苦难而谴责以前的苏丹是“特务、间谍和残暴的刽子手”。但他鼓励土耳其妇女克服苏丹、牧师和传统堆积起来的障碍。他为此计划了很久。191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土耳其应该勇敢地面对妇女这一问题……用严肃的知识和科学来武装她们的头脑。”

解放妇女是大胆而高明的做法，其影响是长远的。历经战争、人口互换和领土割让，土耳其已经损失了几百万人口，职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土耳其采取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禁止一夫多妻制，同时推翻了伊斯兰教法律，允许妇女离婚、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接下来，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早些年，土耳其国民大会中妇女的供职职位是西欧国会的2倍。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阿塔图尔克把注意力转向妇女，并将她们视为爱国者单独向她们致辞：

致妇女：“为我们赢得教育战争的胜利，你们也将为你们的国家做得更多，比我们所能做得还要多。”

致男人：“从今以后如果妇女不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绝不会获得全面发展，也将无可救药地落后，不能与西方文明平等相处。”

在阿塔图尔克开始实施改革之前，他在母亲的坟前说：“很遗憾我失去了母亲，但‘母亲’（国家）拥有自己的自由，她在发展，这减轻了我内心的痛苦。”几年前，我参加了土耳其担保银行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其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大，远远大于我在美国、英国的董事会上所见到的。然而她们有些人担心阿塔图尔克的改革会被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政府改回去，因为他代表的是基于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因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解除了知名的世俗主义者法官和支持阿塔图尔克的法官们的职务而遭到批评。在土耳其南部边界外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形势更加紧迫。土耳其的女性专业人士明白，就在边界外几英里远的地方，“伊斯兰国”控制了许多村庄。

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并加入劳动力大军，这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统计学数据，降低了生育率。土耳其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妇女通常不上那么多年的学，她们的生育率是其他土耳其妇女的2倍。在比较繁荣的土耳其西部地区，生育率只有1.5，远远低于人口置换率。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在使土耳其走上一条获取更多财富之路的同时，可能也加剧了土耳其人口存续的风险。

帽子问题

今天，我们很难去重视一顶帽子的力量。在阿塔图尔克时代，百老汇电影院座椅后面都有为绅士们挂帽子的钩子。从一张1923年扬基体育场开放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戴着一顶帽子，除却一两个人手里拿着帽子在晃。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斯塔滕岛渡轮上的习俗，在夏日的最后一天，男人们会把他们的草帽扔进港口。《圣经》规定教徒必须戴头巾，虔诚的犹太人仍然遵守着这一戒律。天主教的主教们戴着无檐帽。伊斯兰教教导男女都必须表现出恰当的谦逊（这可以被理解为一条妇女头巾、阿拉伯头巾，甚至是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巾）。在世界各地，帽子绝不仅仅是时尚之物，它们规定了人的地位、宗教、性别和军衔。从19世纪初期以来，以摩洛哥城市命名的土耳其毡帽（fez）已经成为土耳其社交礼仪中的装束。毡帽经常戴在无檐便帽上面，它不仅仅是时尚需求，而且具有实用的宗教目的。毡帽没有边，有助于人们祈祷，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向真主证明自己的谦逊，同时也让人们将前额触碰到清真寺的地板上。

对阿塔图尔克来说，土耳其毡帽表现了一种不同的恭顺——对老派“东方主义”的恭顺。阿塔图尔克认为，文明的西方人看不起头戴毡帽的土耳其人，他们同打着油纸伞的“中国人”或拿着长矛的非洲人一样，都不被西方人重视。他再一次使用别出心裁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毡帽也损害了经济：“无檐便帽、毡帽和头巾——这些都要花钱，这笔钱跑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买汉堡帽和巴拿马草帽的钱不会流向外国人的腰包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废除了土耳其毡帽，鼓励男人们戴有边的西式帽子。

西方的罪恶和西方音乐的优点

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程伴随着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卖淫和饮酒。在饮酒方面他有亲身体验，曾经举杯痛饮。当有些人对官方许可持照经营妓院的想法感到震惊时，阿塔图尔克解释说：“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在文化方面仍然非常原始。”大概他们的原始冲动需要得到照顾。法国人在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已经向该市的妓院发放许可证并执行每周医疗检查制度。他们把平等的观点扔到一边，为高级官员留出了最奢华的房间。妓院的大部分顾客是海员和旅客。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管理下，土耳其设立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一行业。该行业盛极一时，到处充斥着爵士时代的夜总会。政府偶尔也会逮捕或驱逐那些性质特别恶劣的人，因为他们同时涉足爵士乐、酒和性，其中有个被驱逐者，他的行业身份被官方划归为“钢琴家和皮条客”。

