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债务问题

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尽管他声称“简单明了是智慧的灵魂”，但是他对儿子雷欧提斯唠唠叨叨地提了一大堆建议，包括他的名言“别借债，莫放债”。即使是在中世纪腐朽的丹麦，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建议。作为大学生，雷欧提斯可能已经知道《圣经》不赞成借债，而且《利未记》中也记载了免除债务的大赦年。古老的希伯来语中借债“利息”这一词语来源于“蛇咬伤”一词。中世纪的牧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义项，当然，莎士比亚也精心刻画了图谋“一磅鲜肉”的放债人夏洛克。宗教和经典作品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债务害人。当我们考虑债务问题时，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几幅画面：挂着“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牌子的房屋、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前面挂着3个传统金球的当铺、19世纪的债务人监狱或者是衣衫褴褛的契约雇工。本章我们将不再陈述有关债务和破产的所有历史，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专著、期刊和神职人员的布道中得知这些。取而代之的是，我将提出一些你们在上述资料中可能没有发现的我个人的观点。首先，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债务可能具有积极作用，这取决于债务的种类和等级。其次，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陷入债务麻烦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而是更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最后，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们会建立起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将加剧其债务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债务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更像是对戒酒互助协会信条的滑稽模仿。下面是债务观念的三个阶段：

1.前工业化国家：债务不是好事。

2.工业化国家：债务还可以，但破产不是好事，会带来污名。

3.后工业化国家：债务和破产都不是坏事。

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人们的观点从波洛尼厄斯的“别借债，莫放债”演变成这样一句话：“管它呢，反正我们都已经搞砸了，对不对？”这句话更适合用来描述现代喜剧中的懒汉。你也许可以看出来，2016年的美国就很好地反映了第三个阶段。

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吗？

当然，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对于个人而言，借钱并不总是坏事。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从公民和邻国借钱也并没有那么糟糕。让我们先从向企业和个人贷款来快速入门，然后我们再谈政府借债问题。假如我正在做鞋子生意，想找一些黑色的细高跟鞋来吸引顾客，那么我最好有这样一些黑色细高跟鞋可以用来展示。高跟鞋制造商自然希望在把鞋子运到我的零售店之前得到货款。因此，为了能够将货物用来展览，我可以借钱付款。当顾客们脚蹬高跟鞋，努力保持着平衡，跌跌撞撞地走出鞋店时，我迫切希望卖掉那些黑色高跟鞋来偿还货物欠款，同时也能多挣点儿钱。如果我没能卖掉那些高跟鞋，破产了，出借人至少可以收回货物，把崭新的、没有卖掉的鞋子带回去（律师称之为“担保物权”）。自从第一位地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大市场展示柏柏尔地毯开始，这种借款方式就一直在运作。

现在，比方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有一份工作，想买一辆福特野马跑车。我可能拿不出3万美元现金，因此我想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这个周买个方向盘，下个周买条安全带，但是这不仅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集齐所有零部件，而且我也不是个熟练的技师，无法完成组装工作。在电视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的一个片段中，剧中人物拉达尔·奥赖利给他在艾奥瓦州奥图姆纳的父母“寄去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每次寄一个零件。艾奥瓦人通常比加利福尼亚人更善于机械组装。银行或汽车公司不会让我一下子拿出全部的购车款，而是会借钱给我来购买汽车，而我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比方说，5年时间里付清全款。假如我丢了工作，没有能力在这一时间内还款，经销商或者银行就会收回野马跑车，该车依然有利用价值（除非我把车开得跟我那个19岁的表弟一样糟糕）。这种借贷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工作稳定，并且没有仅靠红辣椒快餐店厨师那样的薪水就贷款30万美元购买一辆兰博基尼。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贷款购房这件事。

如果没有借贷行为，国家就难以向前发展。有息贷款开创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价值置于未来，促进投资。我第一次去希腊克里特岛时看到许多盖了一半的房子，对此十分不解。难道是房地产危机或者是海啸彻底摧毁了这些家庭？事实上，这是因为房屋抵押贷款没有到手，于是这些家庭只能利用手头上的现金来盖房子，盖到哪儿算哪儿。每个月，这些家庭可能会返回建筑工地，带着所需现金购买门窗或屋顶。只有当这个家庭积攒够了盖房子所需要的全部资金，他们才能搬进盖好的房子里。当然，他们或许没有坐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购买沙发或椅子。这种做法看起来相当谨慎，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相当原始。

