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代价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袭击安达曼群岛时她80岁。她个子很矮，皮肤黝黑，浅色头发。她还记得当时村子部落里的老人警告她说：“地球要裂开了，不要四处乱跑。”但当海浪席卷村子时，她爬到树上救了自己一命。她的名字叫博阿。当邻居们在2010年2月埋葬她时，他们也埋葬了她这个民族的语言、法律、童谣、丧葬仪式以及未来的梦想。她是最后一个讲一种名叫“博”的古老部落语言的人，也是同一种具有6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有着直接联系的最后一人。我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博”这种语言的灭亡，我也没有发去悼念卡，因为谁会打开这张卡片呢？

博阿部落里的老人们错了，因为地球并没有真正裂开，但博阿的部落被其他力量吞噬了，包括欧洲定居者带来的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安达曼群岛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文明世界的诱惑，这些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长辈。任何一个现存的国家在经历下一个100年或1000年之后，都会同“博”这种消失的语言一道被埋葬掉。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阻止“国家变得混乱不堪”？这些强大的力量能够找到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拖拽、破坏和撕裂国家。每个国家必须明确表态，决定自己是否能够应对繁荣带来的代价。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当然最关心自己的国家。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发现，持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工作机会的减少以及激增的债务已经使得美国变得千疮百孔。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繁荣带来的后果。诸位不要误解我。繁荣当然是件好事。我们正在享受着更长、更健康的生活，更好的药物，可以选择不同的水果、蔬菜、鲜花和平板电视，这些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修复国家出现的裂缝，还是任由繁荣带来的力量把这些裂缝撕裂得更大。据说，贝齐·罗斯缝制了美国国旗。但现在已经没有面料可以交给哪个裁缝，让她再次把国家重新缝合到一起了。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像亚历山大大帝、阿塔图尔克以及其他那些领导人是如何战斗，保持国家统一或者创建新的国家的。现在来看这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相当困难。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9年告别演讲中，为美国经济复苏感到自豪，但他也意识到社会使命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他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在总统离任时都会提出某些警告。我这个警告在我头脑中考虑了好久。”乔治·华盛顿警告美国人不要因为遥远的外部势力而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要人们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但里根提出的警告更细微，影响也更深远、更强大，超过了B–52轰炸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国主义精神有逐渐弱化的倾向。他说：“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倾向是以过去8年时间里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开始的，也就是被我称为‘新爱国主义’的民族自豪感的复苏。这种民族感情的确很好，但意义并不大，并且也不会长久，除非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在里根执政的两届任期内，他的容貌似乎变成了老式海报中山姆大叔的形象（尽管头发更黑一些）。里根在2004年去世时，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对手、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里根本人就是美国。尽管如此，里根还是意识到，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爱国者的无所作为。

里根不仅仅是个爱国者（patriot），他还是我所谓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ist）。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爱国者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而爱国主义者则认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是件好事。同理，孩子自然会爱自己的妈妈，但像坚持哲学原则那样坚称孩子必须爱自己的妈妈则是另外一回事。如今，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一种警告：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具体的妈妈或国家理应得到这样的情感，而那些虐待孩子的妈妈或者行为残暴的国家则得不到这样的情感。人在理论上可以是爱国主义者，但依然可以谴责拥护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人。对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来说，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我在本书前面所讨论的那些经济力量正在发生作用，分裂国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却拒绝接受公民本应遵守的爱国主义的原则。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这是参与到了文化战争中，常常把我同电视上那些争执不休的专家学者联系起来，其实这是有差别的：保守派通常会把我们的社会裂痕归咎于那些越南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左翼教授或学者，这些人利用反美仇恨影响了几代人。保守派常常拿比尔·艾尔斯的名字以及他同奥巴马总统之间令人怀疑的关系做文章。而我认为，社会裂痕是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所造成的。（有趣的是，我的指责带有某种“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那么，那些“反美”教授们让人担心吗？畅销书《美国人民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在一份国庆日电文中宣称：“我们必须放弃民族主义及其所有象征物：国旗、效忠誓言、国歌……我们需要向人类宣誓效忠……需要驳斥那种认为我们国家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道德上超越这些国家的想法。”津恩让人担心，但并不完全因为他严厉批评美国，并将其历史功绩同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相提并论。像津恩这样的思想家之所以让人担心，是因为他们同时还是反爱国主义者，抨击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旧金山一间教室里目前的局面：那里的学生不向美国宣誓效忠，而是在背诵“效忠世界宣言”。我也喜欢我们的地球，但问题是，我们的地球无须爱国者就可以不停地旋转。假如战争或瘟疫毁灭了所有人，地球照样会不停运转，太阳照样会从东方升起。而国家要脆弱得多。假如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么请到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广场走一走，挥舞一下拉古萨（灭亡于1808年）国旗或南斯拉夫（灭亡于2003年）国旗。然后前往火车站，向列车员打听一下下一趟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于1992年）或波西米亚（灭亡于1918年）的火车是什么时候。或者你可以尝试同博阿（死于2010年）聊聊天。