阿塔图尔克不是爵士迷，但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他喜欢维也纳的华尔兹，不喜欢托钵僧式的独自摇摆。小提琴出现在土耳其家庭中。阿塔图尔克提倡交响乐并邀请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到土耳其巡回演出，包括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选择欣德米特表明阿塔图尔克不是在装模作样，对尘封的莫扎特和巴赫的古典音乐假装表示怀旧。他不像那些装腔作势之人，书架上摆满了歌德和莫里哀的皮革封书籍，却从来没有打开过。众所周知，欣德米特把阿诺尔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等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搬上了舞台，他们的作品能让那些喜欢曲调优美、音调平和的观众感到抓狂。后来，纳粹把欣德米特本人的现代主义作品判定为“堕落”。约瑟夫·戈培尔认为他是“无调的噪音发生器”，将其彻底封杀。如同勋伯格一样，欣德米特努力改造音乐作品，把不和谐音与和谐音之间的起伏看作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用以排列和声结构。通过认可欣德米特，阿塔图尔克证明了土耳其将推进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一味臣服于它的过去。

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激发爱国主义

阿塔图尔克一定感觉到与欣德米特之类的人有着兄弟般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愿意彻底改变传统。在作曲家于20世纪30年代到土耳其巡回演出时，阿塔图尔克已经为土耳其人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字母表，他相信这套字母表将会提高人们的识字率。孩子们不用阿拉伯字母表，改用拉丁（西方的）字母学习土耳其语言，这更有利于顾及土耳其语言中的多重母音。他不叫这种字母是“拉丁”字母，而是将其说成是“土耳其”字母，使之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象征。阿塔图尔克不愿意依赖教师，而是亲自手提黑板走遍全国，参加全国范围的土耳其识字宣讲会。从1923年到1938年，土耳其的识字率翻了一番。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土耳其语有个缺陷——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词汇缺口”。土耳其语词典列出4万个词语的时候，法语和德语的词典则列出2倍多的词语（英语的词汇更多，因其词汇来源更为复杂）。土耳其语需要更多词汇，对此阿塔图尔克不会袖手旁观。他在自己的餐厅里放了一块黑板，请客人提交新词汇。在过去的90年间，土耳其语已经填补了词汇缺口，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阿塔图尔克的餐厅。

什么是土耳其人？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妇女的权利、世俗化的公众教育、新字母表——这些能够构成土耳其民族的基础吗？阿塔图尔克意识到，除了摒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开创出全新的未来之外，土耳其还需要感受到来自过去的一种情感纽带，剧作家称之为背景故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出现之前，土耳其来自何方？他与历史学家一起合作，编撰了一部《土耳其历史概览》，意在展现现代土耳其人是如何起源于高贵的史前游牧部落的。并且，据说这批早期的土耳其人数量成倍增加，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开疆拓土。当然在这个背景故事中也存在着一些虚构成分。就在阿塔图尔克着手这次历史冒险，尝试赋予“土耳其”这个名字以自豪和荣耀之时，他从法国和奥地利语言学家那儿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他们告诉他说，土耳其语早期的某种形式是所有语言的母语！这对阿塔图尔克的背景故事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根据太阳语言理论，远古时期的土耳其人崇拜太阳，他们称太阳为“ag”，而“agh”的喉音成为人类语言的原始基础。后来证明这是伪科学，但阿塔图尔克是不可阻挡的。

他已经规划好过去与未来、创造出新字母表与语言理论，但仍需要重新定义现在的“土耳其”这个词。他使用了“优秀的土耳其人”这个短语。优秀的土耳其人将充满自豪、勤奋和自信。玩世不恭者会说这听起来像童子军的誓言，然而象征和语言很重要。“优秀的土耳其人”既适用于泥瓦匠，也适用于艺术家。优秀的土耳其人能够学会音乐演奏技法，也能够按时上班。阿塔图尔克告诉自己的国民，“土耳其”（Turk）这个词来源于“图尔卡”（turka），意思是“强壮”。土耳其旅游局的任何人都会用厌恶的眼光看待《午夜快车》这部影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囚禁的美国人与其他狱友一起整天围着一个大石头轮子顺时针走动，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神志不清或疯掉了。有一天，这个美国人决定反抗，开始逆时针走动，其他人试图劝阻他或推着他按正确方向走动。其中有个人想要帮他，抓住他的衣服说道：“优秀的土耳其人总是向右走。”这儿的关键不是方向问题或令人烦恼的监狱，而是即使是囚犯也认为他应该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土耳其人”。