如果说借贷通常是合理可行的话，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或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两个具有欺骗性的词语：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所谓举债经营（或者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所说的“齿轮作用”），指的是借钱投资，因为你相信投资带来的收益会高于贷款利息。举债经营对那些自认为比其他任何人都精明的人格外具有吸引力。举债经营者通常相信“博傻理论”。即使他们犯下愚蠢的错误，购买了价格过高的资产，他们也还会认为有一个更傻的傻瓜会从他们手中买走它。想象一下，假如你看到一幅带画框的蜡笔涂鸦画，认定这是杰克逊·波洛克的一件未被发现的作品。画的主人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而你以10%的利率借了100万美元，因为你相信一年之内一定有人会出超过11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幅作品。比这更离奇的事情都曾发生过。与此同时，你冒的风险也相当大。不要忘了，在你将其挂在自家乒乓球台上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等待价格上升的时候，这幅作品并不会带来任何收入。此外，你还应当考虑到假如这幅画的价值骤然下跌，你该怎么办。比方说，艺术鉴赏家认定你手里的波洛克的作品，其实只不过是幼儿园里一个名叫波拉克的孩子画的。这样一来，第一年结束之后，你还欠债权人10万美元的利息，外加100万美元的本金，这是你永远无力偿还的。

对更傻的傻瓜来说，外推预期是另外一个危险的陷阱。我经常发现，甚至连投资者都把“老于世故”的跟风投机视作投资理念，其原因仅仅是因为统计图表显示其价格走向持续升高。1995—2008年，许多高校基金会和养老金计划受托人都坚信商品价格只会涨得更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印度将需要更多的锌、石油和玉米。这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有笨蛋才会唱反调，但最终笨蛋赢了。这种“板上钉钉”的赌注是双重的外推预期：亚洲快速、持续的发展刺激了该地区对原材料的快速、持续需求。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前经济顾问赫布·斯坦（也是演员本·斯坦的父亲）举止滑稽古怪。他曾公开宣称：“如果某件事情无法继续下去，那它就会停下来。”偏激的商品投资人忽视了斯坦啰唆的教诲。在2008年和2009年，一揽子商品的价值缩水了一半。经济大衰退结束之后，商品价格试图再次攀升，结果在2011年再次跳水下行。当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联手出现时，它们常常显得既诱人又致命。大约在莎士比亚塑造波洛尼厄斯这个人物时，另一位名叫约翰·布里奇斯的英国作家这样写道：“傻瓜和他的金钱很快就会分手。”每当我看到一个更傻的傻瓜和他的金钱，我就想：“他们一开始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当更傻的傻瓜讨好政府时

过去，在波洛尼厄斯自以为是、武断地发表意见的年代，欠债不还是要背负恶名的。破产的个人会被投进监狱，卖身为奴，甚至被迫交出自己的孩子充当奴隶。1604年和1623年颁布的《英国破产法案》规定，某些破产者是要被游街示众或者割掉耳朵的。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惩罚。意大利的欠债者会在广场被当众羞辱，被迫光着屁股撞击特制的石头（想必是那种表面粗糙的石头）。我反对所有这些做法，它们太残忍了。并且，在我们这个“自拍”时代，迫使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屁股撞击石头的做法可能，甚至会鼓励那些自恋的借款人对他们的债务充耳不闻，无所顾忌。

在任何允许借贷行为的经济制度下（也应当如此），一些借款人由于运气不佳或判断失误会铸成大错。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富裕国家通常是怎样助长了民众内部不计后果的借贷行为，以及政府本身这样的行为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短语需要注意——风险共担。风险共担指的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中承担个人风险。这有助于在社会中创建信任契约。比方说，风险共担的借款人有还清贷款的动力。过去，割掉一磅肉或一只血淋淋的耳朵的做法有助于促使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失去自尊和名誉也同样管用。但现如今，破产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大部分恶名。甚至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破产公司数量在短短几年里激增了85%。在老辈人的眼里，一想到破产离家，那是很耻辱的。但现在，这或许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那些狡猾的债务人甚至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说法：“叮当邮件”——寄给银行一封信，信封里面装着被遗弃的房屋钥匙。

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我们知道了当房地产借款人在贷款协议所产生的后果中，不承担足够的个人风险时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购房夫妻通常需要准备好20%的购房款（首付款）。假如这对夫妇无法偿付抵押贷款，治安官将会把他们驱逐出他们所购的房屋，而他们先期投入的20%房款自然就丧失了。在随后的20年间，首付款比例逐渐降低，而联邦政府又出台了刺激政策，让银行把越来越多的钱塞入高风险的借款人手里。例如，1995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特许经营的两家金融公司）购买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强迫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有问题的贷款，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在告诉银行家们：不用担心，假如你们的购房者赖账不还，或只是投资失败，我们会担着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有意降低行市，让银行向那些风险性高的借款人贷款。到2006年，将近1/4的新增抵押贷款被视作次级抵押贷款。在加利福尼亚州，90%的新增抵押贷款都属于利率可调型，这很快就对国内购房者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影响。借款人有更多渠道获取更多贷款，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去顾及是否能够还款，也就是说，风险共担意识越来越淡薄。