在本章最后，我将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入手，尽量提出一些简单的方法，修复我们所看到的裂痕，并提出一份《爱国主义者宣言》。

这仅仅是土地、鲜血和勇气

我一直非常喜欢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比方说，有部小说扣人心弦，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一位阿拉斯加丛林飞行员的故事。小说开始时却在介绍数百万年之前，大陆板块是如何互相碰撞挤压，造成大块儿土地从北纬34度移动到北纬64度的。我不会回顾这么久远的历史，但我们都认为北美大陆并没有为其居民设定任何特殊的文化或价值观。换句话说，美洲土著人、因纽特人以及欧洲移民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当然，北美大草原、荒芜之地以及河流分布影响了他们寻找食物的方式以及他们信仰的诸神。但这片土地并没有告诉他们必须尊崇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下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诸如自由、一夫多妻、教育、赌博、旅行以及剃腿毛和腋毛。岩层结构并没有教导路德教会的先驱们把他们的死者单独埋葬，却告诉达科他州部落成员把他们的死者“埋在树上”（或架子上），下面埋上一匹死马，这样一来这匹马就可以驮着尸体赶往“来世”。当然，进化演变在文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清除掉了那些做出错误抉择的个人和群体。例如，有些部落或许鼓励无节制的滥交行为，这样的部落更容易感染性病，最终灭亡。

通常来说，文化品位也不是由土地赋予的，甚至也不是由我们的基因赋予的。大多数高加索人不喜欢发酵泡菜的味道，但在韩国长大的高加索人喜欢这种味道。大多数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粉丝不喜欢中国京剧，认为它喋喋不休，但大多数喜欢鲍勃·迪伦那种喋喋不休嗓音的粉丝却不喜欢威尔第的歌剧《弄臣》。画家鲁本斯和波提切利认为完美的女人都是曲线优美的，但假如这些完美的美女从画中走出来，走进今天瑜伽服装品牌露露柠檬的商店，那人们对她们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她们太胖了。她们会被放在体重指数测量尺的预警区。每年，数百万游客前往欧洲，拍摄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的照片。但是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口中的“哥特式”是一种侮辱：它们看起来丑陋、野蛮、守旧。既然人们对教堂和臀部大小的喜好能够发生改变，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对所谓的美国价值观的情感依恋就不是脆弱不堪的呢？像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这样的文化价值观是需要培养的，否则它们就可能被废除或被取代，或者完全发黄褪色，就像最后那家伍尔沃斯商店里最后一个冷饮柜台前的油布地板那样。

神话和有关进步的悖论

我们正处在网络空间时代，业务外包、内销以及全球化进程发展很快。国际巨星为了避税很少定居在任何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国家都感到有些东西仿佛在悄然流逝。在20世纪中叶，就像亚哈船长追逐白鲸一样，杰出的小说家都在争相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术语最初是在1868年被提出来的，当时能成为一名美国人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美国文学中，最出色、最生动的开篇语可能出自1953年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灰暗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所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尽管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但他欣然接受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那种狂放、坚毅的价值观。然而，等到了2004年，诺曼·梅勒指出，“人们已经无法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了。菲利普·罗斯早已退出了写作竞赛，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讽刺的手法，给自己1973年的作品命名为“伟大的美国小说”。但今天，又有谁能够塑造出可信的人物，理解我们国内的动荡局势，同时还能够把握住关于美国特性的那种不明确的思想呢？在梅勒看来，不是小说本身，而是美国特性变成了那头难以捉摸的白鲸，横冲直撞，无法掌控。