然而这能起作用吗？西方科学和一丁点儿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伪科学就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吗？经济迅速发展，使土耳其没有卷入如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或像20世纪30年代助长了法西斯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大萧条，土耳其比其他“一战”战败国运行得都要好。

今天，土耳其因为与库尔德分裂分子的危险关系而发生流血冲突。2015年10月，土耳其遭遇到其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恐怖分子攻击，当时与“伊斯兰国”有关的人体炸弹炸死了97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举行亲库尔德和平集会而聚在一起的。许多库尔德人谴责埃尔多安总统没有保护他们，谴责他打击他们的分离主义事业。在几周后的一次竞选中，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在国会中为其党派赢得了多数选票。尽管阿塔图尔克也不赞成库尔德斯坦独立，但他的确使许多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相信他们也是合法的土耳其人并拥有土耳其人的所有特权。像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这些小群体也在阿塔图尔克民族主义思想范围之内。他写信给库尔德领导人，保证他们是“神圣合一中携手联合的亲兄弟”。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概念可能并没有消除库尔德分裂分子的渴望，但它确实阻止了极端分子采取更为暴力的行动，并且鼓励他们参与到新兴的土耳其经济建设中来。

我们无法讨论“阿塔图尔克经济学”，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相当不拘一格的，换句话说，是杂乱无章的。曾经有一个名为“自由共和党人”的在野党短期内异军突起，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土耳其也曾有过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随后又出现过类似美国新政式的管制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经济以每年接近5%的健康速度增长，尽管当时世界经济正赶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逆风时期。

遗产

阿塔图尔克深受国内民众崇拜，并得到外国领导人称赞。批评家称他独裁，他确实常常如此。直到阿塔图尔克去世之后，多党政治才得以出现。他不承认库尔德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又有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委员会或哪一伙人会做得更好呢？我曾经与一位土耳其政治学者交谈，他告诉我说，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展太快”，我的这位朋友认为他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展开改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土耳其共和国在开始改革时先组建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由它们开会决定妇女是否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或全国的学校是否应该教授世俗科学，那么那些会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阿塔图尔克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极端主义者。但一个极端主义者在追求什么呢？这使我想起了巴里·戈德华特那饱受争议的说法：“以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恶行，而以温和手段追求正义也不是什么美德。”阿塔图尔克不是圣人，他的动机可能受到利己主义的影响。然而他设法把一个战败的、由多种语言组成的帝国带向了西方文明，并且同时恢复了它的荣耀。这种荣耀并非建立在上天的意志之上，而是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的辛勤工作之上。

阿塔图尔克勇敢而乐观。1926年，一群刺客策划着要谋杀他，警察把其中一个受雇的刺客拖到阿塔图尔克面前审问。这位同谋者不知道阿塔图尔克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他承认自己被雇来射杀阿塔图尔克，因为这位领导人据说已经危害到了国家。阿塔图尔克问道：“可你怎么杀死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你可能会误杀他人。”刺客解释说，在他开火前另一位同谋者会指出阿塔图尔克。阿塔图尔克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交给那位刺客说：“好吧，我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来吧，现在拿着这把枪杀死我吧。”那个人哭泣着瘫倒在地。

我希望阿塔图尔克对文明共和国的持久性不会太过乐观。他曾经说过：“文明是一场可怕的大火，能够烧光那些忽视它的人。”“可怕的大火”听起来更像是《圣经》里的说法，而不是世俗的说法。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类的激进组织，他们唤起人们的宗教狂热，激起年轻人心中的亢奋、鲁莽和愤怒，在许多城市燃起熊熊烈火。有一点可以证明阿塔图尔克是错误的，这一点很危险：与文明的力量相比，极具煽动性的反文明力量可能更强大或者至少更容易被激发。在夏天的晚上，文明的人们会走出家门，欣赏交响管弦乐队用重音炮乐器伴奏的《1812序曲》，但反文明的人们则会走上街头，用真正的大炮射击。

1938年，阿塔图尔克生病了，被诊断为肝硬化，不久就去世了。他的批评家们自然抱怨说这都是饮酒造成的。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卧室里的钟现在依然定格在上午9点05分，也就是他去世的时间。后来证明这也是某种胜利，因为古老的奥斯曼钟使用的是混乱的老式奥斯曼数字符号，“5”是用“0”来表示的。即使在死后，阿塔图尔克也使事情变得更具现代气息。

阿塔图尔克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是赢家。他的婚姻只持续了2年，但多年来，他收养了7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女儿长大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战斗机女飞行员。阿塔图尔克是他8个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是整个土耳其共和国的父亲。

[1]士麦那，伊兹密尔的旧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