圣迭戈市的房价从2001年到2006年涨了1倍，随后在2008年仅一年里就骤降了40%。这就是发生在圣迭戈市的真实一幕。我们以“X夫妇”为例。“X夫妇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尽管他们一生中从没有攒下一分钱。”他们前去拜访抵押贷款经纪人和银行家，前者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佣金，而后者则清楚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会从自己手中接过抵押贷款。“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的X夫妇”没有交付一分钱，并且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我曾询问过银行的相关人员，对没有审核纳税申报表就提供抵押贷款的做法银行会如何解释。他们说，在泡沫经济环境下，外加宽松的贷款标准、更傻的傻瓜以及外推预期的共同作用（虽然存在风险，但极具诱惑力），当地银行根本无暇应付各种文书工作。每个人都在交易中获利。电台广告宣传说，普通的外行也能通过炒房“赚得”数百万美元。一位银行家曾对我坦言：“我们当时并不想要求对方出示纳税申报表，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客户感到难堪。”难堪并不是多大的风险，真正可怕的风险是无法收回贷款。美国的纳税人在非法操作中失去的不是耳朵，而是信任。

尽管股市崩盘，数百万人失业，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国会也不断举行听证会，但看起来联邦政府并没有从举债经营、外推预期、更傻的傻瓜或者风险共担中吸取太多教训。2014年10月，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梅尔·瓦特宣布，这两家金融公司应当再次资助抵押贷款计划，首付款比例降低至3%。甚至连那些必须同政府政策制定者保持良好关系的房地产建筑商也对此举感到惊讶。托尔兄弟公司总裁罗伯特·托尔称瓦特的计划“相当愚蠢”。瓦特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讲建议采取更低的首付款的呢？地点就在拉斯韦加斯的曼德勒海湾酒店——孤注一掷的首选之地。

随着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以及人们表现得好像不那么愿意风险共担，人们的信任感也随之下降。那什么上升了呢？答案是一夜暴富的想法。当我们驱车在美国境内行驶，收听调频广播时，你会发现许多电台之所以要广播，完全是因为它们在推销公司广告，这些公司兜售黄金投资，大肆宣扬美元必将贬值。的确，在经济大衰退期间，黄金价格一路飙升，但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金价又一路下挫。最近在纽约一家宾馆住宿时，我打开电视，惊讶地发现埃德·克兰普尔（棒球运动员）出现在镜头中。在我小时候，动作迟缓的克兰普尔为大都会队效力，司职一垒。克兰普尔通过电视镜头要向观众讲些什么呢？购买黄金。我当时盯着屏幕在想：“克兰普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一辈子的长打率才是0.26。如果黄金公司雇用皮特·罗斯的话，我或许会听他的。罗斯是个狡诈的赌棍，但至少他的长打率是0.30。”黄金广告的终极主题是这样的：未来前景惨淡，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占你的便宜。因此你最好一夜暴富，否则在下一次插播广告之前你就会身无分文。

为什么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糟糕？

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说，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加危险。假设你父亲是个赖账的人，一直在家庭购物网和亿贝上疯狂购物。在他去世时你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只是收到葬礼通知，要求把他埋在他生前买的一口略显夸张的棺材里，棺材盖子上安装着利伯雷斯式的烛台。在葬礼上，当抬棺人把棺材降到墓穴中时，一位代表那些心情悲痛、权利受到侵害的零售商的律师把你拖到一边对你说：“请您节哀，我们也很难过。可是您父亲欠下了数百万美元的购物款，我们要求您来偿还。”此刻你可以对他说：“那请跳下去跟父亲要吧，因为我没有责任偿还他的债务。”你的回答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父母一死，他们的债务就不存在了。你可以继承自己父亲眼睛的颜色、下垂的嘴角或者超宽的下巴，但是无须继承他的债务。假如他欺骗或诈骗了百货公司或汽车经销商，让它们提供了贷款，那么它们应当为此负责，承担责任，因为这是它们的调查技术不过关所导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比债务人经验更加丰富，也更善于在贷款前核查申请者的信用等级、房契和所得税申报表。