1958年，在梅勒、贝娄和杜鲁门·卡波特驰骋文坛的时代，伦纳德·伯恩斯坦站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上，面对纽约爱乐乐团，为年轻人举办了举世瞩目的电视直播音乐会讲座。一开始，他利用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来吸引观众中的儿童。孩子们齐声高喊：“《独行侠》！”他在第二场音乐讲座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音乐？”伯恩斯坦当年精力充沛，在思想上敢于冒险，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黑白视频体现出《广告狂人》中的那种20世纪中叶的氛围。伯恩斯坦调动起管弦乐队，在演奏20世纪作品时尝试打破欧洲协奏曲的传统束缚，把爵士乐、印第安人音乐韵律、黑人的灵歌以及体现伟大的西部拓荒者的震撼高潮融入其中。随后，在数百万人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转播时，他把指挥棒交到了阿龙·科普兰手中，由他来挥臂指挥自己的《众人信号曲》。今天，又有谁能够提出“什么是美国音乐”这一问题呢？什么样的号角声能够代表今天的芸芸众生呢？又有哪些人常常不理解改变自己的各种经济力量呢？这些力量把自己从全职员工变成了顾问，从受法律保护的养老金领取者变成了依赖不稳定的联邦医疗保险金的老人。

因此，我们还能继续传播美国价值观吗？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听起来太老套过时了。这让我们接触到最后一个悖论：我们的经济进步得益于毁灭昔日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和魔法巫术，得益于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但我们还需要保留一些神话传说，目的是能够维持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在现实生活中，当科学参与进来的时候，魔法就出局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患上流感时会去看医生，而不会去找部落中的巫医。农民们不会依赖祈雨舞，而会求助于孟山都公司。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把火从奥林帕斯山上带到人间。但是我家厨房中密西西比州制造的维京牌煤气灶能够释放出18978300焦的热量，却不需要我向诸神祭祀什么。在被工作单位解雇或得到晋升时，我们很少有人会问一下这是否表明我们属于“上帝的选民”，会在来世得到回报，就像早期的加尔文教徒那样。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态度，这是好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两条腿生活同四条腿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运动的出现使社会快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世界，这里充满了机遇。人类长得更高，活得更长，并且想方设法摆脱了穷困潦倒的农村生活。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存在巨链”这样的哲学等级观念已经断裂，这种观念曾使得当时的农民不敢冲破藩篱，摆脱他们在生活中的低下地位。让–雅克·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在说这句话时，可能指的是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束缚限制了男人和女人的雄心壮志。

然而，摆脱枷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清醒过来”（disenchant）。这里用的这个词是马克斯·韦伯从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那里借来的。在自己的诗歌《转折》中，华兹华斯哀叹道：

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

理智却横加干扰，

它损毁万物的完美形象——

剖析无异于屠刀。

苏格拉底教育我们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我认为，过于透彻的生活也不值得过。我们需要某种神秘来保持情感健康。由于我们已经把神话和魔法从职场和经济中排挤出去，因此人们开始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它们。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互联网上出现了无数条理分明的最佳运算法则，而当时的畅销书都重点刻画巫师（《哈利·波特》）、吸血鬼（《暮光之城》）以及据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留给后人的密码。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看待这一悖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点儿魔法，但现代文明在科研探索的驱动下，开始揭露魔法师的欺骗手段。威廉·巴特勒·叶芝发现：

文明被拼凑起来，

以规则的名字，

靠和平的伪装，

假借各种错觉；

但人是思考的动物，

虽然心存恐惧，

但无法停止劫掠，

累世经年掠夺、狂欢、铲除一切，

但最终陷入现实的废墟。

阿塔图尔克曾面临过这一悖论。他把牧师赶出教堂，推翻苏丹的统治，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他知道，科学上的工具——试管和烧杯，无法填补真空，无法创造“土耳其特性”。因此，他采取激进措施，包括推行新字母，歌颂令人怀疑的人类学。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很少有人讲希伯来语，大多数人讲德语、俄语、意第绪语或者英语，其中许多人是科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是位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然而，他们恢复了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古老语言，在祈祷时使用，但通常不会在犹太人社区和犹太人村庄使用。狡猾的明治维新革命派从行动上看仿佛是在让强大的神圣天皇重新复位，但实际上是把一个懵懂少年扶植上台。甚至连柏拉图都曾说过谎话，或者他至少鼓励杰出领导人利用他所谓的“高尚的谎言”之类的神话，来创造凝聚力。有时候这些高尚的谎言被翻译成“华丽的神话”。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证明那些能让公民更愿意彼此关心的神话传说的确存在。但在21世纪这样一个“蛇鲨时代”，如果拙劣模仿出来的电视新闻报道比郑重其事的新闻报道能够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那么还会有人相信华丽的神话吗？