然而，当国会议员和总统欠债时，债务并不会因为他们卸任或离世而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债务会自行增加，对他们的孩子，乃至那些还没有选举权的后代造成巨大的负担。自1961年以来，除了其中的5年时间，美国的预算每年都出现赤字。这并不仅仅因为时运不济，而是体制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打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号开战的。但是，谁来代表那些尚未出生、根本找不到投票箱的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子孙，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必须依靠爱国主义精神、道德标准，或者像田纳西·威廉斯所说的“陌生人的仁慈”。顺便说一句，威廉斯在酗酒中孤独地死去。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全球的各大政治中心，人们经常听到一些主题为“献给明天的年轻人”的演讲。难道今天的政客和选民无意保护他们子孙后代的权利吗？不是的，他们是要保护的，但并不多。

汉密尔顿对决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斗志旺盛的勇士。他是个私生子，从圣克罗伊岛的货务员做起，一步一步地，最终在178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竞争和野心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同时也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他建议民众应当推举“合适的人”担任立法者，这样的人会在某些方面超越渺小的个人利益。他是这样说的：

德才兼备者品德高尚，值得人们信任。他会感到欣喜，因为命运女神让他生逢其时，为提升人类福祉而奋斗……他高瞻远瞩，心系人类利益，鄙视争名夺利的卑劣行径。

汉密尔顿面见达官贵人，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他甚至努力争取，让联邦政府还清独立战争期间各个州累积下的2500万美元的欠款，外加7000万美元的国债，以及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在独立战争期间签发的大约价值700万美元的借条。当时，许多州的债务是以大约15美分对1美元的比率进行交易的。汉密尔顿认为，还清各个州的债务有利于提升美国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声望，可以在将来利用更优惠的条件进行借贷。他还认为，通过发行债券，可以让富裕阶层同新成立的国家结盟。换句话说，贷款人与借债国可以同舟共济。汉密尔顿曾宣称：“只要不过量，国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民族财富。”这种说法让性格执拗的辉格党人震惊不已。当然，汉密尔顿也的确设定了借贷的上限，提出设立一种“偿债基金”，规定美国在还清原有债务之前不能产生新的债务，并且国家开支（包括债务利息）不能超过其预算收入。

在美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时，汉密尔顿的思想十分有效。到19世纪30年代，国家还清了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巨额债务。到了20世纪初，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债务也有所减少。但随着国家在20世纪发展得越来越富裕，债务清偿制度逐渐淡化。今天，公众掌握的美国联邦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5%。如果把政府信托基金欠财政部的钱，例如把社保加上的话，那么美国的欠债就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这就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假如富裕国家对财政制度抱有认识上的偏见，并对爱国主义情感造成强烈扭曲，那么政客和选民如何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呢？为了能够得到一些清晰的线索，我们不再研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转而研究20世纪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

当政府被赋予借贷的权力时，它就有权来约束那些对它来说是陌生人的未来公民。然而，人类生来并非一定要去细心照顾陌生人，尤其是那些还未出生的抑或是陌生人的孩子。我们在生活中偏爱我们的直系亲属，关注当下生活。我在前一章中曾指出，父亲们更愿意为他们亲生的孩子交纳学费，而不是那些养子养女。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英国一位名叫威廉·汉密尔顿的12岁孩子，正在摆弄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一些残留物品。不幸的是，这些物品不是军用水壶或者莱茵兰[1]地区的地图，而是手榴弹。其中一枚手榴弹爆炸了，炸飞了这个孩子的几根手指。孩子的母亲接受过急救训练，她赶忙把小威廉送到了医院。医生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但无法保全他全部的手指。后来，这个孩子到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家人如何互相照顾”这个问题。汉密尔顿逐渐形成了一套杰出的原创进化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汉密尔顿意识到，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过于自私、夸张，也过于严酷，而且对许多行为都难以解释。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父母会为子女做出牺牲，其中某些牺牲可能是突如其来和致命的，比如跳到汽车前面推开命悬一线的孩子。另外一些牺牲可能没那么惊心动魄，比方说，母亲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为的是在自己死后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孩子。

汉密尔顿指出，人们能够做出巨大牺牲，但这种牺牲取决于他们与受益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父母与自己的孩子有50%相同的基因，祖父母有25%，直系表兄妹有12.5%，第二代表兄妹有3.125%，而陌生人为零。在研究汉密尔顿的内涵适应性理论的数学表达式之前，我们可以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人可以为了救2个亲兄弟的性命而甘愿牺牲自己，或者是4个直系表兄妹，或者是8个第二代表兄妹。汉密尔顿使用了c<br这个表达式，意思是说某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前提是牺牲产生的好处b，乘以与受益人的亲密程度r，超过了牺牲的代价c。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兄弟乔希跟你要10美元，他相信自己可以用10美元赚到25美元。此时，你所牺牲的c是10美元。你同乔希的DNA有50%是相同的。25美元×50%=12.5美元，超过了10美元，因此你很有可能会给乔希10美元。现在，假如你的第二代表兄鲁斯蒂犹犹豫豫地前来跟你要10美元，他也相信可以赚到25美元。在这种情况下，25美元×3.125%=0.78美元。对不起，鲁斯蒂，你不会为他所动。汉密尔顿并不傻（尽管他曾玩爆过手榴弹），他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过于刻板。许多人为慈善事业捐款，在度假期间也会匿名向小费罐和救世军组织的存钱罐里投钱。我和妻子曾赞助过学校戏剧演出。当女童子军前来敲我家门时，我也曾争着买她们的饼干。这并不是因为我十分喜欢吃饼干，而是因为这样做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我妹妹以及我女儿儿时也曾穿着幼年童子军军服这样做过。虽然如此，从广泛的人口结构来看，汉密尔顿的基本方法还是有用的。在1620年感恩节的那批清教徒移民中，50%的人在第一个冬天过后就死掉了。与幸存者相比，死掉的这些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数量更少。最近有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洛杉矶的300名老年妇女：“当你遇到困难时，谁对你帮助最大？”最普遍的回答是“至亲”。甚至连松鼠对亲属都更友善。野外生物学家曾报告说，当松鼠发现丛林里有郊狼的时候，它就会警告自己附近的亲属，并冒险把郊狼的注意力引向自己。但如果附近没有它的亲戚，那么松鼠就会悄悄溜走，选择自保。

在本书尾声部分，我们将讨论为了倡导牺牲精神，鼓励见义勇为并形成兄弟情深的社会风气，国家如何能够创造出超越DNA的关系纽带。如果缺少这些新的纽带，人们就会表现得更像松鼠那样，不会有怜悯之心或英雄之举。在威廉·汉密尔顿所处的这种国富民强、人口多样、家庭关系简单的国家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借贷制度事实上更加危险。

有关节俭的悖论与有关盗窃的悖论之间的比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享乐主义者。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同时也是大约1930—1980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概念，后来被称作“节俭悖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储蓄是件糟糕的事情。假如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节省在汽车上的开支，转而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账户，那么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看好像不对，但事实上人们最终用于储蓄的额外收入会减少。凯恩斯说：“我们越是道德高尚，就越会决定勤俭生活……而我们的收入也就会越来越少。”对从波洛尼厄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说法都是有力的打击。在凯恩斯的世界中，存一分钱就等于浪费一分钱。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把节俭悖论写进全世界的教科书里，并在后来利用它来鼓励政府在对付经济衰退时进行消费支出而不是削减税收。当然，假如所有的购物者突然之间都开始罢工，那么经济肯定会产生剧烈震荡。但是，节俭悖论也有自身的缺陷。比方说，如果储蓄增加，利率就会下降，这可能刺激更多的投资行为。经验性实例表明，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同较强（而不是较弱）的经济增长相互关联。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去争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想要讨论这一问题，请大家阅读我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学大师们》。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一下节俭悖论的另外一方面，我将其称为“盗窃悖论”。通常说来，一个家庭若变得越来越富裕，那这个家庭就越不大可能陷入债务深渊，出现违约和破产情况。一般情况下，收入处于前5%的家庭所欠债务相当于收入处于后95%的家庭所欠债务的一半（这里指的是债务与收入的比例），但大家都听说过例外的情况，如尤里塞斯·S.格兰特（此人的面孔出现在面值50美元的纸币上），到破产歌星密特·劳弗以及黑人歌星50美分（他们的面孔都没有出现在任何纸币上）。总体来说，富人们睡觉睡得更安稳，并且有关幸福指数的调查发现，金钱确实能够买到心理上的安宁。那么这一悖论又是什么呢？我的研究表明，对于单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事实通常是相反的——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累积的债务比例更高！2010年，在经济大衰退的打击下，像墨西哥、越南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所欠债务要少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美国累积起来的债务相当于其年产值的75%左右，而俄罗斯仅为10%。当美国的年度预算赤字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时，俄罗斯的赤字不到4%，墨西哥不到3%，而印度尼西亚则炫耀自己收支平衡。俄罗斯尽管远没有美国富裕，但它也没有像美国以及美国那些“富裕的”盟国那样从外国大肆借债。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夕，美国的负债比率为39%，墨西哥低于17%，而俄罗斯则大约为10%。