关于神话传说的故事

华兹华斯曾描述过一种“神秘的技巧，可以调和不和谐群体，让他们在社会中联合在一起”。想要从迥然不同的群体中激发出忠诚和爱国情绪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作。血统相近能够有所帮助，而不断地接触也同样有帮助。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与人接触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喜欢我们。这一点甚至对动物和抽象图形也有效果。假如你每天都盯着一张坐在窝里的鹪鹩照片看，那你有可能会对鹪鹩和鸟窝产生好感。尽管如此，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亲近关系带来的心理效果，还必须依靠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他人表现得像是家庭成员一样。即使有这种可能，那也一定会令人毛骨悚然。同陌生人相处，我们无须在理想、宗教或者形而上的方面有共同之处。坦率地讲，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去调查我在十字路口停留时所遇到的，或者在纽约地铁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信仰。毫无疑问，他们对我头脑中的想法也没有丝毫兴趣。我在《冲刺》一书中指出，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以一种违反直觉的方式做了一件好事，敦促我们要善意地对待陌生人。在市场经济中，买方和卖方常常需要多次打交道。这种“重复原则”促使他们彼此更加诚实。尽管如此，单凭诚实和亲近无法建设国家。

没人能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来传授美德或让迥然不同的人们变得亲近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件事关乎良好的习惯，而马克·吐温认为这有点儿像人们对诗歌、扑克或跳蛙比赛的爱好。遗憾的是，用于向孩子们传授传统美德（坚毅、机动性、自信心、爱国）的基本方法一直在遭受抨击。那么，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讲故事。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在21世纪，我们已经抛弃了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就像人类一旦走出洞穴，参与激烈竞争之后，就会告别家乡长辈那些古老、朴素的想法，告别篝火边的故事。

然而，我们现在同原始社会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人类依然喜欢讲故事、听故事。甚至连我们的权威机构都以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为中心。最高法院中除了那些身穿法袍、重复讲述我们社会内部冲突故事的老人之外，还有什么呢？国会选举中的那些玩世不恭的资深老兵也会提到一些竞选“故事”。亚里士多德把原始人类（智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我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是没有羽毛的、喜欢讲故事的两足动物。当然，其他生物也互相交流。蜜蜂通过嗡嗡声来确定方向，狗通过叫声来示警。但人类学会了如何在开始时交代故事背景，而后逐渐达到高潮，最后完成故事结局。

从美国诞生之日起，学校老师就通过民间故事和美国英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依然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往家跑的情景，手里挥舞着用剪刀从彩纸上剪出的帽子和旗帜，上面粘着厚厚的白色糨糊，许多小孩子都喜欢把它当零食舔。我们用装饰品和故事来庆祝哪些节日呢？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感恩节、华盛顿诞辰日、情人节以及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还有学校放假的前一日）。

今天，许多大人们认为不值得庆祝这些节日以及这些节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就在2015年感恩节之前，布鲁克林PS169学校的一位年轻校长禁止举行纪念活动，同时被取消的还有效忠宣誓活动。副校长发了一份通知，支持这一决定，并要求学校教职工“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多样性”。批评者声称，我们不能忽视残酷的历史“事实”。哥伦布和感恩节的清教徒们自身存在缺陷，这无法从我们历史画卷中被抹去。哥伦布和清教徒来到美洲之后，印第安人发现自己的家园遭到洗劫。一些历史学家说，哥伦布生性恶毒、蓄养奴隶、携带疾病，并且是个种族主义者。（当然，另外一些史学家声称，哥伦布是个受害者，试图躲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血腥清洗”。）尽管华盛顿将军帮助美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他随后鼓励美国蹂躏他国，扩张领土。