此刻，我并不是说生活在贫穷国家要比生活在富裕国家好，或者说贫穷国家的政府比富裕国家的政府更精明或者更诚实。它们并非如此，而且其中许多国家有时候会陷入债务危机（当商品价格在2014—2015年大幅下跌时，俄罗斯经济也遭遇了滑铁卢）。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克服盗窃悖论，并弄清楚为什么富裕国家常常累积下更多的债务。为什么这一点成了富裕国家的必然结果？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因为富裕国家能够借到更多的钱。银行和债券买家更愿意把钱借给富裕国家，因为富裕国家通常能够偿还银行和买家们的贷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通过展现还清债务的历史，国家可以树立起更高的声誉，这反过来可以让国家借到更多的钱。此外，富裕国家也拥有实物资产，可以为贷款提供支持：火车、飞机、过路费收入以及铁路，等等。由于美元依然被视作世界上主要的外汇储备，因而银行家们愿意接受以美元标价的银行本票。事实上，美国政府每印一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都可以从中赚钱（被称作“货币铸造税”）。全球各国的人们付给美国铸币局价值100美元的物品，可以换到一张6英寸的薄纸，而这张薄纸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像蒙古这样的弱小国家不会用本国货币发行太多债券，因为很少有债权方会接受用蒙古图格里克作为抵押品。相反，蒙古会承诺使用美元来偿还其债务。

其次，富裕国家之所以开始累积起更多的债务，是因为他们的生育率下降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见到的那样。随着退休者比例的增加，这些人需要的产品数量也在增加，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日本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50%左右飙升至今天的245%。假如生育率降至人口置换率以下，那就几乎不可能还清不断累积的债务。

最后，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束缚子孙后代的契约经常会遭到破坏。在盗窃悖论中，谁遭到了盗窃呢？年轻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下面这两个美国人的情况：第一个人出生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2016年年满65岁；第二个人尚在襁褓之中，刚从医院产科病房回到家中。婴儿潮出生的这个人会在有生之年从社保和医疗福利中直接获取32.7万美元，超过他所支付的联邦税款，而这个新生儿只能向自己借钱。她将支付42.1万美元的联邦税款，超过她从未来福利中得到的收入。为了给政府项目提供资金，她一生的税款需要向上微调，每赚1美元需要缴纳60美分税款，而想赚到那些美元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的女儿最近要求我给家里买一辆电动车。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

她解释说：“就是你看到的、人们在好市多公司骑的那种电动车。”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说道：“这太荒唐了。第一，我们都需要增加锻炼；第二，电动车太贵了，我不会买的。不要再想了。”

她是有备而来的。她说：“不要担心，老爸。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医疗保险会为此买单的！”

很显然，电视广告并没有解释谁会为医疗保险买单。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现在许多政客愿意牺牲年轻人的利益，不仅让他们为老年人买单，而且为他们自己那种目光狭隘、短命的政治声望买单。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金融票据和国库券等名目繁多的东西借债。但是这些借据通常会持续多久呢？70%的美国债务的持续期不超过5年，其中许多债务在到期时会延期付款，利率可能会高出许多。今天的政客们就像是娱乐节目的参赛选手，根本不会认真地考虑他人的未来。的确，自从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20世纪50年代在参赛选手面前晃动一只玩具鸭开始，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了娱乐节目的天地。无论是在观看娱乐节目《惊险交易人》还是《幸运之轮》时，美国所有人大概都曾经对着选手高声喊道：“别傻了，快拿钱走人！”这实际上应当是美国公民在过去几年里对美国财政部发出的呼声，也就是从2009年（当时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到201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累积到了7.5万亿美元。奥巴马之前所有总统所欠债务的总和累积起来大约是10.6万亿美元。美国人民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偿还这笔巨额债务。然而，世界还是愿意向美国贷款，10年期贷款利率大致低于3%，在有些年份，利率低至1.6%。

既然这样，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不采取办法，发行50年或者100年期的债券，一辈子锁定那些微不足道的利率，让明天的孩子们得以喘息呢？你可能会想，没人会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存续50年或100年。但是很多公司已经成功拍卖了长期债券。华特迪士尼公司发行了“睡美人”债券，市场对此全盘接受。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市场需求比公司预期要高出许多。”2010年，当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发行百年债券时，该公司也享受到了类似的礼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金融机构投资者像发疯一样地购买，这使得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增加了1倍多的发行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从铁路公司购买百年债券啊！在22世纪，世界上还会有铁路存在吗？另外数十家公司，包括可口可乐、IBM、联邦快递以及福特公司，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

想要理解发行超长期债券带来的好处，不需要才智超群就可以做到。但是，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耶鲁大学，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世界上的一些政府也彻底领会了这一概念。2010年，购买者甚至争相购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百年债券，尽管该国曾在1827年至1994年有过货币贬值和违约赖账的不光彩历史。