坦率地说，因为所有这些后来的问题而批评哥伦布、清教徒以及乔治·华盛顿，就好比批评马可·波罗，原因是高档饭店一份意大利面就卖30美元。

对待历史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而且也不是一时的流行。神话传说的丧失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分裂力量，这种力量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节日和国家的神话传说遭到破坏？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寻找建国之父和建国之母身上的瑕疵呢（比如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了解到的，繁荣的国家需要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并最终需要外来移民。但这些并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一开始，这个国家会嘲笑外国人。这种偏见受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驱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威廉·汉密尔顿关于为家人和陌生人做出牺牲的论述）。同时，这种偏见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教育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希腊人看作“朋友和族人，但要把其他民族看作植物或动物”。几千年来，各国一直对其他民族抱有厌恶心理，常常认为其他民族具有民族劣根性。有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外国人身上气味难闻，是同猪和猴子一起喂养的，或者像猪和猴子那样被养大的。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假如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繁荣，那它必须同外国人打交道，成为贸易伙伴或将其作为移民。此时此刻，现有的国家神话传说和建国英烈们就显得太过陈旧，性质太过单一，也太过狭隘了，无法被由多个文化组成的群体平等共享。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对这一点的阐释令人难以忘怀：“我们当时没有在普利茅斯岩登陆，而是普利茅斯岩砸在我们身上。”（作曲家科尔·波特在他1934年的作品《万事成空》中也用了同样的话。）此外，与本国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和外国人通常能够接受更脏的工作，工作环境也通常更肮脏危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里遍地铺的都是黄金，但我们发现这里到处是马粪。现在我们要亲自动手铺路。”因此，对于新来者而言，现有的神话传说看起来不那么适用了。假如神话传说看起来不大适用、不大令人信服，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珍惜它们呢？

今天，将近一半的英国公民不知道《大宪章》——一部近似神圣的自由法典。英国卡迪夫大学一位教授说，只有大约20%的英国大学生能够说出来19世纪的一位首相的名字。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不超过1/4的大学生能够把詹姆斯·麦迪逊的名字同美国宪法联系起来。但不要担心，99%的大学生能够准确辨认出《瘪四与大头蛋》里面的角色。

共同的故事和欢庆的节日都是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对抗国家的混乱局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会写道：“作为解放纪念日，独立日那天应当举行纪念活动……隆重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行活动。”1776年7月，亚当斯没有被庆祝胜利的烟花所迷惑，也没有被闷热的费城中洋溢的苹果酒香所迷醉。他在同一封信中警告说，争取独立的斗争肯定要付出“辛苦、鲜血和财富”。他清楚，历史会有缺陷、瑕疵和伤疤，但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未来分裂的威胁，美国人才更应当提升独立日的地位。

有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坚持认为，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孩子都了解开国元勋身上那些全部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对此，有人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告诉我们，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他们需要不同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一位优秀教师教育一个5岁孩子的方法不能跟教育14岁的孩子一样。因此，掩盖一些瑕疵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在小学阶段纪念和庆祝那些英雄和传统节日，可以向孩子们逐渐灌输各种美德和价值观，并鼓励他们探索真理，长大之后能够尊重诚实的辩论。下面就是我同柏拉图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理想国》中，强大的领袖们提倡高尚的谎言，目的是让普通百姓看不到重要的真相。例如，他们会说：“我们窃取了我们生活的土地。”而我拥护爱国主义神话故事，目的是帮助国家团结起来，同时知道大人们能够理解其中的虚构元素。要求公民偶尔搁置他们的疑问是正确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纪念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传统逾越节上，人们会聚在一起朗读摩西带领奴隶奔向自由的故事（有人可能会怀疑青蛙是否从天上掉下来）。《出埃及记》要求人们“应当告诉自己子女”的是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犹太法典》强调指出，“人应当把自己看作仿佛是当时正在离开埃及的人。”每年主持逾越节的神父都会通过想象再现这次旅程，尽管真实事件（这或许存有争议）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参加家庭盛宴的人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同那些穿越红海的逃离者有着基因上的联系。正是这种“仿佛”把只是出席逾越节的人变成了参与者，就把他们同几千年前的历史连为一体。

我们的感恩节的故事同样值得尊重。在庆祝这一节日时，我们应当表现得仿佛我们自己就是清教徒和万帕诺亚格人中的一员。当然，当初的清教徒认为自己同逃离埃及的希伯来人一样，他们恶毒的法老是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当年詹姆斯一世发誓要“让这些异教徒归顺”，否则就要打击他们，直到他们逃离英国，或者境遇更加悲惨。后来，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美国国徽上面应当包含摩西在红海上方伸开双臂的图案，这可以撼动乘坐在敞篷战车上的法老。托马斯·杰斐逊则刻画了荒野中的以色列儿童，白天由云彩引领，夜晚由火柱引领。（杰斐逊建议在国徽背面印上亨吉斯特和霍萨，传说这兄弟二人建立了英国。杰斐逊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对此我并不感到失望。）