日本、法国和英国政府也都销售过40年期或更长期的债券。

美国财政部没有效仿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墨西哥政府的做法，而是毫无顾忌地借贷短期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却要延期付款。英国政府的债务平均到期年限是美国的3倍。奥巴马政府声称政府已经从低收益中获利，并且事实上也延长了平均债务期限。但这种说法纯粹是吹牛，不足采信。不错，债务期限大约延长到了5年，但这依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也低于2001年创纪录的6年左右的时间期限。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对照一下2001年的情况。2001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16%。2012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停留在1.6%，直到2015年才攀升到2%以上。假如政策制定者对子孙后代多一些考虑、多一点儿责任，那么他们本应该打破2001年的纪录，而不是只能望其项背。根据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的记录，负责债务管理的代理局长曾表态说，财政部希望能够“保持灵活性”。有时候，灵活性是件好事，比方说，假如你是一根橡皮筋、一个玩具弹簧，或者是大苹果马戏团里的一个小丑。但是，假如你是债务管理局局长，有机会锁定借贷利率，协助避免金融灾难，那么此时你最好还是立场坚定一些。

为什么政府选择扮演才智平庸的娱乐节目参赛选手的角色呢？答案可能并非是他们才智平庸。我们汇总一下常见的疑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狡猾的政治私利和对短期贷款的偏爱。因为短期的债务收益通常处于收益曲线的最低点（这种曲线常常表明长期贷款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短期贷款能造成预算赤字较低的假象，凸显总统良好的财政状况。美联储可以大笔一挥，把短期利率降至零，这样现有债务的利息成本看起来就相当微不足道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但是，这是一种可怕的权宜之计，尽管可以让奥巴马总统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子孙会每况愈下。发行百年债券，或者哪怕是50年债券，需要更高的利率，可能是3%或4%。当然，这会给近期的赤字报告带来更多的压力，但是假如这种做法能够明显地有益于选民，那么领导者就应当愿意承担个人形象方面的某些损害。把百年借贷利率锁定在3%或4%，应当是自米开朗琪罗同意为尤利乌斯教皇在教堂顶部绘画以来最合算的一笔交易了。

奥巴马总统的顾问们其实应该承认，我们的时间相对较短的债务对美国公民造成了伤害。假如收益回归正常水平，那么在未来10年间赤字将会飙升4.9万亿美元。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买房，你会建议他接受在随后几年会快速增加的可调整的引诱利率进行抵押贷款吗？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引诱利率是为那些不可靠的推销员准备的，而美国不应当是个不可靠的国家。

很显然，挑战和风险要比鲍勃·巴克或德鲁·卡雷在《价格猜猜猜》节目中曾经提出的任何挑战和风险都要大得多。今天，如果政府试图延期支付美国国债，那么利率就会快速增加，而全球金融体系也会盯着美国纳税人，然后宣布：“游戏结束，你输了。”

要想解决盗窃悖论，我们需要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把社会在纵向和横向上联系起来，不仅是那些不同种族和不同职务的人，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不同时代的人。在国会筹款委员会那间气氛友好的密室中，婴儿们有发言权吗？政客们常常展示他们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们精神抖擞，在国家公园中跋山涉水。他们说自己支持环境保护，为的是子孙后代可以在星光下享受野营带来的乐趣，可以拍摄栖息在高高的白杨树上的白头鹰。倘若我们的债务发生雪崩，把我们的子孙深深埋葬，以致他们不得不廉价抛售国家宝藏来勉强维持生计，那将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短期流动资金带来的风险

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金融时代，债务管理不善变得更加危险。“热钱”（短期投机性流动资金）加速了全球市场发展，就好像一根失控的消防水龙带开始向货币交易平台喷洒冰毒一样。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华尔街之狼》中，男主角吹嘘自己吸食了“大量的毒品，结果让曼哈顿、长岛和皇后区平静了一个月”。这句台词写得棒极了。但是根据我在对冲基金行业的工作经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北京根本不平静。如果那样倒好了。可问题是他们极度兴奋，靠的是阿得拉、红牛饮料和乌龙茶。

想要理解热钱的流通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家庭场景入手：在过去播放的黑白电视节目中，比如电视剧《反斗小宝贝》，想要买房的爸爸妈妈会开车前往当地冷冷清清的银行。他们认识银行家，而银行家也清楚他们的信用风险是否良好。他们的孩子还会从银行家那里得到棒棒糖。（我依然记得那些棒棒糖。）甚至在电视剧《贝弗利山人》中，那个可怜的乡巴佬出身的亿万富翁杰德·克莱皮特也认识自己那个滑稽的银行家德赖斯代尔先生。假如克利弗家或者克莱皮特家贷款了，那么银行就被套牢了。因此，银行家就会十分上心，关注他们每月的还款情况。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与房利美合作的华尔街把贷款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易的证券，切断了储户、银行家和借款人之间的联系。到了2006年，发行抵押贷款的银行可以把98%的债务转嫁给华尔街，从而让银行几乎失去了监管贷款的动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那样，银行家不再共担风险。这种关系上的疏远推动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房价飙升，也引发了经济大衰退。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国际热钱问题也加剧了这一灾难。

在当今世界，投资者的眼睛一直瞄着电脑屏幕，寻找“下一个重大事件”。这有可能是高科技股票、石油钻井平台，或者甚至是某一特定国家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准备就绪、下定决心、蓄势待发，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在经过交易大厅时，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喋喋不休：“哥斯达黎加要反弹了！”“如果脸书网股票超过80美元，我就全部出手！”“我要全部购买巴拿马债券！”当短期投资者嗅到一丝股价暴涨的迹象，他们就会马上猛扣扳机，向目标抛出数十亿美元。这种狂轰滥炸式的投资会让资产价格飙升。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这其中的许多股票，乃至许多国家容量太小，根本无法稳妥地吸收数十亿、上万亿的激情投资。（我在担任具有传奇色彩的、价值15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总经理时，我们实际上购买了加拿大公债标售的2/3，而加拿大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啊！）大家请记住，激情是会消失的。或许导致激情消退的是一则有关某个政客的负面报道，或者是像沃尔玛那样的大玩家取消的库存订单。假如那些喜欢四处乱扣扳机的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感到不安，开始撤资，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非常明显——血淋淋的破产。

20世纪90年代，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开始腾飞。华尔街投资顾问们叫嚣道：“投资‘亚洲四小虎’，大家一定不会吃亏。它们是不可阻挡的超级出口明星！”1996年，私人投资者向这四个规模不大的国家注入了930亿美元的资金。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是，向这些国家注入这么多的资金拉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使其难以出口廉价商品。因此，在1997年，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感到不安，投资者一下子撤资超过120亿美元。这种180度的大转弯所带来的资金流出比它们总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还要多。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开始崩溃，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买车买房了。印度尼西亚国内发生了暴乱，上千名平民丧生。新闻报道触目惊心，充斥着趁火打劫、大规模强奸等内容，最后出现了一种仇视外国人的形象说法——“华尔街奸商强奸了亚洲”。充满暴力、混乱的世界经济残害了普通百姓，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华尔街那群极度兴奋的恶狼的左右。

尽管本书重点并非关于环境恶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看一下当代经济是如何更加容易地传播病毒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们离家外出的距离不会超过几英里。正如科学家兼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动物、植物和人都保持了一定距离，被高山和海洋分割开来。但是离家外出者，无论是流离他乡的犹太人、参加东征的十字军，还是移民者，他们都携带着病毒，并把它传染给了那些脆弱的群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死于敌人偶然传播的细菌的人要多于直接战死的人。全球化进程打开了世界大门，开始接受服务、商品以及病原体的自由贸易。自1800年以来，人类的流动性增加了上千倍。与此相同的是，病菌和瘟疫的传播也增加了上千倍。登革热病毒原本在亚洲虎斑蚊之间传播，但这种蚊子乘坐装有废弃轮胎的集装箱漂洋过海，被带到了其他地区。在巨型油轮的压舱水中，具有攻击性的斑马贝从俄罗斯来到了北美五大湖。每一架降落在英国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或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飞机，都会携带数不清的病菌，并在此登陆，寻找新的宿主。30年前，棕树蛇来到关岛，它们在这里杀死了森林里大部分鸟类。如今，它们又作为偷渡者，藏在空中客车的轮胎里，搭顺风车来到夏威夷。美国农业部估计，这些四处乱窜的蛇每年能造成6亿至21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医疗事件和电力故障。为了抵御棕树蛇的入侵，美国农业部向森林地区派遣直升机，投放体内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死老鼠，它们可以毒死这种爬行动物。当然，这种解决方法并没有取缔空客飞机的飞行。那些无意中运输令人心烦的棕树蛇的飞机可能在货仓里运输的就是宝贵的疫苗和救命用的医疗器械。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悖论，并且找到办法，既要最大限度地运输医疗设备，同时也要阻止棕树蛇登机。

对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贫穷国家在过去看起来相当遥远。这些国家被视作远在天边或处于原始蒙昧之中，只有那些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敢于冒险的探险家或推销员才能够见到。但如今，世界在变小，病菌成了飞行常客，贫穷国家遇到的问题在富裕国家中也显现出来，而富裕国家反过来在其内部也产生了它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正被转交给新的一代人。

[1]莱茵兰，旧地区名，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