传统节日真正代表了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符合振兴民族精神的需要的呢？与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是为了歌颂那个热那亚水手，不如说是为了颂扬有关勇气、探索、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的美德；与其说万圣节是为了纪念异教徒，不如说是为了吸引儿童，庆祝发现像南瓜这样的新大陆的农作物。一边敲门一边高喊“不给糖就捣乱”的做法教育人们，孩子们表现得越有礼貌，大人们就会越慷慨；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这种做法也利于引导孩子们明白该如何面对他们内心的焦虑（门后面会有什么怪物？）。感恩节教给我们的是有关礼让和工作的美德，以及对馈赠的感恩。与其说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是要把那些带着战争假发的将军们奉为神明，不如说是要教育孩子树立自由意识，培养他们的勇气。情人节赞美的是爱情。阵亡将士纪念日歌颂的是牺牲，鼓励孩子了解历史。

这些是那些手拿南瓜、头戴卡扣帽子的孩子所受到的真正教育，学到的真正美德：自由、探索、礼让、工作、勇气、牺牲和传统。受错误思想引导的大人们没有倡导这些常见的教育，没有分享传统，而是常常告诉孩子们去追寻那些与他们特殊的种族构成相一致的行为榜样。黑人不应当梦想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白人不应当试图效仿马丁·路德·金。这种趋势分裂了社会，损害了孩子们的梦想。小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不是跟我一样的来自新泽西海滩的蓝眼睛男孩，而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退休黑人，名字叫威利·梅斯。当我收到少年棒球联赛运动服时，我要妈妈在衣服背面缝上号码“24”。妈妈不是个灵巧的裁缝，而我也不是个身手敏捷的中场手。但我很高兴，因为我的教练没有为了让我的肤色同我偶像的肤色一致，就强迫我改变球衣号码。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工作也包括移民。比方说，一位来自波兰的新移民必须能够称乔治·华盛顿是自己的前辈，同弗吉尼亚州最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家族有着同样坚定的信念。感恩节的火鸡必须看起来同样美味可口，无论它周围摆的是成盘儿的波兰香肠、热气腾腾的成碗儿的酱牛肉，还是黑豆或米饭。那些勇敢面对惊涛骇浪和官僚阶级的移民体内的基因中有着更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参与到我们国家的故事中来，把他们看作仿佛是来此已久的群体，那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伤害。

要警惕当下，而不是过去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国家或许会做得十分过分，开始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美化过去呢？是的，但公民应当更加警惕，提防执政君主和首相们歌颂当下的自己。许多暴君和蛊惑民心的政客围绕他们自己鼓吹个人崇拜、调集军队，利用监狱作为个人游戏手段来镇压反对派。有时他们甚至声称自己具有神圣之力。卢浮宫内悬挂着一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的画作。画家安托万–让·格罗描绘了这位将军看望雅法地区感染鼠疫士兵的场景。这些人身形憔悴、面带恐惧，皮肤上全是癍疹。两个黑人用担架抬着一具尸体。拿破仑无视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伸手触摸死人腋下的水疱。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首先，它剽窃了《福音书》的创意，把拿破仑置于同耶稣同等的地位。在《福音书》中，当一个麻风病患者蹒跚着走向耶稣恳请他的帮助时，耶稣伸手触摸了这个人，结果他痊愈了。其次，这幅画是在1804年面世的，当时正值拿破仑称帝，马上要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这太过分了。拿破仑不是神，也不是圣人，而人们对在任领导人的公开崇拜危害性极大。

与把当前政客奉为神明的做法相比，我不大担心美化过去。我反对以健在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任何建筑或纪念馆。布伦丹·贝尔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的一位碌碌无为的州长。但不知何故，当1981年一座能容纳20000人的新泽西篮网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主场篮球馆在梅多兰兹建成开放时，它被命名为布伦丹·贝尔纳篮球馆（后来改名为埃佐德中心球馆）。我不相信贝尔纳先生个人出资修建了这座体育馆，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运球。此类显眼的做法容易招致腐败。在汤姆斯河的泽西海岸小镇上，一位野心勃勃的学校负责人在2004年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新体育馆，并主办了魔力红乐队、演员比尔·考斯比和凯丽·克拉克森的一些活动。6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闯进他的家中以受贿罪逮捕了他。该学区马上用一块儿油布把体育馆前带有他名字的标记遮盖了起来。

尊重国家神话和节日可以帮助把一个国家重新缝合起来。我担心目前我们用来缝合的布料正被人们胡乱翻找、乱挑毛病，就像对待Filene’s Basement（一个时装品牌）最后倒闭之前打折货架上的商品那样。我们国家的故事和我们国家的孩子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希望能够挽救国家，那么我们必须万众一心，不要陷入多元文化的致命陷阱之中。

当然，仅仅在学校中挥舞感恩节所戴的帽子是无法塑造民族性格、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在下面这一部分，我将会提出一些新策略，同分裂势力进行斗争。尽管这些思想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但它们也适合其他国家。我的《爱国主义宣言》是一种通用文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这些策略适用于所有事物，从免税代码到失业者的责任，再到新移民的责任。其中的一些建议在面对强大的混乱力量时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有时候，简单的象征性动作可以撼动重要目标。我们可以想一下约翰·F.肯尼迪在1963年6月访问柏林这件事。当这位年轻的总统到达柏林时，联邦德国民众正感到自己陷入共产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称西柏林对自己来说是“如鲠在喉”，发誓要拔掉这颗“欧洲心脏地带的楔子”。赫鲁晓夫威胁要同民主德国签署条约，阻止西方人前往西柏林。肯尼迪向数千名柏林市民只说了4个单词：“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他借此坚定了柏林人的决心。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来到柏林时，甚至连他自己的国务院都警告他不要激怒苏联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但里根坚决不同意自己外交官的观点，而是大声疾呼：“Mr. Gorbachev，tear down this Wall！”（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此时，他在自由的德国人心中，以及在那些实际上被民主德国政府扣为人质的人心中，激起了新一轮希望的浪潮。肯尼迪和里根总共说了10个单词，讲话时间加起来不到6秒钟，但这改变了柏林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下面这些想法，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可以帮助美国同对富裕国家构成威胁的混乱力量进行斗争。

战胜移民悖论，同不尊重我们历史的行为做斗争

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求本国的年轻人服兵役，或者参加其他全国性的活动。我们都认为芬兰不是一个特别充满压迫的地方（寒冷的冰雪除外），但芬兰政府要求年轻人要服6个月到1年的兵役；瑞士向梵蒂冈的教皇提供衣着整洁的卫兵，在国内则要求年轻人服兵役，或者用其他活动来替代兵役，比如向老年人提供帮助或者重建文化遗址。2013年，73%的瑞士选民投票反对取消强制性服务。我引用这些例子不是想要说美国应当制定征兵法或强制性为民服务条例，但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其他发达国家对其公民推行6个月到一整年的强制性服役，那么如果对那些申请公民身份的移民推行某种略显不便的措施是否太糟糕呢？尤其是这种“不便”能够提升他们对自己渴望加入的国家的了解。下面就是我的想法：

要求所有申请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人，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不少于5个下面这些历史遗址、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印章：

·保罗·里维尔故居（位于波士顿）、独立大厅（位于费城）、葛底斯堡古战场、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阿拉莫要塞。

·国家“二战”博物馆（位于新奥尔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宽容博物馆（位于洛杉矶）、珍珠港纪念堂、国家民权博物馆（位于孟菲斯市）。

·总统图书馆。

我还要对所有通过联邦计划申请学生助学贷款的美国公民提出类似的要求：

·效仿“以色列生存权”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私立机构，为年轻人提供游历以色列的机会），美国私人机构也应当成立“美国生存权”项目，向应该得到资助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参观我所说的“自由走廊”：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对那些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我们不仅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STEM）的人，而且应当考虑那些在美国历史和公民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

战胜有关盗窃、对下一代的掠夺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悖论

·同他们的孙子们相比，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从社会保障计划中获取的利益要大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只有在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国家债务状况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够增加福利。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应当推迟退休年龄，以利于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

·年轻父母应当享受高额税收抵免，但这只适用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同时自动将这笔资金存入为他们孩子设立的储蓄账户。尽管我们欢迎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但纳税人无须为此花钱作为额外奖励。

战胜工作分配不均，与僵化制度做斗争

如果再有悲观主义者抱怨政府从来没有改进他们的政策，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所通过的、由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利改革方案。尽管克林顿自己的一些顾问用辞职来表示抗议，但这一方案成功推动（或迫使）数百万福利受益者从福利名单中被删除，重新开始工作。旧金山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这项改革甚至让那些最无助的单身妈妈能够在经济上更加自给自足。”我们在此并不是要全方位讨论两党政策问题，但法律的确让人们看到，政策有时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如果求职者到另外一个州工作，那就给他们职业流动贷款。修改各个州的失业计划，让求职者看到在自己国家之外和自己所在州之外还有就业机会。

·向那些在失业救济期满之前找到工作的求职者发放“奖金”。几年前，我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周日版》“展望栏目”的头版中提出过这一建议。

·取消那些没有危险性工作的从业许可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极大地增加了从业成本。

·改革联邦伤残计划。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可以继续工作，而不是退休，只不过是从事更适合他们的工作。

·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年轻人遵守工作纪律。比方说，那些在21岁以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在退休时可以获得额外的社会保障奖励。

应对繁荣的代价需要脑力和体力，需要努力工作、缜密思考。同时它也需要投身于共同的目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值得我们去捍卫。历史告诫我们：几乎每一个国家最终都会变得疲惫不堪、缺乏自信，或者过于分化，难以凝聚到一起。但这并不是一项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爱国主义宣言》既是一种呼吁，也是一项行为准则，可以引导那些相信自己国家的存在可以为世界带来更多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爱国主义宣言

一个幽灵正出没于那些自由的国家中，但这个无形的怪物并非是由疾病、杀戮或贫穷滋养长大的。相反，它是从现代社会的繁荣中汲取营养，从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人中汲取营养。这些人抛弃、排斥或贬损那些能够把国家凝聚起来的神话、魔法和敬畏之心。尽管人类可能能力不足，无法重新点燃这些稍纵即逝却曾经强大无比的力量，但是我们应当努力确立原则，用自由、正义和共同防卫来约束自己。因此，我们庄严宣布：

1.热爱自己的祖国——心怀深厚的感情，与祖国荣辱与共。这应当是无比高尚之举，只要我们的祖国捍卫自由与正义。

2.一个国家的品德不是来自这个国家的高山和平原，也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人民的基因种族，而是来自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信仰。

3.从道德和法律角度来说，人民有权抵御攻击、侵略或者那些破坏民族性格的来势汹汹的文化入侵。

4.国家必须为“出国”和“言论”敞开大门——允许公民从这个国家自由地移民国外，允许公民在国内表达不满。

5.外来移民有义务理解和接受他们新国家的历史。本国出生的公民应当鼓励外来移民，让他们感到他们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去庆祝民族节日和传统，就像那些可以把祖先追溯到来到新大陆的第一批船只或马车的家庭一样。

6.不应当用时间来限制文化，而应当招引新故事和新英雄，因为他们提升了该民族对国家信仰的重视和忠诚。

7.国家应当成立一些服务子孙后代的组织和代言机构，就有关债务以及他们可能承担的义务等问题代表他们讲话。

8.尽管国家可以同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国家寻求建立防御联盟，展开贸易活动，但是不应当同那些持对立立场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者分享其出口奖励金。

怀揣着这些信仰，我们可以迈向未来，保全和振兴国家。国家也可以继续发展，不仅仅会变得更加繁荣，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稳固和自由。

有没有第二幕呢？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他是在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写下这句话的，当时他目睹了繁荣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思想，如何撕裂他同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的。有些读者错误地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意思是说生活中没有第二次机会。实际上，菲茨杰拉德所提到的是戏剧中的第二幕，就是在这一幕里剧中人物的世界坍塌了：安逸的生活被粉碎，朋友也背叛了他。那个一只眼睛失明、浑身血迹斑斑的拳击手必须抓住绳子，从拳击台上爬起来；那个之前天真单纯的家庭主妇遭到丈夫的欺骗和遗弃，为了赚钱供孩子上学，她不得不在夜间工作，累得眼圈发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物无不需要面对他们自身的恶习，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卑鄙的恶棍、躲过明枪暗箭、避开税务人员。他们回忆过去的奢华生活，试图从他们在昔日黄金岁月中狂饮的威士忌和果汁中寻找到一丝智慧。菲茨杰拉德不相信美国人的坚毅是真实存在的。他债台高筑、嗜酒成性，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或许美国和美国特性也都只不过是个神话传说。但即便如此，我们最好也要把握住它，利用我们的历史和理想避开国家分裂所遗留下来的深渊。是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但假如我们蔑视自己先辈的勇气，那就太愚蠢了。过去是个幽灵，但它也是个朋友。美国文学中有一部最出色也最发人深思的作品，其结尾写得令人拍案叫绝，其中所用的代词是“我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最后说道：“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到回到美好纯真的往昔岁月。”

让我们握紧船桨，奋力前行吧！